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回忆蔡元培先生》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深远巨大，它是我国现代史上不可磨灭的一件大事，而新文化则是在蔡元培先生出长北京大学后发生的。显然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蔡先生主持北大，贯彻他所提出的正确的办学主张分不开的。

大家多已知道蔡先生在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贯彻执行了他所提出的“兼容并包”的这一正确主张，使北大的风气为之一新，学术繁荣，人才辈出，影响及于全国。而要使这一主张得到贯彻，显然关键在于学校必须拥用一批有识之士，因为只有依靠他们，这一正确主张才得以体现和贯彻。蔡先生正是自到北大接任之前即开始不断留心罗致人才。如胡适之先生，蔡先生即将其自国外延聘来北大任教。又如陈独秀之到北大，也是蔡先生积极争取的结果。记得有一次我参加李大钊先生在瑞记饭庄举行的宴会，其时李大钊先生正在主持《晨钟报》(后改名《晨报》)，我也尚未入北大工作。此时适逢陈独秀为亚东图书馆募股事自上海来北京，于是也被邀到饭庄，被邀的还有汤尔和(当时任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校长)等。蔡先生正是由汤的口中得知陈独秀来北京，当即面邀陈来北京大学主持文科(文学院)工作，经访谈多次，乃谈妥。后来事实证明，陈、胡二位均不负蔡先生之厚望，在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或为开创新风气，倡导新思潮发挥作用最大的人。说到新派人物，除陈、胡二位，自然还有许多，如李守常(大钊)、顾孟余、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诸位。同时，蔡先生又在北大包容了许多从事旧学研究的学者，他们有的原在北大工作的，有的则是蔡先生主持北大后延聘来的，如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马夷初(叙伦)等。另外还有如我这样的，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学识浅陋而新旧学均说不上的人，也为蔡先生引入了北大。我之有此意想不到的际遇，就我个人来说，只不过是为解决自己人生问题上的烦闷，曾潜心钻研了一个冷门——佛学，于是受到蔡先生的注意，而从根本上说，我这个未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则是由于蔡先生倡导“兼容并包”的主张，并认真加以贯彻的结果。蔡先生曾说过：大学为“襄括大典，包罗众家”之学府。上述事实足以见出，蔡先生为实现这一理想是如何尽心竭力。

蔡先生在北大贯彻其“兼容并包”主张时，自然绝非一帆风顺，而是有重重阻力，不得不进行顽强的斗争的。章行严(士钊)就反对倡导白话文。还有着名的翻译家林琴南(纾)更在报纸上发表致蔡先生的公开信，指责倡导新思潮为“覆孔、孟”“铲伦常”。林琴南也攻击提倡白话文，不遗余力。他在信中说：“若尽发古书，引用土语为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面对这类无理指责，蔡先生不得不亲自在报上公开作答，申述自己的见解主张，并说明事实真相。关于倡导新思潮，蔡先生在致林琴南的公开信中写道：“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林琴南指责白话文不过是“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蔡先生回答说：“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内容一也”。并据林琴南将外国小说以文言文译出的事反驳说：“少仲马、迭更司、哈德等所着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难道说你林琴南的译文竟“高出于原本乎”?

关于我在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等，似也曾引起一些非议。有关印度哲学的着作，如美国的马克司·米勒，和日本的井上哲次郎等，只限于介绍印度公派哲学，我则在讲授中将佛家哲学同时加以讲解。在此种情况下，蔡先生也不得不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辞中解释道：“闻吾校延聘讲师，讲佛学相宗，则以为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过印度哲学之一支，借以资心理学、论理学之印证，而初与宗教无干，并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则也。”总而言之，蔡先生主持北大工作期间，在贯彻“兼容并包”的正确主张时，为排除种种阻力、克服重重困难是耗费了许多心血与精力的。

蔡先生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而又虚心好学。蔡先生自秀才、举人、进士，最后进入翰林院，在旧学方面已有极高的造诣。但他并不满足，又游学德国。这时他已年届四十。他在自己写的《传略》中曾经说到，在游学时，关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等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他还很注意美学和实验心理学，并从事过心理学实验研究。一九一二年蔡先生成为民国建立后第一任教育总长，但于辞职后又再度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课和从事研究，这种好学的精神和虚心的态度与先生提倡的“兼容并包”的主张是一致的。他既将这一主张推行于教育事业，又用之于自身，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榜样。

自古今中外历史来看，欲繁荣学术、发展文教事业，兼容并包实为不变之根本方针。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西欧文艺复兴时代，可为明证。蔡先生主持北大教育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也再次证明这一主张的正确。我想在蔡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重视先生倡导的这一主张，学习先生贯彻这一主张所取得的经验，并用之于当今四化中的学术文教工作，将是我们对先生的最好的纪念!

(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