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抱朴子·内篇》《抱朴子·外篇》中的自然哲学思想》

一、《抱朴子·内篇》《抱朴子·外篇》中的自然哲学思想

1．认知的限度

其实关于认知的限度，庄子（前369年～前286年或前275年）早就提过，他认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他说的是即使是正常的人也无法完全认识这个世界，劝说人不要学习。但笔者必须解释一下，这句话被很多人断章取义，经常在书房里挂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个书法作品，来鼓励自己珍惜时间、好好学习。其实这是对庄子极大的讽刺，这些人根本没有搞懂庄子思想的主旨而随意乱用他的名言。这又不禁让人想起众人对李商隐的一句名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误读，李商隐此诗中“丝”与“思”谐音，喻相思之情，两句诗的主旨并不是赞扬奉献精神，而是表达相思之苦。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进一步深化了关于认知限度的认识，他认为人的感知必须依赖于耳、目等感知器官的活动，感知器官不健全的人无法获得感知。这一般是正确的，失聪者一般也是哑巴，因为失聪者听不见声音，所以就很难学会发声，就成了哑巴，听力的缺失，使其无法获得语言的感知。因此，失聪之人不可能区分高雅的音乐与靡靡之音，失明之人不能辨别红色和黑色。

但是，葛洪也注意到，人的感知还受着高级精神活动器官的支配。在人们的活动中存在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现象，雷霆霹雳“而或不闻”“七曜（指日、月、金、木、水、火、土）经天而或不见”，其原因在于什么呢？葛洪回答说：“难道仅仅是人的肉体有聋瞎吗！如果人的心神受到蒙蔽，也就是与聋瞎是一样的。因此听到格言而不能理解，并不是他没有耳朵；看见英才而不能认识，并不是他没有眼睛；而是因为他的耳朵没有能力去理解美妙的格言，他的眼睛没有能力去认识奇异的人才。”

确实如此，有一部分失聪者能够在正确的指导下学会说话，这就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例如写《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美国著名作家海伦·凯勒（1880～1968年，图2-1）出生十九个月就失去视力和听力，而她却在一位教师的指导下利用手指感触别人喉结的振动，模仿练习发声，渐渐地也就能说话了。还有一例，我们经常所说“雷霆起于侧而不惊，泰山崩于前而不动”，这也不正是感知是受常年学习的影响吗？

图2-1　海伦·凯勒

海伦·凯勒，美国著名的女作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在出生十九个月时因病失去视力和听力。1887年与莎莉文老师相遇。1899年考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1968年逝世，享年88岁，却有近87年生活在无光、无声的世界里。在此时间里，她先后完成了14本著作。其中著名的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的人生故事》《石墙故事》。她致力于为残疾人造福，建立了许多慈善机构，1964年荣获“总统自由勋章”，次年成为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二十世纪美国十大偶像”。

一个人刚开始五音不全，通过学习也会懂得音乐。每个人的一生，都在学习，不论是生活还是专业教育，或通过自身，或观察别人的行为。学习就是感知，学习的程度高低与感知的程度高低有一定的关系。明代建文帝朱允炆（1377～？年）的小儿子朱文圭（1401～1457年）就是鲜活的例子，“靖难之役”（图2-2）之后朱文圭虽然保住了小命，但从此失去了自由。他从两岁时，就被他的四爷爷明成祖朱棣（1360～1424年）囚禁在了凤阳的广安宫。平时他只能在巴掌大的地方转圈圈，只给吃喝，没有人敢和这位前朝王子说话，导致其近乎痴儿。朱文圭一直到五十七岁时，才被朱棣的重孙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年）放出来，此时他被囚禁了五十五年。他虽然被放了出来，生活待遇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他不能适应外面的生活，很快就去世了。所以，学习其实是一种交流，没有交流就没有学习，所以不管是什么人都应该多与人交流。

图2-2　靖难之役地图

靖难之役，又称靖难之变。它是建文元年（1399年）到建文四年（1402年）明朝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帝位的战争。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把儿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势力日益膨胀。因太子朱标早逝，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采取一系列削藩措施。引起燕王朱棣于建文元年（1399年）起兵反抗，随后挥师南下，打败建文帝，自立为帝，史称“靖难之役”。

