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资料简介传记

托尔斯泰

从堕落中升起的文学太阳

哪里没有朴素、善良和真理，哪里也就谈不上有伟大。

——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

列夫·托尔斯泰生于1828年9月9日，他自己回忆：“我生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村，在这里度过最初的童年时光，度过一生中最美好、最纯洁、充满着欢乐与诗意的童年，一直延续到十四岁。”波良纳村属图拉省，距莫斯科三百多里。

十四岁以后发生了什么呢？这是本文需要追问的。

托尔斯泰七十五岁写回忆录，笔触直抵童年。“最好不过的人”环绕着他，伴随他成长的每个环节。《托尔斯泰传》的作者康·洛穆诺夫说：“波良纳和它崇高的、神奇的自然美铭刻在他心中，唤起他灵魂的巨大快乐。”

花园，田野，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森林。生活的温馨与自然的神秘弥漫了托尔斯泰的早岁光景，这个无限重要，几乎为一切杰出艺术家所共有。

一百多年来，波良纳村是全世界的朝圣地，森林中的小墓地静静躺着托尔斯泰，那是几千年来全球一流人物最为简朴的坟墓。与它相比，区区帝王墓算什么呢？唯有简朴方能诉说丰富。中国的庄子墓和俄罗斯的托翁墓，意蕴一焉。

我们的邻邦伟人生前说过：“我，就是大自然。”

有两个地方笔者是打算去的：一是托翁墓；二是德国托特瑙山上，海德格尔亲手盖的小木屋，那是一块全球仰望的思想高地。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场景在波良纳村随处可见。康斯坦丁·列文割过草的丰沛草原，打过猎的原始森林，萌动过爱情的羊肠小道……

神奇的自然唤起灵魂的巨大的快乐。巨大的快乐是什么意思呢？而且是，灵魂的巨大的快乐。《猎人笔记》的作者屠格涅夫对此深有体验，普希金、契诃夫、列维坦亦然。美国的杰克·伦敦、庞德，英国的哈代、艾略特……例子举不完。例外的文学大师是萨特，萨特对自然界的鬼斧神工兴趣不大。鲁迅后期对自然物也不太敏感，先生高度关注人间与非人间。先生早期写下《野草》。大概由于野草的印象太浓，鲁迅拒绝去上海的所有公园。此一层以后再谈。

我们在自然这个话题上停留。为什么？因为这个话题日益沉重。

哈代用厚厚的一本《还乡》，写爱敦荒原，痛苦地追怀荒原之美，凭吊正在失去的富有价值的生活方式。神奇的土地与美好的人们都在消失。今年春，我还在峨眉山黑水村之“半庐”写作，重读此书，多少事欲说还休。园子里有两棵我们几年前栽的桂树……

自然是什么？自然是人一辈子的温柔牵挂。

如何才能牵挂自然？必须是毫无自然的概念，甚至不需要半点美感。

小孩子玩草、玩虫、玩树、玩野水，玩任何一片叶子，滚山坡，跳田坎，蹚溪水，是大大先于美感的生命之惊奇、惊喜。自然美是个大词，在当下的语境中必须重新审视。要从源头上找到自然物带给人类的原初兴奋。不爬树的小孩儿会体验树之为树吗？不下河的儿童会眷念一湾水吗？答案是否定的。

游泳池的水跟江河之水有天壤之别。为什么？后者带给人的生命感觉百倍于前者。当游泳馆退化成健身场所之时，人与水的丰富关联就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游泳池的水还能叫水吗？除了它的分子式。

莎士比亚远足，凡·高远足，波伏瓦抬腿就是四五十公里，她带动了法国人的漫游风气……一个人在路上的感觉真好，这种只身远游乃是直接面对万物的涌来。哦，野地的风中，有多少不可言说之美妙。这美妙我是知道的。而我又沮丧地知道，钢筋水泥互联网，封闭了活生生的天地万物。屏幕上毫无温度的假太阳正在取代真太阳。真正的太阳一年四季带给人无限的差异性感受。正是这类感受，支撑了蓝色星球上的万物之灵。

托尔斯泰把阳光和人情的温暖视为同一。

他心醉神迷地追忆：“三十来个农奴的孩子打扮一新，跑进宅院里，和我们一起做游戏，并且随着格里高里老人的吹奏声跳起舞来。”

托尔斯泰家族的孩子已经够多了，豪华府第的院门又向农家孩子敞开。孩子们像一群小鸟般飞进来，像小狗般活蹦乱跳，像小熊般直立摇晃、憨态可掬，像全身披甲的战士一样列阵冲锋，捉对“厮杀”，杀声震天……玩耍的花样多得很，哪管早晨与黄昏。两三个小孩儿凑到一块儿，就能玩起劲，三五个就玩疯了，十几个就玩得昏天黑地。

民间的游戏都是自发的，自创的，自主的，一代又一代传下来。这就叫生活方式的自主。是的，自主！越玩花样越多，不会玩的孩子靠边站，眼巴巴望着伙伴们，暗下决心要学会玩。每个村子至少一百种玩法，每一种玩法都有技术含量，比如吹叶子、逗蚂蚁、抽陀螺、做风筝、玩弹弓、荡秋千、捉鱼虾、找白熊、数星星……

谁不能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呢？那飞翔的感觉，那猴子般的灵动……而且还雄赳赳叉腰立树冠，大声唱歌。村里的人们有理由认为：小孩子确实比猴子快乐，小狗小猫小鸡鸭，当然更不在话下。

孩提时代的托尔斯泰释放了天性，孕育了创造性，培养了日后的伙伴精神、独立人格与平等观念。伯爵家的孩子经常跟农奴的孩子玩，忽而好起来，忽而又打起来。

古今中外人杰，没有一个不是早年释放了天性的。

玩疯了，疯够了，孩子们安静下来，手托腮团团坐，听老辈人讲故事。身心节奏的转换自然而然。儿歌，童话，民谣，民间的传说和神话故事，点点滴滴渗入托尔斯泰的内心。这是决定性的渗透，在冬夜的壁炉旁，在夏日的牧场，在秋天的森林，在家族的神秘墓地。有个说书的盲人斯杰潘诺维奇，“有着惊人的讲故事的本领”，给小托尔斯泰留下极深的印象。

托尔斯泰后来写日记：“人民有着自己美妙的、无法加以模仿的文学；这不是虚假的货色，它发自人民内心。”

城里的文学圈有很多虚假的货色。托尔斯泰的生长环境使他反感虚假。

这贵族小男孩儿，两三岁就抱着书卷蹦蹦跳跳，四五岁上树捉鸟，五六岁扑腾在清澈的小溪里，七八岁跟着牧羊人走草原，唱牧歌，点篝火驱豺狼，十来岁扛起了猎枪……星空啊，月轮啊，牛奶般的晨雾啊，太阳的万千光箭啊。

艾尔默·莫德《托尔斯泰传》：“（伯爵的）庄园上树木茂盛，有很多两旁种植着菩提树的道路，还有一条河流和四个池塘。通往住宅的大路两旁种了桦树。进口处有些砖砌的小碉堡。”

英国人莫德长居俄罗斯，他是托尔斯泰的好朋友。他为托翁写的传记，可能是全世界最翔实的托翁传记，汉译本有一千多页。

托尔斯泰七岁朗诵普希金的长诗《拿破仑之死》。他父亲听后说：“好啊！来，再读一次。”父亲还告诉他，托尔斯泰家族与普希金家族有亲戚关系。

小男孩冲出家门喊：“伟大的普希金是我家亲戚！”

作家回忆说，他的朗诵“有一种喷发的力量”，让父亲惊喜莫名。

天才已露端倪。其喷发力的源头何在呢？充分释放的天性肯定是源头之一，小孩子活得浑身是劲。另外一个源头，是家族的遗传和传统。作家的高祖、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是军人。曾祖父因军功封为伯爵（这位伯爵娶了一位公主，生下二十三个儿女）。祖父做过省长。作家的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懂德语、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酷爱钢琴、绘画。可惜她去世早。

自然、家庭、伙伴和文字的力量，合铸列夫·托尔斯泰。这与普希金、契诃夫相似。大概全世界的优秀作家都相似。“人在大地之上，人在天空之下。”（荷尔德林）人不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大地与天空在生活中远遁，人在何处立足？在水泥森林吗？在虚拟空间吗？在五花八门的所谓知识的重压之下吗？在人际利益的反复纠缠中吗？

托尔斯泰的茁壮成长，单有文字或音乐不行，还要有大地，换言之，要有扎扎实实的差异性生活。曹雪芹可能只熟悉北京和金陵，可他拥有的世界无限广阔。广阔意味着什么？广阔绝不是物理半径。莎士比亚一生去过的地方寥寥无几，而今日飞遍全球的作家们，谁又能跟莎翁比呢？

托尔斯泰常说，他年轻时代的爱情是献给俄罗斯农民的。这不是居高临下的所谓底层情怀，而是实打实的爱，起于孩提时代耳鬓厮磨的爱。伯爵府上，是有军人站岗的，但岗哨形同虚设。农家小孩儿都喜欢摸一摸哨兵的枪。碉堡用来捉迷藏，玩打仗。伯爵府有三十个农奴，家庭与奴仆的关系“常常是相亲相爱的”。有一次，胖子管家安德鲁用鞭子抽马夫，把小托尔斯泰吓呆了。

托尔斯泰《回忆录》：“晚上，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姑姑塔吉安娜，她深恨体罚，并且只要她办得到，决不让我们受体罚，自然也不让农奴们受鞭挞。我告诉她这件事，使她非常烦恼。她叱责我说：‘你为什么不阻止他？’她的话使我更痛苦，我从来没想过我们可以干涉这样的事。”

姑姑塔吉安娜，是托尔斯泰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女性。他不到两岁，母亲就去世了，于是由安娜姑姑抚养。莫德写道：“她长得很动人，也很可爱。她爱上了列夫的父亲尼古拉伯爵，但回避了爱情，好让他与公爵小姐结婚。在伯爵夫人去世后，尼古拉向塔吉安娜求婚，请她做他的孩子们的母亲。为了不（托尔斯泰告诉我们）损伤她和这个家庭纯洁的诗意的关系，她拒绝了第一个请求，但是却答应了第二个请求。”

“托尔斯泰童年时期的欢乐，大部分是来自于这位非常善良的女人的爱护。”

这种几乎毫不利己的精神，在俄罗斯妇女中很常见。“战斗民族”的这个现象值得深思。普希金的乳娘阿里娜具有无限的仁慈。爱别人胜于爱自己，或者说，爱别人就等于爱自己。

托翁《回忆录》：“我记得她（安娜姑姑）的时候，她已经四十岁了，但是我从来没想过她美不美。我一来就爱上了她的眼睛、她的微笑和她的暗色宽阔的小手……对于她，我有一阵一阵的热烈的温柔的爱。我记得有一次，那时我大概五岁，我怎样跟在她的后面挤到客厅里的沙发上，她轻轻用手抚摸我。我抓起她的手，吻它，并且因为爱她而开始哭泣了……”

五岁的小男孩儿爱得哭起来了。

七十年后他总结：“塔吉安娜姑姑对我的一生影响最大。从我很小的幼年时代，她就给了我爱的精神方面的快乐。她不是用语言教导我这种快乐，而是用她整个的人，她使我充满了爱。我看见，我感到，她怎样喜欢去爱别人，于是我懂得了爱的快乐。这是第一件事。第二，她教给了我一种对从容不迫的、安静的生活的爱好。”

爱的绝对价值，是由亲身经历来发现的，而不一样的早年经历会种下别样的种子，形成相异甚或相反的价值。莫德说：“在托尔斯泰的父母和祖父母家里，都弥漫着强烈的家庭的爱，托尔斯泰的性格是在浓厚的爱的氛围中成熟的。”

托尔斯泰有三个哥哥，一个妹妹，兄妹间感情很好。大哥尼古拉很像《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的哥哥。托翁《回忆录》说：“他具有作家应有的特性，有一种极度发达的辨别分寸的感觉，好脾气，快活的幽默感，不平凡的想象力，和一个忠实的、非常道德的人生观。就是他，在我五岁的时候，向我们兄妹宣布说，他有一个秘密，只要公开了，所有的人都会幸福，一切人都彼此相爱。并且大家都会变成‘蚂蚁同胞’了……我们甚至组织了一个‘蚂蚁同胞’的游戏。”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我们对地上成队爬行的红蚂蚁充满感情，谁都会唱关于蚂蚁的儿歌。但认为黑蚂蚁不好，一只只很像坏人。

尼古拉大哥没有说出最主要的秘密——那种让所有人永远幸福的方法。“他说他把秘密写在一根绿色的枝丫上，埋在一个深谷的边缘。我曾经请求人家等我死后把我埋葬在那个地方以纪念尼古林卡（尼古拉的昵称）。”

托尔斯泰去世后，的确葬在那个地方。“由于大哥的故事，激发了他对于全世界如兄弟一般相爱的愿望。”

陶渊明：“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这位田园诗圣叮嘱他的五个儿子：“汝等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也。”

他的隔代弟子苏东坡说：“吾眼看得天下无一不好人。”

文学大师们都发现了爱的绝对价值，并全力推动这种价值的普世化。托尔斯泰在全世界的持久影响力是公认的，他死后还留给人类爱的符号——他的林中坟墓。他爱得太深了，五岁那一年就爱得哭起来。“蚂蚁同胞”的游戏也是在五岁那年。弗洛伊德断言，人在五岁左右的经历，将对一生产生重大影响。我不知道他的研究是否受了托尔斯泰的某些启发，但知道弗洛伊德本人也对亲人和朋友充满爱。

托尔斯泰的童年体验极其珍贵，令人无限尊敬，还有一些人追随他，希望效仿他。这些人有足够的理由被称为好人。童年的情感世界与他后来的“不抵抗主义”大有牵连。理解托翁，这是紧要处。

爱有绝对价值，但绝不意味着爱的绝对价值会消除或减少人间的不平等、人对人的精心算计与残酷压迫。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伟人托尔斯泰一生不变的核心价值。

同一时代的尼采说：“人的亲身经历会形成极大的盲区。”

托尔斯泰未必读过尼采，但他八十多年的寿命、他洞察全人类的目光却使他愈往后愈怀疑，最后独自出走，在一个极小的火车站去世。爱一切人的老人最终选择了绝对孤独。这是惊心动魄的选择。

我们稍稍阐释一下尼采这句名言。亲身经历会形成盲区，何以如此？因为亲眼所见恰恰容易形成遮蔽。思维圈子的大与小、思维穿透力的强与弱，以及情绪、氛围，都会左右他对亲眼所见之物和亲身经历之事的判断。这就麻烦了。这是尼采抛给人类的大麻烦。人们能相信什么呢？连亲身经历都不足为凭。拿知识去拆解遮蔽吗？知识分子固化起来往往更厉害：他们的道理一套一套的，似乎专门用来巩固他们的盲点。

见叶不见枝，见枝不见树，见树不见林子。而看见林子的人又容易受到一叶遮目者的围攻。谁来测量智者与平庸者的以光年计的距离呢？尼采给出的哲学思考，远不止让今天的人们感到不舒服，他揭示出来的东西甚至叫人不寒而栗。

小托尔斯泰有个外号“哭孩子”，可见他不是一般的易感。他对音乐的敏感超出了同龄人。《童年》讲述妈妈（想象中的妈妈）弹钢琴，“她在弹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虽然我很熟悉这一支曲子，里面没有一点东西对于我是新鲜的，可是它仍然使我激动，以致我不能入睡。……序曲里那抑制的、庄严的，然而激动的主题，就好像害怕表现它自己一般，使我呼吸都停止了。乐句越美丽，越复杂，害怕有什么东西会破坏这种美丽的感情就越来越强烈，而当乐句化为谐音的时候，欢愉的感情也就更加强烈。”

这部小说是托尔斯泰二十三岁写的，莫德说：“这种描写是针对他孩童时候的感觉，大概是不会错的。”莫德就此事当面问过托尔斯泰。

托翁常常愉快地回顾他的童年时期，他总说那是“一直到十四岁的光辉的、天真的、快乐的、诗意的孩童时期”，这句话告诉我们：托尔斯泰的天性是以何种方式来释放的。

他八岁迁居莫斯科，次年经历了父亲的死和祖母的死。父亲中风倒在街上，他兜里的钱被人拿走。祖母受刺激，一病不起，“他们让他去吻她浮肿苍白的手，并且看她穿了白衣服，静止地躺在一张高高的白色的床上。他感到恐怖，永远忘不了。”仅凭这段话可以写下数千字的阐释。死亡体验是西方思想的一大源头。

托尔斯泰两岁丧母，八岁丧父。

童年多少事，莫德也只能有选择性地记录一些。小托尔斯泰名堂多，人群中要装怪，比如面对面跟大人们玩“闪避”，捉弄长辈，一张小脸笑得开花开朵；童话故事催生的想象，又使他坚信自己会飞起来，“双手抱紧膝盖，抱得越紧，飞得越高……他爬到离地六码高的窗台上，就从那里跳了下去”。

结果摔得不省人事，十六个小时以后才苏醒过来。

小托尔斯泰爱上一个小姑娘，为了这个可爱的小姑娘，他把自己的眉毛剪短，认为眉毛短比较英俊。天天一起玩，过家家，扮演新郎新娘，互相赠送初开的玫瑰花。小男生却不能忍受他钟情的女孩子跟别的男孩儿说话，“愤怒地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结果使她跛了很久”。

二十多年后，托尔斯泰娶这位夫人的女儿为妻，年龄只大他一岁的岳母常开玩笑说：“显然你是存心把我从阳台上推下去，为了以后好娶我的女儿！”

嫉妒。莫名其妙的妒火中烧，亮出人性中不好的一面。作家反观这种强烈的情绪，后来放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身上。莎士比亚也善于嫉妒。歌德嫉妒得要命，于是写下《少年维特之烦恼》。普希金嫉妒接近他妻子的任何男人，终于走上了决斗场。嫉妒与爱是伴生的吗？但海德格尔不嫉妒，阿伦特出嫁，他由衷祝福她，并且相信他和她的“伟大爱情”不会受到她的婚姻的影响。海氏七十七岁写给阿伦特的情书还夹着风叶草。这是哲学家的浪漫。

托尔斯泰的妹妹回忆，她哥哥跟三套马车赛跑，累得完全跑不动了，倒在地上，还一副气冲冲的、不服输的样子。他进了一所骑术学校，经常从马背上摔下去，却总是自己爬起来，再次冲向那匹反复折腾他的黑马。他征服了黑马后得意扬扬，当天就进山打猎去了。

心劲大，意志强，愈挫愈勇。意志力是如何产生的？贵族家的孩子并不娇生惯养，风里来雨里去。莫德说：“身强力壮是托尔斯泰一生的特点。”

病弱的作家揭示病态美和病态的世界吗？前者如李贺，后者如卡夫卡。但是我们发现：此二人的心力非常之强。

看来，心力强是好作家的共同特征。

大多数优秀作家或画家身心俱强，想想海明威打架的那副凶相，很容易把他猎雄狮、捕鳄鱼的形象带出来。一辈子的硬汉可不是说着玩儿的。巨大的生命冲动，使他得以描绘出大海的宁静之美，却对诺贝尔文学奖兴趣不大，把诺贝尔奖称为：“瑞典的那点事儿。”毕加索九十岁，依然活得像个西班牙汉子……

身强力壮的、日后的大胡子托尔斯泰，内驱力绵绵不尽。各种可能性缠绕着他，而他并不自知，尽管他每天都在反思，写日记。后来他在《忏悔录》中写道：“我十五岁就开始阅读哲学著作……我读了二十卷卢梭文集。”此前，他在写给姑姑的信中说：“我开始广泛地思考人生。”

十二三岁的托尔斯泰常做沉思状，走路、骑马都在沉思。一群人在草原上漫游，唯独他停下来想问题，原地一站几个钟头，从下午到黄昏，远远看去像一根木桩。他幻化成行军队伍中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掉到枯井里还在想。

少年托尔斯泰不知道自己的心事有多少，他上了喀山大学的哲学系，后转法律系，经常旷课。他继承了已经分好的家族产业：“大约有五千四百英亩田产和三百三十个农奴以及他们的家属。”这是他几辈子都挥霍不完的财富。他进入喀山、莫斯科的社交界，参加了许多省长、贵族举办的舞会、音乐会。

