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的开山”袁枢
严州是史学之乡,编刻过不少史书,仅南宋时期就刻印过《南史》、《高宗圣政草》、《史记》、《严州图经》、《景定严州续志》、《新定志》、《唐鉴》、《通鉴纪事本末》、《春秋后传》、《春秋后传补遗》、《胡氏春秋传》、《胡氏春秋通志》 等史籍,共计不下12种约300余卷,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 《通鉴纪事本末》,它的编纂者是南宋著名史学家袁枢。
袁枢 (1135—1205),字机仲,建州建安 (今福建建瓯) 人。建州地区文化发达,刻书业饮誉东南,时称“家藏诗书,户藏法律”。袁枢父、祖都是文化人,他5岁入塾读书,七八岁就能吟对作诗。17岁入太学,在学9年,隆兴元年 (1163) 试礼部辞赋第一,历任温州判官,兴化军教授、太学学录等职。乾道九年(1173),因反对皇亲任要职,谏诤无效,上疏要求离京任地方官,出为严州教授。
袁枢博览群书,尤喜史学,喜读 《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领衔主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前403),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 (959),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总计354卷,搜罗赅博,史料可靠,是一部史学巨著,但因其为编年体,历史事件必须按年编纂,跨年的事件只能分开记,往往首尾难稽,只能备查考,而无法卒读。据说 《通鉴》 修成以后,只有王胜之借去看过一遍,并因此而出名,其他人看了几页就欠伸欲睡了。为了方便阅读和使用,袁枢从浩繁的史料中梳理出一桩桩历史大事件,每事立一标题,分类编辑,独立成篇,共归并为239个标题,如 “秦并六国”、“诸葛亮出师”、“安史之乱”等,命名曰 《通鉴纪事本末》,起自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共载1360余年的历史,分为42卷。
◇宋本 《通鉴纪事本末》书影
袁枢创编 《通鉴纪事本末》,决不是如有些人讥讽的那样,只是简单的抄书,除了体例创新以外,对事件的归纳、史料的取舍都很有眼光,体现了他的史学思想,这一点,在当时就已经有人看出来了。同时代的大学者朱熹说,袁枢作 《通鉴纪事本末》,其“属词比事” 都具有 “深意”,和司马光编 《资治通鉴》 一样,强调 “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目的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为现实政治的借鉴,企图从历代治乱兴亡中探讨社会弊病的根源,得到拯治痼疾的良方。因此,此书一出,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杨万里、吕祖谦、朱熹等著名学者相继为此书写序作跋,倍加称赞。袁枢的同乡、参知政事龚茂良读后,认为此书 “有补治道”,便把它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读后十分嘉许,下令严州再摹印10部,分赐给皇太子和江上诸帅 “且令熟读”,说: “治道尽在是矣。” 皇帝钦命前线将帅阅读史书,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袁枢很早就开始了 《通鉴纪事本末》 的编辑工作,《通鉴纪事本末》 42卷共约200多万字,非三年两载之功能成,他是带着稿本去严州上任的。乾道九年 (1173) 任严州教授,第二年,《通鉴纪事本末》 就已定稿,并请路过严州去河北临漳上任的大诗人杨万里作序,可知他在此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工作,调任严州,给了他最终润色、完成书稿的时间和刻印的条件,加快了这本史学新著的问世。严州是幸运的,与这样一位大史学家有缘,与全新的史书体裁有缘。严州人民尊敬这位 “议论坚正,风节峻洁” (杨万里向宰臣王淮推荐袁枢的评语) 的诤谏之臣,怀念这位给山城带来荣誉的史学家,直到近代还保护着他当年编撰《通鉴纪事本末》 的遗址。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历史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文化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绝,和我们悠久而古老的史学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先人十分重视历史的记载,早在传说中的唐虞三代以前就已有史官的设立,现存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所刻录的主要内容就是当时的历史。史官的职责从巫觋的宗教活动演变而来,巫觋是能够与天神对话并代表天神传达旨意的人,可见史官在先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中国古代许多哲人、智者都是史官或史学家,如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理学大师朱熹、吕祖谦等,都是史学大师。中国的史书体裁主要分为三大类,即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编年体从商周的甲骨金文纪事演变而来,《春秋》、《左传》 为早期代表作;纪传体从战国时的 《世本》 开启先河,由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最终创立,它以记载帝王为纲,记载重要人物为纬,制度、事件附之,所谓 “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辅政体,十表以谱年爵”,《史记》 乃其光辉的典范,后成为官修正史的传统体裁; 纪事本末体简称本末体,最早见于 《尚书》 中的 《金滕》、《顾命》 等篇,其正式的开创者则为袁枢。《四库全书总目·史部》 对此评论说: “至宋袁枢以 《通鉴》 旧文,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体。” 本末体既没有纪传体一事复见数篇之烦,又避免了编年体一事隔越数卷之弊。就整体结构而言,它以事为中心,选择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将其更集中、更突出地编纂起来,保存了历史的主干,比较清楚地反映了历史的概貌,便于读者了解把握。就横断层面而论,它因事名篇,专门记述某一历史事件,不旁及他事,集中和综合了与这一事件有关的所有史料,而且仍按时间顺序排比,这样,就首尾完整地显示出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又比纪传、编年体来得翔实完整,脉络清晰,兼备了纪传、编年的长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此有十分精当的评述——
