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人物生平事迹简介

一

方方，一个十分普通的名字。在中国，不知有多少女性叫“FangFang”。
方方，一位看上去总那么开朗、真诚、成天乐呵呵、笑声不断的女性，都是年届不惑的人了，依然总给人以无忧无虑的印象。
然而，凡读过当代小说名篇《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的人，都不能不感受到灵魂的震荡、无边的悲凉。那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是对命运悲剧的无言叹息。你无法想象：一位热爱生活、生性乐天的女性，何以能写出那般阴暗、那般绝望的作品?
看来，方方也难逃“二重人格”的宿命。那末，方方的“二重人格”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由这种“二重人格”锻造的文字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浓缩了一个时代的悲伤?
方方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大陆文坛的代表作家。她的作品自1987年以后一直成为众多作家、评论家、大学生乃至广大文学青年的关注热点，这一事实便足以表明：方方及其作品，已成为“世纪末文学”与“世纪末情绪”的重要象征。
方方努力想把我对她的采访化作一场朋友之间轻松的闲聊，可聊着聊着，莫名的悲凉便充溢于天地之间了……

二

方方，本名汪芳。1955年5月生于江苏南京。祖籍江西彭泽县。方方是幸运的——她出生于书香门第。那部为人称道的中篇纪实小说《祖父在父亲心中》便记录下祖辈的辉煌：曾祖父际虞公是清朝的官。祖父汪国镇和伯祖父汪辟疆均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祖父学英文，国文也极精，“每议事好从古训中旁征博引，且言必之乎者也。”伯祖父为当代着名文学家、南京大学教授，有《汪辟疆文集》行世。这样的家庭，自然有“诗书传家”的传统，熏陶出方方的父亲汪德佑：“自小读书读得好”，高中毕业后虽然阴差阳错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学土木建筑，毕业后成为一名工程师，但仍是通英、俄、法、日、德五门语言的奇才，且终身好学不倦，“什么书都读，包括通读几遍毛选四卷包括《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以及《第三帝国的兴亡》之类。”这样的人，当然与文学有缘。他酷爱文学，专门有一个笔记本抄写古诗词。他也写过诗。他还爱好摄影，“曾当过交大一个旅行参观团的摄影师”，拍下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那些泛黄的照片是一位当年的学子热爱生活的心情的证明。方方至今保存着那一本本奇迹般地逃过了“文革”浩劫的影集，从中汲取关于世事沧桑、人事无常的哲思。
生在这样的家庭，好学、上进，成了不言自明的道德律令。方方和她的三个哥哥，从小都是班级和学校的学习尖子。大哥曾以全省理科第一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二哥也是大学生，且是发表过不少作品的作家。在这样的家庭里耳濡目染，童年的方方也显示了文学的天赋。她从小学二年级起，就迷恋读小说，至今记得读的第一本书是《渔岛怒潮》。小学四年级时读的《水浒传》。为满足方方的求知欲，母亲专门为她办了一个借书证，使她得以饱读群书，从“三言二拍”、《三侠五义》、《镜花缘》到《红岩》、《青春之歌》……上中学以后，开始写诗。有时办墙报，整版都是她的诗。“所以我后来成为作家，老师同学们一点也不奇怪。”学习上，方方的语文、数学成绩都出类拔萃，老师让她当上语文课代表，并常常把她的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念。这似乎也是她命中注定与文学有缘的又一个征兆。还有一个不应忽略的征兆是：方方从初中开始，便成为一个讲故事的好手。她常常把从哥哥们那儿听来的恐怖故事(当时极流行的“口头文学”——《绿色尸体》、《幽灵岛》、《带血的胳膊》，等等)讲给邻居的伙伴们听，时间一长，连好多大人们也被方方绘声绘色的故事所吸引。于是，便有了这样扣人心弦的景观：密密匝匝的大人们、孩子们众星拱月般围着方方，屏声静息、不知不觉地进入了那个虚构得比真实还可怕的恐怖世界，忘记了身在何处，忘记了做家务、休息，以至于有时方方的哥哥喊方方回家的一声呼唤也会使沉迷的人们如雷炸耳、大惊失色……至今回想起那一幕来，方方还颇为自得。
