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奇传》人物生平事迹简介

“如果说从《边寨烽火》开始，我懂得了电影，那么到《吉鸿昌》，我才明白了电影。”在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时，达奇这样说。
这一句简短的话，虽不能概括达奇整个的艺术道路，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却无疑是丰富多彩的。不难想见，在艺术创作的漫漫修途上，二十多年来，达奇在怎样地不倦求索、坚忍登攀; 为艺术修养和艺术造诣的不断提高，他又付出了多少艰苦的劳动，洒下了多少辛勤的汗水!
达奇原名齐福君。怎样叫起了达奇呢?说起来，有两个来由。其一是： 他个子高，参加工作后，周围的同志都叫他大齐。“达奇”是“大齐”的谐音; 其二是： 小时候，算命先生给他看相，说他是“走马星”照命，一辈子都得走，还说老走就有福，一站就有祸。达奇不是宿命论者，但却喜欢这个“走”字。他觉得： 走，就是辛劳，就是奋斗，苦在其中，乐也在其中。“达”字正巧是“走” (辶)旁，“达奇”两字，则能合“不停地走，才大有可为”之意。
达奇祖籍山东。爷爷为生活所迫，早年闯关东到了东北。当修铁路的工人。父亲是爷爷的独生子，很早就承父职，在铁路上当了扳道工。一九三四年旧历三月十八日，达奇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因此，他一般都说自己是东北人。
一九四五年，达奇在长春读完小学，进入长春第一中学学习，后来，又曾就读于长春第五中学。读中学的这几年，他始由喜欢听评词、看电影，渐而爱好文学，为后来走上艺术道路奠定了基础。
评词讲的多是武侠故事，有情节，有人物，有事件，有跌宕，听了让人入迷。开始是从收音机里听，后来就去听说评词的老艺人讲。听了之后，达奇为那些故事所激动，又转过来讲给自己的伙伴和同学听。按着“套子” (情节)顺下来，他居然也讲得有声有色。讲的时候，他不光注意表现人物，还学会了“卖关子” (制造悬念)，这样，一时间，竟吸引了不少的“听众”。
这时期，他接触到了美国电影和我国三十年代的电影，知道了赵丹、白杨、周璇……
在语文老师的帮助、指导下，他迷恋文学，读了一些小说，除中国古典小说之外，也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罗曼·罗兰……
一九四八年，长春解放了。达奇参加了学校的文工团，扭秧歌、演话剧、歌剧，用少年人特有的热情，表达自己对于胜利的欢欣。他参加演出了《兄妹开荒》、《白毛女》、《赤叶河》以及《人约黄昏后》等，同时，还跟同学们在一起，自编自演了一些小戏。
一九五○年，他被从学校抽出，到长春铁路电务所学习报务。第二年，进入长春邮电高级职业学校深造。作为业余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一九五三年，他曾被调到长春列车段文艺车班工作，当过列车员。同一年，哈尔滨铁路文工团成立，从青年职工中找演员，达奇以他魁伟的身材和富有特点的形象被选中了，从此成为专业话剧演员，走上了正规的艺术道路。这一年，他十九岁。
在文工团，从练声、形体、语言等基本功开始，他接受了严格的表演训练; 理论上，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该团曾编辑出版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听讲笔记》一书)。团里当时有苏联专家，达奇从专家那里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文工团经常到各地巡回演出，这就使达奇有机会接触、观摩到各个剧种，从而增长了见识，开扩了视野，提高了修养。
一位名叫张德成的川剧老艺人，在谈到怎样才算是一个好演员时，这样讲： “观众看你的表演时应该不厌(不打瞌睡)、不乱(静其无声，止其无步)、不怨(不发早知这般，不该来看之叹)、能赞(心口交许)、常念(深入人心，经久不忘)。”这段话，给了达奇极大的启示，他想： 川剧演员能够做到这样，难道我们就不该做到么?他把张老先生的话深深地铭刻在脑子里，当成自己在艺术创作上的座右铭。
这一时期，他参加过话剧《四十年的愿望》及《碰巧的事》的演出。分别扮演了剧中的刘大个子和苏军少尉弗拉多夫。
一九五六年，以哈尔滨铁路文工团为基础，成立了中国铁道艺术剧院(后改名为中国铁路文工团)，达奇随团到了北京，在剧院话剧团当演员。
也就是这一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边寨烽火》，导演林农选中了达奇。
达奇被邀请去拍电影，第一次走上银幕，在影片中扮演男主角、勇猛慓悍的景颇族青年多隆。
达奇说： “林农是我学习电影的启蒙老师。”不错，这位以严格的现实主义见长的电影艺术家，给了达奇以深刻的影响。由于有林农老师的热情帮助和耐心指点，再加上自己其时已有四、五年的话剧表演基础，他初登银幕，便在创作上取得了成功。