喀山的居民回忆：“托尔斯泰在每一个地方都是受欢迎的人，总是在跳舞；可他绝不是一个善于和妇女交际的男人，他以一种奇怪的笨拙与羞怯而出名。”

跟作家跳过几支舞的某小姐回忆：“他跳舞跳得很勉强，对周围的人视若无睹。由于这种漫不经心，许多小姐甚至把他看成一个乏味的舞伴，我们谁也没料到，这个神思恍惚的青年，后来竟成为整个欧洲无与伦比的天才。”

天才们的早年多有梦游者的特征：他在这儿，他又不在这儿。无论走到哪个场合，他凝视的对象首先是他自己。

跳舞的托尔斯泰很像普希金。笨拙、羞怯又像契诃夫。晚宴时他一般沉默寡言，有时候忽然滔滔不绝，俨然是另一个莎士比亚。事实上，托翁笔下的康斯坦丁·列文，几乎就是作者本人。

为何笨拙而又羞怯呢？少年心事真多，少年获得的内心纵深大异寻常。

托尔斯泰去赌场豪赌，逛妓院。“年轻人不能克制自己，在那时候是被认为非常自然的。处在他的地位上，几乎没有人因为去妓院而良心不安。”

托尔斯泰《忏悔录》：“我在喀山开始堕落了。”

这一年他十八岁。他追求一位贵族少女，并不成功，他结结巴巴，表达爱意不流畅、不幽默，面红耳赤的，傻乎乎的。列文向吉蒂（一译吉提）求婚的那一幕，应该是托尔斯泰求爱的翻版。炽热的爱使他手指冰凉，冷热交袭，他浑身哆嗦。而一般上流社会的男子，颇善于讨女孩子的喜欢。花言巧语对大多数花季少女管用。

青年时的托尔斯泰

爱情真麻烦。托尔斯泰索性去了妓院。妓院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了，贵族青年有派头，出手阔绰，事情就更简单。不过，对于哲学青年托尔斯泰来说，简单的事情后来又变复杂了：他要进入风尘女子的灵魂，发现她们内心深处未泯的善良。他自己足够善良，于是他去找善良。他在拯救妓女的过程中拯救自己。这是《复活》的主题。这部世界性文学巨著是托翁的后期作品。

堕落这个词有往坏里变的意思，好青年瞬间就沉落下去了，可见人性的某些特点。中国古人说：由奢入俭难，也是这个意思。好青年十年努力积极向上，一朝变成嫖客。需要指出的是：托尔斯泰逛妓院可并不是为了体验生活以利于写作。

他赌博，后悔了，又去赌博，主要是打纸牌，一次输过四千卢布，约合现在的两万美元。输红眼了，倒不是因为他输不起。他可以变卖无数次田产，实在不行还可以卖农奴，卖农奴的子女。安娜姑姑写信严厉批评他，他痛哭流涕，次日又被嬉皮笑脸的赌博分子拉进赌场。他的书信和日记有不少关于赌博的记载。

《忏悔录》：“我过着野兽一样的生活，虽然不完全放荡。我的工作差不多都放弃了，我在精神上感到极其沮丧。”

他拿不到彼得堡大学的学位，他稳操胜券的产业计划泡汤。他在家族中留下浪荡子的印象。所幸他还诚实，向哥哥和安娜姑姑报告他干的事情。

二十岁左右的托尔斯泰挣扎着。戒赌难，戒妓女难。他一面读着伏尔泰，听着贝多芬，一面忍不住要去那些绝不优雅的、恶趣丛生的、乌七八糟的场所。因此后来在《战争与和平》中，他对贵族的糜烂生活有入木三分的描绘。

年轻而富有的托尔斯泰伯爵，上帝和魔鬼都在找他。

彼得堡、莫斯科的贵族青年，大都被魔鬼拉走了，连伟大的普希金都抵挡不住冈察洛娃的美色，招架不住绝色妻子想要的生活方式。诗人哀叹：“舞会要办五十万场，谁去管穷人的苦难？”

中国的南北朝绵延一百六十多年，门阀成风尚，豪门大族成百上千，除王羲之、谢安等少数几个人外，谁创造了彪炳后世的精神价值呢？司马皇族持续乱天下，皇帝的子子孙孙青史无名，秽史倒是留名字，吊儿郎当的纨绔子弟层出不穷。针对这个现象可以写一本书。

托尔斯泰回到乡下，生活在安娜姑姑身边，就变了一个人。他写道：“春天来了，乡村生活的诱惑又把我拉回我的庄园了。”

他读书，打猎，在丛林中思考：瞄准豹子或狐狸的瞬间他会走神，忘了扣扳机。他的骑术非常棒，一日飞驰六百里，坐骑叫“棕色姑娘”，又叫“舒坦”。棕色的雄马像它的主人一般羞涩。主人赶路的时候它从来不吃草料，它上山如履平地，涉水四蹄扬起。草原上骑着舒坦，风驰电掣之际，托尔斯泰又常常走神。

薄暮中悄然漫步庄园的小路，呼吸着田野独有的清香，极目远眺辽远的地平线，哲思绵绵的文学青年舒出一口气，他相信：那个纠缠他两年多的旧我已经死了。他已脱胎换骨。为此他激动得跳起来，冲着暮色中的田野狂喊：“我变啦！”

1851年，托尔斯泰从军去了高加索，带着安娜姑姑的祝福和大哥尼古拉的告诫。穿军装的伯爵英姿勃勃，他的漂亮坐骑“棕色姑娘”受到军官们的羡慕。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童年》是在马背上构思的，寄到莫斯科，在《现代人》杂志上连载，杂志很快被读者抢购一空。这本杂志是普希金创办的。杂志的主编是鼎鼎大名的涅克拉索夫，大诗人对托尔斯泰寄予厚望，并许诺，将付给作者的第二部小说《少年》以最高的稿酬。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异口同声预言：俄罗斯的一颗文学新星正在冉冉升起。

以小说的方式研究童年生活，托尔斯泰是第一个。

屠格涅夫写信给涅克拉索夫：“这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天才，鼓励他写下去！”

戎马生涯中，作家在军营写作。作为贵族子弟他是享有特权的。拿枪的那只手，笔力也强劲，他写了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写了《茨冈人生活的故事》。5月，军队移驻多瑙河畔，托尔斯泰随炮兵司令部迁往布加勒斯特。途中他观察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他发现：“那儿的人民很像俄罗斯人民，并且和俄罗斯人民一样好。”然而，人民跟人民正在打仗，人民为自己的祖国而战。三年后，托尔斯泰去了克里米亚半岛，参加攻占土耳其西里斯特城堡的战役。俄罗斯军队同时跟土耳其军和英法联军作战。

战争中的托尔斯泰接触了大量官兵、垂死者和伤病员。作家写道：“妇女们给棱堡中的士兵送水，许多妇女因此而牺牲……二十四旅只剩下一百六十名受伤的官兵，他们不下火线，多么威武壮烈！”

“这些晒得黝黑、颧骨突出的面孔上的每一道皱纹、每一块肌肉，这一副副宽阔的肩膀，一双双穿着大皮靴的厚实的脚，再加上那安详、坚定、从容不迫的举止，这一切让人看到俄罗斯人力量的主要特点：朴实，坚毅。”

唯有朴实者才能够坚毅。来自农村的士兵们坚毅，这不成问题。

托尔斯泰伯爵朴实、坚毅吗？这显然是个问题。

他在军旅日记中写道：“单纯，这是我渴望得到的超乎一切的品质。”

他缺啥想啥，于是渴望单纯，而这种最好的品质在他身上最为稀缺。从高加索到土耳其，到克里米亚，他一直试图戒赌，戒酒，戒女色。

1853年1月的几篇日记：

“我喉咙发痛，可是我和阿里涅夫斯基喝醉了……今天赌的数目很小，可是赌的次数多了。这真是一种愚蠢的生活。”

生病了，依旧滥饮。似乎戒了大赌，却又小赌上了。生活是什么？生活是一个又一个赌场，是一张又一张被贪欲拉歪的脸。

“我的生活是极端混乱的，我不认识我自己了，并且羞于这样过活。”

他不认识自己了，却还能意识到这种迷乱。他的羞耻心尚存。

“我负了债。我输掉的钱比我手里所有的还多。我把枪输给巴尔塔了。明天我要停止赌博，等战争结束以后就退役。”

托尔斯泰伯爵每天都在下决心，可是夏季的日记表明他禀性难移。

“我必须有一个女人，欲望不让我有片刻的宁静。”

军中的托尔斯泰一天刮两次胡子，胡子长得太快。浑身上下的浓密体毛，每一根都用浓墨写着欲望。

“我在比杰尔家里喝酒，虽然有好几次我都想停止。”

酒虫子潜伏在他的血管里，酒虫子爬到他的唇齿间。

“我和一个哥萨克姑娘搞了两次，坏得很！我自己很堕落了！”

为什么坏得很？因为军旅中的这种男女事，对军官们来说没有情感可言，泄欲而已。单纯的哥萨克姑娘动情了，她委身于托尔斯泰，她走路也在唱歌跳舞，而他不打招呼，一走了之。他不会去想她的感受。他把她的伤心面容处理成盲点。

“今天赌纸牌，输掉了‘舒坦’。”

马背上多少好时光，可爱的“棕色姑娘”为他的处女作贡献了舒适与平稳，可他一手牌，就把多年的宝马输掉了。输枪，输马，输老家的大房子，输田产。

“近来我做了很多坏事……我为一些无价值的东西浪费金钱，还浪费了本来可以用得有益的时间。我吹牛，与人争吵，还发过脾气。”

托尔斯泰脾气大，先天就高人一等，后天又才华超群。

“今天我吃得太多，由于懒惰睡着了。”

莫斯科的《现代人》杂志等着他的第二部中篇小说《少年》，连同主编许诺的“最高稿酬”，可是他赌牌，酗酒，睡懒觉，逛妓院，厚颜无耻地追逐姑娘们。

到了年底，托尔斯泰写日记：“避免和喜欢醉酒的人结伴，也不要喝伏特加。避免和你轻易能得到的女人交往。当你感到欲望强烈时，尽量用体力劳动来使你疲倦。”

孔子说：“少年，血气方刚，戒之在色。”孔门弟子三千，多是贵族或有钱人家的子弟，孔子出此断语，以大力戒之。而历朝历代豪门巨贾的阔少们，因纵欲伤身而早死的不在少数。中年苏东坡写一戒条于黄州雪堂：“蛾眉皓牙，命曰杀性之斧。”看来，苏东坡熟悉那把斧头。

在克里米亚，托尔斯泰的日记写道：“我和列宾谈过话。参观了第四棱堡，还玩了纸牌。非常憎恶我自己。”

列宾是大画家，他后来为托尔斯泰画的肖像画饮誉全球。

托尔斯泰日记：“今天去了某地，买了匹马，嫖妓，总的说来行为很坏，更不用说我的懒惰了。”

有一天的日记总结了他三个月的生活：“我和女人搞过几次，说过谎，吹过牛，而最糟糕的，是在火线上没有如我所愿的表现。”

这个军人的形象实在太糟。

“我骑马去布加勒斯特，赌博，于是不得不借钱。举止很坏。追逐女孩子。”

十月初的日记：“我在渐渐地变得老实了。”

十月下旬的日记：“我所有的钱都输在纸牌上了。”

转眼到了1855年，日记显示：“时间，青春时代，梦想，思虑，一切都失去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托尔斯泰年复一年痛苦挣扎，挣不脱堕落的生活。司令部的炮兵上校格列鲍夫写下的笔记说：“炮兵中尉托尔斯泰伯爵，指挥着两个山炮队，可是他自己却随心所欲地到处逛游。他像一个旅行家似的，到各处旅行，可是一听到开火，他立刻在战场上出现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战争中那样惬意。”

《战争与和平》中的男主人公彼埃尔，在冒着硝烟的战场上到处跑。

另一个军官回忆，“在那艰苦的战争时期，托尔斯泰怎样以他的故事，和他很快写成的对句来使我们大家振奋起来啊！他真正是我们炮队的灵魂。当伯爵离开的时候，我们都垂头丧气，最后他又回来了，恰是一个浪子的模样！他把我拉到一边去，拉得远远的，于是就开始他的忏悔。他会把一切都告诉我：他怎样酗酒，赌博……他是那么难过，看见他都觉得他可怜！然而，他是一个难得的同伴，一个最可敬的人！”

日记中忏悔，向军队的朋友忏悔。这种魔鬼与良心的拉锯战持续了很多年，在喀山，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在遥远、残酷的战地，在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

太有钱了，太多欲了。

我们知道托尔斯泰八岁丧父，然后，常常活得像个野孩子。他把他喜欢的小姑娘推下阳台，他在他的庄园惹是生非，在学校旷课、打架，开始偷偷品尝火一般的烈酒伏特加。他交往的贵族少年多是浪荡子，他是他们当中屡受称道的一员，有时候还是坏小子竞相追捧的榜样。然而他忏悔。他从十二岁就写日记，一直写到生命的终点。

欲望与良知都很强大。这是托尔斯泰的特点。

良知从何而来？从他的安娜姑姑来，从他充满了爱的家庭氛围来。后来才轮到那些书本的影响。可见孩提时代的感觉、印象多么重要。

战争中的托尔斯泰为所欲为，几乎“五毒俱全”。所幸俄罗斯军队严禁毒品，否则，这位伯爵中尉多半是个无可救药的瘾君子，怀揣两支枪：小手枪和大烟枪。

谁挽救了不断堕落的托尔斯泰？《现代人》主编涅克拉索夫。他是托尔斯泰作品的第一位鼓吹者。《童年》风靡莫斯科那一年，托尔斯泰二十三岁。作家的天赋被发现了，作家的奋斗目标确立了。虽然伯爵先生堕落得可怕，却没有放弃洗心革面的努力。当他努力去摆脱邪恶之渊薮的时候，思想的高度依然在。从一个战场到另一个战场，炮兵中尉托尔斯泰在观察，在痛苦地思考。后来这些思绪上升到洞察全人类的高度。

车尔尼雪夫斯基讲得真好：“谁如果不研究作为人的自己本身，他就永远不可能进入人们的灵魂深处。”

这位中国读者熟悉的批评家说：“我们没有说错，自我剖析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他的观察力，教会他以洞察一切的眼光来看周围的人们。”

我在《品中国文人》中首创了一个词：内心纵深。“人有内心纵深，山山水水才显现它的纵深。”

安娜姑姑永远是托尔斯泰灵魂的慰藉，他发现自己丢了魂，就不远千里跑回家乡波良纳村去。《回忆录》：“我经常回到家里，回到她身边。我们依照古老的习惯吻彼此的手，我吻她可爱的有力的手，她吻我堕落的肮脏的手……她很知道我这一时做了些什么并为此十分懊恼，可是她从不责备我，总是保持着同样的和善，同样的爱……我那罪恶的生活，虽然使她痛苦，她却从没有直接责备过我。我的二哥谢尔盖，她也温和地爱着他，甚至在他找了个吉卜赛的女子同居的时候，她也不责备他。她为我们表现出的唯一的不安，就是晚上，他回家太迟了，她就说，‘我们的谢尔盖怎么啦？’”

真是伟大的安娜姑姑。

托翁回忆：“她爱贮藏甜食——无花果、姜饼和枣子，在她的房间装了好多瓶。我不能忘记，想起来也不能没有痛楚，我多次拒绝给她一点买这些甜食的钱，而她，悲伤地叹一口气就不作声了。确实，那时我自己需要钱……我竟然拒绝了她，拒绝了她啊，拒绝了她有点无花果和巧克力这小小的快乐，拒绝了她能够给那些向她乞讨的人一点钱这小小的快乐……亲爱的，亲爱的姑姑，宽恕我！”

今天是2020年的元旦，我想念妈妈。

19世纪中叶，托尔斯泰伯爵在军中胡闹乱来，他对自己痛心疾首，扯头发，流眼泪，捶胸顿足，但很快又故态复萌。懦夫，孬种，嫖客，赌徒，酒鬼，这些词放在他身上无不妥当。不能战胜自己的人都是懦夫，当然也是孬种。我甚至怀疑他在安娜姑姑的手中拿走钱去赌博。我怀疑他撒谎，说是拿钱去干别的。他欺骗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人。

托尔斯泰十几岁就有些反常的举动，“哲学少年安详地忍受生活中的一切不愉快，例如，他先在火炉旁烤红了双手，又把手伸到窗子外的雪风中受冻。他跑进小贮藏室，用鞭子抽打自己裸露的双肩，直到皮肤出现一道道血痕。他想使自己学会忍受一切痛苦，锤炼意志力。”

反常举动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应该是干了一些不该干的蠢事、坏事、荒唐事，而这个哲学少年又对错误极敏感。这条心理长线一直延伸到八年的军旅生涯。宝贵的心理长线，有弯曲，但延伸的势头从未中断。

文学的力量继续拯救他。中篇小说《少年》问世，再一次轰动莫斯科和彼得堡。天才是毫无疑问的天才。文坛巨匠们以及全俄罗斯的读者，期待着他的新作。1855年，长篇战争特写《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发表在《现代人》杂志，屠格涅夫写道：“我读的时候热泪盈眶，高呼呜拉！”

这个战争的特写系列却发出了质疑战争的声音：“白旗挂在棱堡上和堑壕上，开满花朵的溪谷里却堆满了尸体。成千的人（交战的俄法士兵）挤在一起，互相凝视、谈话和微笑……白旗卸下来了，死亡和苦难的武器又在隆隆响着了。无辜的鲜血正在流着，呻吟和诅咒充塞了云霄。”这种声音后来在《战争与和平》有更大的回响。作者参加了塞瓦斯托波尔城保卫战。

次年，托尔斯泰离开军队去了莫斯科。他拜会了大他十岁的屠格涅夫，双方初次见面热烈拥抱，交谈很开心。接下来却发现性格不合。在享有“欧洲头号文学杂志”美誉的《现代人》编辑部，两个大作家有点互相看不顺眼。这使涅克拉索夫非常为难。这位温和的大诗人特意安排了饭局，让屠格涅夫请客。

托翁日记：“1856年5月8日。到屠格涅夫处吃晚餐（为涅克拉索夫一首诗而生起气来，真是笨得很），我说了一些使人人难堪的话。屠格涅夫走了。我十分难过。”

涅克拉索夫不死心，又在自己家里请客。可是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又吵起来了。“屠格涅夫尖叫了又尖叫，他的手抓住他自己的喉咙，眼睛像一只垂死的羚羊那样地微语：‘我可受不住了！我有气管炎！’屠格涅夫开始在三个房间走来走去。托尔斯泰却在他背后吼：‘气管炎是装出来的病，气管炎只值一个铜板！’”

此间的托尔斯泰二十八岁，屠格涅夫三十八岁，并早已成名。

小说家格里哥罗维奇在涅克拉索夫家看到另外一场口角，他写道：“涅克拉索夫的心沉下去了；他不愿意两个人中间有一个人不给《现代人》杂志写稿。托尔斯泰闷声不响地躺在摩洛哥皮的沙发上；而屠格涅夫，敞开他的燕尾服，两手插在口袋里，在三个房间走来走去。我走到沙发旁边，想挽救这个局面，说：‘托尔斯泰，老朋友，别这么兴奋！你不晓得他多么看重你，多么爱你啊！’托尔斯泰却喊道：‘你看看，他这样走来走去，走过我，这是故意的，故意摆他的民主的屁股！’”

在另一个场合，“有人赞美了乔治·桑的一篇小说，托尔斯泰突然宣布憎恨她”。他鄙视莎士比亚，不喜欢瓦格纳的音乐。有趣的是，大作家当中没有人宣称不喜欢托尔斯泰。英国女作家伍尔夫说：“仅仅一个托尔斯泰就征服了全欧洲。”

脾气火暴的大胡子托尔斯泰，为一件小事、一个误会，竟然向莫斯科的作家郎吉诺夫掷出了白手套：他要决斗。叫苦不迭的涅克拉索夫迅速写信给他：“如果你不收回你给郎吉诺夫的挑战书，只得请你和我也交换一次射击。”

文学恩师把话说到这种程度，托尔斯泰知错了。可是后来他又跟屠格涅夫闹决斗。这件事稍后讲。

1857年，托尔斯泰漫游法国和苏黎世。日记中有这么几段：

“7月24日。我连续不断地玩轮盘赌，输了一些。”

