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华传》人物生平事迹简介

田华的电影艺术生涯，是紧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开始的。
那是一九五○年，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准备把着名歌剧《白毛女》搬上银幕。在挑选扮演喜儿的演员时，现在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原抗敌剧社副社长汪洋推荐了田华。出生在中国北方农村年仅二十二岁的田华，带着一脸的朴实、一身的乡土气息，来到导演和摄影师的面前。大约主要是因为这一点，导演王滨、水华，摄影吴蔚云、钱江共同拍板认定了： 她就是喜儿。
田华当时是华北军区抗敌剧社的演员，年龄虽不大，却已经有近十年的舞台生活，演出过不少的舞蹈、儿童剧、秧歌剧，还参加演出过大型话剧和河北梆子戏。但对电影，她还是陌生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在随剧社进驻张家口后，在这塞上名城的一家电影院里，田华平生第一次看到电影，看的是瑛瑛主演的《灵与肉》。从此，她才知道，在诸多的艺术形式中，还有电影这样一个东西，白白的一块幕布上，竟有活的人、活的故事，是那么生动，那么形象，那么真实，那么富有感人的艺术力量。电影，在田华的心目中，是神奇的，也是神秘的。自那以后，她又有机会看过一些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电影，象《胜利之夜》、《沙漠苦战记》、《科隆斯达海军》、《乡村女教师》、《女政府委员》、《虹》、《巾帼英雄》等。不光为影片中的故事所感动，还为演员不同凡响的表演所折服……但怎么也没有想到，现在自己要演电影了，要走到那块白白的布幕上去了，她是多么兴奋、多么激动啊!
自己能行吗?能演好吗?田华好象没有过多地考虑这样一个普通人在初试时容易想到的问题。她没有畏怯，从容地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她成功了，演活了一个博得了亿万人同情和喜爱的农村姑娘喜儿。“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喜儿，成了千百万受压迫、受剥削、受凌辱的穷苦妇女，跟着共产党求生存、求解放、求幸福的艺术典型。田华一举成了名。电影，它拥有那样广大的观众，无论在城市、在农村，也无论在南国、在北方，绝大多数的人都看过《白毛女》，而凡是看过《白毛女》的人，就知道田华。
田华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白毛女》的导演，充分调动电影艺术手段，使整个影片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增强了时代感，人物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真实可信，这应是主导因素。开拍前，导演给她看过不少有关苏联电影的活页资料，让她熟悉电影的特征; 扮演杨白劳的张守维，天天领着她去看别人拍戏，使她增加了不少感性知识; 在拍摄过程中，导演又给了她很多启示，使她对喜儿这一角色的理解，逐步加深。再有当然就是生活了，田华说：“如果我不是生长在河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不是生长在中国落后的旧农村，不是长期战斗、生活、成长在华北根据地，要去塑造好喜儿这个人物，那将是困难的。”
这话一点也不假。

一

田华本姓刘，名天花。说起这名字来，还有点讲头儿。小时候，她皮肤白，留分头，象个男孩子，在家里又最小，爸爸妈妈非常喜欢她。那时候，农村医疗条件差，常常因出天花落下一脸大麻子。人们迷信，以为如果叫天花就不出天花了，再加上她又排行“天”字辈，于是就取名 “刘天花”。
一九二八年八月三日，田华出生在河北省唐县南放水村。这是一个百十来户人家的村子，西面紧靠着山，东边是视野开阔的大平原，南边呢，放眼望过去，看得见一架孤零零的山，故名孤山，北边，还有一座状似蒲盖(农家自制的一种草锅盖)的山，家乡的人都叫它蒲盖山。村边有一条小河急急流过，听老人讲，早年间这条河常闹水灾。放水，放水，放了水就不闹灾了，这可能就是“放水村”村名的由来。在这块给了她生命、给了她质朴，同时也使她饱尝了人间辛酸的热土上，田华生活了将近十二年。
据村里的老辈人讲，田华爷爷早先做过贩盐的生意，苦心经营赚了点钱，置了点地，小康生活还过得去。不想后来赔了本，为还债，卖了牲口去了地，家境就败落了。田华父亲排行最小，念过几天书，算得上是个识文断字的先生，可地里的活却做不来。分家另过后，田华兄妹年纪小，帮不上忙，日子就更艰难了。
