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富以马,其强以兵”》辽景宗皇后萧燕燕传记
68 “其富以马,其强以兵”
每一个契丹人都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辽史·仪卫志》记载:“契丹故俗,便于鞍马。随水草迁徙,则有毡车,任载有大车,妇人乘马,亦有小车,贵富者加之华饰。禁制疏阔,贵适用而已。”《辽史·食货志》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彍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
早在辽太祖统治时期,便有战马万匹。虽然经过残酷的内战,出现过士兵们煮马驹、采野草为食,新生牲口十之七八死于道路,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契丹羊马又遍布全国了。述律太后便说:“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
![](../../zb_users/upload/2023/xiaotaihou/Figure-P339_10138.jpg)
辽代骑马狩猎图(局部,萧太后河文化馆藏)
契丹国内,除了汉人和原属渤海国的一部分人外,契丹人、奚人、室韦人等各民族都是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在畜牧业方面非常发达。等契丹国经过穆宗朝之后,在辽景宗、萧太后、辽圣宗的治理下,畜牧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并通过夏国、敌烈、阻卜、回跋、曷苏馆、蒲卢毛朵、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部朝贡获得很多良马,还在战争中获得更多的马匹。例如,统和四年(986年)辽军讨伐女真以后,耶律斜轸、萧勤德便带回二十余万匹马,这些马分别放牧在水草便地,因畜牧得法,几年后所增马匹不可计算。这个时候,也正是萧太后停止南征、努力提高国力的时候。当时的马匹之富,即便赐予大、小鹘军万余匹,也不会感觉减少。
契丹历代统治者均十分重视畜牧业,并专门设置了管理国家群牧的机构,建立了相应的制度。所谓群牧,就是在草原上建立国有牧场,由政府统一管理。早在辽太祖统治时,便以群牧组织“因民之利而利之,群牧蕃息,上下给足”。辽太宗时,北面官中设立了管理皇家牧群的群牧使司,设置群牧太保、侍中、敞史、都林牙等职。萧太后的父亲萧思温,年轻时便担任过群牧都林牙之职,这使得萧太后对畜牧业更加熟悉。《辽史·后妃列传》中称:“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而在所有的后妃中,萧太后无疑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契丹畜牧业的发达,深受南方宋人的羡慕。出使契丹国的宋朝使者苏颂亲眼见到契丹人放牧的情形:“羊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藩。”“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绊,有役则旋驱策而用,终日驰聚而力不困乏。”
最令宋朝羡慕和忌惮的,还是契丹的战马。所谓“其富以马,其强以兵”,便是畜牧业与军事互相促进,使得契丹铁骑无敌于天下。辽国的军事制度规定,凡是年满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百姓,都属于兵籍。每一名正军,配备三匹马以及筹集粮草、守护营铺的家丁各一人。
宋人也想大力发展畜牧业。尤其是雍熙北伐失败后,痛定思痛,宋太宗希望不惜代价提高战马的数量和质量,国子博士李觉也专门上书,谈及“夫冀北、燕、代,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敌之用,实资骑兵为急”,并提出相应策略,然而,宋朝的战马终究无法与契丹战马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