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行佶》人物生平事迹简介

对一个普通观众来说，看一场话剧，他可能只记住了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或者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动作和充满睿智哲理的语言。而角色的表演，他的一个细小的眼神、手势，可能在这个观众与邻座的交谈中或一走神的一刹那就被大量地漏掉了。他哪里知道，这些表演中的散金碎玉，对一个忠诚于自己的艺术事业的演员来说，注进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如何巨大的劳动，又经历了多少成功的欢乐和不得门径的苦恼!看一看董行佶对待表演艺术的态度，就可以窥见一个演员的辛苦和创造性劳动的艰巨。
契诃夫的剧本《三姊妹》中有一个老守卫费拉特彭，这是一个只有七、八句台词，上场两三次的小角色。董行佶扮演这个人物，为了追寻“听说莫斯科从东到西拉起一条长绳子”这句话的含意、背景，以及如何塑造这一形象，他读完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的译本，为角色写下了上千字的小传。
为了把握《雷雨》里二少爷周冲这个人物的个性和产生这类人物的历史土壤，董行佶阅读了 “五四”运动史和丁玲、胡也频等三十年代作家的大量作品，他理解了这个用美丽的幻想编织着一场春梦的青年。
胡四，这个曹禺 《日出》里出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孕育的怪胎，应该怎样在舞台上暴露这个七分男三分女的躯壳和丑恶的灵魂。董行佶研究、解剖了他的精神世界。用这样的形象比喻： 这是一只矜持、扭怩作态，故作多情，开了屏的孔雀。
阿巴公，这个典型的守财奴，董行佶最先发现的是他那长长的眉毛下的一对深邃狡黠的眼睛，那捉摸不定、狐疑的目光，告诉人们他是一个谁也不相信的人。这双眼睛启发了董行佶对人物的理解和创作的灵感。莫里哀《悭吝人》中的这个拜金主义者眼里闪着金子的光泽，唯独缺乏人的天性。但他又没有把他处理成可笑的丑角。他在舞台上要按照阿巴公的世界观、道德观认真地干着他认为应当做的事情。他演的越是正经，客观上就越具有喜剧效果，在这里，他借助了相声的表现手段。
曹禺的《王昭君》里的温敦，董行佶从眼镜蛇的身上找到了人物创造的依据。
……
董行佶一走上舞台，走到聚光灯下，每根神经就兴奋起来，每个细胞都活动起来。那不可自制的感情，潮水般涌来的创作冲动，使舞台成了他最能表现生命价值的所在。获得了角色的 “自我感觉”使他“忘我”，但是他并没忘记他是生活在舞台上，生活在特定的剧情发展之中，他牢记着“戏是给观众看的”这个信条，他要把每个细致的感情变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毫不含混地传达给观众。
在舞台上他是一个忘我的清醒者。这正是他几十年舞台生涯陶冶的结晶。

一

在巴金的《家》、曹禺的《北京人》里，读者会嗅到一种像从棺材里散发出来的霉烂、腐朽、死亡的气味。这没落的封建大家庭，让一切新生的幼芽枯萎，使一切美好的东西毁灭。董行佶1929年4月8日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类似的 “北京人”的 “家”里。
他的祖父原籍福建。曾在满清奉天劝业道作过官。后来移家北京，作了寓公。这是一个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败落下来的家庭。他的后代多半象旗人子弟那样，富贵使他们失去了生存的本领，只会提鸟笼，坐茶馆，变卖家私古董度日。董行佶的父亲也是这中间的一员，他是一个小职员，一无所长，上不能赡养父母，下不能抚育子女。收入微薄，坐吃山空，眼见家道一日不如一日。
