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蔡孑民先生的最后遗言》

二十五年前的一月十一日，我曾在蔡先生家在他生前最后一个寿辰，举酒称觞。在他于那年三月三日病倒之日起，至三月五日逝世之时止，我都随侍在他身边。在他最后安葬于香港仔坟场时，我曾看着在他墓上封上最后一撮水泥。在过去十余年来，最初我在上海入学，后来家从苏州搬到上海，和他接近的机会一直很多。

抗战军兴自沪赴港

二十六年八月，抗战军兴，国府撤迁汉口，蔡先生于十一月间由五家叔和丁西林先生陪同先从上海去到香港，准备转赴内地，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但因在二十四年冬和二十六年春刚生过两场大病，因此预定在港稍事休养，再行就道。二十七年二月，姑母率同三位小表弟妹也到了香港。四月，我为当时自己经营的一点小规模出版事业，与“宇宙风”社同仁搭伴，从上海南下，乘轮抵港，再从香港去到广州。六月，广州局势渐形吃紧，又回到香港，刚好胡文虎在港筹创《星岛日报》，有意延揽上海南下的文化人，一位老友未经事前征求我的意思，已把我的名字一同开了送去。我便就此留在香港，因此又有机会，常与蔡先生接近。

隶居市廛化名掩护

蔡先生在港，因为原定计划，只作过路性质;并且香港地位特殊，环境复杂，因此对外都用“周子余”的名字，外间知道的人很少。加之在港亲友，本就不多，在他留港期间，就像做了市廛中的隐士，在他柯士甸道家里，始终保持着门可罗雀的情形。
为了聊解寂寞，姑母便常邀我去到他们家里，与蔡先生随便聊天。因为我是晚辈，他可不必感到拘束，对于蔡先生病后需要休养的生活，不致增加他精神上的负担。同时，因为他虽在几近隐居的生活之中，但他一直都很关心世局，而我在报馆工作，多少可以多一点和他谈话的资料。
蔡先生平日生活，除了读书阅报之外，绝无其他消遣。过去在上海时，偶然遇到空闲，还可携同家人，去兆丰花园或是郊区小游，松散一下精神。但在香港，怕受人注意，因此很少跨出大门。香港住宅，又很逼窄，三四个房间，便成为他日常活动的小天地，生活的枯燥，是可以想像到的。

绍酒助兴半斤为度

蔡先生平生只有一个嗜好一其实也只是生长绍兴的人通常有的一种习惯——通常每日午晚两餐，总先喝一点酒。过去在比较经常往来的亲友中，能够喝酒的人不多，我算还能陪喝一点，因此在他家里吃饭，我常成为唯一和他对酌的人。在二十四年未经大病以前，虽然他一向自知约束，饮而不谋其醉，通常以绍酒一斤为度，但他爱喝多少，究亦并不受人限制。自大病之后，使他最感不便的，也许便是这个喝酒问题。由于医师的劝告，每餐喝酒，最初规定以绍酒四两为限，后来增加到半斤。(在香港时，购买绍酒，比较不易，大半时候改喝白兰地，每餐以一小杯为度。)一直到二十九年最后一次得病之前，几乎都保持着这个定量。这个“配额”，以蔡先生的豪量，只能算是聊以解渴而已。
凡是能喝酒的人，喜欢一个独酌的，究属不多。饮酒而没有同好为伴，似乎也是一件很乏味的事。在这方面，我到蔡先生家去，便成了最受欢迎的人物。因为在进餐时候，我不但可以陪他对酌，而且他也可以有了藉口，比之平日多喝些酒。在这样的时候，他总要跟我姑母商量，“今天新侄在这里，我就稍为多喝一点，陪陪新侄吧。”
为了想到老人的寂寞，因此只要我有时间，我总常到姑母家去探望他们。在香港这段时期，我便成了他们家的常客。
不过我因在报馆工作，平日总要到中午十二时左右才起身，因此，除非特别有事相邀，我是很少上午到他们家里去的。三月三日，很凑巧的，我竟例外的在上午到他们家里。