方方是幸运的——她生长于一个父母相敬如宾、兄妹互相爱护的家庭。父亲命运多舛，政治上屡遭迫害，业务上“学多用少”，但回到家，除了读书，还常常给儿女们制造些轻松、幽默的气氛。母亲原来也是官宦人家出身，知书达礼，为人和善，赋闲在家，将一家人的生活料理得井井有条。1973年，父亲不幸亡故后，母亲为了养家糊口，走出家门，去一餐馆，靠卖餐票挣钱。哥哥们孝顺母亲，一回到家便争着去顶替母亲上班。这一切给方方以温暖和感动。中学毕业后，方方之所以选择了当装卸工，吃大苦出大力，根本的原因是装卸工月薪高于一般工人。当了四年装卸工，方方不仅一直瞒着母亲，而且将全部工资如数交给母亲，以此为乐，以此为荣。方方的手表是上大学时才买的——那块手表便是她四年劳动的唯一纪念，当然，也是方方孝顺母亲的一个证明。
和睦的家庭，是方方性情开朗、活泼、健康的根本所在。对此，方方终生铭记不忘。她多次坦诚告诉友人：“家庭的亲情、对孩子的爱，比什么都重要。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一定离不了和睦的家庭。而一个心理变态的人，也一定有一个不完美的家。”对父母，方方是孝女;对哥哥，方方是好妹妹;对先生，方方是贤妻;对宝贝女儿毛妹，方方是良母。和睦的家庭培养了方方热情、活泼的天性，也使方方走入社会以后发现了自己的天真、幼稚、不谙世事——她因此而尝过不少“不设防”的苦头、被“朋友”出卖的苦头，又因此而惊异于世事的艰难、命运的莫测，从而写下一篇篇追问人生的力作……
有的作家因为艰苦的磨难而成功;方方却更多得益于幸福家庭的熏陶。这似乎与“穷而后工”的古训有出入，但至少方方对此坚信不疑。事实上，文学史上人生得意的作家也为数众多：歌德、托尔斯泰、普鲁斯特……还有方方最喜欢的——苏东坡……
当然，不应低估磨难的意义。方方也吃过苦头。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有几位与磨难无缘呢?

三

是的，换一个角度看，方方也有过不幸的人生体验。一个家庭的幸福，毕竟有限。而社会的风云变幻，足以使家庭的幸福相形失色。
对于方方，首先是家庭出身的压力。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月里，生在知识分子之家便注定要“低人一等”。方方和她的哥哥们在学校里积极要求上进，却屡屡受挫，原因便在出身不“红”。父亲一直是“白专”典型，1957年几乎被错划成右派。他曾真诚地向组织交心，却因此而招致了深深的猜疑;他发愤读书，自强不息，却难逃“学多用少”的厄运;他年轻时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却终于被政治挤压得沉重不堪，脾气古怪，以至于“我家所有的邻居都惧怕这个老头。”
还有社会的深渊与陷阱。少年的方方，一直在纯洁的学校与和睦的家庭中成长。但“文革”却迫使方方过早地与冷酷的人生遭遇。她至今忘不了在武斗的“红色恐怖”中一家人为加入“造反派”组织的哥哥提心吊胆的往事，而哥哥偶然逃脱死神魔掌、哥哥的同学却死于武斗的往事，至今仍铭刻在方方的脑海里。这一代人都因为遭遇“文革”而过早地领略了死亡的冷酷，方方后来作品中对死亡的沉思也许早在“文革”血泊中就已悄悄萌生了。
还不仅仅是武斗。还有底层社会一幕幕触目惊心的风景。那是与方方的家庭和方方所受的教育有天渊之别的凄凉人生。那个年代里，不知有多少人在极度贫困的状态下艰难度日，因为贫困而麻木，又因为艰难而冷酷。方方是在高中毕业干上装卸工以后才了解到社会底层的麻木人生的。她无法想象还有“河南棚子”那样的贫民窟、还有那么多随地吐痰、开口骂人、以打听他人隐私为乐事的人们，还有那么多以彼此打骂为乐事的夫妻、兄弟姐妹。这一切令纯洁的方方目瞪口呆。搬运工出大力流大汗的工作虽然也苦中有乐，可父亲当年“讨饭也要供四个孩子上大学!”的誓言却不绝于耳，渴望上大学、渴望读书的冲动使方方不能满足于每月按时将工资如数交给母亲。时光一天天流逝，方方一天天长大，她不能不感叹蹉跎岁月。她继续写诗，一方面写些热爱生活的诗(毕竟，生活中永远有笑语欢歌，方方至今十分怀念当年一起拉板车的好友、怀念当年一边出大力流大汗一边开玩笑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悄悄写下一些只给自己看的诗词，以咀嚼苦涩、排遣忧郁。方方后来之所以能写出《风景》、《一波三折》、《落日》那样无比苍凉的力作，原因便在于她有过那么一段直面惨淡人生的经历。从这层意义上看，又证明了“穷而后工”的言之凿凿。
