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朋》人物生平事迹简介

胡朋是建国以后升起在中国影坛的一颗 “老旦” 明星。
观众对银幕和舞台上的英俊小生，妙龄少女往往印象很深，评论较多，这似乎是一种时尚。要让人们对那些皱纹满面的老年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却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而胡朋恰恰就是以扮演“老太太”使得观众倾心的。1950年，在故事片《钢铁战士》中观众看到的胡朋就是一个老太太。此后，银幕上的胡朋—— 《白毛女》 中的王大婶、《回民支队》 中的马本斋之母、《槐树庄》 中的郭大娘、《烈火中永生》中的双枪老太婆等也都是老太太。几十年过去了，观众从银幕上看到在《山重水复》中扮演罗奶奶的胡朋，仍然是一位白发银丝的老人。她在银幕上是“衰老”的，可是，在艺术上，她却永葆青春。她以扮演革命母亲的形象而着称，她的革命生涯与艺术生涯向我们展现了她成为戏剧、电影表演艺术家的奋斗历程。

追求真理

胡朋，原名初韫诚。山东莱阳人。1916年4月28日出生于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清末举人，在胡朋刚刚记事的时候，全家迁居北京，在这古老的故都开始了她的童年生活。
她的父亲教过书，做过私人秘书，经常赋闲在家，每天要为全家的衣食四处奔波。忙碌一天归来，晚上还要给孩子们讲故事，这成了他最大的精神慰籍。父亲为人正派，性格耿直，通晓文史，最崇敬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经常向胡朋讲述岳飞、文天祥的故事。细雨润物，催动着胡朋幼小心灵里爱国种子的萌发。
有人说是天性，有人说是后天的培养，不管怎么说吧，胡朋却自幼就喜爱文艺，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象磁石一样吸引着和她一起玩耍的小朋友。有时看戏回来，常一个人躲在僻静的角落里，模仿着演员的动作，或对着镜子，看着影子，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她在北师大附中一年级的时候，曾参加演出了话剧 《父归》，受到老师同学们的鼓励。这是她参加戏剧活动的开始。
中学生，有着五彩缤纷的幻想、各种各样的人生设计，中学时代是美好的。然而当时正处在民族危难之中，日寇侵占了我国东北以后，又将魔爪伸向了华北，平静的学习生活被炮声打破，胡朋感到压抑、窒息，当她聆听国文先生讲述到杜甫的爱国诗篇时，激愤的心情再也抑制不住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她和同学们奋勇地走上街头，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在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的呼号中，也有她的呐喊。为了寻求革命的真理，她在 “读书小组”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鲁迅的杂文，邹韬奋主编的 《大众生活》、艾思奇的 《大众哲学》，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丁玲的《水》等，都是她最爱读的书刊。当时的进步电影《新女性》、《大路》、《渔光曲》等也对她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有祖国的召唤下，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胡朋决心要做一个进步的、有志气、有作为的革命青年。
高中毕业后，胡朋在共产党员黄一然、赵洵夫妇的帮助下，来到上海私立正风中学当职员。在这里她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演剧活动，演出过 《放下你的鞭子》、《锁住的箱子》、《平步登天》等话剧。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爆发了，不久日寇进攻上海，她参加了何香凝主持的救护训练班，学习了战地救护的知识，并到医院慰问伤员。这期间，胡朋寄住在黄一然夫妇的家里，思想和生活都得到了他们的关怀和帮助。上海沦陷后，黄一然夫妇撤离孤岛，前往延安。延安——是光明和希望的所在，胡朋多么盼望和他们一起去啊，可是路费无着，她只好暂时留下来，边教书，边积攒路费，时刻准备奔赴延安。