语堂先生翩然抵港

前一天晚上，十一时许，我接到“宇宙风”社林憾庐翁电话，通知我说，林语堂先生就在次晨可以抵港。不过，语堂先生那些年在美国，很写了一些文章，发表了一些谈话演说，对日本军队在华暴行，口诛笔伐，着实的发挥了一番宣传作用。在语堂先生这次回国消息传出后，外国通讯社便曾几次发出报导，据称日本业已提出悬赏，要取他的头颅。因此憾翁告诉我说，语堂先生此次行踪，很属秘密，嘱我切勿再另告其他友好，更不可在报纸上发表消息。
语堂先生自于民国二十四年间携眷赴美，致力写作，那次尚属初次回国。由于对祖国抗战的热情，爱国不愿后人，预定此次先行回国一行，看看大后方的情形，再决定举家返回祖国，投入抗战洪炉。(这次他在重庆小住后，即又返美，于是年秋季实行预定计划，举家要返祖国。不幸所携书籍行李八十余件，运抵安南海防，待机装运重庆时，大半被窃失散。他到重庆后，复又猛遭抨击，使他情绪深受打击，未留多时，即又赴美。)
我既知道他即到港，便在三日起了个早，赶到九龙码头去接船。在码头上接船的除憾翁和他的令郎翊重兄外，只有很少几位至亲好友获有消息赶去。语堂先生夫妇下轮后，即由大家陪着一同去到半岛酒店预先定好的套房安顿。我因他们长途旅行到此，势必需要休息，稍坐即退。看看时间，还不过十点半钟左右，想到今天起身很早，虽然睡眠不够，但既到了九龙，柯士甸道又近在咫尺，便决定到姑母家一转，如果可能，稍坐一会儿，即回宿舍休息。

突闻蔡先生“病了”

到了姑母家里，小表弟妹们看到是我来到，抢着在大门口告诉我说，“爹今天病了。”姑母看到我去，也很高兴，她说她正打算吃过中饭打电话去找我(因为知道我上午需要睡觉)，不想我竟自己来了。
她告诉我说，这天早晨，蔡先生起身后到浴室去时，在浴室门边，忽然感到一阵头晕，摔倒在地上。她和一个女佣把他扶回床上，试着体温，便觉有点发热。蔡先生自二十六年春在南京时，因学生请愿，逃避军警追逐，把他当作人质，挟持跑行了一长段路程，足部扭伤，害了一场大病。后来病虽痊愈，足伤却始终并未复原，不良于行，一直尚在继续治疗之中。但这次病倒，似乎还是到港后的第一次。
在香港生病，要找医生，是件大事，很不简单。姑母家平日如果有人有何病痛，总是找到商务印书馆的一位特约医师朱医生去求诊。这天早晨，他们已请朱医生来家看过，但尚未找出病源。
我到蔡先生卧室去看他，他正躺在床上，睡得很安静。不过，蔡先生既然有病，能够多有一个人照料，自然更加好些。于是我便打消原来计划，并未急于赶回宿舍，直到吃过晚饭，才回报馆上班。当时蔡先生的情况，显然并无特殊异状足以引人担忧。
不过，第二天，我还是一吃过中饭，便赶着渡海，到姑母家去。
据姑母告诉我，蔡先生一晚并未睡好，上午朱医生来过，认为蔡先生的病，可能是胃溃疡，因为家里人手不多，照料不便，因此建议送到养和医院去诊治。

由落华生转荐名医

这天刚好是星期天，蔡先生的胞侄太冲表兄也来了。但因为是星期天，医院方面负责人不易找到，朱医生直到四点多钟才把病房接洽好，赶到蔡先生家。再过一个多钟点，医院的救护车才开到。这时王云五先生也得到消息，赶来探视，便一同随车，同赴医院。
到了养和医院，朱医师因蔡先生所患可能是急性胃溃疡，蔡先生年事已高，如出血过多，势将不易治疗，认为最好是能施以输血。不过，在那时候，输血尚属一种新的医术，养和医院犹无此种设备，在香港也只有港大医学院一位英籍教授寇克博士能施此术。寇克博士在香港大学执教，是一位肠胃病专家，但并不悬壶执业，当时便找到在港大担任中文系主任的许地山(落华生)先生，请他介绍，征得寇克博士同意，答应为蔡先生诊治，并施手术。这个问题，方告解决。

