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俊卿》人物生平事迹简介
楼梯下面,一间终年不见一隙阳光的狭长的屋子里,一位身体胖胖的妇女,步履蹒跚地来回踱着步。她面如土灰,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双目凝滞,显得萎靡不振。从她那焦躁、忧烦的神情里,不难看出她内心的激烈矛盾和极度痛苦。她习惯地伸手去捋头发,猛的感到,早上还长得好好的满头浓发,现在被人剪成参差不齐的短茬。她身体不支,一步一挪地来到墙角的一张单人木床前坐下,这才觉出脚下钻心的疼痛。原来,当天上午她被“造反派”逼着扒去鞋袜,上街游斗,粗糙的炉灰路面把从小缠裹过的两脚磨得皮肉出血。她不由得呻吟起来。“叭”的一声,把她吓了一跳。这是门外的监守人员以木枪击门发出的警告。她不敢再出声。良久,她颤抖着手从床下摸出一只显然是早就准备好的小药瓶,攥在手里沉思着,两行热泪不由自主地扑簌簌滚落下来。少顷,她用手掌抹去面颊上残存的泪痕,又整了整衣裤,然后,端端正正地躺在床上,慢慢地打开小药瓶盖子,将其中的液体猛地倒进嘴里……
当臂戴“红卫兵”袖章的一男一女持木枪走进屋子里的时候,床上的妇女正在口吐白沫,神志已经不清。她被人抬着送到不足千米远的市立第一中心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是喝了敌敌畏加火柴头。当时由 “造反派”夺了权的医院,有不成文的规定,凡自杀者,不予抢救,死了活该。于是,她被转入停尸间,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这是公元1966年8月29日下午6时,发生在天津市小百花剧团里的事。这位与世长辞的妇女,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暨天津市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天津分会副主席、河北省妇联理事、天津市妇联执行委员、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副院长兼小百花剧团副团长,在戏曲舞台上历尽沉浮的河北梆子一代名家韩俊卿。是年五十一岁。
一 悲惨童年
韩俊卿究竟哪里人氏,生身父母是谁,本姓原名何者,就是她自己直到含恨谢世,也一无所知。她只听老人说过,在她刚刚出世不久,因为家境贫穷的缘故,她的生母将她送给了别人。这户人家为了图个转运发起的吉利,给孩子起了个乳名叫大起。一家人对她特别疼爱,如同亲生的一般。没有想到,在她五岁那年,家乡春旱秋涝,一场大水过后,庄稼颗粒未收。父亲想,一家人在一块儿也是饿死,不如给孩子找条活路,说不定能够死里逃生。父母亲合计了几个夜晚,最后决定将女儿托咐给唱戏的艺人韩月恒夫妇。她的父母明明知道,在那个年月让女孩去学戏,等于是往火炕里送啊! 可是,不走这条路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为了这个缘故,母亲一连哭了好几宿。
韩月恒来领人那天,妈妈哭得死去活来。年幼的女儿天真地劝慰着母亲: “等我学成之后,咱们就不愁吃穿了。”可怜的孩子呀,她哪里知道,这是用刀戳妈的心呀!
大起擦着泉涌一般的泪水跟着韩师傅走了。走得老远了,回头见妈妈还在那里愣愣地张望着。她跳着脚嚎淘大哭。一家人从此分别了。后来,她跟随养父母走南闯北,过着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戏曲艺人生涯。至于她的这双父母,她只打听到背井离乡去逃荒,却再也没有听到下落,更没有再见过面。
韩月恒,人称韩老万,直隶省(今河北省)雄县西柳村人,从小在戏班里学演京剧武生,后来兼做武行头儿。妻子李玉亭,是河北梆子青衣演员,艺名金宝玉。这夫妻二人在一个流动戏班里作艺,没有个准地方。他们收大起为养女,改姓韩,学名俊卿。户籍册上登了个民国四年二月二日生人。韩月恒的原籍雄县西柳村,就算是她的籍贯。
二 艰苦磨砺
五岁的大起,从打成为韩家之一员时起,白天随大人上园子,夜里散了戏再跟回下处,天天如是。她的生活天地,不外是戏台、下处,下处、戏台。所见所闻,不是练功调嗓,就是上台演出,无一不与唱戏有关。很快,她的养父母把她引上了唱戏作艺这条坎坷不平的命运之路。先是由韩月恒教她练习踢腿、下腰、耗顶、劈岔等基本功,然后又教她打把子、对刀、翻各种跟斗,目标是朝武生演员方面摆弄。练习基本功本来就是一件又苦又累的事情,况且,那时的韩家生活穷困,三九天,大起还穿着一双破了帮子的布鞋,天寒衣单,两只脚冻得又红又肿。只有五六岁的女孩子,怎么能经受得住如此折腾!有时累得她实在忍耐不住,难免偷点懒,趁养父进屋喝水、抽烟的功夫,躲到一边歇一会儿。只要是被养父看见,上去就是一刀劈子,要不就是一藤杆。有时靠墙耗顶,头朝下,两腿朝上倒立,一空就是几十分钟。两只瘦弱的小细胳膊实在支撑不住,哆哆嗦嗦,一头栽倒在地,养父奔过来,照着屁股就是几刀劈子,她赶紧咬着牙再倒立上去,疼也不敢哭,浑身的汗水顺着脖子淌到脸上,有如蚂蚁在爬,奇痒难忍也无法擦一下。有时韩月恒也舍不得下手打,可是转念一想,戏曲艺人哪个不是这么打出来的! 打戏打戏,不打不成器,这是戏班里多少年的老规矩。对大起越是疼爱越是得打,这叫恨铁不成钢。
金宝玉到底是女人,心肠确实比韩月恒软得多。看着女儿练功这么苦,她打心里疼得慌。她主张让孩子学演青衣、花旦,用不着在武功方面吃这么多的苦。韩月恒不同意。他认为,女艺人人才济济,要吃这碗戏饭,没有特殊的技能很难出人头地。而女武生却寥若晨星,屈指可数。堵这个冷门,奇货可居。两种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结果是你教她练功,我教她学戏,文的武的一齐来。这下更苦了年幼的大起。不等天亮,她就被母亲从被窝里拽起来,到野外喊嗓子,一直喊到太阳老高了,才回下处,按照母亲的吩咐,把两大碗白开水咕咚咕咚地喝下去,再伺候母亲进屋睡了觉,然后穿上厚底到院子里吊腿、涮腰。等到养父起了床,开始练习毯子功,一直练到戏棚打了头通罗鼓,好歹吃上几口饭,就到后台听候招呼。当天若有娃娃生、娃娃旦的戏,就由大人拉过来给扮上装,等待上场。没有可扮的角色,就到一旁去看大人们演出。那时候一天两场戏,白天十二点开演,一般是五点左右散场,夜戏六点开,一直演到十二点左右才散。只有几岁的孩子,也跟大人一样,天天、月月、年年这么熬。难怪每天早晨去喊嗓都得母亲连拉带拽,不这样她就醒不过来。