1938年3月，胡朋从上海辗转至武汉，经沈钧儒先生介绍，由武汉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经过安吴堡青训班的几个月学习，终于在8月到达了向往已久的延安。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新中国正在这里孕育着。从此胡朋开始了革命的崭新生活。

抗敌剧社十年

1938年，胡朋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学习期满后，于1939年1月到抗日前线，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当演员，从此她成为一名革命文艺工作者。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赞扬红军的剧社：“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演员们除了伙食和衣着之外，所得生活津贴极微，但是他们和所有的共产党员一样，天天学习，他们相信自己正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工作。……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
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就是具有这样光荣传统的一个革命文艺团体。作为革命军队的宣传员。在前线，他们用歌声、戏剧、标语、口号，使战士们热血沸腾，忘我战斗; 战斗结束了，他们又去慰问部队和伤病员。他们用文艺的武器参加战斗、宣传群众，努力扩大抗日根据地; 同边区的乡亲们一起生产劳动，一起欢庆取得的每一个胜利。
正是在这样的文艺团体中，她经历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她在战争的炮火中成长，在火热的生活中锻炼，成为一名坚强的文艺战士。在剧社她是演员，也是创作员。还当过训练队长、妇女队长，经历过反“扫荡”、参加过对敌政治攻势、大生产运动和土地改革……，战火硝烟的薰染，艰苦生活的磨炼，战士们高尚情操的陶冶，使胡朋的人生经历丰富多采，为她后来的艺术表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她塑造的第一位“老大娘”形象，是在她随部队从延安开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路上。那时胡朋参加了宣传队，行军时，她手提标语桶写标语; 宿营时，向驻地群众作宣传。有一次，他们听到了一位老妈妈送子参军的故事，很快就编成小戏上演。胡朋扮演了戏中的老大娘，刚刚二十出头的姑娘，一下子“衰老”了几十岁，那神态步履，真象一位农村的老大娘，赢得了观众的赞许，从此胡朋和表演“老大娘”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到剧社以后，胡朋在独幕剧《电线杆子》、《东北的一角》，多幕话剧《丰收》、《两年间》、《溪涧与洪流》等戏剧中均扮演了老大娘。为了角色的塑造，她利用一切机会，扎到群众中去，模仿农村老大娘的言谈话语、举止动作。当观众看到舞台上的老大娘自然地盘腿打坐在炕上时，无不为胡朋的表演技巧赞叹。
在艺术实践中，为了追求艺术的真和美，她仔细地观察生活。天下没有雷同的人物，世上没有完全一样的性格，张大娘、李大婶性格各不相同，胡朋发现，这种差异往往通过她们待人接物时的不同动作、语调、姿态表现出来。她认识到表演是为塑造人物的性格服务的，一定要多分析角色，着力表现她们性格的细微差别。
