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荫传》人物生平事迹简介

一九五○年八月的一天，在北京一家电影院里正放映国产新故事片《钢铁战士》，影院里座无虚席，观众们被影片里的英雄人物深深感动，不断振臂高呼： “向解放军学习!”“人民解放军万岁! ”每当观众喊口号时，坐在后排的电影局长袁牧之就拉一下坐在身旁的成荫，表示祝贺电影的成功。成荫，就是《钢铁战士》的编剧兼导演。这是他们亲自到影院听观众对这部新影片的反映。影片映完后，观众们还久久不离开影院。成荫看到这种情景，心情激动，久久沉浸在创作的快乐里。
成荫是我国着名的电影艺术家，也是我党亲自培养的优秀的导演之一。建国以来，他导演过《钢铁战士》、《荣誉属于谁? 》、《南征北战》、《停战以后》、《女飞行员》、《万水千山》、《拔哥的故事》、《西安事变》等多部影片，受到观众的广泛好评。他从事电影事业是经历过一番艰辛、曲折的历程的。

苦难的青少年时代

成荫于一九一七年一月出生在山东曹县一个破产的资产阶级家庭里。祖籍江苏省松江县。曾用名成蕴保、成荫五。祖父是中医;父亲成癯梅; 清朝末年毕业于苏州中西学院(即东吴大学前身)，做过英文教员及铁路邮局等部门的小职员。父亲由于接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洗礼，尤其是看到西方国家都是从工业革命走上富强的，因此，他也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便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集资开矿。虽然他们全力以赴，惨淡经营，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及其买办资产阶级对我国矿山的掠夺垄断，结果产品没销路，矿山被迫倒闭。父亲负债累累，没有出路。“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失业在家赋闲。他本来是学医的，后来就只好靠行医来维持生活。
父亲失业后，全家的生活日益贫困。成荫从幼年时代就体味到了债主逼债的痛苦。为了全家的生活，他经常出入当铺，冬天当夏天的，夏天当冬天的，全家天天靠当旧衣物勉强度日，旧上海的当铺那高高的柜台，至今难忘。这种苦难的生活，是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主要动力。后来在延安和在敌后的艰苦生活中，他所以能愉快地坚持下来，是与他早年的痛苦经历分不开的。
父亲失业，家庭生活困苦，成荫从小读书只好依靠哥哥、姐姐来供养，只读到初中就失学了。失学后没有出路，对祖国和个人的前途感到茫然，他陷入彷徨、苦闷之中。
一九三五年，他二哥在武汉邮电局当报务员，成荫便投奔到二哥那里。到武汉后由二哥资助进了一家补习学校补习英文，因为学会英语很“吃香”，可以找到“铁饭碗”，又可以报考邮电或在铁路部门当职员，解决生活就业问题。
成荫从小就喜欢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在山西念小学的时候，每年寒暑假的文艺演出活动，他都要参加一项。当时他经常参加演出着名作曲家黎锦晖的流行歌剧，例如《月明之夜》、《三蝴蝶》等，他曾扮演其中的女主角。当时他也喜欢参加演出《十八扯》、《小放牛》之类的京戏，还演出过话剧等。此外，他还自学各种乐器，例如他能吹一口好笛子、好口琴，也能拉一手好胡琴。在失学期间，曾跟一些失业青年一起搞器乐合奏。那时他真想当一个音乐家呢。总之，当时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青年。
他在学生时期，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例如他喜欢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介绍苏联作品的《译文》，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美国进步作家辛克莱的小说《密探》、《石炭王》等，使他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他非常同情下层劳动人民，如拉洋车的、要饭的、做苦工的穷兄弟们，对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社会很不满，他坚决反对日寇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他出于义愤，在街头发表讲演，公开赞扬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行动。有好多同学朋友曾好心劝他不要为国事太冲动，怕他会捅出漏子来，难免被捕蹲监狱，但他毫不顾及个人的安危。在这民族存亡的动荡年代里，他已把个人的出路同民族的命运前途紧密结合在一起了。这是他走向革命道路的准备时期。

寻求救国的出路

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在全国人民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时，正在武汉上学的爱国青年成荫，头一个念头就是要参加抗日。他曾跟同学们自费组织了一个抗日宣传队，到武汉乡下进行抗日宣传，他曾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唱救亡歌曲，并在城镇街头集会、讲演，动员广大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还跟几个要好的同学私下商量到抗日前线去参加战斗。当时他听说共产党八路军在前方抗日，就想参加八路军，但总找不到门路。在这抗日心切而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好先到武汉招收战地服务人员办事处去报名，但报名需要各种关系或介绍才行，怎么办呢?那只有一条路： 决心投军上前方打日本去!