过惯了花天酒地的生活，显赫的家庭突然一落千丈，到了衣食不继的地步。穷日子还要撑富门面，经济更加困窘。生活的艰难，带来心境的烦躁，于是唇枪舌剑，夫妻反目，父母整天争吵不休，家庭的不和，谁也无心治家创业。哥哥、姐姐受不了这种紧张的家庭气压，一个个离开了父母。家里只有他和两个妹妹一个女佣人伴随着多病的母亲过活。
在宣武门外人声嘈杂的贫民市场上，卖估衣的，卖碎铜废铁的，卖旧家具的……都在路两旁拉开了摊子，行乞的老人哀求着人们的施舍，算命先生给人预言着祸福，人们在生命线上挣扎。小小年纪的董行佶也来了，他也找到一席之地，摆上了从家里拿来的文房四宝、爷爷花花绿绿的朝服。一只徽砚多少钱，一件朝服多少钱，事先家长都给他定好了价码，他不得不跟顾客一分一文的讨价还价。当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的时候，等待他的总是窝窝头虾酱妙黄豆。还没吃，一看就饱了。
在这艰难竭厥之中，他开始了学校生活。1934年他进师大附小学习。1940年起，先后在智成中学、盛新中学就读。小学、初中阶段，正是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践踏中国的黑暗岁月。沉闷窒息的家庭气氛，愁吃少穿的生活，国家沦亡的屈辱，在美好的童年时代，董行佶缺少的却是鲜花和彩色的梦。这灰暗的童年时期，唯一给他涂上几笔绚丽色彩的是他的母亲。她常常带他去看戏，他在剧场里才真正找到了欢乐，享受到了一点童年的乐趣。
母亲大概由于家庭生活的不幸吧，经常到戏院里排遣心中的郁闷。在那威武雄壮的历史故事里，在那缠绵悱恻的爱情传奇中，暂时忘却了一个旧时代女子的不幸遭遇。这时董行佶总是跟在母亲身边。热闹的戏文、忠臣良将的事业、善良与丑恶的斗争，这个舞台展现的世界，给他打开了一本巨大的社会教科书。对梅、程、荀、尚四大名旦的表演，虽然他还不能领略其奥妙，但从大人的喝采声中，他了解到这就是艺术。肖长华扮演的蒋干幽默滑稽，使他捧腹大笑;郝寿臣演的曹操，恨得他咬牙切齿。他为金少山饰演的楚霸王项羽的失败而惋惜，又为李少春扮演的赵云在长坂坡大败曹兵而倾倒。一个孩子是很少有钱出入剧场的，于是就经常到长安大剧院的柱子边上看 “蹭戏”。
这时，相声又对他发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在西单的启明茶社，小蘑菇、郭启儒经常来这里演出。相声在真实基础上的夸张，惟妙惟肖的形象描绘，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暗含玄机哲理的语言，机警巧妙的应对，都使这个小听众如醉如痴。
十几岁的时候，他开始进出于电影院。一张银幕上，天下风光尽收眼底。不出京华一步，却能领略到异国风情。董行佶对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影星，了若指掌，而最使他倾心的是装龙象龙，装虎象虎的性格演员。
春雨润物细无声，这蒙蒙的艺术之雨，不断滋润着董行佶的心田，诱发着艺术种子的萌动。在剧场里，他逐渐地朦胧地领会到：要演什么人物，都要黑白分明，张三就是张三，李四就是李四，两人不能互相对换。演得要非常感人，还要让人家看出你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些感觉象是一些没有对好焦距的模糊影像，随着后来舞台生活的丰富，这些 “图像”才清晰起来，那就是： 塑造人物性格要鲜明、准确、动人、内心活动丰富。这也就成了后来他表演艺术的准则。
董行佶在这个天然的艺术苗圃里，受到了很好的培育，但是这颗等待萌发的种子能不能开花结果呢?