大起在养父的棍棒督促和养母耳提面命之下,终于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形体训练,她掌握了多种毯子功,几十套刀枪把子和一些特技表演。从十岁开始以韩俊卿的名讳主演成出的剧目了。她跟随着养父母,含辛茹苦,走南闯北,夜宿席棚破庙,晓来练功、喊嗓,在风雨中锻炼,在磨难中成长。艰苦的岁月,熔铸了她刚柔兼济的性格,也促成她一身的好技艺。
少年时代的韩俊卿聪明绝顶,一段唱腔,听别人唱过几遍,她就学得差不多; 一出戏,她看上几回,连路子带词,就记个八九不离十。像《玉虎坠》、《回荆州》那么大的戏,往往只用一两天就把戏词全部背诵下来。然而,天赋条件只是她在艺术道路上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勤奋刻苦、坚韧不拔的意志。她从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专工一门吃戏饭的人不多。在那年头,没有缺什么顶什么的本事,很难搭班作艺。因此,她像饥不择食的饿汉,见了什么都想学、想练,只要比她年长的人,都是她求学问艺的老师。人们见她小小的年纪这么有心胸,都管她叫“服雏”,有什么都愿教给她。这在 “宁给二两金,不传一句真”;“宁给二亩地,不教一出戏”的时代,机会确实难得。
在这个阶段,韩俊卿接触到许许多多名声并不显赫,而功夫却相当精纯的民间艺人。他们的演出保持着淳朴的风格和传统技巧。据韩俊卿后来回忆,那时的老先生们所演的梆子戏,几乎每出都有“绝活”,每出文戏有它独特的声腔,每出武戏有它独特的技巧,一出戏一个样。韩俊卿生活在这些前辈艺人中间,拼命地吸吮营养,继承了许多传统艺术。她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正因为当初有过这样广博的经历,所以才取得了后来的精深的造诣。
当然,就这个阶段的生活来讲,对于韩俊卿,那真好比是黄连水里泡棉花——苦透了。她每场演出要顶几个活儿,场上稍有差错,原因明明不在她,下来也是一顿打。练功、演出、说戏,天到晚没有一点闲功夫。换台口,一般都是打住夜戏连夜赶路,走着走着睡着了,那是常有的事。拉道具只有一辆大车,戏班里老的老,小的小,哪里轮得到她坐。有时候,大人们疼她,让她坐到车尾巴上,又怕她睡着摔下去,就用绳子把她捆绑在车上。那些年的生活,用韩俊卿自己的话说,“眼泪和汗水合到一块儿,就得用缸盛。”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阶段也正是她见多识广、实践机会频繁的好时期。若不是在那种艰苦的环境里得到锻炼,她的艺术长进绝不会如此之快。到她十三岁的时候,她已经是兼演青衣、花旦、武生、刀马、彩旦多种行当; 什么戏都敢应承的‘老演员’ 了。《杀狗》、《辛安驿》、《采花赶府》等玩笑旦戏;《坐楼杀惜》、《翠屏山》等刺杀旦戏;《拾玉镯》、《喜荣归》等花旦戏;《捡柴》、《藏舟》等闺门旦戏; 《双官诰》、《三娘教子》、《忠孝牌》、《走雪山》等青衣戏;《花蝴蝶》等八大拿的武生戏,都是她经常登台演出的剧目。那些年,她与养母金宝玉同台,先后到过鲁西北、冀中、辽西、内蒙古以及库伦 (即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乌兰巴托)。韩俊卿的名声在广大农村日益传布开来,成为河北梆子爱好者所瞩目的小坤角。
三 脱颖而出
韩俊卿在艺术道路上突飞猛进的时候,于1928年跟随养父母来到河北梆子名角荟萃的天津卫,首演于龙泉栈、大昆仑,很快,韩俊卿之名不胫而走。当时,童伶容易招人喜爱,稍有出众的地方,就能引起观众的注意。不想,就在这时候,韩俊卿的不幸遭遇却接踵而来。她的养父韩月恒忽然有了外遇,因此出现家庭的不睦。韩月恒独自出走,到别处另搭戏班,经常不回家。偶尔回来也是摔桌子打板凳,大打出手。金宝玉为此经常哭泣,身体也明显地虚弱起来。她时常发脾气,将心中的怨气一古恼地发泄到韩俊卿的身上。韩俊卿一向体贴养母,从不往心里去。她逐渐变为这个家庭的主力成员,承担起家庭的负担。她微薄的 “戏份子”成了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窘境可想而知。
俗话说 ‘祸不单行’。韩俊卿又因为生天花,嗓音变坏。在当时,唱戏艺人,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歇一天就少挣一天戏份子钱。谁也没有什么家底,哪里有歇工养嗓的条件! 更没有调治声带的可能。她就那么对付着坚持演唱。辗转奔波,日夜两场,声带疲劳过度,嗓音一天不如一天,最后变得只有中低音,高音则沙哑嘶裂。这样的嗓音条件,无论如何是难于讨俏观众的。当时,她正在霸县田玉林的戏园子唱戏。戏班的管事姓李,走路一瘸一拐的,人们叫他瘸子李。他见韩俊卿的嗓音变坏,指望不上了,便把她叫到跟前,只凭三言五语就把她给辞退了。韩俊卿对瘸子李说:“嗓子坏了我慢慢地养。青衣戏唱不了,可是我有功底,花旦戏也可以演嘛。”瘸子李不应。他说: “唱花旦也得用嗓子。如今坤角如林,没有漂亮的脸蛋,嗓子再不拿人,指着什么讨人喜欢?”韩俊卿不想同他分辩,就要求把这半年的包银支走。瘸子李告诉她,韩月恒早就提走了,戏没唱够日子,还得往回退哩。她又去找韩月恒。韩月恒轻蔑地说:“白腊杆成不了摇钱树。天生不该吃这碗戏饭。”他心里说,练武没膀,唱戏没嗓,你再有本事也成不了大气候。从此,他再不把韩俊卿放在心上,由她去吧!
