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笔”留题沧浪水

长泛沧浪水，平明至曛黑。(任昉 《 泛 长溪》)
不学梁甫吟，唯识沧浪咏。(任昉《 落日泛舟东溪》)
沧江路穷此，湍险方自兹。叠嶂易成响，重以夜猿悲。(任昉 《 赠郭桐庐出溪口见候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久之郭生方至》)
清浅既涟漪，激石复奔壮。(任昉 《严陵濑》)
沧即苍，青色。沧浪，指青翠的水体。这里的 “沧浪”描述的是富春江、新安江青翠的水色。
梁武帝天监六年 (507)，48岁的任昉出任新安 (治所在今浙江淳安) 太守，溯钱塘江而上，经富春江到上游新安江赴任，沿途写下了五首纪行诗 (除上面提到的四首外，还有 《济浙江》 一首)。和前辈谢灵运、沈约一样，任昉也把目光投向了清澈的江水。三代诗人对新安江的感受和认识逐步深入，描写也越来越具象、生动。谢诗写的基本上是水流的形态，沈诗则进了一步，写水体之清澈，到任昉这里，已深化到水色之青翠了。从水势、水体到水色，仿佛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的一组镜头，从远景近景推到特写。三位大诗人有如三个高明的摄影师和画家，新安江的形、体、色在他们的镜头和画笔中一步步显现出来。
任昉的这五首诗按空间顺序是： 《济浙江》、《赠郭桐庐出溪口见候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欠之郭生方至》、《严陵濑》，另两首 《泛长溪》 和 《落日泛舟东溪》 应为在新安郡任上所作。
浙江即钱塘江，也特指杭州附近的一段江面，唐人诗中有许多过浙江的诗，如孟浩然 《初下浙江，舟中口号》 和 《渡浙江问舟中人》等。任昉 《济浙江》 诗如下：

昧旦乘轻风，江湖忽来往。
或与归波送，乍逐翻流上。
近岸无暇目，远峰更兴想。
绿树悬宿根，丹崖倾久壤。

诗人乘舟钱塘江，“翻流”而上，逆水行舟，两岸风光、绿树、丹崖，远峰近岸，美不胜收，令人应接不暇，兴想无穷。
《赠郭桐庐出溪口见候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欠之郭生方至》诗题很长，共25字，加上标点，应为 《赠郭桐庐出溪口见候，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久之，郭生方至》 写了桐庐郭县令早早在江口等候迎接的经过，同时也抒发自己千里“孤游” 的悲欢心情——

朝发富春渚，蓄意忍相思。
涿令行春返，冠盖溢川坻。
望久方来萃，悲欢不自持。
沧江路穷此，湍险方自兹。
叠嶂易成响，重以夜猿悲。
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
亲好自斯绝，孤游从此辞。

当时桐庐并不是新安郡的属县，郭县令迎候任太守纯是出于仰慕和尊敬他的文名和人品，因此深深地感动了任昉，以致不能自持，引之为最亲密的好朋友，而一旦与之分手，内心倍感孤凄、难过。
第三首 《严陵濑》 只有六句，似乎刚刚开头，很快就结束了——

