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冲》人物生平事迹简介

在人们心目中，一个着名的男演员，总要有点与众不同的“帅” 劲。或者是浓眉大眼，端正的面孔，或者是洪亮的声音，健美的身材，或者潇洒的风度，考究的服饰……总之，和普通人有些不同吧。
其实，却不完全是这样。你看他，满头银发，身体已现出老年人特征的肥胖，一套朴实的装束，满脸诚恳的表情，言谈举止，还带着“土八路”的一种“土”味。在大街上，商店里，或者菜市场，如果有人指着置身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而毫不突出的他，告诉你这是一位表演艺术家时，你一定不会相信的。
他就是曾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台上扮演过 《悭吝人》 中的阿巴公、《关汉卿》中的关汉卿、《带枪的人》中的雪特林等其他艺术形象的田冲。

童年的色彩

田冲，原名田馨田，1916年旧历3月19日出生在南昌，原籍湖南省桃源县。他的父亲是一个法官，曾由其父母包办与本乡一个女子结婚。婚后夫妻不和，又在外地第二次结婚。第二个妻子就是田冲的母亲。她是长沙一户人家的养女，嫁到田家，作了二房。父母年龄相差很大，但感情甚笃，一生相依为命，历经沧桑。
双亲没什么艺术修养，家庭缺乏任何艺术气氛。父母希冀他走仕途之道，将来作一名小官吏。田冲刚刚蹒跚学步，看到的就是父亲端坐公堂审理案件的情景。
田冲自幼聪敏。咿呀学语的时候，已经能够用手指出图片上的山、狗、猫、羊……。不幸，三岁上突然得了小儿惊风，命在旦夕。父母对这样一颗掌上明珠，日夜轮流看护，羚羊角吃了半只，瞧遍了南昌中西医，仍然不见有起死回生的希望。父亲急得手足无措，母亲嘤嘤啜泣： 治病难救命，难道自己就如此命薄，连一个独根独苗都保不住吗?一个邻居家的穷老太太毛遂自荐，安慰母亲说： “你家少爷到了这个地步，不妨让我试试看。要能用针扎出血来，那就还有救。”父亲看她衣衫褴褛，怀疑她想骗几个钱。可是，也只能“病急乱投医”了。老太太先扎田冲的人中，没血; 又扎其他穴位，仍不见血;最后总算在尾椎骨上出了一点黑血。说也奇怪，田冲的病真的日渐痊愈起来。田冲长大成人后，母亲经常对他说：“永远不要忘记南昌豆腐巷那位郭老太太。”
这件事，在田冲的心灵中，树立起一位普通人的形象。在这些黑手泥腿的人们中确实有着默默无闻的好人，和有本领的能人。一个老百姓，使那些名医相形见拙，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这一点初步的人生认识，对他的一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大病之后，灵性全失，一直到五岁半他才恢复认字。这时随父调迁，全家移居上海，田冲进了幼稚园。后来父亲又要调北京，才决心把不到七岁的田冲送到湖南乡下去。他想换换环境，或许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一点转机。
田冲从十里洋场的上海来到了幽静古老的农村。生活不习惯又觉得处处新奇。田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充满了窒息、阴森、抑郁的气氛。儒家的治家格言是唯一的行动准则。祖母治家严谨，恪守古训。连田冲这样一个六岁半的孩子，从女人晾晒裤子的竹竿底下走过都要受到训斥。坐站都有规矩，行止均有遵循。她要用封建礼教的“催化剂”，使一个童蒙未开的孩子早日成熟，变得老成持重，将来好出人头地。
田冲出生之前，家乡的大母还有一个儿子，但是祖母心里不承认他是田家的骨血。因为大母不育，后来诡称怀孕，“足月”后悄悄从娘家抱来了自己的侄子冒充自己生了孩子。祖母发现了破绽，告诉了父亲。父亲开始不肯相信，于是母子龃龉。后来父亲证实了祖母的话，所以把亲生子送来老人身边，既有认错赎罪之情，也有抚慰母亲晚景之意。祖母把田冲看作长房长孙，溺爱备至。大母一直把他看作眼中钉，可是哥哥却对他非常亲热。
一个天真活泼的儿童，在这沉闷的家庭里，天性得不到发展。不愁一啄一饮的笼中小鸟向往的却是自由飞翔的天空。农村的穷孩子中不乏 “闰土”样的人物，于是他们都成了田冲亲密的小伙伴。他和横卧牛背，持一片树叶信口吹奏的牧童一块放过牛;跟出没风波里的渔童一起捕捞过鱼虾; 跟以松云为伴的樵童上山采过蘑菇。纯朴的乡风，丰富多彩的生活，都在这小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这些，对他后来的气质、性格上多少带点乡土气，能适应战时农村的艰苦生活，是不无影响的。
田冲的童年，遇过多次危险。一次，到三里外的叔父家去上私塾，回来的路上突然下起了馒头大小的冰雹。鸟儿都砸死了，田冲也险些丧了命。还有一次哥哥带他上山采菌子，遇到了一条大蟒，他没命地奔跑，才躲开了一场大难。那年上坟祭祖，他躲开盛典，一个人跑到堰塘去捞鱼，掉进了一个大池塘，家里人谁也没发现，幸亏抓住了一根柱子，才拣回了一条命。第二年，他随双亲和叔父去北京，船过洞庭湖，狂风骤起，恶浪滔天，船底触礁，人立脚不稳，桌上茶具滚到甲板上，摔得粉碎。全家人面面相觑，惊恐万状，预感到大难临头。这时水手们却以身堵洞，舍生忘死，最后总算化险为夷，船上乘客幸免于难。几次风险，死里逃生，田冲觉得：死，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可怕，也不是那么容易，人的生命是顽强的，总有方法战胜死神。自幼多灾多难的遭遇，使他长大成人以后，再遇到危险，也就能比较镇静从容。
田冲的祖母是严厉的，也是慈祥的。夏夜月下，伴着习习凉风;冬夜拥炉，亮着一灯如豆，祖母给他绘声绘色地讲过民间故事和“长毛”造反的个人见闻。在回家乡以前，他曾在保定监狱的叔叔那里住过。传说在监狱的公馆里闹过狐仙，于是他又听到了一些《聊斋》类的故事。他像一个站在海边不会游泳的孩子，怀着喜悦、恐惧、神秘的心情涉足浅滩，望着浩渺无垠的大海，幻想着去探索它的奥秘。

近朱与近墨

一年后，田冲和他母亲被父亲一同接到了北京。最初住在辈儿胡同。他进了座落在西交民巷的中国银行行员子弟学校朴公小学读书。
1925年孙中山逝世了，9岁的田冲随家长瞻仰了遗容，对这位他心目中与华盛顿、拿破仑并列的伟人，油然而生一种无限崇敬的心情。
1926年，他家搬到了司法部街銮舆卫夹道居住。在他每天路过的司法部后面有一个看守所。1927年4月的一个清早，他从看守所的大门洞里，看到一排放着的十几具芦苇卷起来的尸体，好奇心使他久久没有离开。结果，上课迟到了。课间被“传讯”到教员休息室，他不敢说明迟到的原因，只好伸过手去挨戒尺。这时候他突然发现桌上有一张当天的报纸，上边印着十几个人的头像，醒目的标题中有着李大钊的名字，并且报道了他临刑前如何演讲、高呼口号的情景。田冲一下子就联想到了看守所里那十几具尸首。他深深为报纸上描绘的李大钊的英雄气慨感动了，也不知道挨了多少板子。这次偶然的事件，在这颗小小的心灵里，铭刻下一位至死不屈的共产党员的形象; 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增添了一笔英雄主义的壮烈色彩。
小学三年级时，他跳了一级，提前毕业。这时他的父亲调到了安东法院。把12岁的田冲留在了北京，住在绒线胡同马神庙的叔父家里。叔父是留学日本学法律的，曾有志于办模范监狱。这一年，不知什么原因离了职，赋闲在家。他抽大烟，爱吃喝，讲享受，招来了一帮失意的官僚政客彻夜聚赌。赢家兴奋的叫喊，输家懊丧的叹气，一片乌烟瘴气，闹得田冲无处安身。本来近朱者赤的田冲，从孙中山、李大钊那里获得的一点浩然之气，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逐渐泯灭了。于是近墨者黑，他也学着样子和街上的黄包车夫、卖糖葫芦的，尝试着赌起来。剩下的几个钱，就全部塞进了电影院的售票口。半年之内，他看了不少电影。平时除了补习英文和给叔父背诵全本《孟子》 的日课之外，就躲在被窝里阅读剑侠小说。
北京几年，田冲增长了不少文学、电影知识，但在人生的道路上也走了一段崎岖的路。