田华的童年，是在贫困、饥饿和眼泪中度过的。为了帮助妈妈，她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劳动，推碾子、抬水、拾柴禾，挖野菜，什么活儿都干。到了春天，青黄不接，日子更难熬，她就去拾杨穗儿、柳穗儿，捋榆钱儿、榆叶儿，回来交给妈妈做饭、做菜吃。
母亲贤慧、厚道、性情温顺，很会勤俭持家。在田华的记忆里，母亲的脸上却很少有笑容。她总是在忙，从早到晚、从里到外。白天忙完了，夜晚在月光下还要纺棉花。很多次，田华看见妈妈边做针线活、边哼小曲儿; 有时嘴里还念念有词，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有成串成行的眼泪。
那时，她还不理解妈妈，甚至不知道体谅妈妈。看到谁家姑娘穿上了花鞋，谁家吃馒馍、饺子，谁家孩子买杏儿吃，也吵着跟妈妈要，逢到这时，妈妈总是叹口气，什么也不说，等她吵急了。就把她搂在怀里，说： “傻丫头，别不懂事，你怎么能跟人家比呀!人家拨下根汗毛比咱的腰还粗，人家是打着灯笼‘托生’的，谁让你‘托生’在穷人家! ”
看着女儿不解地眨巴着眼睛，妈妈就又象是哄她又象是对自己说： “熬着吧! 什么时候熬到老天爷睁开眼，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你也就能上学、穿花衣裳了! ”
妈妈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但不是老天爷睁眼，而是来了共产党、八路军。一九三七年年底，国民党南撤，八路军北上抗日，一个骑兵团开过来，驻进了南放水村。减租减息、成立新政府、成立妇救会、青抗先、儿童团……苦命的妈妈，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乾坤翻转的变化，过分的忧伤、劳累，使她过早地离开了人间。田华上学了。
上学后，她参加了儿童团，跟别的孩子一道，拿一杆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捉汉奸……她喜欢唱歌、跳舞，在学校里学的第一首抗日歌曲是“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 学的第一个舞蹈是《蝴蝶姑娘》，边唱边跳，歌词是： “蝴蝶姑娘我问你，你家住在哪里?我家就住在此地百花村里。百花开，请到我的家里来。”田华因为跳得好，被挑选到学校的舞蹈队，还到区上、县上参加歌舞比赛。在她稚嫩的童心里，这一切，无疑都是新奇的、神圣的。
家乡有一种地方戏，叫大秧歌，近似于河北梆子，多演旧戏。逢年过节，村村都要凑起戏班子，演几天戏。田华从小就喜欢看这种“大戏”，还特别喜欢看苦戏、看坤角戏，这些土生土长的民间戏曲，给了她最初的艺术熏陶。
八路军来了以后，文艺活动就多了。一九四○年初夏，有一次，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到邻近南放水的固城村来演出，这下可在十里八村轰动了，男女老少相携相唤，潮水似地涌去看，都要看看八路军的“戏班子”什么样，怎么演。田华跟同学一道，排着整齐的队伍，步行八里去看戏。
节目一开始，就是抗敌剧社小鬼合唱队的合唱。几十号人，清一色的小马裤、吊兜、打绑腿，一个个，可真精神! 坐在台下的田华简直看呆了! 她多么羡慕，羡慕这些年龄跟她相仿佛的小八路! 她想，要是自己能跟他们一样，也穿上军装，也上台唱歌，那该多好啊!
真是天随人愿! 第二天上午，她正在站岗，忽然有人来叫她，让她回学校。到那儿一看，老师正跟两个八路军说话。一个年龄大的，还有一个稍年轻的(后来她才知道那年龄大的是指导员，叫丁鸣，那个年轻的就是葛振邦)。指导员先问她喜欢不喜欢看头天晚上的演出，然后就问她愿不愿意参军、愿不愿意参加抗敌剧社。这还用说么?昨天夜里做梦都梦见自己参军了，穿上了军装，也是小马裤、吊兜、打绑腿……“得回家问问我爸爸……”她羞怯地这样回答，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
爸爸同意了。她自己呢，想到就要跟着生人离开家，小小的一颗心却慌了。长这么大，连十里地以外的地方都没去过，最远去过姥姥家，离她们村正巧十里，而且是住几天就回来。这次一走，知道要去多远! 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十四岁的姐姐一边帮她收拾东西，一边抹眼泪。
跟她一同走的，还有村里的另一个女孩子。走时，村长代表全村乡亲，给她俩一人五块钱边区票，让她们小心揣在腰里。村长、老师、爸爸、姐姐，还有一些乡亲依依不舍地送她们到村口。
故乡，渐渐地远了。一别啊，就是几十年! 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田华从没有忘记过故乡，没有忘记故乡的亲人，没有忘记故乡对她的哺育，没有忘记故乡给予她的深恩!