电影拍摄之前，达奇曾到云南景颇族居住的地区体验生活。他跟景颇族青年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性格，熟悉他们的情感，同时，也了解到了景颇族人民在国民党长期统治下所受的苦难。这不仅使他找到了扮演角色的生活依据，而且也坚定了克服一切困难演好角色的信心。他练骑马，练剑术，不畏炎热，不怕艰险。这样，不光学会了技艺，也锤炼了自己的性格。
在《边寨烽火》中，他的表演，感情真挚、个性鲜明。一九五八年七月，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十一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他和扮演玛诺的王晓棠，都获得了青年艺术家奖。
荣誉，可以使人跌交，也可以鞭人向前。在荣誉面前，达奇没有忘乎所以。他懂得： 艺术创造是没有止境的。中国那样多成就卓着的艺术家，哪一个不是活到老，学到老!而自己，不过才刚刚起步。他认真总结这次创作的体会，也认真分析自己在表演上还存在的弱点，决心去攀艺术的高峰，在舞台和银幕上塑造出更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来。
拍完《边寨烽火》回到北京，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年间，达奇先后参加了《二七风暴》、《春洪》、《西藏的枪声》、《12次列车》以及《三千里江山》等几个话剧的演出，在剧中分别饰演曾玉良、醉鬼、拉丁代本、许秉忠及车长杰等角色。
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愈发感到作为一个演员，具有渊博的学问知识、高度的文化修养、广泛的兴趣爱好、深厚的生活基础，是怎样的至关重要。他一方面注意在舞台艺术实践中积累和总结经验，一方面充分利用业余时间钻研表演艺术理论，广泛阅读中外文学名着。同时，还注意观察生活、观察人，积累人物形象。
一九六○年，他又被八一电影制片厂请去参加故事片《12次列车》的拍摄，在其中扮演旅客代表许秉忠。
一九六一年九月，达奇正式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当演员。此后，直至一九七八年，他陆续参加了不少影片的拍摄工作，塑造了一些性格、职业、年龄、民族各不相同的人物形象。如在《独立大队》中饰青年士兵牛牯; 在《景颇姑娘》中饰景颇族老人文帅; 在《车轮滚滚》中饰支前老模范耿东山; 在《熊迹》中饰老魏爷; 在《渔岛怒潮》中饰老会长王四江。
这中间，除了拍电影，他还参加了几台话剧的演出，如《三月三》(扮演马士杰)、《孔雀胆》(扮演段功)、《艳阳天》(扮演马老四)和《姜花开了的时候》(扮演叶峰)等。在《孔雀胆》中，他塑造的段功形象，风格独具，给观众留下的印象很深。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狼狈为奸，由泡制臭名昭着的《纪要》起始，继而在整个文艺界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造成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二年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偌大的中国，没有拍摄一部故事片。面对这样的情形，达奇，一个电影演员，怎能没有自己的愤怒?怎能没有自己的痛苦? !
运动一开始，他就被戴上“文艺黑线孝子贤孙”的帽子，受到了批判。跟广大电影工作者一样，被剥夺了工作和创作的权利。接着，到一九六九年，干脆被赶下去“劳动改造” (美其名曰： 走光辉的“五七”道路)。达奇带着一家四口，到吉林省舒兰县溪河公社西浪口子大队插队落户。生活艰苦，劳动艰苦，他都不怕，因为他本来就是大手大脚的劳动人民的儿子。但积压在胸中的愤怒和苦闷，却怎么也无法排遣; 站在社员群众的队伍里，他并不感觉陌生，因为他从没有把自己看成是高居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但看到广大农民那么需要电影、需要文化生活，他却受“艺术家良心”的谴责，感到有一种“失职”的羞愧……
在农村，他结交了一些农民朋友，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恨，学到了爱……
在农村，他度过了两个寒暑，一九七二年，才回到长春，回到电影制片厂。
老早了，达奇就有一个愿望： 在银幕上塑造一个英气勃勃、气度不凡的将军形象。为了这一夙愿的实现，长时间来，他从没有中断过自己的努力。
首先必须有一个好身架。他因此顽强地坚持多方面的体育锻炼： 打球、举重、击剑、游泳、骑马……他备有一副二百斤重的杠铃，每天举、每天练，甚至在下乡时都带着它。
当然更得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他因此刻苦读书，认真探索、广泛涉猎。此外，还喜欢音乐、美术、摄影……
