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峰》人物生平事迹简介

1924年农历10月11日。
上海肇嘉路虹桥头三牌楼154号胡宅。
随着孩子的第一声哭喊，听到人们互相庆贺：恭喜，恭喜，是一个少爷。”
孩子的母亲笑了，巩固了她在这个家庭的地位。父亲也展开了双眉，胡家香火有继。
孩子——胡小峰也测了生辰八字，预卜一生吉凶。这个说，孩子天庭饱满，一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那个说，这孩子是要经过一番磨难，才能苦尽甘来。谁的预言有“先见之明”呢?事实作了回答，不幸后者言中。

一

胡小峰出生在一个封建旧家庭。农村青浦有着相当可观的土地，上海有不少房地产。祖父在农村是地主，城市是房产主。胡小峰的父亲在繁华圈里长大，养成了大少爷的脾气。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能。虽然也有一张格致公学的毕业证书，但伸手即来的财源，承继下来的富贵，不需要他凭两只手挣来开门七件事的生计。于是伴着一帮游手好闲、斗鸡走马的朋友，撒漫用钱，挥霍无度，后来又抽上了鸦片。鸦片分明是一个销金窟，一时间坐吃山空，家庭败落下来。从富贵的高坡急速向贫困的深渊滑去。
父亲又娶了两房姨太太。像所有三妻四妾的家庭一样，展开了一场明枪暗剑的争斗。合纵连横的策略，口是心非的挑唆，紧闭的大门里充满了剑拔弩张的气氛。胡小峰就在这家庭没落的斜坡上，在这白眼相对的冰冷空气中，度过了并不幸福的童年。
然而，祸不单行。正当他坐在养正小学五年级的教室里，听老师教“最后一课”的时候，日本侵略军的炮弹飞过了上海的上空，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在子弹呼啸，浓烟滚滚中，“八·一三”事变发生了。胡小峰一家随着人流，爬过南洋桥的铁门，进入租界避难。
国难来了，家难也来了。覆巢之下，胡宅在战火中付之一炬。胡小峰一家真正加入了贫民大军的行列。一贫如洗的胡家，不得不分散谋生， 投亲靠友。母亲带着妹妹胡小琴䩄颜投奔她的异母妹妹。13岁的胡小峰跟随父亲四处流浪。后来又在一所小学的六年级里读了半年，经济上实在难以支持，无奈忍痛辍学。
这时，父亲被鸦片耗干了血肉的身体，又患了半身不遂。贫、病、愁一齐袭来，鸦片烟瘾又突然发作，最后终于暴毙路边，撒手而去。使他不能瞑目的是，没有死于自己的床榻之上，而是躺在永远不得安息的国中之国的租界里。
胡小峰独自更无法生活。后来由姨母介绍，进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农科学习。美其名曰“农科”，实则一所农场。冠以“学生”之名，实际上都是诱骗来的廉价苦力。在城市长大的胡小峰，对农活一窍不通，只好从头学起。耕耘播种，秋收冬藏，流干了眼泪，累垮了身体，播下了汗珠，收获了粮食。然而，这些全部为达官贵人中饱私囊，自己换来的却是一日两顿噎喉咙、硌牙齿的粗米糙饭。他咬牙熬过了一年牛马不如的日子，觉得这里实在不是安身立命之地，一辈子也混不出什么名堂来，于是又偷偷地溜回了上海。
小孩子能有多少深谋远虑!到了姨母家门口，又踯躅不前了。他可以想像得到姨母雷霆之怒。但是无以为家的胡小峰万般无奈，最后终于低头迈进了姨母家的门坎。果不出所料，怒颜厉色的辱骂迎面扑来，“没出息”“没长进”，冷言诮语，寒了小峰的心。人总是有自尊心的，寄人篱下的嗟来之食是难以下咽的。他又走上了街头，开始了 “三毛”的经历。

二

上海，虽经战乱，依然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白纱飘动的窗口，传来了阵阵舞曲。男男女女，携腰搭背，旋风般醉生梦死。窗外，胡小峰饥肠辘辘，为生存到处奔波。他出入于商号店铺，对老板作揖打拱，毛遂自荐，能不能收他作一名店员，挣碗饭吃。然而在老板上下打量、盘问之后，摇摇头，摆摆手，甚至不耐烦的喝斥，绝了胡小峰谋生之望。
