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尘传》人物生平事迹简介

陈白尘是我国当代着名的戏剧家。他从事话剧和电影事业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在五十年中，他写下了近五十部话剧和电影文学剧本，是我国现代戏剧史上多产的剧作家之一。
由于他所从事的话剧、电影的创作和活动，是在党的直接领导或影响下进行的，因此，他的作品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都曾经起到了团结、教育和鼓舞人民的积极作用。同时因为他的创作的极为丰富，及作品思想艺术上的成就，又为丰富和发展我国话剧、电影事业作出了卓着的贡献。

一

陈白尘(又名陈增鸿、陈征鸿、陈斐)，于一九○八年三月出生于江苏淮阴县(今清江市)的一个小商家庭里。
清代时，淮阴城原名清江府，是一个水陆码头，南方官僚进京，乘船顺运河至清江府，再起旱北上。清江府一度是清朝黄河总督(当时实为搜括民财的肥缺)和漕运总督的所在地。以上原因，使清江府成为繁华县城。清代中叶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期间，随着海运的兴起和铁路的修筑，清江府作为水陆码头的重要性，逐步失去而日渐衰落。
淮阴县城在民国初年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仅有面粉厂、鸡蛋厂。商业上也只不过是苏北的转运地。文化方面比较闭塞落后，“礼拜六派”的作家作品在这里倒很时行。这也是陈白尘早期创作受“礼拜六派”影响较深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环境影响如此，而家庭环境影响对他更为重要。陈白尘的父亲名叫陈鹤亭，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商人。陈鹤亭在钱庄当过学徒，是一个能工巧匠，会裱字画，能画山水，还会扎彩灯。性格上是一个乐天派，做买卖凭兴趣出发。他喜欢古董，做过古董商;喜欢喝酒，开过酒店，在钱庄当过学徒，又开过小钱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发展，他又开了织袜作坊，陈白尘的哥哥、嫂嫂都在作坊做事。一九二七年以后作坊逐渐败落下来，于一九三○年倒闭。陈白尘的母亲是城市贫民出身。在邻里中以贤慧着称，颇识字，能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小说。因此，陈白尘自幼就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
陈白尘开蒙读私塾时很不用功，一则前后三个老师都极不负责任，二则父亲是个马马虎虎的人，陈白尘经常逃学，从未遭到过责罚。一九二○年，他转入另一个私塾，才碰上一个好老师姜藩卿。姜藩卿是一个有改良思想的人，他除了教授《四书》、《幼学》、《鸿林》、《秋水轩尺牍》外，同时还教授历史、地理、数学、注音字母。陈白尘在他门下读书三年，升堂入室，大有长进，学业上达到高等小学以上水平。课程之余，还遵父命补习英文，以备将来报考邮政局、电报局，混上一个铁饭碗。但陈白尘对英文并无兴趣。十五岁时，他违反父亲意愿没有投考邮政局、电报局，辍学在家，当了半年少老板兼学徒。后来，还是得力于姜藩卿先生的出面劝说，父亲才让他继续升学。这年秋天，他考进了淮阴成志初级中学。
成志初级中学校长李更生，是苏北教育界知名人士(现在修订的中华民国史里就有他的传记)。他接受了“五四”的进步思想，所以又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他读《易卜生集》，还演过戏，是戏剧的热心倡导者。在他的主持下，学校里允许学生用白话文做作文，陈白尘的白话文就是在此时打下厚实基础的。陈白尘的学习成绩在全校最为拔尖，一连三年都获得奖学金。
陈白尘对政治的关心，始于一九二五年的“五·三○”运动。正如他自己在“自传”中所说：“‘五卅’惨案后，第一次投入政治运动” 。当时，他主动邀集四、五个同学，徒步往返几百里路程，到淮阴以北的涟水、沐阳、宿迁、泗阴等县中学募捐，以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就在这次长途跋涉中，陈白尘开始了白话文的写作。他的白话文作品，就常发表在当地《江北日报》副刊上。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另一世界》，在《江北日报》发表后，又在《小说世界》刊出，并获该刊征文的丁等奖。
在此之前，陈白尘读到的是《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和蔡元培、高尔罕等人的文字。所谓新文学在淮阴实则多是右翼文人的作品，当时连《小说月报》也未传至淮阴。此时，他用《小说世界》得奖的十元钱买了一套文艺小丛书，这才算真正开始接触新文学。不过，这套小丛书又是他并不感兴趣的文艺理论书籍，所以对他创作上的影响也不大。
陈白尘的幼年、少年时期，就是这样在淮阴渡过的。他在文学上仅仅开始迈步，新文学的曙光刚刚照进他的思想之窗; 生活的道路还很漫长，新生活的激流正等待他去搏击。他毅然决定顺江而下，到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去。

