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晓天传》人物生平事迹简介

方晓天是五十年代我国新歌剧舞台上一位非常活跃的着名歌剧表演艺术家。她不但擅长民族歌剧的演唱，同时还能成功地胜任外国歌剧的表演。她是中国大型歌剧《刘胡兰》的第一任演员和首演世界着名歌剧《茶花女》的女主角之一。她那酣畅娴熟的演唱技巧，以及贴切自然、含蓄大方的表演风格，在广大观众中享有很高的荣誉。她在舞台上塑造了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类型、性格迥异、各具魅力的中外妇女形象，称得上是一位全面的，有成就的表演艺术家。
方晓天未曾进过戏剧学校和音乐学院，更没去外国学过声乐和表演，她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烟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名文艺战士。
方晓天，于一九二五年生于山西晋城一个贫民的家庭，共有七个兄弟姐妹，她排行老末。
当她正在读小学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八路军的部队很快开到了她的家乡。一夜之间，晋城县的大街上贴满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减租减息”的大标语，人们象过节一样欢天喜地，奔走相告。那些英姿勃勃的小八路，如同神兵天将，霎时间降临到人们的眼前，他们帮助乡亲们挑水、扫院子，到小学校教学生们唱歌、跳舞，和学生们一起搞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刚刚十三岁的方晓天，一下子被这轰轰烈烈的抗日洪流卷了进来，她从未感到这样高兴，也从未感到过象这样热血沸腾，她参加了唱歌、跳舞，演戏等活动，拿着老师帮她写好的稿子上街演讲。由于她对文艺的热爱，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大胆和活跃，被推荐到县剧团。但在当时那样封建落后的社会情况下，她的母亲对一个女孩子整天上街唱歌、演戏，而且还要离开家，住到县剧团，有点想不通。可是，回过头来一想，在这动乱的年代，不参加县剧团，又能有什么其他的出路呢?处于抗战前线的华北一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遭受着苦难的煎熬，与其在家吃苦受罪、担惊受怕，还不如到县剧团参加抗日活动，于是，母亲欣然同意了。这就是方晓天踏上文艺道路的开端。
没过多久，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八路军开走了，抗日的歌声消逝了，人们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乌云布满了天空，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地，阎锡山发动了消灭八路军和抗日进步力量的 “晋西事变” 。随之，县剧团解散了，处于孩童时期的方晓天，还不能明白这时局的突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象只迷途的羔羊，苦闷、徘徊，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在这个时候，有那么一个团体，一个由文艺青年组成的革命团体出现了，这个团体就是抗敌演剧宣传第二队。
方晓天对演剧二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她天天去看他们练歌、演戏，围着他们跑前跑后，不肯离开。演剧队员们那身穿灰军装，头戴皮帽子，背着步枪、挎着手榴弹的威武装束，象磁石吸引铁块一样地吸引着她; 队员们那种能言善讲，逢人就宣传抗日的形势和道理的革命激情，深深地感染着她。她深深地爱上了他们，再也离不开他们，她热烈地向往着能象他们那样生活和工作。她暗暗下定决心：要抗日、要演戏，就要作他们这样的人，走他们这样的路。
演剧二队的到来，使她如同在茫茫无边的大海，望见了指路灯塔一样充满了希望、信心和力量，她的心里就象开了花似的，有说不出的高兴，她想： 这下她参加演剧二队的愿望可以实现了。可是，她万万也没想到，演剧二队很快就又转移了，那些她所羡慕的演剧队员们，一霎时都不见了，她看到的仍然是残酷的阎锡山统治和劳苦人民的痛苦挣扎。演剧二队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他们象是黑夜里的萤火虫似的闪了一下就飞走了呢?她带着一种焦急、等待、盼望的心情，到处打听二队的去向。