大家都要为他输血

血的问题比较简单，我和姑母、太冲哥都愿供献出来。但姑母因年岁已大，恐怕身子吃不消，而且她还需要主持蔡先生的医疗事情，经大家劝止了她。我和太冲哥还年富力壮，自无问题。但因各人的血型，不一定都能适用，于是另外又加上当时得讯赶来探病，自愿投效的陈彬苏。
由于输血设备都在香港大学，寇克博士便亲自驾驶一辆小汽车，在灯影黯淡，夜色茫茫的山道上，把我们三人，一路开到香港大学去。蔡先生也由救护车从养和医院送到香港大学。
一路上，寇克一面开车，一面和我们随便闲谈。他告诉我们说，他年轻时曾在北平听过蔡先生的演说，知道他是一位伟大人物，不想现在会有机会为他输血，他觉得很光荣。同时，据他告诉我们，由于蔡先生年事已高，输血太多，恐怕反应过烈，他的身子受不住。因此，他决定第一次先输五百CC，看反应情形，再决定是否继续输血。
到了香港大学，寇克博士先给我们四人检定血型。蔡先生是B型，太冲哥也是B型，我是O型，陈彬和是A型。B型和B型同属一型，自然适用，O型和B型，虽然并不同型，但也同样可以适用。只有A型和B型，便根本不能配合。我和太冲哥的血型，虽然同样都可适用，但太冲哥与蔡先生具有血缘关系，自然更好，因此便决定由太冲哥输出血来。
寇克博士在另一手术室里，先从太冲哥臂上，抽取五百CC的血，然后再到蔡先生的手术室里为他输血。
我和许地山先生，陈彬和都在手术台旁看着，蔡先生原已陷入昏迷状态。玻璃管中的血，一滴一滴的缓缓注入他的手臂后，显然便渐渐呈现了转机。他的手足开始缓缓活动，有时两片嘴唇，微微翕动，就像要开口说话。寇克博士认为，这种反应情形，非常良好，令人兴奋。大家都感觉松了口气。
输血手术完毕，回到医院，已是午夜以后。这天晚上，太冲哥因输出血后，需要休养，便由我和姑母一同留在病房陪夜。我因连日以来，姑母衣不解带，随侍病人，情绪紧张，如果再要病倒，更将增添困难，而且她年逾半百，平日身体，本非康健，因此请她略为休息，由我单独守在病榻旁边。
姑母因见蔡先生输血之后，反应良好，心头稍安，便也同意就在病室内的一张帆布靠椅上，略为打盹。由于两天未曾合眼，加之心绪稍宽，她便很快的睡熟了。

除去义齿发音不清

我站在病榻边，注意着蔡先生的情况。起先他睡得很平静，有时偶然手足活动一下，显得输进的血，已在他的身体之内，注入了生命的活力。有几次，他还张开了眼，显然已渐渐苏醒。我看他张开眼来，便告诉他说，我是新侄，姑母就在旁边，正在休息;他的病就会好的，请他安心静养。他似乎完全听清我的说话，用他平日和蔼的口吻，应了一声“好”。说着便又安静的睡熟了。
过不很久，他似乎又醒了转来，手足又渐渐活动起来，嘴唇也不停翕动，开始说话。我想这可能是他在病中呓语，怕他伤神，继续劝他安心养息。
这时约在凌晨二时以后，半山之上，一片沉寂，整个医院大楼，没有一点声息。蔡先生还是连续不断的在说话，但因他在二日晚上就寝时，把全部假牙除下后，即未再行套上，因此口齿漏风，虽然在此寂静之中，他的说话，我竟很难辨得清楚。
我继续劝他安静入睡，最初他间或很平静地应声说“好”，但仍继续不断连续说下去，就像正在发表一篇演说。他虽闭着两眼，但从他面部神情表现，显得他的态度，极为认真，有时甚至带点激昂的语调，使我不得不仔细听去。
但从漏风的口中，我却只能断续的辨别出少数几个单字，无法连贯成为整个一句。不过，大概的印象，他所谈的是有时事的问题。看到他那种严肃端庄的表情，正像有意说出一些急于需要说出的说话，我便全神贯注的倾听下去。
他的字句渐渐加快，声音渐渐急促，使我益加更难听得清楚。我不得不再请他安静休养，有时更不得不照实告诉他说，“不很听得清楚。”在这样时候，我便会听他忿忿的说，“真是要命!”显然他是能听清我的说话的。
他的声息，渐渐低沉，最后便进入沉睡——或者是昏迷状态。