二

机缘果真来了。
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董行佶在私立教会学校上高中。一个偶然的机会，这颗“种子”终于飘落到了一块肥沃的艺术土壤上，他参加了业余的祖国剧团。剧团的演员来自各个学校，他们有于是之、蓝天野、陈天杰等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北平城市工作部领导的文艺团体。
绒线胡同的文艺沙龙，成了他经常出入的地方。楼下是一间咖啡馆，楼上就是祖国剧团活动的场所。值得庆幸的是董行佶踏上表演艺术的第一步就是这样一个进步的艺术团体。无意之中他曾在“榻榻米”之下发现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翻了翻很不了然，对文艺的A、B、C还懵懂的一个年轻人，对文艺的“方向”、“性质”、“服务”、“作用”、“斗争”等等更是茫然如坠十里雾中。这样一个良好的接触革命理论的机会，他却失之交臂。可能由于他太年轻，对政治太陌生吧，那些懂得一些革命道理的老大哥也没有有意识地开导他。他虽然身在红色摇篮，但是在政治上仍然是一个混沌未开的婴儿。
在祖国剧团他第一次正式走上舞台。人的一生中有过很多“第一次”，有的无关紧要，人人有之，有的却往往能决定人的一生道路。开始可能出于偶然，并非他的初衷，但到后来越“陷”越深，反而乐于此道，成了一生职业。董行佶对戏剧有着强烈的热爱和执着的追求。可是在旧社会受着衣食的驱遣，被迫改弦更张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幸运的是董行佶自此第一次登台演出了曹禺的《蜕变》、李健吾的《以身作则》之后，从此落地生根，再没脱去过戏装，洗去过脸上的油彩。虽然也有过短暂的间歇，但是他的心却从未离开过舞台。他第一次演出，囿于年龄、社会阅历的浅薄，还咀嚼品尝不透两个剧本的滋味，理解象是隔着一道纱幕。可贵的是他却具备了一个演员最重要的东西： 对待表演的严肃态度，抑止不住的创作热情。
1945年的寒假，他是在舞台上度过的。第二学期开学的时候，祖国剧团解散了。他又在临时剧团里演出过 《楚霸王》，17岁的董行佶扮演一个70岁的乌江亭长。后来，他又回到了学校。这时，他的心已经不在课堂里了。历史中的帝王将相，地理中的山川河流，代数的方程，化学的试验，一切都让戏剧角色赶走了。课堂上他在回忆着某场戏的得失，某个角色的成败。提问他发愣，谈话他走神，他中了艺术之魔。
这时候天津国民党党部成立了天津新世纪剧艺社，来北平招兵买马。“常贫知米价，老健识山名”，时刻关心着舞台的董行佶，首先打听到了这个消息，和于是之、毕须、田振东等几个人商量以后，就和这个剧艺社签订了四个月的演出合同。董行佶第一次拿到了自己挣来的薪水，心情非常激动。他感到自己好象一下子长大了，是一个能挣钱养家的汉子了。他手里攥着几张法币，首先想到了他奄卧床榻的母亲。寸草之心难报三春之晖，他买了一些母亲爱吃的切糕带回家去。这是一点心意，也是他独立生活的标志。
乳燕离巢，要到风雨中锻炼翅膀。1945年12月董行佶告别母亲到了天津。他看到“新世纪”阵容强大，网罗了京、津一带不少有名气的演员。这是一个包括各种政治观点的红、白人物组成的团体。有谈吐文雅，一口苏白，穿着一件长衫的文弱书生文化特务沈壮声;有议论高明、见识广博、与众不同的地下共产党员周峰、陈家平。在这样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激烈斗争着的团体里，董行佶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抱着超然的态度，驾着为艺术而艺术的一叶扁舟，颠簸在政治漩涡之外。
他一心一意地演着他的戏。在剧艺社几个月，在《孔雀胆》中扮演过日耳曼人，在《升官图》 中扮演了假县长，在《全民总动员》(《黑字二十八》)中扮演一个爱国青年。合同期满后，他又回到了北平。职业剧团的生活以及和其他演员的交往，打开了他广阔的艺术视野。课堂的板凳他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定选择演员为一生的职业。不久，他又回到了天津，先后在实验剧团，大陆剧团等职业剧团和利群等同人剧团演出。
