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集注》(是什么书_内容主旨介绍)

宋代理学权威著作。全称《四书章句集注》，又名《四子》。十九卷。南宋朱熹编注。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号考亭、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福建南剑龙溪县(今南平)，居于建阳。十九岁中进士，做过五任地方官，均不久于职，六十五岁时任朝廷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任职仅四十天，因得罪权贵韩侂胄被免职还乡。他大半辈子孜孜于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曾先后复建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修建武夷精舍、沧州精舍，并亲自主讲，门生、问学者数以千计。朱熹生前并不得志，政治上屡遭排挤，学说也被弹劾为“伪学”。死后九年，朝廷才为他和他的学说恢复名誉。宋理宗时，以祀孔庙，此后历代都有追赠，学说被奉为“正学”。

《四书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和《孟子集注》七卷。《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因引用二程、程门弟子及其他人的说法较多，故称“集注”。以这样的次序排列四书，是有深意的。朱熹认为《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对于初学者来说，它比六经、语孟更迫切，《中庸》则是“孔门传授心法”。二者一是学习为人之道德的入门，一是儒家相传的思想方法原则，所以要首先学习。

朱熹对四书都作了一定的整理。对《大学》，还区分了经的部分和传的部分，并重新编排了章节，自补了阙文。在文字训诂上，朱熹自称：“某所解语、孟，和训诂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为咀嚼过。”(《年谱·宁宗庆元三年》)他对文字的诠释，不斤斤于名物、制度、字义的孤立繁琐考证，而注重于从整体上去探求，把握原书的思想体系。

《四书集注》最重要的地方是它对原书义理的阐释、发挥。书中发挥了儒家思想，论述了道、理、性、命、诚、格物致知、仁义礼智等哲学范畴及其关系。既辨析精微，又和人伦日用紧密相联。如论“诚”。“诚”是《中庸》中提出的重要概念，论述它的文字达八章之多。朱熹把“诚”解释为天理的属性，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如对“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一句，朱熹解释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又如对“不诚无物”一句，解释道：“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故必得是理，然后有是物。”

因为是以义理解经，其目的是在于藉此以宣传自己的思想，因此，注释并不完全忠实于原著，更多的是发挥自己的理解，甚至把理学家特有的许多概念、思想强加给原书。最典型的是朱熹对《大学·格物传》的补写。《大学》中对“格物致知”的释文在流传中佚失了。朱熹认为圣人的思想中有其固有的内在逻辑，把握了这个逻辑，那么，即使原文佚缺了，我们也可以根据圣人的意思把它补出来。于是他补道：“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其实，这分明是朱熹自己的认识论思想的总纲。

朱熹还在《四书集注》中发挥了自己“仁政”的政治思想，对于《论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一段，解释道：“民富，则君不致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也。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又如对《孟子》“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一段的解释：“一夫，言众叛亲离，不复以为君也。《书》曰：‘独夫纣。’盖四海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所以深警齐王，垂戒后世也。”这里有同情人民，抑止暴政的思想。

《四书集注》花费了朱熹后半生的主要心血。他先是收集关于四书的各种注解，择其精要者编成“精义”、“要义”、“集义”，然后从中选出他认为正确的编入《集注》，并在此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观点，再作“或问”，来阐述他之所以如此注解的理由，解答别人有可能提出的疑问。正如他自己所说，对四书“四十余年理会”、“毕力钻研、死而后已”。在去世前一天，他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

《四书集注》为历代学者所重视，为之而写的注解、论说难计其数。此书特别受历代统治者推崇。元延祐年间，复科举，以该书试士子，明清科举考试，亦以该书为准。由此成为天下士子必读之书，统治中国思想界六百余年。此书也受到颜元、王夫之等非正统儒学的思想家的批评，颜元《四书正误》说朱熹注经“好插入己意”，致失经书本旨;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对朱熹“知先于行”，“理能生气”的思想提出批评。

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知漳州，首次刊印该书，后又多次修改，定本在朱熹去世后刊刻于江西兴国，今均已不见。现存较好的版本有《四部备要》本(1957年中华书局重新排印)，明嘉靖年间广东崇正堂刊本，清嘉庆十六年(1811)吴县吴英、吴志忠父子校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