(纪事本末体) 因事命篇,不为常格; 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
——章学诚 《文史通义·书教下》
梁启超说: “枢书出后,明清两代踵作颇多。” 自袁枢此书一出,为史籍编纂开辟了新的途径,激发了后世史家的创作意识, 纷纷仿效, 上接下续之作层出不穷。 上接之作, 如清初马驌的 《绎史》,记事从上古传说时代至秦朝灭亡; 高士奇的 《左传纪事本末》 以 《左传》 为本,叙春秋史事。下续之作有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李有棠 《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杨陆荣 《三藩纪事本末》,张鉴 《西夏纪事本末》,黄鸿寿的 《清史纪事本末》 和李铭汉的 《续纪事本末》 等,蔚为大观,已隐隐然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方面军了。
《通鉴纪事本末》 的取材未超出 《资治通鉴》 一书,似乎只是袁枢换个角度改编了一下,是“善抄书者可以成创作” (梁启超 《历史研究法》) 的一种行为。其实不要说归纳事件条目需要对历史的深刻的洞察力,而且编拟条目本身就显示出作者对历史事件的观点倾向,因此朱熹曾经深刻地指出: “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 (朱熹 《跋通鉴纪事本末》) 袁枢仿效孔子编 《春秋》,通过事件类目的设置,史料的选择、组合甚至于标题的感情色彩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如 “平”、“叛”、“寇”、“伐”、“祸”、“乱”等,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于南宋时宋金对峙的局面,历史上分裂时期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成为袁枢编纂此书的重点,仅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就归纳了85个专题,占全书1/3强。其中,他又特别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对于 《祖逖北伐》、《江左经略中原》 等,大书而特书,从中不难看出他的 “微意”所在。正是因为这一缘故,参知政事龚茂良读后认为此书 “有补治道”,抗战倾向比较明确的宋孝宗看到此书后才会发出 “治道尽在是矣” 的赞叹和评价,才会下令皇太子必须熟读,甚至分赐前线的统兵将领,叫他们好好看看。这表明,《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决非简单的抄书行为而已,除了新创体裁以外,还充分体现了袁枢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深刻的 “资治” 的史学思想。
《通鉴纪事本末》 一书的出现是时代思潮的结果。宋代的历史哲学以主通明变为主要特征,北宋司马光的 《资治通鉴》 正是这种指导思想的产物。它打破了朝代界限,融会十七史于一炉,在更高的层次上复兴了编年体史书。其起迄年代之久远,包含内容之丰富,树立规模之宏大,在中国史学史上都是空前的。要之,《通鉴》 宏大叙事之要在于“通”,打通朝代,打通华夷;而 《通鉴纪事本末》 之“通”在于具体的历史事件,它打通的是编年体的年代断隔,使一桩桩具体的历史事件通贯起来。从这一点上来讲,袁枢的史学思想和司马光是相“通”的,袁枢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独具慧眼,自出新意,抓住了历史以叙事为主的中心任务,从事之本末的角度,对 《通鉴》 重新作了改编,使卷帙浩繁、头绪繁杂的 《资治通鉴》 变得明白可读、眉目清晰起来,“故曰: ‘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 (章学诚 《文史通义·书教下》 从这个角度讲,袁枢是 《资治通鉴》 的再造功臣。
正是因为此书“有补治道”,又明白可读,因此书一经出版问世,当即受到朝野的重视,不断被翻印。据顾志兴先生考证,从淳熙二年 (1175) 初版问世到理宗宝祐五年 (1257) 的82年时间里,这部书仅在严州就刻印了4次,平均20年1次,重版率之高,在古籍刻印史上是少见的。叙事严谨的历史书能够成为畅销书,也是一种少见的现象,这当然首先与书的创新思想和体例内容有关,但书籍本身装帧刻印之精良也应该是重要的因素,只有见而好之,才会引起读者阅读和购置的欲望,因此,严州刻本之精良也是此书重版率高的原因之一。
淳熙三年 (1176),《通鉴纪事本末》 在严州问世的初刻本,也称 “严州本” 或 “严州小字本”。84年后,湖州重刊 《通鉴纪事本末》,称“大字本”,“人喜其庄严闳整,豁目悦心,争相赞美” (傅增湘 《藏园群书题记》)。但傅氏“反复展玩 (按指严州本),(见其) 书法劲整,有颜筋柳骨之风,且核对颇审,实出大字本之上。《仪顾堂续跋》 跋湖州本云: ‘严州所刻,写刊精良,校雠细密,远胜此本。今两本具在,孰精孰讹,必有能辨之者。’”傅先生又说,严州刻本 “字体方严,摹印清朗,决无挖补之痕。其中缝刊工人名,逐叶咸具,而字数记在下鱼尾下刊工之上,尤为宋版所稀见” (同上引)。傅增湘为近代大藏书家,学识渊博,赏鉴极精,他的评价极富权威,可知严州本的确非同凡响,能在众多精本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借助傅增湘先生对《通鉴纪事本末》的评价和鉴赏,我们也得以窥见严州刻本的风采。
作为严州人,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及的是,纪事本末的思想最早是由睦 (严) 州人皇甫湜提出来的。他在 《编年纪传论》 中,首次谈到了史书记载“尽事之本末” 的思想,提出了史书编写体裁的问题,这是很有意义的。尽管皇甫湜只是提出了问题,没有付诸实践,但“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不容易”。在皇甫湜提出这一思想之后300多年,他的理想或者说他提出的问题,由一个福建人在他的故乡严州实现 (或曰 “解决”) 了,这是历史的机缘巧合还是上苍的安排? 这个问题谁也无法回答。但无论如何,纪事本末这一崭新的史书体裁与严州的不解之缘将永远被传颂下去。
较之编年体和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出现得最晚,也最接近现代史书章节体之体裁。梁启超说: “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 第二章) 《通鉴纪事本末》 被他推为 “新史学的开山之作”,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近代史学的第一缕曙光是从山城严州透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