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江传》人物生平事迹简介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黄宗江这个名字做为演员，早在四十年代初期，就是一个颇熟悉的名字了，而在影片《农奴》所到的国家里，也有相当数量的评论家、艺术家和电影观众，对于剧作家黄宗江，感到极大的兴趣和关切。
熟悉黄宗江的人们，大家对他有一个共同的评价。一曰“真”，此人自幼就信奉一条传统的格言： “无事不可对人言”。一九四九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于是这句座右铭也就变成了“无事不可对党言”。二曰 “诚” ，少年时代，他是怀着一种热诚的心情去皈依戏剧艺术的，后来又是怀着极其诚挚的感情去信仰马列主义的，乃成为党的一名忠诚的文艺战士。
基于这种突出的真、诚，黄宗江对于朋友、同志和组织，一向是毫无保留的。听他谈话，往往有古代名僧人寒山、拾得之风，“竹筒倒豆子”，快人快语。
作为黄宗江的“总角之交”的挚友孙道临，在对人谈起宗江的时候说过： “他是个有赤子之心的人，心里有一团扑不灭的火在燃烧。他好象一条喧腾的河，永远奔腾向前，向前……。”无独有偶，黄宗英也曾用类似的语言来评她的胞兄。她以玩笑的口吻说道： “大哥是一团扑不灭的火焰，他总是有着完不成的杰作! ”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三日，黄宗江出生在文化古都北平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黄曾铭曾于清末留学日本，是一位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电话工程师。母亲陈聪，是位家庭妇女，她知书明理，贤惠慈爱，忠厚持家。父母家风民主，任子女自治。家里充满了一种自由、开明、温和的气氛。宗江是长子，就在这样的家风中成长，养成了他热情、奔放、富于幻想的浪漫蒂克气质，在性格上铸成了一种外向、活跃的典型。
黄宗江是我国文艺界“神童”群中的一员。他自幼聪颖好学，时有遐想。五岁时，入北京京师第一蒙养园就读，在家学的基础上，是巴金那些充满激情的反封建巨制，冰心《寄小读者》等作品里热爱生活的思想，在灌溉、滋润着宗江那幼小而朴素的心田，反封建、争民主、求自由的思想种子，开始在他的心田里萌发。
童年时代的黄宗江，是一个小戏迷。北平前门外有一座古老的戏园广和楼，据说是明朝京师巨族查氏所建，故又称查家楼。宗江从小就是这个广和楼的座上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的‘观龄’和我的年龄一样长。” “查楼”前那红纸金字的海报，象磁石一样吸引着他，这里可以说是他童年时代的艺术摇篮，给予他戏曲艺术的启蒙教育。应当说，远在黄宗江还不知世间曾有欧利庇底斯、莎士比亚、莫里哀和奥尼尔之时，他就陶醉、倾倒在京剧前辈，老如王长林、陈德霖、裘桂仙(盛戎之父)……，小如小梅兰芳李世芳、小小翠花毛世来……诸君的红色氍毹之前。楚汉交兵，赤壁鏖战、血溅金殿、认母庵堂。那创业的帝王、潦倒的王孙、慷慨悲歌的英雄义士，临危不惧的忠臣孝子，还有那待月西厢的崔家莺莺、苦守寒窑的王氏宝钏，感天动地的窦氏端云，一出出人间的悲欢离合，一桩桩怆凉凄惋的世上伤心事，无不在少年黄宗江的心灵上激起阵阵浪涛，或是一丝微波。远在没有读到《莎翁戏剧集》的时候，在黄宗江的心灵深处，就已经兴起了“世界是一个大舞台”的喟叹。作为历史的过客，多少仁人志士演出过感人肺腑的正剧，又有多少跳梁小丑在这个“大舞台”上，演出过令人讪笑的闹剧。于是少年黄宗江憧憬着认真做戏的“卖艺人家”，“看戏瘾”引起了他的“过戏瘾” ，爱上了“江湖”这个甜蜜而又充溢着辛酸的字眼。
一九三○年，黄宗江考入北京的教会学校崇德中学附小读五、六年级。他与孙道临、娄平等同学结为莫逆之交。宗江文才出众，九岁时，这位少年才子，写了一个剧本《人的心》，以春秋童子的笔名，发表在《世界日报》的副刊上，这是他在戏剧世界上迈出的第一步。