二

一九二六年夏，陈白尘鹄立于顺水而下的船尾甲板上沉思。江风扑面，波涛喧哗，国事与家事一齐涌上心头。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北伐战争方兴未艾，该做点什么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呢?家境正趋衰落，靠家庭再也无法维持上高中、进大学了，怎样渡过这一窘境呢?这都是离开淮阴时未细加考虑的。到上海再说吧! 陈白尘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来到上海的。
一到上海就决定进“野鸡”学校(意即拉学生进校的非正规学校)。这种学校实际是学店，校园小，学生少。他当时进了上海文科专科学校。这是一所旧文人与“礼拜六派”结合的学校，其中有“礼拜六派”的主笔胡寄尘和郭步陶、闻野鹤等。新文人中则有当时着名小说家滕固，他是唯美派，属于初期创造社的。为了投入当时的斗争，做点对革命有益的工作，他进校不久就加入了国民党左派地下组织，后来还担任了国民党区分部的负责人，由于参加校内外的进步活动，他结识了共产党员史济良。史与他作过多次长谈，给他分析政治形势，向他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使他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四·一二”前夕，史济良突然不知去向，此后几十年一直没有下落。陈白尘也因此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
在校内，陈白尘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俨然成了一呼百喏、千钧重负的风云人物。他社会活动很多，读书却因此很少。为了宣传民主进步思想，推进新文学潮流，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组织了文艺社团“萍社”，出版油印刊物《萍》。这一期间，他除了在《萍》上发表几篇小说外，还在《小说世界》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林冲》和《微笑》。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四·一二”事变发生时，陈白尘和他周围的国民党左派党员都蒙在鼓里。当时，国民党市党部在南市办了一个训练班，区分部的负责人都参加受训，给训练班讲课的有杨杏佛、杨贤江、恽代英等左派人物。“四·一二”事变的第二天，许多学员照常前去上课。其时，市党部已被国民党右派接管，训练班所在地警卫森严，刀枪林立。国民党右派头目陈群对学员训话，叫嚣清党，并强迫每个人进行登记。陈白尘被扣押达三个小时，终因不是共产党员而获自由。获释后立即返校召集全体国民党员开会;抗议右派篡夺领导权。因校址在租界内，便有恃无恐地开会三天，作出决议： 不承认市党部，不去登记。他们准备等待，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不料七月十五日，汪精卫也在武汉公开叛变了。希望终归破灭，陈白尘也就愤然地退出了国民党。此时，右派校长汤济沧已成了市党部的委员，因升了官就立即宣布解散学校。陈白尘作为学生会主席，代表同学找汤济沧要求转学。汤害怕因此闹起学潮，就指使儿子偷偷地贴出大幅标语： “打倒共产党陈征鸿” (陈白尘此时名陈征鸿)。陈白尘被迫离开学校，返回淮阴老家。就这样，他的革命热情，被“四·一二”反革命的冰水浇灭了。
秋天，陈白尘重返上海，进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学习。他读艺大文学科是出于对田汉的崇拜，因田汉是艺大文学科主任。一九二六年在上海文科专科学校时，陈白尘已初步接触到新文学，特别是对鲁迅的《阿Q正传》和郁达夫的《日记九种》、《沉沦》崇拜得五体投地。到艺大文学科之后，他便模仿鲁迅的《阿Q正传》写了一篇小说，请田汉过目，田汉没有多加评议，只说了一句“这是模仿嘛! ”陈白尘对此评语十分满意，他想，我是有意要模仿呀!此时的陈白尘，已开始学习鲁迅、郁达夫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但他真正摆脱“礼拜六派”的影响却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上海艺术大学也是学店式的“野鸡”大学，校长周勤豪原来是一个骗子，收了学费不到两个月就卷款潜逃。校务委员会主任黎锦晖与田汉是同乡，与田汉商议后，决定成立新的校务委员会。学校进行民主选举，把周勤豪的亲信赶下台，由田汉任校长。陈白尘也当选为校务委员，作为学生代表负责事务、会计、文书等工作。九月，田汉编导的电影《断笛余音》开拍，陈白尘在剧中担任重要配角，还到苏州拍了外景。车到苏州，演员们化好了装，招摇过市，直奔虎丘而去。在剑池下拍了两场戏，又奔寒山寺，拍下了“夜半钟声到客船”的镜头。此时恰逢黎锦晖带领的歌舞团在苏州演出，演员们又都不卸装，在一无剧本，二未排练的情况下，当晚临时敷演，居然登台另行演出了一幕戏。
接着，陈白尘又参加了 “鱼龙会”的演出。“鱼龙会”是十月在上海艺大举行的一次由戏剧名家与艺大师生联合演出的活动。演出为期一周，剧目有田汉的《优名之死》、《苏州夜话》、《生之意志》、《江村小景》、《画家与其妹妹》、欧阳予倩的《潘金莲》，日本菊池宽的《父归》，美国斐利浦的《未完成的杰作》。《潘金莲》以京剧形式演出，陈白尘在剧中担任武二郎的角色。这次演出在上海文艺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因此时正值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第一个冬天，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陷于悲观失望、苦闷彷徨之中，文艺界也显得十分沉闷寂寞。而“鱼龙会”的演出就是这寂寞中发出的声音。它的积极意义正如田汉后来所说： 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动摇与苦闷”的心声，以及这心声所预示出来的对于革命的朦胧的响往。但就陈白尘个人而言，电影《断笛余音》的拍摄和“鱼龙会”的演出，却有着特殊的意义。作为一个未来的戏剧家，他开始闯进戏剧殿堂之门。
就在这一年冬天，学校因房租昂贵，将校舍搬迁到一个偏僻的民房中去暂渡寒假，以便节约开支。大骗子周勤豪却乘这个学生不在校之机，勾结巡捕房把学校家具什物洗劫一空。学校的境况一下子变得十分困难，但田汉等并不因此动摇决心，坚持把学校办下去，并于一九二八年春，将学校改名为南国艺术学院。田汉任院长兼文科主任，文科学生有陈明中、赵铭彝、马宁、陈白尘等。剧科主任是欧阳予倩，洪深任教员，学生有郑君里、塞克、左明等。画科主任是徐悲鸿，学生有吴作人、刘汝醴等。张曙等则在音乐科。一九二八年秋，南国艺术学院终因经济困难而停办，陈白尘也随之辍学而失业，只好以写小说勉强维持生活。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旋涡》 (署名 “白尘” )，就是这时由上海金屋书局出版的。正在经济十分拮据时，金屋书局经理黄中给陈白尘出主意，叫他去找过去的老师滕固，帮助解决生计问题。滕固时任江苏省党部宣传部长，属国民党改组派。陈白尘是因出版长篇小说《旋涡》才与黄中结识的，而黄中与滕固又是老同学。因此，陈白尘去找滕固，滕固满口答应愿意帮忙，叫陈白尘到南京去找他，实际是想拉陈白尘进改组派。
一九二九年春，陈白尘到了南京，被安排担任干事。南京成为国民党伪首都后，江苏省会迁至镇江，陈白尘也就随滕固到了镇江。所谓干事，实际上无事可干，不过划划统计表格而已。此时，黄中已离开金屋书局，自己开了一个荒草书店，见陈白尘有许多空闲时间，就怂恿陈白尘为他编写小说。为了赚钱，陈白尘也就粗制滥造，给荒草书店大量地“制造”起小说来，这样一来，陈白尘才名副其实地在“干事”。
不久，滕固的职务由葛建时取代，他也是国民党改组派。因陈白尘与他素不相识，所以他一来陈白尘就由干事降为助理干事。不过陈对此毫不在意，只要饭碗在，又有闲功夫，就可象父亲那样做个乐天派。尤其此人酷爱戏剧，在他手下可以自由地参加一些戏剧活动，这是陈白尘求之不得的方便。一九二九年夏天，南国社赴南京演出，陈白尘请假去南京参加演出获准。之后，南国社的赵铭彝、左明又与葛建时拉上关系，目的是利用国民党这块招牌，在镇江进行进步戏剧活动。赵、左、陈拉了一批人，组织民众剧社在镇江演了几场戏，戏的内容均为南国社剧目的翻版。演完戏以后的三、四天，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改组派突然全部被捕。陈白尘幸得朋友的通告，及早化装，长袍马褂，登上火车，一溜烟到了上海。到上海后，又与左明、赵铭彝、郑君里等组织摩登社，大力推动学校戏剧运动。左明、郑君里、吴湄、陈白尘，时称摩登社四大台柱。这一年，陈白尘的长篇小说《一个狂浪的女子》、《罪恶之花》、《归来》，短篇小说《歧路》，短篇小说集《风雨之夜》相继出版。他的第一个独幕剧《墙头马上》也于是年发表。