通过艺术实践，她感到了知识的不足，她渴望学习有关戏剧的理论和科学的表演方法。在当时敌后条件下，这方面的书籍是不多的，正好剧社从联大文艺学院得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 《演剧教程》和《演剧六讲》两书。胡朋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两本小册子，如同旱苗逢喜雨，多少久而不解的问题，找到了答案。她一点一滴地把学到的理论，用在了实践当中。
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察冀边区，戏剧运动是很活跃的。1940年的秋天，边区剧协组织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华北联大文艺工作团、西北战地服务团和军区抗敌剧社四个艺术团体，排演了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母亲》。该剧由沙可夫、侯金镜编剧，崔嵬任导演并扮演剧中的父亲米哈伊尔，丁里扮演儿子伯惠尔，胡朋扮演母亲尼洛夫娜，凌子风、韩塞、张铮、牧虹等分别扮演了其他重要角色。这样的演出阵容，这样的重头戏，又是演一个外国母亲，对胡朋来说是够吃重的，但是她作为文艺战士勇敢地接受了任务。
为了演好母亲尼洛夫娜，她仔细阅读了《母亲》这部小说，并虚心向导演请教。 崔嵬多次给她讲述俄国的有关历史，讲述《母亲》 的创作背景，并把俄国的十月革命与我国革命作了比较。胡朋认真地思考着俄国工人阶级母亲与中国农民母亲的不同，她执着地追求从人物性格出发塑造角色的表演方法，终于出色地塑造了母亲尼洛夫娜的艺术形象。《母亲》一剧在边区纪念十月革命的日子里演出了多次，受到群众的欢迎，军区聂荣臻司令员亲切地接见了剧组的全体同志。
胡朋的戏路宽广，继 《母亲》之后，她又在曹禺的名剧 《日出》和 《雷雨》中，分别扮演了陈白露和鲁侍萍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当时敌后的条件极差，演出这样的大戏是很困难的，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也为了提高戏剧艺术的水平，抗敌剧社还是排演了这些名剧。他们成功地克服了各种困难，就拿道具来说，偏僻的山沟里哪里找得到沙发?可演出时舞台上真地出现了沙发，谁也没有想到，逼真的沙发，竟是负责舞台工作的季明把驮骡的鞍架翻转过来，捆绑上军用背包做成的。舞台工作人员的聪明才智，启发了胡朋，她虽然不熟悉陈白露这样的人物，但是在纸醉金迷的大上海，见过不少烟花女郎，她拼命地从记忆中，从读过的小说和看过的影片中捕捉她们的特征，来充实自己所扮演的陈白露，她克服了塑造这一角色遇到的种种障碍，使演出获得成功。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了，“江南一叶，千古奇冤”，胡朋怀着激愤的心情，突击创作了反映这一事变的独幕剧《创伤》，并由剧社搬上了舞台。胡朋第一次把笔变成了投枪。
1942年3月，胡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是边区最艰苦的年月。日寇加紧了对边区的封锁和蚕食，根据地缩小了。但在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也陷入了困难的境地。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鼓舞敌占区人民的胜利信心和瓦解敌伪军，剧社在这年春季组成了几个小型演出队，背起背包，带上手榴弹，在地方武装掩护下深入到炮楼林立的敌占区，展开对敌政治攻势。他们经常天黑时赶到一个村庄，马上召开全村大会，宣传演出，演完后迅速转移。他们演出的剧目，是针对敌区的情况突击编写的，有的节目是听了当地老乡控诉日寇的罪行后，现编现排的。这些节目，深深打动了敌区老百姓的心，唤起了他们的仇恨，使他们握紧了拳头，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当政治攻势临近结束的时候，有一次演出之后，演出队转移到崞县 (今原平县)神岗头村宿营。次日上午，敌人突然包围了这个村庄。战斗打响了，胡朋他们在部队掩护下分组突围，有的同志冲出了包围圈，有的同志被俘了，有的同志牺牲了。胡朋刚冲出村外，左脚负了伤，鲜血灌满了布鞋，她和搀扶她的同志继续突围，一起滚到山崖下，她晕了过去，同志们把她隐蔽起来。她醒来后，埋藏了身上的文件，握紧了仅有的一颗手榴弹，作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