一九三七年九月，他独自到了山西前线，先参加冯玉祥的旧部，但他连军服还没来得及穿上，部队就垮下来了。当时他目睹战士们在前线流血战斗，而长官却在后方吃喝嫖赌，胡作非为，他很失望。不久，他离开部队，前往汾阳，沿途看到纷纷败退下来的国民党伤兵、散兵，到处抢劫老百姓。当他到了原平、怀州县时，在群众中流传着八路军纪律严明，是真正抗日的队伍，这时他决心去投八路军。
一九三七年底，他随同逃难的群众到了西安，参加了宣传抗日的战时寒假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由一些进步人士组办的，当时讲哲学课的是沈志远，讲“帝国主义论” 的是江隆基，讲“统一战线”专题的是侯外庐，还有谢华等人讲课。他听了一段课，在理论上有些提高，但他心切的是直接参加抗日的战斗。这时他听说延安是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是全国抗日的中心，在那里有八路军的总部，有着名的抗日军政大学。因此，他到处去寻求去延安的途径。后来经人介绍到正在西安的续范亭先生那里去。续范亭先生原是老同盟会员，是国民党进步人士，他主张联共抗日，正在晋西北与共产党联合组织了抗日性质的“战地动员委员会”，我党派程子华、南汉宸等在那里工作。到了晋西北，就离延安不远了。他便约两位老同学随续范亭先生同往晋西北。当他们行经晋西南时遇到了敌人侵占黄河渡口，截断了他们的去路。最后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和几个流亡学生一起到达了延安。
他先进陕北公学第二期十九队学习，当时的陕北公学校长是教育家成仿吾。学校经常请党中央一些领导来作政治报告，例如请毛泽东主席讲时事、作政治形势报告，请朱德总司令讲抗日的军事形势，请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概论》等课。这些报告和讲课，使他懂得了党的性质和当时形势，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和总的趋向，明确了革命的方向，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这段学习对他教育很大。陕北公学校风很好，校长、教育长和学员同吃同住，打成一片，这种严肃紧张、生动活泼的革命集体生活，对他来说是新鲜的，愉快的，他努力学习，极积工作，一心一意干革命。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和戏剧的缘分

在陕北公学学习期间，成荫不仅是一个学习刻苦、工作极积的好学生，同时也是学校文艺活动的极积分子。
他在学习的业余时间，积极参加各项文艺演出活动，经常演出一些自编的戏剧节目。就在陕北公学学习即将结业时，学校领导提出可以报名到部队工作，也可以报名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党员还可以去党校学习。成荫当时的志愿是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军事，以后到前方去抗日。但在毕业晚会上，他和两个同学合演了一个短剧《张老二参军》。谁知这次演出对他一生的事业来说是个转折点。原来在那天晚会上，他们在台上演出，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的老师们却在台下看戏选学生。成荫这次演得很成功，一下便被鲁艺戏剧系的教师们选中了。在毕业分配工作时学校领导找他谈话： “你别到抗大去了，你还是到鲁艺学戏剧吧! ”那时他想： 鲁艺学问大，高深得很! 我怎么行呢?后来那位领导终于说服了他。最后领导说： “搞艺术也是革命嘛! ”于是，他便去报考鲁艺，不久，他果然考上了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一九三八年五月，成荫到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二期学习。当时沙可夫是鲁艺的副院长，徐一新是教育长。他在戏剧系学习期间不仅学习了比较系统的戏剧理论方面的基础知识，学习了一些十八、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作品，而且还学习了编剧、导演、表演、化装、美工等戏剧知识。那时候鲁艺常常举行文艺晚会，学生们演出他们自己编写的节目。这时成荫也开始学习编写一些活报剧，其中演出最多的有三个剧本： 《傀儡戏》、《国际玩具店》、《世界公园》，内容都是抗日或反法西斯侵略的。演出后反应很好，特别是《国际玩具店》一剧在当时影响最大，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以及其他领导人，看了此剧给予充分肯定，说这个剧很好地配合了反法西斯的斗争。后来这个戏又传到各抗日根据地。成荫那时除了编写剧本外，也经常和戏剧系的同学们一起排戏、演戏，他是当时搞活报剧最活跃的人物。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七”事变一周年的时候，在延安礼堂成荫参加演出了新京剧《松花江上》。同时还参加演出了歌剧《农村曲》，是由李伯钊编导的。此外还演出了话剧《流寇队长》等，受到欢迎。