战乱频仍，市面萧条，失业大军日日增加。胡小峰在人流中到处挤、闯。一看有长龙，他就连忙去排上。一打听是买米的，一打听是买煤球的，一打听是买火柴的。他一次次上当，悻悻而去。职业的大门总是牢牢关闭着。有人拿面包点心喂巴儿狗，拿鲜鱼喂猫咪，胡小峰却讨不到一口残羹剩饭，偌大的上海，竟无一个孩子立足之地。
有一天，他象往常一样，时刻留心着 “长龙”。当他路过浦东大厦时，突然发现了一条长队。于是他习惯地排到了队尾。向人打听，排队干什么，有的也不了然。等轮到他时，才明白了，原来是招考话剧演员。他作梦也没想到当演员，当时的胡小峰是只有糊口的要求，没有职业选择的自由的。什么天资不天资，只要肯努力、肯奋斗，说不定也会成为明星的，管他呢，考上再作计较。可是有不少人是报过名，交过照片，接到通知才来的。胡小峰却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不速之客。但是在他再三央求下，用了一番水磨工夫，终于熔化了门房的铁石心肠，让他跨进了考场。
姚克考表演，胡馨庵考哑剧，韩学章考国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他居然过关斩将顺利通过了，胡小峰意外地成了赵志游、路式导领班的天风剧社的成员。命运的风浪，冲来荡去，没想到会把他送上了舞台。假若在此之前，有位商号老板发了“慈悲”，收留了这位小伙计，那么，后来的胡小峰可能就是一位拨动算盘如流水的好会计。除了亲朋好友、乡里邻舍恐怕很少人知道他。假若在此之前他作了某工厂的童工，那么，现在的胡小峰可能是一位青筋暴起，满脸油汗的老师傅，他为人类创造了很多财富，并没打上胡某的图章，而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劳动者。这样，他的表演艺术的才华可能再也没有发挥的机会。祸兮福所伏，倒是那些商店、工厂老板的白眼把他逼上了艺术之路，成就了他一番事业。
15岁的胡小峰成了天风剧社学员训练班的成员。他第一次接触到表演知识，诱发了他的艺术萌芽。他幻想着也许这就是一个转机，从此平步青云，可以逐渐成为一颗闪光的明星了。然而道路仍是坎坷的。剧团招收这一批学员，目的主要是利用他们协助演出一出大戏——姚克编剧、费穆导演的 《清宫怨》。所以自己这个小戏童，就成了舞台上的小杂工。一会儿扮一个呆若木鸡、寡妇脸的小太监;一会儿又成了仓惶奔逃的难民。在舞台上出出进进，充当的都是木偶道具般没有台词的哑巴角色。到了后台又要赶快搬道具。他作过效果，提过词，拉过幕，催过场。为了挣这每月30元的车马费，整日忙得汗水淋漓。
在剧团厨房里吃饭，最便宜的也要花上一元，摆在面前的也不过一小碟菠菜，两碗米饭。半碗米饭没下肚，小盘菠菜已经磬尽。就是这样的饭食，也只能一天一餐。遇到大月31天，就更要勒紧腰带了。15岁正在长身体，胃口大开，狼吞虎咽的当口，这食不果腹的日子实在难以支撑，不得已又投在姨母门下。30元钱全部交给了姨妈，总算姨妈开恩，一日三餐有了着落。
正当他好梦酣浓，希冀在艺术的阶梯上拾级而上的时候。《清宫怨》演出三个月结束了，于是这些招募来的短工又加入了失业的行列。这三个月对胡小峰来说，生活上虽然仍未摆脱困境，工作也够累人。但与舞台打交道，倒是一件很投合情趣的事，苦中有乐，何况还做着青云梦呢。现在，突然理想夭折了。生活的无着，意外的打击，竟使他惶惶不知所措。当拿到最后一份薪金，宣布解雇的时候，他不禁号啕大哭。

三

正当他在茫茫人海中呼救的时候，他幸运地又抓住了一个救生圈。这时费穆在上海创办了上海艺术剧团，他又算是有了一个落脚存身的地方。在人多粥少的岁月，有这么一个饭碗，该是何等幸运。虽然依旧是食不果腹，但终究可以维持生命。
胡小峰十七、八岁了，自己觉得已经成人了，扮演一个角色也挑得起来了。可是他仍然是幕后的勤杂工。每当他在幕后听到台上有声有色的表演，台下热烈的喝彩的时候，心里便压抑不住要演戏的冲动。也不知是没有合适的角色，还是形象不能令人满意，在这打不破的闷葫芦里，他始终在大幕后忙碌着。幕布，这堵铜墙铁壁，难道就永远阻挡着理想的飞跃吗?