方方以一颗不设防的心去拥抱生活，却终于发现了那一部分不能拥抱的生活。如果说底层的风景使方方吃惊，那末“朋友”的出卖则更使方方灰心。不设防的心灵最易受伤。她万万不会想到，一起共患难的朋友中会有人居心叵测地把玩笑话当作“诽谤”密报给搬运队的领导，使方方于浑然不觉中几度穿上了夹脚的小鞋。甚至直到方方成名后，她也万万不曾料想有的“文友”会无中生有地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向她放出暗箭，使她气得大哭，哭后又不知该如何报一箭之仇才好，直到她写出《白梦》，将那个太不够意思、矫情又虚伪的“苇儿”针砭了几下，才觉得出了那口窝囊气。为此，方方特别喜欢《白梦》。
家庭的温馨给了方方健康的人格、活泼的个性。
社会的无情给了方方锐利的目光、坚强的神经。
这样，便有了方方的“二重人格”：做人正直、坦荡、随和、开朗;一当拿起笔、面对稿纸，便直面惨淡人生、在笔尖倾注了批判的激情。

四

在文学之路上，方方是幸运儿。
还在出大力流大汗的岁月，方方就开始了向报刊投稿的生涯。1975年，她就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了诗作《誓师会》。1976年，又在《诗刊》上发表了诗作《装卸札记》。都是一投即中。在那个年月里发表的作品，当然都难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尽管现实中也有烦恼，方方也把这些烦恼化作了诗，抄在一个只属于她自己的本子上，但为了发表作品，方方还是写下了应景之作。“那时候，一方面不想干装卸工了，觉得就这么干一辈子不行，还梦想上大学;另一方面，还得写些那样的诗……”回首往事，方方如是说。也许，设若没有1978年以后的思想巨变，方方也会被时间的浪涛所埋没? 也许。
可具有决定意义的1978年却终于以不可阻挡之势改变了方方的命运。那一年，她终于考上了武汉大学，圆了大学梦。那一年，是方方命运中的一个转折点。
那时，是思想解放的洪波汹涌澎湃之年。大学，不仅是知识的圣殿，也是思想交锋、言论自由的乐园。天性活泼的方方自由自在地读书，丰富着自我。同学们各抒己见的争鸣打开了方方的思路，使她也变得深沉了起来。方方至今深情地怀念着万花筒般绚烂的大学生活，认定自己的人生观在那四年里发生了质的飞跃——是的，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发生了多少激动人心的事情啊：从“伤痕文学”的兴起到“新的美学原则”的论战;从“人生意义大讨论”到“萨特热”……凡读过那篇着名的报告文学《快乐学院》的人，一定不会忘记那时武汉大学青年学子钻研理论、独立思考、热烈争鸣、心情舒畅的难忘情景吧! 方方就是在那样的氛围中完成了人生观的飞跃。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方方一拿起笔，首先抒发的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感激之情。尽管早在当装卸工时她就领略了人生的阴暗;尽管八十年代初的文学主潮是暴露伤痕、鞭挞黑暗……
1982年，是方方成名之年。那一年，她的短篇小说《“大篷车”上》发表于《长江文艺》，引起热烈反响。写《“大篷车”上》对于方方纯属偶然：就因为一位为她编发过诗歌的编辑建议她不妨写点散文和小说，她就写出了《“大篷车”上》，没想到就一炮打红了。同年，她的诗《我拉起板车》在《诗刊》发表并获奖。方方真幸运。
《“大篷车”上》是方方前期作品的代表作，是一曲新生活的晨曲，轻松明快。小说写活了几个普普通通、快快活活的青工，他们因为姓“工”而有几分自卑，又因为“面子上抹不开”而又有几分自尊。当一位美丽而文静的姑娘在报纸上呼唤他们立志成才时，他们便热热闹闹走上了成才之路……整篇小说散发着青春的活力。方方热爱生活、开朗活泼的性格在这篇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我拉起板车》的格调也与《“大篷车”上》相近，生动地刻画出一个负重前行、“费力地叩着一扇幸福的大门”的装卸工形象，又委婉地表达了“让板车就在我们这一代结束生命吧/让现代化车辆载着祖国风驰电掣”的心曲……这首诗的基调也是明朗、乐观的。此后，方方又写了多篇格调明快之作——这些作品已收入《“大篷车”上》(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十八岁进行曲》(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两部小说集中。