夜幕降临，敌人撤走了。剧社的同志找到了胡朋和其它负伤的同志，把他们转移到老乡家。群众冒着生命的危险掩护了他们，老大娘们日夜守护着这些伤员，给他们端水喂饭，“白皮红心”的伪村长按时上山送饭、通消息。胡朋在这里深刻地体验了老乡们对子弟兵的阶级情谊，她躺在静悄悄的山洞里，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她暗下决心：永远不忘人民的哺育，要为人民服务一辈子。
不久，胡朋被送到边区的白求恩医院，由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同志为她治疗。胡朋躺在病床上，担心成了残废?不能再登台。那里有她的岗位，有她的事业啊! 柯大夫发现了她的忧虑，耐心地开导她，鼓励她：“要好好养伤，坚持锻炼，万一不能重返舞台，就来医院作医务工作，和我一起救死扶伤，不同样是干革命吗?”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给了胡朋很大的鼓舞。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胡朋伤愈归队重返舞台不久，柯大夫却因病突然逝世了。
1943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传到了敌后。在这年秋季的反 “扫荡” 中，胡朋和剧社的同志们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她更加自觉地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把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结合起来。这一年，敌人的 “扫荡”异常残酷，制造了多起惨案，剧社有吴畏等五位同志牺牲。反 “扫荡”结束后，抗敌剧社排演了丁里创作的多幕话剧《子弟兵和老百姓》，胡朋扮演一个热爱子弟兵的老奶奶。由于她亲身经历了反 “扫荡” 的斗争，对军民间鱼水般的深情有了更深的体会，因此，对剧中的老奶奶也理解得更深，排戏时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在1944年春节召开的边区劳模会上，首次演出了这一剧目，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就在这次劳模会上，胡朋认识了着名拥军模范、荣获“子弟兵的母亲”称号的戎冠秀，她被戎妈妈的模范事迹所感动，产生了在舞台上表现这位英雄母亲光辉形象的强烈愿望。会后，剧社派胡朋和剧作家胡可一起，护送戎冠秀回到了她的家乡。
戎冠秀家住在河北平山县下盘松村，在这个小山村里和戎妈妈一起生活的那段日子，是胡朋终生难忘的。她进一步了解到戎冠秀的模范事迹，也熟悉了戎冠秀在旧社会的苦难遭遇，从而对“母亲”的拥军行动有了更深的理解。特别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子弟兵，也亲身体会到了戎冠秀那母亲般的抚爱。
戎冠秀的院里，有棵梨树，她年年都把梨子储存起来，一打起仗来，母亲就带上梨子，怀里揣上烙好的饼子，坐在村口等待下来的伤员，把这些东西塞在伤员的担架上。村里的群众转移了，母亲留下来给过往的部队磨面，烧开水。有一次，一个生病的同志掉队了，眼看敌人就要进到沟里，母亲毫不迟疑，把病号背上山去，藏到了山洞里。为了救一个垂危的伤员，母亲亲自喂水喂饭，守护了整整一夜，终于救活了这位同志。战士们亲切地赞誉她是 “子弟兵的母亲”。
生活在这样一位老人身边，胡朋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她懂得了应该怎样表演这样的英雄人物，不单是追求举手投足的形似，更应该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挖掘、表现人物的精神特征，力求在塑造人物性格上作到传神。
胡可编剧、胡朋主演的大型话剧《戎冠秀》正式上演了。胡朋非常激动地回忆了那次演出：“在母亲的感召下，我随时都在学习母亲的榜样，就是在舞台上，母亲的高尚精神也指挥着我的表演。本来我的手很小，比起母亲来，个子也不够高，可是这时，在舞台上，忽然觉得我的手也大起来了，比以前有劲得多了!”
