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明(女作家,个人信息资料简介,人物评价)

一

 1933年8月。一个炎热、郁闷、令人窒息的下午。
 广州口岸，停泊着一艘待启航的货轮。紧张忙乱的例行检查过后，船缓缓驶出。不知什么时候，从舱底走出一对青年男女，略显不安的神情中，流露出掩盖不住幸福的喜悦。
 男的大约二十四五岁，老练洒脱;那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学生模样，身材娇小，一对明亮的大眼睛闪着倔强的光芒。
 他是作家欧阳山;她，就是草明。
 “九·一八”的炮声，把中学生草明从政治上混沌、苦闷状态中惊醒。她积极和同学们一起奔赴农村宣传抗日救国，但不久便被军阀陈济棠赶回了教室。这时，有位教师介绍她认识欧阳山，他当时已经写了十四本小说，正创办用广州话写给劳动人民看的小报——《广州文艺》。
 欧阳山看了草明的来稿很赞赏，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写法，鼓励她先多写短篇，还说人家莫泊桑就是先写了很多短篇，后来才写的长篇。她也参加了《广州文艺》的工作。他们一些人自编、自卖，十几期后为当局所禁，又马上把刊物更名《新地》继续发行。她常在小报上发表作品，描写缫丝女工的苦难生活和对命运的反抗。在欧阳山指导下，她写出了一部约五万字的中篇小说《缫丝女工失身记》，连同欧阳山反映流浪汉生活的小说《单眼虎》一起付印出版。为表示她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将“萌”字拆解为“草明”，作了笔名。
 她还在何干之组织的秘密读书会里学习社会科学，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的成立活动。
 那是怎样的岁月啊!似绷紧的弦，像欢快的进行曲。要应付功课，又要写稿子、上街售报、读新书……这批进步师生和文化人努力的结果，招致广东统治当局的怀恨，放暑假的时候，得知何干之、欧阳山受到通缉，黑名单上也有她。她和欧阳山正恋爱，把刊物托付给其他同志，二人便搭乘了这艘运生猪和菜的货轮。
 经过三天三夜的海上颠簸，他们终于进入灯红酒绿的大上海。经欧阳山的朋友韩起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适逢左联一次盛会，欢迎以英国马莱爵士和法共古久列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她有幸出席，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有一次，她和鲁迅在一起吃饭，饭后恭敬地递上一枚牙签。鲁迅先生说：“我不需要，全是假牙，也许敌人听后会高兴，以为我老掉牙了，但他们高兴得过早了。”她为先生的幽默和斗争精神深深感动着。
 有人冒草明之名，在第三种人的刊物《文艺》上发表了一篇小说《赶夜路》。她气愤之余，写了二百字的“声明”，斥骂冒名者的无耻，希望能在《申报》增刊上发表。鲁迅认为此举实为他人做义务宣传，便代为草拟数言，让她附在下次发表的作品后面，既达到目的，又不扩大宣传。这时，她领会到革命先辈的战斗艺术。
 1935年，她被国民党逮捕，投入监狱。鲁迅先生在经济上大力援助她，出狱后，又为她介绍医生看病，甚至亲自查看德文诊断书。鲁迅先生对晚辈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使她深受感动。终生难忘。在文学道路上，茅盾也给她不少帮助。
 她和欧阳山在上海结婚，二人以卖文为生，生活虽然清苦，却不乏斗争的诗情。她常常参加左联组织的飞行集会，秘密张贴革命标语，在盟员之间、盟员与进步文艺界、与工厂工人、国际友人之间开展丰富而有意义的活动。她也曾先后和沙汀、叶紫、欧阳山、艾芜、杨骚、杨潮等作家，在“小说研究会”就创作上的倾向性、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等重要问题进行过热烈的探讨，还曾担任刊物《作品》的编委，参加过“左联”最后一个机关杂志《现实文学》的工作。在上海的岁月，对于她坚定地走上为革命、为人民而创作的道路，是极为重要的时期。
 

