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春》人物生平事迹简介

一天深夜，甘肃省京剧团着名武生演员李大春演完 《十八罗汉斗悟空》，骑车回家，路经一条偏僻小巷时，突然从暗处窜出七八个歹徒，手持匕首，一拥而上，企图抢劫。年过半百的李大春从容不迫，下得车来，三拳两脚，早已把两三个歹徒打翻在地。其他歹徒见势不妙，竞相逃命。李大春大喝一声：“休走，李大春来也!”听到 “李大春”三个字，歹徒们个个惊恐万状，跪地求饶。最后，李大春喝令他们排成一路纵队，把他们押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这是前几年，在甘肃各地广泛流行着的传说：
曾在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除暴安良的武松、平妖降魔的孙大圣等艺术形象的李大春，在现实生活中，被人们 “塑造”成了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

一

李大春1928年2月出生在北京一个下层铁路职员的家庭。父亲李顺荣在北京西火车站行李房工作，1934年因神经失常，打伤了一个开茶馆的 “老公”(原系清室太监)，又打伤了前来抓他的巡警局巡长，被投入疯人监狱，1937年死于狱中。李大春的三伯父李顺山是京剧武行演员，膝下无子，在生父下狱那年，李大春便过继给了李顺山。1934年至1936年，李顺山为了糊口不得不到处搭班卖艺，李大春母子和一个姐姐无人照顾，生活十分艰难。他们无处存身，常寄居于茶坊酒肆，烟馆剧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期间，他饱尝世间炎凉，受尽地痞欺凌。他多么希望成为三伯父扮演过的行侠仗义、抱打不平的英雄豪杰，去扫尽人间不平、杀绝世上恶人啊!
1936年，李顺山从外地演出回来，看到大春母子备受艰辛，十分难过，便把大春带到天津，托人送他进稽古社子弟科班坐科。从此，李大春便开始了他的艺徒生活。
进科后，李大春为实现自己的夙愿，要求学演武生。不久，班主见李元春、李大春、郭景春、郑永春等几个孩子很有培养前途，便特意请来北方着名京剧武生李兰亭先生给他当老师。李兰亭当时曾与盖叫天先生分庭抗礼，所以有 “南有盖叫天，北有李兰亭”之说。李派艺术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武打、舞蹈都要求有高度的准确性。因此，李兰亭先生十分重视幼功的训练，他对徒弟要求很严。这期间，李大春练功特别刻苦。为了练好腿功，他每天都要用绳子吊腿几个小时，有时甚至吊着腿睡觉。经过一段刻苦训练，他打下了坚实功底，他的毯子功、飞脚、旋子、跟头、刀枪把子等基本功，在同科师兄弟中，练得最扎实。因此，李兰亭先生很赏识他，把他看做自己的得意门生。打好幼功功底之后，李先生便开始给他们教戏了。大春擅长短打武生，李先生就教他演武松、林冲、孙悟空。李大春天资聪颖，学习努力，1944年，当他刚满14岁的时候，便登台主演一出猴戏中的孙悟空，且赢得满堂彩。第一次登台便获得如此好评，这对一个少年演员来说，该是多大的鼓舞和何等的欣慰啊!那天夜里，他兴奋得几乎通宵未眠，许多美好的憧憬充塞在他的心头。在恍惚迷离之中，他仿佛听到了一阵又一阵喝彩声; 他觉得自己真的成了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人间，为民除妖，救民水火。这次演出之后，大春学戏更加用心、更加刻苦了。为学一出戏，他常用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穿上服装，配上乐器，反复进行排练。不久，他又在时装京剧《燕子盗》 中扮演主角大侠李三。此次演出颇受好评，于是，李大春的名字便在天津京剧爱好者中传开了。1945年2月，李大春科满，子弟科班解散，他便赶回北京，参加北京戏班少壮派武生大会演，又给北京观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李大春在舞台上是行侠仗义、降妖除怪的英雄豪杰，在现实生活中，他却无法摆脱黑暗社会的羁绊和欺凌，他既解救不了别人，也解救不了自己。