中国古人一直认为心是思考的器官，所以葛洪认为“心神”这一高级神经系统和耳目等感知器官是人的认知活动的必要工具，但葛洪同时也认识到感官认识以及人的认识水平存在着局限，他在《抱朴子·内篇·论仙》中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这一思想，文中说：“人们虽然有最好的视力，但也不可能将所有的有形物体都一一看清；纵有最好的听力，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声音都完全听到；虽然有极善行走而跋涉极远的大章、坚亥的双足，但其曾经走过的地方总不及没有走过的地方广；纵有见多识广的禹、益、齐谐的智慧，但其已知的事物，总不如没有认识的事物多。”人的感官经验或认知水平不可能遍知万事万物，即使具有最为杰出的认识能力，人类已掌握的知识总是无法覆盖广阔无垠的未知世界，人的已有知识总是“未若所不识之众”。因此，绝不能自持个体感性经验和固有知识而排斥异己或新鲜事物，必须去除自以为是的盲目自大心理，这较之葛洪的先秦时期前辈庄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的思想要正面积极得多，这些看法至今仍然是有启迪意义的。

葛洪还认识到，不仅外在的客观世界是无限的，人们不可能穷尽天地自然之奥秘，于是说：“天地宇宙之间，浩瀚宏大无边，这当中奇特怪异之事，哪有限度呢？”即使是对于近旁之事物乃至于人的自身，认识主体也未必能够有清晰的认识。这是完全正确的，例如，对于人体的很多器官的机理我们还不是很清楚，特别是对人类的脑部结构和功能的认识还比较有限，不然我们的人工智能会有不一样的发展。葛洪对此的解释更妙，“人的视力能看到百步之物，但还不能看得非常明了，而以所看见的为有，以所未见的为无，那么普天下所没有的事物就必定太多了！”“人生到老，头顶苍天，但不知苍天何以在上，人生一世，脚踏厚土，但不晓大地何以在下。人的身形体骸本是自我拥有的，而不知自己的心理志向为何会如此；人的天年寿命本是自我所有的，而不知自己的生命所能达到的限度。更何况求神成仙的运行玄远之道、通物得理的幽微玄妙，仅仅依仗着自己浅短的眼见耳闻，去论断幽微玄妙之道的有无，岂不是甚为可悲吗？”

葛洪上述话语的本来目的虽然是为了论证世有神仙这一虚幻不实之事，这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人看来可能是荒谬的，但剔除其中的糟粕，我们却可发现其中蕴含着宝贵的认知睿智。众所周知，科学探索的动力来自对未知世界的好奇而不满足于已知事物，科学的意义在于不断地发展和创新，不为传统观念和已有知识所束缚，勇于开拓新的方向，获取并创造新的知识。而葛洪正是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个广阔无垠的未知领域，向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发出了诘难。他告诫人们，对于那些司空见惯的事物，人们未必能够知其所以然；人类对于包括自身在内的诸多事物的认识还很肤浅；不要囿于感官经验只承认“所见”事物的存在，否认“所不见”事物的存在，更不能根据感官认识而轻易对某些问题下结论。这些话语揭示了外部世界的无限性以及人类感官认识的有限性，实乃激励人们不断努力探索的精神动力。

2．形体与精神的“形为神宅”“形神互卫”

形体和精神的关系，即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被认为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葛洪继承了中国自然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葛洪认为：“‘有’是靠‘无’而生存，‘形’是赖‘神’而成立，‘有’是‘无’的宫舍，‘形’是‘神’的住宅。所以，如以堤岸为例，一当堤岸崩坏，水就不会留住了；以蜡烛为例，一当蜡烛燃尽，火就不会存在了。身体疲劳，神志就会飞散；元气衰竭，生命就会终结。”

在葛洪看来，形体是精神的载体，精神是形体的寄寓者。他与东汉时期著名哲学家王充（27～97年，图2-3）的“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肯定了意识对物质、精神对形体的依赖关系；认为意识和精神，都不能离开物质和形体而独立存在。

图2-3　王充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绍兴上虞）人，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倡导“疾虚妄而归实诚”的批判思想，丰富和发展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开创“元气自然论”，批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批判有鬼论及各种世俗迷信思想。《论衡》是其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

