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人物生平事迹简介

曹禺是我国杰出的戏剧家，特别是他的话剧创作驰名中外，在中国话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他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新兴的话剧事业。至今他仍然以老骥伏枥的精神，为繁荣社会主义戏剧而奋斗不息。

一

曹禺，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原籍湖北省潜江县。一九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生在天津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
曹禺的童年时代、学生时代，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勃起和发展的时代; 同时，也正是“五四”新文学以及话剧运动勃兴的时代。曹禺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和文学背景下，度过了他的创作准备时期而成长为一个剧作家的。
曹禺的家庭是一个令人郁闷窒息的封建大家庭。他曾说：“我生在一个曾经阔绰过，后来又没落了的家庭里。佣人很多，屋子又高又大，但是闷得很。整个家庭都是郁闷的。每天都可以听到和看到许多乱七八糟的事。象周朴园逼蘩漪喝药那类事情，从我的亲戚，朋友口里经常可以听到。”这种令人郁闷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对封建的家庭秩序产生一种厌恶感和窒息感。
他的父亲曾在日本士官学校读过书，后来也做过官，但却喜欢诗文，时而牢骚满腹，倒象是个怀才不遇的文人。由于他父亲的关系，使曹禺得以熟悉一些封建官僚买办的家庭，熟悉和了解这些家庭中的许多人和事，而且熟悉这些家庭在社会急剧变革中的兴衰变迁。这些，就成为他创作《雷雨》、《日出》、《北京人》等的题材来源。
曹禺先是在封建私塾里读书。因为他的父母并不顽固，允许他看“闲书” ，如《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这就培养了他最初的文学兴趣。值得提起的，是他小时候母亲经常带他到戏园里去看戏。那时，北平和天津荟集着北方着名的剧种，如京剧、河北梆子、曲艺以及文明戏等。他在京津求学时期，曾观赏过许多着名表演艺术家的演出，如龚云甫、陈德霖、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等艺术家的戏他都看得入了迷，回来还和小朋友们一起模拟扮演，他发现“戏原来是这样一个美好迷人的东西! ”他说： “小时候，我很想当演员，想一辈子当演员。”所以说，在他童稚的心田里已经播下了热爱戏剧的种子。
一九二四年秋，他进入全国闻名的南开中学读书。这所学校是着名教育家张伯苓创办的。是个有着革命传统的学校。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在这里读书并领导过革命运动。曹禺在这里读书期间，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处于高潮时期。虽然北方还处于军阀统治之下，但是，一些重要的事件都在南开中学引起强烈反响。曹禺就亲自参加过支援“五卅”爱国反帝运动的宣传演出活动。共产党人的英勇斗争也给他以影响。他的同学郭中鉴是一个共产党员。郭中鉴被捕英勇牺牲，使他知道“在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不怕强权、不怕生死、决心改变社会的人”。这些，对他后来决心以话剧创作来“改变社会”产生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南开中学可以说是曹禺从事话剧创作的摇篮，为他后来终生投身戏剧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曹禺在南中是一个课外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学校也为学生提供了较多的课外活动阵地。他曾经是文学会的会员，还担任过校刊《南开双周》的戏剧编辑。他喜欢写新诗，如他写的《南风曲》、《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等，显示着他的艺术才华。但是，他把更多精力放到话剧演出活动上。南开的新剧运动早在一九○九年便开始了，南开新剧团在北方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在新剧团里担任领导，更是新剧团初期的兴盛时代。曹禺是继周恩来而起的第二代演员。他在张彭春先生的指导下，曾经演出过不少话剧，如霍普特曼的《织工》，根据莫里哀的《悭吝人》改编的《财狂》，丁西林的《压迫》，还有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和《娜拉》等。他经常扮演女角和主角，他的表演受到师生的称赞。在演出实践中，他逐渐懂得了戏剧的战斗作用，懂得了戏剧和群众的关系，更熟悉了舞台艺术的特点，这对他后来从事话剧创作是十分宝贵的条件，更重要的是由此树立起献身戏剧的事业心。
