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马传》人物生平事迹简介

蓝马于一九一五年(即民国四年)农历七月六日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原名董世雄，是这家的第二个儿子。蓝马的父亲董子鹤是个极富于民族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民国成立前参加过“兴中会” ，从事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活动，曾经遭到清政府的通缉。为避逮捕，董子鹤亡命东瀛，在日本攻读医学。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帝制告终后，董子鹤才由东京回到北京定居，并以所学医术为同胞服务。民初，开设在前门外的顺天医院，就是由董子鹤创办主持的一家素有声誉的医院。当时他的家庭和医院在一起。由于蓝马自幼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大栅栏、珠市口、天桥一带长大成人; 因而对于旧北京、北京下层人民也格外熟悉。
蓝马的父亲董子鹤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医师，他思想开明，对子女教育没有采取封建家长式的统治。正由于此，所以他的次子董世雄后来能够毫无阻拦的走上搞话剧的道路，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以戏剧艺术为终身职业。人们可以从蓝马于一九五○年十二月九日在部队文艺团体时写的《自传》中读到以下一段话：
因为他(父亲)的思想比较开明，所以在我的童年时代接受了不少新的教育。最使我感激他的，是当我后来长大了，从事戏剧事业时，不但没有受到家庭的阻碍，父亲在这方面反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
这真是难得并且令人羡慕的良好条件。他的姐姐董世锦作为一位大家闺秀能够参加三十年代初的北平新球剧社，并且通过进步戏剧演出活动把弟弟董世雄带进“左翼剧联”领导下的戏剧社团一事，就足以说明董氏难得的民主家风。
蓝马一九二一年进入北京师大男附小读书，该校钱贯一老师是他艺术上的启蒙者。钱老师思想极新，是位新文艺的拥护者，也是中国新剧运动的赞助者。在他的班上除去有未来的蓝马以外，还有未来的“大明星”石挥。那时，石挥叫做石毓涛，是蓝马的同班好友。一九二八年暑期，蓝马升入了群化中学，后又转到河南中学读初中，都曾和石挥同窗共读。一九二九到三○年，蓝马在北平今是中学读书。
一九三○年，由于对演剧艺术的狂热向往，使蓝马辍学而考进了北平联华电影人材传习所。在那里蓝马憧憬着在“开麦拉” (电影摄影机)前一显身手。遗憾的是当年北平联华电影人材传习所和上海的联华影业公司似乎没有多少关系，蓝马只不过是在那里感染到一点剧影艺术的气息，并且坚定了自己从剧、从影，献身表演的信心而已。
倒是一九三二年八月的一个夏日，作为北京新球剧社社员的董世锦把她的胞弟、自取艺名蓝马的董世雄带进了“新球”的周末小组会，把一个萌芽状态的杰出演员输送进了近代中国的戏剧界。蓝马在新球剧社参加演出的第一个话剧是田汉写的《战友》，导演张季纯分配他在该剧中扮演伤兵老刘，那是一个重要角色。这是蓝马在话剧舞台上第一次显露头角，同台演戏的有剧作家于伶、魏照风、吴玲、董世锦等人，《战友》是反映“一·二八”沪战时，上海军民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出进步戏，蓝马在该剧中的演技博得了观众的好评。后来“新球”在演出《最后一计》时，蓝马扮演了敌军官，那是一个内心狠毒的两面派。说明从早期开始，蓝马就是一个戏剧表演上的多面手，有着多方面的才华。他还参加“左翼剧团联合会”领导下的苞莉芭剧社，先后参加过《工厂夜景》、《血衣》、《SOS》、《乱钟》和《梅雨》等剧的演出。这期间，同志们认为他扮演老年人颇具功力。他还参加了周信芳在北平组织排演反帝名剧《怒吼吧，中国》的活动，在该剧中饰演老船夫。可惜，由于反动当局的压迫，后来《怒》剧未能演出。