实现夙愿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一九七八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吉鸿昌》。达奇读了剧本，深深为吉鸿昌的悲壮业绩所感染、所激动。他热切期望自己能扮演这一角色，于是立刻向导演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但达奇能否塑造好吉鸿昌这一感情幅度比较大的艺术形象?导演李光惠、齐兴家当时还不敢断言。接着，达奇把对吉鸿昌这一角色的理解和设想，写成书面材料，送到导演手里。导演仍然未下结论。直到最后，经过整整三个月的“试戏” (演员们称之为“打擂台” )，导演才肯定： 在一同“试戏” 的五名演员中，达奇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是形神兼备的吉鸿昌。
吉鸿昌壮烈牺牲，是一九三四年，而达奇在这一年，才刚刚出生。为了了解吉鸿昌生活、斗争的特定环境和他探求、奋斗的一生，达奇研究了大量的文史资料，看了不少有关的书籍，同时还拜访了许多老前辈，跟吉鸿昌烈士的女儿吉瑞芝以及其他亲属进行了多次交谈……
一九七九年七月，彩色故事片《吉鸿昌》摄制完成; 九月，作为建国三十周年献礼片开始在全国放映。
《吉鸿昌》上映后，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报刊上，有不少文章，对这部影片、对达奇的表演，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和高度的评价。
评论者认为： 《吉鸿昌》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出发，通过富有特征性的情节，刻画了吉鸿昌光明磊落、耿直豪爽、嫉恶如仇、从善如流的性格和热爱祖国、忧国忧民，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质。在艺术处理上，影片善于选择典型的生活场景和细节，通过人物独特的命运、遭遇，把人物、时代和生活情景有机地融合起来，从而在巨大的历史事变和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真实地展示了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 达奇的表演，朴实、自然、逼真，不仅善于运用形体动作来刻画人物，而且善于通过层次丰富的面部表情和眼神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准确地把握人物的个性和戏中的特定环境。从而把吉鸿昌的形象塑造得鲜明、丰满、栩栩如生。
达奇在《扮演吉鸿昌札记》一文中，对自己这一次的创作做了总结。他说： “我在塑造吉鸿昌这个传奇式人物当中，特别注意不搞突出个人而在突出个性上下功夫。我把吉鸿昌性格上最本质的东西概括为： 憨直而不愚，宁折而不弯，坚贞而不屈，幽默而乐观。同时，也不忽略他性格的另一方面，即轻信、义气、粗暴、固执等。” “我把他的感情幅度定为： 既有大江东去、惊涛骇浪的雄伟气概，又有小桥流水、平湖如镜般的幽静典雅。”表演上，“有些场次得用大笔触去勾勒，浓浓地涂上几笔……有些场次得用工笔画的手法，细致入微、脉络清晰; 一声轻轻的叹息，一个深沉的微笑，一个凝思的眼神，都要做得准确、质朴、逼真……有些场次，采用象木刻那样单刀直入的手法，使之线条清楚、棱角分明、干净利落……”
当然，开始时，达奇并不是一下子就抓准了吉鸿昌的灵魂的。比如吉鸿昌出场，实拍前，他设计了这样的一系列动作： 骑马赶到处决逃兵的现场，先勒马扬蹄，然后翻身下马，解开披风甩给警卫员老周(动作洒脱利索、十分自然)。接着环视四周，虎步走上练兵台(步伐矫捷、刚健)……导演觉得这些赋予吉鸿昌威武挺拔的将军风度的造型和亮相动作都是可取的，但忽略了最主要的东西，那就是吉鸿昌此时此刻的精神状态。
吉鸿昌奉蒋介石之命，到大别山来消灭共产党。他本来就想不通，加上连吃败仗，情绪十分烦躁; 这时，又发生了逃兵事件，就更使他心烦意乱，内心矛盾非常激烈。那么，只有赋予他一种阴沉的、没有什么表情的面孔，并把这种精神状态与前面的动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此时此地的吉鸿昌。内心视象明确了，达奇就不再单纯地去表现他的大将风度和追求外在美了，动作也就显得更加稳重而有份量。
一个成熟的演员，总是能恰到好处地运用认为必要的一切艺术手段，来丰富、充实、升华自己的表演，从而使自己塑造的人物更加真实可信、血肉丰满。在《吉鸿昌》中，达奇用几个不同的笑，就大大突出了吉鸿昌的个性特征：
吉鸿昌从红区私访回来，他的秘书聂庆鸣劝他不要再看那些从解放区带回来的书： “外面传说你快赤化了! ”这时，吉鸿昌先是豪爽地大笑，然后才说： “叫他们去说好了，可我还不知赤化是什么样子呢! ”这就把吉鸿昌襟怀坦荡、无所畏惧的性格，更加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吉军长提醒聂庆鸣： “你跟我这么多年，光提笔杆，可别忘了腰杆呵! ”说这话之前，达奇为吉鸿昌设计了一个非常亲切的微笑，因而强调了这位军长对自己小兄弟真挚的关怀与爱护，突出了他重义气的一面。