“7月25日。轮盘赌，自晨至晚。输了，可是晚上赢了。”

“7月26日。早晨起来就不舒服。轮盘赌到六点。全部输光。夜里把这一切恶毒的扰乱看得很清楚。”

“7月31日，屠格涅夫来了。问屠格涅夫借了钱，又输掉了。”

灰头土脸的赌徒托尔斯泰回到莫斯科，摇身一变又成了穿戴光鲜的舞者。“列夫穿上他的夜礼服，打上白领带，到跳舞场去了。”

人们在体育馆也经常看见他。他玩体操很棒，尤其是木马和单双杠。小时候他就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

春天，托尔斯泰回到老家波良纳村，良知和安娜姑姑在那儿耐心地等着他。阅读，打猎，闲溜达。年底，他和朋友一起到森林中打熊，“托尔斯泰手持双筒火枪站在雪地里，雪齐了他的胸口。”

一头体重超过一千斤的大熊，突然从意想不到的方向冲过来，他仓促开枪，没打中。那野兽离他只有两码的时候，第二枪射中它的嘴。然而打中并不能阻止它的奔窜。它冲过去把他打倒在雪地中，可是它又走回来了，托尔斯泰感觉到什么笨重而温暖的东西把他压倒，觉得自己的面孔被吸进了这野兽的嘴巴。他只能被动防御一下，尽量把头颅缩进肩膀里，还试着拿自己的帽子去代替脸喂那个熊。这事只不过几秒钟，可是已经够那熊摆布他了，一次两次咬不准，第三次咬到他的左眼上。

其他猎手纷纷赶来，把大熊吓跑了。托尔斯泰被送进镇上的医院，医生把那吓人的伤口缝起来。几天后，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大学发表演讲，头部缠着绷带。又过几天，人们看见这位有名的贵族作家在体育馆跳木马。

在莫斯科，赌场他是悄悄去的，要避人耳目，尤其要避开诗人费特和批评家德鲁日宁。赌场有妓院，赌徒们通常也是嫖客。有钱人的生活方式纠缠着托尔斯泰。他对自己灰心了，他手上的书稿总是写不完。欲望拖着肉身下沉。

德鲁日宁写信给刚满三十岁的托尔斯泰：“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有一个责任，文学对俄罗斯社会的非常的重要性是这责任的根源。一个英国人或者一个美国人，可以嘲笑这个事实，就是说在俄国，不仅是三十岁的人，而且连拥有两千农奴、头发灰白的地主们，都在流着汗读着发表在杂志上的百余页的小说。人人都在读，在社会上引起讨论来日夜不分。……俄罗斯的读者，由于他们奇怪的直感，从大批作家中挑选了四五个敲警钟的出来，把他们尊为领袖……你，托尔斯泰，已经和读者有了这种可喜的关系，因此你决不能躲到一边去，你必须工作到精疲力竭……”

托尔斯泰哭着读这封信。但是第二天他又去赌博了。狐朋狗友裹挟他。

年轻的杜甫在长安参与过赌博，自嘲说：“有时英雄也如此。”

文豪当中赌博最厉害的、历时最长的，可能就是托尔斯泰。

自我救赎是西方人的一个努力方向，它有基督教的大背景。问题是怎么救，以及如何定位人的原罪。对于托尔斯泰来说，理论上的问题要到生活中去解决，他不能活成双面人。“要么极好，要么极不好。”这是莫德对托尔斯泰的印象。天才们有此特征，不会活得拖泥带水。三十二岁的作家面临一个决断。洗心革面的决心下了一万次，通过日记、书信和小说人物反省了二十余年，而真正醒悟似乎只差一个外在的诱因。尼古拉大哥的死是一个外在诱因么？我们作此猜想。

1860的夏天，在德国治病的尼古拉写来一封信：“在索登，我们碰到了屠格涅夫，他找到一个什么德国姑娘并且迷上她了。我们一起下棋，总下不好：他在想他的德国姑娘，我在想我的病……”

托尔斯泰马上动身去柏林，又从柏林转道前往索登。他心中不安，大哥尼古拉很少提到自己的病。家族当中，尼古拉是个内心非常柔软的硬汉。托尔斯泰沿途考察德国的教育。这是他写作之外的一个新的发力点。他发现了教育的大问题。8月下旬他与大哥会合，连同妹妹一家人去地中海沿岸的小城耶尔过冬。托尔斯泰女伯爵也在那儿，她记下她的作家兄弟出现的那一幕：“有一天，黑森的亚历山大亲王和他妻子来看我，突然间，会客厅的门开了，列夫出现，穿着最奇怪的衣服，使人联想起一幅画上的西班牙匪徒，吓得我透不过气来。列夫显然不喜欢我的客人，立刻就走了。‘这个单身的客人是谁？’我的宾客们惊奇地问。‘是托尔斯泰啊！’‘啊，我的天！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们他是谁呢？读了他那些令人钦佩的作品，我们想看他真想得要命啊！’”

托尔斯泰的作品对贵族生活充满了质疑和挖苦，愈往后愈激烈。这当然是起于他的自我剖析。不过，有趣的是，贵族们、地主们都在读他的书，沙皇还下令把他在克里米亚写的、引发争议的战争特写《塞瓦斯托波尔故事》译成法文。普希金反贵族，沙皇亚历山大、尼古拉却是他的诗歌的欣赏者。沙俄时代设立的普希金文学奖，是当时俄罗斯文学的最高奖项。而另一面，俄罗斯的农民也大量购买契诃夫的小说。

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大约一百年时间，俄罗斯民族确立了足以彪炳全世界的文化自信。其间，文学艺术大师辈出。何以如此？是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期产生的独特现象吗？农耕文明又是如何塑造人，塑造一个作家的？我在《品中国文人》中已有一些追问。文化全能与生活全能的个体，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吗？人类是否进入了只能回望文化巨人的漫长的时代？

另外，回望意味着什么？只有体验才能通向体验，只有感性才能找到感性。理性分析能进入李太白的感觉世界吗？根本不可能。然而，研究李白的论文多得要用火车拉。

我所相信的是，再充沛的理性也敲不开感性那道门。

托尔斯泰仅凭哥哥信中的一句话，旋即动身。哥哥患肺病。在温暖的海边小城，这种病反而迅速恶化了。9月下旬，尼古拉在托尔斯泰的怀中死去。

莫德在《托尔斯泰传》中写道：“认识尼古拉·托尔斯泰的人无不羡慕他，爱他。唯一可以非议的是他在高加索从军的时候，他也像许多同僚一样过度饮酒，可是退伍以后，他又恢复了自制。在蚂蚁同胞的早年时期，他影响了列夫。尼古拉一生都保持了这样的影响，以至脾气极不相同的人们都热忱赞美他的可爱和善良。托尔斯泰对尼古拉的记忆，强烈影响了他评判生命价值的标准。”

屠格涅夫说：“托尔斯泰在理论上发展了人的谦卑的为人之道，他的长兄在实际生活中却是做到了的。他总是住在最不能住的房子里，差不多是茅棚，并且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分给了无家可归的穷人。他是一个愉快的伴侣，善讲故事，可是要他写，几乎是一件违反自然规律的事。”

尼古拉的死，让所有认识他和听说过他的人悲伤不已。“从来没有人死得这样使人哀悼。”

农耕文明对人的情感的塑造，恰似自然力对大树年轮的塑造，一圈圈来得扎实，密度极大，坚硬度如钢似铁。一个亲人或朋友的死，是一件天大的事。“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王羲之），悲伤、怀念绵绵无尽。这使死亡成为死亡。而在功利主义盛行的年代，人人盘算着一己之私，死亡变成了一件表面上的大事。说到底，谁在乎谁的死呢？功利主义在人性的最深处动摇了人性善。

托尔斯泰写信给安娜姑姑：“亲爱的姑姑！——这黑色标记已把噩耗报告你了……他一直清醒到死，死前一刻钟他喝了些牛奶，告诉我，他没有不舒服。甚至今天他还说笑话，并且对我的教育计划感兴趣。只是死前的几分钟里，他低语了几次，‘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觉得他是明白他自己的情况的，但瞒着他自己，也瞒着我们……我刚才合上了他的眼皮……”

托尔斯泰写信给二哥谢尔盖：“直到最后的一天，他是那样具有非凡的力量的性格，他是那样具有集中的精力的人，他做了一切来减轻我的负担。临死的那天，他自己穿衣，自己洗脸，早上我去看他，发现他穿好了衣服躺在床上。只是死前大约九个小时的时候，他才向病魔屈服，自愿地让人替他脱衣服。这先是发生在厕所中的。我下楼梯时听他开了门。回来时找不到他，起先我不敢去看他——他一向不喜欢我们这么做，可是这次他自己说了，‘帮我一下！’……第二天我到他跟前去，害怕揭开盖在他脸上的东西，我以为那比他在病中所表现的更痛苦、更可怕，但是你不能想象他的脸，带着他那最好的、欢乐的、平静的表情，是多么美。”

超强的意志力抵达了最后的时光。弥留之际，欢乐而又平静。尼古拉生前也曾饮酒过度，但离开军队后戒得很彻底：戒掉他一向所不屑的生活方式。而托尔斯泰戒酒瘾，戒赌瘾，像今天的青少年戒网瘾一样艰难。心理学家们的研究表明：少年儿童一旦上网成瘾，十年难戒。网瘾滋生的心理顽疾类似于吸毒者。

托尔斯泰写信给费特：“有一件事他是始终不渝的：对大自然的爱。前一天，他走进他的寝室，因为虚弱，倒在敞开的窗子前的床上，他含着眼泪对我说：‘这一个钟点，我享受得多么好啊！’”

尼古拉曾与屠格涅夫结伴漫游西欧，他对自然的敏感并不弱于托尔斯泰。小时候他对蚂蚁和其他昆虫敏感，长大以后，他敏感于自然物的千姿百态。

托尔斯泰日记：“尼古拉死了快一个月了……我试着写作，强迫我自己，可是干不好，因为我不觉得我做的工作有什么重要性，因此不能给它以足够的精力和耐力。”他不乏工作的劲头，但缺少投入工作的充足理由。

对此间的托尔斯泰来说，榜样的力量是匮乏的。惰性与虚无感两头堵他。前者，他积习难改；后者更麻烦：他首先要解决写作的意义问题。虚无把他一步步引向深入。他捧读《道德经》，试图跟踪老子反复讲的那个“无”。顺便提一句，《道德经》在西方影响力甚巨，托尔斯泰亲自翻译了《道德经》。

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仍然对进步这类概念表达了疑问：“另一个向我证明迷信进步不足以做生活指南的事件是我长兄的死。他智慧，善良，严肃，年纪虽轻却患了病，吃了一年多的苦，苦痛地死去了。不知道他为什么活，更不知道他为什么又死去。在他又慢又苦痛的死亡过程中，没有任何学说可以答复他或我这样的问题。”

这里，我们清晰地看见，死亡追问如何成为绝对性的追问。死亡追问乃是最高的同时也是基础性追问。

问之所问，了无结果，然而在追问的过程中，有些东西明明白白显现出来了。这叫无中生有。

托尔斯泰在他否定性的二十年中，苏醒是慢慢来的，灵魂上升的速度远远不及肉身堕落的速度。《忏悔录》把他十四岁到三十四岁这一时期诊断为堕落期。他哥哥尼古拉去世那一年他三十二岁。换言之，他的彻底醒悟是在两年以后。

他考察教育的愿望日渐强烈，不知道与尼古拉的死有无关系。几个月以来，他反省了很多，常常深夜徘徊。他下地干农活，累得筋疲力尽。他把窖藏的伏特加全部送人……他漫游到马赛去，发现马赛的教育机构“坏到极点”。这位对孩子们的生存状态高度敏感的作家写道：“我看到四岁的小孩子像士兵一样围着长凳，照着哨子的命令变换队形，伸出手臂又交叉在胸前，用发抖的奇怪的声音，唱出赞美上帝和他们的恩人的歌，我确信：马赛的教育机构坏到极点了。看到这样的学校的人自然能得到一个结论：法国人一定又笨又粗，伪善透顶地迷信，几乎是野蛮人。然而只要你接触人民大众，就能确实地相信，法国人正如他们自信的：聪明，伶俐，有自由思想，是真正文明的人。”

托尔斯泰广泛考察了教会学校和公立小学。

四岁的小孩子就被束缚起来，令人联想饲养场的圈养鸡。天性到哪儿去了？小孩子一个个可怜巴巴。这与托尔斯泰庄园里活泼的孩子们形成强烈对比。

托尔斯泰在未曾上过学的人群中发现了文化：“就说三十岁的工人吧，他可以写一封没有错误的信，就像他上过学一样，有时还写得很得体；他懂得一点政治学，自然也懂得一些近代史和地理；他从小说里读到了一点历史，还懂得一点自然史，他常常还画几笔，数学公式恰够他生意上的应用。他从哪儿学到了这些呢？最近我在马赛的街道、酒店、有音乐杂耍的咖啡馆、博物馆、工场、码头和书店这些地方闲逛而发现了答案。”

莫德《托尔斯泰传》：“在马赛，托尔斯泰发现每个人都在念大仲马的作品，廉价版本共有二十八种。据他估计，每个星期在有音乐杂耍的咖啡馆中，至少有五分之一的居民，是像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受着口头的教育。喜剧和短剧在那儿上演，诗歌在那儿朗诵，不管是好是坏，这无意中的教育，却比学校的强迫教育效率大了不知多少。”

强迫性教育，把所谓知识强行灌进小孩子的脑袋，这比饲养场的架上喂食来得更可怕。

人类在知识累积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异化，哪些人在推动异化呢？哪些隐形的手在持续发力？可以断言的是，推动异化的人有利可图。如同那些推动战争的财团，战争使财团的财富暴增：死亡数字与财富同步增长。

托尔斯泰想要保卫什么？他要从源头上保卫教育的本质：源自古希腊的本质。

他说：“一个孩子或一个成人，只有最起劲的时候，才容易接受一切，认为嘻嘻哈哈是学校的一个敌人或一种障碍，就铸成大错了。”

你只要看一看同一个孩子在家里，在街上，在学校里的情形就知道了。在这里你看到一个活泼的、好奇的心灵，眼睛在微笑，嘴唇也在微笑，到处寻找知识，把它作为乐趣；而在学校那里，你看到一个疲倦的、畏缩的心灵，只因他的嘴反复念着别人的思想、别人的字眼，那样地衰弱、恐惧、无精打采，这孩子的心灵像蜗牛一般缩进了它的壳。

托尔斯泰创造了一个词：学校心理。他说，所谓“学校心理”的这种奇怪的心理学的现象，造成了想象力、创造力、思维力这些高级能力的退化。

莫德《托尔斯泰传》：“强迫学生服从，强迫他们在教室中保持安静，使学校变成了刑场，造成了德国人所说的使人愚蠢的结果。”

思想家和文学家们用他们有力的大手，指认着教育界的惊人愚蠢。指认是有效的，西方现代教育，得以尊重孩子的天性。尊重生命的前提是理解生命。一代又一代的人文知识分子接力奋斗，方有今日之局面。

托尔斯泰说：“孩子们的声音、动作和快乐，这些是使他们学习得好所必需的，却不利于教师。在今天监狱一样的学校中，提问题、谈话和活动都是禁止的。”

莫德写道：“一些人谈到，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并不是为了发展他们的天性，而是为了可以把他们塑成固定的规格，托尔斯泰猛烈抨击：‘这样的教育，随意把人塑成一定的形态，是僵化的，是不合理的！’”

引文已不少，我们作一点阐释。

托尔斯泰的核心关切是人类的天性，特别是儿童的天性。天性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人类祖先的丛林野性不止一百万年，而文明只有几千年，哪边的基因重，一目了然。人的天性叫作自由。天性中有野蛮的一面，所谓发展天性，就是去掉野蛮，保留生动活泼，保持蓄势待发的态势。

而眼下要做的是，保卫生动活泼。这是一场斗争，是持久战，是孩子们的天性保卫战。

活蹦乱跳的孩子才是孩子，然而教育把人压扁，压趴下。教育不是释放人的潜能，而是封闭人的潜能，大规模扼杀创造性。蔫巴巴的孩子有创造性吗？蔫巴巴的苗子能茁壮成长吗？蔫巴巴的植物能欣欣向荣吗？

活着要像撵山狗，焉能变成圈养鸡？

孔夫子那个年代，知识已经过度了，混乱了，泥沙俱下了，所以他删诗，正乐，重修国史《春秋》。

人类接受知识的历史也是打压天性的历史。总有一些人在打压中获得好处，总有一些人的自由是要压制其他人的自由。

托尔斯泰认为，教师的主要工作应该是“研究自由的孩子”。

“教育的唯一的方法是实验，实验的唯一标准是自由。”

托尔斯泰非常反对考试，因为觉得它助长主考一方的专制，和学生一方的欺瞒。他在庄园办学时，实行了一些考试，但十分谨慎，决不伤害孩子的天性，决不助长主考一方的专制。他深知：学生是弱势群体。学生的欺与瞒，盖出于不得已。

针对寄宿学校的苗头，高度敏感的托尔斯泰展开严厉批判：“学校把孩子们在他们最好的几年里，一天六小时地从真实的生活中拉开了，这还不够，它还要想把三岁的孩子从母亲的影响下拉开。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都想出来了（比如育婴学校），现在只差发明一个蒸汽机来代替母亲了。”

五花八门的、恶草般疯长的教育机构背后，只有一种东西在支撑：利润。

而各类学校在算计家长、摧残孩子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宣称，他们是为了孩子的成长。

谎言成气候，为邪恶铺平道路。

把孩子从母亲身边夺走是为了孩子成长吗？

甚至星期一就夺走了，要苦苦挨到周末，母子才能见面。双方的心都在忍受。孩子更惨，孩子不敢多说，天真烂漫不得不趋于麻木，趋于呆板。然而父母架不住裹挟，抵不住潮流，终于跟校方合谋，一而再再而三，伤害自己的亲骨肉。

当悲剧常态化的时候，悲剧就不复显现为悲剧：它失去了分量。

谁在细看孩子们的稚嫩的心？

伟大的托尔斯泰埋怨自己眼睛小，可是这双慧眼，岂止看透三百年。

三十二岁的作家找到一个新的发力点，他出国考察十个月，去了德国、法国和英国，接触官员、议员、教师等社会的各个阶层。小眼睛发现了天大的问题，他要为俄罗斯的教育开拓一条新路，将当时正在写的小说《哥萨克》放一边了。他在写给托尔斯泰女伯爵的信中说：“讲到我自己，能说什么呢？关于我从去年就开始搞的一个学校，我可以十分诚恳地说，它是现在我依恋生命的唯一兴趣。”

他哥哥那么优秀，善良，却死得那么早。圣徒般的尼古拉的死，使他对生命价值由来已久的怀疑来了个大爆发，使他对自己的信仰也产生了怀疑。这种大爆发的冲击波在20世纪依然惊心动魄。例如：少女波伏瓦发现自己怀疑上帝存在的那一天，痛苦不堪，在地毯上打滚，牙齿撕碎了坚韧的丝织品。

托尔斯泰在他的庄园办学校，搞实验，聘请了三位外国教师。他自己也教书。他得到的成效是卓越的。

堕落的深渊发现了崇高的生命意义，二者之间有联系么？

漫天风雨如晦，忽然星大如斗。

波良纳村的托尔斯泰庄园，有了一所学校。他办教育杂志，当局刁难他，却奈何不了他的论文发表，他到处演讲与游说。办学是头等大事，写作退居次要了，这使莫斯科的文坛很着急。托尔斯泰向来不屑于莫斯科与彼得堡的文学圈，时常出言刻薄，极尽讽刺之能事。后来海明威也瞧不起纽约的作家，称纽约的作家像纠缠在一个小容器里的一团蚯蚓。爱钓鱼的人都知道瓶子里的那团蚯蚓，靠一点可怜的泥巴吸收营养。

费特和屠格涅夫是托尔斯泰乐意交往的人。有一天托尔斯泰去费特的庄园，三个作家一起吃饭。久违了，谈兴浓，气氛好。托尔斯泰大谈欧洲教育的现状。屠格涅夫兴致勃勃地说起他女儿在法国，聘请了一个英国女教师。费特夫人问：“英国女教师好吗？”

屠格涅夫笑道：“女教师非常好。她要求我的女儿亲手为穷人补破衣裳。”