今天回头看，那些明快之作似乎显得太单纯，缺乏隽永的魅力。方方如果只是沿着那条路子走下去，一定不会有后来的巨大成功。
就这样，1985年又成了方方生命中的又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是当代文坛“新潮小说”和“寻根文学”的辉煌之年。1985年因此而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里程碑。
这一年，方方去江汉平原拍片，拍片期间读了王安忆的名篇《小鲍庄》，“为其潇洒轻松的笔调而怦然心动”，于是便写了一篇“模仿《小鲍庄》”的中篇小说《闲聊宦子塌》。^①这部小说在《花城》1987年第一期发表后，并没引起应有的反响。然而，在方方的创作历程上，此篇却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方方告别了明快，走向了新的艺术天地——调侃中有沉思，冷峻中有悲悯。
《闲聊宦子塌》以湖北荆州城附近一处名叫宦子塌的村庄作舞台，展示了楚人的后代唱歌、恋爱、怀旧、勾心斗角、时哭时笑的一幕幕悲喜剧，写活了荆楚之人泼辣、开朗、“心眼灵嘴巴活”的民风民魂。从“楚人善舞善歌”写到“打硪、搬运、划船、赶马、采茶、放牛、榨油、抬轿、栽秧、薅草，口里都��，号子打得地动山摇，五句子喊得遍野回音。连女将们做衣、绣花、纳鞋也是手上做起，嘴上哼起，一支支的小曲，叹四季，想五更，十二月对花，十二月想郎，十爱十恨十怨十骂，哀哀切切凄凄婉婉，唱得一个个的男将们心里麻酥哒。”由此引出一个个热烈又伤感的爱情故事，使人感受到楚风的浪漫、楚魂的灼烈……不仅如此，方方以地道的荆楚方言写荆楚人生，通篇洋溢着浓郁的荆楚生活气息，也在地域文化小说的创新上作出了成功的尝试。小说的格调幽默诙谐，但对胡么爹爹道德说教与为人之间矛盾的小小调侃又为全篇平添了一层批判的色彩。
1986年是焦灼之年，浮躁成为时代主潮。也正是在这一年，方方被那位“文友”的冷箭射中。被出卖的愤怒使她“突然陷入一种对人的失望之中。一种对什么都不敢也不愿相信的意识很深很深地渗透在我的心底。强烈的孤独感和因自身力量渺小而引起的无奈感交织在一起，郁闷和不愿让人知道自己郁闷的自尊混杂在一起，形成了当时的情绪：对身外世界的无奈和对自身痛苦的无奈。^”②一件偶然事件竟在方方的心中刻下了那么深的伤痕，以至于多年过后每谈及此她仍然义愤难平。耐人寻味的也许是：1985年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并没有把方方卷入，而1986年的个人遭诽谤却把方方引向了失望、无奈的悲凉之中。这一现象构成了“世纪末情绪”强大无比的绝妙象征——即使你没有从形而上的层面接受现代主义的影响，人生中许多猝不及防的荒唐事也会在形而下的层面上给你猛的一击、使你绝望!从此，方方开始面对荒诞的人生，并且以笔作武器，向荒诞宣战。
于是，有了《白梦》、《白雾》和《白驹》。这三部中篇小说均写于1987—1988年，基本风格大体一致：以调侃的笔调摹写现实人生的荒诞，轻松中透出欲哭无泪的苍凉。其中，方方最喜欢的是那篇出气之作《白梦》。
《白梦》是一部当代“文坛现形记”：文坛新秀苇儿以做作的天真掩饰骨子里的虚伪，活现出一种“新秀”的高深叵测，那幅抄到朋友的背后给人以猛击的嘴脸颇具典型意味;电视导演老头子一门心思假公济私，拍起电视来也是“拍了儿子的剧本又拍媳妇的”，尽管是臭不可闻的水平却能立于不败之地，而且自我感觉好得惊人，自称是“无耻文人”的当代典型;青年作家家伙在大学是属守“我谁也不相信，只相信我自己”的信条，见多了荒诞世事之后也变得“只三分之二相信自己”了，她从轻信到迷惘的心路历程是众多文学青年的人生轨迹的缩影;作家峰峦因被打成过右派而习惯于被迫害，以至于习惯于病态地“从每个人的每句话每个眼神第一举动中来判断有无迫害他的痕迹”，因此而唠唠叨叨，成为当今的“祥林嫂”，——寥寥几笔，一个受虐狂的形象便跃然纸上;还有青年作家瑛瑛，“最大的特长是说起话来滴水不漏”，好卖弄其实平庸无比……小说中漫不经心地引述了一段莎士比亚的名言：“生命是个痴人编成的故事，充满了声音与愤怒，里面却是虚无一片”，显然是画龙点睛之笔。文坛上那些文人们的热热闹闹，不是对文学的亵渎又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不妨说：文人的堕落与麻木比市民的沉沦更可怕——市民的沉沦与麻木常常是缺乏教育的恶果，而文人的堕落与麻木却必然是对伟大人格的背叛!