后来，他专职搞舞台效果。在卡尔登戏院，剧团演出了《杨贵妃》、《三千金》、《四姊妹》、《钟鼓怪人》、《红尘》、《浮生六记》、《蔡松坡》、《龙凤花烛》、《男女之间》等剧。在走马灯式的轮番上演的剧目中，他也曾有过几次走上前台的机会： 充当过贺客，这门上，那门下，不到几秒钟。也可能寒喧一句，也可能没有一句台词。有时又成了戎装的丘八，三三两两，在灯光都照不见的天幕旁走过去，只是显露一下身影。谢天谢地，在《四姊妹》中总算派了他一个角色，充当四妹的男朋友。这是他第一次扮演一个有姓名的人物，一个不至于完全被观众忽略的可有可无的小人物。这件事，使他高兴得手舞足蹈。遗憾的是这个四妹的男朋友，在舞台上“生存”的时间太短暂了。上了台，手里拿着一块糖，伸手给四妹一舔，接着 “啪”灯灭了，“哗”大幕落下来了。从此，四妹的男友销声匿迹，再不需要他露面了。电光石火，一闪而过，是那样短促。可是对胡小峰来说，心里比四妹吃的糖还甜。纵然是一现的昙花，但终究说明他曾经在舞台上开放过啊。
既然前台立不住脚，那就在后台苦心钻研吧。几年工夫，他始终搞效果，充当着风伯雨师，雷神丰隆，在幕后呼风唤雨。制造着不测的风云，掌握着人世的喧闹。后来上海艺术剧团和黄佐临领导的苦干剧团合并，二者都曾驰名申沪。合并之后，更是珠联璧合，如虎添翼，一时间轰动上海。《秋海棠》、《大马戏团》、《荒岛英雄》等非常叫座。经过几年摸索，胡小峰对搞舞台效果也掌握了一些门道。在演出《大马戏团》时，他一个人居然像个口技演员一样，使剧场里充满了鞭声、铃声、马蹄声、吆喝声、虎啸声。观众如身临其境，气氛搞得异常红火，受到了黄佐临的赏识。
在负责音响效果的欢快中，也有着难咽的苦酒。当时戏院在开演前，日本侵略军强制播放歌曲 《大东亚共荣圈》及《日本海军军歌》。这个谁也不愿意承担的任务，由于胡小峰是负责音响的，于是就派到了他头上。每当他把磁针放到唱片上去的时候。他都感到一阵民族屈辱的痛苦。想起了被毁的家园，四散的亲人，路毙的父亲。但是，为了剧团的生存，为了维持演出，在国破家亡的痛苦中给观众以慰藉，唤起人们生存、斗争的愿望。也只好把这两支歌子当作日本帝国主义的送葬曲每天例行公事播放。他把留声机放在幕后，把声音压到最低限度。后来敌人终究发现了这个“秘密”，两个便衣黑狗子走上台来查问负责播音的人。胡小峰站了出来。便衣不由分说，狠狠地就是一巴掌……胡小峰国仇家恨郁积起来的一腔火药，几乎要使他爆炸了。为了剧团，为了个人生计，强咽下这口气，捻灭了引信。然而亡国奴的奇耻大辱却铭记于心。炎黄子孙什么时候才能抬起头来?东亚睡狮什么时候才能猛醒?可爱的多难的祖国什么时候才能富强起来?这一记耳光，使他更加感到独立、自由的可贵，更焕发了他爱国主义的激情。这笔精神财富，对他以后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的跋涉是何等的重要啊!