蓝马自幼就喜爱戏曲和曲艺艺术，他特别爱看京剧，一有机会就到戏院子去“听戏”。他不仅从民族戏曲方面吸取营养，同时还向民间艺术学习借鉴。比如说，在北京“左翼剧联” 的那一段时间，蓝马就时常去天桥观摹民间艺人的表演，甚至从“撂地艺人”和“八大怪”的演技中学习到不少有用的东西。这自然也和蓝马童年时期的生活有关系。由于和京剧名伶谭富英是近邻，蓝马幼时就和这位艺术家有过往来。蓝马熟悉京剧演唱，一直是个有名的“戏迷”。后来，蓝马在处理话剧台词时就曾经成功地运用过京剧道白，设计出铿锵有致的独白或对白。一九五八年，蓝马参加电影《万水千山》摄制组到四川拍外景，在大渡河畔的泸定和雅安市京剧团相遇。他在百忙中为该团担任艺术指导，帮助雅安市京剧团孙盛辅等把《万水千山》移植为京剧。由此可见蓝马对于京剧艺术的一贯厚爱。据蓝马回忆，他从“左翼剧联” 的一系列话剧演出中由 “个人的兴趣”开始，“逐渐对于政治有了初步的认识”。他写道：“由于那些(左翼剧联演出的)剧本里正确的内容教育着我，使我知道了反帝和反封建是对的” ，并且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斗争，成为革命戏剧运动的一员。可惜，一九三二年北平反动当局取缔“左翼剧联” ，镇压一切进步活动，有些剧联的同志被捕入狱，以致使蓝马“与同志们失去了联络” 。
当时，蓝马已经看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不少社会黑暗现象，并且有志于与黑暗势力搏斗，寻找一条光明的出路。于是，他曾用“蓝娜”这个笔名为南京出版的《妇女共鸣》周刊写了几篇短篇小说，反映了一些妇女问题。其中描写一个唱大鼓的女艺人红宝姑娘，由于反抗被养母卖到天津妓院去而被毒打致死的《黑夜》，受到读者的好评。此文发表在该刊第二卷第十一期上，时为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与此同时，蓝马考入了北平的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在那里和张仃结成了好友。同学中还有凌子风。
但是，无论如何，在所有艺术中，对于蓝马来说，最富于吸引力的还是话剧。于是，当一九三四年秋，当时我国第一个职业性剧团——中国旅行剧团到达北平演出时，蓝马毅然扔掉画笔考入了“中旅” ，继续献身舞台。尽管蓝马对于以唐槐秋为首的“中旅”在演出方向上有些意见，对该团由 “为艺术而职业”的宗旨改变为“为职业而艺术”表示不满。但是，若干年后，蓝马还是承认他从那段“中旅”的演剧生活中“吸取了许多舞台经验和演剧常识”。他在“中旅”接触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并通过旅行公演，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他在“中旅”时期曾参加过话剧《买卖》、《屏风后》、《名优之死》等的演出，在演技上有了一定发展，丰富了舞台上的阅历。早在抗日战争前夕，蓝马曾参加了太原西北电影公司。目前健在的知名导演王苹和老话剧演员姜祖麟，就是蓝马当时在太原结识的朋友。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时，蓝马和姜祖麟一同随西北电影公司由太原撤离，迁往西安。他曾在西安和“抗宣一队” 、大风剧社合作演出过《旧关之战》和于伶的《夜光杯》。一九三八年，蓝马在武汉第二次参加了中国旅行剧团。他在汉口先后演出了田汉改编的《阿Q正传》和阳翰笙的历史剧《李秀成之死》。蓝马在《李秀成之死》中饰演林福祥，他的现实主义表演风格已引起“圈内人”的注视。而尤其突出的，则是蓝马在读词方面借鉴了京剧中的“白口”，使人物的性格跃然舞台之上，在台词创新方面起了极好的作用。
武汉失守前夕，蓝马即参加金山领导的中国救亡剧团经香港去南洋各地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在新加坡海防等地一面演出话剧，呼吁广大爱国侨胞行动起来支援祖国抗战，一面接触当地进步团体。通过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蓝马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演剧技术，而且初步认识了殖民地人民生活的痛苦、殖民主义统治的罪恶本质，加强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和对于中国革命的向往。他们在东南亚募捐，支援抗日斗争。后于一九四一年初，随中国救亡剧团结束了南洋的旅行演出回到香港，立即参加了以夏衍、于伶为首的旅港剧人协会，并在这个东方的“自由港”通过话剧舞台传播民族解放的火种。这段时期，蓝马曾参加蔡楚生导演的进步影片《孤岛天堂》的拍摄，在银幕上显示了他表演的才华。他能够把一个镜头不多的小角色演得生动深刻，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显然，在南洋时期，他通过参加《民族万岁》、《黎明之前》、《永定河畔》以及《塞上风云》的演出实践，深化了自己的表演艺术，在演技方面取得了新的经验。英、法殖民当局对居民的压迫和对于中国救亡剧团的种种刁难、限制，不仅丰富了蓝马的社会生活，并且使他在思想上有了提高。