一九三二年秋，宗江因父调职，举家移居青岛。在这座海滨城市里，黄宗江考上了青岛市立中学。在那里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在青岛的两年当中，他和比他高两年的同学李前管(现名李普)应《青岛晨报》副刊主编肖军之邀，合编文艺周刊《黄金时代》。早熟的黄宗江，以“江子”的笔名，发表一些诗歌、散文、小说，并且试写“普逻文学”作品《光明的到来》，剧中描写了工人和工厂主的斗争。因被删改，宗江一怒搁笔。几十年后他笑说：“其实我是不知道光明怎么才能到来。”
宗江有时在家门口荒岛书店徜徉。有一次，书店的人问他：“你信仰共产主义吗?”十多岁的黄宗江思索了一下，回答说：“我很幼稚。我是个还没有找到信仰的人。但是，比起那些没有真懂，而自命有了信仰的人，还不算幼稚。”在场的大人都赞许他回答得好，有见识。后来，宗江自嘲说，那几句话也可能来自什么书上。不过从此也可以看出他自幼就力求真知的思想面貌。
一九三四年秋，宗江不幸丧父，全家迁居亲朋较为集中的天津。他一度回到北京崇德中学念初三。一年后，宗江升入以演“新剧”闻名的天津南开中学学高中。学校剧风很盛，宗江入学时又正值着名剧作家曹禺回母校演出《财狂》，这种活跃的文艺空气，对十几岁的宗江来说，真是如鱼得水，这个早操时站在最后一个的顶小的中学生，很快成了南开剧坛上的明星。有一次，在易卜生名着《国民公敌》中扮演斯多克太太，一登台，声容并茂，使一个在台下看戏的老太太，误认为外甥女，一时传为佳话。有个南开的老同学王松声说： “黄宗江是曹禺之后，南开最好的‘女演员’” 。
南开的话剧舞台为黄宗江提供了实践的机会，使他在探求戏剧艺术的道路上得以奠基。作为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高中生来说，立志当“戏子”，毕生献身于戏剧事业，以“卖艺”终其身，并非容易的事。亲友们的激烈反对，苦口相劝; 势利眼者的冷嘲热讽，白眼相看，都丝毫不能动摇他的志向，他在他的散文集《卖艺人家》中，曾这样表述自己为艺志向：

假使我能使旁人高兴，人人高兴，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事呢?戏剧之源或说“神”，今之“神”，“人”也。何况戏剧不仅是娱乐(不能说他不是娱乐)然尔，仅一“娱”字，也足够光彩。

黄宗江正是怀着这种“娱人”的志愿，立誓终生做一名“戏子”。下定了决心，他就义无返顾，即使是“七七”事变的炮火硝烟，也未能干扰他从艺的决心。
一九三八年暑假，黄宗江和孙道临一同考进了燕京大学，他的专业是外国文学。在燕大这个“世外桃源”所谓“美租界”里，黄宗江这个决心师法曹禺、黄佐临走学院道路的大学生，以念书为辅，以演戏为主，他组织了燕京剧社，并担任编导，先后演出了《雷雨》，以及他翻译的《窗外》、《悲怆交响乐》等。他戏路宽广，艺才纵横，京剧、话剧，样样都来得，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均“拿得起”。明乎此，就可以理解在他既广且深的师友录中，影剧界的且不去说，光“梨园行”中就有芙蓉草，苗胜春、黄桂秋、周传瑛、王传淞，以及言慧珠、新风霞、徐玉兰、王文娟……等等等等。
在三十年代末的“燕园”，黄宗江学戏曾经达到了如醉如痴，甚至废寝忘食的地步。他不仅在舞台上追求强烈的、浓郁的戏剧效果，而且也把这种习惯带到了现实生活里来，“喜欢在生活里演戏”，正如在舞台上充满着起伏哀乐一样，宗江的生活道路，包括他在爱情方面的际遇，也并不平坦。由于在湖光塔影的燕园遭到一些生活上的小小的挫折，在一九四○年冬，他毅然休学告别了燕大。后来，黄宗江在他的散文集《卖艺人家》中写道： “不断的栽跟头，再爬起来。欣赏失败的悲凉，回味辛酸，容存一丝苦笑，象一次不昧良心，不烦躁的失恋。东山再起吗?当然，假使还有颗足够年轻的心。”是啊，宗江虽然在他人生的道路上栽过跟头，可是，他那颗“足够年轻的心”却一直跳动如初。这就决定了他在艺术上一再“东山再起”，也在自己的生活上“东山再起”。
黄宗江很喜欢庄子关于“江湖”的一段话：

泉涸，鱼相处于陆，相濡以沫，相煦以湿，不若相忘于江湖。