终于，在一九四一年的冬天，她和二队取得了联系，并被批准为队员。当她接到让她去报到的消息时，那种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她一刻不停，马上收拾行装，告别了父母家乡，翻过峰峦叠嶂的吕梁山，跨过浪涛滚滚的黄河，冲破白区统治的重重险关，奔向了二队。她象孩子见到了久别的亲娘那样从内心里感到高兴，但同时好象又有点委曲，说是笑吧，眼里却又噙满了泪水。
方晓天是队里最小的一个女同志，处处得到同志们的关怀和帮助，她在这个温暖的集体里生活、锻炼和成长，从一个不太懂事的孩子到一个思想上、政治上都渐渐走向成熟的青年演员，不但表演技巧有很大的提高，文化学习也有飞快的进步。这段生活对她的人生观和艺术观的形成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她在日记中写道：“二队对于我，就是党和母亲的同义语，我生活在二队，就象孩子依偎在母亲的身旁，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这个时期她演过的宣传抗日的剧目，主要的有《放下你的鞭子》、《新编小放牛》、《农村曲》、《黄花曲》等。她所担任的角色主要是小孩，男孩、女孩她都演。后来，她对这种状况感到不满足，心想： 不能总演小孩子呀，也应该演演其他角色，于是在她十八岁那年，争取演了一个老太太，结果非常成功，老乡们看了都很称赞。有一位老大娘还拉着她的手，叫她到家里坐，说她这样年轻，就会演老太太，真行。从此以后，她演戏的路子就宽多了，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婆都演，而且演什么象什么。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方晓天于一九四六年秋到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加了华北人民文工团(即中央歌剧院的前身)。她从一片白色恐怖的国民党统治区，来到了充满阳光和欢乐的解放区，感到完全是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她尽情地呼吸着解放区的清新空气，深深地感受着解放区人民当家作主的幸福，她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
就在这一年，她和同剧团的演员石一夫结婚了。他们都是在演剧二队成长起来的，在共同的生活和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结成了革命的伴侣。他们在婚后的第二天，就以高昂的革命斗志和饱满的战斗激情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在解放区，那种前方杀敌立功，后方生产支前，母送子、妻送郎，齐心协力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动人场面，深深地教育和鼓舞着方晓天。在这个时期，她主演了秧歌剧《刘月花动员参军》、《防旱备荒》和大型歌剧《赤叶河》。
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时，华北人民文工团是随军入城的第一支文艺队伍。他们第一次在北京演出了揭露地主的残暴和旧社会罪恶的歌剧《赤叶河》，使北京的广大观众第一次欣赏到了解放区的文艺。方晓天扮演了女主人公燕燕，无论是人物刻划，戏剧表演和歌唱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由于她对于生活有深刻的观察和体验，对作品的思想内容有透彻的理解和分析，因而她的演唱感情真挚，充满浓厚的农村生活气息，使人感到她不是在唱戏，而是在控诉。她通过歌声把自己亲身感受到的穷苦农民，特别是广大劳动妇女，对地主阶级切齿痛恨的真实感情再现出来，引起观众思想感情上的强烈共鸣。她的歌唱和表演是那样和谐地融为一体，生动地塑造了燕燕的完美的艺术形象，使人产生变革社会现实的迫切愿望。这种从实际生活中得到感受，又通过艺术的提炼加工，升华为艺术形象的创作，深受观众欢迎和赞扬。
《赤叶河》的演出，在当时影响很大，特别是在青年当中，他们痛恨黑暗的旧社会，响往革命和光明，由于受这个剧的感召和影响，很多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的参加了南下大军，有的人来到文工团驻地，要求参加文工团，立志以文艺为武器献身革命。
一九四九年，对方晓天来说，是难忘的一年，有意义的一年，就在这一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在这一年，诞生了她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十月一日，她和数百万群众一起，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站在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庄严宣告：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亲眼看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上空。从此，她和年青的祖国一起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开始了她艺术生命最旺盛的时期。
