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主要事迹简介

巴金

巴金(1904年—)，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有佩竿、王文慧、巴比、余一、欧阳镜蓉等29个(见张晓云、唐金海《巴金笔名考析》，1980年)。祖父李镛，曾任知州，有《秋棠山馆诗钞》。父李道河，曾任广元县知县。母陈淑芬。长兄李尧枚、二兄李尧林、二姐李尧桢、三姐李尧彩、弟李济生。
5岁，随父离成都至广元，入家塾。晚间，母亲教三兄弟按《白香词谱》吟诵，是最初的文学启蒙。10岁失母，13岁失父。14岁，进基督教青年会英文补习学校，一月后因病辍学。16岁，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同年加入“半月社”。1921年4月，在《半月》发表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署名芾甘。1921年参予创办《宣言》。1922年，主持编辑《平民之声》周刊。又在《时事新报》副刊发表《被虐者底哭声》诗十二首，是最早的诗歌作品，署名“佩竿”。1923年，与尧林相偕出川，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1925年毕业，因患肺病未考大学，到上海养病与真恒等在上海成立民众社，并出版《民众》半月刊。
1927年1月，和好友卫惠林赴法国，想学法文，多读些书。1928年8月，中篇小说《灭亡》完稿。故事发生在1925年的上海，青年杜大心怀着对黑暗社会的强烈憎恨，向往革命，在绝望中，进行盲目的个人暗杀活动，后被捕遇害。作者说他是“病态的革命家”。有的评论者将《灭亡》归入“新写实主义”，甚至称之为“革命文学”。作品署名巴金。“我不愿用自己的真名，想到一个在法国的留学生，不久前在昂热自杀的巴恩波，就采用了一个‘巴’字，以示纪念;‘金’是那个学哲学的朋友建议采用的。‘巴金’不是我有意取的笔名，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文学联系在一起。”(唐金海、张晓林等《巴金访问荟萃》，1979—1987年，以下简称《荟萃》)书稿寄到上海，为主持《小说月报》编辑工作的叶圣陶所赏识，1929年1月开始在20卷第1期连载。巴金说：“我在沙多—吉里，一边流着泪一边写这书。……我不是杜大心，我不赞成他的道路，但我不能阻止他走自己的路，按照他的性格，最后他只能毁灭。我为他的死而哭。”(《荟萃》)
1928年12月， 自法国回上海定居。
1930年，连续写成《初恋》等10个短篇小说，连同后来的几篇，于次年编成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复仇集》。
1931年，完成《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爱情三部曲》之一的《雾》、《革命三部曲》之二的《新生》，和《光明集》中的十几个短篇小说，成为其创作的第一个丰收年，“从这一年开始我才开始‘正式地’写起小说来”。《家》是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31年在上海《时报》以《激流》为名连载，立即引起轰动，后由开明书店出版。1949年前出过30多版，1949年至1978年仅北京就印行15次，还曾3次拍成电影，是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家》在“五四”后广阔而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描写成都一个官僚世家内的恩与仇、爱与恨。它有近20个长辈，30个以上的兄弟姐妹，50个男女仆人，高老太爷统治着这个四世同堂的封建王国。巴金的大哥李尧枚是觉新的原型，而觉民、觉慧身上，有二哥李尧林和巴金自己的投影。《家》表现封建家族制度的罪恶，和它的叛逆者的反抗，它的主题是强烈的反封建。巴金写道：“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我要为过去那无数的无名的牺牲者‘喊冤’!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青年。”(《关于〈家〉》)它教育了现代中国的几代人，许多青年是在觉慧这个艺术形象的启发下，投身革命的。半个世纪后，巴金说：“‘高老太爷’还有，还在活动，有各种各样的 ‘高老太爷’，都生在封建主义这条根上，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非反封建不可。”(《荟萃》) 1932年，完成中篇《海的梦》等，完成《爱情三部曲》之二《雨》。
1933年9月，到北平，住在沈从文家。12月，完成《爱情三部曲》之三《电》。《爱情三部曲》描写“一群青年的性格，活动与死亡”。“不过借助用恋爱关系来表现主人公的性格”(《〈爱情三部曲〉总序》)。这是巴金最喜爱的作品。本年，与鲁迅、茅盾、叶圣陶等相识。1934年，章靳以、郑振铎创办《文学季刊》，应邀担任编委，迁人三座门的编辑部，与李健吾、卞之琳、曹禺、何其芳、萧乾等青年作家来往。曾编发曹禺的话剧《雷雨》，震动剧坛。11月去日本，行前鲁迅、茅盾等曾为其饯行。
1935年8月返回上海，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并主编《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从1935年底到抗战前的不足两年时间内，《文学丛刊》就出版四集64种，抗战到解放前又出版10种。还主编《水星》、《文季月刊》，以及《译文丛书》、《新时代小说丛刊》、《文学小丛书》、《现代长篇小说丛书》等，编选和出版了鲁迅、茅盾、郑振铎、曹禺、艾芜、叶紫、何其芳、罗淑等人的作品。作为优秀的编辑家，巴金对扶植文学新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萧乾说：“他不是拿着一个装了五号电池的小手电只顾为自己照路的人，他是双手高举着一盏大马灯，为周围所有的人们照路。”(《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
1936年6月，在鲁迅、黎烈文、茅盾、曹靖华等人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名，10月又在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人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名。鲁迅称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10月19日，鲁迅逝世，巴金曾为其守灵，称自己“只是他的读者和学生”。《文季月刊》编发《哀悼鲁迅先生特辑》，并以编辑部名义发表《悼鲁迅先生》。1983年10月，访问绍兴鲁迅故居，在鲁迅纪念馆留言簿上写道：“鲁迅先生永远是我的老师。”