方方从此走向了无边的悲凉。尽管她待人处世依然真诚、开朗，但她似乎再也无意写《“大篷车”上》那样的作品了。
而中篇小说《风景》在1987年的发表才最终奠定了方方在当代文坛上的地位。同样是批判现实的力作，《白雾》多了些调侃，《风景》则冷峻到极点。因为《风景》写出了“深渊最黑暗的所在”那令人心惊胆战的深度，方方才被认作所谓“新写实”的一位主要代表作家。
《风景》再现了汉口“河南棚子”中生活的底层贫民辛苦而麻木的生存状态。父亲是虐待狂，以打老婆为乐事;母亲是受虐狂，常常故意挑起事端引发父亲的痛打;在他们的影响下，在糟糕的生存环境中，他们的孩子也以彼此打斗、折磨为乐事。——当方方把人间悲剧放在家庭的背景下展开时，她便冷峻地消解了“家庭”这个词所蕴含的温馨意味。(在这一点上，《风景》与余华的《现实一种》可谓异曲同工。而且，方方似乎对家庭中人吃人的悲剧特别关注。她199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落日》与《风景》在主题上一脉相承。)那一家人，没人把他们当人看，他们也于贫贱中养成了自己的人生观：“把这个世界的一切连同这个世界本身都看得一钱不值”，“生命如同树叶，来去匆匆。”“一个活人和一个死者这之间又有多大的差距呢?”——这些想法颓废至极，又与许多哲人关于生死的玄想一脉相通! 当然，自卑的麻木与自尊的痛苦常常两极相通。为了改变卑贱的命运，二哥和七哥都像《红与黑》中的于连一样锐意进取。二哥的梦想被“文革”击碎了。七哥虽然终于圆了挤入上流社会的梦，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方方不同于刘恒、余华、苏童，她不像他们那样着力从人间悲剧中寻找人性恶的基因，不像他们那样审视可怕又可悲的人欲。方方更愿意强调“环境决定命运”的主题。她不止一次地指出：《风景》的主题是揭示这么一种悲剧——“文化素质的低劣同时代因素有关，但更与其生活环境有关。”^③“因为先天条件的不足和后天实力的软弱，他们中全然靠自己的智慧和才能而名正言顺达到目的的为数不多。……他们采用了别具一格的奋斗方式和生存技巧。只要能改变地位，成为人上之人，……他们什么都能干。道德品质算什么? 人格气节算什么?社会舆论算什么?他人的痛苦算什么?如果需要，这些都可以踏在脚下。”可怕吗?但是，“比起那些不劳而获者，七哥们倒也显得高尚得多。毕竟，他们花费过心机且劳碌过一番。”因此，“该责难和痛恨的是生长七哥们的土壤。^”④——这一番议论显然带有极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古风，足以令人想起司汤达对于连的同情(《红与黑》)、巴尔扎克对吕西安的叹息(《幻灭》)、托尔斯泰对玛丝洛娃的悲悯(《复活》)。如此说来，方方也堪称当代批判现实主义的传人了。她冷峻，但决不冷漠，她悲观，又并不颓唐——至少，她的批判锋芒直指“土壤”，就暗含了“人性可以改善”的寓意。在这一点上，她明显不同于那些批判人性的作家。她的个性，于此又可见一斑。
方方偏爱“环境决定命运”的主题。《风景》以后，她以一系列作品不断强化这一主题：《黑洞》中的陆建桥、《落日》中的丁家三代人、《行云流水》中的高人云、《无处遁逃》中的严航、《一波三折》中的卢小波……不论是写小市民的委琐、乖戾，还是写知识分子的世俗化，方方都在入木三分地刻画他们的可悲之时更念念不忘揭示可悲深处的可怜：总是低下的地位、狭窄的生存空间、可怜的生活待遇把他们一步步逼入了可悲的泥潭，更有甚者，他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了强者阴谋的牺牲品。在《一波三折》的创作谈中，方方又一次指出：“我有时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在看着别人的倾轧和彼此相互倾轧中长大的。强者生存固然不错，……可存活得好的都是强者吗?”“好多年来，我们的生存条件交给我们的一直是一根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缰绳。为此人人都在被命运摆布的同时拼命地并且是被动地保护自己……人自私是天性，可社会却没有一种机制使这种天性得到抑制和改造，相反则加剧了人的天性中自私成分的膨胀。致使许多人只能如此而为之，若非如此，则危及他自己的生存利益。”^⑤这一番话，是“环境决定命运”之思想的深化，也是方方对许多人间悲剧的概括。无疑，这一番话具有社会学的思想价值，更饱含着在当今作家的创作谈中少见的人道主义古道热肠。