对于庄子的这一名言，黄宗江有着特殊的理解。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吟咏，咀嚼过庄周的这段关于“江湖”的古典论述。江湖，不论是冰封的江湖，还是解冻的江湖，不论是风沙游漫的江湖，还是风和日丽的江湖，无不引起黄宗江的向往和追求。小小的燕园，以及被一层层高墙禁锢着的、陷于敌人之手的文化古都，对于艺人黄宗江来说，未免太狭小了。他渴望着离开这“相处于陆”的荒原，到那广阔的江湖去遨游、高飞。于是，和石挥相仿，黄宗江也是拿着陈绵教授的介绍信，以及他一位留学生亲戚的“八行书简”，到上海去当职业演员。前者把宗江介绍给“中旅”的唐槐秋。后者则让这位黄家的“叛逆”去找戏剧界学院派名导演黄佐临。事实后来已经证实，宗江是沿着后者的道路，即学院派道路不断前进的。他说过，他是师承曹禺、佐临、张骏祥先生的。
一九四一年年初，黄宗江通过黄佐临、李健吾、吴仞之诸前辈的考试，考入上海剧艺社当演员。当时，在孤岛上海，上海剧艺社是坚持进步戏剧运动的中流砥柱，做为这一左翼戏剧团体领导成员的于伶，就曾专门为这个戏剧团体写过一系列进步的、富有战斗性的剧目，如《长夜行》、《花溅泪》等。黄宗江入“上艺”后，即参加夏衍的《愁城记》、吴祖光《正气歌》(即《文天祥》)以及曹禺的《蜕变》等剧的演出，分别饰演过不同的角色，不论是“龙套”，还是主角，他都一样认真扮演，把小角色也演得活灵活现，富有生命力。由于他“戏路宽，戏德好” ，又是“大学生下海”的先行者之一，他在上海很快就冲开戏路，蜚声剧坛。继黄宗江“下海”后，燕大同学知友中相继南下者颇不乏其人，丁力、孙道临以及他十五岁的妹妹黄宗英等，都接踵抵沪与宗江一道演戏。作为一位富有书卷气的艺人和作家，宗江在上海旧西爱咸斯路的亭子间，变成了一个座上客常满的“文艺沙龙” ，日子虽过得甚清贫，但是，由于经常是“谈笑有优习”，宾客盈门，谈笑风生，热闹非凡，充满了卖艺人家所特有的那种乐趣。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在浙沪地区的日本侵略军一举侵入租界，大上海全部沦陷。此时黄宗江已随黄佐临到新建立的上海职业剧团。日军占领租界后，他又随佐临等避入周剑云主持的上海金星影片公司，参加了由柯灵编剧、吴仞之导演的《乱世风光》的拍摄。在日本占领当局在上海电影界搞“联营” “并厂”之际，宗江等为避日伪势力，重回话剧舞台参加《春》、《秋》等剧的演出。
不久，黄宗江和岱云、胡导等人合办了华艺剧团，演出了《甜姐儿》、《鸳鸯剑》、《楚霸王》等。宗江在《甜姐儿》剧中扮演“酸哥儿”，已成为他在上海剧坛上的最后一瞥。随之而来的是黄宗江又一次毅然出走，他放弃了“海上名艺人”的地位，到山城重庆去“卖艺”，追求新的演剧生活去了。
黄宗江之所以在自己的上升时期，脱离上海戏剧圈，远去多雾的古渝州“开码头”、“闯江湖”，一切从零开始，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宗江认为自己在上海戏剧界，“名高一尺，魔高一丈，敌人大网，不日张来，失节堪虑”，宗江不禁想起一些有节气的名优，周信芳在上海大唱《明末遗恨》，马连良在天津破例地常贴《苏武牧羊》，程砚秋也收拾了“银华”，隐居农村。梅兰芳蓄须明志……。唐代“乐工”雷海青在天宝末骂贼身死的事迹，尤其使黄宗江景仰不止。这种思想感情，宗江在他的散文集《卖艺人家》中《相思令》篇内都有详细记述。正是这种思想感情，使他决定越过封锁线，翻过巍巍的剑阁，到抗战的大后方去了。第二，宗江对于上海日趋商业化的戏剧演出深感忧虑。他无意留在上海，和他的好友兼劲敌石挥“争夺话剧皇帝”，一较短长。于是，就在一个名导演重金礼聘，要他担任影片《秋海棠》男主角时，他却将脱稿不久的剧本《大地》(此剧本后由朱端钧导演演出)作为抵押，从剧团老板那里拿了一笔钱，又从李健吾那里借支了一笔于伶由渝汇来的专门为赴渝演员预备的旅费，于是，就和老同学黄裳一道离沪，沿着陇海、宝成铁路线，向天府之国进发。
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黄宗江告别了纸醉金迷的“夜上海”。在这年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黄宗江川资告罄，被困在作为川陕咽喉之地的宝鸡。他和同行朋友被厄于这座小城。这就是《卖艺人家》中《君子》一文中所记述的那段狼狈的时日。宗江一面吃着窝头在等待四川亲友的汇款，一面天天到“撂地”的北平艺人那里去听评书《南北异人传》，去“捧”那位手拿折扇、“有声有色”地开讲评书。那是一位潦倒落魄中见精神的中年艺人，略带菜色的脸上露出一种智慧与尊严。在艺人与观众之间交流着民间流传的道理——“无君子不养艺人”。待到盘川由蜀中寄到，宗江去告别“南北异人”，双手捧给那位北平艺人一把钱，使说书人大为“感叹”，热泪盈眶。困顿、等款、听书，原来是生活中的一般琐事，宗江却能从微小中见博大。这自然和宗江心中的那个辽阔、明亮的“江湖”大有关系。《君子》一文，不仅体现了宗江讲究同行之间的“江湖义气”，更为重要的是这篇短文还从一般叙述，引申到世间“君子”的类型、特点，以及演剧中的哲理，集凄凉与乐观于一文。
