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生传》人物生平事迹简介

蔡楚生是我国杰出的电影艺术家，广东省潮阳县人，一九○六年生于上海。在家乡度过童年时代，曾在私塾读书并从事农田劳动。蔡楚生的家乡，是一个名叫“神仙里”的秀丽村庄，练江的支流，静静地从村边流过。江两边，是一片片的稻田，还有望不到边的桔子林。离村庄不远，有一个着名的古迹——灵山寺。在这里，他常常和大人们一起，顶烈日，冒大雨，在稻田里插秧，褥草; 和小朋友们一起到河里抓鱼、捉虾，到灵山寺游玩，戏耍。当然，还得到设在宗族祠堂里的私塾去念书。年幼的蔡楚生是聪明而又调皮的，他最恨私塾先生的那副眼镜。这位老先生习惯于在讲课时摘下眼镜放在桌子上，一旦发现课室里有谁做小动作，他便戴起眼镜狠狠盯你一眼。于是乎，你的脑壳便会响起清脆的棍子敲打的声音。蔡楚生想出了对付先生的办法。他从家里弄来稀饭，捣成糊糊，趁先生出去时，涂在那可恶的眼镜片上。……自然，为此他不免又得受一次惩罚，并在回家后受到父亲严厉的训斥。
一九一八年，十二岁的蔡楚生被父亲送到离家不远的汕头市，在一家商店当学徒。虽然他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但仍然想尽办法进行学习。每天晚上，他总是找来包装货物的报纸，在昏黄的灯光下学习识字。慢慢地他读起了小说，开始喜欢起文艺来了。一九二五年，在“五卅”运动的推动下，他在汕头参加了店员工会，担任工会的宣传工作，并开始从事戏剧演出活动。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蔡楚生因从事工会活动受迫害而潜往上海。他先后在几家影片公司打杂，做过临时演员、场记、置景、剪接……他有惊人的毅力，为了画布景，他熬夜苦苦学画; 为了写字幕，他练过各种书法; 不懂的，他就问，就学。很快，他掌握了影片生产的各种技术和技能，从而迷恋起电影艺术的创作，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
一九二九年，蔡楚生进入当时规模最大的明星影片公司，担任郑正秋的副导演。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协助郑正秋摄制了《战地小同胞》、《碎琴楼》、《桃花湖》(前后集)、《红泪影》等六部影片。郑正秋是我国早期电影艺术创作的拓荒者，也是蔡楚生的同乡，他是一个旧民主主义者，一个正直的、爱国的艺术家。他的创作，既有揭露社会黑暗的积极意义，又有规劝剥削阶级“乐善济贫”的改良主义色彩。由于他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比较熟悉，深知电影观众的心理，所以其创作具有民族风格，很受观众的欢迎。蔡楚生从郑正秋那里学习了导演艺术，承袭其艺术特色。同时，也接受了他的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
一九三一年，蔡楚生加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正式担任编导。“九·一八” 、“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全民抗日运动的高涨，激起他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一九三二年，他联合史东山、孙瑜、王次龙等，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编写并拍摄了反映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的影片《共赴国难》。但是，由于尚未接受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看不到国家和个人的出路，所以又时常陷入“纯艺术”的迷宫之中。在同一年里，他编导了两部具有反封建的民主思想，但却流露了自己的苦闷、低沉情绪，具有浓郁的小资产阶级悲观情调的爱情影片——《南国之春》和《粉红色的梦》。
《粉红色的梦》上映之后，受到左翼电影界的激烈批评。年轻的共产党员聂耳以“黑天使”的笔名在《电影艺术》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文章，恳切地希望他“不要再做艺术家的迷梦”，“能很快的走上一条正确的大道”，创作出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影片来。蔡楚生是一个要求进步的艺术家，他接受了左翼电影工作者的批评，并且亲自跑到聂耳的住地当面求教。从此，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后来，蔡楚生在一篇题为《会客室中》的文章里也批判了自己的这两部作品，决心在以后的创作中“最低级限度要做到反映下层社会的痛苦”。他说，“我还年轻，只要不死，我会以更大的努力来报答你们的期望的”。
一九三二年，蔡楚生还认识了另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着名的左翼电影评论家尘无。他非常欣赏尘无那些“清新敏感”的散文和“风华直逼唐宋”的旧诗文，更喜欢尘无那些“精辟泼刺”的评论文章。他们很快便成了密友。以后，尘无写了几万字的评论文章，从理论上对蔡楚生的创作给予热情帮助。遗憾的是，五、六年后，尘无便因病去世，离开了人间。
