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主要事迹简介

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年)，浙江海宁人。初名国桢，字静安，一作静庵，亦字伯隅，初号观礼、礼堂，晚年以所居名为永观堂，更号观堂，亦曰永观。世为农商。父王乃誉(1846—1906年)，字与言。早年以洪杨事变弃儒习商，于贸易之暇攻书画金石诗文，后佐江苏溧阳幕十余年。着有《游目录》、《娱庐诗集》等。母凌氏，继母叶氏。姐王蕴玉(1872—?年)，弟王国华(1887—?年)。
幼颖异，父每日课读，深夜不辍，诗文皆能成诵。11岁，从邑中名师陈寿田读。家贫，父督责甚严。16岁为秀才，翌年入杭州崇文书院，潜心古籍，尤好史汉三国。与褚、叶、陈三君纵论文史，被称为“海宁四子”。两应乡试不中，遂弃科场而肆力于诗古文。甲午战后，外患日逼，国人多言天下事，谋变法自强。时梁启超主《时务报》笔政，鼓吹维新。常持该报与父共读，“好谈时务”，倾向新学。20岁，娶同乡商家女莫氏(1873—1907年)。婚后，在本地大户陈某、沈某家任塾师。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至上海，入《时务报》任书记。收入微薄，生活清苦。《时务报》同人汪康年、罗振玉等创办“东文学社”，聘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以日文讲授科学，翻译日本新书刊，“为清末新学勃兴之先驱”。社章规定贫苦学生可免费入学，唯学成后必在社翻译，以译资抵学费。遂在业余以免费生入学，习日文。罗振玉偶见其题扇诗“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知为伟器，遂拔之俦类之中，为赡其家，俾力学无内顾忧”(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3月，谒见康有为。9月，戊戌六君子被难，极愤慨。在给友人信中说：“危忘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政变后，清廷镇压维新派，《时务报》关闭。转“东文学社”任庶务，并帮助罗振玉《农学报》编译、撰社论。后罗振玉创办《教育世界》，应邀任主编，又为罗编撰中小学堂教科书。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赴日本留学，入东京物理学校。同校有马衡。以脚气病发作，当年夏天即返沪。自述“自是而后，遂为独学之时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自是始决计从事于哲学的研究”(《静安文集续编·自序》)。时罗振玉任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监督，遂为该校执事，寄住罗家。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应张謇约，至南通通州师范学校任教，主讲哲学，授课之暇，写作诗词。是年撰《汗德(康德)像赞》、《哲学辨惑》。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撰《论性》。七月，撰《红楼梦评论》。本文是中国学者运用西方文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一次尝试，以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和悲剧理论为根据，论断《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在于它所表现的是“悲剧中之悲剧”。同时提出一个美学命题：艺术家“以其所观于自然人生中者，复现于美术(文艺)中，而使中智以下之人亦因其物之与己无关系而超然于利害之外”，就是艺术的本质。十二月，以罗振玉之请至苏州，在江苏师范学校教授心理学、社会学等。时藤田亦在该校，课余在其指导下，学习英文、哲学，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心理学着作，日必读康德两小时。自称：“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1901—1902年)。”(《静安文集·自序》)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刊行《人间词甲稿》，收近年所作词61首。因甲稿词中“人间”一词凡十余见，故以之命名词集。八月，父乃誉病逝于海宁。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撰《屈子文学之精神》。四月，撰《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春，以罗振玉之荐，晋京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历任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自序二》称：“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十一月，汇集本年所作词为《人间词乙稿》。自述“因填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自序》)，遂专攻词曲，并与元史泰斗柯劭忞、词学家缪荃孙、词学家吴昌绶、元曲专家内藤虎次郎等订交，至辛亥前已着有《人间词话》、《词录》、《戏曲考原》、《唐宋大曲考》等。本年7月，莫氏病故。翌年3月，续娶莫氏侄女潘丽正(1881—1965年)。
《人间词话》定本64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发表于上海《国粹学报》。《人间词话》以“意境”作为论词，及一切艺术的标准：“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又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艺术家的主体理想就是“意”，其所表现的自然客体就是“境”，二者浑然一体就是“意境”。“意境”说，既继承古典文论中“滋味”说、“兴趣”说、“神韵”说的文艺批评传统，又充分吸收叔本华、柏拉图的“理念”说，中西融合，以解决文艺发展中的时代课题，标志着中国美学理论的近代化转换。冯友兰评价王国维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奠基人”(《中国哲学史新编》)。
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罗振玉创办《国学丛刊》，代撰《发刊词》，“正告天下”日：学无新旧，学无中西，“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十月，辛亥革命，清帝退位。十一月罗振玉避往日本，亦携眷相从，寓京都。罗振玉藏书极富，“尽出大云书库藏书50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余品，恣公搜讨。”(罗振玉《海宁王悫公传》)接触到甲骨、汉简、敦煌唐宋经卷、大高阁档案、西北碑铭、元史资料等，于是尽弃以前所治西学，由文学、美学转治古史、甲骨、音韵、古器等。每着一书，必与罗互相考核、切磋，并与海内外学者通信论学，如沈曾植、柯劭忞、缪荃孙、(法)沙畹、(法)伯希和等，与日本学者藤田丰八、青木正儿等，交往亦厚。其毕生以此时治学最力，着述既多且精。1913年2月，《宋元戏曲史》书成。梁启超说：“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则静安当为不祧之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郭沫若说：《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代的后学。”(《鲁迅与王国维》)1914年2月，与罗振玉合作编撰《流沙坠简》，对汉晋木简588片，加以考释。1915年1月，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成书，多采王国维之说。居日5年，着有《简牍检署考》、《宋代金文着录表》、《古胡服考》、《古礼器略说》等，编有《齐鲁封泥集存》。