黄宗江历经冬春，终于来到了山城重庆。在这座多雾的古城里，等待着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艺人”的又是什么呢?且不说“陪都”当时“一面是庄严的工作，一面是荒淫无耻”。就拿当时的大后方的戏剧界来说，尽管主流是革命的、健康的，但是，御用文人也在散发着恶臭，力图污染当时被左翼基本占领的话剧舞台。宗江面对着这座陌生的城市，望着那夜雾中的万家灯火，不禁豪情勃发。他心中怀着的那股为戏剧艺术献身的烈火，再次冲击着他的心扉。他想，这里有如此众多的师友，又有红岩上的闪闪明灯，不正是“英雄用武”之地吗?他风尘仆仆的在“山城水巷”安下身来，满怀信心地进了金山、于伶、宋之的和司徒慧敏等主持的中国艺术剧社。这次和三年前初到上海一样，又是从“有戏就演”开始，不久就获得了剧社同人和观众的一致好评，被公认为是一个“一专多能”的演员。他参加演出了《家》(饰觉新)、《一年间》(饰刘爱庐)等。在《戏剧春秋》(夏衍、宋之的、于伶合着)的演出中，黄宗江施展他善扮多种角色的技艺，自请“一赶三”，先后扮演一顽固老者(不许女儿演文明戏)，一洋场恶少(那种常在后台见到的恶劣“捧客” )和上海卡尔登大戏院的一个茶房。角色虽小，宗江却把三个截然不同类型的人物演得活灵活现，为《戏剧春秋》演出增添了光彩，宗江的精湛演技，不仅使观众叫绝，而且也使夏衍、孙师毅等前辈赞不绝口。同行们在欣赏他的演技之外，还高度评价了他愿演小角色的“高风格”。名伶饰配角，尤要戏德高才行。当时，嘉陵江畔的广大观众曾把宗江和蓝马、谢添、沈扬并列，称为话剧界“四大名丑”。可黄宗江却总是不能满足自己业已取得的成就，为尚无更高水平的作品而感到愧恨。同时，宗江翻译、改编的独幕剧集《春天的喜剧》，由美学出版社印行问世。
一九四四年夏，当张骏祥在渝组成中电剧团的时候，黄宗江转入该团，参加了《万世师表》的演出。
就在“山城水巷”那段充满诗意和豪情，但又是艰苦不堪的日子里，黄宗江住在竹棚搭成的茶馆里，陆续完成了他那独标新风的散文集《卖艺人家》。在这个集子里，宗江收录了廿多篇记录他在漫长的“卖艺”途程中留下的足迹。在这些大大小小、深浅不一的脚印中间，人们可以感受到黄宗江的心灵深处的喜悦和悲戚。在这部文词清丽，感情真挚、思想脱俗，格调别致的散文集里，作者的彩笔有时会使你发出会心的微笑。有时让人捧腹大笑不止; 又有时使你流淌出辛酸而苦涩的泪水。《卖艺人家》的更多篇章，会使人们深思长叹，引起无限遐想和思考。在悼念“剧人江村”的那篇《荒郊外》，以及作为集子“压轴”之作的《天鹅之歌》里，宗江已经不仅仅是在谈艺说戏，而是以一种哲学家的思路和诗人的笔触，在议着神秘莫测、五彩缤纷的人生，在论着那个红尘十里的世界大舞台啊!
《卖艺人家》后来曾于一九四八年年底由上海森林出版社印行，集中作品几经动乱的战火的洗礼，蒙受了时间的考验，宗江的这些“小块文章” ，依旧散发着它的芳香，在那黎明前夕的黑暗里，闪烁着荧荧的亮光。它们不是巨着，却也载有戏剧之“道”。它们不是家喻户晓的流行诗篇，但却铭刻着一代艺人在生活中、在舞台上苦苦追求的里程。
黄宗江虽未专治戏剧理论，但却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戏剧观”。他曾这样写道：

读破万卷书，再抛却万卷，与天、地、人、物、俱化，自能达到一种至高境界。

(《卖艺人家·江南俞五》)

这话说得何其深刻、精辟。宗江有个长处，即： 不泥古，却尊重良好传统; 不崇洋，却尊重一切外国的优秀的艺术遗产。他读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孔尚任，也读阿里斯多芬、莎士比亚和易卜生; 他学习夏衍、曹禺、黄佐临、张骏祥，也从余叔岩、周信芳、马连良等艺术大师的表演中吸取营养，甚至从刘宝全、金万昌和张寿臣身上求得教益。