一九二八年，他于南开中学毕业，升入南开大学。因为南开大学没有外国文学系，于是一九二九年又转学到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读书。在大学阶段，他除了间或参加一些演出活动外，几乎把所有力量都放在攻读外文和钻研戏剧上。在学校图书馆的一个馆员的热情帮助下，他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戏剧作品。他阅读了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作品，特别喜爱埃斯库里斯悲剧那种雄伟而浑厚的风格。他从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中学习观察现实的本领及其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他几乎把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通读了一遍，还读了契诃夫、高尔基、肖伯纳的剧作，他尤爱契诃夫的小说与戏剧，曾陶醉于契诃夫那深邃隽永的艺术之中。美国作家奥尼尔的作品也使他欣赏不已。此外，他还浏览了十九世纪英、法俄等国的着名作家的作品。总之，在他创作《雷雨》之前，已读了大量的世界着名剧作，这就大大地开扩了他的艺术视野，丰富了他的艺术修养。
应当说，给他影响更深的是“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他曾说： 易卜生的作品虽然是非常深刻动人的，“无论如何不能使我象读‘五四’时期作家作品一样的喜爱。大约因为国情不同，时代也不一样吧，甚至读了《官场现形记》一类清末谴责小说，都使我的血沸腾起来和旧势力拚杀一下”。他说，这些作品使他“找到了反抗和叛逆的勇气”，也使他“懂得了当时的社会是不能与之共存的，否则只有被吞噬，死去”。可以说，曹禺的戏剧创作是在“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中培育起来的。
一九三三年，他写完了《雷雨》。当这部从中学时代就开始酝酿构思，历经数载孕育的产儿终于诞生时，使他感到无限的欢悦和兴奋。而其时，他还不过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大学生。《雷雨》的问世，宣告了一位杰出的剧作家的诞生。
曹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精神照耀下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哺育下，开始他的创作道路的。他是带着南开新剧团的革命传统，带着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带着一颗热爱戏剧的高度事业心，投入到进步的话剧运动中来的。

二

以《雷雨》标志着作家创作道路的起点，一九三五年发表了《日出》，一九三六年创作了《原野》。这段时间，是曹禺的现实主义剧作蓬勃发展、大胆探索的阶段。
最先发现《雷雨》的是巴金。当巴金读过《雷雨》的手稿，他便被感动了，而且热情地推荐给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很快便发表在该刊一九三四年第三期上。这成为文学史上一段佳话。《雷雨》发表不久，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便在日译本的序言中，称它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三十年代末期在上海演出《雷雨》，一时“震惊剧坛”，茅盾曾有“当年海上惊雷雨”之赞。在当时的话剧舞台上，就观众对一部剧作的欢迎程度来看，还没有能同《雷雨》相媲美的。究其根由，固然《雷雨》以其大胆而巧合的戏剧情节引人入胜; 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它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震撼着人们的心弦。透过那些血缘关系之间的爱情纠葛，它真实地反映出深刻的阶级关系，透露出那畸形的社会制度必然崩溃的消息。作家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富有生动个性的典型形象，特别是蘩漪的形象。作家以刻削自如的雕塑家的笔法，刻划出她那种特有的阴鸷、乖戾、极端的性格，她的一生也反映出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在当时，追求自由与爱情，即便是一个资产阶级女性也是不可能的。而周朴园这个资本家却扮演着封建暴君的角色，他的典型性，深刻地反映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成长的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有着深刻的联系，揭示出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力量。