觉醒的年代

1928年夏，田冲的父亲从安东调到了沈阳，把他接去同住。他两次考中学名落孙山，父亲就让他在清皇宫里补习语文。请来的老先生非常和善，管束不严。田冲和另外两个孩子整日在冷冷清清的宫殿的房顶上练飞檐走壁。
半年后，父亲调往通化县。这里地处边陲，物价低，薪水高，“胡子” 多。田冲入了县立中学。在父亲 “好好学，给买一辆自行车”的物质鼓励下，勤奋起来。通化是一个只有两万人口交通不便的小城，文化生活异常贫乏。只能偶而看到蹦蹦戏的演出。中学生还在看唯一的一种刊物《小朋友》。整个通化只有一家书店，没有新文艺书籍，只有一部《福尔摩斯全集》可读。好学的田冲到处找书。一次一位朝鲜族同学借给他一本小说《哀史》 (即雨果的 《悲惨世界》)，他一口气读完了。深深为冉阿让的精神所感动。使他极为震惊的是： 原来囚犯里也有好人。
田冲非常尊重、崇拜父亲，认为他的公职是神圣的，法官都是执法不阿的，法律是最公正的。从刚记事起，听的就是对谋杀、抢劫、拐骗等等囚犯的判决惩处。在通化他住在法院里，每天看到的是进进出出的犯人，经常看到被判死刑的犯人拉出去枪毙，有时他还跟着去看检尸。他恨犯人，他和犯人是对立的，是两个世界的人。读了《哀史》以后，他的善恶是非观念一下子动摇了、轰毁了。父亲不一定都是对的，在他笔下处死的囚徒中，可能就有“冉阿让”。犯罪难道是他们自愿的吗?在父亲的笔下有没有屈死的冤魂呢?他茫然了。
“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形势紧张起来。通化是一个汉、朝、日三种人杂居的城市，日本人飞扬跋扈，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却要受日本人的气。这时他看到了田中奏摺：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通化地处前哨，战争的硝烟越来越浓，人人都有着国破家亡的不祥预感。
动荡的日子，充满悲壮气氛的岁月，那是孩子变得加速成熟的年代。田冲，一个十四、五岁的学生，初次感受到国家存亡的燃眉之急。天真的田冲，大概也受了体育救国的影响吧，他开始练起拳法来。每天早上在去学校的路上，把电线杆子当作敌人，用拳头逐根打去。有一次从屋顶上跳下来，折断了右臂，一位朝鲜医生勉强给接上了一半，另一半仍然脱臼，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苦练不辍。
“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消息传来，整个通化县立中学沸腾了，从沈阳回来的同学纷纷发表演说，声泪俱下，号召大家参加义勇军，挽救民族危亡。田冲提前毕业了。在双十节那天，学校升起国旗的时候，学校领导说：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升旗了。”同学们眼含热泪深情地和国旗告别。田冲真正意识到亡国了!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就此陆沉了吗?炎黄的子孙真的都要当牛作马吗?他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许多，已经成了身关国家兴亡的 “匹夫”了。
田冲的父亲决心离开这里，他说：“我不能把老骨头扔在关外，不能当亡国奴，更不能当汉奸!”田冲在这里生活了三年，白山黑水已经成了他的第二故乡。现在要告别这块使他觉醒、奋发的土地，而且是在日本的炸弹、刺刀的逼迫下离开，自然产生了一种依依惜别的惆怅心情。他像一个东北土生土长的人一样，带着流离失所飘泊天涯的流亡者的感情离开了通化。
到了沈阳，后来作了伪满大臣的郑孝胥以高薪为诱饵，一定要让田冲的父亲留下来，一些同事也千方百计挽留他。为了摆脱这些人的纠缠，他父亲决定让全家化妆分散出走，先到大连，后到烟台聚齐。他们扮作商人模样上了车。车上日本人盘查很严。看到田冲手上有茧子，便怀疑他是当兵的。打开行李又发现了一顶很像东北军戴的皮帽子，田冲马上挨了两个耳光。后来一个人出来说情，这个主持公道的人也遭到了殴打。
这次惊险的经历，使田冲真正尝到了亡国奴的滋味。心里埋下了更深的仇恨，更感到独立自由的可贵。国家积弱不振，任人宰割，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中华民族不能作俎上肉啊!
1932年，到了烟台后，父亲失业了。16岁的田冲又依靠在烟台任典狱长的叔父生活。先就读于商科学校，后转入省立八中。不久，叔父调上海任典狱长，田冲也跟随到了上海，结束了他探索、思考、坐而论的生活，他要开始立而行了。