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祖国，为方晓天艺术才华的施展提供了有利的前提，党的关怀和哺育，为她驰骋所长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在声乐专家及同志们的鼓励和帮助下，她多次参加重要演出。从新中国成立到六十年代初期，先后主演了《赤叶河》、《王贵与李香香》、《刘胡兰》、《春雷》、《夺印》、《新来的党委书记》、《茶花女》、《青年近卫军》等中外歌剧。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她不但能够以优美、圆熟的唱腔去拨动观众的心弦，而且能够通过细腻熨贴、恰如其分的艺术表演去揭示艺术形象所蕴含的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在舞台上再现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李香香的纯真、朴实，刘胡兰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薇奥列塔对真正爱情的热烈追求和向往，都被赋予了优美而崭新的艺术形式，塑造了令人永志难忘的艺术形象。
一九五四年，她接受了扮演刘胡兰的任务。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她和中央歌剧院的同志们一起到刘胡兰的家乡——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体验生活。她一踏上村边，就象重返久别的家乡，感到特别的亲切和温暖，很快就和乡亲们混熟了。她住在刘胡兰的家里，和英雄的母亲同生活，同劳动，晚上同睡一条土炕。她和刘胡兰同年龄的伙伴们一起纺线，纳鞋底;走访了村里的老大爷、老大娘，听他们含着眼泪讲述刘胡兰小时的故事;她还亲自拜谒了烈士的陵墓，参观了英雄牺牲时的刑场和铡刀。她和刘胡兰是同时代的人，当刘胡兰为前方送军粮，为八路军做军鞋时，她正在进行抗日的宣传和演出，当刘胡兰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在国民党的铡刀下的时候，她正在积极要求入党。她和刘胡兰有着同样的生活经历和共同的思想基础，对国民党阎锡山的残酷统治切齿痛恨，对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充满了希望。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越了解刘胡兰的事迹，就越被这个英雄人物所感动，就越觉得有责任在舞台上演好这个角色。刘胡兰十五岁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她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一定要演好她，使她的革命精神更加发扬光大。正因为如此，她在演刘胡兰时，好象不是在演戏，倒象是自己真的在和反动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当她演到刘胡兰响亮地喊着“怕死就不当共产党” ，并从容自若、毫无惧色地走向敌人的铡刀时，感到就象是自己真的要奔赴刑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她和剧中人物完全融为一体。她真实生动地演出了女英雄刘胡兰那种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和坚贞不屈、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
在《刘胡兰》的排练和演出中，方晓天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她把音乐、歌唱和表演完美地结合起来，并在全院作了艺术总结报告，对新歌剧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称赞。
《刘胡兰》的演出，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部队干部和战士中，发挥了很大的政治教育作用。战士们看了歌剧后，很多人要求立即去打仗，有的提出来要和刘胡兰比骨头，有的部队因此形成了学习刘胡兰的运动“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天气那个虽冷我心里热”的歌声到处传唱，鼓舞人心。