当蓝马参加旅港剧人协会的演出活动时，已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这个协会在夏衍、于伶、宋之的、章泯的领导下演出过一系列进步剧目。其中蓝马参加演出的，主要有《雾重庆》、《北京人》、《希特勒的杰作》等多幕剧。他在这些剧中饰演的不同性格、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角色，留给了港九广大话剧观众以极其深刻的印象。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变后不久，香港即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蓝马和在港的进步剧人们分批化装逃出，他们在党所领导的东江纵队的帮助和掩护下，先后穿过战区和日伪、国民党的封锁线辗转到达抗日战争大后方的文化重镇广西桂林。当时，桂林是国统区文化人、艺术家集中的地方，为了向同行们和戏剧前辈们汇报成绩，蓝马和他那些患难与共的朋友们仍以“旅港剧人协会”的名义在桂林演出了田汉、洪深、夏衍合写的新剧《再会吧，香港》，以及曹禺的剧作《北京人》。
一九四二年初夏，蓝马和“旅港剧人”们先后到达了重庆，并在金山、于伶、司徒慧敏、陈鲤庭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组织了在地下党领导下的中国艺术剧社(简称 “中术” )，排除经费(资金)、剧场和剧影检查制度等一系列困难，开始在山城的戏剧舞台上进行战斗。熟悉我国话剧运动史的人们几乎都记得，在四十年代的大后方，当以应云卫、陈白尘为首的中华剧艺社诞生以前，“中术”是四川唯一的进步戏剧团体。他们不仅演出进步剧作，把向往革命的剧人们团结在周恩来同志领导、影响下的戏剧战线，共同开展对敌斗争外，还在舞台实践的同时学习国际先进的演剧体系，在导演、表演艺术方面不断探索，尽管国民党当局想方设法要扼杀这个进步戏剧团体，不断从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对“中术”施加压力。但是，由于广大进步观众的支持，戏剧界朋友们的照顾、谅解，以及“中术”同仁们的团结、自信。他们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在雾都剧坛上获得了极大的声誉，成为一面战斗、进步的旗帜。在由中国艺术剧团成立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宣告投降的大约两年半中间，仅以蓝马参加过的演出而论，“中术”就向重庆戏剧爱好者献出了《祖国在召唤》(宋之的着)、《北京人》和《家》(曹禺着及改编)、《杏花春雨江南》(于伶着)、《天上人间》 (又名《一年间》)和《离离草》(夏衍着)，以及夏衍、于伶、宋之的合着的《草木皆兵》、《戏剧春秋》，推动了大后方话剧运动，和官方剧团及其腐朽剧目《金指环》、《蓝蝴蝶》之类，作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蓝马在话剧《家》中饰演道貌岸然的冯乐山，在《戏剧春秋》中饰演忍辱负重、辛劳备至的进步话剧演员陆宪揆，以及在《草莽英雄》中扮演哥老会的“龙头大哥”等，都取得了突出成就。
在蓝马扮演冯乐山以前，人们并不甚了解他在塑造反面人物方面的才能。正因为蓝马自幼善于观察人物，在他的头脑里蓄存着大量的生活原型和不同人物的形象，不论塑造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中间人物时，他都可以从记忆的仓库里随时取出合适的模特儿进行必要的加工。蓝马扮演的冯乐山，其伪善、狠毒、不露声色，又带着一种变态的淫虐狂的性格特征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谓分寸适当，又能入木三分。当他以“微笑”的阴毒嘴脸对可怜的婉儿下毒手，用灼红的香烟去烧自己新纳的小妾时，台下的观众面对着这个封建余孽的罪行不禁为之惊骇不已。据蓝马的姐姐董世锦谈，当她在重庆观看此剧时，她忽然发现弟弟是提取了当年到北平顺天医院就诊的一位阔经理的形象和动作。那个阔经理是个为富不仁的好色之徒，他虽年逾花甲，但却每次都让一个年龄不过二十岁的美貌少妇陪他看病。最初，蓝马误认为是孙女或孙媳妇在陪伴祖父就诊。后来当他知道他们的真实关系是财主和他新买来供他蹂躏的小妾的时候，不禁愤慨无比，从此在脑际深处记下了这个丑恶而又典型的形象。如今，时隔近二十年，蓝马却巧妙地把当年的老年好色的经理改装成了骨子里极其相似的冯乐山。这种平日注意身边事物，善于蓄存，又有“消化”能力的基本功，对于蓝马塑造不同的角色是非常有帮助的。
