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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主要事迹简介

罗家伦罗家伦(1897—1969年),浙江绍兴人,出生于江西进贤。字志希,笔名毅、罗毅。父亲罗传珍(?—1943年),曾任江西进贤知县,1907年捐俸购进麻种5万斤供进贤农民种植,造福一方。20年后,游宦南昌时,仍有进贤老乡以麻布寄赠,怀其德惠。在南昌,与新军将领有所往还。几次劝说江西巡抚冯某不兴大狱,新军中革命党人得免于难,其中有李烈钧等要员。...

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年),浙江绍兴人,出生于江西进贤。字志希,笔名毅、罗毅。父亲罗传珍(?—1943年),曾任江西进贤知县,1907年捐俸购进麻种5万斤供进贤农民种植,造福一方。20年后,游宦南昌时,仍有进贤老乡以麻布寄赠,怀其德惠。在南昌,与新军将领有所往还。几次劝说江西巡抚冯某不兴大狱,新军中革命党人得免于难,其中有李烈钧等要员。
3岁时,在母亲教导下,开始识字、背诗。稍长,父亲授以古今诗。每晨并选讲典故,令罗家伦跪榻凳上静听。9岁时,母亲逝世。入私塾后,父亲仍亲授《王阳明集》等书。辛亥前夕,父亲袖藏邹容《革命军》归,嘱罗家伦细读。
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在公学师事于右任,并结下深厚的师生之情。于曾为罗书联:“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课余广泛阅览新书报刊,曾作《二十世纪中国之新学生》,发表于《复旦杂志》,上海各报有转载。
1917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傅斯年主修中国文学,与罗家伦同级。罗自称与傅“在学问方面都有贪多务得的坏习惯,所以常常彼此越系选课,弄到同班的功课很多,就在哲学系方面也同过三样功课的班”。傅斯年记述说:“志希和我,因为彼此都有好吵闹的脾气,几乎每天打嘴仗,甚而至于气忿忿的,不谈话了。然而过五六分钟,仍然一起如常。任凭吵上多少次,我们总是最好不过的朋友。”二人经常到胡适家请教,也多由讨论到争辩。在北大,“生死之交的朋友”尚有法科的段锡朋(五四运动时曾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罗家伦曾翻译易卜生的剧本《娜拉》,在《新青年》发表。
1918年11月,在《新青年》的影响下,罗家伦与傅斯年、康白情、杨振声、顾颉刚、汪敬熙、江绍原、俞平伯等人发起“新潮”社,并筹办《新潮》月刊,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任编辑。1919年元旦《新潮》第1号问世,其中有傅斯年文章10篇,罗家伦文章3篇。在“五四”前后,《新潮》的影响仅次于《新青年》,被认为是提倡新文化运动第二种富有号召力的刊物。《新潮》办刊的三原则是:“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词”,鲜明地体现了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罗家伦在《新潮》先后发表了《今日之世界的新潮》、《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今日中国之新闻界》、《什么是文学》、《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解答几种对于白话文学的疑难》、《妇女解放》、《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解放与改造》、《舆论的建设》等文章,鼓吹“文学革命”,倡导新文化。罗家伦曾说:“今后的新文学,应该是周作人所说的‘人的文学’。”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13所学校3000多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大游行。罗家伦一直走在游行队伍前列,与江绍原、张廷济三人被推为学生“总代表”,到英、美、法等国使馆,递说帖和意见书,希望各国给以“同情之援助”。“五四”当天所散发的惟一一份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即由罗家伦起草。宣言主张“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断然表明“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仅180多字,却气势磅礴,字字铿锵,极富号召力。