20世纪40年代末，整个中国正在经受一场革命暴风雨的冲刷。文艺也不是遗世独立的王国，舞台也成了火热的战场。天津文艺界角逐也是如火如荼。有的剧团演出一些商业性很强的剧目，风花雪月，才子佳人，迷漫着小市民逃避现实的淡淡哀愁，发泄着无关痛痒的牢骚，迎含着小市民的趣味。有的象演剧二队这样的进步剧团，却在呐喊、呼号，迎接着暴风雨的来临，抨击着人间的不平，憧憬着光明的未来，《大雷雨》、《大团圆》、《大凉山恩仇记》、《丽人行》一个个搬上舞台。
董行佶所在的剧团，多半以为艺术而艺术为标榜，企图避开政治风浪。可是艺术家的良心又迫使他们选择了比较好的剧目。他参加演出过吴祖光的《捉鬼传》，在利群剧团演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时，国民党检查机关勒令让改掉其中一些有“妨碍”的台词，被董行佶他们坚决拒绝了。在这一时期，董行佶曾扮演过《雷雨》里的周冲，沈浮的《金玉满堂》里的胡家宝，《日出》里的张乔治、小顺子，在《清宫外史》里又成了黄袍加身的光绪以及太监寇连才。在北平，他在《阿Q正传》 中扮演了阿Q。
这段生活实在太丰富了。在社会上他与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交往。大大增加了他的人生阅历。尤其非常活跃的演剧二队，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演出的《最后一幕》，使董行佶看到了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文艺工作者。这时有些人开始主动地跟他谈天拉家常了，想在这样一个有为的青年的灵魂里注入一些新的血液。然而董行佶热爱艺术的心窝里似乎没有政治的地盘，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王国，使他不自觉地失去了对革命思想的敏锐触觉。他只是睁着一双纯真的眼睛，感到新奇、迷惘而又糊涂。但是他对演剧二队老大哥们的博闻多识，对艺术的严肃态度，对同志的忠恳，却欣羡不已，肃然起敬。
董行佶抱定了“清清白白地做人，认认真真地演戏”的宗旨，在艺术上孜孜以求的热情，使他远离了激烈的政治斗争。遗憾地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踏进革命门坎的机会。幸运的是他也没有被天津万花筒般纸醉金迷的生活所诱惑，加之象丁冬等这样一些老大哥对他进行的宣传教育，董行佶始终保持着清白之身，保持着一颗为艺术的赤子之心，在人生道路上没有走歪了脚板。
对待表演，他刻苦认真，学习努力，任何一个小角色他都不肯草草了事。因之他付出了比一些人更多的劳动。加之演出任务繁重，有时一天两场。为了挣钱糊口，他还在私人电台上搞广播戏，为滴滴畏、骆驼牌染色、回力球鞋、固本肥皂、黑人牙膏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东西作广告。繁重的劳作，严重地影响了十八、九岁的董行佶的身体发育。
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丰富，他逐渐睁开了正视现实的眼睛，开动了思考的机器。几年的粉墨生涯，接触到了人间百态，革命者的形象，文化特务的嘴脸，他都曾耳闻目睹。开始分辨出什么是进步与落后，什么是黑暗与光明。

三

1949年1月天津解放了。海河岸边升起了红旗。董行佶是利群剧团的演员，住在励志社。这时候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文工团负责天津旧艺人的学习改造工作。听到了很多新鲜的名词，于是他抱着聊可一试的心情进了学习班。一到这个集体里，革命的纪律一下子就和他几年来养成的艺人的自由散漫作风顶了牛。不准跳舞，那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 通信要检查，这是革命利益的需要; 开会要严肃，这是为了培养良好的作风; 外出要请假，这是革命的纪律……，革命，革命，没想到革命还有这么多不方便，还这么不容易。一匹在草原上奔驰的野马，戴不惯这个笼头。几年的舞台实践又使他感到知识的浅薄，不能培育出艺术的参天大树。他又想回到学校去继续学业。他向领导提出后得到了批准，离开了学习班。没想到刚一走出学习班的大门，就被戏剧圈里的朋友包围了。他们担心这样一个可造之材从此夭折，消蚀了艺术才华的光辉。在同事们的竭力窜啜下，他又参加了光华剧团。
