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肯》人物生平事迹简介

为了表彰剧作家王肯对吉剧事业所做的贡献，1980年，吉林省人民政府授予他省劳动模范的称号。他曾不止一次地得到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也曾受到预料不到的挫折。更有趣的是，他在受到挫折时还曾得到荣誉。比如他在被错划为右派之后，在长白山修路期间，还曾被评为“跃进手”。他曾默默无闻，创作的作品不能署自己的名字，但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二十多年来，他创作的 《包公赔情》、《搬窑》、《燕青卖线》、《雨夜送粮》、《樊金定骂城》、《包公赶驴》、《买菜卖菜》、《三放参姑娘》等，成为吉剧发展各个时期的代表性剧目，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走过的道路是坎坷的，但他向人们叙述时，没有怨艾和叹息，他总是充满生活的勇气，善于从各种境遇中汲取教益和力量。

一 困苦中发愤的少年时代

王肯1924年生于辽宁海城县四道沟。这是和岫岩县搭界的一个山沟沟，是所谓 “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王肯的祖父一代是地主，但已逐渐破落，外祖父家却很穷，外祖母给人当老妈子，舅舅是扎辫绳的工人，妈妈是被卖到王家的。在王肯5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境更加困难，常常要靠母亲给别人绣枕头顶度日。(土改时他家的成分是中农)但是生活再苦，妈妈也要撑持着让王肯读书，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生活窘迫，又没有父亲，自然常常被人看不起，受人欺负，但王肯很不服气，妈妈刚强的性格和殷切的期望对他幼小的心灵有深刻的影响，他从小形成一种倔强的脾气。他聪明而又勤奋，从小学到中学每学期的考试都是全班第一名。全校的会考也取得第一。在海城读完初中到沈阳读高中，这时经济上全靠本家一个叔叔资助。但毕竟“上山擒虎易，开口求人难”，每次带王肯去求钱的时候，妈妈都要痛哭一场。
王肯对民间文艺、地方戏曲从小就有浓厚的兴趣。东北农村，每年冬天都要办秧歌、高跷等娱乐活动。秧歌队走村串户，又扭又唱，给辛苦劳累了一年的广大农民一点精神上的安慰。他们听到丑角机智地嘲骂地主，开怀大笑一阵，看到旦角泼辣的表演，得到艺术的享受。春节前后，学校放了寒假，少年王肯常常跟着秧歌队在雪地冻土上跑，学唱，也学踩跷。旧棉鞋跑破了，脚趾冻坏了，但他还是瞒着慈爱的妈妈偷偷地跟着秧歌队学。
后来到海城念中学，就有机会接触剧场里演出的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等戏曲了。他和一些同学常常在快散场的时候蹭进戏院，站在舞台边看戏，不用花钱买票。人们把这些观众叫做 “啃槽帮的”。穷学生对名字好不好听并不介意，反正只要能看到戏，还常常是精彩的 “轴戏”，就得到极大的满足。

