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延芳淀——萧太后的狩猎场》辽景宗皇后萧燕燕传记

67　通州延芳淀——萧太后的狩猎场

2019年12月20日，阳光明媚，笔者专程前往北京通州博物馆，看看有没有什么关于辽朝的文物。

拾级而上，进入博物馆，发现那儿的文物并不多，辽朝文物更是少之又少。然而，给我意外收获的是，一进第一个大厅，我便看到巨幅的“辽代通州”图，图内以延芳淀为中心，并在右边一个木制牌匾上赫然写着：“萧太后的狩猎场”。我心中一喜，光是这些，就让我感到不枉此行了。

延芳淀就位于北京通州张家湾南。辽朝的时候，这里方圆数百里内，烟波浩渺，芦苇密布，物产丰美，景色宜人。春天暖和一点的时候，它是天鹅、大雁等众多鸟类的天堂，也是鹿、羊、野猪、野兔的聚集地；到了夏天和秋天，则是另一种景象，到处都是映日荷花、飘香果实……而这个地方之所以赫赫有名，更因为它是辽代皇家临幸打猎的地方。《辽史·地理志》记载：

漷阴县，本汉泉山之霍村镇。辽每季春，弋猎于延芳淀，居民成邑，就城故漷阴镇，后改为县。

在京东南九十里。延芳淀方数百里，春时鹅鹜所聚，夏秋多菱芡。

辽代通州图（摄于通州博物馆）

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连锤、鹰食、刺鹅锥，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鹘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鹘。得头鹅者，例赏银绢。

国主、皇族、群臣各有分地。户五千。

对于延芳淀，笔者早已留意，而且注意到北京市于2016年年末就决定在这里重建一片1480公顷的大型湿地，力图再现当年天下第一皇家狩猎场水清草肥的景象。只是参观通州博物馆时，没想到他们以“萧太后的狩猎场”来描述此地。

一开始有点意外，但再一琢磨，觉得这样可能更好一些。

首先，将世人皆知的萧太后作为代言人，可以让大家迅速记住这个地方，在自然景色中加入浓厚的人文气息，可以增添亲近感。

其次，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辽史》中记载“临幸延芳淀”从圣宗朝开始，而且颇为频繁，那时候也正是萧太后称制的时候，而且辽朝还将辽景宗、萧太后的石像树立于此，所以称其为“萧太后的狩猎场”，即便放在辽朝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第三，这附近还有萧太后河以及萧太后桥。萧太后河确实是萧太后在世时为了输送军粮特地开发的，全长20多公里，与凉水河连通后能直接到达辽朝南京城，一千多年来一直惠及沿岸百姓；萧太后桥其实与萧太后本人没有关系，而且是在明朝时建造的，然而当地百姓仍习惯上称其为萧太后桥，由此可见很多年以来，萧太后在通州这一带颇有声望。

由“萧太后的狩猎场”很容易就能联想到辽朝的狩猎业，联想到辽金元时代的顶级捕鹅神雕——海东青。通州博物馆正有一只凌空悬挂着的海东青标本，并有文字说明如下：

雕出辽东，最俊者谓之海东青。海东青属于大型猛禽，体重健壮。雌性比雄性还大，最重可达6公斤。身高1米左右，两翅展开2米多长。头部羽毛白色，缀有褐斑，上体均呈暗灰色；胸部褐红色，缀有褐斑，尾部纯白色；嘴较厚长，跗蹠只上部被羽，雌雄同色，喙爪像铁钩一样硬，飞得既快又高，能捕天鹅、野鸭、兔、狍等禽兽。因此，辽代的皇帝，每年春天在鸭子河（今松花江）附近放海东青捕天鹅，捕到第一只天鹅，要摆宴庆贺，名曰“头鹅宴”。金、元时期女真族和蒙古族的贵族也有用海东青捕猎的习俗。体现了捺钵文化在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性。