李大春满师回北京后，虽曾一度参加北京的戏班，但当时北京人才济济，门户之见甚重，年轻的李大春难以施展自己的才能。1945年，国民党和平军三十八师京剧团派人到北京物色演员，他的父亲 (即三伯父) 李顺山代他和该剧团签订了南下江苏演出一个月的合同。农历五月他到了泰州。一月期满，本当返回北京，伪三十八师却不守信用，撕毁合同，强行扣留，不许他们回京。李顺山带着李大春等找剧团据理力争，军方却蛮不讲理地威胁说：“私自离开剧团，就是开小差，抓回来统统枪毙!”大春无奈，被迫随军到扬州大舞台继续参加营业演出。这期间，军方为防备他开小差，时时派人监视。李大春上台去是行动自由的行者武松、来去无踪的齐天大圣; 下得台来，却成了身居樊笼的 “幽囚”，他时刻盼望着冲出樊篱，展翅高翔。不久，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年十月，伪军三十八师调防徐州，他便乘军方忙于调动，无暇顾及他们的机会，逃离了三十八师京剧团，到南京新世界游艺场和明星大剧院搭班演出。次年8月，去上海，适值着名京剧演员李少春至上海天詹舞台演出，李大春便更名李继亭，穿李少春的行头，搭班与李少春、班世超同台献艺。一次在和班世超合演《青石山》时，李大春不慎失手，大刀掉在舞台上。这对在艺术上严格要求自己的李大春来说，是不能自我原谅的。于是，他不顾剧团的一再挽留，毅然离去，辗转搭班宁波光明大剧院和汉口新世场大舞台演出。
旧社会，演员没行头就不能演主角。李大春在脱离伪三十八师京剧团以后，四处辗转，总是帮别人演“二路活”。这使他十分苦恼; 自己置办行头，手头拮据，又一时难以如愿。说来也巧，李大春到汉口不久，便有一位朋友邀他去开封国民党六十八军剧团，以雇员身份参加营业演出，并以不带行头演主角为条件。不带行头演主角，这对于李大春是颇有吸引力的。于是，他便在1947年6月到了开封。
既然是雇员，当然有来去之自由。但国民党的军队是不问这一套的，只有他雇你或赶你的自由，却没有你受雇和不干的自由。李大春到开封不久，由于看不惯国民党腐败、专横的作风，即以新婚妻子不习惯北方生活为由，向剧团提出辞呈。天下乌鸦一般黑，顽军和伪军一样，又是强行扣留。李大春已有了被扣和逃跑的经验，便让其妻先回武汉，自己再准备找机会逃走。八月份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设法将自己的戏码排在前面演出，演完后卸了妆，乘没散戏，他躲开国民党的监视，悄悄溜出后台，星夜逃出开封，奔向武汉。解放后，他演出《林冲夜奔》受到好评时，还风趣地告诉人们： “我是有过 ‘夜奔’ 经历的。”
到武汉后，他先在武昌首义公园共和大舞台演出，11月又到湖南，足迹遍及津市、常德、沅陵、芷江、安江、洪江等地。这时，时局动荡，国统区一片混乱，剧团营业不佳，几度濒临解散。李大春的生活也几乎陷于绝境。正当这危难的时刻，解放大军渡过长江，于1949年10月解放了洪江。李大春绝处逢生，从此，结束了将近五年颠沛流离的 “江湖艺人”生活。

二

洪江解放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便向处境困窘的李大春等伸出热情的手，派火线京剧团的同志来动员他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于是，李大春等人便带着十分感激的心情，随火线京剧团的同志到了安江，成立了火线京剧二队。在部队专为他们举行的参军仪式上，大春面对“八一”军旗，环顾琳琅满目的标语，不由得心潮激荡。新的生活开始了，他决心把自己的艺术才能献给人民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参军后，他满怀饱满的政治激情，南下衡阳，北上武汉，跋山涉水，深入部队，进行慰问演出，颇受广大战士的好评。