二 探索中的大学生活

1944年，王肯中学毕业，同时考上了三个大学。他选择了公费的“建国大学”。不想后来得了肺病，只好离开了学校。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办的东北大学从四川三台迁回沈阳。王肯经过考试进入东北大学理学院，这个学校同样使他失望。名字叫理学院，实验室简陋不堪。教育经费都饱了接收大员的私囊。但是文学院有好的老师。王肯常放弃理学院的课程，去听文学院的课。这时他也读了更多革命作家、进步作家的书籍，他羡慕鲁迅、郭沫若、冰心等，憧憬着走他们的道路。
开始他读到较多民主党派办的刊物 (如《观察》《文粹》) 和邹韬奋的书籍，但觉得这些书里讲的道理也不大能解决问题。后来和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有了接触，有一位同学给他看从解放区带来的文艺作品如《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等，后来又读到《毛泽东印象记》和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艾思奇的 《大众哲学》等，在他的面前渐渐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而眼前的现实是国民党越来越腐败。沈崇事件使爱国青年义愤填膺; 学校里的“红白饭厅事件”也掀起了一股斗争的浪潮。
什么是“红白饭厅事件”呢?原来那时的东北大学理学院学生分别在红、白两个饭厅就餐。公子哥儿、青年军退伍军人之类吃白饭厅，全公费;其他学生是红饭厅，半公费。伙食委员由学生中选出一些人轮流当。每当换伙委时，白饭厅就要“打牙祭”。这一次正是王肯当伙委，白饭厅“打牙祭”放鞭炮加以炫耀，还在饭厅门口立一块牌子写着“谨防黄混”(四川话的意思是没买票的)，这对红饭厅的同学是人格上的污辱。王肯和同学们气愤极了，他们砸了牌子，并组织请愿，给反动当局很大震动。
学生们办了墙报，王肯是墙报的积极分子。他学鲁迅的笔法写杂文《阿P日记》，还画漫画，讽刺国民党反动派。他也写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长诗《李中玉》。在东大的院子里有国民党士兵的坟。在一座坟边，不知谁插了一块木头牌子，王肯扒开虚土，看见牌子下端写着士兵的名字： 李中玉。这引起了他的联想： 和日本侵略者打过仗的士兵，默默地死了，而活着的贵人们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愤怒之情化成了奔腾的诗句，他写道：李中玉，感谢那位不知名的同胞，在牌子上写下了你的名字，不然谁还能记得你呢? 你要能站起来走一走该多好，校园里还有一片乾净的土地。但是你不能走，你长眠在泥土里…… (大意)
他在同学中朗诵多次，每次都使许多同学激动得落泪。

三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随着对解放区的了解，王肯越来越向往解放区。那时他在学生中是个小领袖，“红白饭厅事件”之后，更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他在东大待不下去了，地下党组织同意了他去解放区的要求。
1947年7月，学校正放假。王肯和几个同学从沈阳搭乘运货的汽车到长春，卖掉了随身携带的东西，只有一本《达夫物理》一本《戴明化学》没有舍得卖。他们穿着学生服，戴着三角形的东大校徽，奔解放区老怀德走去。当时这一带是“拉锯区”，国民党兵拦住他们不让走。他们掏出了早准备好的骆驼烟，递给国民党兵，说是去姥姥家过暑假，国民党兵就放了他们过去。
一天清早，他们走近老怀德镇.登上一个土坡，远远一望，前面的土墙上写着耀眼的大标语：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远远地还听见解放军战士嘹亮的歌声。他们几个人一下全哭了! 这一步之隔就是两个世界!
他们来到解放区，又兴奋，又新鲜，又有些惶恐。到饭馆吃饭，他们身上没有“红钱”，只有 “白钱”，很难为情地去找“掌柜的”换钱。当地驻军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送到当时西满军区辽吉二分区，他们和长春大学来的一些同学会合，编成教导队，换上了军装。每人发一只小铁碗，吃的是带沙子的小米饭，但他们觉得比参加什么盛大的宴会吃得都香。在欢迎他们的晚会上部队演出了用二人转曲调演唱的秧歌剧，王肯觉得亲切极了。