道路的抉择

1933年1月，田冲到了上海。“一二八” 事变后的上海，亡国灭种的危机使田冲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是继续埋头书斋，准备将来出国留洋，满足父叔的期望;还是留在国内，独立生活，自谋出路，一方面在父亲膝下尽人子之道，一方面静观国事，待机而动。祖国正处于危难之中，留学何为?为谁深造?就此撒手而去，于心何忍?形势的发展，祖国的命运，使他决心选择后一条道路。
他进了大夏大学附中。这是一所贵族子弟学校，学杂费每年一百元。寄人篱下的田冲不得不勒紧腰带，尽量节俭。一顿便餐要五十个铜板，他却只能央求一家切面馆老板破例每顿卖给他十个铜板的素阳春面。他不愿意看纨绔子弟的白眼，就躲到屋子后面去吃。这个并非东北的湖南流亡学生虽然生活饥寒交迫，但却时时关心着白山黑水的战局。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一直到他父亲谋了差事，才有了接济。
正当他无心学业，为报国无门而彷徨的时候，1934年暑假，有一个叫李百岑的同学轻轻地叩响了他的门。两人说话投机，相见恨晚。李百岑问他喜欢读什么书。田冲回答什么都看。客人翻了翻他的书，发现了大批费尔巴哈等人的进步书籍和车而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小说。“哎呀，你怎么明目张胆地看这些书?这是犯法违禁的。这里不能放，我给你找个保险的地方。我们有一个读书小组，你要看书可以去。”于是田冲就成了李百岑、樊慎咸他们三人读书小组的成员。
他们三个人经常讨论文学、电影。阅读的第一本小说是辛克莱的 《石炭王》。后来又读了杰克伦敦的一些作品，以及苏联小说《铁流》、《毁灭》，还有萧军的 《八月的乡村》和鲁迅为小说写的序。高尔基的《母亲》对他触动更大。巴维尔·符拉索夫和母亲拨动了他的心弦，自己觉得空谈于事无补，他要搞点活动，让这黑暗的社会有所震动。他向李百岑谈了自己的想法。于是李百岑带领他参加了校内外不少活动。
读书小组经常对一些问题展开讨论。有人就说田冲的父亲虽然不当汉奸，可仍然是反动的，因为他是反动统治者的工具和爪牙。有的说叫花子应该给钱，这是人道主义;有人说人道主义救不了中国，中国应当赤贫化，叫花子越多，革命队伍越壮大。田冲也在争论着、倾听着、思考着、思想在变化着。
1935年二、三月份，刚刚开学，方志敏被捕的消息赫然登在报纸上。他身穿囚服，脚带镣铐，目光炯炯，威武不屈，大义凛然。一个抗日志士却身陷囹圄，将死于国民党屠刀之下，这对亲身经历过亡国奴生活的田冲来说是多么大的刺激啊!他无法忍受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亲痛仇快的罪恶行径。在李百岑的建议下，他们三个人深夜在校内搞了一次秘密活动——刷标语。第二天人们发现在大夏大学广场上贴出了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的标语。有的兴奋，有的惊恐，一时议论纷纷： “学校还有共产党!”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红军在湘、赣、闽受到四次“围剿”，革命处在极其困难的关头，几张标语重新燃起了大夏大学和附中学生心中的希望之火。田冲更是兴奋不已。在国民党草木皆兵的年代，投下一粒石子就会掀起层层波浪，田冲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斗争的神秘感使这个热情而有点鲁莽的年青人尝到了冒险的乐趣。
他第一次参加演出，是和一批平、津流亡学生在话剧 《回声》中扮演主角顾正红。1935年5月1日到浦东一家工厂演出，迈开了他艺术生涯的第一步。事后才知道这是共青团组织的，因此而结识了张端，他是“C·Y”的负责人。这年9月，张端交给他一个任务：散发《八一宣言》传单。不就是在人多的地方朝天一撒吗?这有何难!田冲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这时候他正在大夏大学英文系一年级学习。趁大家上课前的空隙，他站在主楼阳台上，把传单雪片般撒得漫天飞舞。这时候下面突然有人喊：“抓住他，抓住共产党，抓住那个穿红毛衣的!”田冲三步两步跑到一个厕所里，脱下红毛衣，塞进了水箱。这是他的第二次冒险。
这次行动，张端虽然表扬了他的勇敢，也批评了他，不该穿标记鲜明的红毛衣，不该把传单在一个地方撒完。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和同志们一起又在卡德大戏院门口散发过有关义勇军的小册子。曾遭到英国巡捕马队的包围。这一次他接受了教训。机警地躲过了盘查，妥善地安放了大批小册子。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了，他在张端、李百岑领导下，成长为一名冲锋陷阵的急先锋。
与此同时，1934年下半年，他先后参加了张庚组织的戏剧生活社和吕骥、周巍峙组织的业余歌咏队(新声歌咏队)，结交了音乐家盛家伦、冼星海和崔嵬、丁里，并多次参加演唱活动。1936年“三·八”妇女节，在女青年会演出了话剧《谁杀害了婴儿》，田冲扮演了一个小伙计。演出结束后，田冲和大家一起带妆上街游行。胜利地冲过南京路，到达南市，召开了大会。1936年3月18日，田冲又被派去参加宝山路的一个飞行集会，当发现情况有变化，一时无法脱身时，就溜进了一家理发馆。他刚把黑大衣刚挂在衣架上，就进来了几个警察，气势汹汹地问： “这黑大衣是谁的?” 田冲回答：“是我的。”“好，请你跟我走一趟。”田冲被捕了。原来那天有人告密，说指挥飞行集会的是一个穿黑大衣的人。于是田冲以一个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被押往公安局拘留所，第一次作了阶下囚。自幼观看父叔审问犯人的人，而今突然成了政治犯，这种身份地位的变化，使他激动兴奋不已。
审问一开始，特务们先来了个下马威，打了田冲一顿耳光。对于敌人提出的“C·P”、“C·Y”，他一口咬定一无所知，自己只是来约请某校赛排球的，无故被抓。特务无可奈何，就勒令他写自传。于是他隐瞒了年令，夸耀了家世，不无夸张地将父叔说成是与宋教仁、覃振共过事的同盟会员。他又据实写出了父亲在清朝末年就读于长沙政法学堂时，营救过刺杀两湖总督端方的同盟会员覃振，这一招果然有效，特务遂中止了审问。
在牢房中，遇到了共产党员王兴让。他肯定了田冲的对策，又讲了许多地下斗争的故事，对他进行了革命气节和斗争策略的教育。狱中的墙上留有过去的难友抄写的《国际歌》和苏区歌曲，还有一些烈士的遗言。田冲和难友们学会了这些歌曲，并每天一块锻炼身体，准备迎接最严酷的考验。后来，由出狱的难友给学校和家长带了信。不久，覃振出面保释，田冲结束了18天的牢狱生活，同时也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
出狱后，应同学洪遒之约在王楚主编的《文学青年》上以笔名霖冲发表了报告文学《受难者》，揭露了监狱的黑暗。它和夏衍的《包身工》在这一年的 《文学季刊》上同时被誉为1936年上半年的最好的报告文学。1936年5月田冲在大夏大学被正式接纳为抗青团团员。组织上要求他组织一个大夏歌咏队。在冼星海、盛家伦支持下，歌咏队成立了。救亡的歌声响遍了大夏校园。这期间，田冲曾参加过电影 《夜半歌声》的插曲 《热血歌》的二重唱和电影《黄海大盗》的独唱，话剧《复活》中的《囚徒歌》和《茫茫的西伯利亚》的伴唱。10月，他在话剧《赛金花》中扮演过荫昌，并负责舞台效果。第二年5月去昆山县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扮演香姐的爸爸。
震惊世界的“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上海南市蓬莱大戏院演出的《保卫芦沟桥》时，田冲和丁里一起演日本兵。这大概是中国话剧舞台上第一次出现的日本兵。田冲亲眼看到过日本鬼子的狰狞嘴脸，演来不但形似而且神似。他要观众恨 “他”，从“他”身上燃起复仇的怒火。从此以后，田冲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凡有日本鬼子出场的戏，就一定会有田冲。

