《雅述》(是什么书_内容主旨介绍)

明代批评理学的著作。上、下篇。明王廷相(生平见《慎言》条)著。

在“理气(道器)”的关系上，否定了程朱的“理在气先”。认为元气是世界的本原，是造化之本，元气之上没有主宰，“道”只能以元气为本，指出：“愚谓天地未生，只有元气。元气具，则造化人物之道理即此而在，故元气之上无物，无理。”(《上篇》)元气是浑沌未判之气，因“不可知其所自，故曰‘太极’;不可以像名状，故曰‘太虚’耳”(同上)。以“理根于气”的观点阐明了“一理”和“万理”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气一则理一，气分则理分(同上)的正确命题。宇宙万物皆由元气而生，故它们具有共同的规律;但具体事物间的气的结构不尽相同，故它们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一般规律寓于特殊规律，而绝无超出特殊规律的一般规律。把理的常、变建立在气的常、变的基础上，对宋儒所讲的理的凝固性提出了挑战。认为气既有聚散，则气之道、气之理也就有变化，指出：“或谓气有变，道一而不变;是道自道，气自气，歧然二物，非一贯之妙也。”(同上)进一步用这一思想反对程朱把“理”看作“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形而上学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变化发展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有不同的“理”，指出：“以其情实论之，揖让之然后为伐放，伐放之然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处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下篇》)

认识论上，正确地阐明了“心物(知行)”关系。认为必须首先依靠感官与外界接触，有所见闻才能得到知识，“物理不见不闻，虽圣哲亦不能索而知之“(《上篇》)。“心”只是感觉和思维的器官，本身并没有知识，是“虚灵”的，“知觉者，心之用;虚灵者，心之体”(《上篇》);“心”是在内的，物是在外的，“神者在内之灵，见闻者在外之资”(同上)。指出真正的知识是思考与见闻的结合、内与外的结合所产生的，“夫圣贤之所以为知者，不过思与见闻之会而已”(同上)。否定了人有“德性之知”，不承认不学而知、不学而能。认为“知”有“天性之知”和“人道之知”。指出：“婴儿在胞中自能饮食，出胞时便能视听，此天性之知、神化之不容己者。余因习而知、因悟而知、因过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父母兄弟之亲，亦积习稔熟然耳。”(同上)“天性之知”即人的生理本能，是后天通过实践获得知识(人道之知)的基础。指出“知”有一个不断积累深化的过程，“夫神性虽灵，必借见闻思虑而知，积知之久，以类贯通，而上天下地，入于至细至精，而无不达矣。虽至圣莫不由此”(同上)。感性知识须经心灵的反复加工才逐步形成真理性的知识。据此，书中对当时的学风予以了抨击，指出：“崇朱者以讲论为真诠，守陆者以禅定为要轨，终身畔于圣人之学而不自知，由之各相沿习，误天下后学，至于今尚然。”(《上篇》)

人性论上，反对朱熹把性和气割裂开，指出：“人具形气而后性出焉……人有生气则性存，无生气则性灭;一贯之道，不可离而论者也。”(《上篇》)在人性善恶问题上，认为人性本善，现实中人性之所以有善恶之分，是由于气本身有清有浊、有粹有驳决定的。把人性分为“人心”和“道心”。前者是“情欲之发”，后者是“道德之发”(《上卷》)，二者同得之天赋，皆由气质决定，但这种天赋人性并非指先天存在的道德观或天理，而是指人的自然本能和领悟道理的能力。认为人性有三个层次：善性、恶性和中人之性。善性存于气质清粹、情欲之心淡薄、道德之心颖悟的人;恶性存于气质浊驳、情欲之心放纵、道德之心愚钝的人;中人之性介于二者之间。反对“复性”说，指出：“性之原本未尝污坏，何复之有!”(《下篇》)

《雅述》收在《王氏家藏集》中，有明嘉靖十五年刻本及清初刻本，还有一明刻本，名为《王浚川所著书》，与《家藏集》编排不同。近人侯外庐等据明嘉靖刻本略作考订，编入《王廷相哲学选集》中，有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本和中华书局1965年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