“有”是靠“无”而生存，葛洪这一观点有点不可思议。从天文学上看，宇宙的物质是极少数的，即是“有”；而空间是绝大多数的，即是“无”，也即是现在天文学研究的暗物质所在。如图2-4中宇宙的全景想象图，若将其想象为一个立体图，图中每一个小图形就是一个银河系，而这个宇宙立体图的纵深却是无限的，那么其大部分空间基本上是“无”。

图2-4　宇宙全景想象图

的确，物质是靠暗物质而存在的，物质是暗物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有“宫室”的实体，而大部分暗物质则是“流浪者”，这一表述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年）的一句名言“看得见的是看不见的影子”十分相似和富有思辨性的，东西方的自然哲学其实在某些观点上有相同点。

对于“形”“神”相互关系——“形神互卫”的理解，葛洪的解释非常有道理，一个人身体很健康，一般来说意志也是比较坚强的，例如军人经过军事训练其身体强健，必然其意志力坚强，因而战斗力较之临时组织起来的军队不知强大多少。周商在朝歌城外的牧野之战就是力证，临时由奴隶组织起来的庞大商军对训练有素的周军简直没有任何胜算，最后这支奴隶军只能倒戈才能活命。西方也有一个著名的例子，那就是斯巴达300勇士，在温泉关一役中，军事训练严格著称的斯巴达城邦居然以300名士兵阻挡波斯大军前进，虽然300人全部战死，但让波斯付出了两万名士兵死亡的惨重代价，300人以何勇气去与数万波斯大军对抗，来源于强健身体和爱国之心激发出来的坚强意志。而身体残缺，有时会导致心理出现问题，会影响到人的社会功能，进而不利于人的生产、生活。另外，精神病患者之所以最后身体被折磨垮掉，是因为精神长期不正常导致行为的偏差，必然使身体出现问题。在此，需要提到一点，行为是会影响到心理，进而影响到生理的。变态的行为会导致变态的心理，变态的心理又会对人或对己产生生理的伤害。所以，我们必须在生活中，树立正确的行为规范，这是保证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关键。这是卫生学中生理与心理关系的研究，即心身问题。

3．人格的差异

葛洪在继承道家顺应自然、人各有性等思想的基础上，对人的兴趣爱好和才能，特别是对人的性格等方面的差异都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葛洪认为，人的差异性首先表现在人有着不同的兴趣爱好，“观听殊好，爱憎难同”，而兴趣爱好又是与人的价值观密切相联的，由于时代、社会地位、思想境界、文化品位、心理性格等方面的差异，人们的价值观会有着很大的不同。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擢才》《抱朴子·内篇·论仙》等篇中多次论述这一思想说：“现说爱好和厌恶，古今有所不同，时代和习俗变了，同样的东西就会出现不同的价格。比如夏代的璜（图2-5③），过去价值连城，然而现在拿去卖，价格比铜铁还要低贱。因此从前把隐居不仕修养心志的人视为高尚之士，而现在认为山林中隐居儒生是些不善之人。所以圣明时代的优秀人才，却成为黑暗社会里的有罪之人；从前的耿直高洁之士，却成了衰落社会中的低劣之徒。”“世俗凡人所喜爱的正是品质高雅的人所憎恨的，世俗庸人所看重的正是道德高尚的人所鄙弃的。”“人所好恶，各各不同。”

图2-5　中国古代圆形或具有圆形部分特征的玉器

璜，一种玉器，一般为窄条形。中国古代圆形或具有圆形部分特征的玉器有壁、玦、璜。壁为中央有穿孔的扁平状圆形玉器，玦为环形有缺口的玉器。

显然这是正确的，譬如林妹妹式的病态美，断不可能被明清的人民大众所喜欢，人民大众必然喜欢身体强健且可多生养的女人。士大夫们由于不需要女眷的辛勤劳作，对女眷们要求细腰、裹脚等残伤其身体的变态要求。人民大众果真有很多女子裹脚吗？显然不是，只不过现代的研究者夸大了某一阶层的兴趣爱好，将其普遍化而已，这并非真实的历史本原。

葛洪承认人的差异乃是为了尊重这些差异，肯定其合理性，故他在《抱朴子·内篇·辨问》中强调：“人各有志，怎么能苛求这些人和那些人相同呢？”这种尊重个体的情感和意愿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专制制度下是多么可贵。这与当下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一样，每种文化都好似一种生物基因，人类文化的单一好似生物基因的单一，最终会导致近亲繁殖，出现基因缺陷，人类文化也会随之退化。