唤起群众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9月田冲到了武汉。这时有两条通向革命的道路：一是先去庐山找大夏大学，然后投奔新四军;一是直接去延安。然而父亲的意见却是让他继续升学。他刚到武汉，人地生疏，想参加抗日歌咏活动，苦于没有门路。于是就在汉口的大街上蹓跶，听听哪里有歌声。有一天，他突然在青年会里听到了熟悉的歌声。循声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个歌咏队。一个叫曾昭正的青年在指挥教唱抗战歌曲。两人谈话投机，田冲就协助他和他的姐夫李行夫编辑《大家唱》，并把狱中学到的 《少年先锋队》 改为《抗日先锋队》，连同其他歌曲都教给了他们。
不久，冼星海随同上海救亡演剧二队来到武汉。田冲协助冼星海在汉口和武昌教唱革命歌曲，在汉口参与了海星歌咏队的活动，在武昌组织了群声歌咏队。1937年10月，在冼星海号召下，组织了光明大戏院的歌咏大会，会后田冲和其他人一起发起组织了中华全国歌咏界救亡协会。
还是在10月份，“拓荒剧团”在光未然、周德佑、徐世津领导下，成立武昌分团，排练光未然写的话剧《五月的鲜花》，需要一个能唱男中音的，兼演戏中的一个农民。一天，周德佑、徐世津打听到了从上海来的田冲当时住在武昌阅马场，就立即约他担任。演出结束，他就成了剧团的成员。后来剧团争取到了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领导，命名为话剧移动第七队。
为了响应共产党保卫大武汉的号召，1938年1月田冲随第七队来到了应城。大家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储蓄交了出来，凑够了路费。田冲就这样“自费”投入了革命。这群来自京、津、沪的热血青年，背起行装，步行在农村小道上，走村串巷，吃糙米，睡草铺，为农民演出，进行着艰苦的锻炼。春节在皂市汤池他和胡丹佛即兴创作了狮子舞。田冲扮演张牙舞爪的狮子，象征日本侵略者，最后被打死。田冲还参加了周德佑写的小话剧《小英雄》和另外一个小歌剧《从军别》，和胡丹佛、周德佑合写的话剧《大兴馆》的演出，受到了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极大欢迎。一个老头问： “你们演出 《小英雄》，要不要我这个 ‘老英雄’，如果要，我们这里可以成立一个 ‘老子军’。” 田冲生活在这些纯朴的农民中间，又唤起了他儿时的乡情。艺术宣传的巨大效果，使他更坚定了从事艺术活动的决心。
后来在应城他们演出了大型话剧 《我们的家乡》。这时主要演员周德佑突然患病逝世于汉口，周恩来同志和湖北省委对周德佑非常器重，周恩来亲自参加了追悼会。会后，由湖北省委何彬、王苍颖发展田冲和胡丹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定留胡丹佛在武汉留守联系，指派田冲带队继续北上。
首站天门，他们去拜码头，会见了青红帮头子 “双龙头”。通过宣传演出，天门成立了抗敌后援会。从天门去钟祥，全队队员囊无分文，在小火轮上空着肚子过了早晨。中午，当白米饭绿蚕豆一碗碗送到乘客面前时，同志们谁也不敢去接。饥饿的眼神终于被人发现了。有位乘客看过七队的演出，非常同情他们的处境，主动拿出两块现洋，为七队全体包了饭。队执委会研究后，决定接受这位乘客的盛情美意。
船到钟祥，县长设宴招待，对3月不知肉味的田冲来说，真是一顿美味佳肴。当晚演出了 《从军别》、《小英雄》、《东北一角》、《三江好》等。在 《三江好》中田冲扮演了一个警官。
第二天酒足饭饱之后，应县长的要求，在两个武装人员带领下去给一部分“地方武装”慰问演出。行至中途，向导返回城里。他们单独行进，从中午走到日落，才到达了目的地。走近一看，门前有二、三百名列队持枪的岗哨，一个个衣冠不整，杀气腾腾。看来不像是列队欢迎。什么“地方武装”，原来扎进了土匪窝。土匪传令要他们派代表去见他们的头头。于是由徐世津、赵叔冀、田冲、何康为代表随土匪进寨。他们上得楼来，看到三、四个头目半躺在躺椅上。一个头目傲慢地问： “李县长为什么不来?”他们回答：“县长叫我们来是慰问演出的。”一个正在床上抽鸦片的头目，坐了起来，用怀疑地目光把几个人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下令： 立即演出。
晚上，演出开始了，第一个节目 《大刀进行曲》的歌声，一下子就把观众镇住了。接着，是一个个新老剧目。汽灯干了，点起火把继续演出，节目完了，独唱的《夜半歌声》也搬上了舞台。这些蛰居山窝只会哼哼《五更调》的土匪，从未见过这样规模宏大的演出，眼界大开，觉得十分新奇，态度也变得热乎起来。
原来钟祥县李县长就改编土匪问题，曾和他们的头目谈判过，没有成功。七队演出的第二天，他听说大受欢迎，于是又全副武装来到这里，进行第二次改编谈判。这些误入岐途的百姓看了演出很受教育，同意接收改编，开赴抗日前线。没用一兵一卒，没放一枪，演了一夜戏就收服了土匪，县长喜出望外。他热情地称赞七队是“为民除害，为国增兵”。
在襄阳，七队接上了党的关系，上级派了三个党员，队里又发展了两个新党员，成立了党支部，田冲担任支部书记。襄阳扼水陆交通咽喉，再向北去，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桐柏山抗日根据地。这里国民党特务、别动队活动猖獗，严密监视着北去的旅客。七队沿途的抗日宣传，自然受到了衮樊的国民党和别动队的忌恨，各种限制和造谣中伤之词纷至沓来，实在难以开展工作。无奈，派胡丹佛回武汉请示。
不久，回了电报： 七队要改编为军委政治部三厅领导的演剧队。于是他们坐上乌蓬船，经衮河、汉水返回武汉。七月流火，船舱闷热，大家便一个个跳入水中，游泳前进。田冲顺流而下，在这大自然的怀抱中，摆脱了几个月尘世的纠缠，洗却了全身的疲劳。自己好像又成了一个初坠大地的婴儿，悠悠自如，无挂无碍。但是这个在江河中应付自如的弄潮儿，什么时候才能在人生的游泳池中游刃有余呢?