二

 1933年10月，在左联《文艺》月刊上，发表了她的短篇小说《倾跌》，这是她正式登上文坛的记录。
 《倾跌》，通过描写三个缫丝女工沦落为私娼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由于外资入侵，我国农村手工业凋敝、破产，农民贫困化的悲惨景象。作家饱含着热情和希望，塑造了倔强、不屈和觉醒中的女工阿屈的形象——这可以说是草明一生致力于塑造工人形象的起步。
 继《倾跌》之后，她在《作家》、《文学月刊》、《申报·自由谈》等刊物上，又陆续发表短篇小说《没有了牙齿的》、《倦》、《进城日记》、《大涌围的农妇》、《和平的果园》、《阅历》、《我们的教师》、《小玲妹》及小小说《汶澜桥畔》、《魅惑》、《水鬼》、《表兄弟》和中篇小说《绝地》。这时，可以说是她一生创作的第一高峰。
 她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主要是揭露和诅咒黑暗，从侧面反映工人和社会下层人民的反抗和斗争。艺术表现上，她不太追求情节和结构的完整，而是致力于人物形象的刻画，长于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表现人物的性格，也长于描写人物心理、形态和景物，自如地运用第一人称，以“我”的闻见为线索，带动情节的发展，发现人生的种种画面，令人感到亲切信服。
 她为什么将自己的爱和同情寄予工人、穷人;为什么将自己的仇恨和反抗掷向剥削压迫者呢?除了受进步思想的影响，革命理论的教育外，显然和她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

 顺德县坐落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它盛产稻、甘蔗、蚕茧、香蕉、鱼类。很久以来，制糖、缫丝工业就很发达。草明的家在顺德县桂洲乡。
 母亲是雇农的女儿，九岁时，因为小弟弟生病无钱医治，自愿卖身换取兄弟的性命。由于医治不及时，小弟弟一命归天，当姐姐的却做了广州一个徐姓官僚地主家的丫头，永远失去自由。到十六七岁，主人把她和另一个丫头送给一个姓吴的官吏做妾，这人就是草明的父亲。
 她生于公元1913年6月15日，原名绚文。从小体弱多病，十岁时，个子像六七岁孩子那样矮小。她的复杂的大家庭，常使她厌恶和恐怖。嫂嫂总是责骂她没有天性，死了一个不满三月的弟弟也不悲哀;父亲的另一个老婆，常借用她的肉体来发泄自己的怨气;骄纵坏了的异母兄长和比母亲还要大的姐姐、嫂嫂们，也常虐待她，她好像一只可怜的小黄雀，被关在笼子里。
 父亲的大家庭日趋破落，她初知人世时的生活知识，不是好看的衣服、漂亮的洋娃娃，而是抽屉里的“当票”。父母的衣服、首饰、古董、字画、碑帖……进了当铺;父亲的几个老婆也一个个离开“倒了霉”的丈夫，唯独她的老实而从来没有得过宠爱的母亲，坚持留在家里，靠借债，靠手工，勉力维持着一家人的温饱。她的同母兄长，一个到香港广生行当售货员，一个在上海邮局拣信，还有两个念私塾。她跟着妈妈学习编织、糊纸盒子、做香包……
 家里经常没米，一小锅饭得先让父亲吃，然后是哥哥，到她嘴里已剩下不几口。肚子不饱，就出去跟着哥哥淘气，抓蜘蛛、钓鱼、摸田鸡，弄熟后，几个孩子分着吃。她也跟着男孩子爬屋顶。有时一个人留在屋顶上，望着辽阔的南天，变幻的彩云，便托着腮帮无边无际的遐想起来。
 她的家乡，缫丝厂星罗棋布，绝大部分是手工劳动，只有一家最大的是半机械化。她常去丝厂玩。晨光熹微中，女工们应着汽笛的召唤，急忙走向工厂。晚霞收敛在大芭蕉树丛后面，她们拖着疲饿不堪的身影走回来，木屐打着白麻石，似有无穷的哀怨。小草明不知道她们苍白的脸色是由于工时过长，成天看不见太阳和恶劣的劳动条件所致，更不懂为什么她们整年辛苦，却过着贫困的生活，只是睁着大大的好奇的眼睛，羡慕地盯着这支长长的队伍。有时清晨和小朋友们跟在她们后面，一直把她们送到汶澜桥头;傍晚跟哥哥们跑到五里外的大凉亭，去迎接这支放工归来的队伍。
 十岁那年，母亲打算送她进丝厂，但要准备拜师的礼品：至少一个金戒指，一套香云纱衣裤。那次没去成，因为国际市场上受日本生丝的排挤，我国丝业不景气，丝厂纷纷倒闭，加上她体弱多病，长得矮小，腿脚跟不着翘板，只好作罢。
 她的母亲虽然不识字，却鼓励自己的女儿读书，认了字长大了好找个事做。她边跟妈妈学针线活，边跟念私塾的哥哥学识字，每天学一个，会了十个，奖励她一个铜板。她家有个书箱，零乱地装满《封神榜》、《西游记》、《水浒传》、《笔生花》、《福尔摩斯侦探案》等小说。她贪婪地读起来，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大致明白了它们的意思。
 十一岁那年，母亲送她进了邻村的小学，一年级念了半年，就跳级上二年级。二年级也只念了半年。因母亲生病，她只好停学。母亲因肺病在病床上熬了一年，便永远闭上眼睛，卸去了人生的负荷。
 后来，她有比较自由的机会跟那些完全靠丝厂生活的姐妹们交往。她提出到丝厂去，家里的人都不赞成，哥哥们说不如到省城读书。但钱呢?她只能仍然呆在乡下，枯寂，无聊，苦闷，时时蹲在书箱子面前，啃那些看了一遍又一遍的书。
 父亲经常不在家，也不顾家，溜到广州熟人家当幕僚，也有时替人写状子、写字，聊以糊口。她十三岁那年，父亲替人写状子打赢了官司，得了一笔可观的酬金，便写信叫回在香港的儿子替他管家，接女儿到广州念书。
 由于有自学的基础，草明考入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四年级，学习很勤奋，各门功课成绩都在九十五分以上，语文尤其突出。念满四年级，又跳级考入师范中学。半年后，父亲的钱用光了，只好回到乡下去住。一个在银铺学徒的哥哥，从每月二十四元的微薄收入中，分出一半给妹妹，供她继续念书。
 上了中学，她一本接一本地看了“五四”以来的著名文学家鲁迅、郁达夫、茅盾等人的作品，继而转向外国文学。她最崇拜鲁迅和高尔基。鲁迅的斗争精神，高尔基笔下的穷人的崇高品德，鼓舞着她。她立志向鲁迅学习，要像高尔基那样也写工人、穷人。
 

