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号与国旗》辽景宗皇后萧燕燕传记
70 国号与国旗
你知道辽朝的国号和国旗分别是什么吗?
“辽朝的国号自然是辽了。”有人会这样回答。没错,很长时间内,辽朝的国号都是“大辽”,不过还有很长时间叫“大契丹”。据史料以及碑刻等文物资料分析,辽朝的国号曾在“辽”与“契丹”之间交替,或者出现过两者并用的时期。
最早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代,国号为“契丹”。辽太宗耶律德光时代,大部分时间的国号也是“契丹”,直到契丹大军于会同十年(947年)攻入汴京后,耶律德光才把国号改为“大辽”。这些都在《辽史》中有明确记载。
《契丹国志》则称:“太宗嗣圣皇帝,讳德光,元名耀屈之,太祖第二子。丙戌岁即位,丁亥改元天显,丁酉改元会同,国号改大辽。”按照这一说法,“大辽”的国号在会同元年(938年)已有,比《辽史》中的记载要提前9年。
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记载,笔者更认同《辽史》。宋人叶隆礼所撰的《契丹国志》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在细节上有很多错误,运用起来不能不多加谨慎。
此后的《辽史》中不再有国号改复的记载。《契丹国志》中则记载:“圣宗天辅皇帝,讳隆绪,景宗之长子。癸未岁即位,改元统和,宋太平兴国八年。癸丑统和三十一年改元开泰,复改国号大契丹。”(此处的“统和三十一年”的说法有误,《辽史》中“统和二十九年”之后便为“开泰元年”。)如果按照这一说法,开泰元年(1012年)方有改回“大契丹”国号的事情。那么,萧太后在世时,其所用国号仍为“大辽”。
不过,按澶渊誓书中“大契丹皇帝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的说辞看,澶渊之盟签订那一年(1004年),辽朝使用过“大契丹”的国号。这就又有矛盾了。我们便不能不进一步分析。
整体而言,《辽史》中只有一次提到修改国号,而《契丹国志》则提到过多次,包括后来辽道宗又把国号复改为“大辽”。
而在景爱所著《历史上的萧太后》一书中,还提到《东都事略》以及多个墓志上的提法,认为“辽朝至少九改九复国号”。我想,这样的提法是有合理性的。
不过,笔者也有一个新的猜测:辽朝统治者不一定像宋人那样把国号看得很重。更多的可能是,辽朝的历史上曾出现两个国号并用的情况。
就像在萧太后时代,因为《辽史》《契丹国志》中都没有变更国号的说法,我们可以基本上认定其国号仍然沿用“大辽”。而澶渊誓书上辽圣宗用“大契丹皇帝”的名号,则可能是由于合约的对象是中原王朝,所以在“大辽”和“大契丹”二者之间选择了“大契丹”这一称呼。
说完“国号”,再说“国旗”。“国旗”也是代表一个国家的重要标志,十分重要。尤其是战场上,将“国旗”插在某个领地,往往象征着这块土地已被此国或此军所占领。《辽史》曾记载:“迭剌部耶律阿保机建旗鼓,自为一部,不肯受代,自号为王,尽有契丹国。”此外还常常可见“将南伐,祭旗鼓”这样的词句。可见,“旗鼓”在辽朝是极受重视的。然而,辽朝的国旗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对此,笔者的脑海中一直很是模糊。
直到参观萧太后河文化馆时,张苏先生指着一张他收藏的辽代人物画说:“那不就是辽朝国旗吗?”我一看,果然,一幅绘着日月图的旗帜正在契丹官员的身后迎风招展。这让我精神一振。再一次感受到文物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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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官员巡视图(萧太后河文化馆藏)
遍查《辽史》,只有《萧特烈传》中提到:“金兵望日月旗,知天祚在其下,以劲兵直趋奋击,无敢当者,天祚遁走。”那是唯一一次涉及辽朝国旗内容的文字。可是,按照其中“日月旗”三字,无论如何想不出具体的样子。而有了这幅辽画,则一目了然,大有百闻不如一见的感受。
而且,这还不是孤例。萧太后河文化馆的一个瓷器上,也同样发现绘有日月的旗帜。只不过已不是方形,日月的颜色也有了变化,而不变的是“上日下月”的基本形态。由此,笔者基本认定辽朝的国旗是“日月旗”了,而且马上联想到这样的旗帜曾经在更加广袤的土地上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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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白釉瓷瓶(萧太后河文化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