1916年2月返国，至上海。应哈同聘，为其编撰《学术丛刊》，并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此间兼为南浔蒋汝藻编撰《密韵楼藏书志》。在沪与沈曾植、朱祖谋等订交，与姬觉弥合作亦多。在沪7年，用甲骨材料，融合金文材料、经史材料，作有《毛公鼎考释》、《殷周制度论》等文，《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等专着，编《裸礼榷》等，“使甲骨学与商周史相结合，凿通文字，已属奇功，证实殷王，尤为伟大。”(周传儒《王静安略传》)。1920年致日本友人狩野直喜书：“世界新潮流倾动澎湃，恐遂至天倾地柝，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见者道也。”1922年春，由胡适建议，北大研究所聘为国学门函授导师。1922年8月，《观堂集林》刊行。
1923年，蒙古升吉相国奏请选王国维等海内耆宿供奉南书房，为废帝溥仪师傅。夏入都就职。在职期间，得以检阅清宫古本、彝器，并结交傅增湘、杨钟羲等名流，遂治敦煌学、汉简学、元史学、西北地理学。1924年11月，冯玉祥派鹿钟麟逐废帝溥仪出紫禁城，是日侍行，不离左右。12月致狩野书中说：“一月以来，日在惊涛骇浪间，……维等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
1925年2月，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根据胡适建议，聘王国维为研究院导师。胡适敦请时，先是婉辞，胡乃托请溥仪下诏劝驾，方奉诏就聘。4月，迁居清华园。在研究院，为学生开设尚书、仪礼、说文、古史新证等课程。王门弟子有：赵万里、徐中舒、谢国桢、王力、姜亮夫、高亨、蒋天枢、史念海、戴家祥、周传儒、刘盼遂、陆侃如、罗根泽、姚名达、刘节、卫聚贤、杨鸿烈、蓝文徵等。
1927年6月1日中午，清华研究院36名学生毕业，举行叙别宴会。席间，梁启超致辞，称“吾院苟继续努力，志成国学重镇无疑”。“众皆谛听，静安先生亦点头不语”。“孰知先生以此时死别诸生”(姚名达《哀余断忆》)。当夜，为谢等题扇面，录韩偓诗、陈宝琛《落花诗》等。吴宓认为是“以落花明示王先生殉身之志”(《空轩诗话》)。
据车夫和扫园工人说，王国维6月2日上午10时许，到颐和园，在石舫枯坐良久，11时左右从鱼藻轩石阶跃入昆明湖。急下水救助，已气绝。在衣袋中发现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晚始运柩至清华园刚秉庙中设祭。6月16日，在宣南全浙会馆设位致吊。有挽诗、挽联数百件。梁启超挽曰：“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鞮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己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鹓。”陈寅恪挽曰：“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吴宓挽曰：“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高步瀛挽曰：“夫子果何所为乎?即此一意冥行，足愧朝秦暮楚;男儿自殉其志耳!若待千秋论定，更奚有泰山鸿毛。”6月25日，日本友人狩野直喜等50余人，在京都袋中庵诵经追悼。8月14日卜葬于清华园东。杨钟羲撰墓志铭(1958年清华大学扩建校舍，迁坟至福田公墓，原碑不复存。1988年，北京文物局重立墓碑，书“海宁王国维先生之墓”)。9月20日，清华开学前3日，梁启超手持鲜花，率学生至墓地拜奠，并发表演讲。清华成立“观堂遗书刊行会”。
罗振玉在天津伪造王国维“遗折”，6月5日到张园呈废帝溥仪。清廷遂发“上谕”，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往奠，赏“陀罗经被”、银2000圆。罗广邀在津名流、遗老举行公祭，宣扬王国维“殉清”、“尸谏”，以及“恩遇之隆”。并以罗氏贻安堂名义编印《王忠悫公哀挽录》。
梁启超在致女儿书中，谈到王国维“自杀动机”时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若再延寿10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今竟为恶社会所杀，海内外识与不识莫不痛悼。”
陈寅恪作七律挽诗，继又作七古长篇《王观堂先生挽词》，其序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
1929年6月2日王国维二周年忌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建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陈寅恪撰碑文，林宰平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碑式。碑文有句云：“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着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莫夫人遗三子：长子潜明(1899—1926年，1919年娶罗三女孝纯)、次子高明(1902年—)、三子贞明(1905年—)。潘夫人生：四子纪明(1911年—)、次女东明(1913年—)、三女松明(1917年—)、五子慈明(1918年—)、六子登明(1919—1997年)。
王国维着作等身，有：《静安文集》(自编，文12篇、古今体诗50首，1905年)、《永观堂海内外杂文》 2卷(自编，文57篇，1917年)《观堂集林》24卷(自编，文200篇，诗词67首，1922年)、罗振玉编《海宁王忠悫公遗书》(1928年)、《观堂遗墨》(1930年)、赵万里编《静安文集续编》(文20篇，1934年)，赵万里、王国华编《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1936年)、罗继祖编《观堂书札》(1962年)、《王国维先生全集》(台湾版)、《王国维遗书》(1983年)等。
1997年，为纪念王国维诞辰120周年，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4卷本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年谱有：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1928年)、姚名达《王静安先生年表》、王德毅《王国维年谱》(台湾版)、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1991年)、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996年)等。
传记有：萧艾《王国维评传》、刘煊《王国维评传》(1996年)等。
研究着作有：吴泽主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三辑(1990年)、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1980年)、佛雏着《王国维诗学研究》(1987年)、姚柯夫编《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