红色的种子

1938年7月，田冲随队回到武汉，演剧七队改制为军委政治部抗敌演剧第三队⁽简称“抗演三^队”)，由光未然领导，分配到第二战区工作。
从此，田冲侧重于戏剧工作，导演的担子渐渐落到了他的肩上。不久，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有七、八个人去了延安，其余的人由陕西洛川进入山西阎锡山的二战区。在这里他们给决死二队演出了话剧，办过训练班。在吉县、大宁、隰县、孝义、汾西等县的军队中演出过宋之的编写的话剧《旧关之战》，反映了山西战役中一个团长英勇牺牲的故事。就地取材，大受群众欢迎。田冲扮演了主角团长，同时在舒强、吕复编写的《军民合作》和《三江好》中扮演主要角色。这一带是真正的前线。出操、打靶、急行军，跟着决死队演出、战斗。他看到了硝烟，闻到了火药味。田冲向往已久的亲临战场、杀敌卫国的愿望实现了，这铁马冰河的戎马生涯给他带来了无限乐趣。
三队以北上榆林慰劳傅作义、马占山的部队为名，1939年3月到达延安。住在西北旅舍。李富春同志第一次接见了他们。后来又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接见。毛主席讲到全国形势紧张，鼓励他们到敌人后方去，扩大统一战线，把国民党丢失的地盘夺回来。自从平型关一战，震惊全国，各地都寄希望于八路军、新四军，都寄希望于共产党。三队有条件，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延安呢?应该到前方敌后去。一席话拨开了他们眼前的雾幛，坚定了去敌人后方的决心。他们要作一粒红色的种子到沦陷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在延安期间，他们向党中央汇报演出了话剧 《军民合作》、《武装宣传》、《死路》。他们的表演在艺术水平上还比不上 “鲁艺”和 “抗大”文工团。田冲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不少东西。但是演剧三队来自基层，来自前线，他们不怕困难，态度严肃，表演真实感人。有战场的战斗激情，有农村的乡土气息。另有一种风格。
在这里，田冲协助冼星海谱写了 《黄河大合唱》，在 “鲁艺”音乐系全体支持配合下，演出非常成功。田冲参加了合唱和《黄河颂》的独唱。从此，这雄壮激越，动人心魄的歌声响遍了全中国。他还和光未然合作，谱写了小歌剧《黄花曲》，描写一个妇女送郎上前线的故事，受到了 “鲁艺”音乐系的好评，在解放区及大后方相继演出，生活书店还出版了单行本。
革命的需要就是命令，哪里有工作，哪里就是革命者的岗位。1939年5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他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延安，回到了陕西秋林二战区的司令长官部。这时，阎锡山刚刚召开了秋林会议，提出要建立三十万铁军，准备扩充旧军来压制由薄一波等同志建立的新军决死队。阎锡山语义双关地说： “天要下雨，准备好雨伞”。在未雨绸缪的形势下，薄一波、韩均戎、伍胜、董天知和三队的部分党员干部在秋林镇的一片桃林里开了一次会，决定作好“应变”准备，要求三队转移到晋东南去。于是他们绕道陕西，长途跋涉，经韩城，过潼关、走渑池，渡黄河，再经过垣曲、高平、阳城、管城、屯留，1939年7月初抵达太行山下的长治。不久，日寇大举进犯，三队随决死三纵队转移。在这里田冲等部分演员和三纵队的前哨剧团合并组成前线工作队。在战火中，田冲演出了从延安学来的 《兄弟们拉起手来》、《沉冤》等独幕剧，三队还利用农民、士兵喜见乐闻的民族形式《小放牛》、《大锯缸》、《卖梨膏糖》等编写了一些小节目，受到了热烈欢迎。
阎锡山终于举起了屠刀，发动了12月政变。先从晋西决死二纵队动手，对共产党的大批干部枪杀、活埋。这时演剧三队接到了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立即转移到刘戡的九十三军去。因为九十三军的参谋长魏巍与左权有联系，在那里便于开展工作。1940年1月，三队离开了长治县上坡村，告别了决死三纵队和前哨剧团。春节过后到达了九十三军驻地窦庄。
这时期，正是汪精卫叛国投敌，日寇发动所谓五次围攻的时候，反共的气势稍敛。在魏巍的创议下，三队派田冲和部分精干的同志，去补充九十三军二团。这个团大多是老弱病残，是刘戡准备丢掉的一个包袱。他们深入到士兵中间，为他们演戏，组织了大兵剧团。田冲写了歌曲 《当兵好》，排练了三队的女同志蒋旨暇创作的独幕剧《鸭绿江边》。剧情是写一个剧团来到某军的一个团部演出，这个戏恰好是这个团的团长在东北老家时的遭遇：双亲惨死，妻离子散，个人逃亡。戏里的女主角正好又是这个团长的被冲散的女儿。最后父女团聚，一起高呼“打回老家去”。这出戏不但形式新颖，而且现实性强，对蒋介石、汪精卫的所作所为都是一个严正的批判，申明凡是抗日军人都应当抗战到底。这出戏对九十三军二团官兵是一次很好的爱国教育。更使他们受教育的是，在一次突围战斗中，三队的同志，尤其是蒋旨暇——一个才十九岁的女同志，身先士卒，带头冲杀向山下的日本鬼子。战斗结束后，团长拉住蒋旨暇的手感动地哭了。
在三队的影响下，这个团在中条山战役中成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刘戡为了对三队表示感谢，给他们发了枪支。刘戡和田冲都是湖南桃源人，田冲就利用这种同乡关系和他接触，并作了他的音乐教师，应刘戡的要求，田冲给他教唱了岳飞的 《满江红》。
三队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却引起了军政治部主任林荫根的注意。他故意出了一个难题，要二队履行手续加入国民党。双方磨擦越来越大，1941年初，他们又转移到了河南乡下义马常村休整。
休整期间他们讨论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等问题，排演了李伯钊的话剧 《老三》，田冲扮演了主角二流子。同时，又排演了马彦祥翻译的剧本 《祖国》。后又到洛阳和抗演十队和抗宣四队联合演出。不久，皖南事变发生，两个兄弟队解散。三队的组织关系在延安，不经中央同意不得解散，于是就去了陕西宜川。一面派人去延安请示，一面排戏。田冲导演了宋之的 《国家至上》，号召回、汉团结，一致抗日。田冲在剧中扮演了主角张老师。不久，又导演了《狂欢之夜》(根据《钦差大臣》改编)，田冲扮演了牛县长，讽刺了阎锡山官僚机构的无能。
1942年秋天，终于等来了党中央的指示。指示说：二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和蒋介石的态度不同。三队要继续留在二战区，坚持宣传，坚持抗战，在黑暗王国里起到一盏明灯的作用，必要时可以参加国民党。田冲和同志们开始都不敢相信。最后拿到了毛主席1940年5月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写给东南局的指示 (即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这才死心塌地地留在了二战区。三队也随着战区番号改为抗宣二队。
革命的需要，民族的利益，决定了田冲要象一颗钉子一样长期埋在黑暗的王国里。他要以两重身份在这里度过他的青年时代，按照中央指示，他不得不加入他曾高呼要打倒的国民党。