韩俊卿不甘心失败,心里暗憋一口气,她打算远走高飞,到新的地方去闯荡闯荡看。恰巧,就在她走投无路、徘徊旁徨的时候,意外地遇上了为人豪爽、急公好义的河北梆子演员银达子。
银达子姓王名庆林,1895年阴历七月廿六日出生于天津县南洼(今西郊大孙庄)。10岁随父亲到天津,曾拜达子红为师,学演了河北梆子。在京东各县,以及锦州、安东一带,享有一定的声誉。1929年他搭郝老成的戏班到霸县演出,听说韩俊卿被辞退的事。他在天津曾看过韩俊卿演戏,喜爱这青年人聪颖,年纪不大,戏路却挺宽,气质也好,他认为这是个有前途的人才。所以,他以戏班头块牌的身分跟班主商量妥,将韩俊卿接到了他所在的戏班。是年他三十四岁。从此开始直到1959年他64岁病故,他们前后合作了30年。
韩俊卿来到这个戏班,先以花旦应工。为了维持舞台演出,她不得不改变唱法。嗓音不担活,只能走平腔、低腔,尽量避免高腔、花腔。同行们耻笑她是唱戏没“本钱”的半拉演员,她也不加理会。连演了《辛安驿》、《采花赶府》、《翠屏山》、《小放牛》等几出单边戏之后,观众的反响很强烈。因为她虽然嗓音不佳,演技却相当出色,这在女艺人只重唱不重做的年代,是颇为观众瞩目的。这里只以她演出 《采花赶府》为例,说明当时的情景。这时全部 《麟骨床》里的一折。故事大意是张府的丫环牛文嫣,羡慕贵族生活,一心向上爬。她在花园里以夸花作暗谕,不顾廉耻,引戏张员外,遭到严厉斥责。她羞恼之间啜泣起来。可是,她邪心不死,又生一计。她扯破衣衫,抓乱头发,到老夫人面前谎说被张员外调戏,乞求老夫人收留她作妾。韩俊卿扮演的牛文嫣,情绪变化纷繁,喜怒哀乐颇多光彩。戏班里有句俗谚: “一哭一笑,胜过千腔百调”,意思是说,演员在台上的一哭一笑,比唱难得多,既要真实,又要有艺术夸张。《采花赶府》里的牛文嫣,有哭也有笑,都在一瞬之间。韩俊卿在表演的时候,或哭或笑,或真或假,姿态、形容都是那样妩媚动人。演到牛文嫣有了主意破涕为笑时,她泪眼生辉,‘涮眼珠’,微动嘴角,右手以手帕轻轻拭泪,再得意地笑出声来。这哭笑变化,内涵深刻,把一个俊俏、机灵却轻狂的年轻女性心理,揭示得惟妙惟肖。牛文嫣采花时的举手投足,她也演得身手不凡。她耍手帕,四角旋转成平面,在手上转来转去,然后抛向空中成一圆形,轻轻飘落下来,用手接住。她以熟练的外部技巧,表现人物内心的得意情绪,恰到好处。她摘花时的手彩,至今还为人们传说。她一只手舞弄手帕,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另一只手向前猛的一反腕,一株鲜花突现手中。连续四次,红、粉、白、黄四种颜色,当场出采。那速度之快,手法之巧,每次演出都博得观众的满堂喝采。
韩俊卿演出获得成功,戏班里的人也不再说闲话了。而且,不得不承认银达子有眼力,为戏班物色来一位有能耐的演员。韩俊卿自己并不满足这屑屑不足道的成绩。她把扮演花旦只是作为探索新路的过渡,最终目的是要根据嗓音变坏后的实际条件,在声腔和唱法方面闯出一条新路来。她认为,作为唱功演员,嗓音条件固然重要,但只是演唱艺术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唯一方面。嗓音高低并不决定演唱技法的优劣。只有在自己的音域之内做到亢坠自如,才是有真功的演员,才是最理想的歌唱。她一面演出花旦戏以维持生活,一面坚持喊嗓练声,试验新的唱法。她的声腔不再以高亢取胜,而是在低回委婉方面下功夫。扬宽音、厚音、中、低音之所长,避高音嘶裂之所短,不到非用不可的时候,绝少使用花腔、高腔。经过她反复实践,逐渐形成一种行腔多在中音区,本工 (真声) 与背工 (假声) 结合使用的演唱方法。声腔旋律平易淳朴,感情深沉真挚,既长于叙事,又适宜抒情。许多唱段经她唱来,浑厚饱满,声韵苍凉,颇有味道。在技巧方面,她严格控制气息,留有余地,音断而气不绝。对于声音的虚实、收放、轻重、疾缓八字要领掌握准确,做到字真、收清、送足、达远。同时,她还认真向前辈艺人请教四声音韵,学习以字生腔,以腔达意的奥妙所在,使声音、字音、情绪这三者融为一体。在不断的实践、改造的过程中,她不仅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同时也得到同行的承认。许多同辈艺人向她讨教。一些曾经反对她的同行,也偷偷地学习她的唱功技法,仿效起她的声腔来了。这就是韩派演唱艺术的萌发阶段。
韩俊卿红起来了,而她对艺术的追求,却更加迫不及待。在繁忙的演出当中,她从不间断练声、练形、练功。练习跑园场,她在脚腕上绑上沙袋,每隔几天增加一些分量。开始练时汗流不止,到后来跑上半小时,面不更色,若无其事。在台上演出,她跑园场四平八稳,身轻若燕。直到中年以后,身体奇胖,多年不登台,偶尔演出一场,她脚下功夫还是那么稳、快、轻、飘,足见青年时代功底之深厚。
韩俊卿经过这样年无休日,月无歇时的刻苦上进,没几年的功夫,她已成为一名功精艺纯的剧坛新秀。当年在山东的一些地方,旱年无雨的时候,人们抬上猪、羊食品,到龙王庙乞求龙王,往往以秋后请韩俊卿为龙王唱大戏作为许愿的条件。她在乡间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四 成名之后
韩俊卿的童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之中度过的,为了学艺,她尝尽人间的苦涩。那么,进入成名之后的青年时代,是否人生的道路就坦荡了呢? 不然。旧社会的戏曲艺人,是独木桥上耍大刀——进不保险退更悬。唱不红,张嘴等喝西北风,唱红了,灾从天降祸横生。怎么也是不好过。特别是女伶名角,有几人能逃得过邪恶势力的摧残、蹂躏! 韩俊卿就象着风的大树,经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风暴的袭击。超人的才华,使她扬名于世,然而,恰恰因此,也招致来超出一般女伶的不幸——甚至是终生的不幸!
