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主要事迹简介

梁漱溟

梁漱溟 (1893——1988年)，蒙古族，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名焕鼎，字寿铭，20岁后又字漱溟，曾用笔名寿民、瘦民等。远祖为元朝宗室。父济(1858—1918年)，内阁侍读。着有《桂林梁先生遗书》。母张氏，大理人，白族。曾在北京女学传习所任教。兄焕鼐，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妹焕诘、焕绅，均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6岁，入中西小学堂。8岁后，先后就读于公立小学堂、蒙养学堂。早慧，受到父亲的人格感召，幼即萌露对国家的责任感、超迈世俗的见解和“一片向上心”。10岁起即“好用思想”，至20岁以前，受父亲“务实”主张影响，《自述》：“以利害得失来说明是非善恶，认为人生要归于去苦、就乐、趋利、避害而已，”“与近代西洋功利主义同符。”13岁考入地安门外顺天中学堂。课外自学，最得力于《新民丛报》等各种种杂志报纸，倾慕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等人。
1911年，19岁，毕业。参加京津同盟会。继续思索人生的苦乐问题，认为苦乐不在外境而在人的主观，并悟出“人生基本是苦的”结论，“一转而趋向古印度人根本否定人生的出世思想。”于是开始茹素，勤求佛典阅读，有出家为僧之念。
1912年2月，清帝宣统退位。任《民国报》编辑、外勤记者，始用“漱溟”笔名。8月，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在湖广会馆成立大会上，亲聆孙中山、黄兴两先生讲演。会后转为国民党员。“我二十岁至二十四岁期间，即不欲升学，谢绝一切，闭门不出，一心归向佛家，终日看佛书。”是年，母病逝，极为悲痛。1916年5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究元决疑论》，“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惟独推崇佛学。论中发挥印度出世思想，指出人生唯一的路在皈依佛法。”后以范源廉为介，携此文拜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8月，由司法总长张耀曾推荐，任司法部机要秘书，同时任秘书者尚有沈钧儒。
1917年10月，应蔡元培聘，在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学生中有谭平山、顾颉刚、冯友兰、朱自清等。1918年11月，父梁济“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遂自沉净业湖。同月，《印度哲学概论》前篇由北大出版部印行，翌年出齐。是书直至九十年代，仍被学术界评为“开山之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自称“与新潮流思想相距甚远，我对新派人物的种种主张不赞同的甚多，但我并不反对提倡白话文。”夏，与熊十力订交。1920年，暑假阅经书，“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更根柢。”而“全部《论语》都贯穿着一种和乐的人生观。——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悟出：“生命流畅自如则乐，反之，顿滞一处则苦。”于是，决然放弃出家之念，从出世思想“再转而归落到中国儒家思想”。
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由于《新青年》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和当时的文化大论争，使梁漱溟“十二分的感觉到压迫之严重”，遂有此作。书中界定文化“存乎物象，寤于人心”，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包括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而生活则是“没尽的意欲”。对“意欲”的态度，即对人生的态度，可分为三种：奋斗的、调和或随遇而安的、取消的。进而演绎出三种文化路向：扩张式的、征服自然的，与自然融洽游乐的、玄学直观的，宗教的畸形发达的。也就是三种文化模式：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这三种文化模式不是时间上的差异，而是根源上的不同。因此，文化是多元的。认为中国人所应采取的态度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要承受西方文化的科学民主精神，“提倡一种奋往向前的精神，而同时排斥那向外逐物的颓流”;又指出：“现今西方思想界已鲜明的要求改变他们从来人生态度，而且他们要求趋向之所指就是中国的路，孔家的路。”进而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本书面世后，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蒋百里评为“震古铄今之作”，胡适则认为是一种“主观化的文化哲学”。熊十力在六十年代说道：“在五四运动那个时期，在反对孔学，反对中国古老文化那么厉害的气氛中，梁先生提出未来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话，是很有胆识的。”11月，与黄靖贤结婚。冬，熊十力来京，同住于地安门吉安所，同住共学的还有北大学生陈亚三、黄艮庸、朱谦之等。
1924年暑期，辞去北京大学教职，在北大前后七年，自称：“北京大学培养了我。”夏，会晤印度诗哲泰戈尔，纵论孔孟学派。1925年春，与熊十力等在什刹海同住共学，并开始“朝会”，天将明未明时，师生团坐，静默反省，呈现生命中最可宝贵的刹那。翌年，与熊十力等十余人移居西郊，共同研讨儒家哲学。1927年1月，在北京演讲“人心与人生”。4月，李大钊遇难，为其料理后事。1929年春，考察农村。在南京参观晓庄师范，称赞陶行知是“革命心、事业心都十分强盛的人”。在江苏昆山考察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改进实验，在河北定县考察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验，在山西会晤阎锡山并考察山西村政运动。秋，到河南辉县，受聘为冯玉祥支持的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时梁仲华为副院长，主持院务。1930年，在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并接编《村治月刊》。6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文开始连载。该文指出中国文化“为西洋之实际的优胜打击无存”，而“自曾文正李文忠以迄共产党，虽再转再变，不可同语，而抛开自家根本固有精神，向外以逐求自家前途，则实为一向的大错误”。10月，河南村治学院停办。
