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尘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1946年，曾有一讽刺喜剧的演出，在重庆、上海、继而在全国引起空前的轰动，这便是陈白尘的《升官图》。
 陈白尘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讽刺喜剧作家，也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优秀历史剧作家。他与时代共同着呼吸，在时代的风雨中跋涉前进!时代培育了这位优秀的剧作家，他的剧作也忠实地反映了我们的时代。

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江苏北部、大运河岸边，有个县城叫淮阴。运河里风帆日夜竞驰，沟通南北，使得淮阴自古就成为淮、扬、徐、海间的重镇，近代又逐渐发展为一个新兴的工商业城市。1908年3月，陈白尘出生于淮阴城内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出身店员，后开过店铺，性格乐观浑厚，爱好一点艺术，对子女很慈爱而且深明大义。陈白尘后来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出狱后回家探望因忧伤而显得憔悴的父亲时，父亲连一句自责的话也未让他说，只是以平淡安详的微笑支持儿子走自己的路。
 陈白尘的母亲未受过教育，但略识文字，喜读一些小说。她生了四子一女，但最钟爱的是最小的儿子陈白尘和他的妹妹。她曾经用辛勤的劳动和节俭的生活帮助丈夫成家立业，后来又把振兴家运的希望寄托在陈白尘身上。陈白尘虽然很爱母亲，但又不得不离开她去走自己的路。
 陈白尘六岁入私塾读书，学名陈增鸿。十五岁考入苏北教育界知名人士李更生先生办的私立成志初级中学。因为只能读到“礼拜六派”和胡适等人的诗文，便模仿胡适的《尝试集》写诗，模仿《镜花缘》写小说，曾被人称为礼拜六派。1925年，陈白尘在《小说世界》上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另一世界》，并且获得了该刊征文丁等奖。1926年成志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了上海文科专科学校，改学名增鸿为征鸿。在这儿，陈白尘才读到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并且参加了国民党左派地下组织，和共产党也有了初步接触，便积极从事进步的学生运动。“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认清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面目，愤然退出国民党。
 1927年秋天，因仰慕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田汉大名，陈白尘欣然报考此大学，投在田汉的麾下当了一名学生。不久，艺大经历了一番风潮，赶走了贪污的校长周勤豪，师生全票推举田汉为新校长，陈白尘也当选为代表学生的校务委员。艺大的教师，很多是著名的艺术家， 田汉、欧阳予倩、洪深、周信芳、唐槐秋诸先生都给学生讲过课。九月，陈白尘参加田汉编导的电影《断笛余音》的拍摄工作。十月又参加了为时一周的“鱼龙会”的演出活动。 “鱼龙会”是文艺界的一次盛举，阵容盛大，当时京剧界的名角欧阳予倩、周信芳、高百岁都参加了演出。陈白尘也曾在日本菊池宽的《父归》和田汉的《苏州夜话》中扮演重要角色。他认为这次盛会“在艺术上的收获却是无从估计的大成功!”(陈白尘《上海艺大的“戏剧系”》)
 1928年上海艺大停办后，陈白尘转入南国艺术学院文学科学习。院长田汉兼科主任，陈白尘为工读生兼任事务、会计、文书等方面的工作。四月，去杭州参加“西证公演”。所谓“西证”是指在野派的南国艺术学院与在朝派的杭州西湖艺专的斗争而言的。西湖艺专曾活动杭州公安局禁止南国艺术学院的演出。 “南国”团结战斗，突破了官方禁演令，在杭州连演了五天，每天往返于李公祠与旗下，无论水路旱路都要经过西湖艺专的前门或后门，每次都高唱“划……划，划……划，绿波春水走龙蛇。问西湖毕竟属谁家?问西湖毕竟属谁家?南国风光，新兴机运，等闲莫使夕阳斜!”以示对官办学校的声讨与示威!