而《雷雨》的现实主义杰出之处，在于它从被压迫群众的角度提出被压迫人们的悲剧命运的课题，从侍萍、四凤身上爆发出奴隶们的声音。鲁大海的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着社会的底层正汹涌着反抗的浪潮。这些，就使《雷雨》不同于批判现实主义而有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亮色。《雷雨》中激荡着作家的热情，他把那种雷雨般的热情熔铸在作品中，显示着特有的抒情风格，也具有诗一样的戏剧境界。他把他的热情和苦闷都戏剧化了，当我们看到《雷雨》中那种奋力挣扎的呐喊，象闪电一样劈向旧的社会，同时，也看到了深深烙印在作家心中的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印痕。
曹禺写完《雷雨》，就在清华大学毕业了。他曾留下做研究生，继续深造; 但是，生活并没有使他滞留在高等学府里，为生计所迫，他不得不奔波流荡了。一九三四年，他到河北省保定一所中学教外语。很快，又回到故乡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急剧辗转的生活，使他的生活视野扩大了，罪恶的社会现实更使他焦灼不安。他说： “这些年在这光怪陆离的社会里流荡着，我看见多少梦魇般的可怖的人事，这些印象至死也不会忘却，它们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死命突击着我，这些问题灼热我的情绪。”于是，他于一九三五年写出《日出》，写出所看到的、感到的、滴着鲜血的社会。
曹禺是一个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勇于探索的作家。如果说《雷雨》中还表现出作家带着某种不可知的唯心观念对现实作出窥视和探索，终不免流露出某些神秘的色彩; 那么，在《日出》中，作家是有了他的明确认识的，对现实力求作出他的回答。这种探索的自觉性，使他在创作上“探求一次新路”。探求一条向着革命现实主义接近和靠拢的道路，对那“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吃人社会作出更广泛而深刻的概括。他在《日出·跋》中认为，这个“不公平的禽兽世界”是“应该改造或者根本推翻”。这种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特色的思想，直接决定着《日出》的战斗面貌。这些，同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日出》现实主义的深刻性，首先表现在作家把他的艺术注意力集中在对那个金融都市社会机体的全部腐烂的描绘上，表明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社会，他把它全部彻底地否定了。他还进一步揭示出来，这个社会腐烂的“症结”是“归在整个制度的窳败上”。《日出》提出的课题较之《雷雨》更为广泛和深刻。他怀着神圣的道德感情揭示出被侮辱被损害妇女的地位和命运，特别是尖锐地揭示了卖淫制度。他猛烈抨击了象金八那样的金融买办势力，抨击了金钱制度对整个社会的毒化，把道德、爱情、人格都恶毒地颠倒了扭曲了。特别是他站在那些“可怜的动物”的立场上，来揭露这些社会罪恶，就使《日出》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日出》，可以说是三十年代畸形都市社会的一面镜子。从这社会的动荡和瓦解的声音中，预示着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家说：我写《日出》 “求的是一点希望一线光明，人毕竟是要活着的，并应该幸福地活着”。这种心情使《日出》的现实主义别具特色，即充满着一种理想的温热和浪漫的诗情。在全剧的艺术构思中，富于诗意的主题潜流在渗透着。这种温暖的诗情，使他善于揭示污秽掩盖下的诗意真实，从腐尸的气息中看到生命的跃动，从地狱中发现金子的闪光。陈白露、翠喜这些被蹂躏的妇女，作家都揭示出他们有着一颗“金子似的心”。在陈白露、翠喜、小东西的悲剧命运中，深刻暴露出三十年代都市社会的罪恶，特别是陈白露，作家透过这个杰出的典型，揭示出吃人的社会制度是怎样把一个追求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女性逼到精神崩溃，最终走上自杀的路。作家虽不能为人指出道路; 但是，那满天大红的天色，那高亢的夯歌却暗示人们去追求光明和希望。显然，作家对打夯的小工们是寄托着希望的。《日出》的艺术较之《雷雨》也更为成熟了，它没有那种斧凿的痕迹，他把悲剧、喜剧和抒情结合起来，用丰富的戏剧色彩来反映复杂的现实生活。此剧发表后曾引起文艺界的热烈讨论。《大公报》曾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之交，用两大版篇幅发表了茅盾、巴金、叶圣陶等人的笔谈，给予热情肯定。它还获得了《大公报》一九三七年的文艺奖金。
一九三六年，曹禺离开天津到复旦大学任教，不久又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工作。就在这一年，他又写了《原野》。先发表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月刊》上，一九三七年八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了单行本。