不错，人道主义有人道主义的偏颇。但又有哪一门学说是没有偏颇的呢?也正是在“环境决定命运”的思想指导下，方方写下了震撼文坛的名篇《祖父在父亲心中》。这部中篇是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重大收获。其深沉的格调、反思的严肃，均与“反思文学”一脉相承，而迥异于任何一部“新写实”之作。
前面说过，这是一篇具有浓郁纪实色彩的作品。小说开篇引用了屈原《天问》中的诗句：“何阖而晦何开而明?再宿未旦曜灵安藏?”发人深省：究竟是怎样一种宿命在主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祖父、父亲两代知识分子，都充满书呆子气，都迂阔刻板清高认真，都满腹学问才华横溢，可究竟是为了什么，使得“父亲没来得及贡献出来而祖父则贡献出来了却又随之化为尘埃?”一切，全因为“他们两代人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祖父真诚献身于教育事业，却被日本兵的刺刀夺去了生命。可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死得壮烈，名留青史——《江西省通志》上便记有《汪国镇传》，留下了他骂贼不屈、义烈千秋的事迹。而父亲呢?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的挤压下，“他完全让一片深沉的苦难的血模糊住了。他迷失了自己，以至于没有了他的精神寄托。”他年轻时曾有过的萧洒、勇敢以及一往无前的精神后来都烟消云散了，剩下的是一个“随岁月而愈加谨小慎微愈加紧张疑虑愈加战战兢兢的父亲。”从这种意义上看，方方无比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退化(为什么不是进化?!)的悲惨历程。《祖父在父亲心中》因而也成为当代反思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名篇。小说发表于1990年，其时“新写实”和“王朔热”都正在走红。《祖父在父亲心中》却以鲜明的反思色彩、独特的纪实风格独树一帜，为“反思文学”的精魂在九十年代的延续立下了一块丰碑。
写下过调侃之作《白梦》的方方也能写出忧愤深广的《祖父在父亲心中》，这一现象恐怕不仅意味着方方创作的路子之宽，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方方的“二重人格”。

五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方方在爱情题材小说上的成就。
爱情，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一个女作家对其情有独钟的文学主题。八十年代以来，大陆文坛涌现出女作家璀璨的星群。她们将爱情的主题也不断开掘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意义：如果说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还是一曲古典的“柏拉图式恋爱”的赞歌，那末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则写出了爱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拷问下百孔千疮的悲惨命运，堪称当代女性的叹息之作。1986年，是当代爱情小说的转折之年：王安忆写出了《小城之恋》，拷问人的爱欲与原罪感;铁凝写出了《麦秸垛》，追问女性不幸的宿命。此后，林白于1989年发表的《同心爱者不能分手》、1994年发表的《一个人的战争》，更以惊世骇俗之笔宣泄了女性的自恋乃至同性之恋的复杂情绪。如此看来，当代女作家的爱情小说经历了一条从情(《爱，是不能忘记的》)到欲(《一个人的战争》)的心灵躁动历程。也许，这一历程从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当代人精神危机、“世纪末情绪”逐渐弥漫开来的一个象征。