特殊的考试

1942年三月，田冲的第一个孩子在洛阳出生了，爱人得了奶疮，要动手术。田冲拿着刘戡要二队派人组织剧团的证明信，去接妻儿。这时，洛阳党组织因遭受到大破坏，爱人借住的路易·艾黎和孟用潜等组织的工业合作社，已经被搜查。他只好住在洛阳九十三军另一个补充团的唐团长家里，门口挂的是华北通讯社的招牌，没有想到，这里却是一个特务机构。
第三天，有一个原来二战区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萧庆龙邀他去看画展。行至中途，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这家伙突然用手枪顶住了田冲的腰，恶狠狠地说：“你的事犯了!”田冲不由一惊，心想：周围没有人，一个对一个，不能束手就擒。他一个急转身，冷不防夺过手枪，扔到了远处。萧庆龙色厉内荏，一面大喊：“抓共产党!”一面跑去捡枪。这时，闻声赶来了一帮丘八。田冲被捕了。萧庆龙原来是重庆国民党中央派到阎锡山辖区搞电台的，本来和二队在宣传口号上就有矛盾，这一次他抓住了田冲，企图从他身上打开二队共产党组织的突破口。
田冲被押解到河南省党部调统室。一个自称原来是河北省共产党省委保卫局局长，叫张虹光的家伙审问田冲。他摆出一副熟知共产党地下工作原则的架势，诈起田冲来：“田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延安派来的。你们洛阳办事处的主任袁晓轩先生已经交待了。请讲吧，怎么派你来的?你要找谁接头?”田冲一听，心里倒踏实了，原来这个蠢货什么情况也没掌握。
他们把田冲当作了延安党中央派到二战区的大人物。于是让他写份自传。田冲就按照在上海公安局看守所写的内容，依样葫芦来了一篇： 家庭身份依旧，只是又加上了自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音乐家，并准备赴法深造。这次到洛阳来是帮助刘戡组织剧团的。不巧，这时刘戡却因他的参谋长魏巍起义投奔共产党而被免去了九十三军军长职务，明升暗降当了一个副司令，正是倒楣失宠的时候。王虹光听了田冲的话，冷笑了一声： “刘戡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怎么能保你!”
几天以后，萧庆龙又说准备去看望田冲的妻子和孩子，想用夫妻之情动摇他的意志。田冲却高兴地回答： “好极了，去吧，给我带点钱和衣服来。”三天以后，王虹光又假腥腥地说：“田先生，你太太可真是个贤惠女人。怕你受苦，什么都说了。现在孩子又病着，你这是何苦哩。”对这种老手法，旧伎俩，田冲听都不愿听。反问道： “你们为什么要判定我是共产党?耍这么多手腕，费这么多口舌干什么，把姓袁的叫来一对质不就完了?” 田冲非常清楚，敌人是不敢拉出叛徒当面对证的。就这样，这场审讯又不了了之。
没有确凿的证据，敌人也不便定罪，田冲案子就拖了下来。他度日如年，心急如焚，不能就此坐以待毙。在第九天的清早，他借口上厕所，就翻过了墙头。隔壁正巧是一个女厕所，一个妇女正在登厕，发现有人，惊呼不止。结果惊动了敌人，他又落入了虎口。自己就以想念妻儿而越狱为由，搪塞了过去。没想到，当天夜里王虹光顺水推舟却要陪他去看孩子。他在王虹光押解下，绕到奶妈家，见到了襁褓中的婴儿。他亲吻着可怜的孩子，深情地看着这个在苦难中诞生的小生命，心想，也可能这是最后的一面了。后来他依依不舍地离去，在深深的感情痛苦中，他并没忘记偷偷地在孩子身上给妻子塞了一个纸条。敌人的“感情攻势”再一次遭到了失败。
狡猾的敌人又施展了新的花招。王虹光把田冲带到了另一处特务机关。特务们装作开会的样子，王虹光煞有介事地说： “今天是周末，开一个党内的会。大家都是国民党员，自己人。今天请田冲同志参加，他去过延安。现在就请他谈谈对共产党的看法，对我党的看法以及对阎锡山的看法……” 田冲没想到这家伙会来这一手，出这个题目。他镇静了一下，想起了李富春同志的指示：在某些场合可以以一个开明的国民党的身份出现。他略一思索，摆出了正统的国民党的姿态发言了：“我路过延安去榆林，是经过上级批准的，曾在西北旅社小住。那里封锁很严，见闻不多。从表面看延安是有朝气的，还是抗战的。至于本党，我认为在我们父辈同盟会时期，是为国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可是现在有些党员，却是混饭吃的。……”这时，萧庆龙却拍案而起，指着田冲狂吠起来： “姓田的，你不要装模作样!你是延安派来的，你有一个爱人姓张，他是‘音艺’的，她告发了你……”田冲心里暗暗冷笑，蠢货!把底牌全亮出来了!证明这个白痴一无所知。田冲乘机以攻为守，用挖苦的口气说： “姓萧的，你不要瞎诈唬!假若我是你，就不会这样愚蠢。如果我不是延安派的，我爱人既不姓张，又不是‘音艺’ 的学生，你不就露了底了吗?!”王虹光一看这场 “鸿门宴”露了馅，就断喝一声：“滚出去!”萧庆龙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一场特殊的审问就此闭幕。
王虹光这个笑面虎又唱起“红脸”来。“哎呀，本来是要大家一块谈谈么，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剑拔弩张的。误会，误会，田先生，到我屋里坐坐。”对面就是他家，刚一坐下，他就故意卖弄起他的音乐知识来。提了几首世界名曲 “请教”作者是谁。田冲对答如流，并且告诉他自己灌过片子，作过曲子，西北一带非常流行的歌曲《当兵好》就是他的作品。这家伙还不死心，又“请教”田冲对音乐界一些知名人士的看法。田冲又以政治色彩少的音乐家回答了提问。“田先生是不是唱一唱《夜半歌声》插曲，领教领教。”田冲唱了一遍。就这样对田冲考核了半夜，反而更加证明了田冲音乐家的身份。这一场“音乐考试”，田冲一一过了关。这天夜里破例没有带脚镣手铐。
第二天，他突然被转移到一战区长官部 (洛阳西宫牢房)。从此，再也无人过问。一个月后，妻子通过刘戡的关系来看望他。他用万金油盒带给党组织一个纸条，说明自己没有暴露。不久，牢房里流行斑疹伤寒。田冲得了病，被抬到院子里一棵大杨树下隔离。他发着高烧，透过树叶间的缝隙望着深邃神秘的天空，听着树叶在微风中擅抖。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何罪之有?没想到功业未成，身陷囹圄。他头脑发胀，神志清醒，感慨万端，以诗泄愤：
庭前一棵白杨树，萧萧瑟瑟鸣不平。
为何铁锁寒窗内，俱是天涯救亡人。
第二天发着高烧又去受审。王虹光交给他一张表格，说： “拿回去看一看，填好了，交上来，就让你出去。”田冲拿回去一看，是自首书。同牢的共产党员蓝田问他：“你准备填吗?”田冲决绝地回答： “共产党员怎么能填这个!我打算在上面写首诗回答他们。”蓝田说： “你说我来记在墙上。”田冲沉思着一字一句吟哦起来：
五年抗战未辞劳，不是临刑空自豪。
黄泉战友尸未冷，隔河胞泽血如潮。
仰面遥瞻慈母泪，低头笑看滚头刀。
有朝霹雳风雷起，中原大地葬群枭。
蓝田写完以后，对田冲说： “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明天交个白卷得了，不理睬他!”
第二天王虹光问他填了没有。田冲义正辞严地回答： “只有共产党叛徒才写自首书，没有听说让国民党写自首书的。”王虹光气急败坏，使了一个眼色，四个彪形大汉上来架着田冲要上老虎凳。生死置之度外，愤怒到了极点的时候，人会产生无穷的力量。田冲以重病之身猛然将四个大汉推到了一边。他认为现在必须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于是冲到王虹光面前，拍案大骂：“姓王的，你听着!我要是共产党员，你就枪毙我!如果我不是，你小子敢动我一根毫毛，不是你要我的命，而是我要你的命!”王虹光一下子被镇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真假难辨，要万一这个人有点来头，将来可吃罪不起。这个变色龙一看硬的不行，又把笑脸拿出来： “田先生，看来你病得不轻。现在不填，先拿回去，再想想。”田冲坚决不拿，这家伙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悻悻地走了。
国民党的监狱是只进没出的。国民党特务从来没有抓错的犯人，无罪也可定“莫须有”。敌人对田冲抓不到任何把柄，在最后一次审讯时，王虹光只好把他定为“思想罪”。判决说：“你思想左倾，辱骂党国，需要去西北劳动营受训。”一辆车把奄奄一息的田冲拉到了西北劳动营洛阳办事处。

新“新丰折臂翁”