二

随着指导员他们，离了村，骑马，翻山，过河，不知走了多远，才来到一个小村，那是抗敌剧社的住地。
第一个迎接他们的是汪洋同志，二十二、三岁，是当时的抗敌剧社的副社长。剧社的其他领导和同志们也都热情地欢迎她们。当天下午，剧社全体同志集合，由社长在队前向大家作了介绍。田华被分配到“小鬼”队，开始了全新的、火热的战斗生活。
行军，是家常便饭，常常一走就是几十里、上百里。天热，路上又不准喝凉水，渴了只许用河水和泉水漱口，不许咽下去。开始的一段时间，她感到不习惯、吃不消。剧社的纪律又严，到时候熄灯睡觉，干点啥事都得请假，刚来时的新鲜劲儿没几天就跑光了。她常常想家，夜里还偷偷地哭，做梦还嚷着要回去帮姐姐推碾子、抬水。跟她合盖一床被子的歌焚大姐耐心地劝慰她、开导她，使她懂得了许多新鲜的道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部队的生活也就逐渐习惯了。加上剧社的大哥哥、大姐姐和许多老同志又都那么和蔼可亲，教唱歌、教跳舞、教文化，使她强烈地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不久，她正式改名了，同剧社大多数同志一样，也用单名，去掉姓，取后边两个字的音，叫田华。
田华说： “抗敌剧社是我的艺术大学。”在这儿，她学到的第一支歌是《延安颂》。“呵，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歌声激越、雄壮，使她感到了作为一个革命战士的责任，使她感到周身都充满力量。
业务训练是紧张的、严格的。特别是小鬼队，天天要练基本功，一丝不苟。一次，练《蜻蜓舞》，烈日当头，她们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跳一个动作，为了怕胳膊打弯，每人胳膊上都绑根棍儿，直练到汗流浃背才让休息。还有一次，汪洋给小鬼队排《鸟儿舞》，在空场上搭一个木头架子，要她们从木头架子上往下跳，着地后再转圈，摔倒了就重来，直到跳熟为止。艰苦的训练，使田华和小伙伴很快提高了艺术技巧，同时也磨炼了意志和毅力。
小鬼队的第一期队长是洛灏，第二期队长是歌焚，以后胡朋、刘佳、王久晨等都当过队长。对小鬼队，上至聂荣臻司令员，下至社长，队长，都十分关心、十分爱护。一九四二年春，聂司令员曾亲自指示剧社领导： 为了不影响小鬼们的身体发育，小鬼队可以不打绑腿。为了提高小鬼们的文化水平，丁里、钟惦棐亲自给他们上文化课。小鬼队的历任队长，更是直接地关心、管理着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
一九四一年初，田华曾被送到华北联合大学文艺九队进修。同年秋，因为敌人的秋季大扫荡，她离开联大，回到剧社。但学习并没有中断，剧社组织了音乐、美术、戏剧等小组，小鬼们可以自由参加。田华报名参加美术和戏剧组，曾跟炎羽、辛莽、吴劳学过素描。后来她就往戏剧方面发展了。为了演话剧，必须改掉土腔，学说普通话，不光要学会用普通话读台词，还要学会运用语言去刻画人物，这是多么艰苦的学习啊! 在这方面，胡朋、林韦都当过田华的老师。她自己，也是下了功夫的。
此后的几年间，田华参加演出过儿童剧《清明节》、《八路军和孩子们》、《儿童闹学》，童话舞剧《乐园的故事》，话剧《子弟兵和老百姓》、《戎冠秀》，还跳过《霸王鞭》舞。在儿童剧《清明节》中，田华演一个有钱人家的姑娘。有句台词“你们快来看哪!”孩子们就都围上来问： “什么?什么?”她讲： “青草发芽了! ”大家于是扫兴而散。这是田华第一次用普通话说的台词。在歌焚、胡朋、王久晨、何迟等的帮助、培养下，一九四四年，十六岁的田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五年，剧社随部队进驻张家口。从这时直到一九四九年，剧社一直随着战斗部队跋涉辗转。他们到过大同前线，到过河北的涞源、安国、蠡县、定县，到过围攻石家庄的战场，到过山西的榆次，到过紧靠天津的杨柳青。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他们又随解放天津的部队进驻天津。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在行军、练功、战地救护、战地宣传的艰苦工作中，田华，接受了血与火的洗礼，经受了极大的锻炼。
这一个时期，她曾与朝夕相处的小战友华江合作，在老队长郑红羽帮助下，编过一本名为《霸王鞭基础》的小册子，附有分解动作照片，在张家口出版。还参加演出过秧歌剧《兄妹开荒》(饰妹妹)、《大庆功》(饰一个农村姑娘)、小放牛《问路》(饰女干部)、河北梆子《王老栓报仇》、《血泪仇》(饰东才妻)、话剧《大清河》(饰长发妻)、《战斗里成长》(饰铁柱妻)、歌剧《不要杀他》等多出剧目。进驻天津后，剧社曾演出胡可编的大型活报剧《蒋匪末日》她扮演宋美龄。
值得提及的是： 在刘佳编写的描写国民党还乡团杀害军人家属的大型话剧《大清河》中，田华饰演女主角长发妻，这是她演重头戏的第一次尝试。由于她刻苦、认真，演出是成功的。领导和同志们为了鼓励她，曾给她记了一次三等功。田华说： “这是我艺术生活中的第一个火花。”