一九三三年二月，蔡楚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组织——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为左翼电影运动重要的一员。他的目光由狭小的小资产阶级圈子转向广阔的社会现实，转向贫苦人民，并且力图用阶级观点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处理题材，刻划人物。这一年，他完成了着名的电影剧本《都会的早晨》。影片以鲜明的阶级观点和对比的艺术手法，塑造了青年建筑工人许奇龄及其妹妹兰儿、资本家黄梦华及其品性败坏的儿子惠龄等人物形象，揭示了二十世纪初中国都市社会中尖锐的阶级对立，批判了剥削阶级的丑恶灵魂和虚伪面目，歌颂了劳动人民的斗争精神。《都会的早晨》用艺术实践证明了蔡楚生的转变和进步，标志着他的创作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一九三四年，蔡楚生完成了轰动影坛的《渔光曲》。影片反映了在军阀混战，渔业资本家的压榨和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下，渔民灾难重重的生活，表现了作者对穷苦渔民的无限同情。在创作过程中，蔡楚生特别邀请聂耳担任影片的配乐工作。为了使影片拍得真实，他和聂耳等曾经冒着危险到浙东象山县的石浦去拍外景。这是一个面临东海，渔船荟萃的集镇，常有海盗出没，风暴袭击 拍摄工作十分艰难、劳累、危险，有些人情绪低落，要打退堂鼓，但蔡楚生和聂耳不畏艰险，他们还召集大家开娱乐晚会，并且亲自登台表演。他们乐观的斗争情绪感染了大家，使大家受到很大的鼓舞，完成了影片的拍摄工作。影片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放映后，场场客满，一连放映了八十四天，创造了当时中国影片放映的最高纪录。十几万张《渔光曲》主题歌唱片被全部抢购一空。次年二月，《渔光曲》还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节，获得了“荣誉奖”，成为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
一九三四年底至一九三五年春，蔡楚生导演了孙师毅编剧的《新女性》。影片通过中学教师、女作家韦明悲惨的一生，控诉了旧社会的罪行。这个影片的故事大体取材于当时自杀的电影女演员艾霞的一生，由有类似遭遇的优秀女演员阮玲玉担任主角。由于影片批判了某些报刊的新闻记者，因而受到了许多黄色报刊的疯狂攻击。他们对蔡楚生和阮玲玉等进行谩骂、造谣和诬辱。制片公司被迫瞒着蔡楚生作了“道歉”; 阮玲玉由于忍受不了黄色报刊的嘲谑诬衅而自杀，遗书中愤怒控诉资产阶级舆论“人言可畏” 。鲁迅先生曾以当时资产阶级报刊喧嚣一时的阮玲玉自杀事件和阮玲玉遗书中“人言可畏”一句话为题，写了一篇批驳资产阶级舆论的战斗杂文《论人言可畏》。蔡楚生也以极其悲愤的心情悼念这位具有卓越表演才能的女演员，更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去抗击那些黄色报刊的诬蔑。
一九三六年八月，蔡楚生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以流浪儿生活为题材的影片《迷途的羔羊》。他通过描写小三子、小翠这样一群由于农村经济破产，爸爸被抓壮丁而沦为孤儿，流落城市，最后被警察追逐到没有建成的摩天楼上而走投无路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当时反动统治阶级摧残儿童的罪恶，形象地提出了“救救孩子”的重大社会问题。蔡楚生为了编写这个剧本，到底层体验生活，他换上破旧衣衫深入到流浪儿童之中，跟他们一起玩耍，给他们讲故事，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了解了他们的身世，从而更加强了“为这些无告的人们而呼吁的决心了”，影片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蔡楚生创作的这些影片，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为蓬勃兴起的左翼电影运动扩大了影响，增添了光彩。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左翼电影运动进行了疯狂的围剿，禁止拍摄进步影片，甚至派特务捣毁了拍摄进步影片的艺华公司。他们还散发“警告文化界”的传单，扬言要“对于文化界来一清算”，以“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对付你们”。但蔡楚生面对这种白色恐怖毫不退缩，他坚持进步，坚持斗争，为发展左翼电影事业英勇斗争。