1930年,银达子带领韩俊卿等人到任邱县搭班作艺,班主绰号冯大葱,这个人财大气粗,浑横不讲理。他的年岁并不大,却硬要认韩俊卿作义女,遭到拒绝之后,他就找歪碴儿发邪火儿,想法报复。明明合同写了半年,唱了五个月他就把人打发走。银达子带人去算帐,只给三个月的钱。银达子当面不敢惹,出了门几个人骂了他几句,偏巧被他听去。他把银达子叫回屋子里,好一顿毒打。银达子的老伴听见信儿找去劝说,也被冯大葱打得头破血流。他还扬言把戏箱扣下。后来艺人们托人说和,好说歹说,还是把韩俊卿留下,陪着子弟班加唱了三天义务戏才算了结。
1931年,韩俊卿只有16岁,她搭宝坻县李二奶奶的戏班。冬天,来到盐山县演戏。离县城不远的地方有个三里庄,庄里有个土匪司令正在家里养病。他听说有个年轻的坤角韩俊卿,就非想见识见识不可。他派人到戏班里指名点姓的叫韩俊卿去拜客。管事的不敢招惹麻烦,只好领上门去,请求关照。一进门,见那个司令正由一个人陪同,躺在炕上抽大烟。他连身子都没移动一下,就招呼韩俊卿坐到他的身边,吩咐管事的先回去,说是把韩俊卿留下打牌。韩俊卿再三申明不会打,那土匪司令很不高兴,说:“干你们这行的,还有不会打牌的。”管事的帮着说情,他急了,破口大骂起来。戏园子东家听说了,他怕发生意外,亲自赶来以催韩俊卿去扮戏作借口,从中说情,又邀请他去看戏,在这种情况下,韩俊卿才从三里庄逃了回去。当天晚上,这个土匪司令来看戏,单点韩俊卿出演,成心找她的不是,一晚上点了 《采花赶府》又点《断桥》,一出花旦戏,一出青衣戏,改装更衣都来不及,那也不敢不唱。累得她在台上两腿直打哆嗦。散了戏还得赶四十里的夜路换台口,这个土匪司令下令戒严,不准放行,让艺人们在外面冻了一宿,直到天亮撤岗,才把戏班放走。
在山东无定府,有许多热爱韩俊卿艺术的群众,经常来约她到那里去演出。有一个存心不良的乡绅,最爱看韩俊卿演《小放牛》,每回来他都点演这出戏。韩在台上唱,他坐在台下哼哼唧唧,举止轻薄。他多次派人来请韩俊卿去吃饭,金宝玉一直不敢放手,因此得罪了他。他一怒之下,把戏班赶出无定府,并且声称以后不准韩俊卿再到这里来演戏。
在那黑暗的年月里,一个女艺人一旦唱红了,就会有成千上万的狂徒把她惦记在心里,张开血盆大口伺机把她一口吞食下去。所以,有许多坤角刚刚成名,赶紧物色合适的人家,早早出嫁,以便脱离这个虎口,免遭不幸。韩俊卿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她宁可忍受心中的愤懑,也不打算放弃演员生涯。但是,她也想早早嫁个男人,在戏班里有个依靠,更省了别人再惦记着。她要找的不是有权势的人,也不是家财万贯之辈,而是志同道合的戏曲艺人,彼此地位平等,互相不歧视,在艺术方面能够互相切磋,对于事业有好处。为了这一心愿,她悄悄地选择着、比较着,但是,从来也没对任何人说过。与她同在一个戏班里的京剧武生演员关某,身材不高,腿脚很灵活,翻打扑跌有一定的功夫。他同韩俊卿在一起排过几出戏,给过韩俊卿一些帮助,彼此间渐渐有了一定的感情。这是韩俊卿初恋,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恋爱经历。他们真心相爱,一道憧憬着美好的未来。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韩俊卿连这起码的权力也没有得到,她没有恋爱、结婚的自由。还是在他们爱情之花开始萌芽的阶段,不知韩月恒怎么听说了。他专程从天津赶到庆云县,半是劝告半威胁地对韩俊卿说:“你刚刚成角儿就想嫁人,不太可惜了吗?再说,我把你从小拉扯到这么大,你翅膀硬了就想飞,怎么也得给我效几年力吧!”为防止事情的突然变化,韩月恒从此又与金宝玉合到一块搭班。他每天近似看守一般,不准韩俊卿与关某有半点儿来往,只要看到他们稍有接触,他非打即骂。关某不堪忍受韩月恒的侮辱,背上铺盖卷儿愤愤地离去了。
韩俊卿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女子,不仅不能与自己的意中人结合,而且无力抗拒邪恶势力的蹂躏与摆布。在人生的道路上,无处不布满陷坑。她曾经痛不欲生,活下来又自惭形秽,一个纯真无邪的少女,在恶魔横行的世道里,心灵上受到难以弥合的创伤,她开始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生活,麻醉自己。
五 狼穴虎口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铁蹄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灾民流离。尤其是农村,日寇和汉奸横行不法,无恶不作。原来长期在农村靠流动演戏为生的艺人,再也无法生存下去,纷纷离散而去。韩俊卿随着银达子逃来天津,在南大道租赁了几间平房,暂时有了个安身之所。
在天津作艺,比起农村要复杂得多。她原来习惯了的那一套唱腔、念白、化妆、穿戴,都被人们看成土里土气。再说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台上演着戏,台下经常是一片狂叫声,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许飞过来一只茶壶。她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更难的是还得经常到地面上有势力、有身分的人家去“拜客”,不然就不知惹出什么乱子来。在大商埠,唱戏的这碗饭真难吃啊! 韩俊卿从农村两手空空而来,开门七件事,件件得花钱。养母早就不再唱戏,断了进钱之路; 养父荒唐半生,手中没有分文积蓄,自到天津又一病不起。一家人的衣食住行,靠什么去维持? 韩俊卿确实感到做人的艰难。
在那昏天黑地的时代,摆在戏曲艺人面前的道路,要么在穷困潦倒中凄惨死去,要么随波逐流苟且过活。既安分守己、清清白白,又衣食丰裕、自由自在的艺人是不多见的。环境的熏陶和生活的逼迫,尤其是种种的不幸遭遇,使韩俊卿在精神和心理上的防线都崩溃了。她的心灵被蒙上了灰尘,拉下脸来,听任命运的摆布。她涉足社交活动,这本来是她所厌恶的;她学会了吸烟、饮酒、打牌,进而结交捧角儿的朋友,认干亲。后来甚至沾染上吸毒的嗜好。在污浊的社会环境中,她竟如此的自暴自弃了。