他身在幕后，心在前台，强烈的演出欲望不时地冲击着他，他期待着登台一试的机会。命运之神又敲响了他通向前台的大门。在排演《秋海棠》时，他被派了一个送煤球的工人角色。剧中男女主角罗湘绮、秋海棠正在斗室幽会、卿卿我我之际，送煤球的胡小峰突然上前敲门。二人在屋里慌作一团。罗湘绮打开一条门缝，送煤球的工人就问： “煤球搁哪儿?”这撞散鸳鸯的一场虚惊，惹来了男主人公的一腔怒火。“走，走，走!”送煤球的胡小峰被哄了出来。这句对白，大概是胡小峰从艺以来，在舞台上让观众听到的第一句话。
由哑巴龙套到有声配角，总算在表演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这一句话不到一秒钟，但这是多么可贵的一刹那!为了这把观众吸引到自己的一句话，戏排了一个月，他苦练了一个月。他自幼生长在上海，说官话不顺口。于是卡尔登戏院二楼走廊里的一面穿衣镜就成了他的“导演”。天不亮他就爬起来，走到镜子面前练起来。“煤球搁哪儿?”重音应该在什么地方?语调该如何掌握?每个字咬得清不清?是低声细语，还是高音大嗓?眼神怎样表达?手脚怎样动作?姿势如何摆?从声音到形体设计，费尽了苦心。
一个人在事业上有所进展的时候，总希望亲戚朋友来分享他的快乐。胡小峰下了狠心，借了债，慷慨地在《秋海棠》首演时，买了前座票。让母亲、姨母、妹妹、三朋四友来看他的表演。但是导演费穆哪里知道他的苦衷呢。导演考虑的是如何取得最佳效果。因为是在上海演出，就要求胡小峰用上海话说那仅有的一句台词。又为了突出煤球工人的特点，要他把脸涂黑。胡小峰照办了，对着镜子一照，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尊容了。让亲友一睹自己舞台形象的美好心愿，一下子化作了泡影。而最使胡小峰伤心的是买票时忽略了票座的位置。舞台的布景门是向右开的，而买的票却是在左边。这样站在布景大门之外的煤球工人正好被紧闭的大门遮住了。演罗湘绮的沈敏又只能把门开一条缝，而且没等胡小峰说完那句台词，罗湘绮就不耐烦了，“啪”，门又重新关上了。沈敏确实把那种先是恐惧、后则气愤、厌恶的心情，在一连串“走，走，走”的斥责声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他那里知道“煤球工人”另有一桩心事呢!满怀兴致的母亲、姨母及亲朋本来是专为看他而来的，遗憾的是他们满台搜寻，始终没发现胡小峰的影子。散场了，家人亲友纷纷问他：“你是演什么的?怎么没看到你?”胡小峰惨然一笑，无以对答。
在《秋海棠》里练完说白，在 《荒岛英雄》中又练开了“摔”。戏里他扮演一个小厮，在门外偷听别人谈话。门突然打开了，他正依在门上，于是一个踉跄摔进了屋里。第一次摔就把一只鞋后跟摔掉了，几只鞋钉刺进了脚后跟。但是导演并没发现，认为他摔得不自然，好像事先知道要摔，有所准备，显得不真实。命令他接着排练，连续地摔了许多遍。胡小峰这个一心要通过努力、奋斗踏进艺术大门的硬汉子硬是忍着钻心的疼痛，一直坚持下来。当导演宣布排练结束时，胡小峰的脚底板早已血肉模糊了。

四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胡小峰在艺术道路上执着以求，艰苦跋涉，他在“上艺”的三、四年间，历尽了人世间的辛酸苦辣。
饥饿的阴影时刻追随着他。可怜的话剧从业员，尤其是扮演大亨阔少的人，舞台上一掷千金，享尽荣华富贵，台下观众可曾知道他正饥肠辘辘。一块面饼卷绿豆芽的“上等”饭菜，象几滴雨点落在了沙漠上，早已吸干耗尽。散戏后，象胡小峰这样收入微薄的演员，常常饿得头晕脑胀。摸摸口袋，空空如也。而那些火烤油炸的各色食品这时却散发着最大的诱惑。饥饿有时也会给人带来智慧。有一次实在支持不住了，他就和一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事商定了一个“冒险”计划。他们镇定了一下，走进了一家饭店，告诉饭店伙计给卡尔登前台经理周冀华订了两份盖浇饭。饭菜果然送到了经理间。他们两个进去，三口两口，狼吞虎咽，盖浇饭也没尝出什么味道，倒进肚里，仓惶而去。肚皮问题暂时解决了，然而出此下策，使他心里久久不安。