四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从华北直逼南方。上海局势危在旦夕，她回到广州。
 不久，上海沦陷，很多著名人士如郭沫若、廖承志、茅盾、夏衍等，都云集广州，盛极一时，文化工作很活跃。欧阳山组织了战地文艺工作团，计划去前方宣传抗日，鼓舞士气，同时搜集材料搞创作。这件事，颇得廖承志的支持，还捐助了一些经费。
 在郭沫若创办、由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林林和她共同负责编副刊。她还参加了“广东文学界救亡协会”，积极从事抗日宣传。
 侵略者的魔爪很快又伸向广州，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繁华的五羊城里，顷刻之间楼倒屋塌，尸横遍地。那抛洒在街头的同胞的热血，激起了活着的人对敌人的切齿仇恨。进步青年纷纷到前方去，到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去。草明安排好三个女儿后，也和欧阳山毅然奔向斗争最需要的地方。
 他们乘车到长沙，便听说汉口失守，只好在长沙下车，找到郭沫若。后来，又看到刚从新四军回来的吴奚如，他把草明和欧阳山带到八路军办事处。吴奚如也是左联的作家，搞过工人运动，这时正跟随着周恩来副主席。
 过了一两天，她听了周副主席的形势报告，和在座的一千多个干部同样，雾蒙蒙的心顿时豁亮了。
 她和欧阳山向周副主席请示，要求工作。周副主席让他们到湘西沅陵去办报。那里比较偏僻，聚居着苗、彝等少数民族，社会闭塞，民风慓悍，在那儿办报，既宣传抗日，又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抗战报》以田汉名义主办，负责人是廖沫沙，还有周立波等人。她工作了一个时期，由于怀孕离开了沅陵。
 1939年，她到达重庆，找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她和欧阳山在重庆做抗日宣传统战工作。这时，重庆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许多文化人涌到这里，很快便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抗敌协会”。
 不久，由于身体的原因，她迁居南温泉。南温泉在重庆市长江南岸，花滩溪畔。含有硫磺质的泉水，自建禹山汩汩流出，附近有建文峰、虎啸口、仙女洞，颇能吸引游人。她租了一间竹屋，购置些竹制家具，草草地安了家，便开始埋头写作。常有文艺界的朋友到她家玩，戈宝权、叶以群、宋之的、舒群、罗烽、白朗、萧军，都曾是她的座上客。1940年，经沙汀和吴奚如介绍，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她要求去延安。欧阳山准备把孩子接来 一同前往，就先安置她到八路军办事处。她住进曾家岩，就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心里暖洋洋的。有一天，邓颖超用广东话亲切地告诉她，入党候补期已满，是正式党员了。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为保护人才，集结革命力量，周恩来让一部分作家、文化人撤退到延安去。二十一辆大卡车，载着她和白朗、韦荌等大批人，浩浩荡荡北上，到川北，经剑阁，穿秦岭，取道宝鸡，终于到达延安。
 她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开上海，到1941年到达延安，三年多中，辗转于广州、长沙、沅陵、重庆，致力于抗日救亡活动。在帝国主义的屠刀和国民党特务的魔爪下，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她锻炼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革命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她对敌斗争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手中的笔。尽管生活动荡，条件艰苦，她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她勤奋地创作，揭露侵略者的罪行，讴歌中华儿女抵御外侮的斗争精神，是这个时期作品的主题。透过《阿衍伯母》、《梁王的烦恼》、《饶恕》、《秦垄的老妇人》、《诚实的孩子》、《追悼》、《受辱者》、《新嫁娘》、《遗失的笑》和《南温泉的疯子》等短篇小说及一些散文、杂文，我们看到的是作家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一颗赤诚的心。这是她创作中的第二个高峰期。
 