日寇侵占华北期间,最可恶的是那些为虎作伥的汉奸,他们依仗日本人的势力,横行霸道,对待戏曲艺人更如同草芥一般。1942年春,韩俊卿等一些艺人到永清县演出,去到之后就被当地汉奸无理扣押了一个多月,汉奸勾引着日本鬼子整天到戏班里胡作非为,寻欢取乐。一个姓卢的汉奸翻译甚至企图把韩俊卿卖给日本人,韩俊卿死活不肯,闹得满城风雨。县城里住着一个手下有一千多人的伪军司令,名叫李俊卿,土匪出身。他对韩俊卿早就垂涎三尺,却又装出正人君子的模样,出面干涉出卖韩俊卿的事,派人把她接到他家去住,保护起来。几天之后,又派人把韩俊卿和戏班的人送出县城,返回天津。韩俊卿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竟遇到这样一位救人于危难的“好人”,心中充满着感激之情。几个月之后,韩俊卿正在天津广顺戏院演出时,李俊卿的勤务兵忽然到戏园子来找韩俊卿,说是李司令来天津治病,要和她见一面。韩俊卿为了答谢李俊卿永清解围之恩,就买了些果品,随勤务兵前去一家客栈看望李俊卿。她哪里想到这是一个圈套,到了客栈就落入了虎口。李俊卿软硬兼施,就这样,韩俊卿无可奈何地成了土匪司令的第四房姨太太。过了几天,韩俊卿由马弁护送到李俊卿新换防的驻地——沧县杜林村。此后一年多,她失去了作艺唱戏的自由,也失去了做人的权利。
李俊卿是日本侵略者的忠实走狗,心黑手狠,杀人成性,有许多无辜的老百姓惨死在他手下。韩俊卿自打到了李家,整天提心吊胆地混日子,除了受李俊卿的蹂躏外,还要受凶悍的三姨太太的欺凌。丧尽天良的李俊卿,经常抢来姑娘或媳妇,供日本人寻欢作乐。有一次,李又抢来一个大姑娘,临时安顿在韩俊卿的房里。韩同情这个姑娘的不幸遭遇,趁人不备将她放走了。李俊卿得知后,不容分辩,几个嘴巴子把韩俊卿打得口角流血。韩俊卿在李家如笼中之鸟,心情忧郁,饭水不进,终于卧床不起。她仗着胆子向李俊卿要求回天津治病,李派护兵将她送回天津。后来,李俊卿换防到了文安,曾几次派人来接韩俊卿。韩东躲西藏,说什么再也不进那个魔窟了。李俊卿这时另有所欢,讨了第五房小老婆,所以也就没有再找韩俊卿的麻烦。
韩俊卿摆脱李俊卿的束缚以后,在家养病半年。她先后已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息影舞台。在这期间,银达子同享有 “梆子大王”之誉的金钢钻 (王莹仙) 合作。韩俊卿失去了银达子这个搭伴,难于挑班演出了,于是哪儿来邀就到哪儿去唱,戏园子不固定,同台演员也经常变,时聚时散,一次唱上十天半个月,挣点戏份子勉强糊口。生活中的苦闷,艺术上的困难,都在折磨着她。她感到孤独,觉得人生在世实在没有意思。求生不得,欲死不能,她每天唯有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对付一天算一天。
在韩俊卿苦闷、徘徊的时候,被新天仙戏院经理张某钻了空子。张主动邀请俊卿到他的戏园子唱戏,无偿地借给她头面、戏装,从戏份上也颇为优待。韩俊卿受到如此的 “关怀”之后,被张的儿子所占有。张的儿子家有原配,娶韩俊卿另有所图,主要是为了把持韩俊卿的演戏收入。一度新欢之后,对韩经常是非打即骂,暴虐摧残。韩俊卿终日哭泣,自叹命运不济,就这样在张家屈辱地生活了二年,到了1947年,她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托人请了律师,终于与张家脱离了关系。可是,为了打这场官司,她把多少年积蓄都赔了个精光。
1948年四月金钢钻不幸辞世之后,银达子失去了搭挡,他向中华茶园经理魏学瀛荐举韩俊卿作为金钢钻的继任者,并要求魏租借戏衣和头面给她。魏答应了。于是,韩俊卿到了中华茶园,再次与银达子合作。
韩俊卿历尽坎坷,备受欺凌,生活中又闪烁出新的火花。她决心重打锣鼓另开张,在逆境中探求新的人生道路。
六 逆水行舟
从1937年天津沦陷,直到解放前夕,天津的戏曲舞台长期不够景气。安分守己的艺人演出规规矩矩的戏,剧场就是不卖座。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迎合观众的口味,结果是格调低下的表演、淫词荡曲、无聊和噱头充斥了舞台。1945年银达子一度搭不上戏班,竟跑到小白玉霜的评剧班里应工老旦。后来,有些商号邀他到电台清唱作广告。银达子每次从电台播完音出来,门前经常有一些爱好河北梆子的群众候在那里,等着同他见面。这件事被中华茶园的经理魏学瀛得知,他见天津有这么多爱好梆子的群众,便邀请银达子组班到他的戏园去唱。在银达子操持下班子组成了,这是当时唯一能够进入正式戏院演出的梆子班。从开始到天津解放,先后有银达子、金钢钻、韩俊卿、金宝环、柳香玉等人担任主演。戏园每天以什样杂耍开场,最后一出是梆子戏。艺人们的收入极其微薄,银达子、韩俊卿都很仗义,坚持按人头分钱,无论主演或底包,每天一概四角钱,自己一分也不多拿。艺人们单靠演出收入难以养活一家老小,不得不兼操别业,有的帮人打“执事”,有的卖烧饼果子,有的帮结婚人家抬轿,苦不堪言。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有人提议上演一些格调低下的 “叫座戏”。银达子虽然没有文化,却深晓大义,明辨是非。他愤愤地说:“当妓女是明买明卖,愿者上钩; 咱们是艺人,教唆看客学坏,那叫缺德。”韩俊卿也说: “越是不上座,越要演好戏,凭邪门歪道赚来的钱,花着也不光彩。”由于他们的抵制,中华茶园的这个梆子班,从来没有演过伤风败俗的剧目。
韩俊卿总在苦思冥想: 河北梆子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曾经一度成为北方三大剧种之首,红遍全国,而今为什么竟一落千丈迅速衰败了呢? 她虽然找不出全面的答案,但认识到除社会原因外,就河北梆子艺术本身而论,确实存在着致命的弱点。譬如,前辈艺人一代一代创立并积累起来的精华,有许多随剧种的衰落而消失了; 尽管梆子剧目丰富,却越演越少,而且日趋粗糙; 一些本来内容正派的戏,被为了取悦观众的演员演得乌七八糟; 在技巧方面也多有忽视; 演员不注意发声吐字,甚至演唱时有声无字,这如何能感染观众?其次,在城市的剧场里演唱,同在农村野台子演法一个样,演员拼命喊,乐器比着响,吵得观众坐不安席,如果不改变,又如何能争取广大观众? 韩俊卿决心在艺术实践中另闯一条路。