四 同戏剧创作开始结缘

王肯到解放区以后，先由东北局分到东北军政大学，不久就到乡下参加土改，搞“砍(大树)挖 (穷根)运动”。这段生活使他密切地接触了农民。土改后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改造二流子。延安时期民众剧团马健翎的 《大家喜欢》就是写改造二流子的故事。现在新解放区同样遇到这个任务。王肯曾住在一个二流子家，对这种农民的思想性格、生活细节有深入的了解。当时学校要搞文艺会演，王肯根据真人真事和常城等几位同学讨论，由他执笔，用7天的时间写成了大型秧歌剧《二流子转变》，这是王肯第一个戏剧作品。当时他还不明白什么戏剧规律技巧等等，但他自小爱看戏曲，对这种艺术形式不陌生，现在又熟悉了群众生活和他们的语言，因此剧本中翻身农民和二流子的形象写得都很生动。剧本反映了土地改革以后农村热气腾腾的新气象，广大农民不但积极搞好自己的生产，而且以高度的责任感改造落后的阶级弟兄。这个戏的喜剧性很强，富有生活情趣，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剧本后来发表在吉林文协编的 《文艺月报》创刊号上。
1947年底，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王肯又转到佳木斯东北大学。东大是延安来的干部负责办的学校，校长张如新，教务长吴伯箫、公木。学生们仍然是一面上课，一面经常下乡搞调查研究。王肯曾到桦川县李廷芳屯去搞土改的“纠偏”，组织互助组。他住在一户最穷的农民家里，对农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东大，他继续修改了《二流子转变》，经常演出。又配合反霸斗争，创作了反映蒋管区生活的歌剧《井》。王肯自己作曲 (用二人转曲调)，演出很多场。
1948年底长春解放，王肯和其他几个同学被派去接收长春各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肯在东北大学 (后改为东北师范大学) 当教育干事，后又到音乐系当助理员兼助教，教民间文学和文艺理论课，同时担任团总支书记。
王肯教课不愿用现成的讲义，他总是通过对丰富生动的创作实践的研究，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因此，它走的是创作研究两结合的路。他在教学和与群众一起生活的过程中，特别感到二人转和东北群众关系之密切，所以从1950年起，他就一边教课，一边重点进行二人转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五 二人转艺人的知心朋友