三

一九三○年年初，陈白尘由于失业而为生活所迫，去日本东京谋生。经朋友介绍，在一个华商商会任秘书。这个商会由饭馆、理发、裁缝三个行业组成，外号又称“三刀”会(饭馆的菜刀、理发的剃刀、裁缝的剪刀)。后因与介绍人产生矛盾，被商会会长辞退，而于六月间离开东京回到上海。在上海仍处于失业困境，只好去投奔黄中，寄住黄家。黄中的荒草书店此时改为吉祥楼文具店，陈白尘在该店担负开发票和记帐的工作。由于生活上漂泊不定，寄人篱下，陈白尘在这一年中所写作品寥寥。仅有独幕剧《汾河湾》和短篇小说《重逢之夜》。之所以创作极少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开始在笔法上力图摆脱“礼拜六派”的羁绊。这种宁缺勿滥的表现，说明陈白尘正处于创作上的转换期。
同年冬天，陈白尘经人介绍到安徽涡阳、涟水等地教书。在涟水，他与上海同文学院学生朱凡交上朋友。朱凡思想激进，并爱好戏剧。陈白尘与朱凡联系了一批人，组织南风剧社，到涟水等地农村进行演出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江苏全省学生总罢课，宣言寄到涟水中学，被校方扣下，陈白尘通过朱凡将消息透露给学生，第二天即开始罢课，组织游行，发表演说，后又组织抗日讲座。这次斗争，他始终与学生站在一起。罢课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星期，校方以提前放假的办法把这次学生运动冲垮了。国民党警察局还派人抓捕朱凡，但扑了个空，便想逮捕陈白尘。因校长是陈白尘的老师，在成志初级中学教过数学。出于师生情谊和学校名誉，他才被校长保护下来。不过，他再也无法继续留在校内，放假后即被校长辞退。
离校后，陈白尘搬至附近公园内，在相识的公园主任家住下。没住多久，朱凡突然来找他，二话没说，用自行车将他戴至城外僻静处才告诉他，涟水县党部要来抓他。朱凡家是大地主，家里有枪楼，朱凡就把他安顿在自己家里住下，并对陈白尘说： “在这里安全，谁敢来就打他狗日的。”不久，陈白尘的哥哥才将他接回淮阴。一天晚上，陈白尘正在他组织的国难剧社排戏，朱凡又从涟水赶来，告诉他国民党逮捕他的公文又转到淮阴来了，于是他与朱凡又连夜离家住进小客店。一直等到风声过去之后，才辞别朱凡回到家中。这时，母亲已因病去世。
正在他忙于殡葬事宜时，他的朋友宋振鼎来了。宋振鼎是他家的远亲，店员出身，一九二七年参加共产党的老党员。宋振鼎以吊丧为名，找他谈话，鼓励他加入共青团，参加“反帝大同盟”。陈白尘加入共青团后，担任了淮盐地区团特委的秘书长，宋振鼎担任书记。此后的三个月中，他和宋振鼎一直进行革命的秘密活动。他们曾在农村组织过一次暴动，没有成功。后又通过军事特派员策划国民党梁冠英部队的哗变，被敌人发觉，部队调开，又未成功。
陈白尘、宋振鼎等人的频繁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严密注意。终因地下交通员的不慎，文件落到敌人手里，交通员叛变，陈白尘、宋振鼎等也接着被捕。抓捕他们的是陈调元的部队，这支军队在“剿共”前线吃了败仗，对共产党就尤其恼火。陈白尘等被捕后，遭到严刑拷打。在敌人的酷刑下，军事特派员朱茂榛(化名王葆华)和淮盐地区团特委宣传部长先后叛变。宋振鼎是主犯，身受折磨尤为惨烈，但他始终没有屈服，并竭力保护同志，一口咬定陈白尘只参加了“反帝大同盟” ，而未参加共青团，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无私无畏的品德和情操。
经过一番用刑审讯之后，被捕八人集中关在同一牢房之中。一天，从外面传进狱中消息说，他们八人都将于当晚被处决。于是，在狱中演出了一出“喜剧”。他们商议好，绑赴刑场时要唱《国际歌》、呼口号。可笑的是两个叛徒获悉不能苟全性命，便也硬充起好汉来。接着，就决定凑钱给看守去买酒、买菜，准备大吃大喝一顿之后再去就义。每个人都把身上仅有的钱拿了出来，还将自己的衣服、手表、钢笔等送给看守。只有陈白尘不大相信会是这个结局，所以暗中留下一吊钱未交出。出乎大家意外，当天晚上未被处决。折腾一夜，挨至天明，饥肠辘辘，如响鼓一般。新的矛盾出现了，早上吃什么呢? 已是第二天了，处决人犯最早也要等到午时三刻。这时，陈白尘如变戏法一般拿出了一吊钱，大家才愁眉舒展，买了大饼、油条权且充饥。接着又是坐等死神降临，但始终没有信息，一场“喜剧”终于宣告结束。这件事，后来被陈白尘写进短篇小说《最后的晚餐》之中。
他们未被处决是事出有因的。此时江苏省已成立了军法会审处，由国民党的党、政、军组成联合审讯法庭，不再使用杀人的唯一办法，而是开始了更为阴险毒辣的一手——自首的政策。陈白尘等八人均未处决，而是分别判了徒刑。陈白尘当时未暴露共青团身份，“反帝大同盟”属外围组织，被判五年徒刑。他那时正患伤寒病，允许离家乡近一点收监，被关进镇江监狱，这时是一九三三年的春天。到一九三四年七月，刑期已满二十个月，按规定刑满三分之一时间的可进反省院。因此，陈白尘又由镇江监狱移送苏州反省院。在反省院一般六个月一期，因他表现并不“老实”，又延长三个月才得脱囹圄。
在镇江监狱，陈白尘开始考虑如何渡过这几年的禁锢时光，而不致使生命失去意义。考虑再三，还是重操旧业，用笔为新文学作点贡献。他买通看守，与在狱外的左翼剧联的赵铭彝取得联系。他的作品委托赵铭彝全权处理，赵铭彝成了他在狱外发表作品的经理人。
如果说，一九三○年陈白尘写的《汾河湾》与《重逢之夜》，是他创作上的一个转换期，那么，从一九三三年狱中起，陈白尘已自觉地将他的创作投入左翼文艺的大纛之下。这一时期，他在创作上的明显变化反映在题材上，即从过去多写恋爱题材而转向揭露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矛盾。他身在狱中，文在狱外，与新文学的发展息息相通，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一共写了几十万字的作品，其中有独幕剧、多幕剧《虞姬》、《癸子号》、《马嵬坡》、《除夕》、《大风雨之夜》、《街头夜景》、《两个孩子》，短篇小说《春》、《父子俩》、《马棚湾》、《夜》。还写过一个长篇小说，在狱外被遗失。这些作品，均于反省院期间陆续发表出来。