1931年初，应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之邀，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梁仲华任院长。1932年，在南京首次与蒋介石见面。1933年7月，与晏阳初等发起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邹平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乡村建设学会”。10月，接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1934年7月，兼任邹平县县长。8月，夫人黄靖贤去世。1936年4月，赴日本考察农村复兴工作。12月，西安事变发生，发表谈话称：除蒋介石外，无人可当抗敌统帅。要求放蒋。乡建派以邹平为实验区，将全县划分为14个乡、336个村，建立乡学、村学，以取代原有的乡镇公所。强调乡学村学不是行政机关，而是教育机关，目的在于以教育引进自治，开发民智、改善风俗、振兴产业、进展经济。7年来，训练乡村服务人员4000余人，建立棉运、蚕业、林业、信用等合作社307所，在引进新技术、新品种方面有一定成绩，教育已接近普及的边缘，还进行了民众自卫训练。日寇犯鲁，韩复榘不战而走，派差派款，裹挟乡校壮丁枪枝，使乡学成为“怨府”;沈鸿烈代韩后，更以“违背法令”为由，撤销乡农学校，恢复原区乡建制，乡建运动随即化为乌有。1937年3月，《乡村建设理论》出版。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萌芽于1922年，成熟于1928年，从1930年到1937年，则为其进一步具体化和系统化，并在地方当权派支持下，以较大规模付诸实践而在北中国盛极一时，终至归于失败的颇具悲剧色彩的一场历史演习。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否认中国有阶级、阶级对立，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士农工商四民并列，人们的社会地位有较大的流转性和可变性，没有统治阶级，只有统治者皇帝。中国人崇尚理性，“所谓理性，是指吾人所有平静通达的心理”。礼俗、教化，即理性维系着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儒家道理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最合乎于人类理性。中国当下的问题是“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因此，中国问题，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民族的问题，都是文化问题。而“欧洲近代民主的路”和“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均有悖于中国的固有精神和特殊国情，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要使经济上的富，政治上的权，综操于社会，分操于人人”。所以，中国问题的解决，并非是暴力革命，而是“内部文化补充提高”，复兴传统文化，创造现代文化。所谓乡村建设，梁漱溟概括为：“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而“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之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1935年10月，梁漱溟曾总结乡村建设运动的“两大难处”在于：“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号称乡村建设运动，而乡村不动。”“两大难处”最后粉碎了他的梦想。
1937年8月17日，应邀参加在南京中山陵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发言中主张大规模发动知识分子以动员民众。蒋介石委托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四人起草有关计划。12月9日，至武汉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会上与周恩来第一次会面。年底，率1000余人、800余条枪，从鲁西撤退，政府给予“中央直属第三政治大队”名义，返鲁抗敌。1938年1月7日到延安，与毛泽东谈话8次，其中2次谈了通宵。后来梁回忆说：“毛主席给我的谈话，就是《论持久战》那些观点，中国不妥协，日本必败。”“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的佩服。”但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与毛发生争论。梁在事后说：“他的理论主张四个字‘阶级斗争’，我就反对他的阶级斗争。”认为中国“缺乏阶级斗争”，“明清五六百年，阶级分化不明不强”。“毛主席说：‘你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我说：‘你对中国社会特殊性认识不足。’”1939年至重庆，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2月偕黄艮庸等6人出发巡视抗日前线，行前蒋介石送路费1万元。至9月返抵洛阳，8个月中，出入苏皖晋冀鲁豫等地敌后游击区，历经50多座县市、近200个村庄，会晤卫立煌、罗荣桓等国、共两党将领，并与第三政治大队同人相会，多次遭遇日寇，冒险犯难，备极艰辛。11月，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包括第三方面的小党派和知名人士。1940年初，创办勉仁中学，任董事长。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联盟在重庆特园成立，被选为常委，兼任秘书长，黄炎培为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5月，飞抵香港筹办民主政团联盟机关报《光明报》，“九·一八”创刊，任社长，12月香港沦陷，《光明报》停刊。1942年2月，抵桂林。春，《中国文化要义》开笔。坚决拒绝周恩来关于在苏北建立乡村建设或民盟据点的建议。是年，与陈树芬结婚。陈，云南人，毕业于北京女师大教育系，时任桂林中学教师。1944年9月，民主政团联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张澜为主席。