胡小峰比别人更有一层愁苦。同事们不管如何贫苦，到晚上总还有一个归宿。而他是一只覆巢的小鸟，拣尽寒枝无处栖。他的床铺就是那空空荡荡的舞台。起初他在化妆间下榻。那里面积不大，油香粉气，倒还有点家庭的气味，感到一丝温馨。然而好景不长，一家裁缝占了这间房子。后来又到道具房的大沙发上过夜。这点权利又被剥夺了，于是大舞台便成了他的海床大铺。开始睡到舞台中央，这样总觉得四周无所依傍，有一种腹背受敌的恐惧。后来就挪到了靠舞台一边的墙跟下。面朝舞台，背靠大墙，似乎安全多了。
几分钟前，台上是有声有色的表演，台下人头钻动，浓妆艳抹的少妇，油头粉面的男子，这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世界。然而，现在呢，人去场空，大门紧紧地闭着，一排排座位空空荡荡，座位上的观众象是经受了一场灾难，劫掠一空。电闸拉了，剧场地狱般漆黑，坟墓般寂静。人面、声音、颜色、光线全都消失了。这里只有一个胡小峰，他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心跳，自己的呼吸，他觉得好象被这个世界抛弃了。白天他在人生的战场上搏斗，晚上躺在这地板上，孤独、冷清的气氛使他疲软的身体不寒而栗，神经象绷紧了的弓弦，一点奇异的声音都能使它嗡嗡作响。
然而更恐怖的夜晚来到了。卡尔登原来是专租给京剧演出的。有一个可怜的跑龙套的京剧演员，在饱尝人间辛酸之后，在高高的舞台顶上悬梁自尽了。话剧不需要爬到舞台顶上吊布景，谁也没抬头向上看过。这个屈死的冤魂一直在上面悬着，不知有多少天了。有一天却意外地为人发现了。不几天又出了一件事。在台下第三排上有位观众，戏散场了，他还坐在那里不走。清场的时候，有人推了推这个沉睡的人，谁料他却早已停止了呼吸，死在座位上了。这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毛骨耸然，心几乎要跳出胸口。像往常一样，门闭了，电闸拉了。黑暗、冷清、孤独、恐怖像蛇一样裹缠着他。他仰面躺下，好像看到了舞台顶上半空悬吊晃动的幽灵。侧身向外躺着，隐隐约约又像是在第三排座位上有个鬼魂与他相对而视。面朝里更是如芒在背。高度警觉的人耳朵是最灵敏的。忽然啪哒啪哒有什么东西在舞台上走过。“吱吱吱”，又是一阵叫声。原来一群猫一样大小的老鼠在猖狂活动。紧张的神经都快拉断了。胡小峰实在不敢再睡了，一口气跑出了剧场。啊，街上的灯光多么可贵，虽然是那样昏黄、清冷，但它却照见了屋宇、街道，驱走了黑暗中不可预测的恐怖。路上他看到了一两个行人，不管他们是富翁、乞儿，都感到这样的可亲可敬，啊，生活着终究是美好的。
认定舞台就是自己归宿的胡小峰，对于生活向他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挑战，都坚持忍受下来了。生活是清贫的。精神、艺术素养却一天天丰富起来。在泥泞的生活旅途中，他以一个青年单纯透彻的眼睛，观察着社会，了解着人生。他看到世界是多种色彩的，人是多面形的。善与恶交织着，美与丑混杂着。他看到不少奸诈，也遇到不少坦直;他遭到过白眼的冷遇，也享受过同情的温暖。生活，这一本永远没有最后一页的书，教给了他多少人生的知识!这是任何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人必备的财富。一个没受过饥寒之苦，万事如意的人，往往只能浮在生活的表面上。只有历尽生活艰苦的途程的人，才能练就一副火眼金睛，看到生活大幕后面的形形色色。胡小峰在“上艺”几年间的含辛茹苦的经历正是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这几年虽然他多半是在幕后 “制造”声音，或是在台上作一个匆匆过客。但却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了大量剧本，看了不少话剧和电影。观察于外，体察于心，每一个演员都成了他的老师。他常常这样设想： 人家为什么演得这样好?这句话为什么说得这么缓慢?那句台词为什么讲得如此抑扬顿挫?一种很难把握的感情，经导演稍加指点，为什么就能茅塞顿开?导演的点金术在哪里?这一切都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当时虽然他还没能深入艺海，但他也决不是一个徜徉海滨的无所事事者。他在脚下确实捡到了不少晶莹可爱的艺术之贝。