没有到过东北的人，没有和东北群众一起看过二人转，就很难理解二人转和东北农民群众那种密切的关系。现在电影、电视在农村已很普及，评剧团、京剧团也常下乡，但它们都代替不了二人转。在吉林、黑龙江的农民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话：“大米饭，正痛片，二人转，是我们离不开的三件宝。”东北农民今天也吃大米了，正痛片是他们医治头痛脑热的常备药，在他们心目中，二人转也是这种经常离不开的必需品。
二人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呢?简单地说，就是因为它和农民“不隔语，不隔音，最要紧的是不隔心。”二人转艺人都是农民出身，他们最了解农民的生活疾苦、思想感情和美学情趣，所以他们唱出的故事能说到农民的心里，引起农民的共鸣。他们在演出实践中不断磨炼自己的艺术，形成了群众喜爱的各种艺术流派。
二人转在农村演出时，台上台下经常融为一体。比如传统曲目 《双锁山》，“下装” (丑角)扮杨宗保跪在地上，“上装” (旦角)就要唱一支小曲，唱了一支下装还不起来，就要再唱。这些穿插和剧情并不紧密，但农民喜观听这些小曲，而且这也是对演员“本事”的考验，有所谓“学会《双锁山》，小曲会一千”的说法。当小曲唱得差不多了，下装也跪累了，就要起来;观众就喊：“别起来，再让她唱!”下装叫苦说：“跪半天了，腿疼着呢，不信你来试试!”下边就上去两个小伙子摁住他不让起来。丑角还要挣扎着起来，台下一个老头就对一个青年说：“二小子，你去替他跪着!”——二人转就是这样的一种艺术。
由于旧社会小农经济，会各种技艺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饭碗，绝招都不轻易传人。二人转艺人也有 “宁舍一晌地，不舍一个艺”的信条。另一方面，二人转这种土生土长的艺术也是很多知识分子所看不起的，二人转艺人被看成和叫花子 (乞丐) 一样的下等人。
但是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注重向民间文艺学习; 五四以后则有更多的人采风，搜集民间故事;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更把向民间文艺学习提到了转变思想感情和改造世界观的高度。鲁艺和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都曾请民间艺人做教师，帮助知识分子排戏。王肯继承了这个优秀的传统。生活和创作的实践，使他越来越感到，二人转这种艺术虽然粗犷质朴，然而却有很高的美学价值，许多艺人都有精深的艺术见解。因此他不是做出 “放下架子”的姿态，而是诚心诚意地拜艺人为师。
从1950年开始，每逢节假日和不教课的时间，王肯就背上小包，跟上二人转艺人看他们的演出。假期短，就在离学校近的地方看，寒暑假时间长，他就往远处跑。几年时间，他走访了东北三省几乎所有有名的二人转艺人。有不少有名的二人转艺人和他成了知心朋友。
有一位艺人叫程喜发，走南闯北，辽、吉、黑三省都去过。见闻广，“肚囊大”——会一百多个段子。他了解观众，尊重观众，并注意向别人学习，因此很受群众欢迎。有一段时间，王肯天天看他的演出，并请他谈艺术生涯和经验。后来王肯把他的回忆录整理出版(《二人转史料》第一集)。当时东北师大有民间音乐课，经王肯提议，把程喜发请到师大教课，这是二人转艺人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坛。
还有一位艺人叫王云鹏(王双红)，被人们称为吉林省的梅兰芳。在榆树、舒兰一带尤享盛名。他是唱旦的，扮相俊美，梳上发髻扮演女性活灵活现。据说有一次他的师兄赌钱输了，就把他装扮成女人卖了出去。他的“手玉子”(二人转艺人拿在手里打的乐器)打得特别好。王肯也用了很长时间向他学习，把他请到家里，后来又把他请到戏校当教师。王云鹏觉得没有什么报答王肯的，把多年来珍藏的用毛边纸抄写的半本“穷人论”送给王肯。“穷人论”据说是艺人的“家谱”，由师爷、师父一辈辈传下来，因此特别珍贵。王云鹏对王肯说：“咱爷俩好了一回，把这个送你吧!”
有一位现在还健在的艺人栾继承(艺名筱兰芝)，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他们团演出，观众买票时都要问清有没有兰芝的。如果没有，扭头就走。筱兰芝的天赋条件并不特别好，嗓子有些哑，但他懂得扬长避短，讲究艺术的辩证法。1953年在丹东市举行歌舞调演，请他去参加演出。兰芝一看歌舞团的姑娘们长得水灵灵的，嗓子象金钟似的，自己唱不过她们，就先表演了一场“三场舞”。这是二人转的舞蹈组合，“头场看手”——是二人转的手的艺术;“二场看扭”——显示演员身体各部位动作的美; “三场看走”——主要看演员圆场的功夫。他身段好，舞蹈又是拿手戏，很受大家欢迎。因此“三场舞”表演完，再演唱时，大家早已不再注意他的嗓音哑不哑，而是认真欣赏他的艺术了。
王肯曾经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跟他的团看他的演出，平常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简直成了他们团的成员。有空就请兰芝谈，记录他的艺诀。

六 “向科学进军”积极分子

王肯所以能在吉剧创作上取得优异成绩，除了有深厚的民间文艺的根基外，还因为他有坚实的古典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基础。
1954年在北京大学的进修，对王肯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一段生活。《文艺学引论》课使王肯原来学的理论更系统化了。他也喜欢听的是俄罗斯文学史，一个一个作家讲，生动具体，翻译得也好，使他对这门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除听课外，王肯大部分时间泡在图书馆里。如果说前一段主要是向生活、向艺人学习，那么这一段则主要是向书本学习。北大图书馆藏书丰富，这是王肯留连忘返的乐土。每天早晨他锻炼完身体之后，就带着纪录卡片和椅垫来到图书馆门口，等着占座位。9点多钟，再到北大后门的义和居饭馆去吃早点。
除了看书，他还看戏，特别喜欢看京戏。学校在西郊，看完戏回来，电车只通到西直门，然后他就和两三同学谈谈讲讲走回学校。夏末秋初，看天上繁星点点，听田野蛙声一片，别有一番情趣。冬天寒风吹面，或细雪飘飘，但他们却走得身上沁出汗珠，充满青春的活力。
北大每星期六举办的音乐欣赏会，清华大学的名曲演奏会，王肯也喜欢参加。他还常常给报刊写文章，参加关于二人转的起源和音乐问题的争论。有时为了写文章，就请两天假，躲到一个要好的同学家里。但他的学习成绩却一直是优秀的。这一年北大校庆，同学们评他为“向科学进军”的积极分子。当时北大的团委书记胡启立同志给他们发了奖。