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在穗而未出席，但仍被选为18位常委之一。11月，自穗飞渝，当晚周恩来即到特园看望。此后，即为争取国内和平，反对内战而积极奔走，多方斡旋。1946年1月，以民盟代表身份出席旧政协会议。月底，发表声明退出现实政治，“专搞文化研究”。周恩来当面批评说：“国民党一党专政，关着门，经我们大家合力争取，现在门已敲开，你却临门后退，影响不良，绝对不许。”3月，经北平飞延安，毛泽东在机场迎接。在延安10天，与毛泽东、朱德等谈话，提出“党派综合体”主张。5月初，任民盟秘书长。5月8日，离渝飞沪转南京，在南京设民盟总部，作为民盟首席代表参与国、共两党和谈，说：“张表老(澜)不出川，一切由我作主。”7月，为李公朴、闻一多被刺发表《民盟秘书长谈话》，并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8月，与周新民代表民盟飞昆明调查李闻事件。10月10日，在上海与周恩来彻夜长谈。次晨返南京，见报载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10月28日，以调解人身分，民盟提出有利于国民党的和谈折中方案，与李璜等到梅园面交周恩来。据梁回忆，周态度愤激，泪落声嘶，说：“我的心都碎了!今天和谈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国民党是我的敌人，你们也是我的敌人!”事情挽回后，梁当场对周说：“这件事教育了我，深感自己搞不了政治，决心退出和谈。”年底，退出民盟。1948年，由勉仁中学改组的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又改组为勉仁文学院。是年，对学生胡应汉说：“吾无复邹平实验之趣，亦无意与政治为缘。所望于及门诸生者，能将吾之学问传下去，自有开花结果之日。”1949年1月在重庆《大公报》发表《中国内战责任在谁》，指出不在中国共产党;2月发表《敬告中国共产党》，劝说中国共产党不要以武力求统一。
1949年11月，《中国文化要义》在成都出版。本书叙述作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作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总特征”是“文化早熟”，而“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儒家盖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于是，“纳国家于伦理，合法律于道德，而以教化代政治(或政教合一)。”“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忽略了对物的研究，对科学的研究，也忽略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所以，“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自序》说：“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本书用意盖在于此。
1950年1月，到达北京。3月11日，与毛泽东在颐年堂谈话至夜深。9月23日，与毛泽东在颐年堂谈话，办中国文化研究所事从缓。10月，移居颐和园。1951年9月5日，再次与毛泽东谈话。10月，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1952年5月，写出《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长篇检讨文章送林伯渠转毛泽东阅。8月7日，毛泽东邀谈。毛评论该文说：“你思想识见有进步了，但还不够，慢慢来吧。”不同意梁去苏联研究，建议在国内作社会调查。
1953年9月11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谈及在京见闻所及，指出：城市工人工资生活为乡下农民所歆羡，充当一个临时小工每天可得工资一元乃至一元二角，因而农民纷纷涌向城市，市政当局又把他们推送出去。引用了某人所说“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话。12日，列席中央人民政府会议，毛泽东讲话中不点名地说到“有人反对我们的总路线，替农民叫苦，大概是孔孟之徒吧!”当夜即写信给毛申明不曾反对总路线，愿见面陈白。未获机会。17日，会场散发1949年《敬告中国共产党》文。周恩来发表长篇讲话，指责梁漱溟“一贯反动，暗中帮助蒋介石”。毛泽东三次插话，对梁说：“人家都说你是好人，我看你是伪君子!”“你不是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并说梁反对总路线“是恶意的”。18日，梁漱溟“气势甚盛”地发言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毛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则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梁欲再辩，却被“哄下台归座”。1954年春，中国科学院组织对梁的批判会，郭沫若声色俱厉地说：“他反对党的总路线，我们要严加镇压!” 12月，继续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8月24日，被抄家、罚跪、游街，三代祖传的书画文物付诸一炬，手稿、钱物亦为红卫兵掠走，被赶到小南屋暂居。9月10日，上书毛泽东，请求发还被抄走的《人心与人生》书稿：“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续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不久，退回书稿。