北平解放，平、津通车后，他又回到了北京。这时候，新中国建设的蓝图需要大批人才把它变为现实。街头巷尾张贴了不少招生广告。他首先报考了电影训练班，又考了华北大学，最后为中央戏剧学院本科录取，终于找到了一个深造的场所。学生食宿都在学校，要过集体生活。他到学校宿舍里一看，一下子凉了半截：从东墙到西墙一溜大通铺，这怎么能够入睡?于是他一狠心，又放弃了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1950年他加入了职业的民艺剧团。北京市文化局派了王雁来领导。王雁对这个青年非常重视，经常跟他谈天讲革命，鼓励他为革命贡献力量，他对政治渐渐发生了一点兴趣。剧团先是在北京，后到东北流动演出，走遍了沈阳、锦州、哈尔滨等城市。《清宫外史》的演出。大为轰动，但是也受到了批评，说这出戏宣传了改良主义。董行佶感到有点茫然不知所措，是非、好坏、美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怎样看待剧的内容、社会效果?一些文艺理论的问题，开始触动他的思想，促使他去思考，去学习。
这时，于是之、蓝天野、苏民等一些老朋友都参加了革命工作，纷纷来信要他赶快脱离职业剧团，正式参加革命工作。王雁对这样一个有着艺术才华的演员长期过着流浪艺人的生活而惋惜，也动员他加入国家艺术团体。在沈阳演出时，遇到了陈其通，他们正在沈阳演出 《铁流两万里》。陈其通看了董行佶演出的 《清宫外史》等一些剧目，象伯乐发现了千里马一样，立即找董行佶聊天，称赞了他的演技，要董行佶回到北京后去找他。董行佶突然发现自己落伍了，再这样飘泊不定地混下去，就会葬送自己的艺术才华，也愧对同志们的一片心意。于是他毅然回到了北京，先去拜访了陈其通，主人直接了当地说： “你很年轻，很有前途，我们欢迎你，到总政来吧，我给你小米。”他又去找了于是之，他又劝他加入人民艺术剧院，最后电影学院的唐远之向人民艺术剧院推荐了董行佶，说： “给你们送块宝来。”董行佶驾着一叶艺术的扁舟，在河沟港汊里飘流了几年，最后终于驶上了主航道，加入了文艺的庞大船队。

四

1951年董行佶加入了人民艺术剧院。他在旧中国度过了灰暗迷蒙的20个春秋，今天象是突然走到了灿烂的阳光下，眼前一片光明，周身感到温暖。光明与黑暗，新与旧，旧戏班与新文艺团体的对比，董行佶感慨万端……
在旧社会，当 “戏子”、“卖艺的”是下九流的职业，是有辱于祖宗，败坏门风的事。在天津演出时要跟妓女到同一个地方登记注册。话剧又是舶来品，观众还没形成欣赏习惯，舞台仍是戏曲的天下。一个话剧辛辛苦苦排练出来，演不上20天，门前就车马冷落，无人问津了。有时只能在象长安大剧院台球室改造的简陋的小舞台上演出，观众不可能太多。董行佶他们住不起旅馆，租不起房子，晚上戏散后，就在后台箱笼什物中间扒拉出一块地方，插身进去，横七竖八地躺下，宽松一下疲惫不堪的身体。几分钟前在前台他可能是金鼎玉食万人之上的光绪皇帝，而现在却蜷曲后台一隅的地板上，饥肠辘辘地等待着天明。他不禁惨然一笑，这真是一幕绝妙的讽刺喜剧。为了节省一顿饭，他们可以大睁两眼一直睡到下午两点。晚上如果没有演出，天还没黑，又要早早躺下，躲开那顿晚饭。他就靠一天一次的烙饼卷柴骨肉 (大骨头上扒下来的肉丝) 支持着演出。生活实在无法维持，就卖被褥，卖旧的说明书。有时也不得不向哥哥、姐姐求援。但却不敢跟父亲讨钱，对于这个“戏子”儿子，他是不肯周济的。收入最多的时候，是和魏鹤龄、韩非等几个影星临时搭班排戏，即令如此，戏演完后，个人所得也不过仅够买件衬衣。在饥饿线上挣扎着，这是多么沉重的精神负担，纵有对事业的满怀豪情，也只有徒唤奈何。
他一踏进人民艺术剧院，就有一种安定感。生活有了保障，就有了艺术创造的条件。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变了，他看到的是坦率、真诚、友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工作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到处充满了创造、建设、生机勃勃的气氛。艺术由糊口的饭碗真正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自己由一个被剥削的“商品”变成了人民的文艺工作者，社会的主人。共产党剥去了表演艺术商业化的外衣，还它以艺术的本来价值。董行佶的职业受到了尊敬与重视，恢复了人格的尊严。