这里面提到的“捺钵文化”，笔者在本书一开始就提及过。捺钵，契丹语，就是皇帝的行营、行在之意。辽朝虽有都城，但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政权在都城的时间并不多，即便到了萧太后、辽圣宗时代，仍旧按照契丹人“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游牧传统，实行春夏秋冬在不同地方生活、打猎的四时捺钵制度，并由此形成独特的捺钵文化。延芳淀，便曾是辽朝的捺钵。

海东青标本（摄于通州博物馆）

说来也巧，就在参观完通州博物馆两天后，我又在北京史记研究会的会议中开了一次眼界。

那次会议中，考古学家宋兆麟向大家展示了一幅辽代的狩猎图，正好十分直白地展示了辽朝捺钵狩猎的场景，尤其是中间三个狩猎者与三只海东青共同对付三只鹅的场景，与前面《辽史·地理志》中的文字相对照：“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连锤、鹰食、刺鹅锥……国主亲放海东青鹘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鹘。”是不是可以非常清晰地明了其中的细节？

宋兆麟先生向大家介绍辽代狩猎图

此外，笔者还在萧太后河文化馆见到瓷器上的臂鹰打猎图以及宰鹿图等等，更在各种古籍中看到描述辽人狩猎的文字，看得多了，便会不由自主地感慨狩猎业在辽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平沙软草天鹅肥，胡儿千骑晓打围。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解凌空飞。海东健鹘健如许，鞴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这首南宋诗人姜夔所写的“契丹歌”，生动地描述了契丹人捕捉天鹅的情形。

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

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

这首苏颂所写的《契丹帐》，更是概括介绍了畋猎是辽人的主要生活方式。

还有一段文字是专门解释猎人诱鹿、射鹿的技巧——“哨鹿”：“哨鹿之说，《辽史》已有之，但未详其法。今特志之：每岁于白露后三日，猎者衣鹿皮，戴鹿头，天未明，潜伏草中，吹木筒作声，牡鹿闻之，以为求其偶也，遂踊跃至，至，则利镞加焉，无得脱者。”由此可见，辽人在打猎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和办法。

契丹的猎神叫“麃鹿神”，《辽史》记载：“麃鹿神：辽俗好射麃鹿，每出猎，必祭其神，以祈多获。”《辽史》还记载：“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其中的“畋渔”，除了打猎，还有捕鱼。

没错，捕鱼也是契丹重要的生活方式。翻阅《辽史》，我们会发现“捕鱼”“钓鱼”乃至“叉鱼”的不少文字，然而，更多的地方用“钩鱼”二字。

什么叫钩鱼呢？这与捕鱼工具有关。用叉子时，称之为叉鱼；同样，用钩时，称之为钩鱼。辽朝皇帝钩鱼，多在土河（老哈河）、鸭子河（松花江）、达鲁河（洮儿河）等处，且在冬季结冰之后。

如何钩鱼呢？宋人程大昌曾引用《燕北杂录》的记载，详细描述过凿冰钩鱼的全过程：

达鲁河东与海接，岁正月方冻，至四月而泮。其钩是鱼也，虏主与其母皆设帐冰上，先使人于河上下十里间以毛网截鱼，令不得散逸，又从而驱之，使集冰帐。其床前预开冰窍四，名为冰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环之不透，第斫减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鱼，而透者将以施钩也。鱼虽水中之物，若久闭于冰，遇可出水之外，亦必伸首吐气。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鱼，而薄不透水者将以伺视也。鱼之将至，伺者以告虏主，即遂于斫透眼中用绳钩掷之，无不中者。头鱼既得，遂相与出冰帐于别帐作乐上寿。

辽代瓷器上的臂鹰打猎图（萧太后河文化馆藏）

辽代瓷器上的宰鹿图（萧太后河文化馆藏）

凿冰钩鱼，也被称为罩鱼。宋绶《上契丹事》中记载：“蕃俗喜罩鱼。设毡庐于河冰之上，密掩其门，凿冰为窍，举火照之，鱼尽来凑，即垂钓（钩）竿，罕有失者。”

据说，凿冰钩鱼是契丹人的创造，直到现在还被北方不少民族继续沿用。我们也可以想到，在萧太后、辽圣宗两次南征后的十年休养生息的时间里，辽朝的捕鱼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