方方的《船的沉没》、《桃花灿烂》、《随意表白》分别写于1987、1991和1992年。三部中篇，写的全是爱情幻灭的故事。而方方与众不同的个性在于：她通过爱情的幻灭写出了宿命无法抗拒的悲凉人生哲理和对男性之心高深莫测的绝望。
三部小说都有一个大致相似的情节结构：两个真心相爱的男女在真心相爱的同时也无法抹去环境烙在命运与情感深处的冷酷烙印。女人总是痴心地爱着男人，同时又因为这爱而悲哀地发现了男人的致命伤——那深重的自卑感以及与之如影随形的变态心理。三部小说的三个男主人公(吴早晨、肖石白、陆粞)出身于“反革命”家庭，或出身于贫贱之家，都在政治的高压或权贵的股掌中养成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与宿命感。于是，他们天赋的才情与魅力也不能不被自卑感和宿命感所扭曲。于是，他们都伤害了真爱着自己的女友，尤其是当女友的地位改变时。而受到伤害的女友也在爱情幻灭之后彻悟了宿命的强大、生命的渺小——《船的沉没》中就有这样的感叹：“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生命渺小如尘。生命微不足道。”《桃花灿烂》中也有浓郁的虚无感：“爱有多大意义呢? ……星子自觉自己有了一种彻悟。她觉得自己把一个并不要紧的东西严密看守了许多年，待有一天拿出来后，才发现也不值什么。”还有《随意表白》中肖石白的浩叹：“我更相信苦难能改变一切，包括人心。”方方就这么通过爱情悲剧拷问出爱的脆弱、人的渺小。她一方面无情地暴露出男人根深蒂固的自卑，愤激地揭示了“男人们永远不会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船的沉没》)的无情事实，另一方面又真切地展示了男性自卑心理产生的社会根源——吴早晨的“反革命”出身竟只因于“一笔之误!”陆粞的性格悲剧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运动”、“生存环境”，而肖石白的可怜也在于他一旦想挣脱掌握他命运的胡春霞的魔掌就面临着被重新踢回山里的厄运……这样，方方便在斥责了男人的自卑与懦弱以后以更强烈的愤怒向宿命发出怒吼——然而，怒吼并不能改变命运。于是，你才可以体会出方方愤怒之余的无奈了：“或许我们的生活根本不需要我们加以评判。错或者对的意义也许是一样的。原先的错可能是现在的对，而原先的对到现在多半也已演变成了错。人心从无固定。一切都是变化着的。永远固定的心态只有一个，这便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随意表白》)因为生命渺小，命运强大，所以只好认命。对于方方，认命之说意义深广：“人们常说的‘顺其自然’想必也是认命之说。”“中国最深刻的哲学家都会很欣赏这样一句诗，它便是‘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认识到这点，你心里便总是会很坦然。它告诉你要识时务。”(同上。)
从直面“环境决定命运”的严酷到认同“认命”、“识时务”的古训，这是一条多么苍凉的心路历程。经历过“文革”的一代青年，有多少人在冥冥中也走过同样的人生之路?有多少人“未入中年之门却加入了老人的行列”?(《船的沉没》)——方方的爱情小说足以使人产生这样的感慨! 是的，方方善于写情人之间的爱情游戏，善于剖析情人之间极微妙、极朦胧的微妙思绪。但我更看重的是方方使爱情故事升华为“哲理小说”的才华。在这方面，当代文坛上除去方方的这三部小说，只有王安忆的《小城之恋》和铁凝的《对面》堪称凤毛麟角。
看来方方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能写出《风景》那样的“新写实”经典之作，且在于她能超越“新写实”，写出耐人寻味的“哲理小说”。
随着“新写实热”的消退，随着时代情绪的流变，“哲理小说”正在复兴。事实上，早在1985年，马原就发表了哲理意味极浓的《冈底斯的诱惑》、《零公里处》，但尽管马原在创作谈中多次强调他对哲学的偏爱，^⑥评论家们却只爱谈马原小说的先锋性。马原以后，格非的《迷舟》、余华的《鲜血梅花》、《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潘军的《流动的沙滩》等篇也带有相当浓郁的思辨性和哲理性。这些作家深受阿根廷小说大师博尔赫斯的影响，刻意在小说中诘问时间、偶然、宿命这样一些哲理命题，表达了对人的存在的悲悯、对神秘莫测的命运的敬畏。这般神秘主义的哲思之潮很值得研究。^⑦