再就是，一九四八年，剧社曾到西柏坡——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为首长演出歌剧《不要杀他》。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看了他们的戏，还特地到剧社住地跟大家见面，给他们作了报告。这是田华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总理的谦虚、平易、和蔼、热情给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还有一件趣事： 在河北梆子《王老栓报仇》中，田华第一次扮演反面人物。丁里为她化装，象是真象，就是十分难看，为此，她竟哭了一场。

三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四月，田华随抗敌剧社(不久即归属华北军区)来到北京。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流血牺牲，人民终于胜利了。对胜利，田华有无限的欢欣。她，一个十二岁就走进了革命队伍的文艺战士，一个把自己的青春、热情和汗水通通交给了革命的“老兵” ，一个跟自己的军队和人民同着呼吸、共过患难的共产党员，深深懂得这胜利来之不易。她满怀信心，她憧憬未来，决心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和艺术水平，为人民多做工作，为祖国多做贡献。她当时从事的是话剧工作，对艺术上的考虑当然也主要是话剧。真的连做梦都没敢想，有一天自己要去演电影，甚至要去当职业的电影演员。
但生活安排却偏偏这样有趣。当一九五○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白毛女》时，田华经推荐成了喜儿的扮演者的候选人。
着名化装师辛汉文为田华造型、化装，摄影师拍摄了她身体各个角度以及喜怒哀乐各种表情的照片……喜儿和田华，都是中国北方的农村姑娘，从气质上看，两人(角色和演员)又十分接近……田华被选中了。
但这时候的田华，并没有高超的演技，也还不十分懂得塑造人物。她只是喜欢喜儿这个角色，同情喜儿的遭遇，理解喜儿的命运，有强烈的创作欲望。喜儿是全剧的主角，戏很重，这一角色演得好坏，直接决定着影片的成败。田华在导演的启发下，凭着自己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生活体验，根据剧本提供的情节和喜儿性格发展的脉络，真实地去表演，从而达到了喜儿(角色)在她(演员)身上“附体” 的程度。
歌剧《白毛女》，早在一九四四年就开始在延安演出，在抗日战争和整个解放战争中，对部队、对广大人民群众起过极大的教育作用。一九四六年，《白毛女》在张家口演出时，田华曾做过该剧的场记，因而有机会向导演舒强、演员王昆(饰喜儿)学到了不少东西。这实际上就等于她提前做了准备角色的工作。说到演出的成功，这也应算是因素之一。
通过参加《白毛女》的拍摄，使她进一步认定了： “作为演员，对角色，首先是要演得象，观众才能信。”她还体会到： “生活源泉对于演员表演艺术是极其重要的。没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塑造出来的人物将是苍白无力的衣服架子。”
成功中也有遗憾。在回顾《白毛女》的表演体会时，田华总是对喜儿和大春在山洞重逢那一场戏不满意。喜儿要为屈死的爹爹报仇，与亲人大春哥生离死别，孤身一人逃进深山老林，过着“不象鬼来不象人”、“苦挣苦煞到如今”的生活，而今亲人见了面，恨与仇、喜与悲，一齐涌上心头，这复杂的心境，绝非两、三个镜头就可以表现出来的。影片中的这场戏拍得过于简单了。
一九五一年，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白毛女》获得了第一特别荣誉奖。
一九五七年，中央文化部授予《白毛女》以优秀影片一等奖，田华奖得了一枚金质奖章。
拍完《白毛女》以后，田华回到剧社，仍然从事话剧舞台表演。但从此便和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九五二年，她随中国电影团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了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同时，还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影代表团参加了在这里举行的军队电影周。一九五三年，她又曾作为中国妇女的代表，参加了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
她还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理事。