话剧《戏剧春秋》的创作演出，是夏衍、于伶、宋之的三位剧作家为了祝贺应云卫五十寿辰而写的新作，其中主角陆宪揆就是以应云卫为模特儿写成的。蓝马平时对应云卫的为人、工作作风十分敬佩，观察也十分细致，甚至能模拟他的习惯动作和语调，维妙维肖。因此，当导演郑君里选中蓝马演剧中的陆大哥时，他能立即进入角色，把陆宪揆的精神状态、性格上最本质的东西，以及爱憎分明、处世灵活、风趣而有原则的主要特征，掌握得恰到好处。当他塑造的陆宪揆以一个献身剧运、为戏剧事业鞠躬尽瘁，但又善于以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的手法应付局面的恣态出现在舞台上时，不仅使广大观众喝彩不已，使熟悉应云卫的朋友们拍案叫绝，而且也使坐在台下看戏的应云卫频频呼好、叹为观止。事隔多年，应云卫还曾向“上影”的电影演员谈起过蓝马的这一成功造塑，回味起来，不胜依依。
阳翰笙创作的《草莽英雄》，是蓝马和上海观众见面的第一个戏。蓝马在《草莽英雄》剧中扮演哥老会“舵把子”——龙头大哥，那故事就更加精彩了。《草》剧中有一场“拜香堂”的戏，这是解放前秘密帮会的黑社会活动方式，蓝马却根本没有这一方面的生活积累，也没有见过“拜香堂”的实况。后来，洪深特地请来了上海帮会的龙头大哥来教动作、讲他们的帮规和习惯，给蓝马以较具体的启发。由于蓝马吃透了龙头大哥这个角色的特定身份和性格特征，又学到了一套完整的外在形体动作，心中有数。所以在第一场公演时就一下子打响了。在第一场演出时有不少帮会中人特地跑来看戏，如果演得不象或不好，很有可能惹起纠纷——砸剧场、打演员。但是，蓝马一出场，就满怀信心地表演了几个江湖气十足的大动作，这一下子就压住了台，使整个剧场鸦雀无声。戏散场后，竟然有许多帮会朋友来到后台抱拳当胸拜会蓝马，误认为他是真正的龙头大哥。
蓝马在重庆生活大约三年，在这段时期，他不仅在演剧艺术上有了显着的突破和提高，在政治上也经历了他毕生最幸福、最难忘的时刻，使自己的斗争目标更加明确。这首先是周恩来副主席除去通过夏衍、金山、于伶等去关心他的进步，在政治上不断扶助他成长，在艺术上一再提出建议、启发以外，还曾经亲自约他到曾家岩的“周公馆”去长谈。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四日，这是蓝马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周副主席亲自邀请他去同进晚餐，日后又曾和他促膝长谈。周公是蓝马的观众，又是位欣赏水平极高的老资格观众;因此蓝马对于周副主席的恳切启示，感到亲切无比。十五年后，当有人在北京对蓝马的评价提出怀疑和否定的时候，周总理以肯定的语气说： “对蓝马同志我是了解的，蓝马是我们的艺术家! ”看来，周总理对蓝马的负责和爱护可谓数十年如一日。
蓝马在山城“献艺”时期，不仅以其精湛的演技赢得广大观众的赞扬，而且以高度的政治节操，显示了一位表演艺术家的铮铮铁骨。一九四二年底，当“中术”正在重重困难中筹建的时刻，国民党直接领导的“中央电影制片厂”所属“中电”剧团向蓝马发出了隆重的邀请，表示愿以重金礼聘，请他去“中电”演戏、拍电影，但是，对蒋记政权深恶痛绝的蓝马根本不加考虑，他宁肯在半饥饿中生活，也不肯放弃自己倾向革命的坚强意志。正因为他既爱艺术，又坚定不移地追求革命，所以在雾重庆的话剧舞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正因为他在表演技术上精益求精，他和谢添、黄宗江、沈扬四位着名演员被广大观众誉为山城话剧界的“四大名丑”。
一九四六年一月，蓝马由重庆回到上海，参加于伶领导的上海剧艺社。后来，蓝马在陈白尘的讽刺喜剧《升官图》中饰演伪省长，演出轰动了上海滩，鼓舞了革命人民，吓坏了多行不义的反动官僚。蓝马扮演的伪省长从造型到表演都在模拟反共头子蒋介石，那神形兼备、维妙维肖的表演，使人们拍案叫绝。蓝马创造的伪省长形象不胫而走，几乎成为国统区各剧团演出《升官图》的公认蓝本，舞台上的每个伪省长的角色都以蓝马塑造的形象为依据进行再创作。对于国统区的反蒋民主斗争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九四七年初，上海剧艺社在反动当局的刁难、打击和经济压榨下被扼杀了。蓝马随即转入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在田汉、阳翰笙和沈浮等人的帮助下拍出三部内容深刻、表现手法新颖而又朴实的影片： 《万家灯火》、《丽人行》、《希望在人间》。在《万》片中，蓝马演活了一个善良的小职员胡智清。他在母亲(吴茵饰)和妻子(上官云珠饰)之间进退两难、狼狈不堪，又在生活的重压下陷于不可自拔的苦恼、矛盾，生动地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白领阶级”的特定处境，令人为之感动，同情。在《丽人行》中则显示了他那出色的、表演反面人物的巨大潜力。蓝马在《希望在人间》中扮演的老教授邓庚白，正气凛然，尤为动人。这一阶段蓝马在演技上出现了跃进的局面，他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精湛演技，使同行们羡佩不止。