来到人民艺术剧院，参加排演的第一个戏是《一家代表》，反映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过去受尽迫害，解放后主人公当了人民代表的事。拿剧情照自己，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而更使他难忘的，是在排戏之前，首先要分析剧本思想内容，解剖人物。过去演戏，上台想的就是背好台词，作好表演，凭经验技巧演人物。卖座的就是好戏，喝彩多的就是成功。现在却要先了解为什么演这个戏，戏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人物的性格特点及形成的条件等等。革命的文艺理论这架透视机，让董行佶看到了 《一家代表》的清晰图像，既看到了人物的外形，又看到了人物的内心。
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了斯坦尼拉夫斯基表演理论，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着作。他发现艺术创作的源泉原来不是天才，而是生活，人民大众火热的斗争生活。过去他还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为什么人有善恶之分?用人性恶人性善来解释往往又不能自圆其说。现在他明白了，原来人是分阶级的，人的思想、行为都打着阶级的烙印。文艺理论的学习，象是获得了一把钥匙，一下子打开了他深入角色的大门，对以后的深入生活及塑造人物形象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到人民艺术剧院后排的第二个戏是老舍的《春华秋实》，21岁的董行佶扮演一个年老的资本家，这个资本家借抗美援朝之机发了国难财。演出获得成功。形象鲜明，舆论评价很高。但是又指出没能表现出人物的本质。一针见血的批评，引起了他的深思。当他接受这一任务时，他醉心于追求的是怎样模仿的象“样”，对人物的言谈举止，甚至咳嗽都作了设计，对着镜子，穿起长袍，努力追寻着想象中的资本家的形象。形象有了，但只是一个躯壳，忽略了对他的灵魂的塑造。这小小的挫折，使他看到了旧的积习仍在作怪。认识到： 只有正确地理解了人物，才能真正地表现人物。
认识到一个真理，行动就有了十分力量。在后来的日子里，当他参加《明朗的天》的演出时，就和同志们一起穿起白大褂，到协和医院陪大夫看门诊。排练《北京的朝霞》时，又到牛栏山尼龙厂和工人一起睡工棚，拉家长。排练《青年突击队》时，就真地到青年突击队里去生活。演出《雷雨》前，就到袁世凯称帝时的一个国务总理家里去作客，探索封建大家庭的饮食起居、人的精神面貌和相互关系，感受那里的气氛。在这丰富多彩的生活中，他从正反两个方面受着教育。关于对人性论的批判，英雄能不能有缺点的争论，周朴园为什么会怀念另一阶级出身的侍萍，侍萍为什么还恋旧情，大海这个工人为什么在和周朴园斗争中会让步，大少爷、周冲为什么都会爱佣人四凤，周冲这个少爷为什么会同情工人运动等等的讨论，象一阵迎面而来的春风，吹散了他脑海中的各种糊涂观念，吸进了一口新鲜的空气。本来对艺术创造就非常认真的董行佶，对角色的塑造更加严肃了。

五

董行佶在舞台上是一个刻苦、勤奋的耕耘者。演出时，台上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反复推敲，严格筛选出来的，决不随便乱动。由行动看到人物的内心，由眼神传达角色的思想，把形象和心理统一起来。他心里总是惦记着观众，他做到的也要使观众看到、理解到。在台上他决不说一句自己不理解的话。