任何作家的创作道路都不是没有挫折的。对于一个勇于独创的作家来说，总要担着风险，也不能保证永远成功。《原野》是写一个农民仇虎复仇的悲剧故事。曹禺把目光投向农民，标志着他的创作视野进一步开阔起来。《原野》是作家积极探索农民问题的产儿。尽管这个戏有着奇异的神秘气息，甚至出现了鬼气森森的幻觉世界，但其中却跃动着作家对黑暗社会的反抗热情，流露出对农民遭受压迫的深切同情，反映了农村阶级压迫的某些现实状况。曹禺说： 《原野》 “这个戏写的是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混战初期，在农村里发生的事件。当时五四运动和新的思潮还没有开始，共产党还没有建立，在农村，谁有枪，谁就是霸王。农民处于一个万分黑暗，痛苦，想反抗，但又找不到出路的状况中”。但是，他虽然扩大了他的创作视野，可是他却面对着一个他不熟悉的生活领域，这样就使他处于既怀着积极探索的愿望但又不可能实现对题材的完美把握的矛盾之中。而他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出路又缺乏科学的理解，于是，他不得不运用技巧在贫瘠的生活土壤建起他的戏剧大厦，他把自己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也熔铸其中了。这部剧作，受奥尼尔的《琼斯皇》的表现主义的方法和技巧的影响太深了。《原野》的教训在于，没有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所指引，作家往往就失去对现实关系的准确判断，也往往抵挡不住错误文艺思潮的影响。但是，就艺术技巧来说，《原野》表现了作家已经纯熟地掌握了戏剧艺术的规律和技巧。

三

抗日战争开始，曹禺的戏剧创作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抗战八年历经了艰难曲折的道路，曹禺的创作道路也经历着一个深刻的变化过程。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曹禺的现实主义深化的阶段。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之后，他随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巡回公演，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长沙。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他被推选为理事。一九三八年二月，他又随剧专西迁到重庆。在这样动荡流亡的生活中，神圣的抗战事业激励着他，唤发起他高昂的爱国热忱。为了迎接第一届戏剧节，他和宋之的合作创作了《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此刻正是武汉失守前夕，因此，把“总动员来参加抗战工作，打破日寇的侵略迷梦”，“肃清汉奸，变敌人后方为前线，动员全民服从抗战，成为我们写作的主题”。此剧因根据一个庞大的演员名单而写，故人物众多。虽剧情比较曲折，但因过于追求，致使人物陷入纷繁的头绪之中。但是，此剧却表现了作家的抗战热情。他不但兼任导演，而且扮演了剧中的夏晓仓这一角色。
一九三九年四月，剧专又奉令疏散，于是他又和学校搬到川南一个偏远的县城江安。古城生活冷清艰苦，但是作家却沉浸在抗战初期充满胜利的希望中。此刻，他的希望不再是憧憬的，因为他已经看到共产党人坚决抗战的精神，更亲自听到党的抗战主张。一九三九年他写《蜕变》，这是作家满怀热情写的一部为抗战服务的力作。它标志着作家在民族战争的伟大现实激励下，终于跨过《原野》的曲折，又迈开了坚实的步伐。这个剧作通过一个后方省立医院的腐败揭露了国民党机构中徇私枉法、因循怠惰、投机倒把、贪污舞弊的现象。他直接提出抗战现实中的政治课题，触及了国民党的官僚制度，这是曹禺过去剧作中未曾有过的新的因素。正因如此，它一上演便遭到刁难，甚至连蒋介石都亲自出马过问，可见触到国民党黑暗政治的痛处。但更足以表现作家思想进展的，是他对“新的生命”的歌唱。他不但塑造了象丁大夫那样献身于抗战的白衣战士，更塑造了象梁公仰那样具有共产党人的某些优秀品质的新官吏形象。作家说，他是从徐特立同志身上得到启示和鼓舞而写《蜕变》的。这些，使现实主义的《蜕变》有了新的特色，显示了党的影响。《蜕变》是有它的弱点的。他把社会的“蜕变”看得象自然界的蝉那样新陈代谢，“只有忍痛蜕掉一层腐旧的躯壳，新的愉快的生命才能降生”，这未免过于浮浅了。不是经过人民革命，推翻反动的政权，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蜕变”。应当说，作家当时是过于乐观了。此剧演出效果很好，鼓舞了抗战的人们。如苦干剧团在上海孤岛演出此剧时，上演一个月连续满座。有时台上台下一起沸腾，呼着爱国口号，十分感人。因此，洪深把《蜕变》列为“十部必须阅读的抗战剧本”之一。