五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好处说不完……”这欢乐深情的歌声，震颤着草明喜悦激动的心。从大后方到了延安，不愁吃穿，出门不用上锁，走路不担心有特务盯梢，连出气都感到无比畅快。
 她被分配到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同刘白羽、丁玲、林默涵、吴伯萧、萧军、雷加等作家和文化人一起工作。带着蹒跚学步的小儿子，她住在杨家岭后沟的一个窑洞。
 革命队伍里，人人平等，亲如一家，领导朴实、平易、亲切地生活在大家之中。她亲眼看见朱德总司令和普通战士一起，随随便便、高高兴兴地打篮球，也曾听到陈云对她的亲切问候。更难忘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毛主席亲自邀请她和欧阳山到自己住的窑洞，诚恳地征求意见。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她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工农兵中去认真深入生活。
 安排好孩子，她随西北文工团的秦腔演出队，踏遍陕北的米脂、绥德、清涧等地的山山水水，创作了《陈念慈》、《平凡的故事》、《史永平》等作品。
 就在延安，她和欧阳山感情破裂了，最终分了手，那时她只有三十一岁。之后，一直过着独身生活。
 工作的劳累，尤其是个人生活的不幸，加重了本来就瘦弱的身体的负荷，她生病住进医院。吃不惯面食，长期消化不良，胃下垂，人越来越瘦，出院后，又住进党校疗养院。
 1945年8月15日那天晚上，忽然满山遍野响起了欢呼声。大家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回到山头一看，山头上，窑洞前，全点着了火把。“我们胜利了!”“日本投降了!”欢呼声回荡在山谷，震撼着大地。延安，不，是全中国、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沉浸在节日的狂欢中。
 