在上海解放前夕的混乱时刻里，敌人的特务蓄意要加害于“昆仑”的革命领导和进步电影工作者。反动当局布置了破坏昆仑制片厂的阴谋。地下党的领导人考虑后，决定请蓝马出面参加该厂的“护厂委员会”，组织群众起来和敌特进行斗争，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显而易见，这是一桩十分艰巨而又危险的重任。那时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下，敌人对地下党、进步力量绑架暗杀，时有所闻。当地下党张客个别和他商量此事时，蓝马一面说： “恐怕这是要掉脑袋的”! 却一面点头默许，领头投入护厂、应变的斗争。于是蓝马不仅他个人动脑筋、想点子，要保住人民的财产，不使制片厂遭到损失，还动员了热心灵活而又富有机智的吴茵、上官云珠等人一道搞护厂措施，甚至在上海黎明前最紧张的时刻，蓝马设计出一个方案——用赌钱打牌为诱饵，拖住 “军统”打入昆仑厂的特务分子，胜利地完成了党组织交付的重任，使具有革命传统的昆仑影业公司，完整无缺地回到人民手中。于是，在人民欢庆大上海获得解放的狂欢和雄壮的腰鼓声中，蓝马这个立有“战功”的地下“人民宣传大队”副队长，被以全票当选为上海电影工会副主席，上海第一届人民代表。
一九四九年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之前，蓝马就被上海文艺界推选为中华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随华东文艺代表团赴京参加大会。蓝马含着热泪聆听了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其它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下定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决心。
一九五○年春，蓝马是当时上海话剧、电影界屈指可数的优秀演员，但是，这匹剧影艺术上的千里马却认为自己应当进入一个新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重新飞跃。原来，上海解放后，他遇到了当年“中旅”时代的老友，那时在华东野战军二十军文工团担任副团长的葛鑫，别后数载，蓝马发现这位当年在上海滩舞台、银幕上以扮演孔夫子的对立面阳货(费穆编导的《孔夫子》而闻名春申的名演员，早已面貌一新，俨然一位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指挥员了。他从这位新四军老战士的身上看到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希望和成果。“电影明星”蓝马把老友葛鑫带到了自己的住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亭子间，其中只有一桌、一床、一椅的家当。不言而喻，作为上海电影界四大高薪演员之一的蓝马，除去把大部分收入带头购买了胜利折实公债，支援了新中国的建设以外，他还总是热心地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同志，因此奋斗半生的“马儿”仍然是位孑然一身的单身汉。蓝马在电影事业的“高峰”上向葛鑫表示要求参军，去当一个革命的“文艺兵” ，他说： “我们天天讲思想改造，难道就坐在这里改?”老友由惊讶、怀疑到肯定他那恳切、诚挚的请求，最后同意介绍他参军，就这样，一九五○年四月间，在一个春雨霏霏的早晨，蓝马拎着一双长统胶鞋和一个不大的帆布旅行袋告别了他那“大明星”生活。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月收入一百多万元(全国解放初期流通的旧币)的演员，放弃了上海徐家汇那种潇洒、散漫的艺术家生涯，去当一个每月只拿七千元(旧币) “伙食尾子”的文化教员。这样巨大的变化，需要有多么大的决心和毅力，要有多么昂扬而坚定的斗志和信念作为思想基础啊!