一九五五年春天到一九五六年底，田华曾通过考试被录取到中国戏剧学院表演干部训练班进修。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尽管不算长，却是田华整个艺术道路上重要的一程。在苏联专家库里涅夫的不倦教诲和认真帮助下，她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触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理论上有了不少提高，懂得了表演是为了塑造人物，以及怎样去塑造人物。在结业剧目《暴风骤雨》、《小市民》、《柔密欧与幽丽叶》中，她分别扮演了童养媳张桂兰、女佣人波丽雅和幽丽叶。
一九五五年，抗敌剧社合并到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一九五六年底，田华从中央戏剧学院表训班毕业后到沈阳。第二年，她在话剧《同甘共苦》中，第一次扮演了一个穿旗袍的知识分子干部——华云，从而在一条新的戏路子上进行了探索。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间，田华又先后被借到长春、八一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参加了故事片《花好月圆》、《党的女儿》、《江山多娇》和《风暴》的拍摄，分别扮演影片中的范灵芝、李玉梅、岳仙和林祥谦的妻子。
一九五九年，田华正式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当演员。从那时到一九六六年，她又先后扮演了故事片《碧海丹心》中的小妹、《夺印》中的胡素芳、《白求恩大夫》中的冯医生、《秘密图纸》中的公安人员石云。这期间，还参加过几台话剧的演出，扮演过《比翼齐飞》中的女主角桂枝、《保卫和平》中的朝鲜地下工作者、女打字员尹春香及《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春妮。
一九六○年，周总理带领十一个代表分团访问缅甸，田华作为电影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缅甸举行的中国电影周。一九六四年，又曾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举办的亚非电影节。
十年浩劫开始的那一年，田华三十八岁。对于一个在艺术上已经有了相当成就、精力充沛、信心十足的艺术家，三十八岁是多么宝贵的年龄啊! 她应该在自己认真的艺术实践中进一步走向成熟，她应该让自己的艺术青春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华，她应该向培养了她、哺育了她的人民献出更多、更多……可结果呢?她被扣上了很多顶吓人的大帽子，什么“臭三名三高”、什么“放毒者”、什么“十七年文艺黑线”培养的“黑尖子”、什么“刘少奇的忠实走狗”……挨批、挨斗，被扯去帽徽、领章，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表演艺术上，留下了十年的空白。这对于一个有良心的、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怀抱着热情、信心与责任感的艺术家来说，是多么可怕，又多么可悲! 她痛苦，她不安，她愤懑，她不平，她引颈鹄望着春天的来临……
正因如此，当那一伙国贼奸佞被清除以后，田华便迫不及待地返回了银幕。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她连续参加拍摄了《奴隶的女儿》、《猎字99号》和《峥嵘岁月》等三部故事片，分别扮演其中的曾植华医生、党委书记张慧和外科医生骆霞。尽管演的都不是主角，尽管剧本提供给她所扮演的这几个角色(特别是曾植华)的性格都不是很鲜明的，她还是尽心地去演、尽力地去创作了。能为党、为人民做工作，仅这一点，就使她感到高兴，感到充实，感到心安。
一九七八年，她还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演出的话剧《于无声处》中，扮演了梅林这一角色。第一次演老太太，她得到了观众较高的评价，这使她增强了创作的信心。
一九七九年，她随中国电影代表团赴日本，参加了在东京举办的第三届中国电影周活动。同年，她还出席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和中国影协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影协理事。
一九八○年，她应峨眉电影制片厂的邀请，参加了反映法律与特权斗争的故事片《法庭内外》的拍摄，扮演剧中的女法官尚勤。影片放映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田华，没有辜负人民的期待，从她在《法庭内外》的表演中，人们看到了她在艺术上的成熟。

四

有人说艺术，“一分是天才，九十九分是汗水”，这当是至理名言。