在抗日战争的后期，胡朋参加了大生产运动，演出了反映军民团结生产的多幕话剧《挑渠放水》和反映苏德战争的话剧《俄罗斯人》，她分别扮演了农村妇女九婶和俄罗斯母亲玛尔法·伊凡诺夫娜;她还为农村剧团编写了小剧本《二孤灵》、《改造懒婆》以及儿童读物《小栓子》等。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胡朋和胡可结婚了。
抗日战争胜利了。胡朋告别了养育了他们的晋察冀山区，告别了熟悉的乡亲们，随剧社进驻张家口，参加了城市基层工作。根据开展城市工作的需要，胡朋创作了独幕剧《看看再说》，并在独幕剧 《李甲长》 中扮演了一个受敌伪欺压的城市贫民老太太。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和平安宁的生活。国民党反动派为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对解放区悍然发动了猖狂进攻。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胡朋和剧社的同志们毅然投身到自卫战争中。她奔赴前线，在卫生列车上负责组织运送伤员，并做伤员的政治工作。她把一批批伤员从前方送回到后方医院，对他们进行宣传、慰问，又把伤愈后的战士送回部队。伤员们的昂扬斗志，使胡朋受到极大的鼓舞。1946年初，她随剧社回到张家口，在人民剧院公演了 《子弟兵和老百姓》及《戎冠秀》。
从1946年夏天，胡朋到桑乾河畔的农村参加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开始，到解放战争期间参加蠡县、安国农村的土改，胡朋以较长的时间深入了生活。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了农村的经济关系、阶级状况，了解了农村的各种人物。地主的残暴，农民的血泪，中国农村的各种矛盾，土改和战争的关系，无不催她深思。工作组的身份，使她不可能对生活持旁观的态度，她要亲自去解决各种矛盾，要听取群众的意见，体察群众的疾苦，她的思想感情更加接近劳动人民。这些无可计量的精神财富，对她日后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回到剧社后，她与胡可、陈孟君、羽山等集体创作了反映土地改革的话剧《农民是一家》;与古立高等合写了独幕剧《参军为大家》;与胡可、胡海珠等集体创作了多幕话剧《生铁炼成钢》，这个戏后来由胡可同志改写为着名话剧《战斗里成长》。
1949年初，北平解放了。抗敌剧社随华北军区进驻北京，胡朋重新回到了阔别十余年的第二故乡。古老的北京城焕发了青春，“一二·九”的愤怒变成了“十一”的欢乐，胡朋呼吸着新鲜自由的空气，沐浴着温暖的阳光，祖国新的征程开始了，胡朋的艺术事业进入了又一个广阔的天地。
这一年胡朋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银幕生活

胡朋在长期的戏剧艺术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打下了坚定的生活基础。建国前夕，她服从党的需要，进入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开始了银幕生活。她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钢铁战士》，胡朋虽然是一名久经锻炼的老演员，但是要走下戏剧舞台，跨进电影银幕，还有不少困难，她虚心学习，刻苦钻研，终于成功地塑造了张排长母亲的形象，获得了中央文化部优秀演员奖。良好的开端鼓舞着她在电影艺术领域里继续探索，以后，不管她在北京电影演员剧团，还是在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工作，总没有离开过拍电影，她先后参加拍摄了《白毛女》、《智取华山》、《土地》、《深山里的菊花》、《战上海》、《回民支队》、《槐树庄》、《烈火中永生》、《山重水复》、《柯棣华大夫》等影片，塑造了许多性格迥异、各有风貌的革命母亲形象，为我国电影事业的艺术宝库，留下了珍品。
胡朋认为演好英雄人物，通过表现他们的精神品质，使之产生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发生有力的感召作用，这是演员的责任。但是，光凭纯熟的演技是难以达到这一目的的，最重要的是必须熟悉所扮演的人物，真正理解他们。胡朋塑造的艺术形象，真实、生动而不一般化，关键在于她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对所扮演的人物熟悉、了解，她善于根据对人物的切实理解和感受，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并从充分的生活素材中，挑选最准确、最有说服力的外部形象，使观众觉得舞台上的演员就是人物本身。
她在影片 《白毛女》 中塑造的王大婶，纯朴善良、农民味很足; 在《回民支队》 中塑造的马本斋的母亲，则是着力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表演深沉细腻，通过精心设计的形体动作及富于变化的眼神，表现了马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坚强性格; 在 《烈火中永生》里，她以精湛的演技，刻划的双枪老太婆，既有中国传统的巾帼英雄的气概，又有无产阶级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员的气质，既有指挥若定的军人风度，又有和煦春风般母亲的慈爱，感情的波澜，大起大落，有时象滔滔的江河，有时像涓涓的流水，把双枪老太婆的爱和憎表现得泾渭分明。