孙梅拿着党的信，提醒吉鸿昌国民党和日本人可能有新的勾结，这时，吉鸿昌满不在乎而又十分自信地一笑，把信递过去，漫不经心地说： “勾结肯定是会有的，但在军事上不可能吧! ”这里的一笑，准确地暴露了吉鸿昌性格中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总以自己的善恶感去判断事物，表现了他固执的个性。后来周光远在天津提醒他注意安全时，他又重复过这种笑。
叛徒林万鹏设宴劝降，当他说愿以身家性命为军长担保时，达奇又为吉鸿昌设计了一个咄咄逼人的冷笑。那是从鼻孔里哼出来的笑，突出强调了吉鸿昌与这种苟且小人的水火不相容。
在刑场上，面对罪恶的枪口，看到士兵吓得掉了枪，吉鸿昌放声狂笑。这狂笑，是对敌人的极度鄙视与憎恶; 这狂笑，把吉鸿昌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
同林农老师一样，达奇最反对艺术上的虚假，反对说假话、说空话、说大话。正因如此，他的创作态度是十分认真的。在电影《吉鸿昌》中，就义那场戏，原剧本写吉鸿昌牺牲前，坐着喊两声 “万岁”。达奇觉得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不符合吉鸿昌的性格特征，于是向导演提出修改的意见。最后，改成发自吉鸿昌内心深处的一句旁白： “我灾难深重的祖国呵，你快强大起来吧! ”这样处理，一反“帮味”，卓有新意，给观众以极大的感染。
一九八○年，《吉鸿昌》和《泪痕》及《小花》，获得了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这，不正是对达奇艺术创作的一个很好的总结吗?
长期的艺术实践，使达奇体会到： 现实主义艺术是最有生命力的艺术。艺术，只有以深厚、坚实的现实生活为基础，敢于接触生活的各个方面，敢于淋漓尽致地表现生活，才具有感人的力量，才能引起共鸣。
他还体会到： 人的感情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只有学会解剖人的灵魂、人的情感，才能懂得怎样去表现人物、塑造人物。
在创作方法上，达奇主张多样化，“猪往前拱，鸡往后挠”，可以各显神通。他认为，强制推行一种方法，就形不成各种风格、各种流派，就会妨碍艺术的发展，甚至会扼杀艺术。
达奇认为： 人的思维在一瞬间是千变万化的，所以表演时要做到“纯体验”、做到“忘我”，是不可能的。而最丰富、最细腻的感情，又必须在最大的控制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因此他主张，在中国，斯坦尼体系和布莱希特体系应该“结婚”，生出个“混血儿”来。
达奇说： “做演员的，无非就是搞‘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这八个字，谁搞得细致、搞得准确、搞得逼真，谁就高明一些。当然，艺术的表现手段又是多种多样的。作为演员，光有天赋的条件还不够，还必须刻苦地学、刻苦地练……”
在创作上，达奇严肃认真、苦心追求，总是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劲头。对自己，他也总是怀抱着信心，绝不妄自菲薄，“打擂”比戏，是从不怯阵的。他性情豪爽，为人正直，“打擂”打赢了，他不自满; 输了，也绝不嫉妒……
达奇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他爱人许品珍，原来也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演员，搞歌剧，曾在《刘胡兰》中扮演过刘胡兰、在《小二黑结婚》中扮演过媒婆。此外，亦曾参加过一些话剧的演出。后来，随达奇一起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任乐团歌队队员。一九七九年，又正式调到长影演员剧团做演员。她不仅是达奇生活路上的好伴侣，而且也是他家庭中的艺术顾问。平时，常常给他出主意，帮他对戏; 达奇练戏时，她就是“导演”。
达奇酷爱摄影。他拍人物、拍风景、拍花草，不仅立意鲜明，而且十分注意在构图和用光上下功夫。他的作品，曾参加过摄影展览。
他现在是中国电影家协会全国理事会理事。
去年十月，他被借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参加即将投入拍摄的彩色宽银幕历史故事片《大风歌》的筹备工作。在影片中，他将扮演汉高祖刘邦的开国功臣、在剪除吕后篡国阴谋集团的斗争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大将周勃。
人们对于自己喜爱的艺术家，总是有期待，期待他们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创造出更多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 也总是有祝愿，祝愿他们不停顿地向前，在艺术上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对达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