四

一九三五年春，陈白尘获释离开苏州反省院。在反省院中，穿的是囚服，剃的是光头，这样一副尊容出去，实在太煞风景。幸亏凌子风送他一件大棉袍，他才得以从容前往上海，用所得稿费购置衣、袜、鞋、帽，认真美容一番，再回淮阴探望父亲和妹妹，不幸妹妹已病入膏肓。直到妹妹死后安葬毕他才离开淮阴。后来，陈白尘以此事实写了一篇散文《还乡杂记》，署名陈白尘。散文开头一句写道： “我是从天堂的地狱里出来的……”。苏州有人间天堂的美称，地狱则指监狱。他在这里本意是向国民党公开宣称陈白尘又出山了，岂奈我何? 实在也有点阿Q精神。不过，这颗小石子投入水中，也还发出了一点响声。它使国民党文化特务王平陵恼羞成怒，捶桌大骂。羞者，他们自己的嗅觉太不灵敏，竟然让陈白尘在监狱里写出那么多进步作品; 怒者，反省院竟然如此无能，从那儿出来的人还敢胆大妄为。然而此时已确实无可奈何于陈白尘了，他已住进租界当上亭子间作家。
陈白尘当亭子间作家约有二年，直到“八·一三”沪战爆发为止。在上海，与陈白尘过从较密的有张天翼、蒋天佐、朱凡、欧阳山、吴组湘、草明、丘东平、葛琴、蒋牧良、周文(何谷天)等左翼文化人。他们经常聚集一处，谈天说地，纵论古今，从人生到政治，从哲学到文艺，无所不谈而时有崇论宏议。他们都很乐意将自己的作品读给朋友们听，大家也无所顾忌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彼此显得亲密无间，十分融洽。此时的陈白尘，创作更趋成熟，获得丰收。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他出版了七个单行本： 短篇小说集《曼陀罗集》、《茶叶棒子》、《小魏的江山》、儿童剧《一小孩子的梦》、中篇小说《泥腿子》、大型历史剧《石达开的末路》、《金田村》。除此之外，还有短篇小说、独幕剧若干篇，发表于报刊而未收入集子。
然而，陈白尘并不以创作丰富自乐，他是一个思想上不断追求，艺术上不倦探索的作家。他生活阅历深广而又认真地思考生活的底蕴; 他投入左翼文艺的大纛之下而又不断地以独特的艺术创新来车富左翼文坛; 他是亭子间作家而又不囿于狭小的生活圈子之中。因此，他的创作是与人民共同着命运，与时代共同着脉搏的。他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是踏着坚实的步子前进的。他的短篇小说集《曼陀罗集》、《茶叶棒子》、《小魏的江山》，就是面对现实，尖锐地讽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其中不少作品通过监狱生活的描写，对国民党的卑鄙、残忍、暴戾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诙谐的嘲讽。中篇小说《泥腿子》，是他深入导淮工地而后写成的。国民党导淮委员会搞的所谓导淮工程，是一种劳民伤财、荼毒乡里的卑劣而荒唐的行径。小说真实地再现了这一事实，写了民工的被剥削、被压迫，写了国民党官员等的无耻与残暴，并最后写到民工在剥削压迫之下，近乎暴动的离开农村奔向城市。这个中篇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仅在于它真实地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与民众的觉醒，而且在于它独一无二地反映了这一特殊历史事件。历史剧《石达开的末路》和《金田村》的创作，在新文艺史上就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用新文艺反映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历史剧还未曾有过，因此，这两个作品堪称发端之作，毫无疑问地应当载入新文艺的史册。
陈白尘酝酿写《石达开的末路》是和匡亚明的怂恿和支持分不开的。匡亚明是他在苏州反省院同房的难友。关于石达开的故事，他最初是从匡亚明那里听到的。匡亚明是石达开崇拜者，石达开的诗能背诵如流，连南社柳亚子等托名石达开写的诗也能背诵。由于匡亚明的影响，他才对石达开感到兴趣。到上海后，陈白尘继续研究这段历史，阅读了大量有关书籍和资料，终于完成了这部大气磅礴、蔚为壮观的四幕历史剧。
《石达开的末路》脱稿之后，陈白尘接着撰写《太平天国》三部曲。不久，三部曲的第一部《金田村》写成，当即由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演出。《金田村》的演出，在宣传鼓动群众的抗日爱国情绪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演出时，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演员们，由于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常常根据自己演出过程中的情绪，增加或改动剧本的台词，以此影射现实，抨击国民党投降卖国的罪行。演员的慷慨陈词，又激起了观众思想感情的共鸣，台上台下感情融为一体，既热烈而又激忿，场内不时地爆发出一阵阵哄笑声和鼓掌声。
这一期间，陈白尘还积极参加了左翼文艺的许多活动，首先是与左翼剧联取得了联系。一九三五年秋，参加了章泯、张庚等组织的“戏剧座谈会”。又参加了两个进步作家聚会的活动： 一个是“月曜会”，一个是“小说家座谈会”。“月曜会”是冯雪峰委托张天翼请茅盾出面主持的。参加会的都是青年文学作家，其中有茅盾、张天翼、沙汀、艾芜、陈白尘、巴人、端木蕻良、蒋牧良等。这个会以茅盾为中心，经常交换文学上的意见，起到了团结各方面作家的积极作用。“小说家座谈会”是由周而复发起组织的，参加者有张天翼、周而复、欧阳山、陈白尘、巴人、肖殷等。除开会讨论文学上的问题外，还同时创办了《小说家》杂志。与此同时，他加入了文化界抗敌协会、中国剧作者协会、戏剧界抗敌协会。