同年十一月，成荫在鲁艺学习第一阶段结束，按学院计划学习三个月之后，先到部队或农村实习三个月，然后再回鲁艺学习三个月才能分配工作。那时正当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各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将领们都来延安开会。中央全会决定八路军要继续挺进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斗争，所以部队需要大批干部到前方工作。成荫就积极报了名，他想： 抗日嘛，就得到前方去。后来他终于被选派到贺龙所领导的一二○师工作，同时和他一起去的还有沙汀、何其芳、张冶、莫耶、王元方等。他们同贺龙一起从延安开赴前线。当时正是最寒冷的一月份，但他们还穿着草鞋呢，成荫只买了双毡袜。贺老总一路走，一路同这些文艺战士谈他自己的战斗历程： 从 “八一”南昌起义到建立洪湖苏区，以及后来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险经历。贺老总的革命历程，给他以莫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了革命道路上的重重艰难险阻，坚定了争取胜利、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
一月底，他们胜利到达师部所在地——晋西北的岚县。成荫被分配到师政治部战斗剧社任导演(当时称戏剧教员)。他们把在延安演出的戏，如《农村曲》、《流寇队长》、《打虎沟》、《国际玩具店》、《顺民》等，先后都搬到前方来给战士们演出，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
一九三九年，成荫随军挺进冀中前线，贺龙司令员，关向应政委、甘泗淇主任、周士第参谋长对文艺工作都很重视，对他们这些文艺战士的生活、工作关心备至，贺老总经常看他们排戏、演戏，给他们以具体指导和支持。他们到了晋察冀边区，和汪洋所在的抗敌剧社、凌子风所在的战地服务团、崔嵬所在的华北联大等兄弟文艺单位会面，交流了艺术经验。
在当时晋察冀解放区流传贺龙有三宝： 部队、球队和剧社，这话一点也不假。贺龙把球队、剧社看作跟部队一样重要，都是抗日不可缺少的战斗力量。所以剧社的很多事，贺老总都亲自过问，剧社的工作、生活都要请示他。

在战斗中成长

成荫跟部队一起在冀中打游击，夜里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转战山区、平原。这些战斗生活对他们剧社的同志来说，都是极大的磨炼和考验，对他们的创作和演出都有好处。
成荫和剧社同志们随部队几乎天天跟敌人周旋，很少有在一个地方连住三天的时候。他们常常在枪炮声中演出，演完就转移。这对宣传抗日、扩大八路军的影响，起了很大作用。他们有时随部队夜行军，剧社有个武装班，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挖战壕准备战斗。他们除了演出外，还参加收编地方武装的工作。剧社参加这些工作是继承了红军时期宣传队的光荣战斗传统的。后来，由于战斗的频繁，为了减少非战斗人员，精简机关，贺老总让剧社到晋察冀边区整训。
一九三九年三月，按鲁艺规定实习期满，有些鲁艺同学要求回延安继续学习。但是贺老总却要留成荫几个同志继续在部队工作下去。贺老总说： “部队就是很好的大学校，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样，成荫等高兴地留下来了。这时剧社演出光靠从延安带来的剧本已经不够用了。因为他们与延安相隔两道封锁线，剧本无来源，形势逼着他们自己动手创作剧本。莫耶是剧社创作剧本的主力，她写了不少配合政治任务的剧本。有一次关向应政委亲自领导成荫等人编写了反映战斗生活的剧本《齐会战斗》。
