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混乱不堪的时代》

一、混乱不堪的时代

1．混乱的政治

葛洪（283～？年）生活在两晋之交，这一时期是两晋史乃至中国史上极为混乱不堪和黑暗的时代。政治上先后出现“杨骏专权”“贾后乱政”“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东晋十六国”的政治局面。出现这一政治局面的根源在于晋朝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236～290年，图1-1）在选择皇位继承人时候的失误。

图1-1　晋武帝司马炎

从废曹魏、建晋、灭吴的功绩上看，司马炎完全称得上一代雄主，但后期天下一统，骄奢淫逸之心日涨，大肆掠夺民女充斥后宫，后宫竟达万人，于是得了选择困难症，竟然“羊车望幸”，这也成就了另类的“千古一帝”。耳鬓厮磨于后宫，纠结于争宠等琐事，一方面导致一代雄主繁殖力超强，他生了26个“小司马”（儿子）和不知其数的公主，与千古一帝清代康熙帝（1654～1722年）的繁殖力有得一拼。另一方面后宫丰富的生活引发了一代雄主女性化的一面——优柔寡断、妇人之仁。司马炎最大的“小司马”司马轨（？～？年）不幸早夭，因此“小司马”中的老二“白痴”司马衷（259～307年）成了事实上的长子。按中国古代的继承人法则——嫡长子继承制，尽管25个“小司马”当中不乏聪慧之辈，司马衷还是被立为太子。

太子司马衷之母——杨艳（238～274年）是其“忠实”的保护者。虽保住了他的皇位，但却没有保住他的性命和西晋王朝的性命。杨艳替司马衷选择贾南风（257～300年）为太子妃，其后贾南风乱政，直接导致“八王之乱”。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杨艳为西晋灭亡埋下了种子。

杨艳，字琼芝，陕西华阳人，司马炎的第一任皇后。父亲杨文宗（？～？年）是三国时期魏国贵族，其祖东汉出仕，四世三公，为魏通事郎，袭封蓩亭侯，早死，杨艳母赵氏也不久随夫而去。襁褓之中的杨艳成为孤儿，由其舅父赵俊（？～？年）抚养，深得赵俊妻段氏怜爱。杨艳天生丽质，既有颜值，又有内涵，从小聪颖，善于书法，娴熟女工。有个会相面的人曾经给杨艳相面，认为她肯定会非常尊贵。这极可能是其舅父赵俊的一次“事件炒作”吧！这一次“炒作”的效果非常好，当时权倾天下且后被其子司马炎追尊为晋文帝的司马昭（211～265年）听说后，就为司马炎聘娶了她。杨艳深得司马炎宠爱，司马炎称帝后，立其为后。她替司马炎生下三男三女，试想初为晋王世子后为皇帝的司马炎，其本性岂能不好女色，王宫和皇宫佳丽数以万计，杨艳居然还能和他生下六名子女，足见杨艳是集后宫万千宠爱于一身的。

太子司马衷的低能，司马炎十分清楚。司马炎数次担心地对皇后杨艳说太子不长进，天性愚钝，难以胜任大事。每次杨艳都和颜悦色地反驳道，儿子虽不聪明，但却忠厚纯良，好生教导，会有长进的。司马炎试探说，现在更易太子，还来得及。杨艳摇头说，太子的名分已定，决不能轻易改动，无论立嫡立长，都应是太子，破坏了这项法制，日后岂不乱了套？她坚决反对更易太子。曾经果敢刚毅的司马炎在美人面前优柔寡断，下不了决心。他信任荀勖（？～289年），尤其佩服荀勖的高深学问和不世之才。后来荀勖进奏，说太子有了进步，于是司马炎相信了荀勖，放下心来，不再考虑更易太子。其实荀勖已然是“后党”之人，这一结果都在杨艳的控制之中。这真是令人费解，杨艳还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小儿子司马柬（262～291年），让这个小儿子继承皇位，对她来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对皇室而言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还有一件事也令人十分不解，当初晋朝开国元勋贾充（217～282年）的妻子郭氏让人贿赂杨艳，请求让自己的女儿贾南风为太子妃，贾南风容貌丑陋、性格冷酷，不知杨艳为什么会答应。等到商议太子婚事时，司马炎想为太子迎娶大将兼书法家卫瓘（220～291年）的女儿，但是杨艳盛赞贾南风有美德，又密令太子太傅荀勖进言相劝，司马炎便同意了。这又说明杨艳似乎还有很高的政治手腕。但她是否真爱她的傻儿子还真不好说，或许杨艳是想着等司马炎死后，她也可以学西汉吕后（前241～前180年）一般临朝称制。然而杨艳在生病将死之时，知道司马炎宠幸胡夫人，恐怕以后会立她为皇后，遂担心儿子司马衷的地位不稳。临终时头枕晋武帝的膝说：“叔父杨骏（？～291年）的女儿杨芷才貌兼备，愿陛下选她来备六宫。”并悲伤地哭泣，司马炎流着眼泪答应了她。这又表现出她爱子的一面。人性真的很复杂，具有多面性。