方晓天所塑造的刘胡兰的光辉形象，在广大青少年中也深有影响。她曾多次为少年儿童们进行专场演出。有一次，她在天桥剧场演完后出来时，马上被一群早就等在那里的青少年团团围住，有的叫她刘胡兰姐姐，有的问她： “你是不是真的刘胡兰?”有的叫她签名留念，有的递给她祝贺信，简直使她应接不暇，无法脱身。此后，有不少单位的青年团，少年宫纷纷请她作报告。
《刘胡兰》不仅在北京演出，而且还到天津、济南、武汉、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地去演出，受到各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住在香港、澳门的侨胞，也特地跑到广州前来观看。香港《文汇报》还以《歌声扣人心弦，刘胡兰令人仰慕及百听不厌》为题发表评论，加以称赞。《舞台与观众》杂志(半月刊)上介绍了粤剧演员看了歌剧后的座谈感想：
以前看过刘胡兰小传，也看过电影，都不似这次歌剧演出印象这样深刻，现在连方晓天同志谢幕的形象都在我们的脑海中完完整整地保留着。
一九五八年，方晓天随中央实验歌剧院赴苏联各大城市巡回演出《刘胡兰》，受到苏联人民的隆重欢迎和热烈称赞，很多报纸撰写文章，加以评论。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一位教授说：
方晓天所扮演的主角，可以大胆地称之为杰作。不是可以经常看到一个演员能这样自如地既掌握声乐的，又掌握戏剧表演的艺术。歌唱者的声音谐和优美，给人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在每一个新的场面中，她都是以愈来愈新的心理特征来丰富了形象，在审问和处刑的场面中，演员创造了一个达到了真正的悲剧艺术高度的形象。
是的，刘胡兰这一角色是天才的演员巨大的成就。
当时，作为青年演员的方晓天. 在歌剧表演艺术上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就，引起了文艺界广泛的注意. 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欢迎，这确实是可喜而又可贺的。但是，她并不因此而满足，反而感到责任更加重大，更应该辛勤地向歌剧的各个方面钻研、探求。
在我们的文艺百花园中，每一个领域都倾注了周恩来总理的心血，新歌剧当然也不例外。一九五五年春，周总理亲自批准，由文化部为歌剧院请来了苏联声乐专家，并作了向专家学习要“学深、学透” 的重要指示。
方晓天是跟声乐专家学习的学生之一。专家把音乐学院四年的课程，压缩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教完，并在教学后期排出了世界着名歌剧《茶花女》。方晓天在剧中成功地扮演了女主角薇奥列塔。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茶花女》第一次在北京上演，成为剧坛轰动一时的要闻，引起了文化艺术界和广大观众的普遍关注。《茶花女》的故事、小说、电影、话剧在我国早有流传，歌剧中“饮酒歌”等选段，也在我国演唱过。但把整部歌剧搬上舞台，而且完全由我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演员和乐队来演出，这无论是在歌剧院，还是在中国，都是第一次。
这是方晓天第一次公演外国歌剧。《茶花女》的演唱技巧难度较大，十九世纪法国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习惯距离较远，这对演剧队文工团出身的演员来讲，颇有点“受洋罪” 的味道。但方晓天深知，每克服一次困难，就意味着向前跨进一步。她牢记周总理的指示，现在必须进得去“学深学透” ，将来才可能出得来“有所创造” 。她不分昼夜地勤学苦练，连吃饭、走路、甚至作梦都在揣摸角色。每天要穿着二寸多高的高跟鞋、拖地的大长裙练习茶花女的站、坐、起立、走路、行礼、吻手、舞动扇子等动作。根据剧情的需要，还要练习站着唱、走着唱、躺着唱、跪着唱。方晓天放弃了一切休息的时间，认真地分析剧本，查阅资料、琢磨体验角色的生活和感情，付出了非常艰巨的劳动。她相当快地习惯并掌握了外国歌剧的演唱规律和表演特点，准确地领会了专家提出的要求和意图。她演的茶花女，不是单纯地模仿外国人的形体动作和唱腔特点，她能深入地进入角色，突出地表现剧中主人公饱受侮辱和迫害、极度痛苦与悲愤的心情，以及善良纯真、甘愿自我牺牲的高尚精神。她的演唱真挚动人，流畅自如，博得了包括外国朋友在内的广大观众的称赞。
《茶花女》演出的成功，标志着方晓天在声乐技巧上的飞跃和表演艺术上的进一步成熟。
从中国农村少女李香香，女英雄刘胡兰到十九世纪法国上流社会的高级妓女，这之间的距离是何等的大，艺术风格和演唱技巧的差别又是何等的远! 但方晓天却都能胜任，而且演得活灵活现，独具风采，这在我国新歌剧的历史上，不能不说是前所未有的。