五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左翼文艺界加紧展开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陈白尘也全力以赴地投入这场民族存亡的斗争之中。他的创作也紧紧地围绕着这个中心。七月八日下午，上海剧作者协会开会，推定陈白尘、于伶执笔起草两份电报，用上海剧作者协会和上海戏剧工作者全体的名义，发给芦沟桥守土抗战的团长和士兵，表示同仇敌忾的支持和慰问。又推选陈白尘、宋之的、章泯三人为改组和扩大协会组织的筹备干事。十五日，上海剧作者协会召开全体会议，会上，接受夏衍代表党提出的建议，将上海剧作者协会易名为中国剧作者协会。同时还通过一项决议案： 由到会的全体会员集体创作一个三幕剧，题目就定为《保卫芦沟桥》。到第五天，这个剧本定稿付印。二十日，协会又作出决议，推定辛汉文、陈白尘、瞿白音、阿英、于伶等七人为筹备演出委员，洪深、唐槐秋、袁牧之、凌鹤、金山、宋之的等十九人负责组成导演团。八月七日起，《保卫芦沟桥》在上海蓬莱大戏院日夜上演，动员了各剧团和电影公司的主要演员近百人参加演出和担负剧务工作。演出时，观众反映之强烈和演出工作者的战斗热情之高昂是空前的。这次紧张热烈的演出，一直延续到“八·一三”沪战开始才终止。在此期间，陈白尘还完成了剧本《芦沟桥之战》的创作。从此以后，他也就抛开小说而专攻戏剧了。这也是抗日戏剧活动的形势发展使然。
“八·一三”沪战爆发后，蔡楚生倡议成立上海影人剧团，把因战火失业的电影工作者，组织起来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九月，上海影人剧团组成，陈白尘、沈浮、孟君谋三人任剧团的常务理事。参加上海影人剧团的有二十年代的老影人王献斋、龚稼农、徐莘园、汤杰，也有年轻的演员如白杨、路曦、谢添、吴茵等。剧团得到爱国商人夏云瑚(后为昆仑公司老板之一)经济上的资助。十月初，陈白尘随上海影人剧团到重庆，年底到成都，在渝、蓉两地均受到文化界的热烈欢迎。同时也遭到地方军阀的刁难和迫害。剧团在重庆演出的第一个戏，是陈白尘创作的三幕剧《芦沟桥之战》，接着演出了陈白尘创作的另一个戏《汉奸》。因为剧团中有一批电影明星，所以演出时观众十分踊跃，上座率很高。在成都演出了塞克创作的《流民三千万》，该戏取材于东北的现实生活，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因此受到军阀的百般刁难。戏中有一场景里有太阳，就硬说太阳就是指的日本(日本是太阳旗)，而以此为借口查封剧团，并限令三日之内出境。后经多方交涉，地方军阀怕过份触怒文化界和广大群众，而将驱逐出境一事免去。但又要保持权威而不丢面子，就坚持要剧团和演员都得改名字。为了抗日救亡的演出活动继续开展，剧团被迫改名“成都剧社”，演员也都改用新的艺名。
此时，陈白尘已由成都到达汉口，得悉剧团在成都的处境，意欲公开提出抗议，但为了顾全抗日统一战线大局，经劝阻而未将此事张扬开去。陈白尘到汉口是找阳翰笙商量，邀请正在汉口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入川，与上海影人剧团合作。阳翰笙对此提议大力支持。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人才济济，阵营强大，有演员赵丹、顾而已、陶金、魏鹤龄等，导演是沈西苓、陈鲤庭。一九三八年春天，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入川，先到重庆，演出了《民族万岁》等几个抗战剧目。(《民族万岁》是陈白尘、宋之的根据德国席勒的《威廉退尔》改编的。)这次演出，影响较大，对大后方的戏剧运动起了推动作用。陈白尘随上海业余剧人协会逗留重庆约半年。半年中，除接受曹禺的邀请到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外，他还写出了讽刺汉奸伪政权的四幕剧《魔窟》，并由戏剧专科学校学生演出。这个戏后来在前线和敌后都有演出，党领导下的许多演剧队也都演出过。因此，《魔窟》就成为陈白尘戏剧创作中第一个被广泛演出的剧目。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于一九三八年秋始达成都。与上海影人剧团合并后，仍袭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名称。陈鲤庭、沈浮、孟君谋、陈白尘等任常务理事。剧团已合并，陈白尘便返回重庆继续在戏专执教，一个学期后，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内部产生矛盾，陈白尘到成都进行调解。调解成功，剧团演出了陈白尘的《金田村》。此时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又增加了新鲜血液，其中有江村、王大化、赵牧虹等。从此，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阵容更为强大，演出的盛况尤为热烈。
一九三九年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终于解体，陈白尘在解决剧团债务之后，离开成都前往重庆。三、四月间，他写的喜剧《乱世男女》发表。剧情内容描写南京沦陷之前，文化界一些社会名流奔向重庆，其中有左派也有右派，他们在一起相依为命，随遇而安。因剧中暴露了抗战初期现实中的阴暗面，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指责。但是，冯雪峰不同意对剧本的批评，他力排众议，独树一帜，在一篇文章中对该剧作了充分肯定。现在，评论家们对《乱世男女》已有较一致的看法，认为这个戏是讽刺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紧接《乱世男女》之后，他又写成三幕剧《秋收》(根据艾芜同名小说改编)，再版时易名《大地黄金》。与此同时，他还接受中国万岁剧团团长郭沫若的邀请，担任该剧团的特约编导。是年冬，他又应邀到洪深主持的教导剧团执教。教导剧团是一个边学边演，纯属训练班性质的剧团，洪深任团长，石凌鹤负责日常工作。现在知名的作家巴波、电影导演黄祖谟，当时都是该剧团的学员。
一九四○年秋，陈白尘受聘离开重庆前往郫县，在熊佛西主持的四川戏剧音乐学校教书。该校不参与政治而以自由主义着称。实际上它比其他学校都要红色得多，可以公开搞纪念鲁迅、高尔基的活动。校中有共产党地下支部，书记是周文耕(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而死)。教务主任是叶丁易，教师中有刘茂亚。学生中也以思想进步者居多。国民党的文痞丁伯骝任训育主任，此人在校不敢耀武扬威、张牙舞爪。学生中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更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直到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反共高潮又掀起后，学校才因太红而停办。名为停办，实是查封。陈白尘在这所学校教书半年，学生中有三人是他的得意门生。他们是李天济(电影《今天我休息》、《爱情啊，你姓什么? 》编剧)、刘沧浪(《红旗歌》作者之一)、屈楚。