1919年5月26日,罗家伦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山东问题”栏内,发表一篇短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重要概念。并指出:五四运动中,中国学生的创举表现出三种“关系中国民族存亡的精神”,即: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胡适认为:“这篇文章发表在五四运动收到实际政治的效果之前,这里的三个评判是很公道的估计”。《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为五四运动作了初步总结,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后又作《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主张要认定方向,努力于:一、积极的学术研究,为新文化运动放一个建设性的异彩;二、深入民众,为实际解除民众痛苦,增进民众福利。本文载于《新潮》第2卷第10号(1920年5月),上海《申报》迅即全文予以转载。
1919年11月,傅斯年出国后,罗家伦继任《新潮》主编。年底,北洋政府对罗家伦等下达逮捕令,遂与张国焘潜赴上海。1920年初,《新潮》改组,推周作人主编,但周仅挂虚名,事实上由孙伏园、毛子水等负责。《新潮》月刊从1919年1月创刊,到1920年11月停刊,共出版3卷2期,每卷5期,共17期。《新潮》是《新青年》的第一支友军,直到1919年下半年,才有《少年中国》、《晨报·副刊》等继起参战。《新潮》在推动新文学的发展上也卓有功绩,康白情、俞平伯、朱自清等人的新诗,叶圣陶、汪敬熙、杨振声等人的新小说和散文都曾在《新潮》面世。
罗家伦对五四运动的激情和怀念始终未衰,并不断对其历史意义进行反思。1950年五四运动31周年之际,罗家伦在台北《中央日报》发表《五四真精神》一文,仍然强调“五四”是文化意识的觉醒,是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它是以爱护国家民族为骨干的”,“无论你赞成五四也好,反对五四也好,五四在中国近代史上自有划时代的地位”。
1920年秋,由蔡元培设法,请上海纺织业钜子穆藕初赞助,资送罗家伦、汪敬熙、周炳森、段锡朋、康白情5人出国留学,当时北大遂有“五大臣出洋”之说。罗家伦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历史学、哲学,一年后转哥伦比亚大学。因傅斯年等在英国,遂于1922年秋,横渡大西洋至英国与傅重聚。罗家伦入伦敦大学后,与傅斯年朝夕相处,切磋辩难。1923年,入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2年后,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哲学、历史和文学,并留心各大学文理学院的建设。
1926年归国,任东南大学教授。旋即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会委员长,并任蒋介石秘书。蒋介石当时有关时局的重要文章,不少出自罗家伦之手。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蒋介石任校长,戴季陶兼教务主任,罗家伦被任为副主任,负实际责任,并教授“中国近百年史”。8月,孙传芳部来犯,遂有着名的“龙潭战役”。是时,罗家伦正在上海,急返南京危城,对校内师生说:“世界上只有杀得死的革命党人,决没有吓得走的革命党人!”
1928年1月,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处处长。5月3日,日军炮轰济南城。中国交涉员蔡公时,竟被日军残杀,全国震愤。受蒋介石委派,罗家伦与熊式辉赴鲁,涉险调查,与日军师团长福田彦助交涉。罗家伦自述:“我们于9日冒着炮火深入济南,沿途见居民惨号骇走,不忍寓目。当我们去见福田,要他阻止日军炮攻济南的时候,日本记者几十个人围着我们拍照,这种痕影,是我虽死也不愿意留的。”当天下午,日军攻击设在党家庄的蒋介石总司令部。罗家伦、熊式辉自济南回到离党家庄不及3里处,双方正交火,他们恰在日军一侧,日本军官从装甲车上下来,拿手枪对着罗、熊的胸口,而罗家伦等终未屈服,日军只得允其绕道返回我方司令部。罗家伦此行,胆识过人,颇受国人赞扬,也进一步获得国民党上层人士赏识。
1928年6月,北京光复。9月18日,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时年31岁。就职时,发表着名演说《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清华是原外交部留美预备学校,罗家伦在蒋介石、谭延闿、孙科等人支持下,使清华改隶教育部,转为正规大学,将“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并与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商定设文学(包括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历史、社会人类学5系)、理学(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学5系)、法学(包括政治、经济2系)三个学院,后又增设地理、土木工程2系。又从1928年度起,第一次开始招收女生。罗家伦提出“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的办学方针,并将中美庚款从国外争取回来,成立“清华基金”,同时延揽各方着名教授(如历史学家蒋廷黻,政治学家张奚若、萧公权,哲学史家冯友兰,化学家张子高等),大量添置图书(如购入杭州的杨氏丰华堂藏书三万七千余册、北平的大量近代历史档案文件等)及设备,建筑生物馆、气象台,扩建图书馆。