60年代，胡朋在胡可编剧、王苹导演的着名影片《槐树庄》中扮演了主角郭大娘。她虽然有丰富的表演经验，扮演这样的人物是驾轻就熟的，但她仍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从不轻率。郭大娘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一个热心肠的老大娘，同时又是一个经历过严酷斗争考验的共产党员，是一个把一切献给了党而始终坚持走在时代前面的英雄人物。胡朋对这样的革命母亲并不陌生，当她认真研究角色时，许多革命老大娘，一个个从她的记忆里走了出来，最清晰的形象就是“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解放后胡朋曾几次见到过她，听她谈起儿子牺牲的消息，谈起她领导大家办合作社的情况。戎妈妈大公无私的品质，战胜困难的决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深深打动了胡朋。还有“红军妈妈”徐正修，也是她访问过的革命母亲，这位妈妈当年送走了当红军的儿子，自己长期坚持地下斗争，受到敌人的残酷迫害，身上留下无数伤痕。这位妈妈，在斗争中从不屈服，坚贞如一，全国解放后，又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
胡朋打开自己积累生活的记忆仓库，从中找出接近角色的生活根据，进一步理解和掌握角色的性格，精雕细镂地塑造了郭大娘这一艺术形象。《槐树庄》是一部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农村画卷，郭大娘所走过的道路记述着我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的艰难和胜利。郭大娘这一崇高人物形象的完成，要体现在农村各个时期的复杂斗争及矛盾冲突之中，塑造这样一个人物，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胡朋以她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和丰富深刻的生活感受，成功地塑造了这一典型人物。在郭大娘儿子牺牲的一场戏中，她先是从揣测中预感到了不幸，后是证实儿子确实牺牲了，她擦干眼泪，捧着抚恤金去参加建社大会，这场戏胡朋演得深沉、含蓄，极其动人，她的表演层次分明，语调缓慢，平静的神态，压抑着撕心的悲痛，较之失声痛哭更加扣人心弦，展现了母亲明晓大义，为革命可以献出一切的博大胸怀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胡朋塑造的郭大娘的艺术形象，是那样深刻鲜明，生动丰满，富有生活气息，她逼真的表演，使观众相信她就是郭大娘，胡朋、郭大娘成了同义词。“文革”中，一切都在扫荡之列，而“郭大娘”却仍然活在人们心目中。当时着名文艺评论家侯金镜去世了，骨灰送到八宝山，在场的文艺界的同志们临时决定举行“追悼会”。由于事先未同有关人员商定，礼堂开不成，便让胡朋去交涉。礼堂负责人一眼就认出了“郭大娘”，于是他们设法挤出了二十分钟时间，借给了礼堂。从这件小事也足见广大观众是多么热爱“郭大娘”，而胡朋扮演的“郭大娘”给观众的印象又是多么之深!

永葆艺术青春

胡朋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她永远是一个年轻的战士，尽管她是个老革命，有厚实的生活基础，但她仍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年过半百的胡朋，仍不放弃一切机会深入生活。她总是不辞辛苦，利用一切机会观察、体验生活，积累创作素材，她发表了多篇谈演员创作的体会，一直强调演员要深入生活，加强思想锻炼，提高政治修养。
她担任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话剧编导和艺术指导的职务，凭着自己的艺术造诣，做出了成绩。她出席了第一、二、三、四次全国文代会，并被选为全国剧协理事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她先后多次出国访问，热情地向国外同行艺术家学习，吸取它国的艺术营养。
十年动乱之后，她历经磨难，壮志弥坚。如今，她已年逾花甲，仍参加创作了大型话剧《平津战役》，还参加拍摄了影片《山重水复》，又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心地善良，慈祥可亲的革命母亲罗奶奶的形象，此后又参加了影片《柯棣华大夫》的拍摄，扮演了房东老太太。并拍摄过电视剧。
人们一时很难数清胡朋在她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究竟塑造了多少位革命母亲的艺术形象，但是，今天广大观众深信，为我们塑造这些革命母亲形象的胡朋，确是一位热爱人民、热爱艺术的表演艺术家，而本身也是一位革命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