 1928年秋，南国艺术学院因经济困难停办，陈白尘辍学，开始了萍踪浪迹中的写作与剧务生涯。1929年参加南国社赴南京演出，不久，为了促进“南国”左转，便从“南国”分出来与左明、郑君里等同志组织摩登社，后又与朱凡等组织南风社，与吴觉等组织国难剧社，从事进步的戏剧活动。1932年参加“反帝大同盟”，继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表现出激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1928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旋涡》出版，并开始使用“白尘”署名。1928年到1929年间他出版过好几本小说，以带着感伤和浪漫情调的小说创作，喊出了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呼声，作者擅长叙事性体裁的创作才华也初步得到显露。但那时正是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他的思想和创作刚处于起步阶段，作品不论政治上还是艺术上都显得比较幼稚。
 这段时期，对陈白尘一生影响极大。上海艺术大学、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社，诱发了他对戏剧的浓烈兴趣，培养了他良好的艺术素养，使他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左联”的大纛之下

 1932年中秋，陈白尘因为母亲逝世不久，赶回家过节同时也替父亲暖寿。可就在这一天，他因从事抗日反蒋宣传被捕了。1933年春，被国民党反动派判刑监禁于镇江县监狱，化名陈斐。囚室并没有使陈白尘沉沦，反而更加点燃了他胸中的革命火焰。他在狱中秘密写作，收买看守帮他把稿子寄出去，然后由赵铭彝等在狱外代理，向“左联”领导和影响下的刊物投稿。陈白尘在回顾这段生活时说： “由于身陷囹圄，失却了自由，可又不甘心于离开革命，才又重新提笔，秘密地向左翼刊物投稿，我的写作生活这才算真正地开始。而一开始我便自觉地投身到‘左联’的大纛之下来。此后四年间，我写下了四个多幕剧，十多个独幕剧以及三本小说集和一个中篇，近百万言。这些作品自然都还不免于幼稚和粗糙，但没有‘左联’便不会有这些。” (《〈陈白尘剧作选〉编后记》)
 1935年春出狱后，他回家探望父亲和妹妹等家人。可是聪明善良的妹妹，却因忧伤和劳苦染上了重病，缠绵病榻，不久便在贫病交加中死去。陈白尘万分悲痛，想了三天三夜，想起母亲的死虽然在他心上戳了一个极大的创痕，但却因此割断了感情上的系念，而今妹妹也离他而去了，这不也是他重新战斗的一个动力吗?正如他后来在《〈乱世男女〉自序》中所说的，一个作家“当他浸沉在反映现实的创作过程中，他该忘了利害，无视顾忌，而无情地把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剥脱出来，——而这，就是一个作者对人类最大的服务，也是一个作者在创作中最大的快乐处。”于是，他再次告别故乡，告别慈祥而憔悴的父亲，以笔为武器，到上海在“左联”领导下从事专门的文学创作去了。直到父亲逝世，他也只回去看望过两次，1947年曾写《疚》，对父亲表示深深的追念。
 由于亲身感受到国统区监狱的黑暗腐朽，陈白尘这个时期反映监狱生活的作品写得比较多，成就也最大。
 《曼陀罗集》和《小魏的江山》两个小说集都是反映监狱生活的。作家对监狱的黑暗残酷作了多方面的揭露。这里有专供刽子手们打活靶才给治病的十六岁的政治犯，有被打靶活活吓死的老实可怜的所谓嫌疑犯，有正直善良追求光明而被杀害的知识青年，有替杀人的医生来吃官司的学徒，有女人被公安局职员强占而自己反被关进监狱的瞎子……陈白尘借犯人的口说， “大牢里死的尽是冤死鬼!”整个国统区成了活地狱!作者以满腔悲愤，严正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
 独幕剧《大风雨之夜》则写出了以政治犯为首的被迫害者与狱官、龙头为代表的监狱统治者之间的斗争。我们通过作者所写的某监狱可窥见旧中国这座人间地狱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错综复杂而又尖锐对立的关系。剧本不仅对国民党黑暗社会的揭露具有一定的深度，而且写出了狱中斗争，读后令人警醒。
 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广泛传播，陈白尘参与左翼戏剧活动的革命实践，使他确立了革命意识和阶级观点，清除了过去的许多消极影响，加上在狱中目睹被迫害人民和革命者的“白骨和鲜血”，使他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反动本质，开始了从革命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思想的转变，也形成了以暴露黑暗社会现实为基调的彻底反帝反封的创作思想，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 以‘左联’的一名‘伍卒’的身分，带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明确的创作目的，投身于反蒋抗日的民主解放运动之中，自觉地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服务的。这是他写作生活的真正开始。其作品有力地暴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为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作出了一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作艺术也较前一时期有了很大提高。

