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主要事迹简介

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年)，安徽安庆人。原名乾生，又名仲，字仲甫，亦号实庵。以故里有独秀山，又名独秀，并曾署独秀山民。领导中共时，化名程志孟。祖父陈章旭(1819—1889年)，候补知县。父陈衍中(1848—1881年)，秀才，以教书为业。母查氏(1851—1913年)。兄庆元(1872—1909年)，贡生，以同知候补沈阳。尚有两位姐姐。
17岁中秀才第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南京乡试落第，遂入杭州求是书院。是年与高晓岚(1876—1930年)结婚。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一月至次年春，在日本东京学校留学。返安庆后，鼓动拒俄反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因避搜捕，东走日本。翌年三月，与邹容、张继等强割清廷学监姚某发辫。四月，被驱逐回国。五月十七日，在安庆藏书楼举行大规模演说会，为皖省第一次群众反清大会。“苏报案”后，与章士钊等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光绪三十年(1904年)三月，在芜湖主办《安徽俗话报》半月刊，并担任安徽公学教务长。又与柏文蔚等组织“岳王会”，以联络武备练军学生及中下级军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陪苏曼殊赴日省亲，秋返国。次年又赴日留学，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宣统元年(1909年)，在杭州陆军小学堂任教。翌年，与妻妹高君曼(1886—1931年)同居。1912年6月，柏文蔚任安徽都督，被任为秘书长兼安徽高等学堂校长。1913年参与讨袁军事。“二次革命”失败后，为袁系驻军逮捕，几被枪决，获救后赴沪。1914年再赴日本，与章士钊办《甲寅》杂志，结识李大钊。撰《爱国心与自觉心》，第一次署名“独秀”。
1915年春归国，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第二卷后，改名为《新青年》，1922年停刊，共出54期)，撰《敬告青年》，属望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而欲摆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民权并重”。1916年11月，经汤尔和、沈尹默推荐，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
1917年1月到北京，就任北大教职。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高张“文学革命”大旗，提出“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白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918年12月，与李大钊、胡适、高一涵等创办《每周评论》。1919年1月，《新青年》成立编委会，与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主编。同月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称：“要拥护那德(Democ-racy，民主)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Science，科学)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6月11日，因起草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北京学联、全国学联及各省各界人士积极营救。孙中山在沪对北洋政府代表指出：捕陈“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遂使北洋政府不得不在98天后将其释放。
1920年1月，秘密离京。6月，经李大钊介绍，与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一译维经斯基)会晤，讨论建党问题。8月，与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李达等，共8人在沪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以《新青年》为机关刊物。11月，草定《中国共产党宣言》，函约李大钊、邓恩铭、李汉俊、董必武、毛泽东、施存统、周佛海等组织各地支部。12月，应陈炯明约赴穗，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沪召开，因广东教委事繁忙未参加，但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长。8月在沪与李大钊、蔡和森等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正式加入国民党。9月，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11月，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并被选为国际执委。1923年1月，被孙中山任为国民党参议。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海)上被任为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是年年底起，曾与护士施芝英同居一年有余。1927年2月，发表中共中央通告，制定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方针，指出“蒋介石已成为反动势力之中心”，并与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共8人组成特别委员会，领导起义。蒋介石下野后，4月5日，与汪兆铭签署《汪陈宣言》，对国民党只讲合作，不讲斗争。“四·一二”后在武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回避土地革命，纠正“过火”行为，采取一系列“让步”政策，从而使机会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导致大革命失败。5月，在中共“五大”(武汉)上，继续被选为总书记。武汉政府“分共”，“宁汉合流”后，曾建议“取消苏维埃的口号，而代之以国民议会的口号”，幻想通过议会合法斗争过渡到暴动夺取政权。7月，苏俄政府代表兼国民党顾问鲍罗廷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5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不再视事。8月7日，中共召开武昌紧急会议，被解除总书记职务，瞿秋白、向忠发、李维汉组成政治局，由瞿接任总书记。
1927年9月，乘船秘密抵沪，转入地下，一面“慎重考察”革命形势，一面进行学术研究。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拒绝赴会，认为“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遂在“六大”上被取消中央委员资格。1929年3月，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四、五月间，读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之真实根源所在”，遂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理论路线上基本接受托洛茨基主义。8月5日，致函中共中央，抨击“八七会议”和“六大”路线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官僚集权制”，公开打出“反对派”旗帜。9月，成立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
1929年12月10日发表《告全党同志》，称“我自从1920年追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抵过。”当时中国托派约500余人。1931年8月，托洛茨基称“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是年，高君曼病逝于南京，遂与女工潘兰珍(1908—1949年)同居。1932年10月15日，因叛徒告密，与彭述之等11人被捕，20日押送南京。