1937年抗战爆发，与茅盾合编《呐喊》、《烽火》等文学杂志，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编委。1938年3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在八年抗战中，巴金辗转于上海、广州、武汉、昆明、成都、重庆、贵阳、桂林之间，全身心投入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八十年代，巴金在接受访问时，曾回忆说：“当时有些人在桂林报纸上批判我。我很生气，就写了一篇《死去》。事后觉得，纠缠在这些事情上不值得;再说，我的器量也太小了。”(《荟萃》)
1938年，创作《激流三部曲》第二部《春》。出版杂文集《感想》，在前记中，第一次提出“说真话”：“我在那里面说的全是真话。而且我以为我们在这时候应该说真话。”
1939年10月至1940年5月写作《秋》。《春》和《秋》两部续篇，表现的仍然是旧家庭的衰落与新一代的反抗。而《秋》，“是一种强有力的震惊”。它鞭辟入里地描写家族之争，把人物生理的和心理的病态，扭结在一起，在艺术典型的塑造方面，有独特成就。历时10年，《激流三部曲》至此全部完稿，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三部曲充满着悲剧性，也充满着反抗性，“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力量的源泉是青春，“我始终记住： 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鼓舞我的源泉。”(《〈家〉后记，1951年》)
1938年至1942年，创作《火三部曲》(又名《抗战三部曲》)。描写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上海、皖西的救亡活动，以及他们在“火的包围”中的成长。1943年创作长篇《火》。12月，与英国神父赖诒恩就“生活”与“道德”关系笔战，坚持生活决定道德的观点，表现出对高尚的道德理想、伦理原则的追求。
1944年5月，在贵阳花溪镇与萧珊(陈蕴珍，浙江宁波人，1917—1972年，曾在中山大学、西南联大读英语、历史专业)结婚。是年，创作中篇小说《憩园》。通过一座公馆主人的更迭，描写纨绔子弟的堕落，“替垂死的旧社会唱挽歌”。(巴金《〈憩园〉法译本序》)美丽而善良的少妇万昭华，是作者赞美的人物，她希望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但也只能在寂寞中陨灭。1945年，屠格涅夫《散文诗》中译本出版。《第四病室》完稿。
1946年，返上海。年底，完成一生中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寒夜》。写汪文宣、曾树生一对平凡的夫妇，在战争、失业、疾病、贫困的交相压迫下，精神的崩溃，以至最后的死亡。巴金说：“《家》和《寒夜》内容不同，但都写家庭，写青年人的命运，都有我自己的感情， 自己的血泪，我都喜欢。”(《荟萃》)。
1949年7月，赴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常务委员。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政协委员。10月，参加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1952年和1953年两次赴朝鲜前线，写作《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多篇战地通讯，后辑为《生活在英雄们中间》、《英雄的故事》。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后连续担任第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后连续担任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次作为中国人民的文化使者出国访问和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文革”前到过波兰、苏联、东德、朝鲜、印度、日本、越南等国家。1956年，参加作协理事会，发言提出“让一个从事创作的人有充分的时间”，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与靳以共同主编的《收获》在上海创刊。
1957年前后，“相信了别人的每一句话”，在思想上“搞不清楚”。(《荟萃》) 1958年，因《法斯特的悲剧》一文，第一次受到公开批评。在给苏联汉学家的信中称：对我过去作品的批判，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对我作品有些误解。1962年5月，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作《作家的勇气和责任》的发言，说道：“既然打着作家的招牌，就必须认真写作，必须重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同时对“左”的人物进行抨击：“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1966年夏，“文革”大动乱席卷全国。9月被抄家，10月，成为“审查对象”，不断受到批斗。“文革开始的时候，有段时期，又是抄家，又是批判，真以为自己的作品一无可取，那都是因为迷信的结果”。(《荟萃》)1962年5月，上海作协成立“打巴小组”，6月20日，上海文化系统召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巴金电视斗争大会”。1969年，随作协去松江县辰山公社参加劳动。1970年去奉贤县五七干校劳动。劳动期间，继续接受批斗。1972年8月，妻子萧珊忍辱死去，始获准留在上海。1973年7月，上海市领导“决定”：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做翻译工作。1973年至1975年，重译屠格涅夫《处女地》。1975年，翻译俄国赫尔岑100万字的巨着《往事与随想》。1975年，关系转至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英文组。1977年5月18日，被迫沉默11年后，在《文汇报》发表散文《一封信》。