而方方也在发表了那三部感伤的爱情哲思之作以后，又于1993年发表了中篇小说《行为艺术》。此篇是当代“哲理小说”中的力作。方方颇偏爱此篇，并对此篇未引起评论界的反响表示困惑。
“行为艺术”是一门新兴的艺术。它使人的行为也成为“艺术”，同时也就消解了艺术与生活的区别，消解了真与伪、生活与虚构、存在与游戏之间的界限。方方有感于此，写下了《行为艺术》。艺术家飘云热衷于“行为艺术”，精心设计了一场场捉弄人的游戏(或读作：骗局)，意在启迪上当者：“不要轻易地相信任何一件你觉得可以相信的事情。”她似乎颇有些神经质，同时又实在具有哲人的气质。她以“行为艺术”继续强化了当年北岛在《回答》一诗中发出的时代强音——“我不相信”，同时，又打开了一扇地狱之门：“谁也不必对自己的行为加以负责，因为它们是艺术。而艺术需要个性，需要无所顾忌，需要随心所欲。如此，整个世界、整个世界的行为都是人类的艺术品。……我们都对人或被人进行行为艺术。一瞬间我觉得人活在个世界上是何其渺小，他们永远相互操纵，彼此都活在对方的艺术过程之中。”不过，没有无边的游戏。当飘云为所欲为的“行为艺术”触犯了法律时，她便无可奈何地成了囚徒。小说中与飘云的故事平行发展的，还有警察杨高追缉杀人犯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方方又发现了人间善恶的混沌莫辨：杨高之父杨炎立是一个好刑警，又是一个夺人所爱的强奸犯;凶手马白驹平时是个好教师，但为了报复情仇终于沦为杀人帮凶……“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片净土，每一个人都应当随世界的成长而一起成长，适应它并融入它，成为它的一个有机部分，用自己的血肉中的精华供养它，不管它怎么运转你都随之运转，直到最后成为一团废渣自动地脱落。……”在质疑了真与伪(飘云的故事)和善与恶(杨高与马白驹的故事)之后，方方再次奏响了“认命”的主题，“环境决定命运”的主题。这样，方方也成功地使自己与深受博尔赫斯影响、耽于玄思的同龄人作家区别了开来：她的“哲理小说”也逼视现实人生的困惑与悲哀，逼视一言难尽的人间悲剧。
在现实生活中，方方是真诚、开朗、健谈的。然而，一坐到写字台前，方方就觉得巨大的悲哀袭上心头。“很多东西往深处想，是非常可悲的，简直不能深想。譬如：人总是要死的，成功、前途、幸福……到时候都是一场空。”说到这里，方方闭紧了嘴唇。片刻，她又说：“不过，既然来到这世上，总要争取活得好一些，自在一些吧。写小说对于我就是一种自在的活法。”
难怪她偏爱“怎么舒服怎么写”这句话，并将它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方方》的扉页题词。
人，或迟或早，总要直面人生的悲哀与绝望。而强者的选择则是：“于无所希望中得救”、^⑧“作绝望的抗战”。^⑨
方方说：“她深受鲁迅的影响。早在“文革”中，她就手抄过《鲁迅语录》——那时，她才是一个初中生。方方说：她喜欢鲁迅文章的语言，更景仰鲁迅的为人——那份严肃、那份冷峻。
但方方还喜欢苏东坡。她曾写过一篇随笔《喜欢苏东坡》，其中写道：“天下文人再没有比苏东坡更伟大更萧洒更可爱的了，无论为文还是为人。”方方景仰苏东坡，“除了他的才华盖世，还因为他的既智慧又仁厚、既旷达又幽默、既儒雅又豪放、既富于正义又富于情感的天性。”⑩在博览群书之后，方方发现：她喜爱中国古典文学更甚于喜欢西方文学。这一点也极具个性：因为当代青年作家中，极少有人从老祖宗那儿汲取文学与人生的活水。
而在老祖宗博大的文化宝库中，方方又最佩服苏东坡。
既崇敬鲁迅，又景仰苏东坡。
读方方的小说，你的确可以感受到鲁迅精神在延续;与方方聊天，也的确可以发现苏东坡气质的影响痕迹。当然，这种相通更多源于精神气质的契合，而决非仅仅是模仿。因为精神气质是模仿不来的。
而在方方写作与为人的分裂上，我们不是也可以明显感受到一代人的心灵被一次次厄运撕裂的痛楚吗?
可贵的是：他们饱经忧患，仍然认真地做人、生活、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