杨艳死后，堂妹杨芷（259～292年）成为司马炎的第二任皇后，其父杨骏因为外戚和自身能力有限反而受到司马炎的重用。天熙元年（290年）四月，晋武帝司马炎驾崩于含章殿，其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

晋惠帝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为有名的“白痴”皇帝，有两个可证明其智力有缺陷的例子。一例是一日随从带着他外出的时候，他听到了青蛙的叫声，就问人：“这青蛙是公家的，还是私家的？”青蛙也有公私之分，实在可笑。最可怜的是随从，想笑不敢笑。不过，皇帝的问题，也不能不回答，随从聪明地回答：“皇上，在官田就是公家青蛙，在私田就是私家青蛙了。”另一例则是一次全国闹饥荒，路上随处可见饿死的尸骨。大臣把情形报告给“白痴”皇帝。皇帝听了之后说：“老百姓既无饭吃，何不食肉糜？”意思是百姓没有饭吃，那为什么不去吃肉呢？

如此低下的智力却坐着天下第一人的位置，难怪身边的人都想专权或篡位。先是太后杨芷的父亲，也即是晋惠帝的从外公——杨骏独揽大权。杨骏本身并不是大才，却可独揽大权，引发朝堂不满，更引发了皇后贾南风等新外戚的极大不满。她利用晋室部分皇族的不满情绪，联合朝廷中的反杨势力，积极活动。永平元年（291年）三月，贾后的同谋伪称杨骏谋反，晋惠帝下诏讨伐杨骏，杨骏被杀死，晋武帝的第二任皇后杨芷也被幽闭，冻饿而死。

杨骏死后，大臣们拥戴晋惠帝从祖父汝南王司马亮（？～291年）和卫瓘主持朝政。楚王司马玮（271～291年）是晋惠帝异母兄弟，在倒杨过程中，出力颇大，在论功行赏时自己是亲王却位居郡王司马亮之后，故而他非常不满司马亮和卫瓘。而司马亮和卫瓘也准备将司马玮和其他几个不满的宗室遣回到封地。司马玮得知后，联合贾后杀死司马亮和卫瓘。首先，孙子杀死了祖父本就属于大不逆之举，且卫瓘乃是晋朝开国功臣，无端被杀，自然引起很多大臣不满，贾后又利用朝臣的这种不满心理，便将司马玮也杀了。从此，贾后大权独揽，形成“妻控夫”乱政的开始。因太子司马遹（278～300年）非皇后贾南风的亲生儿子，且贾南风本身不能生育，故她先是命人诬陷太子司马遹谋反，囚于金墉城，后徙许昌宫，最后派黄门孙虑（？～？年）将其杀害。

贾后的暴行，引发朝臣和一些野心家的不满，于是倒贾势力形成。赵王司马伦（？～301年），是司马懿的第九子，也是晋惠帝的叔祖父，联合自己的兄弟梁王司马彤（？～302年）和晋惠帝的堂兄弟齐王司马冏（？～302年）铲除了贾后集团，将贾后废为庶人，后将其毒杀。这样赵王司马伦就独揽大权了。

司马伦掌权后，更是倒行逆施，密谋篡位。司马伦所倚重的孙秀（？～301年），本是狡黠贪淫之辈，为了抢夺西晋首富石崇（249～300年）的宠姬绿珠（？～300年），不惜密告石崇谋反，将石崇灭族。他们的这些行为引发了一些忠于晋室人士的不满。

淮南王司马允（272～300年）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晋惠帝异母弟，时任骠骑将军。他打算积蓄力量，除掉司马伦。却被司马伦抢先下手，部属及亲友数千人遇难身亡。

杀死司马允后，司马伦一步步地夺权，逼晋惠帝下禅位诏书，于永宁元年（301年）正月初九，做了皇帝。司马伦称帝不到一个月，齐王司马冏就发兵讨伐。随后晋惠帝异母弟成都王司马颖（279～306年）、晋惠帝叔父河间王司马颙（？～306年）起兵响应。几十万大军杀向洛阳。司马伦抵挡不住，被迫退位，晋惠帝复位。司马伦随后被赐死。