1950年3月，大春转业到地方，先后随武昌汉剧团、江苏大众京剧团等到湖南、湖北、河南、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省巡回演出。1956年4月参加了甘肃省京剧团。当时，甘肃京剧团创建不久，名角很少，为了打开局面，李大春同着名旦角陈永玲 (梅兰芳先生嫡传门人)等，付出了艰苦的劳动，耗费了大量心血。他们白天排练，培养青年演出员，常常忘记吃饭休息。晚上演出，几乎天天登场演重头戏。经过两年多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努力，甘肃京剧团有了一批训练有素的演员，在观众中博得了赞誉，终于打开了局面。
1958年秋末，李大春同志率领一支演出队赴宁夏演出。一个队三十余人，只用一辆卡车，装载了全部行头道具、行李灶具，走遍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所有县、旗。他们去过河套两岸，攀过贺兰山、六盘山，穿越过乌兰布和沙漠、腾格里沙漠，直至阿拉善旗，历时一月，行程万里，为回、蒙、汉各族人民演出。大春及全队同志，冒严寒，战风沙，白天赶路，晚上演出，有时道路难行，大家推着卡车一步一步地前进。晚上在野外台子上演出，在庙宇中宿夜，在沙漠地带演出，常常几天无法洗脸，蓬首垢面，有时甚至被误认为一群劳改犯。一个月的风餐野宿生活，使李大春患了关节炎。但大春等并未叫苦，仍然为牧民演出象《大闹天宫》这样的重头戏。有时演出，观众不及演员多，他们也一丝不苟。在宁夏的一段生活，给甘肃省京剧团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后来，团内许多人提及此事，对李大春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勇于承担任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仍然赞不绝口。有人说： “现在一百多人也演不出那样大场面的戏。”
1960年，李大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要求自己更加严格了。为了排戏和培养演员，他常常吃住在剧团。有时中午也不离开排练室，饿了，就啃几口馒头; 累了，就躺在连椅上养养神。他每排一出戏，都要付出巨大的劳动。为设计角色在舞台上的位置，他常用棋子在棋盘上摆来摆去，反复推敲，潜心揣摩;为设计舞台动作，他常深夜披衣而起，在床前起舞。在重排《夜奔》时，为了演好林冲这个角色，他穿着箭衣、套子、大带、盖头，拿着宝剑，经常练得大汗淋漓，才肯罢休。徒弟不解，问他： “老师的功底很厚，何必这样苦练?” 他说： “戏曲是艺术，艺术就要精益求精!”家属担心，提醒他： “这样下去，身体是要练垮的。”他回答： “我是个共产党员啊!”他的性格和他的语言一样朴实，而这朴实中，又包含着何等诚挚而热烈的为党的戏曲事业献身的革命热情啊!
为了改革京剧艺术，使之表现现实生活，李大春很重视深入生活，根据现实的真实生活，来创造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在甘肃省京剧团排演现代京剧《草原初春》时，李大春同志曾两次去甘南草原，深入到藏民中去体验生活达五月之久。他住帐蓬，吃糌粑，和藏族牧民交朋友，拉家常，观察他们的言语举动，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后来，成功地将藏族同胞的生活搬上了京剧舞台，并且塑造了卡尔图这样一个藏族英雄形象。一扫过去京剧舞台上演少数民族不象少数民族，甚至任意歪曲兄弟民族的现象。这出戏演出十分成功，1965年西北五省戏曲汇演中荣获演出奖。
献身党的戏曲事业的热情和勤勤恳恳的工作，促成李大春同志艺术上的成熟和丰收。60年代的前六年，是李大春同志艺术生活中的黄金时代。使他誉满金城，蜚声甘肃的 《武松醉打蒋门神》、《蜈蚣岭》、《林冲夜奔》、《十八罗汉斗悟空》、《乾元山》等几个剧目，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 “演红”的。1962年7月，李大春同志赴京，先后在军事学院礼堂、音乐堂、三军俱乐部、政协礼堂等处为总后、军事学院、全国政协以及首都广大观众献艺，深得好评，罗荣桓、彭绍辉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表示赞许。