托尔斯泰皱起眉头：“一个小女孩抛下自己的母语，还跑到法国去学英语，这叫非常好吗？”

屠格涅夫顿时语塞。

托尔斯泰质问：“你女儿给穷人补破衣裳，你认为这件事值得炫耀吗？”

屠格涅夫答：“自然啊！这样我女儿就可以接触到穷人的生活了。”

托尔斯泰的嘴角露出讥笑：“我认为，一个女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手里却拿着又脏又臭的破衣服，这种行为是虚伪的，像一出滑稽戏。”

屠格涅夫喊道：“我求你不要这么说！”

屠格涅夫的鼻子已经在一掀一掀了。屠格涅夫容不得别人说他的宝贝女儿半句坏话，可是托尔斯泰丝毫不给面子，还提高了嗓门：“这就是一出滑稽戏！凭什么我不说？”

屠格涅夫霍地站起身，拿酒杯的那只手在颤抖：“那么，你认为我教育我的女儿，教育坏了？”

托尔斯泰点点头，露出一副轻蔑的表情，玩他手上的红酒杯。他说：“对啊，不是一般的坏。”

屠格涅夫气得七窍生烟，声嘶力竭地喊：“鼠眼怪物，你再敢这么说，我捶扁你的头！”

托尔斯泰耸了耸肩膀。他连熊都不怕，还怕屠格涅夫吗？

《托尔斯泰传》：“屠格涅夫一跃而起，两只手抱住头，奔进隔壁房间去。一秒钟之后他回来了，对费特夫人说：‘看在老天爷分上，尊贵的夫人，请原谅我刚才的失态，我深深地向你道歉。’”

托尔斯泰冷冷地说：“你走得越远越好，你和你的高贵马车。”

这件事发生之前还有个插曲：托尔斯泰看屠格涅夫的新作《父与子》，看不下去，在沙发上睡着了，新书掉在地上，屠格涅夫捡起来擦了又擦。

屠格涅夫骂了托尔斯泰，却不向托尔斯泰道歉，他认为应该是托尔斯泰向他道歉。双方僵持。结果是托尔斯泰派人送来了一封决斗书，他希望两人用手枪在费特家附近的森林互相射击，请费特当证人。

屠格涅夫的道歉信来了：“为了涂去我那真正是疯了的几句话，我愿意你开枪打我……我承认你的权利，召唤我出来和你决斗，自然这承认就包含了接受的意思。你照你的意思抉择吧！”

屠格涅夫同意决斗。费特吓坏了，他和夫人忙于两边调停。决斗暂缓，但是关于两个大作家即将一决生死的消息传开了。莫斯科谣言四起，煽风点火的大有人在，其中一个谣言是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分发信件，进一步侮辱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作者勃然大怒，反过来向托尔斯泰掷出了白手套。

俄罗斯文坛的两头雄狮拿起了手枪。有消息称，整个欧洲都在紧张关注。许多报纸杂志，由于刊登了决斗的消息而连夜加印……年轻的普希金是死于决斗的，比普希金更年轻的托尔斯泰伯爵，将死于森林决斗吗？或者，倒下去的是声誉如日中天的伊凡·屠格涅夫？

当时，另外两位世界级大师，赫尔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在关心这件事。

托尔斯泰日记：“昨天收到屠格涅夫的信，指责我说了他怯懦，还说我在分发我写给他的信。”

托尔斯泰直接写信向屠格涅夫解释，关于分发信件的谣言被澄清了。

决斗免了，绝交不可免。

托尔斯泰致费特：“我希望你和这人关系好，但是我瞧不起他。”接着写道：“我请求你不要再写信来，你的信和屠格涅夫的信，我是不拆的。”

屠格涅夫致费特：“我和托尔斯泰的星宿在天空中运行的轨道，确实像冤家对头一样。”

双方都想躲开，于是就躲开了。

莫斯科的上流社会有些失望，因为闹决斗的双方都在批判上流社会。

托尔斯泰总结出一句名言：“天赋最多的人，要最苛刻地对待他。”这恰好是他本人的经验，推己及人。

托尔斯泰请费特转告屠格涅夫，不妨让他的待在法国受英国人教育的女儿，到波良纳村的学校来，体验什么是真正的教育。

费特答应了，其实他根本不想转告。

一个孩子的智力，只有在这孩子是自由的时候才是活跃的。研究孩子的自由乃是学校的至高法则，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孩子是苗子，阳光雨露禾苗壮，风刀霜剑坏死多。

托尔斯泰说：“教育家想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来教育，可是这方法行不通的时候，他们不去改变自己的方法，却改变孩子们的性格。”

“孩子们受强迫越少，教师们的方法就越好；受强迫越多，方法就越坏。”

托尔斯泰用了三年时间办学校，几乎中断了文学创作。而“文学是人学”（高尔基），所以教育也是广义的文学活动。文学大师们对教育的理解在教育家之上，为什么？前者视野更广阔，理解人性更深入。二者合一的，比如中国的鲁迅、胡适、叶圣陶。

托尔斯泰聘请的三个优秀的外国老师都很敬业，其中一位来自德国，博学而严谨，一丝不苟。办学校开始很艰难，渐渐地，村民和他们的孩子不再犹豫了。学生增加到七十多个，小的五岁，大的十岁，包括女孩子。村民的普遍意见是：“他们把什么都教给孩子们，很多都是没有用的，听说他们还模仿雷和闪电哩。但是，既然他们很快就学会念书了，送孩子们到那里去还是值得的。”

老师们极为用心，首先是爱孩子，其次是不断修改教学方法。托尔斯泰常常从附近的学校邀请孩子们来，和他们做各种游戏，玩他们最爱玩的攻打城堡的游戏。

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大学和中学发表演讲时谈道：“波良纳村学校的学生上课，长凳上，桌子上，窗台上，地板上，爱坐哪儿就坐哪儿。开始女孩子们总是坐在一起，一个村的孩子也爱坐一起，但慢慢地各村混合坐了。他们脸上充满了喜悦与满足，好像坐在那里以后，他们这辈子都准会很快活似的。”

“有时教师和学生都给一堂课吸引住，本该讲一个钟头的，却讲了三个钟头。天黑尽了还在讲。有些学生累了，其他学生嚷嚷：‘老师讲下去，讲下去！’双方发生了争吵……我认为这种外表的不守秩序是有益的，并且是必需的。人们只是因为性急，或者因为对人性缺乏了解，才对学生使用高压手段。”

“多少次我看见学生们在打架，教师急忙跑过去分开他们，可是被分开的孩子侧目而视，甚至在严肃的老师面前，在分开的时候彼此还要捶一拳，比先前的更凶。”

托尔斯泰在彼得堡说：“每天，我多次看见某个基鲁斯卡，咬紧牙关冲向某个塔拉斯卡，一把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摔到地上，显然想要把他的仇敌打成残。然而不到一分钟，这个塔拉斯卡就在那个基鲁斯卡下面笑将起来，于是两个人的拳头轻了下来，不到五分钟，他们已经讲和，并坐到一起听课了。”

托尔斯泰以诗人的才气与激情，给孩子们讲述1812年拿破仑侵略俄罗斯的失败，全班学生特别感兴趣，兴奋得发狂。托尔斯泰认为，除了用这种讲故事的态度，给孩子们讲历史是没有用的。

诗一般的激情讲述，激起了孩子们的爱国热情。

托尔斯泰说：“在进大学以前教授历史或地理，我不仅看不出什么好处，还看出很大的害处来。”

依我看，中小学历史、地理也可以讲，但要尽量精简。首要的是想方设法培养学生的兴趣。死记硬背，条条框框，严重背离历史本身的精彩。

托尔斯泰讲《圣经》，完全是讲故事。孩子们不想走，村民们都来听。

他说，他熟悉并热爱的艺术的两个领域——音乐和诗歌中，群众所要求的，比上流社会要求的更为合理。

托尔斯泰批评普希金和贝多芬：“我相信，像普希金的《我记得这奇妙的时光》之类的抒情作品，贝多芬的最后的交响乐之类的音乐作品，并不如《管家威廉》或者《顺着母亲伏尔加河流下》这些旋律那样绝对地、普遍地好；普希金和贝多芬使我们高兴，并不是因为他们绝对美丽，而是因为我们有了和他们一样的不正确的兴趣，还因为他们奉承了我们的不正常的敏感和弱点。”

托尔斯泰的绝对性追问，追到了人类的顶级人物。他的不盲从，不迷信，追问无止境，质疑无禁区，倒使他冉冉上升，成为人类仰望的恒星。中国民间亦有大量好的文学作品，例如《诗经》《古诗十九首》之类；民间有极美的歌曲，像庄稼一样从土地上生长出来，例如陕北民歌或山东民歌。我在《品中国文人·圣贤传》中尝言：“何谓倾听？倾听乃是生活方式形成的心理积淀。”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生活正迅速趋于同质化。而异质性乃是一切艺术的根本。

托尔斯泰说“我们的不正常的敏感和弱点”，表明艺术家们讨好大众的隐秘心态，虽贝多芬而不免。文化工业如20世纪后期的好莱坞，媚俗就大规模上演了，追求刺激已是追求票房的同义语。刺激意味着，活向瘾头，短时间推高兴奋点，拉低对朴素的日常生活的敏感度。

当心灵的诉求被匆匆带过时，一切扯眼球的东西都有枯竭心灵之效。

托尔斯泰写道：“我们时常听到这种空虚陈腐的谬论，说我们必须预先充分准备，才能懂得美。谁这样说的？为什么？有什么证明？这只是一种遁词，一个空子，来逃避我们只为一个阶级而产生艺术的错误方向所导致我们陷入的绝望境地。”

我们已经看到，从托尔斯泰到雨果，到凡·高，到海明威，到毕加索……是如何摧毁了资产阶级试图独霸的审美体系。

美感是天生的吗？追问应该往前推一步：何谓美感？

美感的生长应当追溯到婴幼儿期，追溯到人对环境的最初惊奇，然后，追溯到生活方式。遗憾的是这个很难，非常难，人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做不到。

获得美感的充分准备是什么意思？考入美术或音乐院校吗？进入各式各样的艺术培训机构吗？也许吧。但离开了大地，离开了生活的切肤之感，喜怒哀乐犹如过眼云烟，哪有深沉的审美观照？学院既不产生莎士比亚，也不产生贝多芬。

美感来源于比美感更原初的东西。

杰出的艺术品都是深度生存的产物，浅表性生存者有靠近杰作的可能性吗？

托尔斯泰庄园的学校受到广泛关注，前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农家孩子们在外地来的尊贵客人面前，一点都不怯场，一个个肤色红润，目露精光。树枝上吊着几个好奇的孩子，可孩子们就是不松手，不落地。单双杠上翻滚着五六岁的小娃娃，墙头坐了一排脸冒着热气的女孩子。忽然有谁喊了一声，师生们打起雪仗来了。“我们把列夫围起来，前前后后捉他，想把他绊倒，用雪球打他，并且冲过去爬到他背上，可是他比我们还坚决，像一头壮牛，把我们驮在他背上。常常是为了开玩笑，他倒在雪地里去了，这时候，我们的狂喜简直无法形容。”

《托尔斯泰传》：“几个钟头像几分钟似的过去了，假如一个人生活在如此的欢乐中，一个世纪过去了都不会注意。”

庄园学校的另一个学生讲述：“我们大声呼喊，尖叫着跟在托尔斯泰后面，冲下楼梯，他一次跳下三四级，逃开我们。我们一大群人紧紧跟着他，东拐西拐。”

这个名叫费特卡的学生又说：“进学校不到三个月，我们都很喜欢学习了。三个月之后，我们已经很容易地阅读了。”

智力需求类似自然现象。孩子们疯够了，安静了。渴求营养的心灵窗口悄然打开，像一只只雏鸟张开的小嘴。经验丰富的老师们就会抓住这个时机。

学习，体育，劳动，疯玩。这是托尔斯泰伯爵示范性的四重奏。

在夏天，学校差不多关门了，因为这时大多数学生要在家里干活。托尔斯泰认为，干活使学生的脑力比任何学校得到更多的发展。为了补救学习时间，冬季上课就延长了。

托尔斯泰说：“一般说来，每一班放学的时候都在晚上八九点钟（除非木工班把年纪大一点的孩子们留得更晚了一点），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大声喊着跑到院子里，在那里彼此呼喊着，开始分散，向村子各部分前进。有时他们会设法坐上放在门外的一辆大雪橇，溜下山坡，滑到村子里去。他们系好车杠，把自己扔进里面，然后尖声叫喊着，消失在积雪飞扬的云雾里。在他们滑下去的时候，有些孩子被甩了出来，在路上留下东一块西一块的黑迹。出了学校，在露天之下（露天是多么自由！），学生和教师之间建立了更自由、更单纯、更信赖的新关系……”

生命很活泼呀。很活泼才叫生命呀。

晚上八九点钟才放学的孩子们，为什么丝毫不压抑呢？时隔一百六十多年，我分明听到了他们的呼叫声，看见了他们冬夜里兴奋的面孔。

莫德用大篇幅写了托尔斯泰的庄园学校之后，笔触忽然转为愤怒，因为他联想到他在英国学校受的六年压迫。“我回顾那六年的智力愚弄，觉得那真是我一生最不幸的时期。孩子们被强迫性教育弄得那么愚钝！”

1903年，七十五岁的托尔斯泰写道：“我的生活里最光辉的时期不是得于女人的爱，而是得于人民的爱和孩子们的爱。那真是一个奇妙的时期，特别是在刚刚经历了一段很阴郁的时期以后。”

托尔斯泰《忏悔录》：“当时我从国外回来，在乡下定居，偶然地忙着办教育的事情。这工作特别合我的胃口，因为在这工作中，我不会碰到虚伪的面孔，而当我试着用文学来教育人民的时候，便有虚伪的面孔显现在前，两眼盯着我的脸了。在这里，我也用‘进步’的名义来活动，可是我已经在批判地对待‘进步’两字的本身了。我对我自己说：‘若干发展中，进步走了错路；对这些原始的乡村儿童，你必须应用完全的自由精神，去让他们挑选他们喜欢走的进步的路。’”

庄园学校是成功的。前来参观的城里人常常感动得哭起来。但托尔斯泰试图推广到全国，却发现行不通。莫斯科当局层层阻挠。他办教育杂志办了十二期之后被迫停刊。这个追求绝对性的人，这个在追求中瞥见了绝对之光的人，这个两眼盯着绝对之光不放的人，失望乃至颓唐了。

《忏悔录》：“我在学校的工作这样不受人注意，我在杂志上的忙乱又这样倒胃口，于是我病了，说是身体的病，毋宁说是心理上的病。我把一切扔掉，跑到大草原中间的巴什基尔，喝喝酸马奶，又过起一个禽兽的生活来了。”

赌徒、酒鬼与嫖客又来照面儿了。他醉醺醺跟着吉卜赛女郎的歌声走。从黑夜走向黑夜，似乎永远走不到黎明……

托尔斯泰在草原上日夜游荡，家里却出了事。由于某个密探的告密，图拉省警署怀疑托尔斯泰的庄园有某种密谋，于是下令搜查，由一个上校带着一大群警察和宪兵，闯入了庄园。邻近的农民们大为惊异。村子里从未发生这种事。“马厩的地板用铁条翻了起来，看里面藏了东西没有。池子汲干了水，可是里面除了龙虾和鲤鱼，什么都没有。屋子里所有的碗橱、抽屉、箱笼、书桌都打开搜查了，女人们吓得要死。”

在庄园学校发现了一架照相机，上校立刻表示怀疑。照相机在城里也罕见。那个告密者煞有介事地说：“这东西是留给赫尔岑拍照片的。”当时赫尔岑在伦敦流亡。庄园学校的教师被逮捕了，学生被驱散，学校桌子、柜子被掀翻，练习簿和书本也被没收了。上校和全副武装的宪兵还在农民中间煽动猜疑。

事情发生在1862年的5月。

托尔斯泰得到消息后，马上写信给他的姑母托尔斯泰女伯爵：“我感到安慰和愉快的这一切活动现在都被破坏了，姑姑吓得病了，也许不会恢复呢。农民们不再把我当诚实的人——这是我多年辛苦得来的好评——他们当我是罪人，煽动家，伪币制造者……我决不去找赫尔岑，他有他的方式，我有我的。我也决不躲起来……可是我要大声宣扬，说我要卖我的产业，我要离开俄罗斯，这个国家是随时随刻谁也不知道谁的命运的……”

这封八页长的信件末尾，托尔斯泰说：“多么幸运，当时我不在家！如果在家，此刻我一定在等候谋杀罪的判决了！”

家里有一支手枪。以托尔斯泰的性格，突然遭到奇耻大辱，不可能不使用它。他首先瞄准的对象一定是那个上校。

托尔斯泰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写信，要求道歉和赔偿。沙皇回信了，由图拉省的省长转交。沙皇表示道歉。

7月下旬，托尔斯泰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栋乡间别墅拜访别尔斯一家。别尔斯是一位医学博士，他的美丽夫人，即当年那个被托尔斯泰推下阳台的小姑娘。托尔斯泰的妹妹玛丽亚女伯爵，跟别尔斯夫人非常要好。

当初的小姑娘，现在已是三个女儿的母亲。二女儿索妮亚十七岁，小女儿塔妮亚刚满十六岁。托尔斯泰面对别尔斯夫人和三个少女，有时忽然局促不安。别尔斯夫人又时常取笑二十年多前的粗暴的爱恋者，他一个动作让她跛了一年半。

8月初，别尔斯夫人带着女儿们去她父亲的庄园，顺道看望玛丽亚女伯爵，在托尔斯泰庄园住了几天。她们举行了夏末野餐，野餐的人得爬过许多干草堆。姑娘们整日闹得欢，疯疯癫癫的，一改淑女形象，爬了这堆干草又爬那堆干草。托尔斯泰伯爵更疯，他骑马打野物，举枪射大雕，红色的披风往来驰骋，雄姿英发。夜里烤野味，少女们吃得满嘴流油。塔妮亚冲着茫茫夜色一展她动人的歌喉……

9月，托尔斯泰坐她们的马车一起去莫斯科。索妮亚悄悄地、郑重其事地把她写的小说递给托尔斯泰。她很紧张，因为递出去的不仅是一篇小说。

《托尔斯泰传》：“据塔妮亚告诉我们，她姐姐描写了自己的心理状况，为托尔斯泰在姐姐和妹妹之间举棋不定而苦恼。”

托尔斯泰日记：“9月7日。今天我独自在家，悠闲地思考自己的位置。不要闯到少女的青春、诗歌、美、恋爱的地方去！”

次日他又写道：“她和我在一起，她坐在我的身边朗读……”

“9月12日。虽然不相信恋爱是可能的，我却在恋爱中。我疯了，要是这样下去，我要朝自己开枪了。她无处不美……”

次日：“我变得更疯狂。明天我一起来就去说，否则就自杀。”

塔妮亚回忆：16号晚饭后，托尔斯泰来看我们了。我注意到他大非寻常状态。一会儿他坐在钢琴前，可是没弹完又走开了。他和索妮亚坐到钢琴前了，姐姐柔和弹起《吻》这首华尔兹舞曲……我看着这一切，觉得这一天要发生大事了，可我还不能决定这天的结果是怅然归去还是一次求婚。

两姐妹都希望接到求爱信。托尔斯泰犹豫着，最终把信从他的衣兜里掏出来了，递给了索妮亚。塔妮亚捂着脸跑回她的房间……

托尔斯泰的求婚马上被接受了。

未婚妻索妮亚一夜难眠，不停地唱那支华尔兹舞曲《吻》。未婚夫托尔斯泰辗转反侧，因为他还没有稳操胜券。他要主动向她坦白，向她说出他这个浪荡子以前干过的一切。而他干过的所有坏事都记在日记本上。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一大堆日记本全部交出去吗？交到天真无邪的、“无处不美”的索妮亚手里？假如她看到了真相之后反悔呢？

日记本交出去了。晴天霹雳。索妮亚痛哭了一晚上。

这个晚上，托尔斯泰反而一觉睡到天亮。他决断了，他做了该做的事。良知让他获得了内心的宁静。听天由命吧。

第二天，命运的判决下来了。索妮亚宽恕了托尔斯泰。两个人都哭了。

几天后，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教堂举行了婚礼。这是1862年9月23日，托尔斯泰三十四岁。新娘子宛如天仙。仪式一过，新婚夫妇坐一辆轿式马车回波良纳村的庄园，安娜姑姑和新郎的二哥已经在翘首以待了。