抗战初期一时出现的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很快就过去了，代之而起的是蒋介石背弃抗日、民主的诺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统区是一个特务横行、贪污成风的腐朽黑暗的世界。伴随而来的是对进步文化事业的摧残迫害。曹禺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更加清醒了。在古城江安，他孜孜于培育那些年轻上进的青年。他并没有消沉，内心里对现实斗争充满了希望。此刻，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关心和教诲，使他对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的确，如他所说，他还不懂得革命，但是“我朦胧地知道革命在什么地方了”。他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和心情下，于一九四○年秋天创作了《北京人》。
如果只是看到《北京人》的沉郁的抒情气氛和悲怆的调子，是很容易把它看作是悲剧的，而《北京人》却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喜剧。无论就其思想和艺术来说，它都是曹禺解放前戏剧创作的高峰。他虽然描写的是抗战前一个衰败的封建大家庭，但是作家却从曾家这个如同棺材般的封闭世界里，表现出整个封建制度腐朽垂死的必然性与喜剧性。在伟大的历史进程面前，走向它的喜剧阶段。而尤为深刻之处，是作家从这个小小的家庭震荡崩溃的图景中，揭示了生活发展的趋势： 生活是这样发展着，腐朽的走向衰亡，新生的走向胜利，一切都朝着自身的反面走去。作家笔下的生活具有一种绵密的生活发展的逻辑力量。从瑞贞和愫方的形象中，使人听到嫩芽欣欣然破土而出的声音，预报着新的生活潮流正在冲击着冰封的河床，迎来即将解冻的春天。作家是笑着同旧制度诀别的，更满怀希望迎接未来。当他已经看到了革命在什么地方，就使他对现实的反映渗透着信心和力量。这出戏的艺术成就很高，它是这样地“平舖直叙”，一切都显得自然、逼真、熨贴、和谐，他那种善于刻划人物性格的艺术手法，使每个人物都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一个个都有活人的灵魂，有着他们各自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它抒情喜剧的特色，更突出了悲剧形式掩盖下的喜剧内容，在悲怆中有着严峻的讽刺力量。而《北京人》在描写冲突，刻划人物，渲染氛围上更具有民族风格和气魄。茅盾曾说： “绝不能低估《北京人》的价值，低估它的社会意义” 。
在此期间，他还根据Niggli的The Recl Velvet Coad改编了一个独幕剧《正在想》。还发表过戏剧论文，《我们的表演基本训练的方针和方法》等。一九四二年，他把巴金的《家》改编为剧本。话剧《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改编的成就，他为把长篇小说改编为话剧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二是在艺术上，他对戏剧诗的探索有了新的突破。早在《雷雨》《日出》中，曹禺的现实主义就显示着作家善于揭示污秽掩盖下的诗意真实，而《北京人》，他更着力地发掘现实中的优美诗意。巴金的《家》是激扬着青春和爱情的热流的，曹禺在改写的剧本《家》中就把艺术注意力倾注在青春和爱情优美诗意的开掘上。他把爱情写得那样富于青春的活力和具有温馨的诗意，这不能不说是剧作家的一个贡献。也就在这一年，他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柔蜜欧和幽丽叶》。不知是《家》的创作启发了他那富于诗情的翻译，还是莎剧的诗意影响了《家》的改编。的确，在《家》中蕴蓄着莎剧现实主义的神韵和丰采。在这部爱情悲剧中，他写出冬天中的春的气息，也写出悲怆中乐观的情绪。火一般的激情化为爱情的甜蜜，也涌现着战斗的朝气。我们看到作家的信心，看到作品的时代气息。在曹禺的现实主义剧作中，始终充满着希望。而随着党的影响的加强，这种乐观的情绪愈来愈浓了。
自曹禺改编过《家》以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创作。直到一九四六年，他又创作了《桥》，发表在《文艺复兴》上。可惜只写成了两幕。一九四六年二月，他和老舍应邀去美国讲学。当他踏上美国国土时，祖国天空中却一层层阴霾浓云卷来，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他在美国停留不到十个月便悄然回国了。他思念着祖国，他关怀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在“戡乱”的反动空气中，一九四七年他写了电影脚本《艳阳天》，揭露了抗战胜利后的社会现实依然是汉奸横行的黑暗世界。他呼喊着要“起来争个是非”，同反动势力“争个你死我活”，渴望着“艳阳天”。一九四九年，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号角声中，他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从上海飞往香港，冲破重重黑暗，同马寅初、叶圣陶等一起到达胶东解放区。从此，又揭开了曹禺新的生活和创作的一页。

四