由于李大春同志工作认真，技艺出众，这个时期，他被选为甘肃省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甘肃省分会理事，并且出席了第三届全国文代会。
然而，万没料到，正当李大春同志满腔热情地投身于京剧艺术、创作欲望空前旺盛的时候，厄运和灾难却降临到他的身上。1966年当空前的浩劫开始的时候，他被诬陷为 “反动权威”、“牛鬼蛇神”、“三名三高黑典型”，而关进了 “牛棚”，受到了无情的摧残。在那邪恶替代了正义、谬误变成了真理的年代，他为戏曲事业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为提高戏曲艺术所作的努力，都统统成了他 “十恶不赦” 的 “罪状”。

三

李大春是热爱京剧艺术事业的，即使是在最困难的岁月里，他也不愿放弃为京剧事业献出点滴力量的机会。在“文化大革命”中，传统剧目被赶下舞台，在演现代戏时，他也失去了担任主角的资格。甘肃京剧团演出 《红灯记》，李大春担任的角色是只有一句台词的磨刀人和没有台词的游击队战士。演游击队战士时，他表现了出色的技艺和深厚的功底。游击队战士有一个动作是三级翻跳，这个动作青年演员无人敢做，年已半百的李大春同志虽刚恢复工作，长期没能练功，仍勇敢地承担了这一任务。为了突击演出，李大春在连翻三级“台蛮”以后，腿上现出道道血丝，但他丝毫也不叫苦。他感到自己能在舞台上与观众见面，那怕是作为配角，也是一点快慰。后来，他又参加《智取威虎山》的演出，扮演座山雕这一角色。武花脸并不是李大春的行当，李大春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他从人物的性格出发，反复琢磨、深入体验，开拓自己的戏路，在舞台上为观众塑造了一个新的戏曲形象。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李大春同志又焕发了艺术青春。他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意志消沉。他很快地振作起来，以饱满的热情，崭新的姿态，积极投入到戏曲教学和排练工作中去。
甘肃省京剧团，为了培养新秀，成立了学员队，李大春同志担任队长。他亲自去河北省石家庄一带招收了一部分学员，精心加以培养。大春深知学艺的艰辛，因此，他一面从生活上关心学员，一面严格要求，加强基本功训练。他为人耿直，性格倔强，教学工作一丝不苟。学员们说： “李老师胜似严父慈母，可亲可畏; 不见他想他，见了他怕他。”在大春同志的精心培育下，三十余名学员健康成长。结业后，李大春同志又亲自带领他们赴河北，逐个回访学生家长，向家长汇报他们的孩子学艺的情况，并听取家长的意见，商讨今后正式参加工作的问题。这些学员后来大都成了甘肃省京剧界的新生力量。
三中全会前后，李大春同志导演了 《曙光》，并为 《八一风暴》、《过凉山》设计武打动作。这时，他身体状况已经欠佳，仍经常带病参加工作。排练前，他往往整宿不睡，自己对每一个动作进行推敲、揣摹，有时睡下了，忽然又起来比划、走动。排练中，他边吃“三七片”边坚持工作，有时一只手顶住疼痛的胃部，一只手指挥大家排练，又说又做，从道理上启发，从实践上示范。中午，他不回家，只在团里吃点自己早上带的干馒头，在排练室稍作休息，便又继续工作。一次，在排戏中，他实在坚持不住了，人们把他抬到炕上，他疼得不住地打滚，却不答应停止排练，最后，人们强迫把他抬进了医院。
李大春同志患的是严重胃溃疡，经医生诊断、治疗，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大春出院不久，领导调他参加《南天柱》的武打设计工作。《南天柱》是甘肃青年作者单澄平创作的现代京剧，剧中塑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同志的形象，由兰州市青年京剧团演出。李大春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暂时放下省京剧团的导演工作，积极投入《南天柱》的武打设计和排练。李大春设计的武打，既继承了传统的武打招式，又加以创新，动作安排得紧凑、巧妙、利落，富有新时代的气息，成功地表现了战斗场面的紧张、激烈，表现了江南红色游击队的英勇、机智，较好地体现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由于《南天柱》剧组和李大春同志的努力，在1979年庆祝国庆三十周年戏剧调演中，《南天柱》获得了文化部的嘉奖。