一九三六年一月，在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蔡楚生和欧阳予倩、孙瑜、李萍倩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上海电影界救国会。他们发表宣言，要求“坚持领土主权完整” ，“收复失地” ，决心“动员整个电影界的力量，摄制鼓吹民族解放的影片。”一九三七年初，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媚日卖国，严禁拍摄抗日影片的高压下，蔡楚生编导了短片《小五义》(《联华交响曲》之一)，巧妙地以五个孩子赶走坏蛋的寓言式故事，曲折地宣传了反对日寇侵略的思想。接着，又在《王老五》中，揭露了汉奸工贼的罪行。抗日战争爆发后，蔡楚生立即投身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参加了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电影界工作人协会、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和上海电影编剧导演人协会等组织，并被选为理事或常务委员，同时，还积极准备为联华公司导演描写华北军民共同抗击日寇的《华北的黎明》，由于国民党南京电影检查委员会的阻挠，拍摄计划未能实现。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失陷，沦为“孤岛”。蔡楚生与司徒慧敏、谭友六等转赴香港，在香港开展了抗战电影工作。香港是粤语电影的创作基地，当时正在畸形发展。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到香港后，了解和分析了香港粤语电影的状况，团结一批电影工作者筹划抗战影片的拍摄工作。
一九三八年四月，由蔡楚生、司徒慧敏合作编剧、司徒慧敏导演的粤语片《血溅宝山城》由新时代影片公司摄制上映。故事基本上是根据抗战初期中国军队营长姚子青率领全营官兵死守宝山，全部壮烈牺牲的动人事迹编写的，表现了中国抗日战士高贵的民族气节和牺牲精神。之后，蔡楚生、司徒慧敏继续合作，编写了另一部粤语电影剧本《游击进行曲》，表现了日寇侵占下的中国农村中的青年农民激于国恨家仇，组织队伍展开游击斗争，在日本反战士兵的帮助下出奇制胜地歼灭法西斯侵略者的故事。影片完成后，即因其强烈的思想性而遭禁映。直到三年之后，经过一番删剪，才改名《正气歌》上映。
一九三九年六月，蔡楚生编导了影片《孤岛天堂》。影片描写上海沦为“孤岛”之后，以“神秘青年”为首的一群爱国青年与汉奸特务进行的生死斗争。一九四○年下半年，他又编导了《前程万里》。影片从当时香港的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描写汽车司机老高拒绝替奸商搬运资敌军火原料，集合一批贫苦人民回内地参加抗战的故事，表现了香港工人、穷苦人民不屈的民族气节。《前程万里》等抗战影片的出现，既对香港同胞和海外侨胞发挥了宣传抗战的作用，也促使香港影片的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香港期间，蔡楚生还同其他进步电影工作者一起，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收买华南影业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揭发和斗争。一九四一年四月底，日寇派人到香港，企图收买电影界，为其侵略服务。蔡楚生以“小云”为笔名，在五月十四日的《华商报》上发表了《电影界的人兽关头——揭发敌人对华南电影界的阴谋》，号召广大电影工作者“起而扫荡日寇对我们电影界的这种毒辣的阴谋”。由于蔡楚生和许多进步电影工作者的斗争，使日寇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这个时期，蔡楚生曾到一个名叫“香港仔”的渔区居住过一段时间。在这里，他听到许多穷苦渔民在日寇炮舰纵横的海上被屠杀，被活埋沉入海底的悲惨故事，满怀悲愤的感情写出了表现南海渔民在怒涛汹涌的海洋上和敌人作生死斗争的电影剧本《南海风云》的初稿。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蔡楚生把《南海风云》的初稿用油纸包好，装入铁皮箱，埋在地下。他抱着肺病之躯，辗转来到桂林，在潮湿的小屋里养病。国民党反动派曾派人拉拢他，请他去重庆，他拒绝了。一九四○年春夏之间，日本侵略军沿着湘桂路进犯衡阳，桂林岌岌可危。蔡楚生转移柳州，住在四壁透风的演剧四队的住处柳州中学。国民党又派人请他坐小汽车迁到后方去，同样遭到他的拒绝。不久，侵略者的战火烧到柳州，蔡楚生夹在长长的难民队伍中，流离颠沛，撤到贵阳。之后，到了重庆。这段逃难生活，使他终生难忘，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在贵阳的一个小店里，蔡楚生曾经对他的好友抗敌演剧四队的张客在《难忘的记忆》一文中这样说过：“有人说，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这话的含义我体会到了，我天天在难民生活的铁流里滚，受到血的教育，这比我在上海十里洋场受的教育不知深刻多少倍! 这要拍成电影多么震撼人心! 这十万难民象铁锤一样老捣着我的心，我吃不下，睡不安，想了几夜。” “这十万难民是个铁的证明，——证明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透顶，湘桂、黔桂路上的撤退是一次大表演、大暴露。难民凭一双脚走啊，走啊，走到哪?这里边有什么值得深思的呢? ……”几年后，在他和郑君里联合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就包含着这段重要的生活积累。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四大家族疯狂劫收电影事业，排挤压迫民营电影公司，对进步电影运动加紧进行排斥和迫害。蔡楚生和许多进步电影工作者一样，并没有被吓倒。