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君臣的复盘》辽景宗皇后萧燕燕传记

64　宋朝君臣的复盘

雍熙北伐时，无论从整体的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实力，宋朝均高于辽朝，可是竟落了个大败而回，劳民伤财，对宋朝是一个重大打击。此后，萧太后、辽圣宗的两次报复性南征，进一步加大了对宋朝的逼压，使得以宋太宗为首的宋朝君臣不得不对以往的战役进行全面的复盘，以便部署新的对辽策略。

复盘，本是围棋术语，也称“复局”，指对局完毕后，棋手将博弈过程重复一次，以便找出对弈过程中的优劣与得失。这个方法很好，所以被变通地运用到方方面面。

雍熙北伐后，宋太宗明显低调起来，甚至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错误。宋端拱元年（988年，辽统和六年）三月，宋太宗又下诏征求直言，称：“至于政教之堙郁，典章之阙漏，国蠹民瘼，悉当上言，无有所隐。”第二年正月，宋太宗下诏，令文武群臣各陈备边御戎之策。为鼓励大家知无不言，宋太宗厚赏第一位直言的官员温仲舒。此后，敢于直言的奏议纷涌而来。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张洎、王禹偁、田锡的奏议。

张洎时为户部郎中，在他的奏议中，将宋军失利的主要原因归结到三个方面：一是失地利，“今自飞狐以东，重关复岭，塞垣巨险，皆为契丹所有。燕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国也”。二是兵力分散，“今河朔郡县，列壁相望，朝廷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焉。及乎贼众南驰，长驱深入，咸婴城自固，莫敢出战”。三是“将从中御，士不用命”，“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就此，张洎提出了“缘边建三大镇，各统十万之众”，授予军队元帅绝对的斩杀大权等建议。但整体而言，张洎还是希望宋朝与辽和好，“请陛下稍抑至尊，举通和之策，彼若归仁悔过，奉大国之欢盟，结好息民，以宁宇县，固邦家之望也”。

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则将自己的“备边之策”概括为“外任其人，内修其德之道”，然后从“外”和“内”两个方面陈述了自己的建议。在“外备”方面，他有与张洎类似的建议，认为“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是造成战争失利的重要原因，请国家在缘边要害之地，建立三支各十万人的军队，互相救援，责以成功。此外，他还提出“侦逻边事，罢用小臣”，“行间谍以离之，因衅隙以取之”，“以夷狄伐夷狄”，“下哀痛之诏以感激边民”等四条“外备”之策。在“内强”方面，他也提出五条建议，分别为：“并省官吏，惜经费”，“艰难选举，抑儒臣而激武臣”，“信用大臣，参决机务”，“不贵虚名，戒无益”，“禁止游惰，厚民力”。最后则称：“若军运劳于外，游惰耗于内，人力日削，边用日多，不幸有水旱之灾，则寇不在外而在乎内也。惟陛下熟计之。”对此，无论《续资治通鉴》还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都称宋太宗阅览后，深加叹赏。宰相赵普尤其器重。

不过，叹赏归叹赏，有些建议可以采纳，而对二人都提到的在边防建立各十万大军的三大军事重镇、大力提高军队将领权力的重要建议，宋太宗无法采纳。因为这与宋朝立国的宗旨相违背。宋朝之所以能够摆脱五代周期律的困扰，就是因为根除了自中唐以来的藩镇割据，根除了地方军队权力太大的弊病。如果采纳，岂不又要政权不稳。对此，宋太宗的选择是：“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由于宋太宗鼓励大家直言，知制诰田锡在奏疏中直接指出宋太宗本人的毛病。这是众多将领都领教过、却又不敢明言的苦衷——那就是宋太宗对自己的军事才能有点过分自信，总喜欢以预先设定的方案或者阵图遥控战场上的将领。

本来，战争形势瞬间万变，临敌将帅应该有绝对的临机应变的权力。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成例。宋太宗偏偏就要打破这个规则。

早在辽景宗在世时的满城之战中，宋太宗便以阵图授予诸将，令将兵分为八阵。等辽军逼近时，满城守将崔翰便按照宋太宗的“锦囊妙计”按图布阵，没想到不布阵还好，一布阵，军队瞬间分散，令军士疑惑畏惧，斗志全无。幸亏右龙武将军赵延进勇于担当，坚决反对，并说：“主上将边事委托给我们，就是想让我们克敌。现在军士分散，如果敌人攻击，如何互保？不如合而击之，可以决胜。这样，虽然违背了主上的命令，但还是胜利了，这不远胜失败辱国吗？”崔翰等人自然同意赵延进的说法，但不敢答应，说：“万一不胜，怎么办？”赵延进说：“倘若失败，我赵延进一个人担责任。”可即便如此，因为宋太宗亲授阵图，崔翰等人还是不敢违背，害怕担负擅改诏旨的责任，那可是欺君大罪！好在镇州监军、六宅使李继隆也说：“兵贵适变，安可以预料为定！违诏之罪，继隆请独当之。”这样，崔翰等才将军队合为二阵，取得胜利，他们也因此受到朝廷的奖励。可是，如果他们没成功呢，后果可想而知！

在雍熙北伐中，宋太宗同样如此。按理说，在作战经验方面，他哪比得上身经百战的曹彬，可他偏偏就要干涉曹彬的作战方案。最后，北伐失败后，曹彬也就成了宋太宗的替罪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田锡在奏疏中虽然没有点宋太宗的名字，但已经直截了当地说：“今之御戎，无先于选将帅，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以阵图，不须授之方略，自然因机设变，观衅制宜，无不成功，无不破敌矣。”又说：“若以社稷之大计，为子孙之远图，则在乎举大略，求将相，务帝王之大体也。设如人欲理身，先理心，心无邪则身自正；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臣谓边上动，由朝廷动之，边上静，由朝廷静之。任贤相于内，则百职举而纪纲正。委良将于外，则四夷静而边鄙安。”

这些奏章中的很多建议都是切中时弊的，但也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王禹偁奏章中提到了萧太后，称：“臣风闻契丹中妇人任政，荒淫不法，谓宜委边上重臣，募边民谙练蕃情者，间谍蕃中酋长，啖以厚利，推以深恩。蕃人好利而无义，待其离心，因可取也。”这里提到的“妇人任政”，是中原人士无法认同，也是百般诋毁的，因为与他们男人主政的价值观完全不合。可是，他们对萧太后的真实情况又有多少了解呢？不过，诋毁归诋毁，他们都认为此时不宜再与辽朝打仗了。

雍熙北伐失败后，宋太宗虽然嘴上没说，而且还曾装模作样地做出再次北伐的打算，但其内心早已有了厌战心理，决定采取守势了。这种厌战情绪在宋朝君臣中相当普遍。

因此，不久之后，宋朝便在河北平原上疏通、挖掘河道，使西起沉远泊（今河北保定北）、东到泥沽海口（今天津塘沽南）的九百里之地，遍布河水塘泊；沉远泊以西，则大量种植榆柳林木，广设寨、铺，派兵把守，以防辽军南下。

与此同时，宋朝君臣在国内治理上下足功夫，有效地提高了宋朝的经济实力与文化水平。他们也不断加强着对辽朝的侦探活动，希望得到像辽穆宗时期那样的辽朝内乱情报，可是在这些方面，以萧太后为首的辽政权总是让他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