七 长白山修路的 “跃进手”

党的培养，人民群众的哺育，使王肯很快地进步，显露出多方面的才华。他不仅搜集整理二人转资料，研究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民间文艺，而且写诗，写歌词，创作剧本。他创作的歌词《高高的兴安岭》、《草原到北京》、《白嘎拉山》到处传唱，并多次评奖。1956年他去鄂伦春族地区调查，创作了诗歌、诗剧集《呼玛河小曲集》。他与别人合写的评剧 《女教师》也在会演中获奖。
然而上帝没有把他造成完人。众人瞩目之下的王肯也暴露出一些缺点和弱点。他聪明，然而有些自负，有人说他狂傲; 他纯正直率，然而常常不讲方式，净给人提意见;他观察问题敏锐，有时又难免偏激，在1957年的大风浪中，他被卷了进去。
王肯被打为右派后，他连夜把搜集的二人转资料整理成套，含泪对爱人说：“我走之后，领导上如果来要这些资料，你就给他们。这都是花公家的钱出去搜集的，这些资料不属于我个人，是公家的。”
不久，他就被安排到临江县长白山里去修路。王肯心里自有许多苦痛，但是苍莽的长白山林区，又使他心胸感到开阔。他真心真意地要改造自己，全身心都投入到劳动中去。他不怕苦，不怕累，还热心钻研修路技术。他每天背上雷管到山上去钻眼，放炮，用绳子捆住身子，到半山上去清理碎石。他受到大家的表扬，劳动小结的时候被评为“跃进手”。
山区的群众质朴、厚道，他们虽然知道王肯是来劳动改造的，但看到他豁上命干活，就同情和喜欢他，对他并无戒心。王肯还利用业余时间，为群众演唱二人转，一些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真是二人转艺人了。
山村偏僻，但它是美丽的。除了烂漫的山花，还有各种彩色的蝴蝶。王肯常常中午不睡觉，到山坡去捉蝴蝶。他把各种蝴蝶标本分门别类地攒起来。由蝴蝶，他想起各种美丽的传说故事，向往着如何美化这个蝴蝶沟。王肯后来说： 一个人在任何时候，爱美之心不能泯灭。
劳动是艰苦的，为了赶工期，有时一天只休息四个小时，有一次一个多月没有脱衣服，后来打开裹腿一看，腿上整整掉了一层皮。但是平坦坚实的公路在自己的面前出现了. 伸展开了! 这个地方的道路从来是泥泞的，人们舍不得给孩子穿好鞋，公路峻工的那一天，村里的孩子们全穿上了妈妈特意为他们做的新鞋，到公路上去唱呀，跳呀! 看到这种情景，王肯的眼泪刷刷地落了下来，自己的劳动换来了群众的幸福和欢乐，那苦那累不也是甜的吗?