蓝马在他的自传材料里说： “我荣幸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三野战军部队的文工团服务。最近(我)被调到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走向新中国》影片。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人民电影的工作，我心里感到无上的光荣……。”正是这样，蓝马在影片《走向新中国》中饰演一个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进步教授，刻划出革命知识分子骨梗的性格。
蓝马虽然只在二十军文工团过了大约四个月的集体生活，但是他对于部队基层生活的战斗气息，却十分赞赏、留恋，当“总政”下令调他去参加北京的《走向新中国》摄制组的时候，他竟然痛哭流涕，舍不得离开那些朝夕相处的部队文艺工作者，直到政委指出一个革命军人必须服从上级命令的时候，他才束装上路，北上报到。一九五一年春季他以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身分随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跨过鸭绿江，在廖承志、陈沂、田汉等同志的带领下深入前沿为中、朝作战人员进行慰问演出。慰问演出期间，蓝马擦亮了他手里的小手枪，遇敌机空袭就打信号，在演出中报幕点汽灯，在前沿为战士们用腊烛烧开水，还挤出时间来认真学朝鲜话，处处表现了他作为一名文艺战士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在三八线附近，轮番的空袭和炽烈的炮火威胁着人们。慰问团中的相声名演员常宝堃光荣牺牲了，在追悼常宝堃之后，蓝马写了短信对刘大为严肃地表示： “如果我战死在火线上，请跨过我的尸体继续前进! 胜利之后，请在我的坟前立一个小小的墓碑，上面写：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志愿军战士蓝马之墓。请勿写什么国宝、名演员之类的头衔，因为真正的我是战士! ”
蓝马以其出色的劳动和献身革命的决心赢得党和人民的敬重和高度评价。一九五一年他担任总政文工团副团长，一九五五年蓝马又被任命为总政文工团话剧团艺术指导。一九五六年，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由总政文工团副团长傅铎同志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近二十年的宿愿，终于得到了实现。后来，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蓝马走到于伶面前按捺着自己的激情，低声说道： “请祝贺我，我入党了!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接纳了自己的艺术家，一个毕生追求革命的艺术家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长期以来，蓝马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当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即今“影协” )理事，并在同行中间起着表率作用。他在反映长征的话剧，影片《万水千山》中成功地塑造了红军指挥员、革命者李有国的形象，是与他多年的生活积累，认识提高分不开的。正因为他一贯反对形式主义的表演，但又从不忽视对形体动作和表演技术的探索，所以才能在塑造李有国时以准确的表演手段，深刻生动地刻划教导员李有国在规定情景中的典型动作及语言。蓝马在生活上不修边幅，相貌平凡，说话有时带点儿口吃，毫无架子，平易近人，可以说没有什么光彩四射的地方。可是一旦他粉墨登场出现在红氍毹上、水银灯下，他就扮什么象什么，读什么台词象什么人物，一下子就显示出他的艺术光彩来，这不能不说是蓝马重视戏剧表演，为艺术献身，以“第一自我”为“第二自我”服务的结果，体现了一个演员的最大优点与美德。但是，极左思潮的长期摧残，“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使蓝马以冠心病及癌症过早地离开了人间，离开了他的艺术和观众，这又怎能不使人悲戚叹息呢!
蓝马生前曾对总政文工团的青年演员谈过他的艺术体会： “没有绝对的真实，但需要绝对的真挚” ! 但是蓝马在做人方面忘记了这条客观规律，因此才遭到了一系列打击——罢官、隔离审查、妻子离婚……。但，无论如何，蓝马是乐观的，他满怀信心地等待着漫天阴霾散尽，他充分相信一个明媚的春天必将到来。一九七五年春，蓝马得了心肌梗塞症由医院转青岛疗养，当时邓小平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他信心倍增，迅即康复，但，曾几何时，当他于同年十月重回北京时，乌云再一次覆盖了祖国大地，迫使他提出“退休”申请。不久，他被证实患肺癌，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住进三○一医院。“天安门事件”发生时，蓝马正在病房里治疗，他向外甥孙大立(董世锦之子)提出要求，让他尽快去搞些天安门广场上群众示威的照片来，他的外甥很理解二舅的心情，很快就弄来了拍有斗争场面的照片。他高兴极了。这些照片，使蓝马在最后的时刻加强了光明必胜，有朝一日春回大地的信念。
一九七六年，蓝马以六十一岁的人生记录，走完了他充满欢乐与豪情，又饱含着痛苦和灾难的漫长道路。他留下了许多永世难以磨灭的艺术形象，也留下了一个表演艺术家长期积累的财富——有些后来者仍在利用他的艺术遗产在塑造形象，创造角色。他在我国演剧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