群峰此峻极，参差百重嶂。
清浅既涟漪，激石复奔壮。
神物徒有造，终然莫能状。

险峻的群峰，高低远近，重重叠叠; 江水清浅处荡出平静的涟漪，湍急处奔流激石，十分壮观。面对山重水复，水碧山长的风光，诗人感叹这奇异的山水有如鬼斧神工，即使再高明的诗人画家也难以描画其状貌。
这三首诗是纯粹的山水诗，作为一种诗歌的种类，这时已经相当成熟，一点也看不到玄言诗的尾巴了。写山，是远峰、丹崖，是近岸、绿树，是群峰叠嶂; 写水，是沧江、湍险，是清浅、涟漪，是激石、奔壮; 而且从归波、翻流和沧江、湍险中寄托了自己悲欢、相思、客心、孤游的寂寞情怀。
任昉 (460—508)，字彦升，原籍乐安博昌 (今山东寿光)，“幼而好学，早知名”。16岁就被刘宋丹阳尹刘秉辟为主簿。永明二年 (484)，王俭为丹阳尹，又以之为主簿，并推崇他的才能为“一时无两”，主动请任昉为自己修改文章。不久，又聘任昉为竟陵王萧子良记室参军，系 “竟陵八友”之一。齐末，入萧衍幕中为记室参军，专掌文字书记。梁武帝天监二年 (503)，出为义兴太守，清廉节俭，所得俸禄多用来周济贫民。天监三年 (504)调回京城建康，由吏部侍郎转御史中丞、秘书监，校定秘阁藏书。六年 (507)，又出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边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辞讼者，就路决焉。为政清省，吏民便之”(《梁书·任昉传》)。颇有点周召公棠树荫下听讼断案的遗风。新安郡治在原淳安县城，下辖五县，除遂安、始新 (即淳安) 二县后为严州属县外，休阳 (今安徽休宁)、黟、歙三县后均划入歙州，属安徽省辖。淳、遂为浙西山区，黟、歙、休宁为皖南山区，均是山区小邑，山高路远，居民多为山越后裔，民风朴实而强悍，“地大而民众，讼烦而赋广，非有过人之才，诚莫能理”(万历 《严州府志》 卷二·风俗)。山高水险，信息难通，交通不便，任昉“曳杖徒行”，深入民间，发现问题，就地解决，是一位亲民的好官。任昉发现郡中特产蜂蜜和杨梅，皆为历任太守所采，但山高路险，采摘不易，扰民不安，遂下令停办。对80岁以上的老人，任昉派遣属官户曹掾上门慰问，嘘寒问暖。一年后，任昉病逝于任上，遗言： “不许以新安一物还都。”任昉廉洁奉公，身后遗产只有20石桃花米，无以为殓，只能用杂木做棺，用旧衣为敛，合郡百姓无不痛哭失声，在城南为之建立任公祠，岁时祭之。消息传至都城，武帝正在吃西苑绿沉瓜，将瓜投之于盘，悲不自胜，“即日举哀，哭之甚恸。追赠太常卿，谥曰‘敬子’” (《梁书·任昉传》)。武帝对臣下说： “任昉年轻时常常担心自己活不过五十岁，今年四十九，真是一个知命之人啊!”
任昉热心奖掖后进，笃于友谊，受到他赞誉的人，多能得到升迁，因而衣冠士子，争相与之结交，座上宾客，常有数十，时人赞之曰 “任君”。他与名士殷芸、陆倕、刘孝绰及到溉、到洽兄弟来往，号称“龙门之游”。文士们 “蹈其阃阈，若升阙里之堂; 入其隩隅，谓登龙门之坂”。任昉好客而又不善治产业，常常弄到“儿妾食麦” 的程度。从义兴太守返京，竟至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还是前辈沈约派人送去衣服，才得以体面地回城。
任昉在士林中有很高的声誉，为政廉洁，在新安郡留下了很好的口碑，纪念他的任公祠一直传承到近代，并将之入祭儒学，给予了很高的礼遇。
任昉著有 《地记》 252卷、《杂传》 247卷，文集33卷，均佚。今存 《任彦升集》 为明人重编。
任昉十分博学，“于书无所不见”，家中聚书多至万余卷，并多异本，与沈约、王僧孺并为齐、梁著名的藏书家。任昉逝世后，武帝命学士贺纵和沈约勘其书目，官家所缺者就从他家取走。所著文章数十万言，盛行于时，时人王僧孺称誉其学问超过汉代的董仲舒和扬子云，对他的品行更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乐人之乐，忧人之忧，虚往实归，忘贫去吝，行可以厉风俗，义可以厚人伦，能使贪夫不取，懦夫有立。” (《南史·任昉传》) 这段文字十分精彩，后世范仲淹在睦州任上作 《严先生祠堂记》，几乎原文袭用。
任昉为政清廉，律身很严，又好宾客，即使借贷来的钱财都会随手周济给亲朋故旧。身后萧条，家无余赀，四个儿子 “流离不能自振，生平旧交莫有收恤”，以至于寒冬腊月还穿着夏天的麻葛衣服，冻得飒飒发抖。那些受到任昉帮忙提挈过的人没有一个肯伸援手，文士刘峻十分同情他们的遭遇，愤慨于世态炎凉的现象，针对任昉身后的遭遇，写下了一篇有名的 《广绝交论》，对“世路险巇，一至于此” 的现状进行辛辣的讽刺。刘峻在赋中说， 任昉生前“冠盖辐凑， 衣裳云合， 辎��击槥， 坐客恒满”，而一旦“瞑目东越， 归骸洛浦， 帐犹悬， 门罕渍酒之彦， 坟未宿草，野绝动轮之宾”，一个来慰问的朋友都没有! 唐人李善称这篇文章的矛头直指任昉的“把臂之英，金兰之友” 到溉、到洽兄弟。据梁人刘璠 《梁典》 记载，到溉“见此论，抵几于地，终身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