不久，在晋察冀的陈庄、黄土岭的战斗打响了，贺老总带着两个团配合聂荣臻司令员所领导的部队在陈庄消灭了敌人一个大队，又在黄土岭重创敌寇，击毙敌人指挥官阿部中将。成荫和剧社的同志一边在前方慰问演出，一边作战勤工作，收容被敌人冲散了的医院人员。在反扫荡的战斗中转圈子。在战斗的空隙，成荫写了个富有诗意的哑剧《晋察冀的乡村》，主要写军民合作反扫荡，打退敌人重返家园。这个剧完全靠音乐和动作来表演，富有浓厚的生活战斗气息，诗人艾青看了称为“诗意剧”。这个剧后来在延安演出时很受欢迎。
一九三九年底，贺老总率一二○师赶回晋西北参加反顽固(阎锡山)斗争，剧社也随军返回晋西北。同时仍坚持反扫荡斗争，敌情紧张时就渡过黄河在西岸驻守，敌人扫荡结束再回晋西北。
一九四○年下半年，成荫担任剧社的政治指导员。剧社社长原来是老红军陈杰，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由欧阳山尊、朱丹西继任。成荫一面做政治工作，一面还担任编导。一九四一年抗战处于相持阶级，根据地的生活相当艰苦，他们一边开展生产自救，一边坚持为军民演出。那时也受到“关门提高”的影响，排演了《雷雨》、《四十一》等名剧。
一九四二年，贺老总调到延安任五省联防司令。当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的时候，他们正在陕北绥德整训，听了《讲话》传达，使成荫更明确了文艺方向。这时，贺老总来电报调他们剧社回延安，要他们演出反映前方抗日战斗的戏剧。剧社到延安后，演出了反映晋察人民抗敌斗争的三幕话剧《丰收》，成荫任导演。在延安期间，成荫在治病的空闲里还写了几个小戏： 《自家人》、《虎列拉》、《求雨》等。他当时在窑洞里趴在锅台上，在一盏小豆油灯下，一个晚上就写一个，三天写了这三个小戏，总称《敌我之间》。这个戏后来在延安演出了，并发表在《解放日报》上。那时，在人们中间普遍存在“能不能胜利，要多久才能胜利”的悲观思想情绪。而这三个小戏却充满着乐观主义，表现了在敌占区，敌人尽管对解放区严密封锁，但是广大群众是心向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前途是光明的，大有希望的。因为剧本写得短小，比较真实感人，富有战斗气息，因此在延安演出时受到欢迎。这三个小戏和《丰收》、《晋察冀的乡村》都是《讲话》以后最早一批在延安演出的反映抗日战斗生活的戏剧。当时这几个戏在延安中央礼堂演出时，徐特立看了高兴地说： “过去苏区也是这样军民一起反围剿的，很亲切。”毛主席看后还写了信给予鼓励，说这几个戏是“好戏”，“希望多演”。贺老总听了这些反映非常高兴，便把剧社的成荫等几个领导同志介绍给任弼时。
不久，延安整风开始了。根据贺老总的指示，剧社又回前方去。他们一路走，一路“闹秧歌”。“闹秧歌”还是他们在鲁艺学会的。当他们行军到米脂县的时候，当地军民要他们剧社演大戏给他们看，他们就演出了九场秧歌剧《二流子转变》和写安置难民的《逃荒》等。演出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演完后许多难民去找县委要求安置，当时的县委书记冯文彬还专门召他们剧社开座谈会，鼓励他们多演新戏。他们把秧歌剧从延安带到前方，并且随走随编写新节目，密切配合当时的政治任务。
一九四四年成荫到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大生产运动，党校的学员都是部队的各级干部，从司令员到科长，都参加开荒生产，干起活来都是很内行的。同年夏天，成荫调回战斗剧社任副社长。他在党校期间，写了一个剧本《打得好》，刊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后来重庆的《新华日报》也转载了。一九四四年冬，晋绥边区举行群英会。成荫作为军分区政治部模范工作者出席了大会，大会肯定了他在战斗剧社的工作和在战斗中的表现。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贺老总由延安赴晋西北，军区政治部抽调部分干部到前线指挥部去，成荫也离开剧社到前线指挥部工作。贺老总率主力北上打大同，而晋中成立了吕梁军区，司令员是彭绍辉，政委罗贵波，成荫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在此期间，他随部队参加了晋中战役。后来王震任吕梁军区司令员。打晋西南时成荫被派到陈赓部队当联络员，并参加打隰县的战斗，他和二十九旅宣传科长带一个警卫班，作为入城部队纪律检查组随攻城部队进城。那次战斗活捉了敌师长杨澄源。此后他又参加过多次战斗。