十年动乱使得李大春未能在京剧舞台上大显身手，他身怀绝技，时时希望重登舞台。1979年11月，他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归来后，参加演出的欲望更强烈了。他每天早早起来，站在黄河边上打飞腿，练武功，吊嗓子。胃部手术后，他的身体明显地消瘦了，别人为他担心，他却开朗地说： “这对我重上舞台是有好处的。”1980年春，他又一次入院治疗，未等痊愈，即返回剧团，全力投入了《三打祝家庄》的排练。在这个戏中，1 自担任了石秀、乐和这两个重要角色。这时，同志们、亲友们都为他捏一把汗，怕过于劳累引起旧病复发，劝他退出舞台。他却说： “我是演员，演戏是我的事业。我知道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我要抓紧时间演几个戏，在舞台上和甘肃人民告别。”的确，在这段时间里，他恨不得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去工作。在剧团，他抓紧时间排练; 回到家里，放下饭碗，又在房子里揣摩每一招式，每段唱腔。为演好这台戏，他不仅反复体验自己担任的角色，而且要给自己的搭当说戏、示范。
1980年6月，甘肃省京剧团贴出海报，李大春主演的《三打祝家庄》将正式与观众见面了。兰州市的戏迷们，奔走相告，一时间，能一睹与舞台阔别十余年的李大春的艺术表演，成了戏迷们的一大快事。演出时，李大春一登场，全场立刻掌声雷动，他英姿不减当年，唱、念、作、打，声情并茂。全场观众因之陶醉，为之倾倒。《三打》的演出，可以说是甘肃京剧团十余年中，第一次最成功的演出。它一扫十年浩劫以来，甘肃舞台上沉闷、枯燥、冷清的气氛。
然而，正当他重返舞台并博得观众赞赏的时候，癌细胞已在进一步侵袭他的肌体，李大春难以再支持下去了。正在这时，兰州市民政局为慰问烈军属和复员军人，指名请李大春同志演出《三打祝家庄》。同志们劝阻他，他却坚持要上场。最后决定，他只演前半场，后半场由他的学生演出。就是这样，他的身体也不行了。半场下来，冷汗直流，一退场，就昏倒在后台。为了慰问烈军属，他在舞台上是用何等坚强的意志在支撑着呀!
大春同志的病症一天天沉重起来。在他病情恶化的时候，他在精神上又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他最心爱的小外孙，在随同母亲去探望外祖父时失踪了。十年浩劫，李大春的儿女都失去了继承父业的机会，这个小外孙，聪明伶俐，正是他的希望所在。现在，小外孙竟突然失踪了。这对他说来，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他焦急万分，忧心如焚。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他离开人世时，仍然不知道他的小外孙已经淹死在医院附近的池塘里。
在李大春同志住院期间，甘肃省的党政领导以及文艺界的朋友们纷纷到病房探视。同志们询问他的要求，他既不提自己的身体，也不提他心爱的小外孙，更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只是一个劲地谈甘肃京剧团今后应如何改革，如何在艺术上创新。直到进入弥留状态时，他还喃喃自语，关心着剧团的工作。然而，病魔是无情的。这个在舞台上生龙活虎、纵横驰骋、年仅五十三岁的着名演员，终因抢救无效，于1980年12月28日溘然与世长辞!
大春同志从动手术到去世，共一年零八个月。这期间，他为甘肃省京剧事业在十年浩劫后的振兴，做了大量工作。直到现在，人们还时时怀念李大春同志。他的学生说： “李老师不仅给了我们艺术生命，而且教会我们怎样做人。一出《三打》是他献给甘肃人民的艺术珍品，也是李老师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艺术遗产!”