韩俊卿一向认为京剧艺术与梆子相比更臻完美,梆子应该从京剧领域汲取营养。她居住在南大道邢家胡同院内,有一位京剧艺人名叫何玉亭,后来又结识了京剧演员三吉仙、马展云等几位先生。这些人虽算不上京剧大家,却也见识广博,各有所长。韩俊卿虚心向他们学习身段动作和表演技巧,向他们讨教发声、吐字、归韵的方法和气息的控制。这几位先生还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们帮助韩俊卿修订了许多剧本,特别是帮她重新排练了 《玉堂春》这出戏,按照当时河北梆子流行的演法,台词和表演有许多粗俗下流之处,个别演员在台上哗众取宠,丑态百出,引得台下观众狂呼乱叫。马展云、三吉仙、何玉亭这几位先生,在京剧表演的基础上,剔除了不健康的情节,将台词和表演动作重新设计。韩俊卿在“大审”一折中还增加了八句慢板唱段,唱腔新颖别致,抒情叙事兼有,调门从D调降至”C调,听起来不噪不吵,吐字清楚了许多。未几,该戏在中华茶园上演,有些专为找乐而来的人,在台下起哄叫倒好,韩俊卿在台上置若罔闻,照样演唱,到剧终之时,台下掌声不绝,观众连呼: “好! 好!”一些河北梆子老观众还找到后台,称赞戏改得好,令人耳目一新。观众的热情鼓励,增强了韩俊卿继续改革的信心。嗣后,她又从京剧移植了《孔雀东南飞》、《碧玉簪》等剧目,特别是移植了程派名剧《荒山泪》、《锁麟囊》,这在河北梆子剧种是绝无仅有的。演出之后,剧场效果空前之好,为数众多的河北梆子爱好者,许久没有看过高质量的梆子戏了,这回韩俊卿演出新剧目,大家争先观摩。中华茶园也由此兴旺起来,经理魏学瀛得意洋洋,合同期满,他也不放人走。中华茶园这个戏班,在河北梆子剧种行将灭亡、艺人们日渐离散的紧急关头,由于银达子、韩俊卿等人坚持合作,团结了许多艺人,组成具有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的演出团体,使河北梆子剧种在天津站稳了脚跟,扭转了局面。对于保留梆子剧种和人才,银达子、韩俊卿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七 新天新地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这座华北最大的商埠。对于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韩俊卿既没有感到突然和兴奋,也没有什么疑虑和不安。这也难怪,对于一个饱经风霜的戏曲女艺人,她所关心的是艺术本身和从艺生活。她想,艺人总归是艺人,到什么时候也是卖艺吃饭。她以冷眼旁观的态度观察着社会上的一切变化。
几天之后,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派了两位干部,到韩俊卿家里访问。他们朴素的衣着,和气的言谈,大方的举止,使韩俊卿有一种亲切之感。她心里捉摸着: 这些人当官不象官,不凶也不恶,可不象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共产党给她留下一种可亲可敬又可爱的印象。
在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河北梆子艺人很快地组织起来,先后成立了以银达子、金宝环为首的复兴剧社,以韩俊卿、柳香玉为首的移风剧社,以刘香玉、云笑天为首的云香剧社,以梁蕊兰、张美华为首的民主剧社等演出团体。韩俊卿的心情舒畅,每天坚持两场演出,非常卖力气。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社会秩序的安定,物价的稳定,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韩俊卿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热爱之情日益加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戏曲事业得到很快发展,艺人受到社会的尊重,这种良好的风气对韩俊卿影响很大,一种好强争胜的上进心油然而生。
解放以后,对旧戏曲的改革工作迫在眉睫。许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戏或一些有害的表演急待清理,政府也号召对传统剧目进行推陈出新的改造。对此,韩俊卿心焦如焚。她和同行姐妹们推心置腹地说:“旧社会唱戏的,是有钱人的玩物,现在解放了,就是给咱金山银山,也决不能用那乌七八糟的东西去毒害人民。”她带头对所演出的剧目进行清理,凡是内容不好的戏,坚决不演;凡有不健康的台词和表演,一律取消。就是她的“看家戏”,也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同新文艺工作者一道,加以改编整理。现在在舞台上深受群众喜爱的韩派剧目 《秦香莲》、《打金枝》、《三上轿》等,就是当时由华粹深教授和剧作家林彦同志帮助改编的。
由于人们受习惯势力的影响很深,戏曲改革工作是有阻力的。过去演戏,从来就是怎么学来的就怎么演,而如今却要改剧本,背台词,一切听从导演的指挥。这对于那些唱了大半辈子戏的老演员来说,无异于第二次坐科。韩俊卿是剧团的台柱子,又是一位享有声誉的演员,她却能以身作则,主动配合导演开展业务工作。为了配合各项政治运动的宣传,她积极带头排演现代戏。在剧团决定排练《刘巧儿》的时候,谁也不相信韩俊卿能胜任刘巧儿这个角色,连她自己也没有信心。韩俊卿表示愿意尝试,在实践中锻炼。在排练场,为了一个出场的台步,一句台词的语气,往往要重复许多遍,她从不厌烦。导演看着体胖而缠足的韩俊卿汗流夹背,心里着实不安,韩俊卿却全不在意,依然一招一式、一字一腔的排练着,直到符合导演的要求为止。当 《刘巧儿》上演之后,效果非常好,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位演员就是韩俊卿。可是,人们哪里知道,为了排好这出戏,韩俊卿曾流过多少汗、吃过多少苦啊!