一九四六年初，他和阳翰笙、史东山等一起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复员”回到上海。同年六月，他们会同郑君里、孟君谋等，以战前联华影业公司同人的名义，组织了联华影艺社。不久，联华影艺社和昆仑影业公司合并为“昆仑影业公司”。党的地下组织进一步扩大和充实了这一基本阵地的创作实力，使之成为进步电影、戏剧工作者进行电影创作和斗争的中心，为进步电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一九四七年十月，蔡楚生完成了与郑君里联合编导的、我国民主革命时期进步电影运动中最优秀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一江春水向东流》。影片分《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两集，通过李素芬、张忠良这样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深刻地反映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前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里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不同生活和遭遇，具有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出现，被当时的进步舆论誉为“标示了国产电影的前进的道路”。在香港的夏衍和文艺界的其他朋友，还联名写信给蔡楚生和影片的全体创作人员，盛赞这部影片所获得的重大成就。信中说： “要是中国有更多一点的自由，要是中国有更好一些的设备，我们相信你们的成就必然会十倍百倍于今天，但，同时也就因为你们能在这样的束缚之下产生这样伟大的作品，我们就更想念起你们的劳苦，更感觉到这部影片的成功。”
蔡楚生在完成《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后，又创作了电影剧本《西湖春晓》。他准备还和郑君里合作导演。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使这部影片未能投入拍摄。
在上海期间，蔡楚生除从事电影创作外，还以其地位和声望，掩护爱人陈曼云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于我党在上海的地下电台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党组织通知蔡楚生、陈曼云立即撤离上海，南下香港，以便待机转往解放区。在此前后，阳翰笙、欧阳予倩、于伶、史东山、张骏祥、柯灵、王为一等也相继到达香港。他们会同原来在港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再次开展了香港的进步电影运动。蔡楚生并且具体帮助陈残云、王为一等完成了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有较高成就的粤语影片《珠江泪》。这部影片被誉为“粤语片里面的一个革命性的代表作”，“替未来粤语电影的创作铺开一条道路”。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解放。五月，蔡楚生满怀欢欣喜悦的心情，从香港乘船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轮船经过上海时，刚好上海解放。他在船上参加了庆祝大会，并且表演节目，欢呼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蔡楚生投身在建设人民电影的新的斗争中，他先后担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六年四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以多病之躯进行忘我的工作，把自己的心血全部献给了新中国的电影事业。
他积极抓影片的创作，对于剧本创作和电影的生产，总是一丝不苟地提出意见。作为一个领导者，他既能看到成绩，也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他十分重视电影理论的研究工作，并且在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电影局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电影的艺术创作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这个发言的主要部分《对分镜头剧本和文学剧本的一些看法》，后来被中国电影出版社收入《论电影剧本创作的特征》一书中出版，成为我国电影理论中的一篇重要着作。
蔡楚生的这篇文章，实际上也是对于自己作品的艺术特色和创作经验的部分论述和总结。他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注重“生活的真实”，要求“在正确的思想内容指导下，写得比真实的生活还要象生活的——也就是更能表现事物的内在与本质的生活”; 他注重人物性格的刻划，要求“突进人物的精神世界，内心世界，从而把他们的精神活动、内心活动表现出来”。他注重结构的完全，要求“有头有尾，层次分明”，以适应中国老百姓的欣赏习惯。他注重细节的描写，认为： “如果说一个作品是一棵树(自然这只是一个比方)，那么，主题思想、故事情节应该是树的骨干和枝叶，而这些细节就应该是树上的花朵”。“人很喜欢树，但更喜欢有花的树，尤其是喜欢花又多又香的树”等等。