方晓天之所以能从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成长为一个全面的、被广大观众所欢迎和爱戴的歌剧表演艺术家，除了战争年代对她的锻炼和党对她的培养外，更主要的还是她对歌剧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她参加演剧二队时刚刚十五岁，文化水平不过是高小程度。从那时起，她就为自己提出了努力目标： 声乐方面，能演出歌剧; 表演方面，能塑造各种类型的人物;文学方面，能把自己的艺术心得体会写出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每年、每月，甚至每日都订有相应的学习计划。她通过剧本学文化、学戏剧，通过歌唱学发声、学乐理，通过演秧歌剧、歌舞剧学舞蹈。她几十年如一日地这样坚持着。正是这种毫不懈怠的学习态度，专心致志的钻研劲头，使方晓天的艺术与日俱进，不断提高。
一九六四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歌剧院分为中国歌剧舞剧院和中央歌剧舞剧院。由于工作的需要，组织决定方晓天担任导演工作。这是她不曾想到的，起初感到吃惊，随后是惧怕和矛盾：“作导演可得有渊博的知识和学问，我哪能行?” 当时，正是她年富力强，在舞台上最活跃，最红的时候，她心想，她的演出生活最低要到五十岁。现在，要她改作导演，一时作不出决定。她经过反复考虑，最后，还是服从了工作的需要和组织上的安排。
方晓天真可谓是干一行爱一行，她深知导演责任之重大，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所有时间，都用来向导演艺术进军，决心用刻苦的学习来缩短自己和导演之间的距离，立志用最快的速度攻破导演艺术的难关。她的爱人曾经跟苏联专家学过导演，当时，她没有放过这个间接学习的好机会，她的爱人在学校学，她在家向她爱人学。由于她的勤奋好学，对导演的性质特点、理论技巧，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取得了可喜的收获，这对她以后从事导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刘胡兰》是她导演的第一部歌剧。因为她是刘胡兰的第一个扮演者，而且演出的场次也最多，所以导演起来倍感亲切。她耐心地启发、引导演员进入角色，一遍又一遍地做示范动作，她还把自己生活在山西的亲身经历，和创造刘胡兰舞台形象的心得体会全部地讲给演员听。她还经常和演员促膝谈心，和他们一起讨论研究，共同探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她对演员的要求全面、细致而又具体，不仅指出不足和缺点。同时还能拿出解决的办法，使演员感到可敬而又可亲。
《南海长城》是方晓天导演的另一部富有新意，很有创见的大型歌剧。该剧在音乐创作上，以广东潮剧为素材并带有南海渔歌的色彩;乐队的配备以西乐为主体，但加入了具有潮汕地区特色的乐器，演唱以西洋发声方法为基础，但在吐字行腔上要求民族化;表演上以生活为基础，同时加以舞蹈化。总之，构思新颖，形象鲜明，颇有“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溶化精神。有的同志称赞说： “方晓天是一位有艺术理论、有创见和干劲、而又愿意勤奋学习的导演” 。遗憾的是《南海长城》仅在广州交易会上和广东沿海地区演出过，还没有来得及与首都及全国观众见面，十年浩劫就开始了。在十年浩劫中，她和其他着名艺术家一样，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非人的待遇。
“四人帮”倒台之后，她怀着第二次解放的喜悦心情，和老导演于村合作，重新导演了《刘胡兰》，为遭劫十年后的歌剧园地发现、培养了优秀的青年演员。
方晓天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这个家庭共有七个成员，人人爱好艺术。他的爱人石一夫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曾经导演过《小二黑结婚》、《龙马精神》、《元帅之死》等。他们两个不仅是生活的伴侣，更是革命的战友和同志。在生活上，他们互相关心和体贴，在工作上，互相帮助和鼓励。在战鼓频催的新长征途中，他们正在导演艺术上展开革命的竞赛。她的儿子是话剧演员。儿媳是乐队队员。女儿专长英语，爱好钢琴。另外，还有两个天真活泼的小孙子，一个学习小提琴，一个学习钢琴。在这个家庭里，既有导演，又有演员，还有伴奏的，在周末，全家人开一个相当不错的文艺晚会是常有的事。
方晓天为祖国的新歌剧事业贡献了自己的艺术才华。她虽已年过半百，却仍焕发着艺术青春，为歌剧的导演和新演员的培训工作，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