当曹禺踏上解放了的祖国大地，他就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新的历史时期中，他不仅是个剧作家，而且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积极战斗在文化战线上。
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他就作为人民的和平使者，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参加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六月，他又光荣地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七月，他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被选为文联常委和剧协常委。九月，他正式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终于迎来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曹禺的生活道路上，他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体会到人民当家作主的自由和幸福，也从未享受到今天祖国独立的骄傲和光荣。他把空前高涨的政治热情投入革命事业之中，忘我地工作着。他先是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的副院长，五○年他又担任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
他渴望着拿起笔来歌颂新生活，但是，解放初期，他的工作很忙，无暇创作，但是，他抓住机会便积极投身到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他参加过土地改革运动和文艺整风运动，还深入到安徽省治淮工程工地熟悉新的生活。一九五一年，他曾应开明书店的要求出版他的剧作选，因之，他对《雷雨》、《日出》作了较大的修改。他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修改旧作，可惜，这次尝试并不成功。一九五二年初，曹禺决定写一部以知识分子改造为题材的剧本，得到了一向关心曹禺创作的敬爱的周总理的肯定和鼓励。于是他随同北京市委工作组参加领导北京市高等院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作。他重点到北京协和医学院深入生活，于一九五四年完成了《明朗的天》的创作。
《明朗的天》作为曹禺建国后的第一部剧作，在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上取得了初步成功，标志着作家的创作跨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作家努力用科学的世界观指导创作，力求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表现他的爱憎。他选择一所为美帝操纵的燕仁医学院作为典型，并选取一些受美帝国主义毒害很深的高级知识分子作为剧中人物。正是为了突现知识分子改造的迫切的政治意义，他揭开了贾克逊之流的学者外衣，勾划出江道宗崇美媚美的奴才相。更批判了凌士湘超政治超阶级的学术思想。以凌士湘的思想转变，歌颂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胜利。由于作家对新的创作方法还“比较生疏”，在反映生活的矛盾上还有着顾虑，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周总理曾说： “《明朗的天》好象还活泼些。有人说它不深刻，但这是解放后不久写的，写在一九五三年，这个戏把帝国主义办医学院的反动的东西揭露出来了。我看过几次都受感动。”而就解放初期话剧创作来说，《明朗的天》把知识分子改造作为题材，应当说还是有勇气的。
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正是祖国经历着深刻变革的历史阶段。曹禺对祖国的飞跃发展感到无限的欢欣，眼前是一片春天的景象。当他还来不及把自己的新鲜感受写成戏剧，便用优美的散文来赞美祖国如花似锦的春天。他的《迎春集》集录了在“春光满眼的生活里油然而生的思想感情”。还记录了他访问日本和印度的感受。他“下定决心以党性原则，在生活行动上，在思想感情上不断要求自己，永不懈怠地锻炼自己”。在斗争的考验中，他终于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六○年，我们国家面临暂时的经济困难，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妄图卡我们的脖子。党和人民正经历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曹禺同梅阡、于是之同志合作完成了历史剧《胆剑篇》的创作。