他扮演契诃夫《三姊妹》里的老守卫费拉特彭的时候，其中那句对主人说的话“听说莫斯科从东到西拉起一条长绳子”，一时把他难住了。剧本始终没说这条绳子指的是什么，导演也没解答这一问题。本来费拉特彭只是上场两三次，有七、八句台词的小角色，甚至观众都不会注意到他。扮演这样一个人物完全可以照章办事，背会台词、走走场就能交待任务。可是董行佶是一个善于给自己出难题的人，解决一个难题，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愉快。他决不能让这根 “绳子”拦住去路，一定要沿着这根 “绳子”找出费拉特彭的性格特点。
解决 “绳子” 问题，捷径是没有的，于是他开始了 “迂回战术”。他阅读了契诃夫大量的短篇小说，欣赏了很多苏联的风情画、人物速写，看了一些苏联电影。最后为这个老守卫立了一个小传：他是一个农奴主家的老仆人，一生安分守己，毫无怨言，忠于职守，收入微薄，生活清苦。他有着沙哑的喉咙，慈祥的目光，每天在小酒馆的同一个角落里喝伏特卡，和别人交换趣闻逸事。他没到过第二个城市，可是对天下事却了若指掌，回来后就向主人唠叨一遍，让主人分享他的快乐。小传写到这里，董行佶灵智突然一闪：费拉特彭说的那根绳子该不是莫斯科正在架设电线吧?是的，人们不理解现代科学，就成了小酒馆里互相交换的趣闻。老守卫为什么给主人讲这句话呢?他是要给自己的主人——一个对现实不满，彷徨苦闷的知识分子在孤寂的生活里添些乐趣。这些问题解决以后，费拉特彭的形象在董行佶眼前就非常鲜明了。顺着这条“绳子”他找到了创造的快乐。
1947年董行佶在《雷雨》中就扮演过周冲。解放后再次扮演这一角色，应该说是轻车熟道了。何况作者对这一人物作了不少说明，周冲在剧中性格发展的脉络，在矛盾冲突中的地位，思想转变的逻辑都是明确的。凭着董行佶的表演经验和技巧，塑造这一形象是没有困难的。但是他不就此而满足，不抄近路。因为这种基于理性的认识，只能使他按照模式、类型去表演，而演不出 “这一个”的个性来。他需要的是获得周冲思想感情的自我感觉，把自己变为周冲，由必然王国跃进到自由王国去。为了取得周冲的思想感情，他必须回到30年代的生活里去，为自己创造一个30年代的思想环境。于是他手不释卷，和丁玲、胡也频、柔石等一些作家笔下的那些彷徨、幻灭、探索、迷惘的青年生活在一起。他找到了周冲一类的人物：他们天真无邪，用善良的眼睛看着世界。他们不知道世上还有仇恨和斗争，作些别人看来可笑，自己非常认真的事。不满于家庭这个囚笼，又没有冲天奋飞的翅膀，也不知道飞向何方。现实却无情地击碎了他们一场场春梦。周冲这样的人物象压在石板下的一株黄嫩的幼芽，还没等到枝叶变绿就夭折了。
董行佶在酝酿角色的过程中，记下了大量的创作手记。触类旁通，他阅读到的文艺作品都来为他创造人物帮忙。读了匈牙利的一本小说《春天里的秋天》，他在手记中写道： “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烦恼，我流了泪。我并不为生活的悲惨使得这一对天真的孩子的分离而哭泣，我痛心的是那美丽的幻梦，在这两颗幼小的心灵里无情地消逝、破灭而悲伤。孩提时是最无辜，最纯洁的。他们有着正在开发的智慧，充满着希望的春天，为这而生，为这而活!他们把一切视线所及的生活加以编织，同时用潮湃的热情滋润着心里的花朵，让盛开怒放，长青在没有秋天里的春天。他们愉快地、他们难过地、他们微笑地、他们流泪地沐浴在理想的天堂里。不管怎样，他们心底深处是欢乐，因为他们有一颗敏感的心，一颗富于怜悯的、充满了幻想的心。”这本书给了他很大启发，换影移形，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好象一下子非常理解周冲了，逐渐获得了 “自我感觉”。在创作手记中他还记下这样一些话：“青春唯一的权利，就是期望生活得更美好。”“……一朵美丽盛开的鲜花，从开花到结果，这个进化过程是重要的，这是成熟啊，这是生活啊。”“探索似的，相互坐了许久，初恋的纯洁的谨慎，在和闯进心里的痛苦作挣扎……”这些局外人不知所云的只言片语，对董行佶来说都有着特殊的含意，它是再明白不过的感情“符号”，每句话都是他酿造周冲思想感情的酵母，几乎形成了条件反射。有时候几个字都能立刻唤起他创造人物，获得自我感觉的冲动。
每次周冲出场前，后台的同志就会看到董行佶穿着一双球鞋在来回跑动，他不是在锻炼身体，而是在取得周冲应有的那种充满活力的精神和生理状态。等到额角上湿润润的，这时他的确感到自己就是30年代的特定人物周冲了。他有时借来一个夹眼睫毛的小夹子把睫毛夹一夹，不是为了形象的美观，而是要观众看到周冲那一双充满期待、探索、明澈、呆痴、纯洁的眼神，由这里看到他的心灵。他往往在出场前站在舞台的侧灯下，象是对着灿烂的阳光、蔚蓝的天宇那样，让周冲用美丽的幻想编织起来的春梦“附体”。没有这样酿造感情，进入周冲世界的思想准备，他就没有创造人物的灵感，几乎不敢走上前台。