由于韩俊卿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带头进行戏曲改革工作,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称赞。天津市文艺工会成立时,她被选为委员。1950年、1951年,她连续被评为劳动模范。
八 展翅翱翔
1952年春天,天津市文化局以复兴剧社为基础,又从移风剧社抽调出韩俊卿等人,组成自负盈亏性质的天津市实验秦腔剧团,为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作准备,并确定以韩俊卿主演的《秦香莲》作为参加会演的剧目。同年九月底,由方纪、何迟、华粹深等负责同志带队进京。参加这次观摩演出大会的有全国各地的二十三个剧种近一百个剧目。结果,韩俊卿主演的 《秦香莲》获一等演员奖。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看了韩俊卿演出的《秦香莲》之后,赞叹不已。他说: “同是一出 《铡美案》,为什么京剧就演不过韩俊卿的梆子呢?”这也许是出自周老先生的偏爱,但是韩俊卿之所以能够出色地运用丰富的感情变化和细腻的表演身段、朴实的声腔,刻画出秦香莲这一古代劳动妇女不堪屈辱、敢于反抗的人物形象,同她自己才从污浊社会逃生出来的经历不无关系。她对封建社会若无切肤之痛,恐怕对人物思想的开掘是难臻佳境的。
到北京参加会演,韩俊卿不仅在艺术方面开阔了眼界,而且,对于她思想觉悟的提高,也产生了巨大的动力。这期间,于国庆节前夕,韩俊卿在怀仁堂见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且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当周总理那双手伸向韩俊卿的时候,她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泪珠簌簌而落。总理微笑着连声询问:“解放后地方剧种恢复起来没有?”“艺人生活有困难吗?”“成立国营剧团没有? 剧团里年青人多不多?” ……这一连串的问话,象细雨滋润着刚刚破土的嫩芽,象春风吹开才从另一个世界过来的人的心扉。
周总理那慈祥的音容笑貌,直到韩俊卿回到天津之后许久,仍时时萦绕在她的脑际,使她心潮难平。在北京会演期间,她亲眼见到有的省市已经建立起的国营剧团,演出的剧目是经过推陈出新的,艺术讲究,水平高; 演出人员精神焕发,台风端正; 业务安排、行政管理都井然有序。处处体现出国营后的优越性。相形之下,自己周围的艺人,仍然是自由搭班,今日合,明日分,你来我走,既缺乏远大目标,有劲也使不到一处。艺人们的政治地位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组织上依然是一盘散沙,这样下去怎么成?
韩俊卿为建立国营河北梆子剧团的事,同她所敬重的前辈银达子交换了看法,两人想到一块去了。他们认识到:河北梆子要想繁荣、发展,非走国营的道路不可。他们的建议得到了当时天津市文化局局长方纪同志的支持。方纪同志嘱咐他们俩:“先得摸清大伙的心思,等到大家都有这种要求的时候,事情就容易办了。”经过反复酝酿,克服种种阻力,河北梆子艺人们纷纷提出建立国营剧团的要求。1953年7月30日,天津市河北梆子剧团诞生了。这是天津市的第一个国营剧团。
剧团刚刚建立不久,就接到上级的通知,参加由贺龙同志任总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韩俊卿带头申请接受这项光荣任务。领导上考虑韩俊卿是缠足,怕她到朝鲜山区行动不便,不准备让她去。她听说之后,到上级机关三番五次地表示: 非去不可。由于她的态度坚决,终于得到批准。1953年10月,韩俊卿和大家一道,冒着隆冬严寒,毅然跨过鸭绿江。
异国的严冬,风啸雪扬,滴水成冰。两个月的慰问演出,始终在这样的气候,而且是在露天进行。一场戏下来,演员们冻得嘴唇青紫,张口说不出话来。负责业务安排的领导同志为了照顾韩俊卿的身体,总想让她少演几场,她坚决不干。结果,凡是该她主演的剧目,从来也没有换戏、换人的时候。朝鲜山路崎岖,冰层坚硬,这对于缠足的韩俊卿是何等的艰难呀! 从山下往半山的住宿点前进,她穿着一双儿童胶底球鞋,一步一滑,气喘吁吁,依然和同伴们说笑着前进。一次,在昌道郡为朝鲜人民演出,天下着大雪,韩俊卿上场之前,在台下看演出,她见到一位朝鲜老大娘衣着单薄,就脱下自己的棉大衣,披在这位老大娘身上,感动得那位朝鲜老人热泪盈眶。
在朝鲜前线的两个月,成为韩俊卿思想经受锻炼的课堂。经过这一阶段的熔冶,她的思想觉悟产生了飞跃。归国之前,她向党组织郑重地提出了入党的要求。
九 呕心沥血
1953年7月国营河北梆子剧团初建时,共有38位演员,平均年龄52岁。韩俊卿心里想:难怪周总理问剧团里的年青人多不多呢! 真是有远见的好总理呵! 没有后继力量还谈得上什么剧种的繁荣。所以,韩俊卿特别关心培养青年演员的问题。为了给年轻人开路,她以实际行动破除世俗观念,时常在舞台上为青年演员挎刀 (当配角),台下教,台上带,帮助年轻人迅速成长。为了在观众中间树立后继人的威信,她还经常在青年演员主演的戏中扮演没有台词的群众角色。她这种高尚的戏德,至今仍常为一些老艺人所津津乐道。
韩俊卿曾向剧团团长建议招收大批接班人,但由于剧团编制有限,经济窘拮,招收学员有实际困难。为此,韩俊卿与银达子商量,建议每星期六加演日场,全部收入供培养学员使用。这一建议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第一批八名学员招来了。这是解放后河北梆子的第一批新生力量。第二年,学员人数扩大到二十名。经过老艺人的精心哺育,这些艺术蓓蕾成长很快。1956年元旦,她们正式登台演出了《小放牛》、《红桃山》、《杀府逃国》等剧目。韩俊卿、银达子的内心充满了喜悦之情。
1954年,韩俊卿当选为天津市人民代表。她在参加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与银达子联名提出关于培养戏曲事业接班人的提案,其中包括建立戏曲学校的具体设想。这一提案引起政府的重视,李耕涛副市长为此接见了韩俊卿和银达子,认真地听取他们对培养接班人的意见,详细地询问了剧团的各方面情况。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天津市戏曲学校于1956年9月成立,招收了评戏及梆子两科共一百多名学员。
