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富以马，其强以兵”》辽景宗皇后萧燕燕传记

68　“其富以马，其强以兵”

每一个契丹人都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辽史·仪卫志》记载：“契丹故俗，便于鞍马。随水草迁徙，则有毡车，任载有大车，妇人乘马，亦有小车，贵富者加之华饰。禁制疏阔，贵适用而已。”《辽史·食货志》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彍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

早在辽太祖统治时期，便有战马万匹。虽然经过残酷的内战，出现过士兵们煮马驹、采野草为食，新生牲口十之七八死于道路，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契丹羊马又遍布全国了。述律太后便说：“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

辽代骑马狩猎图（局部，萧太后河文化馆藏）

契丹国内，除了汉人和原属渤海国的一部分人外，契丹人、奚人、室韦人等各民族都是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在畜牧业方面非常发达。等契丹国经过穆宗朝之后，在辽景宗、萧太后、辽圣宗的治理下，畜牧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并通过夏国、敌烈、阻卜、回跋、曷苏馆、蒲卢毛朵、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部朝贡获得很多良马，还在战争中获得更多的马匹。例如，统和四年（986年）辽军讨伐女真以后，耶律斜轸、萧勤德便带回二十余万匹马，这些马分别放牧在水草便地，因畜牧得法，几年后所增马匹不可计算。这个时候，也正是萧太后停止南征、努力提高国力的时候。当时的马匹之富，即便赐予大、小鹘军万余匹，也不会感觉减少。

契丹历代统治者均十分重视畜牧业，并专门设置了管理国家群牧的机构，建立了相应的制度。所谓群牧，就是在草原上建立国有牧场，由政府统一管理。早在辽太祖统治时，便以群牧组织“因民之利而利之，群牧蕃息，上下给足”。辽太宗时，北面官中设立了管理皇家牧群的群牧使司，设置群牧太保、侍中、敞史、都林牙等职。萧太后的父亲萧思温，年轻时便担任过群牧都林牙之职，这使得萧太后对畜牧业更加熟悉。《辽史·后妃列传》中称：“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而在所有的后妃中，萧太后无疑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契丹畜牧业的发达，深受南方宋人的羡慕。出使契丹国的宋朝使者苏颂亲眼见到契丹人放牧的情形：“羊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藩。”“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绊，有役则旋驱策而用，终日驰聚而力不困乏。”

最令宋朝羡慕和忌惮的，还是契丹的战马。所谓“其富以马，其强以兵”，便是畜牧业与军事互相促进，使得契丹铁骑无敌于天下。辽国的军事制度规定，凡是年满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百姓，都属于兵籍。每一名正军，配备三匹马以及筹集粮草、守护营铺的家丁各一人。

宋人也想大力发展畜牧业。尤其是雍熙北伐失败后，痛定思痛，宋太宗希望不惜代价提高战马的数量和质量，国子博士李觉也专门上书，谈及“夫冀北、燕、代，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敌之用，实资骑兵为急”，并提出相应策略，然而，宋朝的战马终究无法与契丹战马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