1979年，重访法国。准备写作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反映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的命运，后未果。1980年4月访问日本，作《文学生活五十年》和《我和文学》的讲演，呼吁“作家把心交给读者”。1981年3月，倡议筹建现代文学馆，为该馆捐赠巨款和珍藏手稿、照片、书籍等3000余件。9月，三访巴黎，出席45届国际笔会，在会上提出“它应当成为世界作家的讲坛，它应当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发展国际文化的一种强大精神力量。”编定十卷本《巴金选集》。1984年赴日本出席47届国际笔会。又赴北京，与夏衍、胡风等参加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
1986年，《随想录》(《随想录》第一集、《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共150篇、42万字，历时8年完成)出版，“《随想录》是我最后的着作，是解释自己，解剖自己的书”。“这是说真话的书，也是表现我的爱和憎的书，有‘忏悔’，有‘揭露’，也有‘希望’，它们是我一生思想的总结。”“我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要燃烧自己，把自己的热情都贡献出来。”(《荟萃》)《随想录》提倡“说真话”：“我大喊：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炼的人是不会沉默的”，“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文化界人士认为：作为巴金80年人生经验和60年文学活动的总结，《随想录》代表了同时期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佳构，它的影响和价值，也已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和文学范围。1993年，本书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其价值在于它是一个受害者的严肃反思，一个正直心灵的痛苦自审，一个最无责任者对自己责任的拷问。
1980年当选为中国笔会中心主席。1981年、1984年、1997年，多次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1996年，中国文联主席团聘请巴金为中国文联荣誉委员。
1987年，“巴金文学创作生涯60年展览”先后在北京、上海举行。1989年11月，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召开。1991年9月，“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1992年，巴金铜像在南京师大附中揭幕。1996年，“巴金文学创作生涯70年展览”在福建泉州举行。泉州黎明大学建立“巴金研究所”。
1993年，亲自编定的《巴金全集》26卷本面世。1997年，王仰晨(树基)编《巴金书简——致王仰晨》出版。1998年11月《随想录》手稿本出版。
近年获得：但丁国际奖(1982年)、法国最高荣誉勋章(1983年)、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1984年)、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籍院士(1985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人民友谊勋章(1990年)、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1990年)、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资深作家敬慰奖(1993年)、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1993年)等。
据新华社报道：1998年11月25日，上海华东医院巴金病室鲜花簇拥，香气可人，在人们的声声祝福中，老人度过95岁生日。早几日，巴金老友柯灵、王辛笛、黄裳等前来探望他。巴金说：“现在，我想的是祖国和人民。”冰心送来的花篮全部用康乃馨缀成。飘带上写着：“巴金老弟生日快乐。”为纪念巴金九五华诞，上海图书馆、上海作协等联合举办巴金着作版本展览，共展出巴金作品152部，计176种279册，主编丛书、期刊14种，发表于五种早期报刊的作品五部，以及国外出版社出版的巴金作品外文译本23种。
有一女一子：女李小林(1945年— )，《收获》副主编。子李小棠(1950年—)。
巴金着译约1000万字，亲自编定或审定的有：《巴金文集》14卷(1958—1962年)、《巴金选集》10卷(1982年)、《巴金全集》26卷(1993年)、《巴金译文全集》10卷(1997年)。
着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 《灭亡》 (1929年)、《激流》(《家》1931年)、《雾》(1932年)、《春天里的秋天》(1932年)、《砂丁》(1932年)、《新生》(1932年)、《雨》(1932年)、《电》(1933年)、《春》(1938年)、《火》(1938年)、《秋》(1939年)、《火》(第二部1939年)、《火》(第三部1943年)、《憩园》(1944年)、《第四病室》(1945年)、《寒夜》(1947年)等。短篇小说集：1929年至1949年，有70多篇，结集为《复仇集》、《光明集》等13本;1949年后有《英雄的故事》等3本。散文集：1927年至1947年，有《忆》、《海行杂记》等18本;1949年后有《华沙城的节日》等11本。
“文革”后新着、旧着选集：《创作回忆录》(1981年)、《序跋集》(1982年)、《巴金杂文选》(1982年)、《巴金散文集》上下(1982年)、《怀念集》(1983年)、《童年的回忆》、《巴金论创作》(1985年)、《随想录》5册(1986年)、《雪泥集》(1986年)、《巴金六十年文学》(1987年)、《巴金书简》(初编，1987年)、《巴金书信集》(1988年)、《巴金书简——致王仰晨》(1997年)等。
年谱有：贾植芳顾问，唐金海、张晓云主编《巴金年谱1904年—1986年》(1990年)等。
传记有：《巴金自传》、陈丹晨着《巴金评传》(1981年)、李存光着《巴金传》(1994年)、徐开垒着《巴金传》(1996年)、李存光着《巴金》(1997年)等。
回忆录有： 田一文着《我忆巴金》等。
研究着作有：李存光《巴金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道路》、谭兴国着《巴金的生平和创作》、张慧珠着《巴金创作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