八 在创建吉剧的日子里

1959年，吉林省委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丰富创造东北戏曲剧种的指示，决定在二人转的基础上创建吉剧。集中了一批同志进行创作研究。第一个戏是根据二人转传统曲目 《兰桥会》改编的《兰河怨》。搞了一段时间，感到编剧方面力量需要加强，省委负责同志决定调王肯去参加吉剧创作。
王肯来到新剧种创编小组，对领导说：“我劳动了二年，业务扔下了，让我先整理一下二人转材料，研究一下其他剧种的经验吧!”领导同意后，王肯就用几个月的时间，日以继夜地整理二人转资料并学习、研究戏曲史和其他剧种的经验。
后来为了了解吉剧的基础——二人转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关于吉剧唱腔基调“文嗨嗨”、“武嗨嗨”、“穷生调”和“红柳子”等调的来源，王肯又和其他同志一起到唐山、北京、天津等地调查“连花落”和 “什不闲”，访问了许多老艺人。
在学习研究过程中，王肯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戏曲剧种都是和当地群众紧密结合的，与本地群众隔心的戏曲，也拨动不了外地群众的心弦。因此搞新剧种一定不能脱离二人转的基础。但是二人转本身还不是完整的戏曲形式，从二人转到吉剧如同从蝌蚪到青蛙，要有一个质的发展，因此要向其他兄弟剧种学习，既学习各剧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又要学习文艺的具体经验，表演技巧和艺术手段。吉林省委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不离基地，采撷众华，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吉剧发展十六字方针。这里面也包括了王肯的实践经验在内，后来王肯又自觉地用这个方针指导自己的创作。
王肯参加编创组的时候，《兰河怨》 已演出，群众反映不错，但专家们认为缺少剧种特点。《桃李梅》有了初稿，也还比较粗糙。这时省委提出要通过搞小戏、折子戏锤炼剧种，指示王肯在提高剧本的文学性上下功夫，克服粗俗、粗陋的毛病。王肯根据省委的指示，在这个阶段改编创作了 《搬窑》、《包公赔情》、《燕青卖线》三个小戏。
《搬窑》是根据河南曲剧本改编的，唱词是重新写的，故事是王宝钏的父亲王允听说薛平贵从西凉发来大兵，于是到寒窑去搬女儿回来解围。宝钏了解了真相，严辞加以拒绝。王肯说他喜欢有情的戏，他写这个戏是动了情的。剧本细腻地揭示了这种特殊的“父女之情”，歌颂了宝钏的坚贞气节，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唱词写得通俗而有文彩，达到了领导上提出的“雅俗共赏”的要求。
传统曲目 《包公赔情》是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戏虽然唱的是历史故事，但是有浓郁的东北生活气息，运用了东北群众喜闻乐见的唱、说(说口)、扮、舞等表现手段，包公和嫂嫂这两个人物深深拨动了东北观众的心弦。他根据新的历史观点，剔除了传统本封建迷信的糟粕，对人物思想性格做了新的挖掘。包公铡侄的原因，传统本写的是因为包勉胡说包公秋后要谋反，包公一怒铡了他。吉剧本改为包公去陈州放粮的路上，百姓拦轿告状，告包勉贪脏枉法，吞没灾粮，逼伤人命。包公秉公铡了包勉，但是包勉是嫂嫂的独子，嫂嫂又是从小抚养包公、与他情同母子的人，因此他铡了包勉要回来向嫂嫂赔情。剧本对于包嫂从怒责包公到“难收这疼儿的心”，到最后被包公的爱国爱民之情所感动，反而向包公赔情，感情的变化写得真实细腻，使这出戏更加具有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1978年，该剧进京演出，引起戏剧界和首都观众的强烈反响。吴祖光、冯其庸等同志分别以 《座中泣下谁最多》和《含泪看〈赔情〉》为题，写文章称赞。李健吾在文章里表示与作者相见恨晚，连道失敬。
人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包公形象常常以铁面无私为其特点，但是《赔情》里的包公却是“铁面无私也有情”。其他剧种也有写这个故事的剧目，吉剧《包公赔情》与其他剧种的剧目都不同。不仅包公的形象不同于其他剧种，包嫂王凤英的形象也不同于其他剧种。她用介于青衣、老旦之间的行当来演，这是继承了二人转的传统，按照东北农村大嫂的形象来演出的，东北群众心目中包嫂是这样的形象，因此她受到群众的喜爱。
关于这个戏的艺术力量，王朝闻作过一个有趣的对比。他说：“据说观众看了以包公为主角的传统戏——不记得是指《秦香莲》还是《铡美案》，反正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反应，有人当场叫起口号来：干部应当向包公学习。我看吉剧《包公赔情》，虽然看得出观众的感动、却没有人叫这样的口号。也许观众在心里而不在口头，不只觉得包公有值得学习之处，包公的嫂嫂也有值得学习之处，不过顾不上发表感想，只顾欣赏那些动人的表演。”
《包公赔情》是1960年秋首次演出的。这一年王肯还创作了现代戏《雨夜送粮》，写二嫂给抗联送粮食的途中遇到特务、舍去自己的儿子保护粮食的故事。人们常常认为这种博大的感情不好写，容易概念化，甚至不真实。王肯对于处在这种特殊境遇下的母子二人有深刻的理解，因此写得动人心弦，步步催人下泪。
1961年继续搞小戏，王肯选了二人转传统曲目《燕青卖线》进行改编。他考虑到以前创作改编的戏悲剧较多，这一次选一个喜剧，丰富吉剧的色彩。他重新调整了剧中人物的关系，突出了梁山英雄的正义和任秀英有志于“绣江山”的豪情，去掉了二人转中燕青与任秀英调情等比较庸俗的情节，增加了丫环春莺与小姐逗趣、时迁与燕青打赌等情节，提高了格调而又富有情趣，因此这个小戏也受到观众的喜爱。
王肯搞这些戏还考虑到剧种的建设，是把吉剧搞成一个只有小生、小旦、小丑的三小戏，还是搞成一个行当齐全的大剧种。这问题当时尚在讨论和探索之中，通过《包公赔情》和《搬窑》，为吉剧丰富了老生、老丑、黑头还有介于青衣、老旦之间的包嫂这样的行当;《燕青卖线》一个戏又一下子解决了武旦、花旦、武丑、武生四个行当，就使吉剧走上了大剧种的道路。
开始王肯的作品都不署名，后来“文艺八条”规定，作品都要署名，王肯因为自己是右派，怕给吉剧“抹黑”，不愿署自己的名字。剧团的支部书记说，“那就给你另取一个名字，叫王近朱吧。”
说来也巧，吉林省有一批研究二人转的专家，大多数姓王，因此人们又玩笑地称他们为“王家大院”。在列举“王家大院”的成员时，还有人把王肯、王近朱当成了两个人。

