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号与国旗》辽景宗皇后萧燕燕传记

70　国号与国旗

你知道辽朝的国号和国旗分别是什么吗？

“辽朝的国号自然是辽了。”有人会这样回答。没错，很长时间内，辽朝的国号都是“大辽”，不过还有很长时间叫“大契丹”。据史料以及碑刻等文物资料分析，辽朝的国号曾在“辽”与“契丹”之间交替，或者出现过两者并用的时期。

最早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代，国号为“契丹”。辽太宗耶律德光时代，大部分时间的国号也是“契丹”，直到契丹大军于会同十年（947年）攻入汴京后，耶律德光才把国号改为“大辽”。这些都在《辽史》中有明确记载。

《契丹国志》则称：“太宗嗣圣皇帝，讳德光，元名耀屈之，太祖第二子。丙戌岁即位，丁亥改元天显，丁酉改元会同，国号改大辽。”按照这一说法，“大辽”的国号在会同元年（938年）已有，比《辽史》中的记载要提前9年。

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记载，笔者更认同《辽史》。宋人叶隆礼所撰的《契丹国志》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在细节上有很多错误，运用起来不能不多加谨慎。

此后的《辽史》中不再有国号改复的记载。《契丹国志》中则记载：“圣宗天辅皇帝，讳隆绪，景宗之长子。癸未岁即位，改元统和，宋太平兴国八年。癸丑统和三十一年改元开泰，复改国号大契丹。”（此处的“统和三十一年”的说法有误，《辽史》中“统和二十九年”之后便为“开泰元年”。）如果按照这一说法，开泰元年（1012年）方有改回“大契丹”国号的事情。那么，萧太后在世时，其所用国号仍为“大辽”。

不过，按澶渊誓书中“大契丹皇帝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的说辞看，澶渊之盟签订那一年（1004年），辽朝使用过“大契丹”的国号。这就又有矛盾了。我们便不能不进一步分析。

整体而言，《辽史》中只有一次提到修改国号，而《契丹国志》则提到过多次，包括后来辽道宗又把国号复改为“大辽”。

而在景爱所著《历史上的萧太后》一书中，还提到《东都事略》以及多个墓志上的提法，认为“辽朝至少九改九复国号”。我想，这样的提法是有合理性的。

不过，笔者也有一个新的猜测：辽朝统治者不一定像宋人那样把国号看得很重。更多的可能是，辽朝的历史上曾出现两个国号并用的情况。

就像在萧太后时代，因为《辽史》《契丹国志》中都没有变更国号的说法，我们可以基本上认定其国号仍然沿用“大辽”。而澶渊誓书上辽圣宗用“大契丹皇帝”的名号，则可能是由于合约的对象是中原王朝，所以在“大辽”和“大契丹”二者之间选择了“大契丹”这一称呼。

说完“国号”，再说“国旗”。“国旗”也是代表一个国家的重要标志，十分重要。尤其是战场上，将“国旗”插在某个领地，往往象征着这块土地已被此国或此军所占领。《辽史》曾记载：“迭剌部耶律阿保机建旗鼓，自为一部，不肯受代，自号为王，尽有契丹国。”此外还常常可见“将南伐，祭旗鼓”这样的词句。可见，“旗鼓”在辽朝是极受重视的。然而，辽朝的国旗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对此，笔者的脑海中一直很是模糊。

直到参观萧太后河文化馆时，张苏先生指着一张他收藏的辽代人物画说：“那不就是辽朝国旗吗？”我一看，果然，一幅绘着日月图的旗帜正在契丹官员的身后迎风招展。这让我精神一振。再一次感受到文物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辽代官员巡视图（萧太后河文化馆藏）

遍查《辽史》，只有《萧特烈传》中提到：“金兵望日月旗，知天祚在其下，以劲兵直趋奋击，无敢当者，天祚遁走。”那是唯一一次涉及辽朝国旗内容的文字。可是，按照其中“日月旗”三字，无论如何想不出具体的样子。而有了这幅辽画，则一目了然，大有百闻不如一见的感受。

而且，这还不是孤例。萧太后河文化馆的一个瓷器上，也同样发现绘有日月的旗帜。只不过已不是方形，日月的颜色也有了变化，而不变的是“上日下月”的基本形态。由此，笔者基本认定辽朝的国旗是“日月旗”了，而且马上联想到这样的旗帜曾经在更加广袤的土地上飘扬。

辽代白釉瓷瓶（萧太后河文化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