因为幸福，安娜姑姑的眼睛都哭肿了。

蜜月里的托尔斯泰向费特报告：“我爱我的妻子，胜过爱尘世的一切。我活到三十四岁，还不晓得恋爱和如此快乐是可能的……看，她来了！我听到她了，她是这样完美！”

托尔斯泰的岳父岳母常常对人说：“我们再不能希望我们的女儿有更大的幸福了。”

怀孕了。后来，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生下十三个孩子。流产三个。

“她不仅是一位好妻子，极好的母亲，还是丈夫文学工作的极好助手。由于托尔斯泰的马虎而没有规律的生活习惯，一个有才气的忠诚的文书真是无价之宝。伯爵夫人有一种惊人的技巧，能辨认他的一塌糊涂的字体，有时还能揣测出他的札记和断句里的意思。”

不过，夫妇二人都爱吃醋。托翁笔下的列文、吉蒂、安娜都是醋坛子。

作家在乡下忙得很，栽树、割草、养蜜蜂，他啥都干。总是穿农民的服装，腰间扎一条皮带是为了干活。身怀六甲的伯爵夫人跑来跑去，干这干那，红扑扑的面孔曾经让画家列宾非常感动。费特亲眼看见她怀着身孕，跃过高高的栅栏。而在一旁的池塘，托尔斯泰正奋力车干池水捉鱼。

托尔斯泰喊：“索妮亚，你小心点！”

伯爵夫人喊：“列夫，赶紧车水啊，快下雨啦！”

有个壮小伙子要去帮忙，托尔斯泰推开他。

池塘车得见底了，满池子的鱼儿乱跳。村里的孩子们跳进池塘胡乱捉，小孩儿和大鱼身上都涂满了淤泥。托尔斯泰笑吟吟抽他的大烟斗。

少顷，炊烟升起了。

作家小饮两三盅。三十四岁以后一直这样，仿佛酒虫子一夜间溜走大半。夫妻夜夜同床共枕爱不休。丈夫的年龄刚好是妻子的一倍。跳木马的运动员托尔斯泰，跃栅栏的孕妇索妮亚。

她不再写小说了。她抄写小说稿。

中篇小说《哥萨克》问世，接着，另一篇小说《波利库什卡》发表。莫斯科的作家们感到欣慰：消失了几年的天才又回来了。屠格涅夫写信给费特：“我读了《哥萨克》，欣喜若狂！我又读了《波利库什卡》，对他巨大的才华的力量拜服了！他是一位大师，一位大师！”

大师却把他的庄园产业管理得十分出色。他已经拥有一万七千亩土地。

1864年，托尔斯泰的第一个选集的版本出现了。

这一年的6月，作家第一次做了父亲。秋天他旅行。10月回庄园，开始了艰苦的工作。他致信费特：“我苦苦地工作着，在我必须耕种的土地上要耕得更深。预备工作是多么艰难，你是想象不到的。从一百万个可以结合在一起的细节中，要排出那万分之一来，真是难得可怕。这就是我的工作。”

《战争与和平》动笔了。作家三十六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大量喝酸马奶。有一天他想驰骋，从马厩牵出他的英国良种马，它叫马什卡。他那两匹猎狼的狗随他出发。骑了一路，跳出一只野兔来，猎狼犬就冲了过去。

作家一时兴起，纵马飞奔。可是道路湿滑，在马厩里闷了一个多月的良种马失足跌倒，它的主人摔了出去，昏倒在地。它扔下主人跑了。托尔斯泰苏醒过来，踉踉跄跄走到公路边，天色已昏暗，几辆农家大车并没有发现他。他的胳膊疼得要命。最后，被发觉了，为了不让妻子惊慌，他请求他们把他拉到接骨专家阿库琳娜老太婆的草屋里。老太婆和她儿子伊凡用尽了方法，把那条胳膊又洗、又拉、又扭、又绑，可是接不上去。托尔斯泰继续忍受剧痛。

索妮亚半夜赶来了，深一脚浅一脚踏进草屋。她生下第二个婴孩才几天。她立刻做主把她丈夫抬回家，到图拉去请大夫。

反复折腾了六个星期，托尔斯泰咬紧牙不呻吟。这个家族的男人似乎都这样，病痛得厉害却不叫苦。莫斯科的医生来了，做了手术才见好。

病床上的托尔斯泰查阅大量资料，伯爵夫人伺候周详。作家研究历史，作家的妻子研究作家的工作，包括书架上每一本书的位置。她知道在什么时候屏气静声，工作室里她像影子般移动，尽量悄悄地。事实上，她很快又怀孕了……

作家又出去打猎了，塔妮亚和两只猎狼犬总是跟着他。塔妮亚还没有出嫁，她拒绝了托尔斯泰的二哥谢尔盖。谢尔盖跟一个吉卜赛女郎生活了十五年，生下了几个孩子。托尔斯泰劝他结婚，他终于结婚了。一家子其乐融融。托尔斯泰具有卓越的处理家庭关系的能力。

塔妮亚发现自己待在姐夫的身边异常快活，她的歌也由于姐夫的倾听而唱得特别好。她没别的意思，就想跟着姐夫到处跑。后来她回忆：只差那么一点点，她就成了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活泼，生动，天真无邪，她在草原上放歌的时候连牛羊都不肯走开。托尔斯泰形容说，连天上的云朵都不想飘走。

《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既有索妮亚，也有塔妮亚的影子。

莫德写道：“有个地主邀请托尔斯泰参加半个月的大行猎，猎人们都穿上特制的衣衫，精美的饭菜在林中伺候。最让托尔斯泰高兴的倒不是这次行猎，而是由于这个机会，他可以研究新旧贵族的类型。”

托尔斯泰找到了五十多年前的鲍罗季诺战场，俄罗斯军队在这儿曾与拿破仑的军队血战。

在写《战争与和平》的时候，托尔斯泰十分愉快，他笑眯眯地说：“墨水瓶里面有一点我的血肉了。”他的主要娱乐就是打猎。

1866年的主显节（圣诞节后第十二天），托尔斯泰庄园举行盛大的化装舞会，狂欢到后半夜。次日，又有许多三套车并驾奔驰的游戏。邻近村庄的农民都可以来。千百人的舞会，啤酒和牛羊肉尽情享用。跳舞的老手托尔斯泰在人群中穿梭，当他的舞伴是一个少女的时候，少妇们就集体发出不满的高音。双人舞、三人舞和数百人的狂放的自由舞，四周篝火熊熊，远方豺狼惊叹。伯爵大跳水兵舞，出尽风头。他和塔妮亚跳那支彼此都心照不宣的华尔兹《吻》。旋转、旋转与旋转，轻柔、轻柔再加轻柔……

1867年的冬天，诗人费特在莫斯科举行了一场文学晚会，其中的重头戏是朗读《战争与和平》的一章草稿，描写俄军一次可怕的大撤退。费特获此殊荣，手稿是托尔斯泰寄给他的。

这一年，从图拉到莫斯科的铁路通车了。托尔斯泰不为所动，他更喜欢骑马，坐船。在乡村，他每天步行十公里以上。他走过的路都可以叫哲学家小路。写《战争与和平》的三年间，他疯狂地迷上了叔本华，超过了当年迷卢梭。由黑格尔延伸到叔本华……西方的作家、诗人、画家和音乐家受哲学家的影响极大。

三十几岁的托尔斯泰如果不是哲思强劲，那么，他根本不可能驾驭规模如此宏大的文学巨著。三十几岁的曹雪芹若非彻悟了色与空，他也不可能写出《红楼梦》。

写这部巨著期间，伯爵夫人已生下了四个孩子，她自己喂奶，可见她身体的壮硕。她亲自教孩子们俄文和音乐，她亲手做女红，缝补孩子们的衣裳。她腾出时间来抄写小说稿，《战争与和平》她抄了七遍！这意味着托尔斯泰修改了七遍，而他的字迹是出了名的潦草。

伟大作家身后的伟大女人，例如雨果的朱丽叶，托尔斯泰的索妮亚，曹雪芹的红颜知己脂砚斋，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

“托尔斯泰爱好田园，鄙弃城市。他对大自然的美有敏锐的鉴赏力。他每天都能发现新的美丽，时常嚷着：‘上帝每天都要给一些新的赏赐，使这天跟以前的日子不同。’”

骑马、打猎、远足和劳动中感受到的自然美，显然强于待在高尔夫球场，这取决于前者的投入度。

一切繁华，托尔斯泰都不喜欢。他那庄园住宅，布置得不能再简单了。构造得坚固而实用，双层窗户，一些荷兰式的壁炉。房间大都是光光的地板，不用地毯。他对吃的更不在乎，反对软和的床铺或弹簧的垫子。

古今中外的一流人物大都力戒奢华，为什么？大概他们深知：人的人性与物的物性的交流，有个最佳点，朴素就是最佳点。质朴丰富，奢华单调。后者是活给别人看的。物欲旺盛，精气神就下降。这是铁律。

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

孔子：“士而怀居，不足为士也。”知识分子贪恋安逸，他就不配称为知识分子。

莎翁名言：“上帝要你灭亡，先让你疯狂。”

写作中的托翁

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看清这一点，写下《西方的没落》。伟大的人类导师马克思写下《资本论》。更早的莎士比亚对奸商们洞若观火。

物的纷至沓来，物的现成在手，物就失掉它的“上手性”（海德格尔），失掉它与生活的亲切而丰富的关联。小孩子的千百个玩具，抵不了一把招呼四季、拢集原野的木头弹弓。最豪华的室内泳池，如何比得上一湾清亮小溪？

写作中的托尔斯泰目光如炬。英国人莫德达不到他的高度，在传记中留下他的诸多短视。他的千页之多的传记，竟赶不上罗曼·罗兰薄薄的《托尔斯泰传》。但莫德手头资料多。

庄园的朴素的家，孩子们多了，女仆、女教师也多了。哥哥和妹妹的孩子，邻家的孩子，高高矮矮、胖嘟嘟瘦条条的一大群，念书学习之余，疯进一头疯出一头的。托尔斯泰从冒着“硝烟”的书房笑呵呵出来，敲敲“拿破仑”的脑袋，摸摸“库图佐夫”的脸蛋儿，一把抱起小“娜塔莎”或他最爱抱的大女儿塔吉安娜。冬季他们忙着滑冰，集体滑冰太有趣了，在托尔斯泰的指挥下，孩子们把池塘上面的积雪清除，这个过程十分有趣。夏天扑进流过庄园的弯弯小河闹得欢，秋日里狐兔肥，春天就不用说啦。

托尔斯泰一家都把孩子们对自然的爱看得很重要，对户外的兴趣从婴儿期开始培养。

“托尔斯泰家里的婴儿室禁止放玩具，孩子们反而享受了极大的自由。”

这个细节要细看。人工制作的东西目的性太强，玩具厂商首先考虑的不是孩子，而是利润。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利润总是要占上风的。婴幼儿对瘾头式刺激毫无免疫力，而玩具多把孩子拖在户内，过多的玩具直接威胁着户外的鲜活，抹掉自然的无限生机。瘾头是封闭性的，它要封闭的是生命的展开状态。

庄园的孩子们熟悉或热爱各种昆虫，也有少量是他们畏惧或厌恶的。亿万年进化而来的昆虫，它们是造物主赠送给孩子们的玩具。“人在天空之下，人在大地之上”，海德格尔这一著名短语说的是什么？人与日月星辰、草木虫鱼朝朝暮暮裹成团，人，因之而拥有遥远与切近，宏阔与细微，激烈与柔情（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物的追问》）。

孩子们滚田坎玩泥巴都是好的。孩子们亲手做的玩具总是好的。

笔者重复：“主动性乃是一切生命享受的最大前提。”

伯爵夫人的弟弟别尔斯说：“伯爵总喜欢小孩儿，喜欢小孩子聚在他周围。他很快能得到孩子们的信任，似乎有一把钥匙打开他们的心。他和陌生的孩子一搅就熟，只需问一句话，大家就融洽了，立刻就开始自由自在地聊天。他可以用他的训练有素的教育家的技能、方法，来揣摩一个小孩子的心思。我记得，他的孩子时常奔到他跟前，说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秘密；要是他们再也不肯说出那秘密，他就轻轻地在他们耳边说出那是什么。‘啊！这是什么样的爸爸呀！怎么又给他知道了？’他们就这样惊异地大叫了。”

别尔斯感慨：“伯爵虽然喜欢打猎，我却从未看见他鞭打一条狗或一匹马。”

有个跟了托尔斯泰二十多年的仆人说：“伯爵外表很严，对仆人却极好，对任何陌生人都肯帮忙。他要是为了什么对我吼，我是知道他的脾气的，只要离开他几分钟，他又喊我了，好像刚才的不愉快没有发生过似的。”

刀子嘴，豆腐心。脾气怪，心肠好。此一层的生存阐释，参见《品中国文人·圣贤传》。孔夫子讲课要骂人的，而且骂得很凶。

莫德写道：“伯爵家的孩子们不准呼奴使婢，只能请求仆人替他们做事；为了树立好榜样，家里的人个个都这么做。这是非常重要的。”

平等，博爱，自由，有些人用作幌子，有些人落到实处。

无论什么户外的游戏，孩子们都特别喜欢。过分贪玩怎么办呢？教育家托尔斯泰自有办法。早饭前，他和小舅子一起散步，走很远，有时骑马到流经庄园的小河里游一会儿再回来。全家聚在餐厅喝咖啡，这顿早饭总是充满欢声笑语。托尔斯泰会讲各种各样的笑话，然后站起来说“可是我们必须上工了”，于是端了满满的一杯茶，走进他的书房。这种时候，伯爵夫人和家庭教师带着孩子们进入学习室。

非要去莫斯科的时候，托尔斯泰才离开庄园。他也去舞会跳舞，对某个公爵说：“看这女人舞衣上的诗歌，这么典雅，这么深刻的构思，单看那簪在衣上的花朵，就知道她是怎样优美了！”

中国的唐宋时代有此风俗：“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苏东坡）

莫斯科的一位贵族评价：“托尔斯泰是一个运动家，一个养蜂家，一个园艺家；我记得他对农事、造林、栽培果树、养马和对于许多别的事情的热心。”

这就叫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人民这个词无论在雨果，还是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都大量出现，可是在晚了半个世纪的海明威作品中我从未见过。美国首屈一指的小说家并不关心穷苦人。

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期间，大量阅读雨果、梅里美和叔本华。田边，河边，他总是手捧着书卷。孩子们在书卷气和丛林、田园的气息中慢慢成长。

别尔斯描述：“在庄园度过的那些晚上，我们深夜还不睡，仆人们倒已经睡在椅子里，忘记了伺候那顿冷餐。托尔斯泰遇到这种情形，绝不肯让人去吵他们。他自己到厨房里拿冷餐，还偷偷摸摸、蹑手蹑脚地拿回来，因此这也成为一种乐趣了。”

庄园的管家回忆说：“伯爵是自己看管一切的，要求牛棚、猪圈和羊栏十分干净。他特别爱猪，一共有三百只，他还有八十头牛、三百多只肥羊、很多的家禽。伯爵的畜牧业收入很大。”

托尔斯泰从来不买股票。他对于商业公司、大机械和工业企业的危险和恶果特别有警惕性。当初在伦敦，托尔斯泰很厌恶股票交易所。这是劳动者对投机者的本能反应，这里有天才艺术家的生活直觉。

他从不看报，认为报纸没有用处，要是造了谣，更有害处。

别尔斯写道：“他对报纸的一般看法，起因于它们对艺术品的放肆。听到报纸上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为金钱而工作，他就轻蔑地微笑了。”

波良纳的庄园，温馨的家，那么多的孩子，那么多牛羊猪马。作家在书房目如射电，走出房门就变柔和了。家里天天都有客人来，照例吃得简单。托尔斯泰拿着他翻译的《道德经》对他的贵族朋友说：“老子讲过，‘五味浊口’，所以我家只有三菜一汤。我相信我迟早是个素食主义者。”

托尔斯泰食量大。干活的农民，干活的作家，他二者兼具。吃饭永远是狼吞虎咽。喝茶，抽烟，小饮伏特加。下午读书、弹钢琴，傍晚散步。夜里通常剧谈激烈，塔妮亚形容：“伯爵的一双眼睛像两支钢针似的闪着光芒。”

莫斯科的女人们，在他那眯缝般的眼睛里发现了夺目的光辉。贵妇们和知识女性对他崇拜得要命，这使他尽量避免跟她们接触。去莫斯科，去彼得堡，他晃一圈就返回，也不再涉足舞会，不入住莫斯科最豪华、最奢靡（异国美女云集）的迪索饭店，而以前他是那儿的常客。赌场和妓院早就不去了。

俄罗斯作家普宁说过：“俄罗斯的知识女性无条件崇拜天才。”

崇拜天才的俄罗斯妇女常常苦于找不到她们的偶像。年轻的女教师们，鼓起勇气、怀揣推荐信到庄园来碰运气，希望成为伯爵的家庭女教师，甚至不惜隐瞒真实的身份做女仆。托尔斯泰钢针般的眼睛却看不见这些。有个教法语和英语的女教师，漂亮，轻盈，名叫伊琳娜，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兼修俄国史，她有绘画和音乐的才华，骑术高明，酷爱野外生活，深得孩子们的喜爱。她的身份是个谜。她在庄园待了六年，不得不出嫁的时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婚后又时常回来，仿佛庄园才是她的家。她拜读《战争与和平》的手稿并且提意见，托尔斯泰主动去找她交流。这是很罕见的。伯爵夫人的工作是誊写草稿，而女教师明亮的杏眼闪烁着真知灼见。

农民装束的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打猎，有时和女教师伊琳娜一起去。塔妮亚不高兴了。

托尔斯泰把刚写完的一章先给女教师看，索妮亚不高兴了。

伯爵夫人总是在怀孕。妹妹塔妮亚依然围着姐夫转，她的歌喉舞姿，她骑在骏马上的俏模样，她带着猎狼犬奔向大草原的那股子疯劲儿，她仰在地上跟爱犬嬉戏，又爬又滚，让托尔斯泰乐可不支。而伊琳娜喜欢盘腿坐在林中看书，腿边放一支猎枪。侧后有响动，她举枪便射。她能打中一百米外的狂奔的狐狸。这枪法似乎透露了一点她的家庭背景。上流社会的女孩子通常要练骑术和射击。伯爵夫人询问过伊琳娜，她只说十来岁就对丛林骑射感兴趣，跟着几个拿枪的哥哥乱跑……

莫斯科粉色如土。伯爵庄园的女郎们姹紫嫣红，英姿飒爽，而伯爵埋头于《战争与和平》的写作。此外还要管理庞大的产业——近两万亩的庄稼和牧草，数不清的猪啊羊啊牛啊鸡啊，还有那些英国和法国的良种马，还有林木、果园、池塘、养蜜蜂的大片坡地。

托尔斯泰还常常几小时几小时研究那些蜜蜂。

这些事都是人类巨著产生的背景。原来巨人是这么工作的。这就像纳西岛上的维克多·雨果，七十多岁的生存密度，连同他硬邦邦的肌肉，都像是迎着无边海浪昼夜扑打的岩石。两位作家都是享年八十多岁，而生存密度堪比千年。

托尔斯泰在躺椅上小憩的时候也非常、非常迷人。他抽古巴雪茄烟，喝中国盖碗茶。兴之所至背几句《道德经》或《论语》。他并不像黑格尔那样看不起《论语》。

大师朝朝暮暮忙着多少事啊。“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可是安娜姑姑衰老了，生病了，卧床不起了。她对于托尔斯泰，比亲妈还亲。是她那无尽的爱塑造了作家的价值观，为作家的人格奠定了底色。那些年的托尔斯泰浪子不回头，那些年可不止十年，安娜姑姑却从不当面责备他，可是她轻轻的一声叹息，她隐忍的眼泪，她在漫长的冬夜的絮语和沉默，终于汇集成一股力量，助推托尔斯泰反省再反省。