十 乡亲们叫他“老肯”

1963年以后，领导提出吉剧要过现代戏关。王肯又和几位搞创作的同志到吉林省农业先进县榆树县的弓棚公社等地深入生活，每一次都要住半年左右，有三、四年的时间，基本上在农村。在农村，王肯如鱼得水，他和社员们一起抡镐、收割、打场、值夜班。农民们喜欢泥里水里能和他们打成一片的知识分子，王肯很快和他们结成朋友。社员问他叫什么名字，“我叫王肯。”社员们听了哈哈大笑： “人哪有叫那个名的!”他们把“肯”字和牲口“啃草”的“啃”字联系起来，人叫这个名字不是太滑稽吗?后来见王肯不是开玩笑，人又诚恳，就亲切地叫他老肯。
1969年，王肯又作为“文艺黑线人物”下放到梨树农场新鲜分场七队劳动。这次他只带了一个钻笔头，心想再也不搞创作了。他准备长期在那里安家，一个心眼想把七队建设好。但是王肯天生有一种创造的欲望，写剧本的时候，他感到创造的愉快，从事农业劳动，他也看成是一种愉快的创造。因此他把“四人帮”的迫害和污辱置之度外。过去他在旱田干过活，七队却是水田，这把王肯乐坏了，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去探索水稻生长和管理的奥妙。他还买了一些有关水稻的书，钻研种水稻的各种技术。如同高晓声所说的“心死”，王肯说这一段他真正“沉”下去了，把农场当成了自己的家。他很快就成为种庄稼的好把式了。