四

李大春从艺四十年，在舞台上也整整度过了三十六个寒暑。三十六年来，他主演过 《打虎》、《杀嫂》、《鸳鸯楼》、《醉打蒋门神》、《蜈蚣岭》、《林冲夜奔》、《火并王伦》、《三打祝家庄》、《哪吒闹海》、《闹天宫》、《十八罗汉斗悟空》、《十八罗汉收大鹏》、《智激美猴王》等许多京剧传统剧目，还主演或导演过现代京剧《燕子盗》、《八一风暴》、《草原初春》等。他所塑造的武松、林冲、孙悟空、石秀等一系列舞台艺术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娴熟精湛的武打技艺，长期为甘肃人民津津乐道。
李大春同志的表演，很注意师承，他继承了李兰亭老先生的真传，具有鲜明的李派的特点。李派的武打和舞蹈，要求有很硬的幼功，表演起来干净利落、大方漂亮，准确性高。李派的这些特点全被李大春继承了下来。例如《醉打蒋门神》里武松和蒋门神的武打，一套紧张炽烈的“棍棒枪”，直到最后的“乌龙搅柱”、“踢枪背”、“踹大带亮相”，其武打之猛，招数之快，动作之稳，亮相之脆而且帅，真称得上动如飘风，静如泰山，嘎然而止，气度安闲。再如 《蜈蚣岭》里的武松，上有蓬头，下有大带，左挎腰刀，右持云帚，浑身“零碎”，但是一套“走边”下来，招招有式，式式有法，浑身上下，一丝不乱，每每令人击节赞赏。猴戏是他的拿手戏，他常说： “演猴，要演成猴学人，不要演成人学猴。演齐天大圣要不同于美猴王，演美猴王也要演成猴王，绝不能演成猴崽子。演成猴崽子，对不起我的师傅。”可见他对于师承是十分重视的。
但是，李大春同志又绝不拘泥于门户。他在表演中很注意博采各派之长，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李大春同志的武打，常常吸收我国传统武术的动作，有强烈的真实感、实战感，气氛紧张，扣人心弦。在武松杀张都监的一场戏中，他把武术里的棍、刀的功夫吸收进来，加上传统曲牌《夜深沉》的伴奏，舞蹈十分成功。他对京剧表演的革新，还表现在对某些传统剧目的场次和动作的改革上。过去演《夜奔》是分作三场，显得有些松散。李大春同志演这场戏，把三场改为一场，尽管这样演员十分吃力，但却使戏变得十分紧凑，很受欢迎。以前，演《醉打蒋门神》最后是武松追蒋忠，跑小圆场，随打蒋“枪背”下，然后是以不短的时间，由各自卖弄特技。李大春认为这样演不符合剧情：一来不能通过蒋忠衬托显出武松的智勇;二来气氛也不够紧张。因此，大春把它改为：蒋忠将出门，武松便跟踪追击，二人同摆“跨虎”姿势，武松随扫蒋忠一腿，蒋忠原地蹦起，武松拧起一个“旋子”，蒋忠在“旋子”下低身转小圆圈，武松落地后，接着一个“乌龙搅柱”，狠踹蒋 “枪背”，然后亮相。最后，蒋忠在武松的威逼下，畏惧难堪地倒退数步，抱头鼠窜，武松急急追下。这样一改，不仅使气氛紧张起来，而且，在蒋忠的衬托之下，最后完成了对武松这个英勇机智的英雄形象的塑造。
李大春生前常常告诫他的学生：“武行演员最忌抛开剧情、人物的需要，单纯卖弄表演技巧。”他的表演从人物出发，力图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1962年他演出的《武松醉打蒋门神》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醉打》 一剧表现了武松扶弱除霸的优良品德。因此，表演武松这个角色，应着重刻画他抱打不平的正义感和智勇双全的英雄气概。为了赋予武松以美的形象，用强烈的艺术魅力去感染观众，李大春在塑造这个形象时，摹仿十八罗汉中伏虎的形象，结合武松的个性特点，进行了新的创造。
在这个戏里，武松三次上场，处境、心情均不相同，李大春同志抓住这个关键，对武松这个人物做了充分、深入、细致的刻画。