托尔斯泰深深地爱着安娜姑姑，正是由于爱，他听得见姑姑的每一次叹息，哪怕是暗夜中发出的最轻微的叹息……

不知去了何处的哥哥尼古拉音容宛在。而现在轮到亲爱的姑姑了。

“已经开始衰弱了，已经在等待她的最后时刻了。有一次，我在她房间里的时候，她背着身子对我说（我看她快要哭泣了），‘听我说，我的房间是好的，你会用得到的，如果我死在这里，’她的声音打颤了，‘这个记忆会使你悲哀的，还是把我搬出去，搬到别的房间，我不要死在这里。’她就是这样的，从我还不懂得她的善良的幼年起就这样了。”

托尔斯泰接着说：“她平静地死了，渐渐地睡着了，死在她所希望的另一间屋子里。她死时已不认识任何一个人，可是我，她总认识，微笑着，闪耀着，如同一个人按了电钮，那电灯就亮了似的。”

当她的灵柩通过村子的时候，波良纳村的六十户人家中没有一个人不出来让灵柩停住，为她的灵魂高唱安魂曲。他们说：“安娜是一个和善的太太，对谁都好。”

托尔斯泰写道：“他们爱她，非常爱她。老子说贵在‘无’，生命就是这样。”

作家又说：“如果生命中没有一点坏，就是最可贵的，而塔吉安娜·阿列克山德芙娜一生中就没有一点坏。”

皇皇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问世，很快席卷了欧洲。这不仅是欧洲的，也是人类的一件大事：有人对战争与和平作了透彻的描写和思考。这部书是划时代的，不可逾越的，后来写战争的顶级作家如海明威、雷马克，也不敢跟托翁比高下。海明威敢自诩为莎士比亚式的人物，但面对托尔斯泰只能拜服。

莫德写道：“《战争与和平》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人类生活的全景，一幅当时的俄罗斯的全景，一幅各国斗争的全景……托尔斯泰是一个揭示了生与死的秘密的作家。历史的意义，国家的力量，死亡的秘密，爱和家庭生活的实质，都是他的主题。”

托尔斯泰自己说：“我写历史的东西，喜欢直到最细微的细节都忠于真实。”

史无前例的战争小说这么开篇：“六月十二日，西欧的军队越过了俄国边境，于是一场违反人类理智和人类天性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小说的主人公们既谴责战争，又投入战争。“人民的目的只有一个：从自己的土地上清除侵略者。”

托尔斯泰说：“拿破仑其实是历史的最微不足道的工具。”

后来，罗素的话同样一针见血：“拿破仑只不过拥有让人死掉的聪明。”

英国的拜伦，法国的司汤达、雨果，同样厌恶拿破仑。

拿破仑攻占了莫斯科，他在一座山上用马鞭指着莫斯科，口吐狂言：“这就是它，这个俄国首都，如今它躺在我脚下……只要我一句话，一个手势，这个古都就立刻毁于一旦。”此话把兽性发挥到极致了，然而任何野兽，都不具备这种野蛮与实现野蛮的本领。

赫尔岑《往事与回忆》：“拿破仑不希望也不允许给任何人以好处，他只把好处留给自己，而他所谓的好处指的是权力。”

拿破仑却遇上了库图佐夫。

《战争与和平》描写的所有历史人物中，被作家称为伟大人物的只有一个库图佐夫。托尔斯泰把库图佐夫的形象提高到“人的最高度”。

托尔斯泰说：“只有库图佐夫一个人力排众议，能准确地把握事件所具有的人民性的意义，并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一次也不曾背叛过它。”

“众望所归，民心所向，使朝廷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选择库图佐夫为全俄军队的总司令。”

洛穆诺夫《托尔斯泰传》：“在指挥战斗的时候，拿破仑表现出一种神经质，千方百计把指挥战斗的全部线索抓在他一人手中。库图佐夫则相信他的战友们，指挥官们，他对士兵们的勇气深信不疑。”

早在几十年前，普希金一语道破：“只有库图佐夫一个人能够把莫斯科放弃给敌人，诱使拿破仑陷入一片火海的莫斯科，等待覆灭时刻的到来。”

1812年的拿破仑，不停地抱怨库图佐夫，说：“战争违反一切规则。”托尔斯泰嘲笑：“好像杀人也该有什么规则似的。”

托尔斯泰在书中描写：“从斯摩棱斯克的大火开始，一场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战争的战争开始了，城市和乡村的焚毁，战斗结束后的撤退，莫斯科的大火，抢劫者的被擒，辎重运输的拦截，再加上游击战争，这一切都是对规则的违背。”

洛穆诺夫说：“作家看到了人民和军队一致的最高表现形式，这种形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本身的概念。”

人民战争，是正义的、反侵略的，因之也是人类的伟大战争。战争美感在中国工农红军统帅毛泽东笔下，有了最经典的表达：“战地黄花分外香。”我们的红军，我们的八路军和游击队，我们的人民子弟兵，我们的抗美援朝志愿军！

库图佐夫元帅的战争名言：“人民战争的粗棍子带着它的全部力量举了起来，而不问什么口味和规则，它狠狠地打在法国人头上，直到这些入侵者全被埋葬。”

这位总司令的个人生活非常朴素。托尔斯泰说：“哪里没有朴素、善良和真理，哪里就谈不上伟大。”

作家本人是朴素的，所以他看见朴素的价值。

由此可见，追求奢华的男人命中注定只能是小人物，生命张力小。

莫德《托尔斯泰传》：“这部书探讨人生最深刻的经历，从摇篮起，到坟墓止。仔细阅读这部书，我们就会比以前更好地了解人的一生。”

画家列宾发现，《战争与和平》是生活的伟大的教科书。

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把托尔斯泰本人视为伟大的生活热爱者。

爱是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原动力，这种现象在托尔斯泰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钢针般的眼睛由于充满了爱而穿透一切。

罗曼·罗兰说，《战争与和平》在法国的读者中引起震动、狂喜，人们发现自己在生活的森林中迷失了方向。迄今为止，这部小说在全球的发行量没法做统计。小说写了三个家族、近百个人物。彼埃尔、娜塔莎、安德烈公爵等，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赫赫有名。

打开这部书吧，进入生活的森林与海洋。看简缩本也行。“什么是坏？什么是好？应该爱什么？应该恨什么？活着究竟为什么？我是谁？何谓生？何谓死？什么样的力量在支配着一切？”只有始终面对永恒的艺术家才有可能永恒。托尔斯泰起于少年时代的哲学沉思，是他写作的最大的一块基石。

海明威写完《老人与海》的那一天，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托尔斯泰写完《战争与和平》，割了六天草。这是1870年的春天。小说写了三年多，加上构思超过了六年，七易其稿。写作期间作家的妻子生下了三个孩子。

托尔斯泰写信对朋友说：“感谢上帝，这个夏天我变得像马一样蠢头蠢脑，整天劳动，挖呀，割呀，掘呀。”

灵感集中喷发之后的灵魂的倦怠，甜甜的倦怠，“我现在是空空如也”，托尔斯泰操着《道德经》作者的口吻说话。他又说：“我不算满意，但还幸福。”

充沛的精力依然在，交给劳力吧。杰出人物一般都是劳心劳力的两栖者。

带上两只猎狼犬打猎去吧，塔妮亚和伊琳娜一起去，她们分列左右，主要是避免跟对方说话，避开对方的某种视线。但是有一个话题却是避不开的，那就是《战争与和平》正在引起的巨大轰动。两个骑马的年轻女郎越说越兴奋，视线越过了托尔斯泰和他的马头，忘了心里的那点东西。奇怪的是作家自己似乎已经把那本新书忘了。

大作家的转身在须臾之间。下一座高峰在哪儿呢？作家什么都不想。该来的会来的，慢慢来或是突然来。瞬间把自己清空。中国的庄子有这能耐，今天他活成一棵树，明天又活成了一片云、一股风……

老有经验的托尔斯泰只是让身体去灵动。

打猎后他斜倚草坡，打断了两个热烈议论的猎装女郎，却讲起他和熊的故事。这一时刻的这种讲述，透露出一点虚无的意味，而讲述者本人应该是不清楚的。

且听他的讲述：“我记得有一次，那头熊袭击了我，它把我压在它下面，把它巨大的脚掌的爪子插进我的肩头，当时我一点都不感到痛苦。我躺在它下面，望它热乎乎的大嘴，它又湿又白的牙齿。它在我上面呼吸，我看见它怎样转动着头，想一下咬住我两边的太阳穴，可是由于它太着急，或者馋得太厉害，它恰恰在我头上扑了个空，但立刻又张开了嘴——那张鲜红、潮湿、流着唾液的、饥饿的嘴。我感到我不免一死了，于是仔细窥视那张嘴的深处，就像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窥视给他掘好的墓穴一样。而我记得，我并不感到害怕或恐怖，越过那张嘴的轮廓，我用一只眼睛看见一片蓝天，在参差不齐的聚积起的紫色雪层间闪耀，那时我想到，在那上面是多么美好啊！”

塔妮亚急促地问：“那时你还观察它的嘴？你还越过它的大嘴看那一片蓝天和紫色的雪？”

托尔斯泰点了点头。死亡恐惧和随之而来的泰然，只发生在几秒钟之间。可见，当时二十多岁的托尔斯泰，恐怕早已感受过或是思考过死亡。向死而生并非理性思维的产物。起作用的应该是瞬间调动的“死亡本能”（弗洛伊德）。作家、艺术家比寻常人更敏感一些。海明威恋生畏死，所以才把死亡景象写得那么出色。生与死紧密相连，简直像是同一件事。

伊琳娜问：“伯爵经常回想那一次恐怖经历吗？”

托尔斯泰说：“是的，我常常回忆那个瞬间，而现在，每当我想到死亡，就为自己描绘出当时的情景，因为我从来没有比那时更靠近死亡。我回忆它，反省它，再作比较，于是我发现吞没一切的死亡并不可怕！”

塔妮亚从草地上跳起来了，她说：“亲爱的姐夫，你是说现在？你刚刚完成了一部伟大的作品，你还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你有无数的读者，你有庞大的产业……”

盘腿坐地的托尔斯泰笑道：“也许因为有，才会闪现无。”

塔妮亚涨红了脸：“你，我的亲爱的姐夫，你不可以想这些事情！”

托尔斯泰轻轻摇头：“不是我去想它，而是它来找我，就像那头熊一样。”

1870年11月，托尔斯泰写信给朋友，说：“我处在一种痛苦的怀疑状态中，怀疑自己再没有可能或者再没有力量去进行大胆的构思，我对自己缺乏信心。”

他写信对费特诉苦：“我忧伤，我什么都写不出来。”

创造性的大师失去了创造的力量，托尔斯泰想要表达的是，他无力去攀登另一座高峰。这种苦恼却恰好属于大师。写一些达不到《战争与和平》那种高度的小说，对他来说还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他苦恼，忧伤，这种状态持续了半年。

托尔斯泰到图拉跳舞去了。

塔妮亚跟着他。她已经出嫁了，却经常回波良纳村的庄园，她回来的理由也充足，并不需要对丈夫多讲。她的歌喉和她弹奏的钢琴曲，托尔斯泰非常喜欢，几乎离不开她。还有她姐姐和几个可爱的孩子。

在图拉的某个家庭舞会上，塔妮亚发现托尔斯泰被他的舞伴迷住了。这舞伴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少妇，看上去很年轻，容貌和身段无可挑剔，尤其是她迷离的眼神与波浪般的天然鬈发。托尔斯泰喃喃自语：“真是仪态万方啊！”

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位仪态万方的少妇婉拒了其他男士的邀请，一次又一次跟托尔斯泰跳舞。这使托尔斯泰的钢针眼睛亮了又亮。

鬈发女郎是谁？她为何如此迷人？托尔斯泰和塔妮亚都想知道。

他一问，立刻愣住了。原来她是普希金的小女儿。普希金也有一头漂亮鬈发。

心醉神迷的托尔斯泰被小姨妹拽回了庄园。他在餐桌上走神；他抽着雪茄，踏着积雪，悄然漫步林中小路。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一轮明月当空，他独自朝着寒风呼啸的草原走。他回来了，却又在书房走来走去，抽烟，看普希金的画像。壁炉的火光映出他高大的身影……

有个东西来找他了，是写作的灵感吗？

这一次显然不是小鱼小虾。它日夜拽着他的那股子狠劲儿，表明它是个大家伙。有多大呢？比《战争与和平》还大吗？

1870年是托尔斯泰抄写普希金作品最多的年份，他喜欢抄书，特别是抄写普希金的诗歌和小说片段。大诗人写下的每个字都是滚烫的。而托尔斯泰在舞会邂逅了普希金的女儿。作家并不了解她，但一下子被她给迷住了，她的眼神，她的表情，她随意的手势和略带羞怯的笑声，使托尔斯泰很容易就联想到她的母亲普希金娜（冈察洛娃嫁给普希金之后冠的夫姓）。那位莫斯科头号美人的生活向作家涌来。

诗人普希金的女儿被托尔斯泰用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原型。需要补充一句：主要是普希金女儿的外貌、气质引发了托尔斯泰的爆炸式灵感。

伯爵夫人日记：“昨天晚上他告诉我，他想象出一个妇女的典型：出了嫁的、出身上流社会，但又不安于自己的处境……他刚一想象出这典型，所有人物和已经构思出来的一些男人立刻找到自己的位置，聚拢在这位妇女的周围。”

托尔斯泰自述：“一天午后我躺在沙发上抽烟。忽然间，我眼前闪出一个贵妇人的裸露着的臂肘，我不由自主凝视着这个幻象。又出现了肩膀、颈项，最后是一个完整的穿着浴衣的美女子的形象，好像她忧郁的目光恳求式地凝望着我。幻象消失了，但我已摆脱不了这个印象，它白天黑夜追逐着我，我应该想办法把它表现出来。《安娜·卡列尼娜》就是这么开始的。”

此间，有个现象值得注意：托尔斯泰跑到图拉去跳舞，他在沙发上抽烟的时候出现了美女子的幻象，并且，这个裸露臂肘的、穿浴衣的美妇幻象牢牢吸引着他。这期间他四十三岁左右，结婚近十年，有了四个孩子（《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也有四个孩子），他进入道德的自我约束期也近十年了。夫人几乎一直在怀孕，在哺乳，在忙着打理家产、家务和孩子们的教育。精力旺盛、欲望强烈的托尔斯泰是否陷入了某种强迫性心理？或者说，他把自己的身体处理成盲点？走出堕落之后，他是朝着道德完人的方向去的：家庭的道德，社会的道德。

自我约束艰难，这个不言而喻。

艺术是什么？据弗洛伊德讲，“艺术是欲望的升华。”

艺术是生存的展开。杰出艺术是生存的强劲展开。

构思这部小说时，托尔斯泰一个朋友的姐姐，由于跟丈夫吵架，卧轨自杀了。托尔斯泰跑去看，目睹了惨象。夜里他睡不着，不断地想：那个女人为什么要自杀？

爱人者仁慈，仁慈的人会想很多。当年托尔斯泰在巴黎看见囚犯被送上断头台，愤怒地提前离开法国。

各个方向的深入开始了，个人，家庭，社会。

《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改写了十一次。《战争与和平》的开头改写了十五次。1871年初，浑身是劲的作家全力以赴，从无到有地展开他的工作。

关于这个“无”，稍后我们还要谈。

洛穆诺夫的《托尔斯泰传》：“列文在小说中的出现，大大扩展了作品的描写范围，正是列文这个人物，提出了改革前的俄罗斯社会许多最重大、最尖锐的问题：农民和地主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问题、土地以及土地应该属于谁的问题、资本侵入农村的问题、俄罗斯将有什么样的未来的问题。”

列文为自己的富有感到羞愧。那么多穷人在贫困中挣扎……

在《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这篇论文中，列宁写道：“托尔斯泰借列文的嘴，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半个世纪俄国历史的变动是什么，‘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

小说出版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所有我们俄国现有的一切政治和社会的问题都集中到一个点上了。”

有评论家指出，小说有两条线：安娜是一条线，列文是另一条线。事实上并非如此，两条线有交叉的。一个要走出家庭寻找幸福，一个要批判社会寻求公正的、美好的前景。二人都痛苦，看不到出路。一个卧轨自杀了，另一个纠缠于自杀的念头，把家里的枪和绳子藏起来。结局是虚无。然而通向虚无的那条路上生机勃勃。这既是托尔斯泰的，也是曹雪芹的方式。“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托马斯·曼说：“《安娜·卡列尼娜》是全部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社会小说。”

在命运的层面上，安娜与列文走向对方。一百多个小说人物由于他们而聚集起来，鲜活在不同的场景。婚后的列文一度被安娜的美貌与气质迷住了，令人联想托尔斯泰在图拉的舞会上，痴迷于普希金的女儿，盯住她的鬈发不放。吉蒂吃醋，跟伯爵夫人吃醋有牵连……

渥伦斯基是公子哥儿式的人物，与引诱普希金妻子的丹特士相似，是个风月场中的老手。小说第一章，安娜与渥伦斯基在月台上初见面，有个铁路工人的老婆卧轨自杀，安娜表示了关切，渥伦斯基立刻掏出了两百卢布给自杀女人的婆婆。这个动作的意味迅速传递给安娜。安娜的第一反应是不安。动作的意味是说：初见面的男人开始动作了。他发现了她的同情心，于是精准下手。如果安娜冷静下来稍稍想一下，会发现这个动作背后隐藏的心机。

一见钟情是真的，一见起机心同样是真的。而安娜更倾向于前者，为什么？她的婚姻处境并不允许她深究渥伦斯基的心计。尽管在道理上她也知道，迅速献殷勤的男人往往靠不住。作为三十岁左右的美貌无双的女人，又长期困于糟糕的婚姻，使她很难不伸手去抓那根爱情稻草。

爱情！安娜以为那是一棵枝繁叶茂、根系坚固的大树。有些男人是这种树，比如列文，而列文又不懂得献殷勤，他在安娜面前傻乎乎的，语无伦次。倒是安娜爱逗他。也许安娜到后来发现了列文的价值，但人家已经是别人的丈夫和父亲了。

男女慢慢靠近是好的，可是安娜情憋久也，一旦情来临她就收不住。她为渥伦斯基生下了一个女儿，献殷勤的男人却开始厌倦她。他要的是上流社会，而安娜只要爱情。冲突没个完。情路断了。舆论压迫她。抓住爱情稻草的女人看见了属于她的那条死路。这条路在她初见渥伦斯基的时候就摆在那儿了：铁路。

安娜选择死亡也是为了惩罚渥伦斯基，后者也确实受震动，不过，公子哥儿的痛苦委实有限。献殷勤他倒是能够持之以恒。这是他这类人的生存基点：欲望，而不是爱情。他不可能爱到命运的高度。“夫以色事者，色衰而爱弛。”安娜色未衰，她选择的男人爱已弛。她把美丽毁给男人看，毁给莫斯科的上流社会看。她死得不值。她所委身的男人并不了解她：她的意向，她的激情，她最想要的爱的确定性。说到底，渥伦斯基并不在乎安娜，他避开这个神经质女人的核心关切。

列文的关切比安娜宽广得多，所以他寻死而未死。他活下来，依然思考那些终极性问题。列文的哥哥尼古拉说：“劳动者，农民们……不管他们怎样拼命干活，也摆脱不了牛马般的处境……社会就是这样形成的：他们干的活儿越多，商人和地主就越被他们养得肥肥的……这样的秩序应当改变。”

尼古拉批判的对象也包括列文：“你不光是剥削农民，你还有你的一套想法。”

列文的痛苦其实就是托尔斯泰的痛苦。写《安娜·卡列尼娜》期间，他到莫斯科去，近乎本能地感到厌恶，他写信说：“昨天我从莫斯科回来，对那种游手好闲、豪华阔绰、社会各阶层的荒唐放荡、男人女人用不义手段攫取钱财反感透了，我下决心永远不再到莫斯科去！”

作家不再去莫斯科，却把莫斯科写透了。有个读者写道：“整个社会都在议论、推崇、非难、争吵，仿佛小说中的人物关涉到每个人最切身的问题。”