“陈案”一时成为南北舆论重心。30日，胡适在北大讲演《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傅斯年撰《陈独秀案》一文，分别就其在文学革命与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贡献给予评论。蔡和森、博古则指其为“革命叛徒”，主张彻底肃清“陈独秀主义”。蔡元培、宋庆龄、胡适、柳亚子、林语堂等致电国民政府，希望“矜怜耆旧，爱惜人材”，予以宽免。国际知名人士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也致电蒋介石，要求公正处理。蔡元培、胡适并代为聘请律师。后章士钊义务出任辩护律师，认为其言行不悖于三民主义。1933年4月，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不服。翌年5月，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有期徒刑8年，囚于南京第一监狱。
在狱中读书、着述不辍。曾撰联赠刘海粟云：“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潜心研究文学、音韵学，撰写《识字初阶》(后改名《小学识字课本》1971年台北语文研究中心易名《文字新诠》出版)等多种学术论着。又撰《实庵自传》、七绝组诗《金粉泪》等。在与狱外托派联系时，曾指责第四国际代表美国人李福仁“不懂中国国情”，而被托派中央开除“党籍”。托洛茨基闻讯后认为此举“对于第四国际的威权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大赦政治犯，遂于1937年8月23日被提前释放。
重获自由后，曾主动会晤中共在宁代表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抗日统一战线政策”。9月，抵武汉，在华中大学等地多次发表公开演讲“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主张“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它在野党派”以“合力抗日”。11月20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发表时评，希望陈“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毛泽东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党中央提出要陈“公开放弃并坚决及时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等三项“合作抗日”条件。陈独秀答称：“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予以拒绝。1938年1月，王明指陈为“托洛茨基匪徒”。2月，康生更诬陈系领取日本津贴之汉奸。陈独秀3月17日致函《新华日报》辨诬，把王明、康生的言论完全看成是中共中央精神，以致周恩来多次托人请其赴延安，遭到拒绝。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曾提供10万元经费，国民参政会5个名额，建议陈组建新共产党;托洛茨基本人则邀请赴美，加入第四国际“总理事会”，亦均遭拒绝。3月21日，在武汉发表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既脱离托派，不屑与国民党为伍，又与中共决裂。
1938年7月，偕夫人潘兰珍、三子松年夫妇，奉嗣母谢氏入川，卜居江津。谢氏不久去世。与潘相依为命，屡次回绝当局馈赠，生活至为清苦，唯书房悬挂岳飞手书“还我河山”大字拓片，盖为其精神所寄，令人肃然。
陈独秀生命的最后3年，曾在文章、书信中就政治问题及抗战前途发表个人言论。如称中国托派是“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为“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称中共是“小资产阶级的”，“既不懂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又厌恶害怕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指斥“苏联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塌了社会主义”。1940年9月在致西流(王文元)信中说：“科学，民主，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而民主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民主是自从古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无产阶级民主的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在《我的根本意见》中更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遂从根本上全面否定无产阶级专政。1941年12月23日在给郑学稼信中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又称“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的见解彻底推翻”。决心做“终身的反对派”，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彻底决裂。这一时期所写4篇文章及6封书信，经胡适编辑、撰序，集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一书(1948年在香港出版)。近年来，在大陆版陈独秀文集和其他读物中，这些言论已被多次披露。
1941年冬，曾向佛学家欧阳竞无借阅《武荣碑》帖，赋诗云：“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1942年5月27日，以胃病逝世于江津，当地耆绅邓蟾秋叔侄为之营葬于江津大西门外桃花林康庄，送葬者30余人，包括段锡朋、张国焘等原北京大学学生，左右乡邻不期而会者亦一二百人。同乡、故友朱蕴山有悼诗二首：“掀起红楼百丈潮，当年意气怒冲霄。暮年萧瑟殊难解，夜雨江津憾未消。”“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陈铭枢挽联云：“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洲，公真健者;谤积如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1947年6月三子松年遵其遗嘱，将灵柩归葬安庆北郊古战场集贤关下。碑为白色大理石，镌刻“陈独秀之墓”，旁又立一“无字碑”，寓意功过留与后人评说。1982年安庆市府将陈墓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江津县府亦对陈氏原墓基加以修缮，以85块青石构筑坟丘，由其密友台静农题写墓碑“独秀先生之墓”。
1945年，毛泽东评论陈独秀道：“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他创造了党，有功劳。”但又称“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见1981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有4子3女。与高晓岚生3子2女：长子陈延年(1898—1927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在龙华英勇就义。长女陈玉莹(1900—1928年)。次子陈乔年(1902—1928年)，在中共北方区委工作。1928年6月，在龙华英勇就义。次女早殁。三子陈松年(1910—1990年)，曾任安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与高君曼生一子一女：子陈鹤年(1913年一)，在香港，主办《科学模型》月刊;女陈子美(1912年一)，医生，定居加拿大。
遗着曾经何之瑜、魏建功等在江津初步整理。1943年何之瑜编有《独秀丛着目录》，1947年何之瑜改为《独秀丛着总目》。
着有《独秀文存》4册(1922年)、《陈独秀先生演讲录》(1924年)、《字义类例》(1925年)、《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6集(1937—1938年)、《实庵自传》(1938年)、胡适编《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1948年)、《陈独秀着作选》3卷(1984年)、《陈独秀诗集》(萧克序，1993年)等。
年谱、传记、回忆录有：郅玉汝编《陈独秀年谱》(香港版);王森然着《陈独秀先生评传》(1934年)、任建树、唐宝林着《陈独秀传》(1989年)、吴晓着《破屋春秋——陈独秀一家人》(1994年)、孙其明着《陈独秀：身世·婚恋·后代》(1995年)、《陈独秀传记资料》(台湾版)等。
研究着作有：张永通等编《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1980年)、《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曾乐山着《五四时期陈独秀思想研究》(1983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