武松第一次登场，先是脸朝天幕，背向观众，走大半拉小圆场，稍停，甩袖子，“唰” 的一声将头转过去，脸仍不向观众。然后，随抓水袖的动作与嗒嗒呛呛的锣鼓声，把头转向观众亮相，脸上英姿焕发，显示武松自认为打酒馆是正义行动，深感自豪。之后，略一泄劲，唱道： “蒋忠至今无人挡……” 以此表现武松的思索：蒋是否真的那么厉害及如何对付他。这样处理，在把观众急于要看武松面貌的心情逗引到最高处时，突然把豪光四射的脸转向观众，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随锣鼓点的长锤把劲略微一泄，便又将武松的内心活动透视出来。
武松第二次登场，是在去快活林的路上，这时他已有几分醉意。他一上场，用醉意的步伐行至打鼓道，随三锣走两个交叉步，稍停，再随嘣、咚、呛的锣鼓点，用右脚踢蛮带于右肩上，脚不落地，再用右手抓住蛮带，甩带穗，脚落地，甩罗帽，亮憋相，以表示饮酒略醉，浑身的力量在发作。然后问： “离咱家酒馆还有多远?”当施恩回答“前面就是咱家酒馆”时，武松“哦”的一声，右手抓住水袖往后一退，道出“前面就是咱家——”，这时他左手往后打，右脚抬起，绕水袖，脚落地，亮相，再用长音接着说出“酒——”，再念“馆”，然后“嘿嘿嘿……”地冷笑数声，十分细致地反映了武松对蒋忠的愤恨和想打蒋忠的迫不及待的心情。
武松第三次登场，和蒋忠有几个回合的对打。李大春在演这场戏时，恰如其分地把握剧中人物心理的变化，表演得十分精彩。武松和蒋忠是第一次交手，只听说蒋忠十分厉害，但并不明底细。因此，在第一个回合中，他面部略带紧张神色，动作猛而且狠，借以表现他想先发制人，克敌制胜的心理状态。在第一回合中，武松发现蒋忠是狡猾的，加之对他的武艺还不十分摸底，所以在第二回合的对打中，武松表现得十分警惕、谨慎。在第二回合快结束时，武松发现蒋忠并非对手，对蒋有些藐视。这时，武松在稍一泄劲之后，做了一个眯眼斜视蒋忠的动作，既反映了武松的心理变化，又反映了他的谨慎小心，且还在醉意之中。第三个回合中，武松的一招一式都较前缓慢了些，借以表现武松在摸清蒋忠的底细之后的沉着和对蒋蔑视，从而也突出了蒋的慌乱。
《武松醉打蒋门神》的武打设计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表演精彩动人，是李大春京剧表演艺术的结晶。
戏曲艺术长期以来形成许多基本的表演程式。在如何使用这些基本程式为表现人物服务的问题上，李大春同志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成绩。如同是一个 “走边”，李大春的表演却因人而异。《蜈蚣岭》中的武松是“夜走蜈蚣岭”，《夜奔》中的林冲是“雪夜奔梁山”，《三打祝家庄》中的石秀则是“探庄”，不但规定情节不同，而且三个人物的性格也迥然有别： 武松粗豪质朴，林冲谨慎稳练，石秀聪明机智。李大春在表演这些人物时所使用的 “走边”，充分显示了他们之间性格、境遇的差异。即是同一个武松，在不同情景下，表现也不相同：“醉打”里的武松，无所顾忌，上门抱打不平;《蜈蚣岭》里的武松，则是杀人逃走，于粗犷之中又有几分警惕。李大春在扮演这些人物时，使用程式，也都各如其分，绝不雷同。无怪人们说：“李大春演谁象谁，演谁是谁，他把角色演活了。”
作为一个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大春同志把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京剧事业，他积劳成疾，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他忠诚于社会主义戏曲艺术的崇高思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对京剧事业做出的贡献，以及他所创造的每个成功的舞台艺术形象，都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