《胆剑篇》是曹禺解放后创作的一个新的进展。他以气势恢阔的构思，对吴越战争作出广泛而又深刻的概括。同时，以其独具的史识，揭示了吴越两国强弱胜败矛盾转化的过程，给人以深刻的历史教训。而整个作品昂扬着一种艰苦奋斗，不畏强暴，自强不息，去夺取胜利的精神。《胆剑篇》的杰出成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系列历史人物的性格，其中尤以范蠡和伍子胥形象刻划得十分生动。如果说创作《明朗的天》时，由于作家刚刚跨进新生活的门槛，还经历着一个思想和艺术上的过渡阶段，对新的主题和新的人物的把握还留下生硬的痕迹，而《胆剑篇》中则比较舒展地驰骋作家的感情。因之，整个作品的风格雄浑沉着，笔势健举，在史诗般的悲壮历史画面中闪耀着磅礴的时代精神，表现出伟岸的民族气魄，具有浪漫主义的气息。茅盾曾说： 《胆剑篇》“在所有以卧薪尝胆为题材的剧本中，不但最后一出，而且也是唯一的话剧。作为最后一部，它总结了它以前的一些剧本的编写经验而提高了一步”。但《胆剑篇》的弱点，是作家受到某种新迷信的影响，对古代统治阶级人物如勾践等不能放手描写; 而对苦成等群众人物又着墨较多，就显得主题和情节不够集中了。
继《胆剑篇》之后，他根据周总理的建议，着手《王昭君》的创作准备工作。他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并深入内蒙民族地区体验生活。正当他写作《王昭君》的过程中，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便接踵而来。先是鼓噪“大写十三年”，把历史题材划为禁区，作家被迫搁笔。紧接着便是对革命文艺的全面围剿，连作家本人也遭罹劫难。他被当作“黑线人物”、“反动文人”受到残酷的斗争和迫害。无数次的审问批判，无尽头的强迫劳动，使得作家神志不清，搞得他精神全部崩溃了。在那些阴郁的日子里，一直鼓励着他创作、关心他事业的夫人方瑞，也于一九七四年不幸去世。是敬爱的周总理亲自过问，才把曹禺“解放”出来。
“历尽风霜君更健，昭君今继越王篇”。这是茅盾书赠曹禺的诗句。经过十年浩劫，尽管曹禺已经进入老年，体弱多病，但是，他那种枯木逢春的心情，使他精神焕发，豪情满怀。他积极投入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他热情撰文鼓励年青人的创作。他曾想写一部批判“四人帮”迫害老科学家的剧本，因故未能写成。他不能忘怀周总理生前的委托，决心先把《王昭君》创作出来，向新中国建国三十周年献礼。为此，他不顾自己多病之身，又远赴新疆、内蒙采访调查。终于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完成了这部剧作，刊登在同年十一月号《人民文学》上。
《王昭君》是作家解放后创作的一个高峰。作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肯定了昭君出塞的意义，他一反昭君的传统悲剧形象，塑造出一个富于胆识，为民族和好献身的昭君形象。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个笑嘻嘻而不是哭啼啼的王昭君”。这个形象既具有历史的风貌，又具有诗意葱茏的理想光辉。整个作品的主题也富于诗意，他把“长相知”的诗情贯串全篇，更揉合着优美的民间传说。当合欢被化为金色的大雁飞翔天际，就把“长相知”的诗意推向一个动人的境界。一个饱尝大动荡酸辛的老作家，于全剧主题的开掘中蕴蓄着他对祖国各民族大团结的祝福和期待，凝结着他崇高的创作责任感，以温暖的诗意去鼓舞着内伤未愈的人们的心灵。《王昭君》的诗意十分浓郁，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塑造形象，他把冲突也加以诗化，使许多场面具有诗的境界。《王昭君》的主要缺欠是后半部写得弱些，昭君形象失去了她发展的势头。一旦主要人物被削弱，就显得松弛了。

周总理曾说： “曹禺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自信心的作家”。从《雷雨》开始他的思想和艺术探索，几十年来，他创作的每部剧作都为人们带来新的东西。他的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艺术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有着自己对现实的独特沉思。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在话剧史上形成了一个流派而占有显着的地位。特别是在话剧民族化上，他对建立自己民族的话剧作出了不可抹煞的巨大成绩。他始终把自己的剧作奉献给人民以及人民大众的事业，无论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都起过很好的作用。而他的戏剧艺术更名饷国外，被人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特别是在解放后，他把许多精力贡献给戏剧运动，他担任戏剧家协会的领导工作，对繁荣社会主义戏剧事业作了持久而有效的努力。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他被选为文联副主席和戏剧家协会主席。党和人民给了他崇高的名誉，但他永远是那样谦逊。他表示，他要永远为革命而冲刺，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