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延芳淀——萧太后的狩猎场》辽景宗皇后萧燕燕传记
67 通州延芳淀——萧太后的狩猎场
2019年12月20日,阳光明媚,笔者专程前往北京通州博物馆,看看有没有什么关于辽朝的文物。
拾级而上,进入博物馆,发现那儿的文物并不多,辽朝文物更是少之又少。然而,给我意外收获的是,一进第一个大厅,我便看到巨幅的“辽代通州”图,图内以延芳淀为中心,并在右边一个木制牌匾上赫然写着:“萧太后的狩猎场”。我心中一喜,光是这些,就让我感到不枉此行了。
延芳淀就位于北京通州张家湾南。辽朝的时候,这里方圆数百里内,烟波浩渺,芦苇密布,物产丰美,景色宜人。春天暖和一点的时候,它是天鹅、大雁等众多鸟类的天堂,也是鹿、羊、野猪、野兔的聚集地;到了夏天和秋天,则是另一种景象,到处都是映日荷花、飘香果实……而这个地方之所以赫赫有名,更因为它是辽代皇家临幸打猎的地方。《辽史·地理志》记载:
漷阴县,本汉泉山之霍村镇。辽每季春,弋猎于延芳淀,居民成邑,就城故漷阴镇,后改为县。
在京东南九十里。延芳淀方数百里,春时鹅鹜所聚,夏秋多菱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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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通州图(摄于通州博物馆)
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连锤、鹰食、刺鹅锥,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鹘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鹘。得头鹅者,例赏银绢。
国主、皇族、群臣各有分地。户五千。
对于延芳淀,笔者早已留意,而且注意到北京市于2016年年末就决定在这里重建一片1480公顷的大型湿地,力图再现当年天下第一皇家狩猎场水清草肥的景象。只是参观通州博物馆时,没想到他们以“萧太后的狩猎场”来描述此地。
一开始有点意外,但再一琢磨,觉得这样可能更好一些。
首先,将世人皆知的萧太后作为代言人,可以让大家迅速记住这个地方,在自然景色中加入浓厚的人文气息,可以增添亲近感。
其次,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辽史》中记载“临幸延芳淀”从圣宗朝开始,而且颇为频繁,那时候也正是萧太后称制的时候,而且辽朝还将辽景宗、萧太后的石像树立于此,所以称其为“萧太后的狩猎场”,即便放在辽朝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第三,这附近还有萧太后河以及萧太后桥。萧太后河确实是萧太后在世时为了输送军粮特地开发的,全长20多公里,与凉水河连通后能直接到达辽朝南京城,一千多年来一直惠及沿岸百姓;萧太后桥其实与萧太后本人没有关系,而且是在明朝时建造的,然而当地百姓仍习惯上称其为萧太后桥,由此可见很多年以来,萧太后在通州这一带颇有声望。
由“萧太后的狩猎场”很容易就能联想到辽朝的狩猎业,联想到辽金元时代的顶级捕鹅神雕——海东青。通州博物馆正有一只凌空悬挂着的海东青标本,并有文字说明如下:
雕出辽东,最俊者谓之海东青。海东青属于大型猛禽,体重健壮。雌性比雄性还大,最重可达6公斤。身高1米左右,两翅展开2米多长。头部羽毛白色,缀有褐斑,上体均呈暗灰色;胸部褐红色,缀有褐斑,尾部纯白色;嘴较厚长,跗蹠只上部被羽,雌雄同色,喙爪像铁钩一样硬,飞得既快又高,能捕天鹅、野鸭、兔、狍等禽兽。因此,辽代的皇帝,每年春天在鸭子河(今松花江)附近放海东青捕天鹅,捕到第一只天鹅,要摆宴庆贺,名曰“头鹅宴”。金、元时期女真族和蒙古族的贵族也有用海东青捕猎的习俗。体现了捺钵文化在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性。
这里面提到的“捺钵文化”,笔者在本书一开始就提及过。捺钵,契丹语,就是皇帝的行营、行在之意。辽朝虽有都城,但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政权在都城的时间并不多,即便到了萧太后、辽圣宗时代,仍旧按照契丹人“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游牧传统,实行春夏秋冬在不同地方生活、打猎的四时捺钵制度,并由此形成独特的捺钵文化。延芳淀,便曾是辽朝的捺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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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青标本(摄于通州博物馆)
说来也巧,就在参观完通州博物馆两天后,我又在北京史记研究会的会议中开了一次眼界。