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王震司令员率部队西渡黄河到陕甘宁边区参加保卫战。成荫在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任宣传科长，政治部主任是王恩茂，不到半年，他们的部队打了着名的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接着打蟠龙镇，进军陇东、打三边(安边、定边、靖边)。在打完榆林后，一个月没有粮食吃，生活极其艰苦，但敌人进攻陕北的计划终于被粉碎了。这段艰苦的战斗历程，为他后来的电影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电影生涯

成荫在参加了有名的沙家店战役之后，贺老总调他到西北电影工作学习队学习。
一九四七年十月，西北电影工作学习队从陕甘宁边区奉命到东北解放区去学习。这次电影工学队是经过周恩来副主席批准、由贺老总主持派往东北学习的。原计划到东北学习后再回西北成立电影制片厂。赴东北电影工学队队长是钟敬之，成荫是党支部书记，队员有孙谦、王炎、苏云、刘西林、郝至生、赵伟、申伸等二十多人。他们徒步从晋绥出发，途经晋察冀边区，穿过敌人封锁线、经过围场、赤峰等地，走了半年，一九四八年五月胜利到达佳木斯、鹤岗。东北电影制片厂就设在这里。这时成荫对电影艺术完全是外行，过去他只在上海看过一些电影，所以一切都很陌生，都要从头学起。袁牧之是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印咸是副厂长，陈波儿是艺术处处长。成荫开始学习导演艺术时，缺乏信心，甚至连能否搞电影工作，自己都有怀疑。最后他才跟袁牧之讲： “让我试一试吧，不成再回部队去。”大家鼓励他，给了他信心和力量。
一九四八年七月，成荫开始拍一部纪录片《东北保育院》，这个纪录片后来编入《民主东北》(第七集》中映出，这是他的电影处女作。后来他任编导，处处请教于电影前辈陈波儿以及电影摄影师李克惠、副导演王克彦，他们原来都搞过电影，很有经验。大家看了成荫这个纪录片，还比较满意，也提出了不足之处。
后来东北电影制片厂要拍故事片，可是没有电影剧本。一九四八年底到次年初，成荫便自己动手写了《回到自己部队来》的电影剧本。因为他曾参加过训练大批国民党军俘虏的工作，积累了许多素材。这个剧本主要写一个贫农青年被国民党抓丁当了兵，后来经过家属深入敌巢说服他起义，最后回到穷人自己的队伍里来，表现了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威力。当时解放战争正处于我军全面反攻阶段，所以剧本很快就通过了，并且由成荫担任导演，苏里、武兆堤都参加了拍演工作。这部影片是新中国的第二部故事影片，这部影片演出效果很好。在影片拍摄总结会上，陈波儿说这部影片的导演组织工作超过了艺术工作，这为成荫在部队长期搞文艺组织领导工作有关。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导演故事片，在艺术技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他自己说： “在学习电影导演工作中，陈波儿对我帮助最大，她和袁牧之都是我学习搞电影艺术工作的老师。”
拍完这部故事片之后，正当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开幕。我国建国以来最早的故事片《桥》、《回到自己的队伍来》，都拿到文代会上放映，受到文代会代表的欢迎。成荫也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北京解放后，袁牧之、陈波儿都调到北京工作，成荫仍留在东北电影制片厂。
一九四九年，成荫根据歌剧《钢骨铁筋》改编为电影剧本《钢铁战士》，剧本写得很成功，突出了主人公张志坚这个钢铁战士的钢骨铁筋的性格，深刻地说明了人民战士的钢铁意志是怎样在战火中铸造出来的。由于成荫长期生活、战斗在部队，对影片中的钢铁战士张志坚、老王、小刘等英雄人物非常熟悉，所以他塑造的这些人物性格鲜明突出。一九五○年八月《钢铁战士》公开放映后，观众反映很好，这部影片不仅在全国，而且在朝鲜战场都起到宣传鼓舞作用。
在拍摄《钢铁战士》的同时，成荫又接受了《荣誉属于谁》的导演任务。当时《钢铁战士》的拷贝刚送审回厂，还在进行修改配音等工作，《荣誉属于谁》的剧本也下了厂。他为了完成一九五○年的生产任务，不得不同时做两部片子的工作，在这关头，他又患了盲肠炎，于是不得不住医院动手术。他在病院中，仍关心电影工作，他请《钢铁战士》的摄影和其他同志把拷贝带到医院里，在病房的白墙上放映样片，同他们反复研究，提出修改意见。他提前出院后，立即投入新片的拍摄工作，最后终于战胜一切困难，提前完成了拍片任务。