田华是勤奋的，从刚参军在抗敌剧社当“小鬼”开始，直到今天成了着名艺术家之后。
战争年代，生活艰苦，流动性大，沙滩、草垛、场院，处处是他们练功的场地;树林、河边、村头，处处是他们的练声场所。除了练好翻跟头、下腰、劈叉这些基本动作之外，还要练会拿大顶，练会双脚合拢、双手后背、向后下腰用嘴叼起地上的手绢这样的高难动作。为这，田华不知流过多少汗水，当然也流过眼泪。当时抗敌剧社的社歌中有这样的歌词：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在用文艺为武器，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实践与斗争中，田华为自己后来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要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当然还必须读书。刚参军时，她文化底子薄，也不怎么懂得读书的重要，听胡可和汪洋的读书报告：读《第四十一》、读《静静的顿河》，觉得怪有意思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开始接触较多的文学作品，象苏联小说《虹》、《铁流》、《日日夜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巴金的《家》，曹禺的名剧《雷雨》、《日出》等。后来，在拍过《白毛女》之后，特别是在进中央戏剧学院进修之前，她又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着。
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期间，田华以她的勤奋好学，赢得了同学们的称赞。着名话剧演员赵韫如说过： “她是我们班上最用功的一个。有时候周末不回家，要是回家，返校也常常来得比较早，这样她就有充裕的时间准备课题”。“那时田华同志已经演过《白毛女》，她没有满足于现状，对学习兢兢业业，偶然有一项不是满分，或者片断做不出来，她会急得哭鼻子。作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她对工作是一丝不苟的。”
赵韫如还说： “我记得有一次做小品，她选的题材是‘接枝’。她准备了两小盆花，规定情境是假定一盆接活了，一盆没接活。对接活的那盆她由衷的喜悦，于是爱护地端回原处。第二盆没接活，她就盯着盆看，一面看一面思索没接活的原因，过一会儿，她又把接活的那盆也端来了，两个盆放在面前看了很久。当时我并没有看出这个小品最大的长处是什么，但老师却很肯定。第一，肯定她的准备工作做得好，给自己创设了非常便于表演的条件，两个花盆里都有土，都有代替花树的枝，接枝的地方还有湿土糊着，另一盆接枝还有线缠着。不但真看的焦点有着落，端花盆的自我感觉也很真实。第二，肯定她感情的真实，不作笑状，不加添愁眉苦脸以表示失望。……当时，我对田华同志看花看得太久还有怀疑，‘这样久呀!观众来看戏，谁喜欢看你看这么久的花?’当时，我忽略了我们做小品的作用本来是基本训练，训练演员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思想，在舞台上演出真实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而缺乏真实的思维动作的表演，就是在表演情绪。”
当然，要做一个好的电影演员，除了高深的艺术修养之外，还需要有各方面的技艺。对此，田华是有深切体会的。她曾这样讲过：在拍电影时，演员得实打实地真做，要演得逼真，就得干什么象什么，这就要靠勤学与苦练，人们常说“象不象，三分样”，要达到这“三分样”，是多么不容易呀!
在拍《碧海丹心》时，田华还不怎么会游泳，但为了演好渔家姑娘小妹，她就经常到海边学游泳。背上晒得起了大泡，夜里疼的睡不好觉，也还是不间断地练啊练，终于，她练出了影片拍摄所要求的水平，甚至还可以做从船上跳下海的动作。这样在拍电影时，就使小妹这个人物的性格在较多的方面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有了新的光彩。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演《秘密图纸》，要学会开汽车，演《夺印》，要学会划船和罱泥……这一切，都是含糊不得的。
在《白毛女》之后，田华塑造的另一个鲜明丰满的艺术形象，就是《党的女儿》中的李玉梅。
在看过根据王愿坚的小说《党费》改编的这一剧本时，田华为玉梅崇高的革命品质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深深感动。她喜欢玉梅、崇敬玉梅，但自己，能够演好玉梅吗?她竟迟疑了。这主要是因为她自己没有经历过象江西苏区那样艰苦残酷的斗争生活，甚至电影要赶拍，竟抽不出时间到江西老根据地去访问、体验生活，连当地的风土人情都不了解，要完美地表现玉梅的精神世界，岂不是很难吗?
