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震 刘元霖

刘元震（1541—1621）

刘元霖（1556—1614）

明直隶河间府任丘陈王庄

（今属任丘市）人。

刘元震，字元东，号复斋，官至礼部左侍郎。

刘元震是河南按察佥事刘勃的长子，自幼俊秀端方。十三岁考入县学读书，精通诗、书、礼、乐、易、春秋。撰为文章，论理深雅，主司惊奇，推为当代神童。刘元震与同乡李汶，自幼一起学习玩耍，二人先后考入县学，同为诸生，后结为金兰之好。李汶性格直爽，胸怀高远，常与元震及其弟元霖共同切磋文章。一日忽然叹息说：“吾邑诸生三百，眼底不见一人。”元震听了凑趣地说： “依我看，只有一人。”李汶会意，二人抚掌大笑。后来三人同朝为官，都是任丘八大家的显赫人物。

隆庆四年（1570），元震考中举人。明春京都会试，又考中进士，殿试二甲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撰写六部奏章、诏书、会典。皇帝喜文藻，常命元震题扇、撰铭、题诗赞、写对联等。元震才学渊博，所作无不雕篆精美，皇上非常满意。至万历朝又修嘉靖、隆庆两朝实录，连任六年，深受奖励。转侍读、充经筵讲官。又转迁庶子，补日讲，直起居注，官居近禁，是为皇帝服务的差使。万历皇帝十岁登基，元震侍讲。他善于结合词旨旁征博引，高容契合，深入浅出，画龙点睛。有时声音洪亮，有时语调低回。把文章讲得出神入化，深得皇帝赞赏。

万历二十三年（1595），上命大学士张位任主考，开科会试。元震为考官，衡文取士。试后，元震撰有《会试录后序》，评论当时士习之非，吏治之坏，深中时弊。众誉为名论，为当时舆论所重。后来主持国子临事，国子临为国家最高学府，贡士出身为选官正途。常有位高任重之士，出于其门。入临学子很多是皇族贵胄或高官子弟，所以时有越轨言行。元震据情深讲礼法二章。他说：“礼养有素，法治未然。”你们学得礼，虽有些素养，但对于法，就未必能懂得。礼是有一定的规范的，谨慎于法则必须勤学于礼。并写了两张条幅，挂在醒目地方以作惩劝。他奏请皇帝批准，各学校中年青品学行兼优的，每年选入国子监一人（拔贡）。从此很多英才纳入国学，济济人才实根于此。

当时太子尚未册定，群臣奏请。因皇后不良，王贵妃生长子常洛，郑贵妃生次子常洵。郑贵妃得皇帝宠幸，想册立常洵为太子。但废长立幼是祸乱的根由，所以久而不决。元震深知其情，进《请豫训皇储疏》奏请立嗣以长，以定国本。他引经据典、陈述利害，情词切切，万历帝为之感动。晋礼部左侍郎兼事府事，掌东宫诸官代号，辅导太子。作庶常馆讲官培育庶吉士，勤苦尽力，孜孜不倦。出其门下者，如刘一璟、孙如游、何宗彦等先后入客为宰相。每当元震开课，庶吉士们清理衣襟，端正座位，争先恐后。元震讲书，将事理条条敷陈，援引古今明白切直，不顾文章忌讳，不顾语言的避讳。旁边的太监不停以目示意，元震视而不见，照讲不顾。有同僚劝说你才华出众，性情刚直，如果稍能委婉随和，可以拜相。元震笑言不能扭曲天性，众皆喟叹。

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侵入朝鲜，中国援救失利。朝中遂有封倭之说，即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退兵朝鲜。元震极力反对，他认为是丰臣秀吉的缓兵之计，千万不可听信，而应该厉兵秣马，以胜顽敌。后来封倭失败，兵连祸结，七年不止，元震的意见得到了验证。那时西北边陲吃紧，警报频传。李汶已升为兵部左侍郎、左副都御史、三边总督，向元震辞行，并问边防之计。元震郑重要求他驾驭将士要推诚抚恤，使之精神鼓舞，则人自效力。李汶赴任边防，在外十二年取得极大成功。

朝廷为增加税赋，议行矿税。当权者问刘元震，元震断言不可。当权者说：“这是皇上的意思。”元震很坚决地说： “即使皇上，也有顺从的，也有不可听从的。在朝为官应敢冒犯雷霆，进行谏止。”元震上疏《论矿税为苛政》极言其为害国害民之策。后来矿税推行二十年，宦官从中渔利，假传圣旨，在全国招摇撞骗，导致富者倾家荡产，贫者卖儿卖女，国家动荡不堪。这时，元震父母已寿八十。元震上奏皇上，请假回家，孝养双亲。皇上不允。连请十余次，因此病倒，不能上朝。皇上这才答应，奉旨事见。