而当时已鼎鼎大名的费穆，更“送”给他不少艺术的珍藏。费穆没有正式收过这个徒弟，甚至很少手把手教过他。然而费导演的身教却给他立下了楷模。费穆宁愿剧团解散，也决不和日寇合作，他与蓄髯明志的梅兰芳是往来密切的至交，那一片爱国热情，使胡小峰深为感动。他有正义感，有同情心，使胡小峰感到一种父爱般的温暖。剧团的日子是艰苦的，正是费穆这一长者的感情纽带团结了全体同人。他是第一个主张并运用乐队为话剧伴奏的导演。导演风格温情细腻而饶有哲理，独具一格。当费穆为别人说戏、排练的时候，他总是悄悄站一旁作“旁听生”，一点一滴地吮吸着艺术表演的甘露。他私淑费穆，费穆是他艺术上凿窍开蒙的第一位导师。

五

1944年胡小峰为了生计和对艺术的热爱加入了联谊剧社。这个剧社活动在沦陷的上海，而却有雄厚的资金，不言而喻这是一个有来头有政治背景的团体。它邀请了不少一流演员。演出了 《文天祥》、《袁世凯》、《香妃》、《武则天》、《海葬》、《艳阳天》、《二度蜜月》等大剧目。这时的胡小峰才真正称得上是一个演员了，待遇也略有改善。他除了仍然负责效果外，也兼任演员。他排出的第一个戏是《艳阳天》，在方君逸(吴天)执导的这出话剧中，他扮演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接着扮演的却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袁世凯》中的财政部长。一个青年小伙子一下子跨越到老年去，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刚刚从饥饿线上挣扎过来的下层人，却要扮演一个高官厚禄总理国家财政的金融要人。年龄的差异，生活的悬殊，为表演设置了层层障碍。但是，这一切都被他从费穆及其他导演、演员那里“偷”来的艺术表演的功力克服了。一个活跃于舞台上的洪宪皇帝的短命财政部长，获得了一片掌声。胡小峰梦寐以求的在舞台上站稳脚跟的宿愿实现了，他被提升为正式演员。
痛苦的日子是漫长的，紧张的日子是短暂的。在忙于排练中，转瞬间两年过去了。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举起了白旗。如影随形，联谊剧社也遂即寿终正寝。接着胡小峰又到另外一个剧团落脚。曾在丽华剧场演出了 《红楼梦》。开始贾宝玉由孙景路这位女演员反串，演出中孙景路因染疾不能登台，于是由胡小峰代演，又给他提供了一次意外的机会。抗战胜利了，大后方的演员纷纷由重庆飞来上海。在丽华剧场，他相继结识了夏天、傅惠珍、谢晋。他们同台演出了话剧 《鸡鸣早看天》、《少年游》。又和凤子共同演出了《离离草》。在上海舞台上，胡小峰也渐渐为观众所注目，台下有人开始打听他的名姓。
1946年胡小峰兴致勃勃地应周剑云的邀请来到了香港。这一步决定了他以后数十年职业的命运。他把母亲、妹妹也接到这里安了家。蒋伯英、周剑云等人合办的大中华电影公司正在拍摄故事片《长相思》 (原名 《陌上花开》)，周旋、舒适、黄宛苏、白沉等参加主演。却只给胡小峰派了一个群众角色，无戏可演的日本宪兵。他忍受不了这种屈辱。自己觉得在上海舞台，不管怎样说也是小有名气了。放弃刚刚开始崭露头角的大好时机，千里迢迢赶来人地两生的香港，却给了一个谁都能演的小角色。早知如此，何必匆匆就人。闹了一阵子情绪之后，又觉得既已来港，木已成舟，那么就暂且静观事变吧。接着在由胡蝶、舒适等人主演的《春之梦》中扮演了一个稍有一点戏的角色。1947年又在陈娟娟、白云主演的《龙凤呈祥》中扮演了一个老绅士，胡小峰的心才渐渐安定下来。
1947年周剑云又另组建华影业公司。胡小峰在这里参加了由谢乐天 (章珉) 编剧、程步高导演的 《怨偶情深》的拍摄。“建华”较之大中华规模相差很远，是一个不显眼，经济拮据的小厂。胡小峰在这里也仅可糊口。时仅一年，继 “大中华” 之后，“建华”也倒闭了，胡小峰只好再谋生路。
接着转入永华影业公司。在这里，他在吴祖光导演的影片《山河泪》(由小说《脱缰的马》改编)里充当了一个比较吃重的角色。后来又参加了朱石麟导演的《生与死》、舒适导演的《怒潮》的演出。