劳动营是一个军统、中统、三青团三合一的特务组织。田冲一到办事处，就听到办事处头子的老婆大骂：“狗娘养的，把快死的人都送到这里来，让我们出丧葬费。快点派兵把田冲的妻子叫来，准备让她收尸。” 田冲连续三天昏睡不醒，一直大喊： “火，火，火”。他要求看守他的人，不断地用凉水往身上洒。自己和妻子都感到无望了。这时，长官部里却有一个医生自告奋勇来进行抢救。出人意料，他奇迹般地又活过来了。
1942年7、8月间，在特务押解下，田冲步行到了西安劳动营，分到新生队，一个月后调到第五队。有一个学生写了一首歌词要田冲谱曲。田冲不知这个学生对他政治上有怀疑，还是不相信他的身份，说自己只会写民歌曲子。但那学生死乞白赖地非让他试试不可。无奈，田冲答应了他的要求。他拿过歌词一看，愣住了。“昆仑山高，扬子江长，唯我领袖，万代共仰……”原来是为蒋介石祝寿的。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为独夫民贼谱写颂歌!不谱吧，自己是以一个国民党员的身份进来的，最后决定谱写。谱好了，那个学生拿去让搞音乐的教官关筑声去看，关赞扬曲子谱得好，只是太低沉，要求田冲修改。田冲摆出一付音乐家的派头，坚决不改一个音符。结果没法教唱，不了了之。田冲不禁暗暗发笑，因为这首祝寿歌是用悼歌的旋律谱写的。
劳动营里也有剧团，戏剧教官李朴园数次拉他演戏，他都以只会演日本兵为借口，避开了演反共戏。后来实在无法推辞，就在一出戏里演了一个日本兵。1942年的除夕，在话剧《孤岛春光》中又演了一个大汉奸。
田冲时时刻刻考虑的都是如何离开这个人间地狱，回到革命队伍里去，哪里有心演戏!如此下去，会越陷越深，必须早作打算。但是苦思冥想不得其便。他在医务所，看见一个新四军的伤员要送到伤兵医院去。临行时他对田冲说： “到了伤兵医院就跟这里脱离关系了。”这句话使他茅塞顿开。对，只好施用“苦肉计”，学一学白居易诗中的新丰折臂翁了。
时机来了。1943年1月3日演完戏，他争着爬上高处去卸幕布。狠狠心闭上眼睛，作了一个“倒栽葱”的姿势，“卟嗵”一声从梁上摔了下来。许多人大叫一声围拢上来，一阵忙乱，他被送到了医务室。当天晚上屋里没人，夜里田冲就偷偷地拿块砖头，咬着牙，忍着钻心的疼痛，把原本伤残的右肘砸得一片青紫。第二天被诊断为 “骨折”。
在一些青年人强烈要求下，医务室破例同意让田冲去找胡宗南从河南请来的一个骨科大夫。回来的路上，田冲要陪他的区队长带自己去见刘戡。当时刘戡住在西安，又掌实权得势了。区队长一听，大吃一惊，没想到姓田的还真有来头。田冲又告诉他自己是刘戡的音乐教师。于是两人一块到了九十三军办事处。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些熟人。刘戡的弟弟一看田冲这个样子，马上问区队长： “田冲是共产党吗?”对方嗫嗫嚅嚅回答： “不是。”“那为什么抓他?”“报告长官，他思想左倾，辱骂党国。”刘戡弟弟大骂：“胡说!田冲先生是我哥哥刘戡请来的客人。把他留在这里就行了。” 区队长为难了，怕回去不好交待。刘戡的弟弟就让政治部主任谷若虚写了一纸证明，军长陈牧农和谷若虚都签了名，打发走了区队长。后来，田冲就被送进了伤兵医院治疗。
1943年旧历年前几天，有一些医专的学生来实习，医官拿田冲作典型，讲骨折的治疗和愈合。他当场剪开了绷带，一看，在场的人全呆了，皮包着的骨头明显地突了出来，旧断骨，新伤痕一清二楚，看来根本没接上。医官非常尴尬，额角直冒汗。田冲倒不觉得痛苦，关心的主要是怎样才能脱身。灵机一动，他就哭起来，问医官怎么办。医官说“只有另请高明了。”这句话正中下怀，于是田冲又回到刘戡家，住了两天，到了正月初二晚上，装作触景生情的样子对刘戡说： “我身体已经残废，不能为本军效劳了。只好先到洛阳就医，再去找那位河南骨科大夫。还打算把妻子送归乡里。”刘戡同意了，田冲谢绝了他赠送的川资就上路了。
后来刘戡到了重庆，田冲的妹妹打听哥哥的下落，刘戡告诉她早已携妻子回了湖南。可是家里人根本没见到田冲的影子，都认为十有八九是在途中牺牲了。田冲从此 “失踪” 了。

合法的交锋

田冲没有 “失踪”，他展开自由的翅膀又开始飞翔。他没有飞向湖南老家享受天伦之乐，而是飞向革命的大家庭。一出西安他就改了道，去找自己的演剧二队。他日夜兼程，四、五天后到达了秋林，又转向隰县，后来终于追上了队伍。田冲的被捕，上级认为是萧庆龙个人对演剧二队的报复，是地方派和中央派争夺二队领导权的反映，因此没引起二战区的怀疑。组织上对他审查清楚后，他又一次提出了到延安的要求。领导答复，身份没暴露，应该继续留在敌占区工作。
自从1939年去了一趟延安之后，演剧二队就深感学习表演理论的重要。从40年代开始，全队就开始学习《演技六讲》等介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的着作。这些书籍打开了他的视野：原来演员应当是一个艺术家，而不应当成为一个艺术工匠。表演艺术水平的高低，不是光靠灵感，主要的是靠对生活、人物的深刻理解和体验。这文艺的A、B、C对有丰富的表演经验而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田冲来说，是非常新鲜、实用的。所以被捕回来后，在小油灯下，他孜孜不倦地研读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钻研了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等书。根据当时党中央的政策，对阎锡山这样的地方实力派，应当支持其抗战的一面，揭露其消极的一面。于是田冲和同志们一起演出了赵寻编写的《军人魂》，既赞扬了下级官兵抗日的积极性，又暴露了阎锡山 “兵农合一”政策的实质。他们深入农村生活，自编自演节目。向延安学习，演出了秧歌剧《兄妹开荒》、《牛永贵负伤》，田冲参加了演出并兼导演。他还谱写了歌曲 《月亮巴巴》、《春犁》。
演剧二队打的旗号是国民党中央政治部派来的文艺团体。所以必须结合自己的特点自编自演一些针对学生的节目，在青年中培养些文艺骨干。有的同志却主张排些大剧目，这样才象一个剧团。结果演出了 《家》、《屈原》。田冲分别扮演了觉新和渔父。《家》要演两个晚上，排练中花了不少心血。可是觉新的思想感情，三闾大夫的高谈阔论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实在太远了。戏闭幕了，没有掌声，没有喝彩，台下观众莫名其妙的神情，宣告了 “阳春白雪” 在此时此地的失败。
1944年底，国民党从湘桂大撤退，阎锡山也加紧了投降日寇的步伐。投降论调一时甚嚣尘上。演剧二队为了制止投降活动，在阎锡山二战区长官部演出了延安秧歌剧 《牛永贵负伤》。而最激动人心的是赵寻为纪念“七·七”七周年写的朗诵诗的表演。这些演出触动了投降派的痛处，二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化之千方百计加以刁难。
1945年1月26日，阎锡山终于责令梁化之动手了。以 “共产党”、“汉奸嫌疑犯”的罪名逮捕了二队的十三名成员。为了施展离间计，梁化之任命田冲为代理队长。没有想到久经考验的二队党特支坚如盘石。田冲和部分党员在狱外成立了党支部，田冲任支部书记，和狱内党支部取得了密切联系。他们互相信任，内外配合，开展了斗争。向上告到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动员大后方舆论，大力声援;向下宣传群众，说明情况，赢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并以人手不全为借口，顶住了梁化之让二队演出反共节目的压力。抗战胜利后，他们在太原又以排戏缺少角色为由，争取在押同志出狱登台。田冲、胡宗温曾身着崭新的美式军服闯入军调处国民党代表在太原下榻处，向张治中面呈控告二战区的信件。通过一系列斗争，终于取得了全部无罪释放的胜利。在这一阶段，为了斗争的需要，田冲参加了 《狂欢之夜》、《三江好》、《国家至上》话剧和 《黄河大合唱》的演出。