六

一九四一年一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重庆，周恩来同志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领导我党对国民党这一反动逆流展开了英勇的反击和斗争。一方面揭露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阴谋，使国民党处于十分狼狈、极端孤立的地位; 另一方面，又积极组织民主人士、作家、学者的转移，以保存革命的精干力量。重庆的文化人大批转移香港，一部分人奔赴延安。此时，陈白尘从郫县赶往重庆，找到阳翰笙，请求党的安排。阳翰笙回答他再等一等，将有新的安排。过不多久，因我党在军事上、政治舆论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失败告终。在重庆，国民党害怕文化人都走光了，会引起国内外舆论的谴责，所以要求文化人不再离开重庆。当时电影方面的进步人士还未走，其中有在伪中央电影制片厂(简称“中电”的张骏祥、蔡楚生、陈鲤庭、沈浮、白扬、舒绣文、张瑞芳和在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 )的史东山、郑君里、应云卫、孙瑜等。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此时正好顺水推舟，留下来利用国民党的艺术机构为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服务。周恩来同志还指示，要乘此机会把戏剧活动搞起来。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由陈白尘、应云卫、陈鲤庭等出面组织了中华剧艺社(简称“中艺” )。陈白尘任秘书长，主管编导等内务工作。应云卫则从“中制”抽调出来，专管对外联系工作。
“中艺”演出的第一个戏是陈白尘的《大地回春》，该剧写的是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家庭在抗战中的分化。“中艺” 的成立和演出，直接影响和带动了“中电” 、“中制”和其他几个小剧团的演出活动。当时的重庆，经常是几个剧团同时演出，戏剧舞台如异军突起，一时显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中艺”象催生剂一样催生了戏剧活动，话剧成了重庆抗日救亡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这种轰轰烈烈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连国民党、三青团搞的中国青年艺术剧社也于此时鸣锣开张，出来大凑热闹。然而，当时的剧坛已被我党领导的左翼文化人所控制，国民党反动势力在戏剧界完全处于劣势。郭沫若、夏衍、阳翰笙、于伶、陈白尘、宋之的、老舍、曹禺、吴祖光、石凌鹤、郑伯奇等编写的剧本，统治了整个重庆的舞台。国民党的编剧所写的剧本则毫无市场，更经不起批评，一评就垮，一批就臭，简直不堪一击。如“战国策派”的陈铨编写的吹捧国民党的《野玫瑰》、《蓝蝴蝶》，一经左翼作家批评，立即臭名昭着，接着便销声匿迹了。
“中艺”演出《大地回春》之后，接着又上演了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夏衍的《一年间》、郭沫若的《屈原》、石凌鹤的《七个战斗女性》。每个剧目的上演，均有先声夺人之势，气象万千之景。其中尤以《屈原》的演出最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屈原》演出时，重庆所有的进步报纸都开动起来，单是有关《屈原》的唱和诗作，报上就登载了很多。(最近四川出版的关于《屈原的唱和集，就是从这些报纸上搜集整理而成的)《屈原》的演出及其宣传的成功，使国民党当局如芒刺背，慌了手脚，急忙采取措施，对演出活动加强控制。原来演出剧本由国民党市党部审查，应云卫通过市党部的进步人士吴茂荪，通行无阻地放行了许多进步话剧。此时，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头目潘公展，发现情况不妙，就立即把剧本审查权抓到自己手中。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第一个碰上了这道审查关卡。
《结婚进行曲》是从《未婚夫妻》扩展而成的五幕悲喜剧。由“中电”演出，演员有白扬、顾而已、吴茵、谢添、施超、魏鹤龄，导演是陈鲤庭。该剧排演过程中，潘公展突然提出需经修改才准公演。陈白尘从“中电”前台负责人孟君谋处得悉这一消息后，则坚持如作修改就不要演出。此时宣传广告已打出，不演出已不可能。在这进退维谷、骑虎难下的当口，还算孟君谋颇有计谋。他出主意让剧团进行彩排，把王世杰、潘公展等均找来观看，并当场逼他们审查批准。王世杰当时担任宣传部长，是国民党中较开明的人物。《结婚进行曲》在休息前的三幕戏中，是看不出多大问题的。孟君谋利用这个时机，休息时突然向王世杰询问审查意见。王世杰说： “青年人的职业问题的确是个问题。”孟君谋马上接茬问：“这个戏能上演吗?”王世杰不加思索地答道： “可以演。”这一突然袭击把潘公展气得目瞪口呆，但他无法推翻王世杰的决定，因为他是宣传部副部长，官比王世杰的小。“中电”演出《结婚进行曲》，上座率很高，不仅宣传了群众，而且增加了剧团的收入。
过了一段时间，再度上演《结婚进行曲》困难就更大了。就在准备演出的这一天，潘公展把戏剧界、电影界的人找去借口开座谈会，在会上大骂《屈原》，大捧《野玫瑰》。并正式宣布，以后演出剧目必须经过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才能上演。对《结婚进行曲》，图审会提出修改第五场，陈白尘等商议后以当晚来不及修改作抵制。碰巧负责改戏的图审会人员是刚从艺院毕业的学生，因此最后采取只删不改的方法对付过去。这场戏演完后，潘公展就强令不改不准上演。后来剧团只好刊登启事云： 根据作者和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意见，《结婚进行曲》不再上演。此后虽上演过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于伶的《长夜行》、陈白尘的《大渡河》(根据《石达开的末路》改写而成)，但图审会对每个戏都找各种借口进行刁难。例如《大渡河》演出时，七点钟开演，五点钟还未拿到准演证。好不容易拿到准演证，又强令将第一幕删去，只好没头没脑的从第二幕开始演起。由于图审会的蓄意刁难，剧团工作人员往往被弄得疲于奔命。演出《大渡河》时，前台主任沈硕甫就因贫病交加、劳累过度而倒毙路上。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的这种无端迫害，给沈硕甫送殡时，进步文化人和群众出动了上千人，由郭沫若领头的殡葬队伍浩浩荡荡，如同一次盛大的示威游行。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戏剧的严加控制，“中艺”的活动就愈来愈困难了。鉴于此种情况，一九四三年，在党的领导下又成立了中国艺术剧社(简称“中术” )，以此取代“中艺”。此时，夏衍、于伶等已从香港回到重庆，党对文艺的领导就更为加强了。夏衍等采取成立董事会的策略来对付国民党审查的关卡。董事会中除绝大部分为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人之外，也让潘公展和“军统”第六处处长王新衡担任董事，利用“中统”和“军统”之间的矛盾，能比较顺利地通过审查而演出进步的剧目。
“中艺”在重庆的两年中，除积极开展演出活动外，还经常举行座谈会。周恩来同志几乎每会必到，听取意见和情况，并作出重要指示。例如，一九四三年的一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同志就对陈白尘说： “历史剧不应歪曲历史，牵强附会地硬搞影射。历史剧首先要忠于历史(但不是为历史而历史)。写出历史的真实才能获得艺术的真实，通过艺术的真实，才能获得以古鉴今的目的。”陈白尘对这个指示一直铭记在心，成为他四十年来历史剧创作的一个准则。可以说，“中艺”等在重庆的活动，是一直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和关怀下进行的。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重庆的抗敌话剧运动是不可能出现如上所述的蓬勃发展的局面的。