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不同文化的共同发展。文化之间不存在优劣，只是发展程度不一，妄图以某种文化为中心的思想最终还是会伤害到自身。因为文化基因的多样化会使相互交流的文化更加健康，不然近亲繁殖，最后产生的后代都会有生理缺陷。因此才会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种观点。葛洪尊重人的差异与孔子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有相通之处。

葛洪对于人格差异问题的深入探讨，促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人才的辨别和选拔之难，在《抱朴子·外篇·行品》中他指出：人们的才能确实不容易了解，真人才和假人才在表面上有时非常相似。在《抱朴子·外篇·清鉴》中进一步论证：孔融（153～208年，图2-6）、边让（？～193年前后）的“文章才华远远超过世俗之人，却不懂得治民的政务，所到之处接连失败”；邓禹（2～58年）、马援虽为出身乡间的读书人，“而善于用兵”；萧何（约前257～前193年）、曹参（？～前190年）“没有涉猎经书典籍，却成为宰相中的优秀者”。葛洪的言语真正做到了英雄莫问出处，对于四岁已能让梨的孔融的认识还是相当客观的，聪明的人并不一定都适合从仕，所以葛洪直言孔融政治上的无能。对于邓禹、马援、萧何、曹参的认识也相当客观，已经认识到不能随便给人贴标签，能解决问题的人就是人才。

图2-6　孔融

孔融，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家学渊源，为孔子的二十世孙。汉献帝即位后，任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时称孔北海。在任六年，修城邑、立学校、举贤才、表儒术，后兼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年），袁谭攻北海，孔融与其激战数月，最终败逃山东。不久，被朝廷征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又任太中大夫。性好宾客，喜抨议时政，言辞激烈，后因触怒曹操而被杀。

葛洪对于人的性格才能等方面的差异做了相当详细的分类。在《抱朴子·外篇·行品》中，葛洪对于这一问题也有精当的论述。他根据不同人物的品行、特长或心理待征，将人划分为三类：“善人”“恶人”和介于善人恶人之间的“下人”，关于“下人”这一理解相当有创见，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灰的，此一时为善人而彼一时却为恶人。葛洪对于善人、恶人两大类型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划分。属于善人一类的有“圣人”“贤人”“道人”“仁人”“忠人”“明人”“信人”等四十种人格类型，他们分别具有正直、忠贞、仁爱、明智、守节、谦恭、通达、济助等美好道德品质。属于恶人一类的有“悖人”“逆人”“恶人”“谗人”“佞人”“奸人”“贪人”等四十五种人格类型，他们分别具有损道、邪伪、好杀、倨傲、背仁义、好争夺、弃廉耻、吝财物、耽声色等负面的品质或性格特征。关于人格类型的论述中，葛洪虽然主要局限于以品德作为划分依据，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品德的确是性格的中心内容。性格深受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影响，镶嵌了许多社会道德含义。因此，葛洪主要以社会道德为依据来论述人格的不同类型，并且对“善人”和“恶人”分别做出了如此细致的划分，这在心理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古代是十分可贵的，其显然是建立在大量深入的心理观察和综合归纳基础之上而做出来的概括。

4．变化观

变化观是葛洪科学思想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坚信人可变化为仙，金石之物可提炼为金丹，并以毕生精力从事炼丹实验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精神动力。在葛洪看来，仙可成，金丹可得，关键在于事物的性质可以改变。当然吃金丹成仙肯定是错误的，但关于变化的思想却有其可取之处。

葛洪认为，变化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为了说明变化的普遍性，他举了许多例子。在《抱朴子·内篇·黄白》中有：“铅的本性是白色的，但却能使它变成赤丹，丹的本性是红色的，但却能使它变成白色的铅。”“人作为生物中的一种，是宝贵的，是灵性最高，但是，男女是可以改变形体的。”