那次会议中,考古学家宋兆麟向大家展示了一幅辽代的狩猎图,正好十分直白地展示了辽朝捺钵狩猎的场景,尤其是中间三个狩猎者与三只海东青共同对付三只鹅的场景,与前面《辽史·地理志》中的文字相对照:“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连锤、鹰食、刺鹅锥……国主亲放海东青鹘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鹘。”是不是可以非常清晰地明了其中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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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兆麟先生向大家介绍辽代狩猎图
此外,笔者还在萧太后河文化馆见到瓷器上的臂鹰打猎图以及宰鹿图等等,更在各种古籍中看到描述辽人狩猎的文字,看得多了,便会不由自主地感慨狩猎业在辽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平沙软草天鹅肥,胡儿千骑晓打围。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解凌空飞。海东健鹘健如许,鞴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这首南宋诗人姜夔所写的“契丹歌”,生动地描述了契丹人捕捉天鹅的情形。
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
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
这首苏颂所写的《契丹帐》,更是概括介绍了畋猎是辽人的主要生活方式。
还有一段文字是专门解释猎人诱鹿、射鹿的技巧——“哨鹿”:“哨鹿之说,《辽史》已有之,但未详其法。今特志之:每岁于白露后三日,猎者衣鹿皮,戴鹿头,天未明,潜伏草中,吹木筒作声,牡鹿闻之,以为求其偶也,遂踊跃至,至,则利镞加焉,无得脱者。”由此可见,辽人在打猎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和办法。
契丹的猎神叫“麃鹿神”,《辽史》记载:“麃鹿神:辽俗好射麃鹿,每出猎,必祭其神,以祈多获。”《辽史》还记载:“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其中的“畋渔”,除了打猎,还有捕鱼。
没错,捕鱼也是契丹重要的生活方式。翻阅《辽史》,我们会发现“捕鱼”“钓鱼”乃至“叉鱼”的不少文字,然而,更多的地方用“钩鱼”二字。
什么叫钩鱼呢?这与捕鱼工具有关。用叉子时,称之为叉鱼;同样,用钩时,称之为钩鱼。辽朝皇帝钩鱼,多在土河(老哈河)、鸭子河(松花江)、达鲁河(洮儿河)等处,且在冬季结冰之后。
如何钩鱼呢?宋人程大昌曾引用《燕北杂录》的记载,详细描述过凿冰钩鱼的全过程:
达鲁河东与海接,岁正月方冻,至四月而泮。其钩是鱼也,虏主与其母皆设帐冰上,先使人于河上下十里间以毛网截鱼,令不得散逸,又从而驱之,使集冰帐。其床前预开冰窍四,名为冰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环之不透,第斫减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鱼,而透者将以施钩也。鱼虽水中之物,若久闭于冰,遇可出水之外,亦必伸首吐气。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鱼,而薄不透水者将以伺视也。鱼之将至,伺者以告虏主,即遂于斫透眼中用绳钩掷之,无不中者。头鱼既得,遂相与出冰帐于别帐作乐上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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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瓷器上的臂鹰打猎图(萧太后河文化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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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瓷器上的宰鹿图(萧太后河文化馆藏)
凿冰钩鱼,也被称为罩鱼。宋绶《上契丹事》中记载:“蕃俗喜罩鱼。设毡庐于河冰之上,密掩其门,凿冰为窍,举火照之,鱼尽来凑,即垂钓(钩)竿,罕有失者。”
据说,凿冰钩鱼是契丹人的创造,直到现在还被北方不少民族继续沿用。我们也可以想到,在萧太后、辽圣宗两次南征后的十年休养生息的时间里,辽朝的捕鱼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