六

 朱总司令调兵遣将，收复失地、解放全中国的进军号令又吹响了。疗养院的病号们都无心养病，争着归队，她也坚决要求去东北。临行前，她又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勉励她：
 “今后到前方去，看见工农兵就更高兴了。”
 “过去我脱离工农兵，不懂得要改造世界观，现在懂得了一点，可惜太晚了，我已经三十三岁了。”
 “三十三岁算不了什么，六十六岁还可以为党工作好多年嘛。”
 毛主席亲切的话语，像春风激荡着她的心帆。
 为了照顾她的身体，组织上没让她随大部队步行。拨给她一名勤务员，还有一头牲口，让她跟着古大存一家和几个干部一起走。他们取道清涧、吴堡，穿入山西，经苛岚、五寨、右玉、左云，1946年到达河北省张家口市(当时属察哈尔省)。
 张家口四面环山，市区虽不算大，但具备了城市的规模。当她重又看到高压线、电灯、火车、水塔的时候，不禁失声喊了出来：“呵! 久违了。”她像见到阔别多年的老友似的非常高兴。
 因为承德失守，队伍不能继续前行，只得原地待命。古大存建议大家分别到各部门去帮助工作，并带头去了党校。草明也持《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证，到了龙烟炼铁厂。这是她第一次到掌握在工人自己手里的工厂，看到十二吨的炼铁高炉，觉得真大呀! 厂里正修复被日本人破坏的高炉，她的工作是负责工会的宣传，办墙报。开始她不懂怎样接触工人，工人很开通，听说来了个女作家，都主动找她。工作逐渐开展，墙报发展成油印报，晚上开完会，总有人热情地送她回宿舍。
 在龙烟的几个月，她根据沿途搜集的材料写成小说《他没有死》、《解放了的虎列拉》，散文《龙烟三月》等。
 6月，她所在的由古老领导的小队人马，和有八路军保护的大队人马同行，从张家口动身前往东北。他们分乘二十几辆大卡车，由贺晋年将军率领的一营战士打前站，一路风餐露宿，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七

 齐齐哈尔，是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所在地。队伍到达后，古老被留下担任西满分局副书记。她和其他人到了哈尔滨。一两天后，陈云动员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到农村去搞土地改革，把东北建成解放全中国的大后方。
 她因病暂时不能下去，急得要命。林枫劝她先养好身体，并分析说，形势已经发展，今后是城市领导农村，作家应该熟悉城市，熟悉工业，熟悉工人。又告诉她：“你不如到镜泊湖发电厂去看看，那里搞得很好。”
 在中苏友好协会编了一两期青年刊物后，她奉命去接收哈尔滨邮政局，帮助那儿的工人斗粮霸、办食堂，直到建立工会才离开。
 1947年初，她到了镜泊湖发电厂。有了龙烟铁厂接触工人的经验，这次就顺利多了。这个厂的工人文化程度都不高，多数人只念过几年书，有的不识字，个别人还供菩萨。生产很紧张，她到运转室看工人操作，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工人搞文化活动。她教语文、算术、唱歌，也讲故事，讲党史，讲红军长征……工人需要什么，她就教什么，没有教材，只好搜索记忆，现编现卖。
 她给工人当老师，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模范事迹也哺育了她。她请那个自觉护厂、修复机器的老孙头谈谈自己的事迹，他怎么也不肯，却尽说别人干得如何好、如何多。这种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深深感动了她。她出生在手工业的小镇，又在城市长期生活，所以喜欢工业。离延安以来，曾先后同宣化和哈尔滨的炼铁工人、邮电工人工作过一个时期，现在又到镜泊湖发电厂，她更爱上了工厂，爱上了它的主人——工人。把自己的笔奉献给他们，这是她的夙愿。
 半年后，她带着搜集到的很多素材，回到哈尔滨，但没有马上动手写作。她看到刘白羽从前方回来写的《无敌三勇士》、《火光在前》和周立波参加土改后创作的《暴风骤雨》，觉得别人的作品里都有敌人，有敌我矛盾，自己在工厂里没有发现敌人，这怎么成?她踌躇了。这时，正好东北局妇委调她去工作，就暂时搁下了写作。
 1948年，她请了三个月的创作假，着手写作以镜泊湖发电厂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原动力》。这时，适逢哈尔滨正筹备全国第六次劳动代表大会。筹委会宣传出版部的同志，听说她写了一部关于工人的小说，便督促东北书店把书赶印出来，赠予代表们人手一册。
 《原动力》是新中国第一部以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为题材的重要作品。小说描写玉带湖水电厂在日本投降时，搞了一次破坏，国民党的接收大员逃跑时，又想炸掉电厂，老工人孙怀德巧妙地哄骗了“大员”，保住了机器。但“八路国家”新派来的王经理，只信任自己带来的积极分子陈祖庭。陈又看中“三朝元老”、“能说会道，溜须拍马”的佟金贵，把老工人孙怀德等人撇在一边，结果第一次修机失败。在严重的教训面前，王经理终于醒悟，改进了工作作风，充分发挥并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日夜抢修，又粉碎了土匪企图利用庆功会破坏电厂、杀害干部的阴谋。电厂终于发出强大的电力，城市、工厂、农村大放光明。水电站的原动力是水，而作者所歌颂的原动力是工人阶级。
 《原动力》的问世，是她走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的硕果。从《原动力》开始，她的创作活动进入了最高峰。各界对这部作品颇有好评。有人把它称作中国的《士敏土》。有的评论说：“我们看到以显示中国无产阶级建立新世界的无可比拟的强力主题的《原动力》出现时，我们不能不热烈的欢呼!”(1950年1月16日《光明日报》)老一辈的作家亦交口称赞。郭沫若给她的信说：“以女性的纤细和婉，把材料所具有的硬性中和了。”茅盾认为：“《原动力》写出了典型环境的典型故事和典型人物。”
 高度的思想性，典型人物的塑造成功和表现手法上的自然朴实，尤其在工业落后的解放初的中国，文学家对工人远不及对农民和其他阶级熟悉，真正生动地描写工人阶级的作品还不多，《原动力》使草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工业题材的拓荒者，从而也确立了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她有一个信念，写工人的书要让工人看懂，所以尽量写得通俗、明白、浅近、生动，竭力避免寓意的、暗示的、要人揣测的描写，用大众化的语言代替早期作品中艰深、隐晦的知识分子腔。可以说，从《原动力》开始，她的这种创作风格就形成和确立了。初稿脱手后，她急忙拿给就近发电厂的工人们看。小学程度的工人都看懂了。她真高兴啊：“好像走了许多路的人，一旦找到了他所需要的门牌一样。”
 她同时期的作品还有《延安人》、《女区长》、《今天》、《婚事》、《新夫妇》、《沙漠之夜》等短篇小说和散文。
 