深夜请医未得结果

约至四点多钟，蔡先生在睡眠状态中重又活动起来。嘴唇虽然翕动，但已不是吐出字句，只是像因胸腔被物压住，正在挣扎着嘘出气来。普通人在白天劳顿过度，晚上睡觉，有时也会有此情形。最初嘘气还很平静，但渐渐愈显得费力。我怕这情形也许并不太好，不得不把姑母唤醒，姑母也没法确定这究竟是否是输血后反应的正常现象。两人商量结果，为了慎重起见，决定把护士找来，请她设法通知养和医院院长李树芬，请他赶来一视。但护士打了几次电话，都因李医师正在睡觉，没法请到。
我看蔡先生嘘气情形，愈来愈不像是正常。我虽毫无医学知识，但直觉地感到这不会是好的现象，心里很感焦急，便向护士问明李医师的电话号码，再去亲自一试。
我在电话中把蔡先生的情形，约略的告诉了李医师，请他赶来作一诊视。但李医师坚持必须等到天明起身后才能出来。我再三苦苦地恳求他，但毫无效果。
回到病房，蔡先生仍在继续嘘气。李树芬医师既然无法请到，我和姑母商量结果，便只有决定再设法去请港大医学院的寇克博士。但我们并未留有与寇克博士连络的方法。不过，王云五先生昨晚深夜回家时，临行曾吩咐过我，如果有事，尽管随时打电话去找他。这时虽然天还漆黑，时计尚未打过五下，但也不得不请得姑母同意，打了一个电话到王老先生府上，把他从睡眠中请起。我把蔡先生的情形，以及请李树芬医师没法请到的事，告诉了他，请他是否可把寇克博士再请来诊视一次。我并告诉他说，如果再需要输血的话，我的血就可应用，因为昨晚已经检定过，我的血型是可以适用的。

王云老有电话来了

不过，王云五先生怕因我输出血后，便又需要躺下休养，使姑母少一个可以帮忙的人，因此答应由他负责另外找寻输血的人。于是他一面与寇克博士连络，一面通知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征求捐血的人。
挂断电话，回到病房，蔡先生的情形还和刚才差不很多。他口中还在继续嘘气，不过显已更加微弱。我把与王云五先生的通话情形告诉了姑母，她虽感到一点安慰，但不免仍焦急不住问我，是否还有希望。蔡先生过去两次在上海病重时，我都曾帮过陪夜，虽然也曾看到他在高烧中迷糊地喃喃而语，但却从未见过他口中嘘气的情形。我在心中虽很担忧这次希望恐怕已经不多，但还只能安慰姑母说，只要再输一次血，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六时左右，王云五先生打电话来，寇克博士已连络上了，只待把输血手术设备准备妥当，即可赶来医院。至于捐血的人，则因时间太早，尚须分头去约。

一代哲人溘然长逝

这时虽已天色渐明，但清晨的太阳，并未驱走我们在黑夜中滋长起来的焦虑的心。蔡先生口中嘘气，已经极为微弱。李树芬医师和寇克博士虽然先后来到，但到七点时余，王云五先生带领商务印书馆同仁志愿输血者赶到，两位医师都认为虽然施以输血，也已没有希望了。李树芬医师因有出诊之约，先行离去，病房中便只剩下姑母，王云五先生，以及寇克博士和我，绝望无助地注视着静静地躺在病榻上的蔡先生，直到九时过后，看着他嘘出最后一口微弱的气息。一代哲人，从此溘然长逝。
我的情感，一向比较坚强，但看到哀伤欲绝的姑母，悲切地痛悼多年老伴的永别，想到蔡先生一生忠贞为国，在学术界的丰硕建树，道德文章，为青年后代树立表率，对整个民族留下了重大的影响力量，现在却已安息，一去不返，也不禁感到一阵凄怆，不知对姑母如何加以安慰才好。幸而稍后王云五夫人赶到，分担了我在这一方面的重任。

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王云五先生在哀伤之余，悄悄问我，蔡先生有无遗嘱，可能需要加以发表的。我找到一个适当机会，问过姑母，显然由于蔡先生自得病至逝世，过于为时匆促，生前并未有此安排。但我想到他在输血后从昏迷中苏醒的一段时候，吐出的许多说话，很可能便是一篇非常重要的遗言，可惜因他口中并未套上假牙，口齿漏风，我竟无法完全听清。不过，在我所能辨出的一些断续短句中，我很清楚地听到他曾几次吐出“科学救国”，“美育救国”一些字。这也许便可作为他的最后遗言了。
这天下午，我被邀以蔡先生家族代表身份，参加蔡先生生前友好学生在山光饭店举行的筹商治丧会议。在我到达山光饭店时，中央通讯社记者吴东正在等着找我访问谈话。除了关于蔡先生病逝的经过情形外，他也问到蔡先生临终有无遗言。我便把蔡先生这两句说话交托给中央社，转告国人。

(1966年)

周新，蔡元培夫人周峻之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