在近代外国戏剧家中，宗江对于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极为欣赏。对于这位“写海”大师，格外钦佩。奥尼尔本人当过海员，度过甲板生涯。黄宗江也曾以水手身份遨游世界近两载之久。
一九四六年秋，黄宗江回到阔别六年的燕园，重上外文系三年级。未名湖畔塔影如昔，林荫道上柳丝依旧，“归去来兮”的艺人黄宗江，如今又来上他的第九年大学了。而在那告别燕园的六年当中，这位艺人、才子又经历了多少人生的沉浮。
倦游归来的黄宗江，又给燕京大学带来了戏剧的旺季，也给北平当时的话剧运动增添了不少生气。当时丁力、孙道临等老友已组成一个新的戏剧团体“南北剧社”。丁力把黄宗江戏称为“班主”，热烈欢迎他的“归来”。与此同时，黄宗江应电影导演沈浮之请，参加《追》的摄制工作，和“师兄”谢添、妹妹黄宗英再度合作。焦菊隐教授创办的北京艺术馆也邀请他参加，演出了他写的话剧《大团圆》。
一九四八年夏季，金山在上海主持清华影业公司，邀请宗江南下担任编剧。黄宗江将话剧《大团圆》改为电影文学剧本，并由丁力导演，蓝马、孙道临等主演。
黄宗江在燕园重温大学生活的收获之一，就是在“燕大”复学期间，亲身感受到了那场民主革命的风暴。在那段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青年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向往，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拥护，无不感染着宗江。“沈崇事件”发生后的示威游行以及后来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曾经使黄宗江在自己的思想感情上产生“飞跃”，具体表现在宗江的《大团圆》的处理上。《大团圆》的结尾是不团圆，是要求进步、追求革命的青年一代奔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反映了剧作者的心情和理想。在一九四八年的上海，这样处理，不仅影片的“光明的尾巴”可能被国民党电检处剪掉，更大的可能则是作者难免因此而遭到迫害。黄宗江并没有因此而胆怯，在关键时刻坚持了下来。
《大团圆》是宗江思想飞跃的产物。同时，也不难从剧本的结构、典型人物的塑造看出这部作品有些“自传体”的痕迹存在。一个居住在北平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子弟，在抗日战争中发生变迁分化，有人走向革命，有人在生活的道路上，由于挫折而颓唐……。宗江笔下的人伦之情，打上了时代的、斗争的鲜明印记。
《大团圆》受到观众的赞赏，后来果然遭到国民党的禁演。正当黄宗江开始创作生涯的时候，却因患肺病咯起血来，以致不得不卧床休养了整整两年。这时候已经是一九四九年早春，气壮山河的渡江战役即将开始，敌人正处于崩溃逃亡的前夕，垂死的国民党顽固派正在疯狂地捕杀地下党员、革命群众和民主人士。大上海一片黑暗; 但在人们心中出现了黎明的微光。当宗江卧床养病的时候，在上海剧影界工作的地下党员刘厚生等同志把革命的书刊、文件不断送到他的病床前，鼓舞、引导正在和结核菌战斗的艺人，在关键的历史时刻走向革命的“江湖”。黄宗江不仅认真阅读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生吞”了一系列社会科学书籍，诸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类的必读书。一向浪漫主义、一向追求真、善、美，献身戏剧艺术的黄宗江，如今已经初步树立起了一种革命的现实观念，并且从感性的认识上升到理性高度来认识中国革命问题，下定了“跟党走”的决心。这样的变化之所以出现，除去客观形势的推动外，主观上则是宗江心灵深处那颗“战士”的心正在苏醒。正是这颗战士的心，使这位才子、艺人打上了“绑腿”，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绿色军装。