十一 心血当墨嫌不浓

多年来，王肯一方面把个人的褒贬荣辱置之度外，默默无闻地写下了大量的作品，另一方面，他“位卑未敢忘忧国”，时刻考虑到戏剧事业的大局，每写一个剧本都与吉剧的剧种建设联系起来。“文革”后，他担任了吉剧团的团长，吉林省地方戏曲研究室主任，更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艺术事业之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发表，使王肯激动得夜不能寐，他写道： “挥笔歌颂新时代，心血当墨嫌不浓。”这是他的决心，也是他的真实写照。这几年他连续创作了 《包公赶驴》、《丁谓住店》、《孙猴上任》、《三放参姑娘》、《三请樊梨花》(与别人合作改编)、《买菜卖菜》、《春分头一天》、《傻爸爸》等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的吉剧剧目和二人转曲目。
《包公赶驴》是根据元杂剧《陈州粜米》第三折的情节创作的。戏里的包公与 《赔情》 中的包公又不同。他是朝廷的重臣，又化妆成村夫野佬。他在进行一项严肃的案件调查，处境又颇危险，但他时时诙谐，故意弄一点玄虚，所以说他“铁面无私也有趣”。这个戏具有浓郁的喜剧风格，从人物性格到语言、表演都丰富了吉剧的剧种特色。剧本获文化部、中国剧协1980—1981年优秀剧本奖。
《三放参姑娘》是王肯根据东北满族的民间传说创作的一个小戏。写一个憨厚善良的挖参的小伙子那瓜，虽然家贫如洗，却三次放走了价值千金的扇子参。扇子参终于结束了修炼千年，变成了人形，对那瓜产生了爱情。作家把二人转的 “三场舞”十分自然地运用到戏里，参姑娘的三次出场用了不同的舞蹈动作，从而生动地塑造了这个活泼、深情而又有些仙气的少女形象。
王肯对待生活和创作的态度都是十分严肃的。有些题材他本来想写，但几经构思，终未动笔，有的是觉得自己生活积累还不够，比如他曾到几个林场去生活，许多感人的事迹和人物在他的脑子里活动，但他觉得毕竟体验不深，写不出“松树油子味”，因此没有写; 另一种情况是觉得自己的构思还超不过传统剧目的水平。比如近年来对儿女不养爹娘的现象激起不少同志的义愤，王肯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生活素材，想反映这方面的生活。他想写一个好媳妇，劝她的爱人要对老人好一些，但是想不出比二人转《刘云打母》 中摔子劝夫更巧的情节。他也听到哥几个按月轮流抚养老人的故事，儿子们多一天也不管，逼得老人无处容身。但一想传统剧目 《墙头记》把老爹放在墙头上，墙左墙右两个儿子都不许他下墙，这比在街上流浪给人的印象更深。他找不到一个细节来胜过这个墙头，于是就没有动笔。
有的剧作家说自己不学文艺理论，以此证明他的天才和灵感。王肯反对认真学习理论，并不断总结自己的和别人的创作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认真读书，在生活中也是有心人，读青年的作品，看戏曲和二人转的演出，成功和不足之处，他都随时记下来，加以分析比较，用以充实、发展或纠正自己的认识。1979年以来，他写的 《写戏全凭一腔血——吉剧 〈包公赔情〉 改编札记》、《真情、妙趣、险笔——吉剧 〈包公赶驴〉 的改编》、《谈二人转的语言、构思和刻划人物》、《从二人转到吉剧》、《戏曲编剧技巧琐谈》、《学戏日记》等，都生动、亲切，充满了艺术的辩证法。他认为“功夫在戏外”，强调剧作家必须在深入生活、认识生活上下苦功夫。他一贯重视民间文艺，强调“这口奶断不得”。他非常重视地方特色，他说：“这种特色，不是抹上的一层色，而是泡透了的色。二人转艺人和一些有成就的二人转作家，正因为他们吃透了东北人物性格、风土人情以及欣赏习惯，才写出和唱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除了自己写作之外，王肯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参加吉剧、二人转学术会议，介绍创作经验，辅导青年作者，培养青年演员。确如王肯的战友、二人转专家王兆一所说：“吉剧的剧目都灌注了他的心血; 吉剧每前进一步，都有他的辛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