解放初期，成荫成功地导演了《回到自己队伍来》、《钢铁战士》、《荣誉属于谁》三部故事片，表现出他的导演才能，这与他的艺术修养、战斗经历、工作作风和为人分不开的。凡是曾与他合作过的电影工作者都会觉得他是一位好导演，好同志。他在人民解放军中曾作过政治工作、领导工作，锻炼培养了他的组织领导能力。他在导演工作中善于团结同志，肯于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同时也善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有争论时得到的结论总是愉快的统一，而不是不快的鼎峙。
一九五○年，袁牧之、陈波儿又叫他拍《在前进的路上》。毛主席看了样片后，认为学苏联的干部不一定就是好的，对外国的经验不能全盘照搬，只能借鉴，并且要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后经过修改影片才上演。
一九五一年成荫调北京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任秘书长。同年，成荫到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我国参加国际电影节的有《白毛女》、《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三部故事片。观众看了《钢铁战士》后，热烈鼓掌，等我国代表团退场后才慢慢离开，这是那次电影节少有的情况。这次电影节我国的《钢铁战士》荣获二等奖。
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二年初，成荫到上海导演了故事影片《南征北战》。当时陈毅听取了剧本的情况后，亲自指导，他对成荫说： “你拍了《钢铁战士》，好就好在里边有个叛徒，革命斗争是很复杂的，很曲折的，不是那么简单的。” 《南征北战》拍完后，部队的老同志希望拍个真的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周扬、袁牧之同成荫等到中南海请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彭德怀、陈毅、聂荣臻等老帅审查《南征北战》。周总理一边看一边兴奋不已，认为影片里仗打得很真实动人，时代气氛很浓，表现解放战争这一段很符合历史真实。这时周扬把部队的老同志的意见告诉周总理，陈毅说： “不要挑剔这么多，我看就可以了。”周总理说： “好片子，很真实。”三天之后，即一九五二年十月一日在北京上映了。
一九五二年底，他拍完《南征北战》后，从上海回到中央电影局。不久，陈波儿逝世，袁牧之也因病离职，又调来王澜西、陈荒煤代替他们的职务，成荫仍任电影局艺委会秘书长。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中央电影局组织了一个电影实习团到苏联学习，汪洋任团长，成荫任副团长，在苏联学习实习了一年多。在苏联期间，成荫虚心向苏联电影艺术家学习，曾观摩名导演尤特凯维奇的摄制组拍《奥赛罗》的内外景，名导演罗姆拍《第六纵队》，学习他们的电影艺术和技术，以及工作方法，组织工作、艺术处理等，开扩了眼界，提高了导演电影的艺术水平。
一九五六年初，成荫从苏联回国后，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先后导演了《上海姑娘》、《万水千山》、《停战以后》三部故事片。
《上海姑娘》本来想表现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上海的女大学生到西北参加建设，思想感情都起了很大的变化。但有人却批判这部影片“美化知识分子，丑化工人阶级，宣扬了小资产阶级感情”等。现在看来这部影片还是不错的。
《万水千山》是在红军长征时经过的雪山、草地、大渡河拍摄的。但拍成后，有人看了说是宣传悲观主义。后来又请周总理审查，总理看后，说影片拍得真实感人，是乐观主义的。后来在全国上映了。
《停战以后》是经过周总理、陈毅、罗瑞卿审查通过的。周总理看过样片后说： “你们拍这样的片子我赞成。如果都拍成这样的片子就好了。”影片中有句台词叫“参座”(指当时的总参谋长叶剑英)，罗瑞卿说不好，后来把“参座”改称“首长” ，这部影片只改了两个字就上映了。谁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胡说这部影片是为王光美立传，为此几次批判成荫。成荫反驳说：“我要是知道那个女翻译是王光美，我就不敢这样拍了，因为影片中拍了那个女翻译同人谈恋爱，那怎么行呢! ?”