接受任务之后，她读了《革命母亲夏娘娘》、《红旗飘飘》中有关老根据地女英雄的斗争故事以及其他一些文字材料，从中，得到了教育和启发。
恰好在这时(一九五八年二月)，她去北京开人代会，遇到了几位亲身经历过江西苏区斗争的女同志，于是便请她们在会间休息时，给自己讲有关苏区革命根据地红军生活和敌后斗争的情景。那时候，白匪军对苏区发动了越来越猖狂、残酷的围剿，红军在日益艰难的情况下越战越勇。妇女们呢?有的直接参加了战斗，有的在后方，做军鞋、筹军粮，还扭秧歌、唱山歌进行扩军宣传。不少山歌都是妇女们自编自唱的： “哎呀来哎! 宣传哥哥去当红军，老妹去买好慰劳品，祝福我那几句话哟，心肝哥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哥哥出门去当红军哪，斗笠背在背中心，祝福哥哥打胜仗，消灭敌人不要留情。”红军反围剿失利，开始长征了，妇女们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坚持斗争，红军在人民心中扎了根，革命的火焰仍在不断地燃烧、扩大……这些可歌可泣的业迹，给了田华以极大的鼓舞力量，也给了她演好玉梅的勇气和信心。
在导演林农耐心的、具体的帮助下，通过对玉梅这个人物思想成长过程的认真分析，田华觉得自己终于和玉梅这个角色接近了、“融合”了。玉梅，不是那种“顶天立地”的英雄，仅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红军家属、农村妇女，但实实在在，是一个坚贞不渝的共产党员。开始，她还幼稚、天真，缺少经验，但严酷的斗争给了她教育和锤炼，她一步一步成长、成熟，直到最后，为了保护党的组织、保护同志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田华正是按照这样的“基调” 、“逻辑”去表演的，层次分明，跌宕有致。
就在这同一部影片里，田华同时扮演玉梅和女儿小妞(成年后)两个角色。这对她来说，是第一次尝试，两个角色，在造型上是容易区别的，但要准确地表现出两个处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环境中的人物的不同性格和思想感情，却需要下一点功夫。开始时，她演女儿，母亲的影子常闯进来干扰，结果就不自觉地流露出母亲的特点来，自己呢，也总是担心把两个人物的感情演混了。后来，经过一次次的排练，认真体味，细心琢磨，再加上导演启发，合作者陈戈帮助，田华终于掌握了两个人物不同的思想变化，有了比较准确的分寸感。
演“大角色” (主角)，田华倾注了自己的热情和心血; 演“小角色” (配角)，田华同样认真对待，不遗余力。她扮演的《风暴》中的林祥谦妻，《白求恩大夫》中的冯医生，都是“小角色”，没什么戏，看去无足轻重，但田华却同样赋予了这两个人物以鲜明的个性、以不容忽视的地位，使这两个“小角色”放出了光彩。
着名电影艺术家张骏祥，在一九七七年十月文化部电影局和《人民电影》编辑部联合举行的故事片《白求恩大夫》座谈会上，曾这样评价田华在这部影片中所扮演的冯医生： “象田华同志演的冯医生，戏很少，但她的生活轨迹与白求恩的生活轨迹偶然一交叉，却在白求恩的思想上产生了一个波澜，以致于使白求恩思想受到很大触动。”着名电影剧作家黄宗江也称赞说： “老冯这个人物，寥寥几笔，写得好，田华演得也恰如其分。出场时她侧身开门探头，迎白求恩进，又侧身探出门外，扫视有无敌情后掩门，此一身段眼神，质朴而美，使人联想到演员本人确有解放区的斗争生活。随后的几节小戏，表现了人物忠于职守战斗，感动了白求恩，也感动了我们。”
一九八○年，在《白毛女》拍摄三十年之后，年过半百的田华又引人注目地主演了故事片《法庭内外》。为了把女法官尚勤塑造成内心世界极其丰富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田华把表现人物的总调子确定为“严肃、深沉中充满着激情”，在表演分寸上和戏的处理上，注意了在“情与法”、“法与情”上做文章，把“情”，展示得细致入微; 把“法”，又表现得充分具体。她扮演的尚勤，既是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清廉法官，同时又是一个生活中的人，看得见、摸得着，有跟常人相同的喜、怒、哀、乐，有很浓的人情味。在注重一系列细节表演的同时，她又特别注意了分寸上的把握，一个动作、一句台词、一道眼神、一瞬思念、一行热泪、一声感叹……都演得逼真、准确、自然。
田华在《我演女法官》一文中，这样写过自己的表演体会： 在实践过程中，通过技术掌握和演员之间的互相交流，经常激起我一种控制不住、但又要极力控制的复杂感情。比如，柳如濂到尚勤家求情一场戏，每当我说到‘柳大姐，我对夏主任是非常敬重的，当我知道小欢也犯了罪，我感到很痛心，也想了很多……’时，我的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声音也哽咽住了，但是，我马上又觉得这样不好，如果案犯不是小欢，作为执法者的审判长会不会这样激动呢?情和法应该怎样放平呢?这种内心活动是尚勤的，似乎又是我本人的。”
“又如‘我’(尚勤)和儿子的一场戏，当‘我’说到‘前几年那种苦日子你还能过吗?’‘你舍得小甘吗?’时，瞬间，十年的浩劫，与儿子相依为命的生活，一齐涌上了‘我’的心头——丈夫因为坚持真理，说了几句公道话，而被残酷地迫害致死，‘我’和儿子作为‘反革命家属’被遣送到五七干校劳动，为了赎回我们的‘罪恶’，没白天没晚上地干着力所不及的重体力活，还美其名曰‘在风口浪尖上脱胎换骨’，就这样，‘我’带着小儿子整整熬过了十个年头呀! 这一切苦难的日子，会不会重演呢? 制法不容易，执法可更难哪!‘我’激动了，生活使‘我’深深体会到： 尚勤要做个正直的法官，要做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现代包公，就要担风险! 因此，在情与法的复杂心情中，她说出了‘我没有别的选择! 也不能有别的选择!’”