一九四九年五月底，大上海在一阵阵锣鼓、鞭炮和欢歌声中宣告解放。人们盼望已久的革命军队来到了这个曾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大都会，老区和新区的布尔什维克们兴奋地在黄浦江畔会师了。在这一片欢腾的日子里，黄宗江又怎么可能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就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黄宗江以大病初愈的身体，参加了上海剧影界欢庆解放的临时宣传队，投身到火热的宣传活动中去了。黄宗江挥笔上阵，和石挥等人一起赶写演出了揭露国民党特务罪行的活报剧《宋公园血如海》。不久，黄宗江就再也按捺不住追求革命的激情，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特纵文工团。这个团的团长是文艺老兵白文。黄宗江经过长期的追求、寻觅，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
三十年后，当黄宗江向两位外国朋友谈起他参军当兵的时候，他曾经说： “我参加部队，那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最革命的事情。”随后宗江又补充说： “那时，如果我不是刚刚从病床上起来，我就会参加战斗部队去当一名真正的士兵，而不是去当文艺兵了。”这种心情的写照，虽然时隔三十年之久，却是丝毫没有褪色的。
建国以后，黄宗江由特纵文工团调到三野。他和羽山、周行共同写出电影文学剧本《海上风暴》，从此开始了解放后他以电影剧作作为专业的工作。这位在话剧舞台上能编、能写、能演的艺术家，从此在“第八艺术”的领域内，数十年如一日地为中国的电影事业辛勤工作着。
为了反映革命战争，表现国际主义精神，五十年代初，黄宗江曾经到朝鲜战场去深入生活，他到炮火纷飞、冰天雪地的前沿阵地去访问志愿军英雄人物。后来，当战争在印度支那半岛爆发之际，黄宗江又奔向越南，奔向越南的南方，和那里的战士们并肩战斗，黄宗江随着南越游击队深入敌后，一直到西贡近郊。他还学了一些越南话，熟悉了那里的风俗习惯。所有这些素材和战斗生活气息特别浓郁的东西，后来统统表现在宗江写的优秀话剧《南方啊南方! 》里。
《南方啊南方! 》宛如一首充满着椰树芳香和独弦琴的柔美颤音的抒情诗篇。它抒发着一种对于善与人性和人民的由衷的歌颂与钟爱，同时，它也抒发着另外一种对于恶与兽性和压迫者的刻骨仇恨和诅咒，这里既有一个普通劳动家族的“深仇大恨”，也有他们之间的“骨肉恩情”。这里为“南方”的田野、土地、槟榔高树，勾画了一幅美丽而又动人的图景，从而有力地谴责了帝国主义、卖国者们燃起战火的罪行。剧本溶希腊悲剧、莎剧和奥尼尔式的戏剧结构为一体，通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表现了一个现代传奇。应当说，这是宗江注入心血最多的佳作之一，全剧情节曲折多姿，形象丰满真实，格调雄浑壮烈，抒情味很浓。整个戏，不仅可观，亦复可读。遗憾的是，这样一部闪烁着瑰丽异彩的作品，却被林彪、江青祭出他们的《部队文艺工作纪要》作为棍棒，打成毒草。至今这部作品尚未问世。《南方啊南方! 》是宗江一九六五年十月间“草成于密林中”中的力作，它是一部足以说明宗江之情，足以体现宗江之才的作品。
近三十年来，黄宗江在电影剧作的创作上，获得了颇丰硕的成果。继《海上风暴》之后，他与石言合作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柳堡的故事》。剧本以战士李进和农村姑娘二妹子的恋爱故事为主线，通过富有生活气息而又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曲折而生动地表现了人民的幸福生活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密不可分的主题。李进和二妹子的形象，真实感人，他们的爱情，纯洁真挚。在描写部队生活的题材方面，有突破，有创新，在处理爱情和革命关系方面，也很自然得体。全剧就象一首明朗健康的抒情诗，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也是导演王苹的成功之作，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放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是五十年代的优秀影片之一。
