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君臣的复盘》辽景宗皇后萧燕燕传记
64 宋朝君臣的复盘
雍熙北伐时,无论从整体的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实力,宋朝均高于辽朝,可是竟落了个大败而回,劳民伤财,对宋朝是一个重大打击。此后,萧太后、辽圣宗的两次报复性南征,进一步加大了对宋朝的逼压,使得以宋太宗为首的宋朝君臣不得不对以往的战役进行全面的复盘,以便部署新的对辽策略。
复盘,本是围棋术语,也称“复局”,指对局完毕后,棋手将博弈过程重复一次,以便找出对弈过程中的优劣与得失。这个方法很好,所以被变通地运用到方方面面。
雍熙北伐后,宋太宗明显低调起来,甚至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错误。宋端拱元年(988年,辽统和六年)三月,宋太宗又下诏征求直言,称:“至于政教之堙郁,典章之阙漏,国蠹民瘼,悉当上言,无有所隐。”第二年正月,宋太宗下诏,令文武群臣各陈备边御戎之策。为鼓励大家知无不言,宋太宗厚赏第一位直言的官员温仲舒。此后,敢于直言的奏议纷涌而来。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张洎、王禹偁、田锡的奏议。
张洎时为户部郎中,在他的奏议中,将宋军失利的主要原因归结到三个方面:一是失地利,“今自飞狐以东,重关复岭,塞垣巨险,皆为契丹所有。燕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国也”。二是兵力分散,“今河朔郡县,列壁相望,朝廷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焉。及乎贼众南驰,长驱深入,咸婴城自固,莫敢出战”。三是“将从中御,士不用命”,“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就此,张洎提出了“缘边建三大镇,各统十万之众”,授予军队元帅绝对的斩杀大权等建议。但整体而言,张洎还是希望宋朝与辽和好,“请陛下稍抑至尊,举通和之策,彼若归仁悔过,奉大国之欢盟,结好息民,以宁宇县,固邦家之望也”。
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则将自己的“备边之策”概括为“外任其人,内修其德之道”,然后从“外”和“内”两个方面陈述了自己的建议。在“外备”方面,他有与张洎类似的建议,认为“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是造成战争失利的重要原因,请国家在缘边要害之地,建立三支各十万人的军队,互相救援,责以成功。此外,他还提出“侦逻边事,罢用小臣”,“行间谍以离之,因衅隙以取之”,“以夷狄伐夷狄”,“下哀痛之诏以感激边民”等四条“外备”之策。在“内强”方面,他也提出五条建议,分别为:“并省官吏,惜经费”,“艰难选举,抑儒臣而激武臣”,“信用大臣,参决机务”,“不贵虚名,戒无益”,“禁止游惰,厚民力”。最后则称:“若军运劳于外,游惰耗于内,人力日削,边用日多,不幸有水旱之灾,则寇不在外而在乎内也。惟陛下熟计之。”对此,无论《续资治通鉴》还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都称宋太宗阅览后,深加叹赏。宰相赵普尤其器重。
不过,叹赏归叹赏,有些建议可以采纳,而对二人都提到的在边防建立各十万大军的三大军事重镇、大力提高军队将领权力的重要建议,宋太宗无法采纳。因为这与宋朝立国的宗旨相违背。宋朝之所以能够摆脱五代周期律的困扰,就是因为根除了自中唐以来的藩镇割据,根除了地方军队权力太大的弊病。如果采纳,岂不又要政权不稳。对此,宋太宗的选择是:“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由于宋太宗鼓励大家直言,知制诰田锡在奏疏中直接指出宋太宗本人的毛病。这是众多将领都领教过、却又不敢明言的苦衷——那就是宋太宗对自己的军事才能有点过分自信,总喜欢以预先设定的方案或者阵图遥控战场上的将领。
本来,战争形势瞬间万变,临敌将帅应该有绝对的临机应变的权力。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成例。宋太宗偏偏就要打破这个规则。
早在辽景宗在世时的满城之战中,宋太宗便以阵图授予诸将,令将兵分为八阵。等辽军逼近时,满城守将崔翰便按照宋太宗的“锦囊妙计”按图布阵,没想到不布阵还好,一布阵,军队瞬间分散,令军士疑惑畏惧,斗志全无。幸亏右龙武将军赵延进勇于担当,坚决反对,并说:“主上将边事委托给我们,就是想让我们克敌。现在军士分散,如果敌人攻击,如何互保?不如合而击之,可以决胜。这样,虽然违背了主上的命令,但还是胜利了,这不远胜失败辱国吗?”崔翰等人自然同意赵延进的说法,但不敢答应,说:“万一不胜,怎么办?”赵延进说:“倘若失败,我赵延进一个人担责任。”可即便如此,因为宋太宗亲授阵图,崔翰等人还是不敢违背,害怕担负擅改诏旨的责任,那可是欺君大罪!好在镇州监军、六宅使李继隆也说:“兵贵适变,安可以预料为定!违诏之罪,继隆请独当之。”这样,崔翰等才将军队合为二阵,取得胜利,他们也因此受到朝廷的奖励。可是,如果他们没成功呢,后果可想而知!
在雍熙北伐中,宋太宗同样如此。按理说,在作战经验方面,他哪比得上身经百战的曹彬,可他偏偏就要干涉曹彬的作战方案。最后,北伐失败后,曹彬也就成了宋太宗的替罪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田锡在奏疏中虽然没有点宋太宗的名字,但已经直截了当地说:“今之御戎,无先于选将帅,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以阵图,不须授之方略,自然因机设变,观衅制宜,无不成功,无不破敌矣。”又说:“若以社稷之大计,为子孙之远图,则在乎举大略,求将相,务帝王之大体也。设如人欲理身,先理心,心无邪则身自正;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臣谓边上动,由朝廷动之,边上静,由朝廷静之。任贤相于内,则百职举而纪纲正。委良将于外,则四夷静而边鄙安。”
这些奏章中的很多建议都是切中时弊的,但也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王禹偁奏章中提到了萧太后,称:“臣风闻契丹中妇人任政,荒淫不法,谓宜委边上重臣,募边民谙练蕃情者,间谍蕃中酋长,啖以厚利,推以深恩。蕃人好利而无义,待其离心,因可取也。”这里提到的“妇人任政”,是中原人士无法认同,也是百般诋毁的,因为与他们男人主政的价值观完全不合。可是,他们对萧太后的真实情况又有多少了解呢?不过,诋毁归诋毁,他们都认为此时不宜再与辽朝打仗了。
雍熙北伐失败后,宋太宗虽然嘴上没说,而且还曾装模作样地做出再次北伐的打算,但其内心早已有了厌战心理,决定采取守势了。这种厌战情绪在宋朝君臣中相当普遍。
因此,不久之后,宋朝便在河北平原上疏通、挖掘河道,使西起沉远泊(今河北保定北)、东到泥沽海口(今天津塘沽南)的九百里之地,遍布河水塘泊;沉远泊以西,则大量种植榆柳林木,广设寨、铺,派兵把守,以防辽军南下。
与此同时,宋朝君臣在国内治理上下足功夫,有效地提高了宋朝的经济实力与文化水平。他们也不断加强着对辽朝的侦探活动,希望得到像辽穆宗时期那样的辽朝内乱情报,可是在这些方面,以萧太后为首的辽政权总是让他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