下旬，到太平湖畔，吊唁殉难者老舍。在“文革”的恐怖中，从容撰写《儒佛异同论》，11月完稿。1974年2月，在全国政协的“批林批孔”学习会上，作了两个半天的长篇发言，声明“不能随从批孔”，认为孔子有功和过的两个方面，要一分为二。并说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从此，遭致7个月的围攻，大小批判会100余次。9月23日学习会上，召集人问及感想，答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975年7月，《人心与人生》一书完稿。本书是梁漱溟一生的最后着作，也是积50年研究成果和切身体验而成的心性之学巨着，书中写道：“人心基本特征在其具有自觉。”“在人生之自勉向上，好学，知耻，力行，不安于退堕。”认为古代东方学术“不务考究外物而反躬以体认乎自家生命，其道即在此自觉心加强扩大，以至最后解脱于世俗生命”，“此盖文化之早熟者，正为世界未来文化之预备。其中如古道家之学、古儒家之学之复兴正不在远。”“世界未来是古中国文明之复兴。”
1977年5月，在《论毛主席的晚年》一文中说：“毛主席功在国家，功在世界，其功德直是数说不尽。”“但对照起来，从谦虚谨慎，今则一反常度，狂悖之极。”“后来完全不听旁人的话，没有人能向他进言。”1979年6月，夫人陈树芬去世。1980年1月，移居复兴门外高干新居。是年，担任第四届政协常委、人大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1981年10月，《对毛主席一生过错的我见》一文在香港《百姓》杂志发表。1982年10月，90诞辰时，中共中央统战部设宴祝寿。1984年，与张岱年、冯友兰等创办中国文化书院，任院务委员会主席。1985年5月，香港《百姓》杂志社社长陆铿来寓所访问。6月，陆铿发表《胡耀邦访问记》，披露胡的一段话：“梁漱溟先生从参加新中国的政治舞台头一天起，是不大讲我们的好话的。他几年以前就开始讲我们的好话了，大概是四年前吧。”又说1953年毛对梁的批判“的确是批过头了”。8月，在文化书院讲习班讲中国传统文化。翌年1月，以94高龄第二次在讲习班讲演，说：“我60多年前就曾预测，中国文化必将复兴。”1987年10月31日上午，出席“祝贺梁漱溟从事教学科研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致谢辞时说：从伦理而来的“天下太平”“是人类的理想，人类前途不外乎此。”
1988年3月，出席全国政协七届大会，继续当选为常委。4月13日，到良乡祖茔扫墓。4月25日，扫墓归来后即感不适，遂住入协和医院检查，确诊为尿毒症。5月17日，在医院接受台湾女记者尹萍采访时，提到在台的老友郑彦棻、张群等，寄语台湾青年“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要读我的《中国文化要义》”，期望中国“要顺应世界潮流”。20日，在一封口述的信中谈到1953年和毛泽东的冲突时说：“虽事过多年，但每与人言及此事，总是承认自己亦有错。争执产生自双方，唯中国古人有‘反诸求己’的教导，我的认错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争执的对方认错。”
1988年6月23日上午11时35分，在协和医院病房，对医生断断续续讲了“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最后一句话，就溘然辞世。7月7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李先念等参加。张岱年挽联曰：“善养浩然之气，有学有守;宏扬中华文化，立德立言。”冯友兰挽联曰：“钩玄决疑，百年尽催，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启功挽联曰：“绍先德不朽芳徽，初无意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愍众生多般苦谛，任有时呼为牛呼为马，辣手唯留兼爱篇。”8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漱溟生平》，称梁是“着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和“着名的哲学家、教育家”。
有二子：培宽(1925年—)，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所研究员。培恕(1928年—)，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着有专着、文集：《究元决疑论》(1916年)、《印度哲学概论》(1919年)、《唯识述义》(1920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漱溟卅前文录》(1923年)、《漱溟卅后文录》(1930年)、《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年)、《乡村建设论文集》(1934年)、《梁漱溟先生教育文录》(1935年)、《乡村建设大意》(1936年)、《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1937年)、《朝话》(1937年)、《梁漱溟最近文录》(1944年)、唐现之编《梁漱溟教育论文集》(1945年)、《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1949年)、《焕鼎文录》(台湾版，1974年)、(美国)艾恺编《梁漱溟言论集》(1980年)、《人心与人生》(1984年)、《东方学术概观》(旧作，1986年)、《我的努力与反省》(1987年)、宋恩荣编《梁漱溟教育文集》(1987年)、《忆往谈旧录》(1987年)、《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旧作，1988年)、《梁漱溟学术精华录》(1988年)、《勉仁斋读书录》(1988年)。
全集有：《梁漱溟全集》八卷(1989年至1993年)。
年谱、传记有：胡应汉编《梁漱溟先生年谱初稿》(台湾版，1979年)、梁培宽编《梁漱溟年谱简编》 (1987年)、宋恩荣编《梁漱溟年谱》(1987年)、李渊庭、阎秉华编《梁漱溟先生年谱》(1991年)、王宗昱编《梁漱溟年表》(台湾版，1992年)等。(美国)艾恺着《梁漱溟传》(英文版，1979年)、马勇着《梁漱溟评传》(1992年)、王宗昱着《梁漱溟》(台湾版，1992年)、景海峰、徐业明着《梁漱溟评传》(1995年)、张岩冰编《梁漱溟印象》(1997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