一九五七年黄宗江与沈默君合作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海魂》。这也是一部振撼心灵的作品。剧本以疏密相间、错落有致的艺术手法，成功地塑造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尤其是性烈如火、肝胆照人的窦二鹏的形象(崔嵬扮演)，真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全剧基调慷慨悲壮、深沉凝重、苍劲有力。由八一厂拍摄放映后，受到广泛好评。
一九五八年黄宗江从总政文工团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编剧至今。在“大跃进”的年月里他写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县委书记》、《江山多娇》、《东海人鱼》等。
一九五九年平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的捷报，激起了宗江强烈的创作激情，他先后两次不远万里到西藏体验生活，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百万农奴翻身的历史事变，使他深受感动。他怀着强烈的爱憎感情，流着激动的眼泪，经过五易其稿，写出了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着名优秀电影文学剧本《农奴》。这是一部西藏农奴的血泪史，一部农奴制度的罪恶史，一部百万农奴的翻身史，也是一首交织着血和泪、爱和恨的从农奴制度的地狱跃入社会主义制度的天堂的社会变革的史诗。剧本通过主人公强巴的悲惨经历，通过旧社会使会说话的人装哑巴，新社会使哑巴说了话的巨大变革，集中而又典型地描写了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广大农奴的惨绝人寰的遭遇，揭露了旧西藏三大领主对广大劳动人民的野蛮统治。在编写修订过程中，有人曾劝宗江不要写“踩人上马”、“人骑人”等“细节”，但胸中燃烧着对最黑暗、最野蛮农奴制度熊熊仇恨烈火的黄宗江，却感到非写不可!这种真实的血迹斑斑的农奴制度的罪恶画面，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能不把它再现于读者面前吗?要让百万农奴的生活现实来说话! 扮演强巴的演员旺堆，跟剧中主人公有着相似的遭遇，听完了剧本，激动双手合十，说了三个字： “我感激! ”，这三个字，确有千钧之力，给了宗江无比的信心。剧本在革命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结合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就，是宗江电影文学创作艺术水平的一个高峰。剧中人物，从装成哑巴、心中燃烧着复仇怒火，对农奴主进行不屈反抗的主人公强巴，到刚强正直、手刃管家、砍断脚镣，成为人民解放军少尉的铁匠格桑，美丽忠贞，甘愿与强巴同生共死的兰尕姑娘，心地善良被农奴制压得直不起腰来的老奶奶和老喇嘛更顿等一系列艺术形象，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全剧气势雄浑、感情深沉、节奏紧凑，充满浓郁的西藏地方色彩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具有一种凝炼、含蓄、抒情、质朴、简洁的艺术风格。在情节结构上，新颖别致，独具匠心。