小说是人性的镜子，是家庭和社会的镜子。不想面对这镜子的人，在阅读过程中看见了自己的尊容，于是纷纷跳起来。

“男人女人用不义手段攫取钱财”，托尔斯泰对此反感透了，怒火中烧。那么他想干什么？小说得出了他本人并不想得出的结论：推翻现存秩序。

贵族反贵族，托尔斯泰与普希金一脉相承。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在小说中，有列文出现的那些场面表现得最为出色。”列文朴实、正直，具有“大脑的智慧”；而安娜真诚，富有同情心，具备“心灵的智慧”，这使她的美貌锦上添花。两个优秀男女为何不走到一起呢？不仅读者期待，评论家也在期待。但这部一百多万字的小说，列文和安娜只相遇过一次。列文像生活中的托尔斯泰一样结结巴巴。安娜取笑他，问他的乡村生活，顺便展露了一点她那倾倒莫斯科的姿色。列文越发口吃，简直面红耳赤。他回家，还是神不守舍的样子，引发妻子吉蒂的醋意，说他爱上了安娜。恩爱的小夫妻这次闹得大。列文诅咒发誓，永远不再见安娜一面。

托尔斯泰去图拉跳舞后，也是满脑子普希金女儿的姿容。他在沙发上抽烟，身穿浴衣的美妇人向他走来。这个幻象日夜追逐着他。

安娜若是跟列文走到一起，她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生活会向她显现更宽广的境域。她的神经质会减少，钻牛角尖的可能性会降低。不过，小说这么写，固然讨读者喜欢，却失掉了悲剧的分量。

安娜一死，整个上流社会都活灵活现。

洛穆诺夫说：“安娜和列文，尽管有诸多不同之处，但在主要的、决定性的，也是最深刻的本质方面是彼此相近的。”

安娜追求情感的真理，不是她运气不好，而是上流社会原本污浊。她可不像“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抔净土掩风流”的林黛玉。

安娜·卡列尼娜是爱的冒险家，纵身一跃入爱河，她要全部，否则就全部不要。托尔斯泰恰好也是这样的人。

作家的写作是双重投射：把他的人格投射到安娜和列文身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长篇评论，其中说：“作为一件艺术作品，《安娜·卡列尼娜》是完美的。我们时代的欧洲文学中还没有一部作品比得上它。它的观点正是我们自己的，属于我们本土，使我们区别于整个欧洲世界。它是我们民族的‘新语言’，至少是它的开始。这种语言在欧洲是听不到的，然而不管欧洲有多么骄傲，它也需要这样的语言呢。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人的罪恶和犯罪的观点被揭示出来了。人生下来就在反常的环境中，恶先天地存在着……”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断言：“人类心灵的规律还是这样使科学无从知道，无从想象，这样地无从界说，这样地神秘。只有他（上帝）知道这世界的一切秘密和人类的终极命运。”

莫德总结《安娜·卡列尼娜》说：“人生的全部问题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够解决的，可是没有人像托尔斯泰那样，做过那么勇敢而趣味浓厚的尝试，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努力，一心要把他所得出的答案交给人类的每一个子孙。”

列夫·托尔斯泰作为一个凡人，却在做着只有上帝才能做的工作。

《安娜·卡列尼娜》取得了巨大成功，托尔斯泰享受着喜悦：他的创造力又一次被证明了。年近五十的作家，已经有两部足以征服全世界的大书。由于销量大，国内外的版税和版权收入非常可观，并且源源不断。评论家们预言：托尔斯泰的书至少要畅销一百年。人类将受惠于他。

卓有成效的劳心者，不同凡响的劳力者，名望，财富，家庭，还有美妙的田园风光，托尔斯泰有一万个理由“知足常乐”，然而，只因他是托尔斯泰，是一个从小就痴迷追求绝对性的人，他偏偏不知足，要苦闷。

作家是一些善于自寻烦恼、自找苦吃的人，甚至自找罪受。托尔斯泰从形而上看到形而下，他的自找罪受可不是表面文章，是要动真格的。作家写道：“列文经常感觉到，和人民的贫困相比，他自己的富有显得多么不公平。”

契诃夫把大量钱财花在病人身上，看病不收钱，买器材、药品连同运输，费尽周折。雨果把他的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来帮助穷人。托尔斯泰走得更远，他要把自己的土地分给农民，把著作版权赠送给社会。伯爵夫人不同意，财产和孩子们都是她的婚姻底线。而她的丈夫，不断地冲击她的财产底线。宗教信仰也发生了分歧，生活习惯又渐行渐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两者都体验到了，婚姻幸福十几年，而后头的日子更漫长。

有些苗头早就出现了，托尔斯泰为俄罗斯的农村孩子撰写初级读本，耗时四年之久。他自己很满意，认为比他的小说更有益于人民。可是伯爵夫人索妮亚不这么看，她觉得他是做无用功，那一册又一册的初级读本毫无意义。托尔斯泰发火了。夫妻吵架。他们去莫斯科又闹不和。索妮亚日记：“我们来莫斯科一个月了，前两个星期我每天哭泣，因为列夫不独是忧郁，而且十分颓丧。他睡不着，饮食不进，有时甚至哭泣。我想我快要发疯了！”

托尔斯泰日记：“平生最困苦的一个月，是住在莫斯科。”

回到庄园，妻子又看不惯丈夫干那些手工活，她对丈夫说：“你这样以灵智的力量去锯木头、煮汤、缝靴子，我只感到忧郁。”

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是赞美托翁干农活和杂活的。

托尔斯泰描写劳动的乐趣：“用简单的体力劳动的方法，从脑力劳动中得到休息是何等愉快啊！按照季节，我每天或者开垦土地，或是锯木材和劈木头，或者用镰刀干活，或者用别的工具干活。至于犁地，你想象不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满足……它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是一种非常艰苦的工作，它纯粹是一种享受！你往前走，把犁扶起来，恰当地对准方向，一小时，两小时，或三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血液在你的血管里快活地流着，你头脑清醒，感觉不到双脚的重量——还有那以后的好胃口，还有那睡眠！……对于我，每天的运动和体力劳动，就像空气般的不可缺少……要是长时间坐着从事脑力工作，没有体育锻炼和劳动，那真是一种灾难。”

托尔斯泰这段话，更像是针对21世纪社会的人们。数不清的人宅着活，除了眼珠子滑动，全身都不动。惰性已是深入骨髓的惰性，瘾头乃是掏空生命的瘾头。主动性丢了，浑浑噩噩就来了。朝气蓬勃丢了，浊气戾气来了。

上帝（如果他存在的话）创造人的初衷，不是这样的！

什么是邪恶？漠视质朴事物的深度网瘾，就是实实在在的邪恶。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看不到劳心与劳力的内在联系，看不到动脑筋和动手脚的亲密关系。这也是一些知识分子的短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托尔斯泰像一头丛林动物，运用他的身体，强壮他的四肢，却又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智者。两者都消耗体能，所以他的食量远超一般人。在莫斯科，他竟然吃不进去。城市生活把他的视野挡住了，把他的四肢捆绑起来。而他的妻子对酒会、舞会有着大多数妇人都有的那种向往。伯爵夫人需要在一些场合亮相，穿几套漂亮时装，听几句恭维话。她的丈夫名气那么大，她也应该沾沾光……

待在乡下，托尔斯泰舒展了。回家的当晚就吃掉一只鸡，第二天一早他打猎去了。他精神抖擞，神清气爽，因为他回到了他的原野。

看来，历史长河中的庞然大物需要广阔天地。待在水泥笼子里耗时光，守着水泥森林过日子，个体生命的张力从何谈起？

巨人往前走，并不回头看那些值得骄傲的脚印。他把目光挪开了，锁定自己的另一些歪歪斜斜的脚印。他写《忏悔录》，把自己干过的一切放在显微镜下。这部书比之卢梭的《忏悔录》毫不逊色。他否定他从十四岁到三十四岁这一段时光：“可怕的二十年俗不可耐的浪掷青春，侍奉野心，虚荣，尤其是好色。”

“我追求德行的时候完全是孤独的。而一旦放纵，我立刻就受到赞美和鼓励。野心，势利，贪婪，淫欲，骄傲，愤怒，报仇，都受到尊敬……我在战争中杀过人。我跟人挑战，想在决斗中杀死他们；我赌输了钱，消费了农民们的劳动，还给他们刑罚，自己放荡地生活，欺骗人民。撒谎，抢劫，奸淫，酗酒，行凶，没有我不曾干过的罪恶，而人们同情我的行为，我的同时代人过去和现在还认为我是一个比较道德的人。”

托尔斯泰手拿灵魂的手术刀，直接对准他的整个青年和少年时代。这是罕见的。一般人根本不愿意这么做，得过且过吧，谁愿意跟自己过不去？可是托尔斯泰，这位文学大师在人生之巅峰开启了一种自毁模式。《忏悔录》写于五十岁左右，一方面是当下美誉的天堂之光，另一方面，却是往日恶行的地狱之火。托尔斯泰揪住自己的过去不放。他写道：“这时候我开始为虚荣、贪财和骄傲而写作了。”

连写作的动机也否定了。

《忏悔录》：“我们的职业是教育人类。但是，只怕有这样的问题被提出来：我知道什么，我又能教育什么？答案早在理论中就解释了的：不知道什么没有关系，艺术家和诗人是在无意中教育人的。我被认为是一个可羡慕的诗人和艺术家，于是我也采取这个观点，这原是人之常情。我，艺术家和诗人，可以自己一无所知而著述而教育人们了。因此有钱支付给我，我有精美的食品、房屋、女人和社交界。而且我有了名望，这可以证明我教育别人的东西是极好的了。”

除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即使是西方的作家、艺术家，谁愿意这么干呢？恐怕很少。这是对绝对的道德意义的追问。一百多年来托尔斯泰的全球读者，如何面对他的《忏悔录》《回忆录》呢？

当人们争先恐后赞美他是圣徒的时候，他把自己的魔鬼狰狞的一面亮给世人看。过去仅仅是过去吗？它是一条河，流到现在，流向未来。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脱胎换骨。

托尔斯泰这么追下去，还能活下去吗？

列文的动作就是作家本人的动作：让家人把家里的手枪藏起来。

顶级艺术品乃是强对流的产物。命运的落差使艺术家的大脑高速运转。但是谁会去主动追求落差呢？唐朝安史之乱，杜甫往成都跑，并不是为了写诗，而是为了避乱。托尔斯泰却是主动追求落差，或者说，他在绝对性追问中显现了这种落差。大约起于1876年的精神危机持续了好几年，而且，直到去世，托尔斯泰的多重危机并未消除。

《忏悔录》：“从国外回来我结婚了，快乐的婚后生活，这新的生活环境，使我离开了一切探索人生意义的活动。这时我的全部存在的理由，集中于我的家庭、妻子、孩子，集中于增加自己的收入。我的追求自我完善与进步，现在又丢掉了。”

幸福生活中的托尔斯泰，跃跃欲试要否定他婚后的十八年。到了1903年，七十五岁的作家在《回忆录》中这么写：“于是来到了第三个时期，历时十八年之久，大约是最乏味的了（从我结婚起到我的灵魂再生为止），从世俗的观点看，这却是最道德的。就是说，这十八年之中我过着正确的、诚实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在任何大众唾弃的罪行中放荡，可是，我的兴趣只限于对我的家庭的自私的关怀，增加我们的产业，获得我的文学上的成功和各种各样的乐趣。”

《忏悔录》否定二十年。《回忆录》又否定十八年。

托尔斯泰如此否定自己十八年的家庭生活，家里人，特别是妻子索妮亚，他们会作何感受？但是，问题不这么简单。

令人诧异的倒是，托尔斯泰制造了旷日持久的精神风暴，并且扛住了这种风暴。

一个有趣的问题随之而来：文学大师们都是大力神吗？

痛苦就迎着痛苦。忧郁就栖身于忧郁。所有的负面情绪照单全收。

想想托尔斯泰庄园那些阴冷的雨雪天气，潮湿与苦闷搅成一团。

巨人站在窗前盯着雪花……

莫德《托尔斯泰传》：“托尔斯泰的精神危机越来越深了，似乎音乐对他的诱惑也增加了。1876年，他认识了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柴可夫斯基从青年时候起，就是一个托尔斯泰的崇拜者，认为他这样地了解人类的心灵，几乎是超人的才能。”

柴可夫斯基写信对朋友说：“托尔斯泰伯爵最近在这里。他来看过我几次，有整整两个晚上和我一起度过。我觉得我受到了宠爱，我能激起他对我的兴趣，觉得骄傲，我自己也被他的理想人格迷住了。”

这位作曲家，那时的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院长，专门为托尔斯泰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当弦乐四重奏弹出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如歌的行板”时，托尔斯泰啜泣了。

柴可夫斯基写道：“我这一生中，恐怕从未有过如此的荣幸。作曲家的虚荣也未有这样地满足的。托尔斯泰伯爵就坐在我旁边……听到流泪了。”

莫斯科或彼得堡两个首都聚集了文化和科学的精英。托尔斯泰尽管发过誓，但还是要去，一年中有几次，待不长。他喜欢骑着他的骏马到莫斯科，不过，为了妻子和孩子们，以及家庭教师们，他也乘坐火车去。家眷坐头等车厢，托尔斯泰坐三等车厢，一路上跟各种身份的旅客交谈。他是个见面熟，一分钟就可以和陌生人愉快地谈起来，尤其跟小孩子，两句话就能交上朋友。柴可夫斯基后来有点怕他，担心他看见了自己的灵魂最深处。这位音乐大师又说：“显然，他并没有把我当成他的观察对象，他只想跟我谈谈音乐罢了。”

作家审视一切，并不审视他的朋友们。

在庄园，托尔斯泰几乎每天弹钢琴，由塔妮亚伴唱。作家的大儿子谢辽沙也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劳动，艺术，体育锻炼，爱，精美的食品，美得无话可说的自然环境，优哉游哉的散步和刺激性的打猎，所有这些东西环绕着托尔斯泰。如果他有半点知足常乐的心态，那真是可以怡养百年。

可是他不。这个精神的探险者不断往上走。高寒缺氧，他不回头，只是微微喘息。他始终是迎着更强的气流去的。跃入生存的波涛汹涌的大海，拒绝爬上任何形式的小木筏。托尔斯泰是那种始终能够面对惊涛骇浪的人。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勇士可不多。“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托尔斯泰挣扎于人生的无意义。别忘了，他是《道德经》的翻译者。

深入虚无之境，开出实有之花。

但是，这朵实有之花怎么开，依然问题重重。

我们清晰地看见，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在他的庄园，在他广阔的领地，皱着眉头，忧心忡忡，同时享受着日常生活。天才就是这么过日子的。雨果七十多岁，毕加索、海德格尔八十岁，照样保持了体力与脑力的双重强劲。中国古代文人，七十岁以后还保持这种状态的，也许唯有老子和庄子。

博学而单纯的、有些神秘的女教师伊琳娜，嫁到莫斯科，又时常回到庄园。让伯爵夫人留意的是，这个生下了孩子的女教师，并不把孩子带来，她对自己的丈夫也是只字不提。在庄园，伊琳娜给人的印象，还是那个安静看书的、热衷于户外活动的、深受孩子们喜爱的漂亮姑娘。

比伊琳娜来得更勤的是塔妮亚，有时候她接连几个月待在庄园。当初她差一点嫁给托尔斯泰的二哥、大她二十几岁的谢尔盖。与其说她是陪姐姐，不如说她是陪姐夫。户内和户外，她都在姐夫的身边。唱歌，跳舞，骑马去图拉，去莫斯科！骑马溜达呀，并辔驰骋啊，天性活泼的塔妮亚，常拿姐夫的农民装束和大胡子开玩笑呢！

托尔斯泰的大女儿取名也叫塔妮亚。托尔斯泰喊这个塔妮亚，那个塔妮亚却答应了。家里发出了一阵哄笑。只有伯爵夫人的笑容显得勉强。十年前就是这样了，妹妹让姐姐感到不舒服。1865年5月3日伯爵夫人日记：“我和列夫吵了架，我是恶毒的，不温厚的，但是我要改好。孩子们病了我生塔妮亚的气，她把她自己过分地搅入了列夫的生活——他们到尼科尔斯可耶去，行猎，骑马，或散步。昨天嫉妒初步爆发。今天我痛苦地感到它。我把我的马借给她，他们单独到森林去打猎。天晓得我脑子里有什么念头。”

1866年6月19日：“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管事。他妻子又年轻又漂亮——一个虚无主义者。她和列夫就文学和信仰作了长时间的热烈谈话，总之，又长又不适当的谈话——使我痛苦，使她满意。”

又一日她写道：“我今天感到充满了青春，我想做一些疯狂的事情。我不想睡觉，却想翻筋斗。可是跟谁呢？”

婚后的索妮亚不断怀孕，身子总是沉甸甸的。轻盈和苗条是她求之不得的状态。偶尔轻盈了，她就想疯一回，不上床睡觉而去翻筋斗。问题是，跟谁翻呢？少妇心事有谁知？索妮亚头一次怀孕时，挺着大肚子却跃过了栅栏。她十七岁就嫁给三十四岁的托尔斯泰。

伯爵夫人日记：“1882年8月26日。二十年前，快乐而年轻，我开始写这本书——我对列夫的爱情的整个故事。里面除了爱几乎什么都没有。而现在，二十年后，我整夜独自坐着读它，为我的爱情哭泣。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我，在他的书房过夜，我们为一些小事吵了架……今天他突然喊道，他最热切的希望是离开家。我至死也不能忘记他那种发自内心的呼喊。”

谁的错呢？谁都没错。丈夫关心全人类，妻子关心家庭。但是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问题出在婚姻吗？托尔斯泰犹豫了多年以后才决定结婚。他的妻子生下许多孩子。二十年，只有一个晚上夫妻是分开睡。事实上，又过了二十八年，八十二岁高龄的托尔斯泰才离家出走。孤零零地，毅然决然地出走。

1891年4月23日伯爵夫人日记：“天气寒冷而晴朗。塔妮亚刚刚走过去，她说列夫要她告诉我，他已经上了床，熄了灯。她天真的嘴里传达的话可远不是天真无邪的。我知道这些话的意思，因而感到很苦恼。”

托尔斯泰要睡觉了，这件事却由塔妮亚带话给姐姐。“远不是天真无邪的”，是指塔妮亚说话的语调吗？还是语言、语调再加上表情？

其时托尔斯泰六十三岁，索妮亚四十六岁。伯爵夫人进入了更年期，她写道：“我的月经来得太频繁（每三个星期一次）。”她是操劳过度了。六年后，她又生下了一个女儿萨莎。可见她身体的底子是好的。

二十多年前，当塔妮亚还是姑娘家的时候，“她把她自己过分地搅入了列夫的生活”，到了现在还是这样。庄园更像她的家，她融入这个家的方方面面。她几乎一直保持着少女的身段，活泼，开朗，天生的歌喉又受过专业训练。她不用介入姐姐的家庭矛盾，也不操心姐夫的产业和版权。她是一个纯粹的女性。正是由于这种保留了少女情态的纯粹，使她跟托尔斯泰异常亲近。

塔妮亚是托尔斯泰的灵感女神吗？有些事却不便写出来，伯爵和伯爵夫人都不写。数十年的婚姻生活，托尔斯泰忠实于自己的妻子，这一点应该可以肯定。但是在1897年6月，索妮亚快要临产时，托尔斯泰嚷着要离家出走。矛盾的焦点还是财产。托尔斯泰早就宣布放弃相当一部分作品的版权，而索妮亚自己张罗丈夫的作品出版事宜，获利甚丰。丈夫心向穷人，妻子要保卫自己的家的财产。

吵过闹过，夫妻又重归于好，双方又表达深深的爱。书信、日记、回忆录都留下了很多爱的表达。1897年11月7日伯爵夫人日记：“大风，我们回到庄园。列夫兴高采烈骑着马，我乘的雪橇，经过三小时旅途回到家，在儿子的住处吃饭，晚上生上了我们自己的火炉……我们两人很高兴地一起喝茶。列夫亲自给我铺床，经过二十四英里的骑马以后，依然那么精力充沛，他和我同房……我记下这点是说明他非凡的精力，因为他已是七十岁了！”

而在半个月前，10月21日，索妮亚是这么写日记的：“今天我收到列夫的一封冰冷的信。他试着想对我亲切些，但没有成功。也许他因为我住在莫斯科，没有和他住波良纳，而感到烦恼。在波良纳我可以从早到晚为他抄写！”

莫德《托尔斯泰传》补充：“托尔斯泰对她说过，他不需要她替他抄写了，而她却大为生气，认为是把她撇在一边了。”