八

 1948年11月初，沈阳解放的第三天，她随妇委进入冷枪横飞的沈阳市内。她不去毛纺厂、自行车厂，而选定了直接为大军南下服务的皇姑屯机车车辆厂体验生活。
 皇姑屯工厂的先进工人，以高涨的热情，为运送大军进关解放全中国，苦干了十三个昼夜，修复了废弃的火车头，路局命名为《北平号》。《东北日报》记者来采访几个先进人物时，他们却说：“你们不要提我们的名字，一提，别人会说我们想出风头，要提中间的，使落后的人容易转变思想，能跟上来。”工人阶级这种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的优秀品质，再次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利用到大连住疗养院养病的机会，她背着大夫和护士进行写作。经过五个月的时间，1950年3月，长篇小说《火车头》脱稿了。
 《火车头》以修复火车头为主线，歌颂了工人阶级不屈不挠搞科学试验和高涨忘我的劳动热情。重在表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思想主题。
 在沈阳的六年，她还写了散文《开到南京去》、《死车复活赛新车》等及短篇小说《在祖国的土地上》、《爱情》、《咱们生活里的一件事》……
 她还参加慰问援朝志愿军及伤病员、反对美帝细菌战的调查工作，写下不少有关的报道。从1952年到1953年，并曾主持中国作家协会东北分会的工作。
 