他注重实验科学,“主张把科学的根苗,移植到清华园里,使他在中国土壤上,开花结果。”(马星野语)从而为清华发展成为一所正规的一流大学奠定初步基础。陈寅恪曾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罗家伦曾将所着《科学与玄学》面赠陈寅恪,陈笑撰一联调侃:“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披是“儒将风流”,因罗曾着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装来清华,且新婚夫人美而贤。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势力控制华北,阎系人物提出“清华人管清华”的口号,制造“驱罗运动”,罗家伦被迫辞职。天津《大公报》曾就此事发表社论,认为攻击大学校长之风万不可长。罗家伦离清华后,在武汉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在武大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一文。1920年,南京中央党务学校改组为中央政治学校,罗家伦被任为教务主任兼代教育长。罗家伦到任后提出“我们要担负普法战争后法国政治学校所担负的责任”的口号,号召同学雪耻图强。后又提出:“准备!准备!且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把自己的中国整顿好!且看太平洋战争发动时,中国是不是有组织的国家!”
1932年8月,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任职达10年之久。上任伊始,在对全校师生所作《中央大学之使命》讲演中,提出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认为这种文化既是民族精神的结晶,也是民族团结求存的基础,因此要把中大办成一所兼容并蓄的大学,就像十九世纪初柏林大学一样,肩负起建立民族文化的责任。又提出“诚、朴、雄、伟”四字校训,认为中大应是“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1933年,设立航空工程研究班,为遮日本人耳目,对外称“特别机械研究班”。罗家伦说:“隐蔽的名称不能隐蔽我们火一般的爱国和救国的情绪!”又增设水利工程系,以治理江河,防止水灾,克服抵御外侮的困难。至1936年时,中大已有7个学院,30多个系科,校舍不敷使用,于是在中华门外石子冈另觅得新校址,准备扩大发展。新建筑计划占地8000亩,兴建工学院、农学院本部、航空工程系实验室,以及图书馆、大运动场等,预计30个月完成,需款570万元。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大被炸,科学馆、牙医专科学校、学生宿舍均炸毁。9月西迁重庆。中大用原拟在南京建筑新校舍的款项作为迁校之用,工学院教授日夜策划,仅42天即在重庆沙坪坝建成可容千人的校舍。11月即复课。南北各大学在迁移过程中,都备尝艰辛,损失严重,而中央大学损失最小,秩序最为稳定,课程从未间断,确为奇迹。在罗家伦的努力下,至1941年,中大已有7个学院、1个研究院、56个系科、9个研究部,开课829种(南京时仅524种),学生3153人(南京时为1072人)。1941年8月,由于经费拮据,特别是派系势力的矛盾,罗家伦“已到了精疲力竭,不能支撑的地步”,被迫辞职。
1942年,《新人生观》在重庆出版,到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共发行27版,打破商务四十多年书刊出版纪录,台湾自1951年至1977年共发行18版。可见《新人生观》影响之大,影响之久。《新人生观》共16篇文章,包括《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恢复唐以前形体美的标准》、《侠出于伟大的同情》、《运动家的风度》、《扭开命定论与机械论的锁链》、《创造与占有》、《信仰、理想、热忱》等,是在抗战期间,自“中大西迁以后,对全校的一套系统演讲”。书中文章针对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所最容易犯的错误观念而发,浅显易懂,具有说服力,很受青年人欢迎,是罗家伦最有影响力的着作。
1943年2月,为了长期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分为铁路、公路、水利、农林、畜牧、垦殖、工矿、民族、教育、卫生等12个部门,由政府和学术机关中的专家、学者46人组成,考察陕、甘、宁、青、新疆5省,“积极建设西北,以增强抗战力量”。7月底,出嘉峪关,12月初在天水总结工作,1944年3月完成《大西北建设计划》及考察报告14项。后国防最高委员会又任命罗家伦为新疆监察使。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后始回重庆。1945年10月,由重庆飞越驼峰,经南亚、中东至伦敦,出席联合国筹设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会议。会后重访牛津、剑桥等地。