作为中国电影界的领导人和世界着名的电影艺术家，蔡楚生不可避免地要化费相当多的时间来从事国际间的友好活动，接待外宾，参加各国电影节等等。一九五二年八、九月间，他到布拉格、哥特瓦尔德等地参加“捷克人民电影节”。一九五六年五月至九月，他率领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了苏联、瑞士、法国、英国、南斯拉夫、意大利等国，增强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和各国电影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和友谊。
但是，作为一个电影艺术家，蔡楚生更加渴望的是继续从事他的艺术创作。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五四”以来的优秀影片重新上映后，国内外观众纷纷给蔡楚生写信，恳切希望他重新拍片。法国着名电影评论家乔治·萨杜尔在信中祝愿他“在间歇了十年或相等于十年之后，能导演一部新影片”。着名的电影演员《勇士的奇遇》和《红与黑》的主角菲利浦在一九五七年访问北京时也说： “听说这部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导演蔡楚生几年来因为事情忙，一直没有时间导演新影片，这是很可惜的”，他希望蔡楚生“今后多拍几部更好的影片出来”。国内外观众和同行的恳切希望使他深受感动。他在一九五七年接见记者时说： “我这支笔确是已经发锈了! ” “艺术家是通过他的作品与读者或观众建立友谊的，如果停止了创作，他的艺术生命也就完结了。”他决心拿起“发锈的笔”重新创作。那时，他曾制订过一个颇具规模的创作计划： 把他在抗战时期写的舞台剧《自由港》等重新整理出版; 改编两部从前写的作品，拍成电影; 创作一个以现代生活为题材的三部曲的电影剧本，等等。
一九五八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建立。不久，蔡楚生带着十九年前在香港渔区写的《南海风云》的初稿，亲自到广州为珠影主持影片的编导工作。由于时代的变迁，他感到原来的剧本已经不能概括广东渔民的斗争生活，因而重新构思，改名《南海潮》。他邀请陈残云、王为一分别参加编、导工作。虽然那时他总是靠着各种药物支撑自己的病体，但他却满腔热情地和创作人员一起到广东一个富有斗争历史的渔湾汕尾去体验生活，收集素材; 到海南岛走访，选择外景。按照创作计划，这部影片分为《渔乡儿女斗争史》和《天涯海角恩仇记》两集。它通过一个渔民家庭的遭遇，概括了从大革命时代起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一九五八年，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广东沿海渔民的斗争经历。一九六三年影片的上集《渔乡儿女斗争史》完成上映，影片情节曲折、生动，基调悲壮、苍劲，意境深沉、优美，充满渔乡的生活气息，受到电影界的好评。
那时，蔡楚生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一九六三年五月，他亲自主持了《大众电影》编辑部举办的第二届影片“百花奖”授奖大会。在联欢晚会上，周恩来总理问蔡楚生： “你这个电影协会主席当得怎么样?通过‘百花奖’要创作更多的各种题材，多样风格的好影片，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啊! 行不行?”蔡楚生爽然地回答： “有了正确的领导，共同的努力，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看我们的行动吧。请您下次再来参加‘百花奖’的联欢会!”
谁知道，当蔡楚生和广大的电影工作者正在为实现周总理的指示而努力奋斗的时候，席卷中国大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蔡楚生被诬为“黑线人物” “牛鬼蛇神”而惨遭迫害。他每次被“批斗”回来，都对身边的女儿说： “这是林彪、江青干的。”然而，他那病弱的身体终究经不起这场狂风暴雨的摧残，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这位曾为中国影坛放射过灿烂光芒的着名艺术家，终于熄灭了他那灼灼发热的生命之灯。
蔡楚生同志虽然逝世了，但他所精心创作的享有盛誉的优秀影片以及他为中国电影的进步而坚韧不拔进行斗争的精神，却是永存的。他生前在《泽畔吟》中曾经这样说过： “展开在我们面前的道路是那样的悠远，为人类的真理与正义而奋斗的信心会鼓舞我们一生如一日永远不知辛劳，也不知困苦地工作下去”。这话，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他留给后来者宝贵的遗言，它将永远激励着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电影事业而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