九

 鞍山是我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草明对它早已心向往之。她不安于机关工作，更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有的朋友劝她，选一个更适合女同志的轻工业工厂体验生活，她却偏偏看中了硬邦邦的重工业。1954年，她索性在鞍钢安家落户了。她在鞍钢第一炼钢厂当了三年党委副书记。
 解放初，鞍钢已被敌人破坏成一片废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它焕发了青春。
 亲临生产第一线的干部、战高温斗严寒的工人、金光闪闪的钢流、狂飞乱舞的火焰、汹涌咆哮的钢水、宏伟的事业、沸腾的生活、诗样的创造性的劳动，促使她酝酿和创作了《乘风破浪》。
 《乘风破浪》是继《火车头》之后，她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它以反映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以对人物、工厂的熟悉和写作技巧的娴熟，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比起《原动力》里那个小水电站，和《火车头》里那个破旧不堪的铁道工厂，在《乘风破浪》里，我国的工业、工厂，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巨大的钢铁企业代替了解放初期陈旧破落的小工厂。这三部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正好构成一部我国五十年代的工业发展史。她着力塑造的三个先进工人的典型形象——孙怀德、李学文、李少祥——概括了老、中、青三代工人的精神面貌，恰似一部建国初期的工人阶级成长史。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新社会残存的旧意识、旧习惯一天天减少，而新道德、新风俗一天天发展。三部作品还如实地揭示出，共产党对工业的领导，由不熟悉到熟悉，外行变成内行，这样一条发展的客观规律。
 比较来看，她写工厂写工人的作品，一部比一部规模大、气魄大。这是我国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与她本人对生活的深入体察，熟悉和努力分不开。
 对于《乘风破浪》这部作品，在经历了沧桑二十几年后的今天看来，构成它的主要矛盾的冲突——领导的保守、官僚主义与工人创造性、积极性的矛盾，还是站得住的。而对于政治与业务，党委领导与企业行政管理等关系问题，在认识上还值得探讨——这些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摸索，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
 鞍钢十年，是她一生中极可宝贵的岁月。除了《乘风破浪》，她还创作了中篇小说《小加的经历》，短篇小说《诞生》、《迎春曲》、《姑娘的心事》、《姑奶奶》和报告文学、散文、杂文数十篇。此外，在鞍山市文联的协助下，她组织了工人业余文学创作学习班。在整整九年中，她热情、无私地辅导了一百多名业余工人作者。其中五六位早已出了诗集，短篇集，或中、长篇小说。当年的学员李云德、王世阁，早已成为全国作家协会有影响的作会员，成为有影响的作家。有一次，周扬去鞍钢访问，当地的宣传部长说：“草明同志在这儿写了《乘风破浪》，还辅导了不少业余作者。”周扬风趣地说：“哦! 写了东西，还下蛋啦。”(指培养了业余作者)这一工作，在她1964年调进北京，到第一机床厂深入生活时还坚持着。
 文化大革命中，倍受迫害，使她本来就弱的身体又受到摧残。在她年逾七旬之时，以其赤诚，出版了反映工人阶级与四人帮斗争的长篇小说《神州儿女》。
 一个纤弱的女作家，笔下倾吐的却是阳刚之气，一生表现工人的生活，这是很值得赞赏的。她的文学属于“遵命”文学，是现实主义花园的奇葩。自1932年起，六十余年来，先后出版了中篇小说《缫丝女工失身记》(1934年，自费出版)、《绝地》(1947年，东北光华书店)、《原动力》(1948年，哈尔滨东北书店)、《小加的经历》(1957年，少年儿童出版社)，短篇小说集《女人的故事》(1935年，天马书店)、《遗失的笑》(1949年，上海文化出版社)、《新夫妇》(1950年，北京天下图书公司)、《孩子的控诉》(1952年，沈阳通俗文艺出版社)、《爱情》(1956年，工人出版社)、《延安人》(195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草明短篇小说集》(1957年，作家出版社)、《草明选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散文集《解放区散记》(1949年，哈尔滨东北书店)、《在和平的国家里》(1952年，东北青年出版社)、《南游记》(195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探索细胞奥秘的人》(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长篇小说《火车头》(1950年，工人出版社)、《乘风破浪》(1959年，作家出版社)、《神州儿女》(1984年，工人出版社)，中短篇小说集《草明小说集》(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绝地》(1983年，花城出版社)及小说散文集《倾跌》(198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等二十多部。这是她一生耕耘后的收获，是心血的结晶。
 一个南方人，一个瘦弱的女同志，在严寒的东北度过了十八个春秋。除三四年生病，两年做行政领导工作，其余时间她都在工厂里，泡在工人当中，战斗在火热的生产建设第一线。
 她爱东北，因为东北是重要工业基地，它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爱东北，因为它曾沦陷在侵略者之手，而她在学生时代就有为东北人民服务的夙愿，这倒也算满足了这个心愿。她爱东北，因为在东北的十八年，是她一生创作的最旺盛时期。
 她现在早已是古稀之年，体弱多病，却仍然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希望再写出几部作品，塑造出更理想的工人形象。
 八十年代，是属于人民的，也是属于作家。1987年这位全国政协委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九十年代属于腾飞的中国，也属于人民的作家草明……
 

1995年3月27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