赵王司马伦的行为，刺激了有实力的“司马们”，使宫廷政变转变为皇族之间为争夺皇权的竞相厮杀。稍后还有晋惠帝异母弟长沙王司马（277～304年）、晋惠帝从叔父东海王司马越（？～311年）加入混战，史称“八王之乱”（图1-2）。其实又何止八王参与叛乱，只是冠以八个“坏蛋”名字的叛乱，有很多“司马们”都陷于其中，有的只是受害者或被后世之君表彰为忠臣，其中包括上文所说的淮南王司马允，以及依附于赵王司马伦的梁王司马彤，故史学界未将这些人划入八王之中。战乱开始由都城洛阳波及地方，愈演愈烈。它带来的是几十万人被杀，上百万人流亡，北方乱成一锅粥。直到光熙元年（306年），大权落入东海王司马越手中，这场持续16年（290～306年）的战乱才宣告结束。随后晋惠帝被司马越毒死，晋惠帝异母弟豫章王司马炽（284～313年）继位，是为晋怀帝。此时司马氏早已内耗得差不多了，成为一吹即倒的纸老虎。多年来深受司马氏压迫的内迁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趁机迅速崛起，形成中国北方五胡乱华的局面。永嘉五年（311年）晋怀帝被匈奴俘虏，建兴元年（313年）在平阳被杀，此后晋惠帝和晋怀帝之侄秦王司马邺（300～318年）在长安即位，即为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长安失守，西晋灭亡。

图1-2　八王之乱关系图

相对于北方的混乱，南方则相对安定，但并不太平。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长江、沔水（古称汉水）之间爆发了以张昌为首的流民起义，起义军一度攻下扬州、江州等地。江东世家大族组织军队平乱，年轻的葛洪就参加了此次平乱。两年后即305年，广陵地方官陈敏企图割据江东。永嘉元年（307年）被江东世家集团再次平定。此时，后成为晋元帝的琅琊王司马睿（276～323年）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今南京）。正是因为这一个司马氏的旁支在南方，才避免“五胡乱华”时司马氏一族灭族情形的出现，也奠定了东晋113年的基业。司马睿在南方镇守时，南方先后爆发多次流民起义，但司马睿获得了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一一平定。终于317年在南方建立东晋政权，维系司马氏一族的统治。但政治上的格局并没有因此发生改变。所谓“衣冠南渡”，指的是北方世族来到南方后，继续掌握着朝廷的大权，而对于江东世族大家包括葛洪家族来说只是获得一些虚职而已，他们依然在政治上受到歧视。

2．清谈与迷信的兴盛

清谈肇始于汉末建安时代的清议，清议是以人物品评、人物理论为内容，包含抽象玄理在内的名士崇尚谈论的一种社会风气。清议的兴起与东汉末年的社会现实相关，宦官专权与士风的败坏是其直接原因。因为此时的官员选举与征辟都按照官宦的爱憎行事，严重地堵塞了正直之士的上进之路。另一方面儒者徒有其表的现象很普遍。正如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审举》所言的“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样一些儒生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一股庞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反对宦官专权以谋求自身的政治诉求。

清议经过三国曹魏时期何晏（？～249年）、王弼（226～249年）、阮籍（210～263年）、嵇康（224～263年或223～262年）等人的继承发展，至三国两晋之交，演变为清谈，清谈主要针对本末、有和无、动和静、一和多、体和用、言和意、自然和名教等诸多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进行深入的讨论。特别是在两晋，清谈更是如日中天，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股崇尚老庄之学的思潮，当时人又称之为“清言”或“玄远之谈”“虚谈”“玄论”“谈论”等。参与论辩的士人，时人称誉为“名士”“名胜”“明通”“名理”等。