根据形势的发展,经天津市委批准,天津市河北梆子剧团于1958年7月1日扩建为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原剧团改为剧院一团,并在原少年训练队的基础上组建为剧院所属小百花剧团。领导上决定派韩俊卿这位有36年舞台实践经验的老艺人到小百花剧团专门从事课徒传艺工作。这在当时的一些同行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韩俊卿以42岁的大好年华息影舞台,怎么不令人惋惜呢!然而,韩俊卿丝毫没有这种念头。1958年底她愉快地来到小百花剧团,开始了紧张的教学工作。
1959年4月,韩俊卿被任命为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副院长。她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担任教学外,还分工负责全院的业务领导工作。
韩俊卿对待学生,有如慈母一般,对孩子们的起居作息,照顾得无微不至。她从小失学,深知文盲之苦,因此她对于孩子们的文化学习抓得很紧。那时,李耕涛市长要求小百花剧团的学员要写日记、习大字、背唐诗,韩俊卿在督促孩子们的同时,她也跟着一起学习,一起背诵。至于艺术教学,她更是一位一丝不苟的严师,因材施教,不厌其烦地为学生作示范。当学员们实习演出受到赞扬时,韩俊卿总是严肃地指出不足之处; 对于演出偶尔出现的差错,她又总是热情地鼓励他们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不断长进。韩俊卿为了小百花剧团的成长,可谓之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了。
1959年国庆节,小百花剧团奉调晋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演出活动。在一次宴会上,周恩来总理一眼就认出了韩俊卿,从很远以外就伸出手向她走了过来。总理亲切地握着韩俊卿的手说:“噢,河北梆子,韩俊卿。你们干得很好嘛,培养了一个‘小百花 ’,你的功劳不小呀!”
小百花剧团在京期间,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观看过他们的演出。中央负责同志在一次晋京献礼演出人员大会上说:“河北梆子已经不愁后继无人,天津市走在了前面,为戏曲事业培养了新生力量。”并且,号召各省市向天津学习,走 “小百花”的道路。此后,韩俊卿率领的小百花剧团,经常奉命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演出,为来访的外国元首与政府首脑演出。北自东三省,南达两湖两广,无不留下他们的足迹。在韩俊卿的精心浇灌下,这株剧坛新花,盛开在祖国大地上。
十 光荣入党
韩俊卿从1953年11月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的申请之后,就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凡是党的号召,她一定身体力行,坚决照办。党组织对韩俊卿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点滴进步,都给予肯定和鼓励。
韩俊卿一向生活简朴,从不随便开支浪费,但她对国家的困难,却慷慨解囊,尽力支援。抗美援朝时期,她一次就捐献了人民币一千万元(旧币,相等于现在一千元)。1955年国家发行公债后,她每年都认购一千元。1956年,梆子剧团按照国家统一标准评定工资,群众评议韩俊卿为文艺一级,她听说后马上找领导表示反对,并表示以定为文艺四级为宜。最后,组织上决定她为文艺二级,她认为定得太高了,自己不值。1958年底,她从梆子剧院一团调到小百花剧团,一到任就向组织上提出降低工资的申请。她说:“我现在当教员了,不能拿主演的钱。”由于她的情真意切,再三要求,上级机关只好同意她的申请,从文艺二级改为文艺四级,每月少收入六十多元。韩俊卿一家人,从三十年代末期就住在南大道邢家胡同的两间低矮的旧房子,组织上关心她的生活,多次动员她迁居新楼房,她始终不肯,一直住在那里。她在生活上严于律己,那怕是细微末节,她也考虑的很周到,避免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
韩俊卿处处作群众的表率,群众对她是敬重拥护的。她连续几年被评选为 “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她把自己的全部光和热都贡献给祖国的戏曲事业。
1959年3月14日,河北梆子剧院的党组织,接纳了韩俊卿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年后转正,担任党支部委员。她多年的理想实现了。从此,她的心和党贴得更紧了。
十一 沉冤昭雪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开始了,对准韩俊卿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由于从来没有经受过这种袭击,她茫然不知所措。作为河北梆子剧院副院长、党总支委员,她是个“当权派”,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她。形势一天比一天地严重,无辜的韩俊卿对发生的一切都难于理解。“反动艺术权威”、“走资派”、“假劳模”等等罪名,对她是政治上的致命打击。她感到自己已经无路可走。1966年8月29日上午她被揪斗,受到恶言冷语的斥骂和粗暴无情的折磨。她很困惑,唯有告别这个世界。就在当天的下午,她衔恨含冤,与世长辞。
优秀的共产党员、卓越的戏曲艺术家韩俊卿,沉冤十二载,终于在1978年得到了彻底平反昭雪。这一年的10月28日,中共天津市委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市委负责同志亲自主祭,白桦副市长致悼词,对她的一生做出了公正的、客观的评价。
至今,韩俊卿虽然离开我们已经有十七年了,但她对戏曲事业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她对革命忠心耿耿,对人民无限赤诚的光辉形象,依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