七

“中术”顶替了“中艺”的位置之后，“中艺”全班人马于一九四三年夏天离开重庆到达成都。“中艺”到成都是应《华西晚报》的邀请去进行募捐义演的。“中艺”一到，成都的戏剧活动也就继重庆之后活跃起来了。此时，陈白尘的编剧任务已不重，重庆“中术”有什么本子，成都的“中艺”就演什么本子。因为不管剧团工作，他就应邀编辑《华西晚报》的副刊和《华西日报》的文学周刊。《华西晚报》主笔是黎澍，记者有陈子涛、唐海等。报社中有不少地下党员，报纸进步倾向明显，名为民办，事实上可称得上不挂党的名义的党报。为副刊经常撰稿的有： 郭沫若、叶圣陶、夏衍、臧克家、沙汀、艾芜、叶丁易、陈翔鹤等。在成都，党的领导人张友渔经常找黄药眠、沈志远、马哲民、陈白尘、叶丁易等，商讨有关推动文化界民主运动事宜。当时，陈白尘分工负责戏剧界和文协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下，陈白尘参与了改组文协成都分会的工作。改组后的文协成都分会，左翼作家取得领导权，由李劼人、叶圣陶、陈翔鹤、陈白尘、叶丁易组成常务理事会。文协成都分会也就成为民主运动的一支主要力量。
在成都，斗争同样是尖锐的。有一次，《华西晚报》第四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和抨击了四川大学的夜校学生。这批学生都是各县来的国民党党棍，他们挨了骂就进行报复，一而再地冲入报馆寻衅，并捣毁了营业部。这一挑衅性事件发生后，《华西晚报》立即登报揭露真相，各大、中学校纷纷致电慰问，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社会舆论都同情并倾向《华西晚报》，党棍们的恶行受到群众谴责而十分孤立。后经《中央日报》、《新民报》等出面调解，才使这场风波平息下来。《华西晚报》出报时，连续三天刊登慰问信和国民党党棍捣毁报馆事件的经过，接着又在青年会举行招待会，答谢文艺界的支持，从而取得了这场斗争的完全胜利。
由于民主运动的工作紧张繁忙，陈白尘到成都后的二年，仅仅写了一个剧本《岁寒图》，这还是利用中途回重庆一趟才写出来的。这个剧本之所以取意于“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从正面赞颂知识分子的品格情操，也是和周恩来同志的启发帮助分不开的。四十年代初期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少数知识分子意志薄弱，不能自守，有的甚至被腐蚀而贪污。陈白尘意欲写戏揭露此种劣迹，并在见到周恩来同志时谈了这个创作意图。周恩来同志亲切地对他说： “腐败的是国民党顽固派，是那些发国难财的军政要员，投机奸商。对广大知识分子还是要作正面教育，鼓励他们坚持斗争。”陈白尘听了这一番鞭辟入里的剖析，再联系他看到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表现，感到周恩来同志对知识分子总的看法是十分正确的。他提高了认识，受到了启发，终于在一九四四年春完成了这个剧本，并在剧本中准确地描写了知识分子。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一方面加紧攫取胜利果实，聚结反共反人民的力量; 一方面又搞所谓“还政于民” 的政治骗局，妄图蛊惑人心，蒙骗群众。我们的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组织了一、二十个报社发表联合声明说，现在是“还政于民”，我们的报纸也就不再送交当局审查了。陈白尘十月完成的《升官图》，就是乘新闻检查处(军统)来不及下手检查的时机，经编辑陈子涛之手，于年底在《华西晚报》上发表出来的。
由于特务的跟踪和盯梢，陈白尘不能再在成都呆下去了，他于一九四六年春到了重庆。在重庆，适逢旧政协开会，根据党的指示，他参加了文化方面一个文件的起草工作。此外，在《新民报》编了一个多月的副刊，还在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中文系主任杨晦)等三个学校任课。当时，国民党表面鼓吹民主，实际上加紧法西斯独裁统治，表现为一种外松内紧的状态。特务殴打郭沫若的校场口事件即是一例。校场口事件发生后，目睹事件经过的陈白尘，与叶丁易等人商议，当晚即编发了一个校场口事件特刊，登载在《新民报》副刊上。校场口事件后第三天，陈白尘又写了一首长诗《我是校场口的土地》，揭露和讽刺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国民党特务迫害文化人的沧白堂事件前后，“中艺”又来到了重庆。当时重庆有一批青年演员组织了一个现代戏剧协会，他们准备排演陈白尘的《升官图》。“中艺”知道后，也决定演出这个戏。此时，国民党的图审会处于准备撤销但尚未正式撤销之际。而《升官图》这个戏，是揭露国民党官吏贪污的劣迹的，要演出是必然会有一番周折的。最后还是给审查官“行贿”才买通了审查关。饶有讽刺意味的是： 《升官图》里讽刺了用金条行贿的丑行，而审查官得到的也是金条。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国民党的莫大讽刺! 剧团在顺利通过审查一关后，又遭受到当局不给剧场的新的刁难。后来只好在江苏同乡会的礼堂内演出。剧团听说四月八日中共代表团将要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就提前在四月七日进行彩排。这一天，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观看了《升官图》的彩排演出，使剧团全体演职员受到极大的鼓舞。这次《升官图》的演出热闹非凡，从不惹入注目的江苏同乡会礼堂，人来人往，比肩继踵，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当时还是小青年的刘川(《列火红心》的作者)，担任售票工作，往往是票已经售完，仍有大群的人围住他要票，他被缠得无法脱身，只得瞅准时机，突破一个缺口，抱着放钱的箱子逃之夭夭。
人民群众高兴，国民党必然气恼，因为《升官图》实实在在是一出新的《官场现形记》。因此，《升官图》的整个演出过程，也就是国民党特务不断捣乱的过程。特务们或抛砖扔瓦，砸打礼堂的屋顶; 或敲锣打鼓，在门口大吵大闹。为了预防万一，剧团采取了安全措施，应云卫守住后台一个可通老百姓家里的小门，如情况十分危急就从这道小门撒走演员。由于特务的捣乱，演出几场之后就改在公园茶座搭台子演出。后来形势十分危急，才不得不被迫停演。《升官图》剧本后来送到了上海，由“中术” 改名的上海剧艺社也正在上海，接到本子后立即上演了这个剧目。演出分日夜两场，连续演了三、四个月，观众争相购票，剧院门庭若市，此情此景，历久不衰，创造了话剧上座率的最高记录。重庆的导演刘郁民，带着这个本子到了延安，延安也上演了这出话剧。延安《解放日报》还发表了冯牧的文章，对这个戏作了很高的评价。当时《升官图》就象一股旋风，席卷了全国各地，解放区、国统区、沦陷收复区，处处演出，处处受到群众狂热的欢迎。国民党也就到处捣乱，到处迫害演员。在国统区演出的剧团，除上海迫害而未成功外，其他地方的剧团均或深或浅的受到迫害。南京参加演出的演员，还遭到国民党的通缉。
一九四六年八月，国民党加强了法西斯独裁统治，《升官图》演出后，上海的戏剧舞台就冷冷清清，一落千丈了。陈白尘五月离开重庆回上海，中途在九江停留三个月，于八月到达上海。这一年，陈白尘曾创作电影剧本《天官赐福》，尖锐地讽刺国民党的“接收”丑剧，被国民党禁止而未拍摄和出版。一九四七年，接受熊佛西的聘请，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教。授课之余，与陈鲤庭合作写了反映战后小市民遭遇的电影剧本《幸福狂想曲》，虽已拍摄，但未能出版。七月，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筹建由我党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陈白尘担任该公司编导委员会副主任。同年，陈白尘创作的剧本《悬崖之恋》(以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没有陪嫁的女人》为蓝本)，由桂林的新中国剧社演出，演出时改名为《卖油郎》。非常凑巧的是，新中国剧社以陈白尘的剧本开台，又以陈白尘的剧本收尾。它开台演的第一个戏是《大地回春》，现在演的是《卖油郎》，而且这个戏演出后就再也没有演出了。
一九四八年，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到了一个转折点，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因此，我党在国统区的斗争就显得更为艰苦和激烈。一些身份已暴露的党员都准备撤离上海，未公开暴露的党员也不便再频繁的活动，但文化界的团结联系工作又不能中断，这就需要合适的人来做沟通党与文化界联系的工作。陈白尘被党选中担任这个任务。一天，吕复来找陈白尘谈话，希望他能留下来做团结文化界人士的工作，并着手筹建上海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地下组织)，以迎接上海解放。任务是很重的，困难也是很大的，但党对他的信任，使他十分感动，他毅然地把任务接受了下来。
陈白尘在上海原住虹口北四川路新祥里三十三号，随着形势的日趋紧张，白色恐怖的日益严重，陈白尘化名杜大年搬往溧阳路的一幢房子里去住，住房靠近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在敌人眼皮底下反到安全许多。然而，党交给的任务必须完成，不能困守在屋子里停止工作，因此晚上出去活动时，就只好常常住在朋友家里。一天晚上，陈白尘因急于完成一项任务，晚上八点钟戒严，他七点多钟还在街上奔走，未找到住宿的地方，真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后来他突然想到刘开渠住在附近，赶忙奔往刘开渠家，这才避免了一场危险。由于陈白尘的突出表现，接替吕复工作的吴小佩曾找他谈话，让他写入党申请书和有关材料。陈白尘交上入党申请书后，因工作任务繁重，组织审查工作又难进行，所以入党问题一直耽搁到解放以后才解决。这一年冬天，由陈白尘执笔集体讨论的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写成，开拍时被国民党下令禁止而停拍。昆仑公司把胶片和剧本藏于屋顶，解放后才拍摄完成，搬上银幕。这部电影是蒋家王朝崩溃前夕社会生活真实的写照，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赞扬。一九五四年电影评奖中获一等奖。