后来成荫又改编导演了故事影片《浪涛滚滚》。这本来是茅盾推荐小说，周扬、夏衍让他改编拍摄的，但影片拍成后，因当时水利部有意见而没上映，直到一九七七年才重新上映。其实这部影片还是很真实的，同不正之风作斗争，既反右的也反左的，很有现实意义。
一九六五年，成荫与董克娜合拍了故事片《女飞行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说此片是为彭德怀树碑立传，因为《女飞行员》所写的年代是一九五二年，正值彭德怀任国防部长，这部影片也是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上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荫和其他艺术家一样挨批、挨斗、住牛棚。后来江青要拍“样板戏”的影片，不得不“解放”几个老导演，让成荫出来工作。于是，一九六九年，成荫被指定导演拍摄《红灯记》。当影片拍成后，周总理审查了影片，对成荫说： “你拍的这个片子是成功的。”并热情同他握手祝贺。江青当时也在场，没说什么，可是相隔三天，江青却当着周总理的面突然指责说： “成荫! 你拍的这个片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突出了坐机关的老太太，贬低了李玉和，这是政治问题，你要给我好好检查! ”
后来江青又指令成荫重拍老片《南征北战》，但剧本不许他改动一个字，并且要让这部重拍片出在新片《艳阳天》、《火红的年代》之前。江青妄图把一些过去的好片子重拍后也变成自己的“样板”，把别的片子压下去，以突出自己。结果她的目的没有实现，成荫在重拍时不但把剧本改了不少，而且迟迟没有按期拍出来。因此江青指使于会咏、刘庆棠一伙点名要整成荫。
一九七八年后，成荫又成功地导演了歌颂革命先烈韦拔群革命事迹的故事影片《拔哥的故事》，在电影界获好评，拔哥这个艺术形象，既忠于历史人物的史实，又成功地塑造了英雄性格，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不能不归功于导演的艺术才能。
一九八○年成荫接受了导演影片《西安事变》的任务。在导此之前，他调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

对电影艺术的探索

根据自己从事电影工作三十多年的实践经验和体会，成荫初步摸索出电影创作及电影艺术的一些规律：
一是电影艺术的创作必须给导演及演员以充分的自由和民主，这对电影事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他在三十多年的导演实践中深深体会到： 在他所导演的影片中，一些不曾受干扰的作品往往是比较成功的作品，也是受群众欢迎的作品。例如他编导的故事片《钢铁战士》、《停战以后》，这两部片子最充分发挥了编导艺术创造的能动性。那些对影片的内容横加干涉，不尊重或不听编导者的意见、压制艺术民主的作品，往往是失败的。
二是电影艺术的美来自真实的生活。
成荫的导演艺术风格是深厚、朴实。他认为艺术是生活的真实反映，尤其是电影艺术，必须忠于生活，真实地表现生活的本质。因为真实的生活蕴藏着生活的美，只有真实反映生活美，才有真正的艺术美。因此，他追求的电影艺术是现实主义的艺术。所谓表现生活美，就是要真实地表现出那个时代的气氛和特点，真实地揭示出生活本质，真实地刻画出那个时代的人物性格，真实地描绘生活细节。一部优秀的影片，首先当然要给人以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鼓舞，但在人物形象、剧情的发展、场面处理以及表演上，都要力求真实，要生活化，把观众带到生活中去，带到艺术境界中去。
成荫现在已六十多岁了，但他大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慨。计划在新长征中多拍一些比较理想的好影片，为祖国的 “四化”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电影艺术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