元震乡居二十年，天启年间选官共推元震为首，圣旨宣召时，元震已经逝世。赠礼部尚书，谥文庄，赐御碑。

刘元霖，字元泽，号用斋，官至工部尚书。

刘元霖是刘勃次子，自幼品貌端正，聪敏过人，用功良苦，能写一手好文章。万历七年（1579）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报选吏部，授河南安阳知县。安阳风土习惯，骄横、傲慢、好斗，时常因小事触犯法律，案件多，难治理。元霖赴任后，了解民情，认真理政。他小节不究，小过宽恕，教育为主，因此安阳县面貌一新。因有政绩，升吏部文选司主事，掌天下官吏的升降调迁。元霖履新，咨询元震，元震说：“处危险境地，只要提高警惕，处处小心谨慎，一定能够转危为安的。你怎么不回想一下，当年治理安阳的历史经验。细心大胆，是能胜任的。”元霖受到兄长鼓励，毅然赴任。首先振纲纪、明法治，对是非功过认真考量，不受外界干扰。所提拔任用官吏，多是才华出众，品格高尚人士。因事调迁者亦皆心服，士子敬佩。任吏部主事八年，清廉尽职、政绩卓著者得提升重用，贪污腐败、苛政害民者都加以罢免法办。又所选用的官员，多为当时在德才方面深负名望的人，“绅士翕然归之” 。迁督回夷馆，管理接待来京的少数民族人士。

不久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奉旨巡抚浙江。浙江省诸路繁杂，更有海汛为灾，兵帅的给养和纺织制造尤为繁杂难办。元霖到任，首先把握主要环节，激扬正气，肃清吏治，风气为之一新。浙江兵饷每年不足，驻军纪律松弛，是一支散漫不整，毫无战斗力的队伍。元霖叹息说： “老百姓空着锅底，兵卒倒像娇生惯养之子。怎能使百姓饿着，养活这些骄兵悍卒呢。于是核实名额，精简人员，对一些人浮于事的兵员，给以妥善处理。削减额外兵饷15000余两，这样每年兵饷都绰绰有余。当时海氛不靖，有时倭寇出没，掠夺沿海百姓。元霖布警戒，建哨卡，监视敌情。元霖对人们说：“必须提高警惕，以防意外，否则我是寝食难安的”。兵部下令调天津军官到浙省带兵，调浙省军官到蓟州带兵。元霖说：“将军不熟悉兵士，如何战胜敌人，建立功业呢？”后来倭寇侵扰，都是浙江的将官带兵将倭寇驱逐。这时倭寇内讧，元霖乘机用兵突击，大败倭寇。元霖据实战情况编写《兵务》六条，并绘制沿海堞垣、水寨等海防图以供兵部参考。兵部以此作为军令，命令海防驻军，必须照此执行。

矿税事起，内臣来浙催税，浙人惊恐。元霖上奏说：“浙江以数万两银两以供织造，以百万银两以供军饷，负担已经够重，怎么又以矿税来残害百姓？”建议皇上罢免，不报。船舶征税事起，很多太监以此为肥差假借皇上旨意，纷纷拥入浙江。他们敲诈勒索，为非作歹，妄自动用省中库藏解运省府余盐，并提议纺织制造归内监管理。种种劣行，使元霖忍无可忍，下令不论有无圣上旨意，一律停止，太监们这才不敢妄动。又以时政拂民，调停无策之状，急以“停止矿税”之疏奏请，论证矿税害国害民之结果，太监贪婪无度种种罪状。疏奏直言不讳，敢犯雷霆之怒，有古谏官之风。元霖巡抚浙江共计八年，上为国家筹划，下免百姓之忧，精心经营，细心计划，节约银两以百万计。父母年老，几次奏请终养，不得应允。不幸讣音传来，父亲病没，回家丁忧三年。

万历三十二年（1604）入朝，授工部侍郎。历任代工部尚书，署理刑部尚书兼工部尚书，工部尚书并署都察院都御史。工部属下设有虞衡清吏司、都水清吏司，两司经营广泛，往往与内务府重叠，如山水、园林、鸟兽、花木等等。太监为博得皇上欢心和部员胥吏勾结起来，每年兴建很多项目，所需费用多得惊人。元霖把这些项目全部裁除，贪婪的太监们敢怒不敢言。福王常洵是万历帝的宠儿，在文武百官谏阻下没当上皇帝，封为福恭王，建藩洛阳。他大婚花银两三十万，建宫邸花银两二十八万。赐庄田四万顷，河南肥沃土地不够，以山东湖北土地来补。皇帝又遣太监为税使、矿使将搜括来的明珠异宝不下亿万全部赐与福王。当开始建宫邸时皇帝下诏大兴土木，木材的运输要经四川、湖南、贵州三省，花费巨大。元霖坚持不办，并连疏上奏。奏疏中有：“搜括还外府，以征摧为经费，勿徒取诸民也。”皇帝无言以对，只好作罢。

元霖每遇兴办工程，必选有才干人员专门管理，月查岁考，保证了工程质量，杜绝了跑冒滴漏。元霖治理河流，开挖河道，厚培堤防，疏通水流，杀落水势。严防奸猾官吏利用河堤决口，虚报冒领治河银两，严惩贪污和失事的官员。从此，奸胥滑手不敢为非。

元霖为官三十余年，为国为民昼夜操劳，尽心尽力。卒赠太子太保，赐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