八

陈白尘日以继夜地为党工作，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陈白尘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新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参加了文艺界的组织和创建。他进入上海军管会文艺处，不久，即与黄佐临接替黄源、陆万美，分别任正副处长。文化局成立后改任艺术处长。解放前夕成立的上海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此时正式公开，陈白尘任该会主席，这是上海解放后最早成立的群众团体。接着，他又受党的委托筹备上海电影制片厂，并任艺术委员会主任。七月，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任南方第二代表团副团长。一九五○年八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上海第一届文代会召开，被选为上海市文联常务理事，并担任上海市文联秘书长。
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受到批判后，一九五一年九月中宣部调陈白尘到北京参加《宋景诗》创作组。一九五二年三月他随宋景诗历史调查组赴山东实地调查，为时两个月。这次调查跑了十多个县，访问了六百多个老人，整理出三十万言的“宋景诗历史调查记”。十一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农民革命英雄及其黑旗军——宋景诗历史调查报告摘要》，并在编者按语中指出，这项调查工作“提供了一种值得提倡的研究近百年历史的重要方法。”一九五三年六月，陈白尘、贾霁合作的电影剧本《宋景诗》开始在《人民文学》上连载，后拍成电影与观众见面，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文艺界的好评。
一九五三年秋，陈白尘调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筹备第二次文代会，担任大会副秘书长。接着，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并任作协秘书长。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与李蕤赴波兰参加波兰作家代表大会，因匈牙利事件发生被阻。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调《人民文学》任副主编。同年，《宋景诗历史调查记》出版。
一九五八年一月，与王命夫、刘沧浪、黄悌合作的独幕讽刺喜剧《哎呀呀! 美国小月亮》发表。五月，与米谷、江有生、汪巩合作的独幕讽刺剧集《美国奇谭》发表并出版，收入《愚人节的喜剧》、《两兄弟》、《 “相信美国” 》三个独幕剧。六月，五幕政治讽刺喜剧《东风纸虎记》发表，出版和演出时改名《纸老虎现形记》。
一九六○年七月，第三次文代会召开，被选为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
一九六一年一月，由陈白尘执笔集体讨论的电影剧本《鲁迅传》 (上)发表和出版。
一九六二年，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苏联、日本访问。
一九六三年上半年，陈白尘赴广西、江苏、江西、湖北等地采访太平天国史料，准备完成《太平天国》三部曲(“金田村”、“天京内乱”、“太平天国灭亡” ，“大渡河”作为其中的插曲)。正在着手重写《太平天国》三部曲时，柯庆施、张春桥鼓吹的“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抛出，戚本禹对李秀成的全盘否定，使这个规模宏大的计划落空。是年冬，赴山西文水县参加四清运动。
一九六四年冬天，又赴山东曲阜参加四清。
一九六五年底，写出以农村阶级斗争为题材的剧本《第二个回合》(暂定名)。这个剧本虽未及发表，但文化大革命中却定其罪名为鼓动地主分子变天。
一九六六年三月，调江苏省文联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陈白尘理所当然地逃不脱这场灾难。不久，就被“揪” 回北京审查批斗。后随中国作家协会下放到文化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一边劳动，一边受到审查批斗，他备受无休止的精神上的折磨。一九七○年，“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钟岸的署名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陈白尘，诬陷其为“中宣部阎王殿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干将” 、“四条汉子吹捧的作家” 、“蒋介石的御用文人” 、“叛徒”等等。硬说《石达开的末路》是借太平天国的失败影射共产党的失败。企图从陈白尘头上开刀，然后把三、四十年代十二部取材于太平天国的历史剧打成反共作品，继而株连一批历史剧的作家。这篇所谓大批判文章出笼后，陈白尘的处境愈加困难，但他坚信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铁的事实，历史将会还其本来面目。所以，他一边在挨批斗，一边还在劳动之余努力学习马列着作。一九七三年他因病回南京，但对他的审查和迫害仍未解除。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逝世。噩耗从收音机里传出，曾多次亲聆过总理教诲的陈白尘，当即伏案痛哭，悲恸欲绝。在“四人帮”的高压下他无处表达自己的哀思，于是在一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紧闭门窗，率妻子儿女，在周总理遗像前默哀，并敬献上松柏扎成的花圈、一棵铁树和一盆水仙花。随后，将铁树移栽至后院。他坚信，总有一天铁树是要开花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终于被粉碎了。陈白尘心头大快，欣喜若狂，被迫搁笔十一年的他，一下子激发出巨大的创作热情，在精力与体力稍事恢复之后，便开始考虑新的创作，决心在劫后余生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一九七七年八月即着手历史剧《大风歌》的创作。在创作中，他的热情是奔放的，而态度又是严谨的。七幕历史剧《大风歌》和电影剧本《大风歌》，两剧共写十稿，断断续续地费时一年多。一九七九年一月，两个剧本同时发表。《大风歌》 (历史剧)是陈白尘历史剧创作中的一个高峰，从各方面看均超过了他过去写的所有历史剧，尤其在话剧的民族化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并达到了较高的成就。同年十月，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为江苏代表团团长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后被选为作家协会理事和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一九八○年春，出席江苏省第四次文代会，当选为江苏省文联名誉主席。
一九八一年是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为了隆重纪念中国新文化的旗手百周年诞辰，全国各地文艺界都在积极地进行筹备工作。陈白尘对鲁迅可说是忠实的崇拜者，早就有过改编鲁迅作品的宏愿，但终因客观条件而未实现。例如，解放前夕，海外一家电影制片厂曾想拍摄《阿Q正传》。许广平曾找他商量此事，他说： “天快亮了，咱们自己拍吧!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正是了却心愿的时候。于是，他在一九八○年的夏天，不顾天气的酷热，日夜不停地挥毫写作，仅用十九天的时间就完成了电影剧本《阿Q正传》。此后，又将电影剧本改成话剧本。这两个剧作，可算是陈白尘呕心沥血之作，同时也堪称当代的戏剧杰作。一九八一年，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前后，北京和其他省市几个剧团同时上演了话剧《阿Q正传》，获得广泛的好评。《文艺报》等中央和地方的许多报刊，先后发表署名文章，对《阿Q正传》的艺术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电影《阿Q正传》于一九八一年年底拍成，于一九八二年与观众见面。
在创作上焕发了青春的大戏剧家陈白尘，雄心未老，壮志满怀，他还准备抓紧有生之年，再为党和人民多写几个好戏。他今后的第一个意愿，就是要在一九八五年内，完成《太平天国》三部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以此形诸陈白尘是最为恰当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