葛洪不仅认识到一种事物可以变化为另一种事物，而且十分强调人力在促进事物变化中的作用。他认为，有些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可以用人工方法制造出来。在《抱朴子·内篇·黄白》中有：“水火是天生的，但却可用方诸（笔者注：月下承露取水的器具，图2-7）、阳燧（笔者注：日下取火的用具，图2-8）取得。”而且，“阳隧所得之火，方诸所得之水，与常水火”没有差别。“云、雨、霜、雪都是天地之间的气息，而用药来制作，都与真的没有区别。”葛洪认为，用人工方法还可以制造出自然界原来不存在的事物。在《抱朴子·内篇·论仙》中葛洪说：“外国制作的水精碗（玻璃碗），实际上是汇合五百种灰末精心制作的；现今交州、广州许多人也得到制作方法而可炼铸制作水精。如若将此话告诉世俗凡人，他们也会绝对不相信，仍说水精本是自然物质，就和玉石之类物质一样绝非人工制造。”

图2-7　方诸

图2-8　阳隧

此外，基于变化的普遍性，葛洪充分认识到事物的多样性。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认为：“差异处与共同点是参差不齐的，有的这样，有的不是这样，真是变化万端，奇怪无比，物类相似而又表现不同，根本相同而又末枝相背，真是不能一概而论啊！”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不能用一种模式去鉴别所有的事物，以普遍推断个别，以一般而否定特殊。

5．借物思想

葛洪认为人要成仙则必须服金丹之药。因为人体并非长生不老，有生则必有死，生死是一切生命的必然过程；人要长生不老，只有借助于外物，“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这种借外物以补人体或人力之不足的思想，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传统思想。这与老子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一致。所谓天之道，是对于自然界、人与自然界而言，太高的山，它就倒塌，太深的谷，就被填平。水从高处流到低处，低处的水位也因此而变高。浓的气味会扩散到淡的地方，于是淡的地方的气味就变浓。人获取草药，则是损害植物，而强健自身。

同时，葛洪的借物思想与当代技术哲学中人是技术的最好载体、人类本身是技术的产物、技术创造了人类本身等观点相一致，因为技术就是外物，葛洪借金丹而长生不老（当然这是错的，我们只分析其逻辑），与当下人类借医疗技术而保健是一样的。

葛洪认为炼丹是成仙的必要手段，并长期从事炼丹活动。但是，借助外物以实现人的目的的活动，是一项实践活动。这里涉及实践的目的、作用以及其有效性如何检验等一系列的哲学问题。对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做出正确回答，整个实践活动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作为哲学家，葛洪充分认识到实践和实验对于认识客观事物的意义。

有些事物十分隐秘，难以全得，怎样才能确定这些事物的性质和效用的普遍性呢？例如，怎样知道某种药物能治疗某种疾病？怎样确定某种药物的疗效范围？它是对全体人有效还是只对某些人有效？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塞雅》中认为：“我曾从显露事物追求到隐秘事理，从容易的现象获得了困难的结论。在小试验中验证过，才知道它大有效用，看清了已发生的问题，就推知了还没有试验过的情况罢了。”这是强调实验的重要性。

但是，葛洪认为实践的验证作用是相对的。无论是借助于物或做其他事情，一件事能否做成，不能简单地以成败论。即我们经常所说的不能以成败论英雄，项羽（前232～前202年）在楚汉战争中自刎乌江，但他还是无数人心中的悲情英雄；岳飞（1103～1142年）在风波亭被杀害了，人们至今还在杭州西湖、武汉黄鹤楼等地纪念他，正所谓“有的人虽然死了，却活在人们的心中”。

人的实践活动中，不能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是经常存在的，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论仙》中说：“播种收割难免亦有收不到成果的；商贩或许有不得利润时，打仗亦有可能有不收获时。”怎么能说事必能做成呢？但是，没有做成，失败了，不等于这件事不能做成，更不能说天下无做成此事者。种田的人遇到水涝旱灾，颗粒无收，由此能说“五谷不可播殖”吗？显然不能。在这里，葛洪实际强调科学信念对于科学发现的意义。虽然他探讨的神仙问题，还谈不上严格意义的科学，但其思想还是值得玩味的。

葛洪认为，一件事情能否做成，关键在是否得法。正所谓“事半功倍”“磨刀不误砍柴工”。他在《抱朴子·内篇·黄白》中说：“凡事无巨细，皆宜得要。”若不得要旨，就是做酒、酱、醋、羹之类的东西都做不成，何况大事？反之，如果得其要领，被认为不可能出现的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从这里可以看到，葛洪对人类假物以为己用的科学研究能力，是充满信心的。葛洪的这些思想对后人影响很大。作为道家学者，他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无为”观念，强调了科学工作者的宏大作为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