这时正是革命风暴席卷中国大陆的时候，香港也嗅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1948年下半年，一批进步电影工作者先后撤离上海，来到这里。准备转赴北方解放区。到香港后，他们与当地进步影业工作者一起开展了活动。先后成立了大光明、南群、大江、民生等影业公司。开展了进步的影评和理论的宣传。1949年又有粤语电影工作在联谊会、旅港国语片影人联谊会的成立。在这些革命活动的影响薰陶下，胡小峰迎来了1949年广州的解放。

六

当年他和香港电影业三百多人一起回广州劳军演出，受到了祖国亲人的盛大欢迎，受到了叶剑英等人的接见。古老的中国解脱了千年枷锁，满目疮痍的土地万物复苏。胡小峰想起了他儿时生活过、玩耍过，而后来毁于日本炮火的庭院; 想起了倒毙在祖国的土地而由外国人管辖的租界上的父亲; 想起了在香港数次 “跳班”的不安定生活; 想起了他所经历的一切人生的苦楚和中国人民的耻辱。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迈着雄健的步伐走向未来。自己必须追上去。对过去心存的疑窦他要找一个新的答案，他要换一种眼光来审视事物。干涸的心田需要真理、知识的灌溉，必须加紧学习。于是他参加了读书会。没想到这却冒犯了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永华影业公司。胡小峰和其他人回到香港后就被除名了，又断绝了生计之道。宁可饥寒交迫过日子，也不能摧眉折腰丧气节。好在胡小峰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自信天无绝人之路，咬着牙挺过了八个月漫长的时日。1950年8月他和志同道合的几个人自己组成了五十年代剧团，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演出了王为一导演的《火凤凰》，胡小峰担任了总务兼剧务。
1951年又加入龙马影片公司，受到了费穆、朱石麟的赏识。跟随朱石麟在《花姑娘》、《误佳期》中担任副导演。朱导演对他非常放手，好些事情让他去作，给了他一个锻练的绝好机会。人各有天赋，胡小峰发现自己作导演似乎比作演员更有发展前途。从此以后，他就有意识地向导演方面努力。
就在这一年他又加入南国影片公司，长城电影公司。当时“南国”的刘琼正在执导《青春之歌》，这是一部反映一位音乐家在事实教育下改变自己艺术观点的故事片。影片拍至中途，刘琼回了内地，于是由胡小峰接着完成了导演工作。在“长城”他参加了影片《百花齐放》的演出。1952年拍摄了 《春闺梦里人》。第二年在 “龙马”，又在朱石麟编导的《百宝图》中，扮演了主角——心狠手辣的商人江伯龙，在朱石麟编导的《乔迁之喜》 中扮演了主角，建筑公司的小职员小孟。这一年是他银幕生涯最繁忙的一年。当他在1953年 “长城”拍的故事片 《都会交响乐》 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之后，胡小峰的银幕形象从此消失了。作为导演的胡小峰的名字开始经常出现在银幕上。
《大女儿经》拍摄在1954年，这是胡小峰和苏诚寿两个青年导演的处女作。它是《儿女经》的续篇，反映的是一个普通家庭中儿女们的恋爱问题。影片获得了成功。接着两位青年导演又拍摄了《钻花窃贼》，这部影片表现了卖体力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善良正直，揭露了上流社会绅士们的荒淫无耻。胡小峰第一步就跨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在后来三十多年拍摄的影片中，可以看到他以反映现实生活为准则走过来的足迹。当然也难免有几个歪斜的脚印。
在 “长城” 三十年来，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影片外，他还担任过《儿女经》、《孽海花》、《欢喜冤家》的副导演。与人合导过曹禺名剧《日出》 以及《红灯笼》、《王老五抢亲》。由他导演的故事片有《锦上添花》、《眼儿媚》、《血染少年心》、《春到海滨》、《午夜琴声》、《王老五添丁》、《十七岁》、《鸳梦重温》、《红蝙蝠公寓》、《梁上君子》、《金枝玉叶》、《黄金万两》、《胭脂魂》、《连升三级》、《飞龙山英雄传》、《春雷》、《珍珠风云》、《我的一家》、《彝族之鹰》、《万户千家》。1970年开始对编剧又发生了兴趣，先后编导了 《屋》、《阿兰的假期》、《一磅肉》、《情不自禁》、《苏杭姻缘一线牵》、《一代歌后》等。