西晋以降，一些清谈之士较之曹魏时期的清谈者，更加放诞不羁，口谈玄虚，不亲世务，以纵酒为乐，甚至以裸体为快。东晋王羲之（303～361年或321～379年）的“东床快婿”（图1-3）这一成语典故之由来，也有清谈之风的因素在里面。东晋大臣郗鉴（269～339年）有个女儿，名叫郗璿（？～？年），年方二八（16岁），才貌俱全，尚未婚配。郗鉴一心想为爱女找一个如意郎君。他与丞相王导（276～339年）平时关系不错，听说王家子弟甚多，且多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文武双全，郗鉴有意和王家结为秦晋之好。一天早朝后，郗鉴就把自己择婿的想法告诉了王导。王导让郗鉴去家中挑选。郗鉴就命心腹管家，带上重礼到了王丞相家。王府子弟听说郗太尉派人觅婿，都仔细打扮一番出来相见。寻来觅去，一数少了一人。王府管家便领着郗府管家来到东跨院的书房里，就见靠东墙的床上有一个袒腹仰卧的青年人，对太尉觅婿一事，无动于衷。郗府管家回到府中禀明情况，郗鉴立马觉得有趣，很想马上见到这个年轻人。郗鉴来到王府，见此人既豁达又文雅，才貌双全，当场下了聘礼，择为快婿。这个人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书圣王羲之。恐怕这里面有王羲之作秀的成分，他明知郗府选婿却袒腹仰卧，这是什么？看上去是轻慢，其实是标明自己是名士。因为，此时裸体是名士的标配。但这些与嵇康等人的任诞之举有质的差别，嵇康、阮籍等人的一些不合礼法的举动，是对曹魏政权中新兴的司马氏集团侈谈名教行为的一种消极应对，是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意识的具体实践。而西晋之后清谈者的怪异之举，差不多已完全沦为作秀，是其心灵空虚的直接表现。西晋的潘安（247～300年）、卫玠（286～312年）等所谓美男子，一个个涂脂抹粉，女性化倾向严重，皆是作秀和心灵空虚的直接表现，这与现今时代的“小鲜肉”是何等相似！

图1-3　王羲之“东床快婿”

清谈之风，虽有益于哲理思维和舌辩能力与文学素养的培养，谈论内容却与当时的现实没有多少联系，葛洪在论著中对庄子（约前369～前286年或前275年）、公孙龙（约前320～约前250年）等人著述的抨击，也是对当时士大夫清谈的针砭。《抱朴子·外篇·百里》中言：“三台九列，坐而论道；州牧郡守，操纲举领；其官益大，其事愈忧。”高官显贵，终日悠哉，无所事事，必荒疏政事。王澄（269～312年）失守荆州，投奔王敦（266～324年）被杀。王衍（256～311年）在西晋灭亡后被石勒（274～333年）所杀，皆是清谈误国。无怪乎王衍在行刑时叹息：“哎，我们这些人，虽比不上古人，但如果先前不崇尚虚浮，齐心协力匡正时政，也不致落到今天这样的下场。”

玄学之初以“三玄”——庄（《庄子》）、老（《老子》）、易（《易经》）为研讨中心，并不像后来那样玄虚。清谈与玄学有着深切的关联，清谈是玄学借以发挥的主要形式。玄学与道家有着天然的关系，东晋之后又与佛学相接触，此时期道、佛以玄学为主要形式在中国儒士身上打下了合流的烙印。此后，出现一众儒道、儒佛、道儒、佛儒之人，最终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合一。

迷信在晋代十分流行。巫祝与方术，俱为那个时代所信仰。方术的信仰，在士大夫间为多；而巫祝则为民间的迷信。葛洪信方术，而不信巫祝。从葛洪《抱朴子·内篇·道意》中可见当时迷信巫祝的情形：“不务药石之救，惟专祝祭之谬。祈祷无已，问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说祸祟。疾病危急，唯所不闻。闻辄修为，损费不訾。富室竭其财储，贫人假举倍息。田宅割裂以讫尽，箧柜倒装而无余。或偶有自差，便谓受神之赐。如其死亡，便谓鬼不见赦。幸而误活，财产穷罄，遂复饥寒冻饿而死。或起为劫剽，……什物尽于祭祀之费耗，谷帛沦于贪浊之师巫。既没之日，无复凶器之直，衣衾之周，使朽虫流，良可悼也。”巫祝愚民之盛，让人看之惊心。葛洪极力反对巫祝，以为应行禁绝，从《抱朴子·内篇·道意》中“淫祀妖邪，礼律所禁。然而凡夫终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无轻重，致之大辟。购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无赦，肆之市路，不过少时，必当绝息”可见其意。葛洪所信方术与前代和后代所谓方术有所区别。他对方术的理解是“术者，内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恶，使祸害不干。”他认为方术的目的是保生却疾。此外，他认为他所处时代的方术者，不以智力求，不以经验得，矜师授而废思想，欲得名师以一朝而获道，其根本已误。故结果卒于方士骗人之术中，而神秘玄妙之方，终不可获得。从这里我们不能根据葛洪信方术而定义其为迷信家。他的方术是带有卫生保健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