“最后一幕”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演剧二队来到了北平。田冲遇到了不少老相识。他们战后重逢，格外亲热，田冲跟金山、盛家伦、张瑞芳等同志交流了斗争经验和表演经验。在日寇统治多年的北京舞台上，田冲和二队的同志们第一次演出了 《三江好》、《老三》、《鸭绿江边》 (又名 《演戏》) 等战地独幕剧，在死气沉沉的古都引起了强烈反响，使北京观众耳目为之一新。
不久，田冲随金山去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国民党要打内战，到处抓壮丁，补充兵员。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浦克、方化等演员也在征召之列。金山要田冲为他们导演了 《国家至上》，逃避了兵役。
这时，田冲突然接到了要他回北京的电报。1946年8月15日，他回到了古都。当时形势紧张，二队准备撤退到晋冀鲁豫边区去。但是一下子人走得太多，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怀疑。为了掩护撤离，就以二队为主和南北剧社、天鸥剧团、祖国剧团一起演出了话剧《北京人》，田冲扮演了男主角曾文清。从十一月演到十二月，打算演出后离开北京。这时北京的民主运动因沈崇事件而高涨起来。军调部共产党一方负责人之一的徐冰为庆祝《北京人》演出圆满结束，在东来顺饭馆请马彦祥、田冲吃饭。席间，徐冰要他们暂时不要离开北平，要继续演出。可是这时二队仅剩下队长、队副等十几个老队员了，搭不起班子。于是就和南方来的刁光覃、夏淳，北平的刘景毅、蓝天野等人合作排演了 《孔雀胆》。二队又派田冲和刘景毅请来了焦菊隐。1947年3月焦菊隐导演了 《夜店》。这次演出震动很大，美国新闻处作了报导，报纸纷纷发表评论。
田冲在《夜店》 中扮演一个倒了呛的昆剧演员，说话嘶哑但又音满全场。他拜白云生为师，细致观察他的为人、生活、言谈举止。向他学习了伍子胥过昭关时的一段唱。他唱出了英雄末路的凄凉韵味，表现了一个潦倒的戏子的内心苦闷，受到了观众的热烈赞扬。此后，他还在《大雷雨》 中扮演过奇虹。
《大雷雨》演出后，他回湖南探亲，“失踪”的田冲终于又和家人团聚。一路上他又向演剧二队其他同志及四队、六队、九队传达了徐冰1947年4月讲的党中央的几点指示：演剧队不要撤退，要在国统区配合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要团结老艺人，建立民间艺术团体，准备 “应变”时避风; 不劳军，不演戡乱戏，遇到危险可以转移到解放区等。
他从湖南回到天津时，二队正在演出《丽人行》，田冲扮演了一个工人。后来又参加演出了几场《孔雀胆》。
根据中央要建立民间艺术团体指示的精神，演剧二队协助焦菊隐在北平成立了艺术馆。1947年12月演出了 《上海屋檐下》，田冲扮演了匡复。这时北平的国党党联勤总部千方百计要二队进行劳军演出，压力很大，田冲穷于周旋。二队中，有人认识天津的国民党军队司令陈长捷，他们又在国民党党政军之间花钱买通了路子，抵制了劳军。就这样他们就在平、津和石家庄三个城市的夹缝中回旋着。不久，国民党又从南京转发来了“戡乱”剧本，勒令剧团演出。再加这时有些年轻同志缺乏斗争经验，逐渐暴露了身份。种种紧急情况都需要向上级请示汇报。于是田冲就去河北沧县找刘仁同志。刘仁同志传达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电报指示：剧宣二队在国统区已无存在必要，应迅速撤回解放区进行总结，并转告南方各队照此办理。
1948年2月，田冲到了北平在刘仁指定的地点，用显象药水洗印出周恩来的指示原文。然后回到天津作了口头传达。4月，二队由天津到了北平。城工部派曾平同志组织二队撤退。田冲二次去了沧县，刘仁指示他到正定华北联大工作。秋天，教务长钱俊瑞让他负责组织了华大工学团，后来发展为华大文工团，演剧二队为该团的骨干。田冲和同志们一起排演了 《民主青年进行曲》，他参加了编剧并扮演贺百里一角。

丰收的季节

北平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田冲全身心投入了令人醉心的表演艺术。舞台上辛勤的耕耘开始了。
1949年初，田冲在良乡参加排演了《没有开出的火车头》，后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并在会上演出《民主青年进行曲》。1950年到1951年他参加了 《开快车》、《美国生活方式》和歌剧 《节振国》的排练，但未公演。1952年在剧团和青艺合排的 《钦差大臣》中饰渥西布。这次演出，他以大段精采的独白和饥饿表现得真实，而获一致肯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后，他以独幕戏起家，先演了《妇女代表》，不久，又参加了《非这样生活不可》。1950年初到苏联专家举办的话剧导演训练班旁听。他的艺术才华被专家发现了，吸收为正式学员。在导训班学习的三年间，他扮演过 《桃花扇》里的苏师傅、《柳伯夫·阿尔娃拉》中的马克思教授。他毕业导演提纲是《肥缺》，排练中田冲决心在舞台布景的民族化方面作点探索，结果触怒了苏联专家，故意压低了他的分数。但是这并没有动摇他尝试民族化的决心。
毕业后，他导演了 《北京人》，得到了周总理的关怀和鼓励。1957年他在话剧 《带枪的人》 中扮演了雪特林，受到了戏剧界和观众的肯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给予赞扬。
“大跃进”开始了。田冲1958年春节到京郊山区慰问，3月他率18个人组成的小队到乡下演出了《刘介梅》，走遍了北京近郊。9月才回到城里。他真正接触到了解放后农村的实际。从大丰收的粮满仓到生产遭到大破坏。共产风刮得人死地荒，小、土、群大炼钢铁，砸锅烧秤砣，乌烟瘴气。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脑子里打了不少问号。可是当他把这些问号摆到桌面上来的时候，却遭到了批判。昧着良心说假话的是觉悟高，反映实际情况的成了右倾。田冲吞下了一口气，但并没有悲观失望。1959年他在《悭吝人》中扮演阿巴公。田冲开始是想按导演意图演得现实主义一些。后来他觉得在生产大破坏，生活极度困难的日子里，舞台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给观众凄苦的心里送去点欢乐，脸上增加点笑容。于是他就在表演上放开了点手脚，在阿巴公身上作了些夸张，甚至近于滑稽。有的文章批评说这样不像莫里哀了。田冲仍然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了阿巴公，结果出人意料地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第二年，演出《同志，你走错了路》。田冲扮演了吴部长。田冲认为吴部长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能脸谱化。他也有自己的信仰，他坏，但并没意识到自己是错的。他和其他人一样，按照他的人生哲学，他对事物的看法，总觉得自己是对的，也是好人。吴部长还是思想问题，不能把思想斗争写成敌我矛盾。可是在排演中有的同志却用极左思潮加以理解。吴部长到底以什么样的面貌登台，经历了一番斗争。
1961年在《乘风破浪》中饰演宋厂长，1962年扮演《红岩》中的许云峰，1963年又和于是之同演《关汉卿》中的关汉卿。正当他把自己改编的 《艳阳天》搬上舞台时，席卷全国 “史无前例”的狂风恶浪迎面扑来，《艳阳天》被乌云遮盖了。一直到1973年他才又导演了话剧《在新事物面前》。第二年因去拍电影《海霞》(扮演德顺爷爷)，话剧遂由欧阳山尊、刁光覃接手导演。这出戏参加了华北会演，观众反映很好。田冲导演时，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不能把人物都塑造成没有七情六欲，只会念空经的苦行僧，要合人情顺事理。可是它却违犯了 “四人帮”“三突出”的 “圣训”。受到了批评。
1975年，田冲在 《山村新人》 中扮演了支书，1976年在 《亿万人民的心愿》 中扮演了将军，1977年在《针锋相对》 中扮演了木匠，1979年在 《王昭君》 中扮演苦伶仃，在 《为幸福干杯》 中扮演杨厂长，1982年导演《肥缺》、1983年、1984年、1985年……有多少时间表等待着田冲用新的剧目来填写啊!对于田冲今后的工作蓝图，无从了解，不能未卜先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预见的，那就是： 光阴，对一个老当益壮，热爱艺术的人来说是决不会轻掷虚度的。他要从舞台的中心退到角落，把主要的交椅让给年轻人。他1975年在排演《山村新人》时曾作过一首抒情诗：
一生交付党安排，
几次离去又归来。
白发也曾担心老，
强项仍要把头抬。
只缘妖雾犹乱世，
切盼新人早成材。
重温主席当年句，
玉宇澄清万里埃。
然而今天妖雾尽扫，玉宇澄清，艺坛人才辈出，新秀繁星满天。假如田冲再赋新诗，一定会由喜悦代替激愤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