戏排了半年，他苦练了半年，他理解周冲，更重要的是他用心感觉到了周冲，他不是演周冲，而是把周冲化了。
董行佶几十年来演的多半是配角，但是他并没因此而歇肩惜力。《日出》中的胡四、《北京人》中的曾浩、《茶馆》中的马王吊、《蔡文姬》中的曹丕、《胆剑篇》中的伯嚭、《武则天》中的唐高宗、《王昭君》中的温敦等三十来个角色，他都象扮演费拉特彭、周冲一样费尽了心血。
1965年以后，他还导演过话剧 《象他那样生活》、《云泉战歌》、《赵家山》、《主课》、《山村新人》、《针锋相对》等。
他兼任过一些艺术院校的台词教员，又是一个朗诵爱好者。在中央广播电台和北京广播电台广播过长篇小说《小城春秋》、《晋阳秋》、《红旗谱》、 《骆驼祥子》、《绞索套在��子上的报告》以及大量的诗歌散文。他担任过很多电影、话剧剪辑的解说和一些故事片的解说、旁白。还参加过广播剧的播出。听众都很熟悉这位“老朋友”的声音。
1984年5月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揭晓了，董行佶在《廖仲凯》中荣获最佳男主角奖，授奖仪式在泉城济南隆重举行。当获奖的艺术家一个个与群众见面的时候，人们却没有看到卓越的话剧表演艺术家董行佶，一丝悲凉之感掠过人们的心头。视艺术如生命的董行佶早在1983年6月21日就离开了他所热爱的舞台和银幕，永别了崇敬他的观众，在九泉之下找到了长眠之所。眼前这动人的场景，观众、领导对他艺术的赞誉，只能由他生活的伴侣、艺术的诤友陈国荣为他传达——默对遗照，告慰他在天之灵了。人们再也看不到观众热爱的艺术家了，可是又有谁能忘怀那位银幕上的廖仲凯呢?
银幕上的廖仲凯精力充沛，忘我工作，赢弱的身体蕴含着火样的激情。可是能有几人了解，扮演这一伟人的董行佶却是在大病初愈，体重只有90斤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形象塑造的呢?谁又会想到1983年5月在补拍监狱一场时，他已经如此虚弱，连一粒大米都不能消化了。6月3日回到北京，21日就不幸逝世。一支摇曳的灯光，燃烧，燃烧，最后耗尽了自己的身躯，熄灭了艺术之光。
人们在追求事业的道路上会遇到很多矛盾：生活与事业的矛盾; 爱情与事业的矛盾; 健康与事业的矛盾……对董行佶来说生活是美满的，爱情是幸福的，只有健康是令他苦恼的。然而他终究太热爱自己的事业了，于是毫不犹豫地使健康让位给艺术。象是预感到为时不多了似的，从1982年7月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为《廖仲凯》试妆开始，他就把自己的生活紧张地浓缩起来。7月试妆，8月到广州参加象征性开拍，9月中旬正式开拍之后，4个月内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拍摄工作。其间又去了一趟日本。他在上海、广州、北京之间穿梭往来。平时4点起床化妆，深夜12点休息，最紧张时一天工作十八个半小时，仅靠一两口莲子粥支撑着单薄的身体。为了感受那个时代的脉博，把握人物性格，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孙中山、廖仲凯的传记、何香凝的回忆录，专访了很多老人。向导演提出了改变廖仲凯性格基调的建议; 提出了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不应让廖仲凯对李大钊过于谦恭的看法。他打算写一本总结表演经验的书，他准备参加《末代皇帝》的拍摄，他准备参加《四世同堂》的摄制……艺术是不尽的长河，生命是短暂的一瞬，董行佶有多少艺术活动要在这 “一瞬” 中安排啊!但是，谁会料到，当银幕上的廖仲凯饮弹牺牲的时候，我们的艺术家的生活旅程也到了尽头!
董行佶离开观众永远地去了。只有那尊放在案头的金鸡，昂首远瞩，似乎仍在引颈长鸣，它在企望着中国艺术更加灿烂的明天的到来，它在号唤着更多的后起之秀继承前人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