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体书势》(是什么书_内容主旨介绍)

书法体制论著。又名《四体书传并书势》。一卷。西晋卫恒撰。卫恒(?—291)，字巨山。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官至黄门侍郎，惠帝初为贾后及楚王司马玮所杀。书法宗尚东汉张芝，善作草、章草、隶、散隶等四种书体。

《四体书势》录自《晋书·卫恒传》。四体为：一、古文，二、篆书，三、隶书，四、草书。每体一论，各叙其起源，及名家遗事，分析名作，并各系之以赞语。其关于“古文”沿革之论述曰：“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有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作者以为，文字之始于“沮涌、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其后遂滋，称为六义。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等，从而概述了汉字的起源。其阐述“篆书”之源流曰：“昔周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者也。及平王东迁，诸侯力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损益之，奏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又概述了“自秦坏古，文有八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和“王莽时，使司空甄丰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复有六书”(古文、奇字、篆书、佐书〈即隶书〉、缪篆、鸟书)，以及“汉祭酒许慎撰《说文》，用篆书为正，以为体例，最新，可得而论也”等。至于“篆法”则云：“秦时李斯号为工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又逐一分析其师承及延伸，曰：“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善篆：少异于斯，而亦称善。邯郸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魏氏宝器铭题，皆诞书也。汉末又有蔡邕为侍中、中郎将，善篆，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其概述“隶书”之形成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其叙述“草书”之源流曰：“汉兴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

作品是对许慎《说文解字·序》的具体阐发，每论一体，总先引许说，其后又从书法的角度逐渐展开，一一分析品第，文末又均以辞赋短韵赞之。《篆势》赞记为蔡邕作，《草势》赞指为崔瑗作。古文《字势》赞及《隶势》赞可能出自作者本人之手。但张怀瓘认为《隶势》赞系蔡邕所作，而徐坚《初学记》则以为锺繇所作。四赞朴茂古雅，工力悉敌，可称杰构。作品由“六义”到“六书”等概念的提出，既反映了儒家传统文字观念的局限，也开创了早期书学品评理论的先河，同时又标志着书学从文字学的附庸而逐渐趋向独立。它是我国书学史上并不多见的一部专门论述、品析各种书体的著作，也是早期书学理论成熟过程中的代表作品之一。

传世有《书苑菁华》本、《说郛》本和《佩文斋画谱》本等，流传较广的是上海书画出版社的《历代书法论文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