作为一个导演，对胡小峰来说比其他人更是困难重重，要流更多的汗水。胡小峰小学没毕业，战争就把推上了艰难的人生道路。而作为一个导演，却需要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有广泛的了解。他的童年、青年时代失去了学习的宝贵光阴。当他选择了导演这一职业时，“努力，奋斗”的座右铭又在他耳边响起。胡小峰要在二十几岁时起步，追回失去的寸金寸阴。他蜷居蜗室，无水无电，一灯如豆，攻读不息。汗水洒在书上，汗珠打湿了稿纸。汗水也换来了艺术和知识。房间阴暗潮湿，床单发霉变质，轻轻一撕，无声自裂。他自幼靠亲人料理生活，在剧团、电影公司又多半吃大伙房，所以不善理财。在 “长城”初期，收入微薄，生活依然茹苦含辛。这种艰苦的日子，一直延续到1956年底与电影演员李嫱结婚之后，才逐步有所好转。
童年时代尝尽人间酸辛，青年时代生活道路崎岖不平。这多年的社会大学，胡小峰学到了很多不见经传的知识，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生活财富。对他导演《屋》、《万户千家》等这些反映工人、小职员生活的影片，是不无帮助的。人同此心，情同此理，胡小峰的家室毁于战火。《屋》里主人公李天佑的家毁于台风，胡小峰有被人辞退的亲身感受，并因之失声痛哭，《万户千家》中的梁昌运被解雇的心情，胡小峰是灵犀相通的。生活之海是广阔无垠的，他并不满足于一勺之饮。他曾说过： “我们一直都在说反映现实，但是我们的电影不一定能反映现实。我们过的生活是 ‘三点式’的：公司、片场、家庭，生活范围太窄。我们拍电影要拍小贩、工人、司机等等。但我们又没有他们的经验。”怎么办?对胡小峰来说那就是永远作一个生活矿藏的采掘工。

七

“领导新潮流”，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句口头禅。为了在优胜劣败的竞争中获胜，一切都要时时更新。一切艺术都要打上商业化的标记，电影当然也不例外。电影是离不开广大观众的。不了解观众思想、爱好，而一味的闭门造车，必然失败。时代在变，观众在变，观众的情趣也在变。电影需要掌握观众的好恶的脉搏。昨是而今非，今非而昨是，潮起潮落，起伏不定。为了求得卖座率，电影必须时时追赶“新潮流”。然而及至把片子拍出来以后，已经是潮退时节，而更新的潮流又澎湃而至。为了赶这个 “新”，多少电影家疲于奔命。不赶潮流就不卖座，不卖座就有生计问题，片厂就有倒闭的危险。有事业心，在电影艺术上希望有所建树的人，总是受着卖座率与艺术良心的制约，处于这种矛盾心理之中。忠于艺术的人，宁愿饿肚子，也不愿用色情、恐怖的制作，招徕观众，毒害人们的心灵。但又不能不顾观众的口味，在那里曲高和寡的独奏。自认为是忠于艺术的，但观众不理睬，门可罗雀。埋怨观众欣赏水平低也罢，感叹世风日下也罢，反正片子无人看，高又何用，妙又何益。只能束之高阁的拷贝，也不过是劳民伤财而已。香港没有“铁饭碗”，胡小峰等电影工作者，对艺术和生计都是需要考虑的。要解决好寓人生教育于娱乐，既不能一味迎合部分人的低级趣味，又不能置广大观众的爱好于不顾;既不能不跟“新潮流”，又不能乱追“时髦”。胡小峰就是在这特殊的天地里，驰骋其艺术才华，发挥着电影的社会作用，使人们辨别着真、善、美，假、丑、恶，呼唤着人们的良知。
胡小峰在香港从事电影事业三十多年，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他并未满足。1966年12月，在答复《大特写》杂志“你拍了三十部电影，有没有喜欢的作品?”的提问时，他说： “没有，每拍完一部电影，总是觉得如果有机会重拍，就更好。”当有人赞扬《彝族之鹰》时，他回答：“我现在最需要的是知道影片的缺点。”《万户千家》试映时，他悄悄地躲在角落里，这样才能偷偷听到别人背后发自内心的评论。时时感到自己不足的人，他就永远有一个前进的起点。
胡小峰年近六十，但他并未感到老之已至，而仍在用年轻时的口号“努力，奋斗”激励自己。从《一磅肉》的大胆创新，从《一代歌后》的千里寻找“周旋”，观众们看到他在“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