伯爵夫人日记：“我疲倦了，老了；精神崩溃了。也许我给宠坏了。我常常记起在那里度过的那个星期，院子里很脏……老鼠，没完没了的老鼠……寒冷，空荡荡的房间，灰蒙蒙的天空，蒙蒙细雨和昏暗……写作，从早到晚地写作，冒烟的茶炊，没有仆人，死一样的寂静。那些日子，我在波良纳的生活真是可怕的难受和阴郁。回到莫斯科却好多了。”

莫德点评：“这幅图画确实令人沮丧，但是有些做妻子的，舒舒服服跟家里人和仆人住在莫斯科，却不会因为要在乡下忍受一星期的艰苦生活而那么苦恼，她们更苦恼的是一个七十高龄的丈夫，为了安安静静地工作和逃避不停地责骂，而宁愿在波良纳过冬。”

托尔斯泰与妻子

伯爵夫人自己也察觉了：“我只怕一写日记就要责骂列夫，但是我不能不抱怨，他鼓吹的那些为了人民幸福的东西，把生活搞得这么复杂，使我越来越受不了！”

从1895年起，托尔斯泰致力于长篇小说《复活》的写作。这部书写了十一年。其间，托尔斯泰写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人靠什么生活》《四福音书》《克莱采奏鸣曲》《什么是艺术》等大量非虚构作品。他广泛介入社会生活。波良纳村的庄园来了一批又一批托尔斯泰主义者，开始聚集在他身边，这引起伯爵夫人极大的不安。

庄园的女教师安娜·舍隆描绘：“翻晒干草！一幅怎样的图画啊！伯爵们，伯爵小姐们，教师们，各种各样贵族出身的人们，都试着和农民们比赛。长柄大镰刀笨手笨脚地乱砍乱劈，刈割着多汁的草。……伯爵夫人也在，孩子们和保姆们，我们都在帮忙晒干草。猎狗在附近躺着，异常炎热的太阳照耀在喜气洋洋的牧场上。远处，在一个山岗上可以看见村子，另一个山岗上看得见伯爵的住宅。”

这位年轻的女教师接下来又写：“他就站在那里，那位农民伯爵，穿着俄罗斯的衬衣和长裤，两条腿分得很开，正在刈草，望着他，我看出他是全神贯注在那面了。他在倾听长柄镰刀的刈草声，过得很快活……”

安娜如此细腻的目光，显然和伯爵夫人的目光是不一样的。

意之所向，即是情之所向。

安娜的目光从一个素食主义者的到来，转向了伯爵夫人：“伯爵夫人苦恼得发狂，因为连她的几个女儿都受父亲影响，不再吃肉，开始脸色苍白了。但是，这一年还没有过去，素食者们又跟我们一起吃肉了。”

安娜跟随托尔斯泰到莫斯科，她这么写：“伯爵热烈渴望深入到下层社会去。他去贫民区调查，回家的时候常常头痛得厉害。他看上去很虚弱，但他的眼睛像细小的钢针一样闪闪发光。他说：‘我们必须做什么，光说话是没有用的！’……有一天，八点钟过后，伯爵把手推雪橇套在自己身上，雪橇上有一个大桶，他从天井里把雪橇拖出去，在井边打满水，然后把雪橇拖到厨房……只要没水的时候，莫斯科的居民们就可以看见他，穿得很坏，到莫斯科河边去打水，这样来回一趟要走一个多钟头，回到家里累得不行了。他自己生火，点燃茶炊，收拾他自己的房间，洗刷他自己的靴子……”

安娜写了一本书，记下作家日常生活的细节。

早在19世纪80年代初，由于长大了的孩子们的需要，托尔斯泰在莫斯科买了房子。他们夫妇两边住，冬天通常住莫斯科。后来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待不住，要往乡下跑，躲清静，集中精力干大事。莫斯科的家在一个胡同里（现在是托尔斯泰大街），有大花园，有许多盛开鲜花的灌木丛、苹果树、樱桃树。莫斯科的大学生、艺术家、学者、工人、农民、省长以及金融家，都是家里的座上客。

在托尔斯泰家里，很少有不会客的夜晚。

白天伏案写作，夜里高朋满座，孩子们又在身边，托尔斯泰喜欢这种生活。可是好景不长。夫妻一吵，丈夫就想跑。吵架的理由无穷无尽。从城里吵到乡下，从财产吵到洗不洗澡的问题。伯爵夫人甚至向沙皇写信，要把丈夫的著作版权抓在她手里。她说这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了一大家子。

这位爱干净的夫人写道：“洗澡对他可是一件大事！”

脾气上来的时候她还这么写：“我永远习惯不了肮脏和臭气！”

而莫德反对她的意见，说：“托尔斯泰是非常讲究清洁的，除非他完全沉浸在田间劳动中。”

伯爵先生的老农民形象，伯爵夫人不喜欢。这种不喜欢又日积月累。

1895年1月26日伯爵夫人日记：“托尔斯泰从不让他妻子有一点安宁，在整整三十二年当中，从来没给他的孩子喝过水，或者在孩子床边待过五分钟，让我有一点休息的机会，睡一觉，或者去散散步。”

莫德却翻出了她的另一些日记，证明她写日记跟情绪的关系：“午饭以后，为了锻炼，我跟列夫一起跟孩子们玩。列夫带他们满房子转，把他们放在空篮子里边，上面盖上东西，挑着他们转来转去，然后停在什么地方，叫篮子里的孩子们猜他是在哪间屋子里。”

细节很多，包括托尔斯泰为孩子热牛奶，喂牛奶。

有一天，伯爵夫人心情好，于是她这么写日记：“23号那天，我非常愉快地度过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这是我们结婚三十五周年。感谢上帝！我们一直保持着彼此忠实于对方，现在生活很和睦，甚至可以说相爱相亲。”

前边她否定丈夫的三十二年，现在又赞美婚姻生活三十五年。

后来，伯爵夫人的日记出版，引起轰动和争议。

什么是真实呢？情绪真实还是事实真实？现象学训练使我们意识到：看待事物的眼光无一例外都含有情绪。纯客观的判断是不存在的。情绪含量越高，事物的偏差可能越大。说可能，是因为情感饱满并不意味判断一定会离谱。

女教师安娜的文字，情绪含量是很高的：“有一天我身体不舒服，他到东方语言学校去接我儿子回来，为了避免误会，我给儿子拍了电报。电报到了校长手里，于是所有的教师都在校门口等候。可是伯爵来的时候，他们没有认出他，只是叫他：‘老家伙，坐下来！’我的儿子穿得整整齐齐地出来，用法语招呼伯爵的时候，那些在场的人都惊得大张着嘴，因为一个穿羊皮衣的农民竟然懂得法语！教师们恍然大悟：他们在等着看伯爵，而这个农民正是伯爵。”

在俄罗斯，托尔斯泰出现的地方，是要引起人们欢呼的。有一次在莫斯科火车站，他惊讶地发现有几千人来迎接他。此后，他不得不对自己的行踪保密。

安娜记下了一件事：“每年夏天，各式各样的人来到庄园，伯爵常常接待他们，并且给他们不少钱；给他们准备吃的就成了我的事……他们常常编各种谎话，得到很多钱。”

安娜写托尔斯泰放弃打猎和戒烟：“有一次，伯爵在写作好几个钟头以后，来到大厅里，把猎枪扛在肩上。由于太阳热得烤人，他顺手抓起一顶帽子就像闪电一般从宅子里消失了。快到傍晚他回来了，他偷偷摸摸地溜进房子，后面拖着一只打死的野兔。那是他杀死的最后一只野兔……他从来不禁止几个儿子打猎，只不过叫他们对野物不要残忍，也从来不看他们猎获到什么。”

青春是要试错的，托翁本人就试过很多。他对儿子们打猎的态度，表明了一个父亲的宽容。再来看他戒烟。

安娜写道：“现在轮到了烟草，啊！真是个不幸的人。跟烟草分手，跟他总是抽得那么笨拙又那么喜欢的烟卷分手，是多么困难啊！一天早上，伯爵宣布：‘吸烟是有害的！它是一种奢侈！要不是烟草的话，本来可以种大麦来养活挨饿的人。’他的角质烟嘴放一边了。他经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会像一个小学生似的东捡一个烟头，西捡一个烟斗，哪怕偷偷吸一口也好。别人抽烟他使劲闻……但是，伯爵终于完全战胜了烟草。”

戒猎，戒烟，戒赌，很大程度上戒酒色，一度还戒肉食，戒掉虚伪和对财富的欲望，这就是中年和晚年的托尔斯泰。他调动了他的全部意志力，用以追求绝对性的东西。这正是19世纪很多西方大师的共同特征，托尔斯泰尤为突出。他并不谋求为人类树立道德的标杆，毋宁说，是他在痛苦的追求中让这种标杆显现。举《我们应该怎么办》为例，这本经济力作对金钱的本质做了彻底思考。

“我们这些分享城市生活中没完没了的狂欢饮宴的人，可能对它已习以为常。……我不需说一次舞会花费五千或一万卢布，就说一棵圣诞树花费二十五卢布吧，等等，这一切对我们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一个人需要十个卢布给他全家买面包，或许他正把最后一只羊拿去偿付七个卢布的税款，而他即使干沉重的苦工也挣不到这笔钱……甚至有些人竟然天真到说穷人是因为我们的奢侈生活养活了他们，而对我们感激不尽。但是贫穷并没使人丧失理性，穷人和我们一样在思考。”

“我们已经达到了取之不尽的魔力钱包所有者的条件，那就是说，在这种条件下，一个人不仅可以不劳动而获得生活的一切恩惠，而且，可以把魔力钱包传给子孙后代。我看出，勤劳生活的理想已被魔力钱包的理想所取代。”

“我逐渐感到，在拥有金钱这件事本身，就存在着罪恶和不道德的成分。”

莫德写道：“托尔斯泰用了几章的篇幅来思考这个问题，他说，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方面人们不事生产而穷奢极欲地消费着，另一方面人们过度劳累却依然贫困，那里就存在着奴役，并且总是建立在暴力之上。金钱使穷人成为全体有钱人的共同奴隶。”

“基督对财主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堂还容易呢。”

如果剥削、压迫是永恒的，反抗也是永恒的。

穷人并不如同食草动物，甘愿受食肉动物的掠食。一匹狼践踏一群羊，一个富人及其子孙却不可能永久性奴役一群穷人。穷人要革命，这与自然规律是一样的。奴役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反奴役哪能不流血？托尔斯泰寄希望于“不流血的革命”，这是他的思考抵达最深层面得出的一个成问题的结论。

狼吃羊，羊逃跑。人压迫人，人要反抗。

托尔斯泰的作品指向，跟他得出的结论是矛盾的。

我们来看文学巨著《复活》。

莫斯科大学生聂赫留朵夫公爵到乡下的姑妈家度假，遇上十六岁的少女玛丝洛娃，双方都纯洁，美好，贵族少年和贫贱少女相爱了。三年后，少年在彼得堡变成另外一个人。“那时候，他是一个正直的、富于牺牲精神的人，而现在已变成荒淫无度、沉湎于利己主义的人。”

环境使他改变。“彼得堡禁卫军里的服役，只有那种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环境。”特权阶层，放浪是常态，聂赫留朵夫像他的同事一样，利己主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欲望的起点谋求它的终点，为什么？因为有条件，有环境。玛丝洛娃委身于聂赫留朵夫，她怀孕了，她爱的男人跑掉了。她爱得那么深，纯洁少女的全部梦想瞬间被摧毁，她号啕大哭。然而，等待她的悲惨命运足以让她的眼泪流成河。二十年后他们在法庭上见面，玛丝洛娃涉嫌谋杀一个商人。他认出了她。这二十年来他经历了痛苦的挣扎（跟作者托尔斯泰完全一样），从下流、无耻、残酷到洗心革面。他仔细瞧，依稀看见了当年的那个乡下少女。“尽管她身穿囚服，面色苍白，但还保留着那些可爱的特点，特别是那天真的、微笑着的目光。”

聂赫留朵夫怎么办？给钱吗？小说写道：“单靠金钱是不能减轻罪过的，像我当初那样，只要付给她钱，就算做了我应该做的，但只有恶棍才那么做，而我，就是那恶棍！”

当恶棍发现自己是恶棍的时候，恶就开始减少，善就有了一点萌芽。聂赫留朵夫公爵决定娶这个妓女囚犯玛丝洛娃。这个决心是如此之大，它显然是主人公二十年胡作非为与深刻反省的产物。托尔斯泰在漫长而艰难的拯救灵魂的过程中，让法庭、宗教、有钱人的暴力与虚伪袒露无遗。随着思考的深入，聂赫留朵夫为自己发现的东西感到恐怖。

洛穆诺夫《托尔斯泰传》：“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托尔斯泰的主人公熟悉了但丁式地狱的各个角落。”

聂赫留朵夫喊道：“决不能，决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贵族中的恶棍成千上万，只有一个托尔斯泰这么呐喊。谁在听呢？

列宁说：“集团和阶级的典型的个别例外，当然有而且经常会有，而社会典型始终存在。”

《复活》中的男女主人公最终复活了，而这种复活宣告了社会的死亡。

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瞧，这个反暴力的老人，于不知不觉中预言着共产主义革命了！”

而英国作家、托尔斯泰的朋友莫德写了那么厚的传记，对列宁、罗曼·罗兰的洞见无一语涉及。这种回避意味着什么呢？

小说的艺术手法对西方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复活》的开篇：“尽管有好几十万人麇集在不大的地方，千方百计把他们聚居的那块地方弄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把石头砸到地里去，不让任何植物在地上长出来，尽管出土的小草一概清除干净，尽管煤炭和石油燃烧得烟雾弥漫，尽管树木伐光、鸟兽赶尽，可是甚至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也仍然是春天，太阳照暖大地，青草在一切没有锄绝的地方死而复生……植物也罢，鸟雀也罢，昆虫也罢，儿童也罢，一律兴高采烈。唯独人，成年的大人，却无休无止地欺骗自己而且欺骗别人，折磨自己而且折磨别人。”

列宾在回忆录《远远近近》中说：“托尔斯泰的谈话充满热情，极其激烈，我很不安，夜间甚至久久不能入睡，脑子里萦绕着他对陈腐生活的抨击……我亲眼看见他在田野里不知疲倦地劳动着。我抓住他从我身旁走过的瞬间，画出了这位伯爵耕地时的姿态。”

19世纪90年代以后，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待的时间越来越少。寒冷的、漫长的、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冬天，他也住在乡下。妻子偶尔来庄园，待不了几天。他偶尔去莫斯科，主要是看看孩子们。

《复活》的写作持续到1905年。六易其稿。然后是《回忆录》。

七十多岁的作家常常一个人在乡下。仆人们去了莫斯科，家庭教师们也在莫斯科。批判贵族糜烂生活的作家，不要别人来伺候，一切他自己干。劈柴，生炉子，做饭菜，缝靴子，修理雪橇，烧水洗澡……儿孙们来看他，家庭教师们舍不得他。伊琳娜哭了，安娜哭了。塔妮亚来一次哭一次，她要跟姐姐闹翻，她要在乡下长住，为她亲爱的姐夫弹钢琴，为她敬爱的作家织手套……

托尔斯泰在书房里，托尔斯泰在原野上。

吃饭狼吞虎咽。走路呼呼生风。三米宽的水沟他一跃而过。

托尔斯泰洗澡的动作很大，生气似的。妻子曾经说他脏，身上有臭气。

夫妻间的事早就没有了。婚姻四十多年，伯爵夫人的主要角色是孩子们的母亲。丈夫的欲望强烈唯有她明白，可是在她的日记中，她对夫妻间的那种事曾经感到厌恶。对她而言，这是说得过去的，或许她有孕在身，或许她累，或许她正在生妹妹的气，或许她丈夫从田间收工回家的那副农民相让她心中不悦……

从三十多岁到七八十岁，托尔斯泰节欲，后来禁欲。

列夫·托尔斯泰八十岁了，波良纳的庄园亮着一盏孤灯。

这灯光，将是照耀人类的文学太阳。

茨威格说得好：“托尔斯泰有一百双洞察一切的眼睛。”

柴可夫斯基像崇拜神一样地崇拜着托尔斯泰。欧洲的，日本的，印度的，中国的，美国的……一百五十多年来的全球读者，“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托尔斯泰喜欢中国人和中国的传统文化，1906年3月，他在回复中国的一位学者辜鸿铭的信中写道：“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向非常引起我的兴趣，我曾尽力想理解中国生活中我所能懂得的一切，这主要是中国的宗教的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和对它们的注疏……最近这个时期，在欧洲人——其中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俄国人——对中国人民所施加的种种暴行之后，中国人民的一般情绪，特别引起我的兴趣，而且还将会引起我的兴趣。”

托尔斯泰在这封信中预言：“我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在人类的生活当中正发生着一个重大的转变，而在这个转变中，中国将领导着东方民族起着巨大的作用。”

《道德经》：“道法自然。”

《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庸》：“仁者，人也。”

1909年秋天，托尔斯泰最后一次去莫斯科，离开莫斯科时，数万人拥到火车站为他送行，“人群移动着，喧闹着，像波涛汹涌的大海。空中充满了欢呼声：‘光荣属于托尔斯泰！伟大的战士万岁！呜拉！’”

1910年7月14日，托尔斯泰给妻子留下最后一封信，其中有几段说：

“我不会把我晚年的私人日记给任何人，我要亲自保存它们。”

托尔斯泰有七本日记，他的妻子一直苦于弄不到手。做妻子的非常想知道，丈夫在日记如何写她。托尔斯泰这封诀别信和盘托出了，他概括说：

“正如我在年轻时爱你，尽管有种种原因造成我们之间的冷淡，我一直没有停止爱你，我现在仍然爱你。”

“最近这些年来，你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易于激动、专横和放纵。这些特性的表现，不能不令人寒心……”

“主要的和致命的原因，是我们对于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所持的观点互相冲突，对此，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罪。我们对生活的概念，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对其他人的态度，以及我们对财产的看法——我认为它是恶，而你认为是必不可少的生活条件，一切都是相抵触的。”

“我亲爱的人，不要再折磨你自己了，这不是折磨其他人，因为你受的苦百倍于其他人的痛苦。”

莫德《托尔斯泰传》：“1910年10月28日，他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头一天晚上，他听见他的妻子在他书房里的文件中找东西……大约清早五点钟，他离开住宅到马厩去。夜晚漆黑，他急急忙忙走着，在一丛灌木处绊倒了，失掉了帽子，不得不回去拿一个手电筒。”

他去莫尔金看望他的妹妹。中午到火车站，冒雨等候了很长时间，寒风刺骨。好不容易挤进了三等车厢，又热又闷。他见到妹妹，兄妹都哭了。第二天他病了。早上五点钟他又赶路，淋着雨。在火车上他病倒了，女儿以及他的私人医生在他身边。他抱病写日记：“上帝不是爱，但是人身上的爱愈多，上帝在他身上体现得也越多。”

小时候玩“蚂蚁同胞”的游戏；五岁那一年他由于爱安娜姑姑，爱得哭起来了。一粒小小的爱的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八十年不变的爱，注入了他的生活和他的那些书。他用爱做武器，跟自己身上的恶顽强斗争。可是他的离家出走多么仓促。妻子是谁？妻子是一个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感化不了的人。

在波良纳村庄园五十英里外的一个乡村火车站，托尔斯泰病转沉重。他被扶进站长的住房。家里人赶来了，包括塔妮亚。记者们蜂拥而来。

托尔斯泰在半昏迷状态中说：“农民……农民，他们是怎样死的啊！”

不知道什么原因，伯爵夫人索妮亚未能进入托尔斯泰住的房间。儿女们围着疼爱了他们一辈子的父亲。

五天五夜，病痛折磨托尔斯泰。他的心思却常常在他的妻子身上，唯恐人们会把她想得很坏。

修道院的院长来了，病人明确拒绝。当初，由于他抨击教会的邪恶而被开除了教籍。

1910年11月20日，早晨六点，列夫·托尔斯泰与世长辞。

他的灵柩，由他的儿子们和农民们抬到波良纳村，抬进他工作了半个世纪的书房。送葬的队伍看上去排到了天边。

托尔斯泰的遗体葬在小时候跟兄弟们玩耍的小山坡，周围有九棵橡树，据说大哥尼古拉曾在那里埋下一根绿树枝。“没有演讲，没有礼拜仪式，只有许多人在哭泣，当遗体下葬时，所有的人都跪了下来。”

人们捧读这位作家的书：《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