例如，对强巴的“三踩”和强巴对“老爷”的“三摔”，这三个表面上似乎重复而其内容寓意完全不同的三个情节，不仅显示了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的发展变化，而且发人深思，引人联想出象征的意味——农奴主骑在农奴头上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剧本另一个显着特色是对话少而精，造型因素突出。主人公强巴的思想、感情，主要通过动作、表情，特别是那双埋藏着深仇大恨的眼睛，表达出来的，收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艺术效果。剧本拍摄放映后，轰动影坛，特别在西藏放映过程中，激起了百万翻身农奴的非常强烈的反响，起到了巨大的阶级教育作用。一九六四年夏黄宗江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团员，赴印尼参加第三届电影节，和一九七八年秋赴日本东京参加第二届电影节，《农奴》都做为中国的代表性的作品映出，博得了普遍的好评。
一九六四年三月，黄宗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中，黄宗江也受到残酷迫害，关押、揪斗、劳改、凌辱，都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信赖和对艺术事业的忠诚。在关押受审时，他敢讲真话，就连他的专案组的人都说： “这个人真，真的叫人可怕。”宗江在“牛棚”里，并不悲观泄气，甚至关在“黑楼”里，他还坚持“地下创作” ，写了一个京剧剧本。
一九七八年四月，已有三十年军龄的文艺老兵，满怀对人民军队的无限热爱之情，为了悼念含冤去世的贺老总，落实叶帅提出的搞一部形象的硬骨头“六连连队史”的号召，他创作了优秀电影文学剧本《战歌》。这是一曲诗情洋溢的、壮美雄伟的嘹亮战歌。写特别难啃的硬骨头六连那铁与火的战斗生活，却写得阿娜多姿，情深意远，足见其笔力不凡，功力之深。霍刀红与小樊，金水桥头喜相逢，中山公园诉肺腑，火车站上定终身，与那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力挽狂澜的钢筋铁骨，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时而气贯长虹，时而柔情似水，有张有弛，给人以均衡对称的美感享受。
一九七九年五月，黄宗江从对越自卫还击的广西前线刚回到北京，他从广播中听到记述党的好女儿张志新英雄事迹的报道《为真理而斗争》，一下子被抓住了，张志新的崇高思想品德，激起了他讴歌这位党的好女儿的强烈创作激情，他深感张志新的名字，与李大钊、方志敏、刘胡兰、江竹筠、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焦裕禄等英雄人物的名字，联在一起，他为党有这样好儿女而自豪，从张志新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年近六旬的文艺老兵黄宗江，未及拍掉身上的征尘，就马上飞奔沈阳等地，奔波走访了张志新烈士的母亲、妹妹、爱人、女儿和有关同志，查阅了大量文字材料，然后，满怀深情，写了电影文学剧本《悲歌》。这个剧本，在思想内容上冲破了一些禁区，真实地、艺术地再现了共产主义战士张志新的光辉形象。它以艺术纪录片式的形式，以太史公式的笔法，记述了张志新烈士伟大的一生。
从《战歌》到《悲歌》，可以看出宗江在人物塑造、思想深度、创作题材、艺术风格等方面的追求，他以那颗对党对祖国对军队的炽热的赤子之心，倾注他的全部感情，施展他那纯熟的艺术技巧，为革命斗争的英雄人物树立丰碑!
在八十年代第一春，黄宗江应上海电影制片厂邀请，以顾问身份，参加一部中美合作摄制的故事片《雪泥鸿迹》，即将赴美与美方编剧、导演一起完成电影剧本的定稿工作。作为已近花甲的人，宗江为了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风尘仆仆奔走在太平洋两岸。俯瞰白云下浩瀚无际的大海，可能他又会情不自禁地低吟起他几十年前就喜爱的叶芝的那首《野雁诗》吧：
奔波曾没有给他们倦容，
相好伴着相好，
飘逐寒流，或是飞腾天空，
心情从不变老，
他们仍然争胜，依然钟情，
尽管飘流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