田华表演艺术的最大特点是： 朴素、真挚、明快、有激情。对于一般的演员来说，质朴、简洁本不易与炽烈的激情同时并存，有激情的，往往不能在戏少时表现得平稳而有内容，在一般生活常态中能流畅自如的，往往又不能掌握激情。田华从青年时代起，对这两方面就兼而有之，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做角色准备时，田华有自己的习惯。她不善于写洋洋万言的人物小传，也不大习惯于做更多的案头工作。她喜欢看一张照片、一幅画、或一份资料，并从体验生活中找出创作的依据，她喜欢根据剧本为人物提供的动作，先在自己脑子里放“小电影” ; 她喜欢反复读剧本，细心咀嚼、体味，并且非常重视第一印象，往往紧紧抓住第一印象不放，以备在拍摄时准确而细致地去展示这第一印象，通过自己(演员)的身心，把这第一印象传达给观众。
她读剧本，第一遍一气呵成，这样就先有了一个完整印象，主题思想、矛盾冲突(动作与反动作)、人物、高潮……便自然地在脑子里形成; 读第二遍时，则把重点放在自己所扮演的人物上，弄清她的性格、年龄、品质、与其他人物的关系、在全剧中的作用……在分析思索的同时，动笔拉出人物的动作线，这样，人物的重点戏就出来了。
接着，她就在如何体验和体现上下功夫，先从自我出发，即“假如是我”会怎样动作，也就是要找到人的共性，然后，把自己抛开，再从人物出发，也就是去找人物的个性。继之，分析台词、背台词、设计动作，就准备投入正式拍摄了。
塑造人物，她喜欢从内在入手，不过多地搞外在的修饰。她觉得，内心有了，外在也就自然体现出来了。在艺术上，她常用《庄子》中的一段话来要求自己： “请问何谓真?客曰：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真，是田华的艺术信条; 真，是田华追求不倦的目标。

五

田华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电影艺术家。她在革命的队伍中长大，经历过艰苦生活的磨炼，接受过战火硝烟的考验，经受过狂风暴雨的摔打。今天，虽然无情的白发已经爬上她的两鬓，她仍然精神焕发、壮志不减。
她永远不会忘记敬爱的周总理给过她的教诲和力量。在西柏坡，她见过总理; 一九五五年，总理亲切会见了王昆、松山树子和她三个“白毛女”扮演者; 一九六○年四月六日，总理为她题词：“努力学习，努力改造，努力工作”; 一九六一年新侨会议期间，总理亲自陪他们——电影艺术家们游览香山，并与他们合影留念。田华说： “在那风雨如晦的十年里，正是靠了敬爱的周总理亲切关怀的力量，我才没有在悲愤、难挨的岁月中，失去对党、对祖国、对未来的信心。”
她常常念念不忘她在革命路上的那些引路人，她在艺术道路上的那些良师益友，象汪洋、何迟、王久晨、刘佳、车毅、陈强、于蓝、胡朋、钟惦棐、张水华、张骏祥、王苹、金山、林农、郭维、陈播、王少岩、郝光、严寄洲、许南明……田华说：“如果说我对党的电影事业有那么一点贡献，那么应该感谢他们对我的真诚指导和帮助。”
作为一个老演员，田华时刻把繁荣党的电影事业，当作神圣的使命放在心上。她除了要求自己努力工作外，还真诚关心着青年演员的成长。一九八○年五月，她正在杭州拍《法庭内外》，当第三届电影“百花奖”评选结果公布，她即刻提笔给获得最佳女演员奖的影坛新星陈冲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自己的祝贺、鼓励和期望。她特别嘱告陈冲千万不可放弃外语学习： “记住，坚持就是胜利! 这是群众的呼声，爱护你的呼声，也是许多电影工作者的呼声和期望。我们不属于只对你唱赞歌和吹捧的人，这一点，你是会理解的。”
承前，启后，田华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探索、追求，田华懂得艺术创造永无止境。生活，在向前，未来，在召唤，一个热爱生活、热爱人民事业的艺术家，能够停住自己的脚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