1947年2月,罗家伦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印度“大使”。1949年12月30日,印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罗“撤馆下旗”,转去台湾。在台历任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从1958年开始,担任“中国笔会”会长,长达十余年之久。迁台后,与于右任曾比邻而居,罗家伦经常踵门请教,所谈多为辛亥革命和民国初年史实,或论书画,互相唱和。1953年,于右任75寿辰,罗家伦曾辑于早期作品三百余篇,并赋诗为颂:“三百雄文笔阵帐,规模开国阵堂堂。公毋小觑青年作,时代精神各放光。”1964年,于右任逝世,撰挽联:“笔腾天马来西极,气夺妖霓开紫金。”次年,撰《三原于右任先生墓表》。1958年,胡适定居台湾,罗家伦经常拜候,他们的师生之谊保持四十余年。1962年2月,胡适逝世,罗家伦撰《胡适墓志》。
罗家伦在担任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和“国史馆”馆长期间,组织编纂了大量史料丛书及数十部“革命文献”。1965年11月,出版“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丛”,共12种、27巨册、1400万字。其中有罗家伦主编《国父全集》3册、《国父年谱》2册,以及党史会副主任傅启学教授着《国父孙中山先生传》。1966年12月,七十寿辰后,脑功能衰退。翌年夏,家人代其辞去党史会和“国史馆”职务,兼职也一概辞去。
1969年12月25日,因肺炎病逝于台北荣仁医院。葬台北阳明山第一公墓。
罗家伦是杰出的教育家,对中国大学教育有重大贡献。是五四运动着名健将,也是一位思想家、历史学家。作为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反对封建主义,鼓吹科学、民主,向往国家现代化,指出中国的出路是现代化。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白话文,主张“人的文学”。晚年又提倡和鼓吹简体字,为此1954年先后撰写了《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文字必需大众化》等文章。罗家伦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留心边疆与民族问题,1943年组织撰写了《西北建设考察团报告》,并着有《泛论西北》(1945年),及《民族与地理环境》(1938年)、《民族与人口》(1938年)、《民族与种族》(1938年)、《民族与语言文字及文学》(1938年)、《民族与经济》(1945年)、《民族与宗教》(1949年)、《从浪漫主义到唯实主义的新疆》等。在担任驻印“大使”期间,大量收集中印边界资料,从帕米尔高原起,经过克什米尔、新疆疏附一带到拉达克,以及西藏西康边界,尤其是东北部印度阿萨密省之北,对驳斥所谓“麦克马洪线”,提供了有力证据。罗家伦关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赞扬中国军队扞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功绩。
罗家伦还是一位诗人,40年代曾出版《滇黔寄兴》、《耕罢集》、《疾风》、《西北行吟》等旧体诗集。1955年3月起,重订大陆几部诗集,又益之印度、台湾所作,汇集为《心影游踪集》,“以留生命过程中之片影”,1956年底出版。
有二女:长女罗久芳,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毕业,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事研究多年,任西雅图中区社区学院英语教习。次女罗久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毕业,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后任密歇根州立东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教授。
着有:《罗家伦先生文存》,以及《科学与玄学》(1924年)、《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1930年)、《新人生观》(1942年)、《心影游踪集》(旧体诗集,1956年)、《十七年来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1964年)等。
译有:《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1922年)、《思想自由史》(1927年)、《近代英文独幕名剧选》(1931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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