热血浇灌出来的硕果

 1937年，国家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爱国的热血在陈白尘身上涌流，陈白尘在上海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戏剧、电影、文化界的各种救亡组织，为祖国的存亡民族的生存日夜奔走呼号。
 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他先是代表上海戏剧同人向前线抗敌官兵发致敬电，继而被推选为改组和扩大的上海剧作家协会的筹备干事，接着又参加创作和筹备演出全国第一个抗战剧本《保卫芦沟桥》，剧本发出了“保卫祖国，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的强烈爱国主义呼声，从而揭开了抗战剧运的序幕。
 “八·一三”沪战爆发后，陈白尘与沈浮、孟君谋等组织上海影人剧团离开即将沦陷的上海，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赴四川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演出活动。上海大批电影界知名人士参加了这个剧团。这是第一个入川的剧团，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
 1938年，陈白尘又迎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入川，赵丹、顾而已、陶金、魏鹤龄等名演员，沈西苓、陈鲤庭等名导演都汇集四川，演出情况极盛一时，为大后方的戏剧运动打开了局面。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窒息了抗战电影的发展，剥夺了电影从业人员的创作权，陈白尘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与应云卫、陈鲤庭等组织中华剧艺社，团结大部分电影创作人员、著名的电影、话剧演员，演出了郭沫若的《屈原》等剧，轰动了山城，激起广大群众抗战的热情，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此后两年，陈白尘在成都和叶圣陶、李劼人、陈翔鹤、叶丁易等人共同领导了文协成都分会的工作，并担任《华西晚报》副刊和《华西日报》文学周刊的主编，直到抗战胜利。
 在整个抗战期间，陈白尘在党的领导下，坚守了戏剧岗位，向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如郁郁青松挺立于高山雪原之中。在斗争的过程中，陈白尘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力量和前途有了更深刻更明晰的认识，逐步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他的戏剧创作也获得了丰硕成果。
 抗战初期陈白尘的创作便进入了旺季。从体裁看，有历史剧、讽刺喜剧、儿童剧、街头活报剧等不同品种。
 1937年3月至5月，太平天国三部曲的第一部七幕历史剧《金田村》发表，并由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演出于卡尔登剧场。演出相当成功，当“七·七”抗战爆发的前夕，演员们和台下观众心心相印地爆发出要求抗战的呼声，这情景使作者毕生难忘，也鼓励了他以后献身剧本创作的决心。
 在创作《金田村》时，陈白尘本着对现实有关联并不求其强同，而在这关联上加以强调的原则，巧妙地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与抗日战争照应起来，使《金田村》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且配合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历史剧如何才能密切配合现实斗争作了有益的探索和成功的尝试。
 《金田村》既不象他1931年写的《汾河湾》那样脱离历史做翻案文章，也不同于1933年写《虞姬》时请“摩登女郎”着上古装，也突破了《石达开的末路》中写英雄美人的局限;陈白尘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先深入研究历史，使历史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然后再给以艺术加工，既给人们一些正确的历史知识，又发挥其思想教育与美感教育的作用。剧中塑造的人物鲜明生动，处处有生气，故整个剧本显得粗犷有力，表现出一种“力之美”。这部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作者在创作上的跃进。因此，它被称为陈白尘早期历史剧的代表作。
 1938年出版的《魔窟》是揭露抨击沦陷区敌伪合污、朋比为奸、无恶不作的四幕讽刺喜剧，它展示了作者刻画人物的才能，同他的第一个讽刺喜剧《恭喜发财》相比，结构较严谨，但仍有些松散。
 写于1939年的《乱世男女》(副标题是“大时代的小喜剧” )是抗战时期著名的讽刺喜剧。剧本刻画了一群被抗战洪流搅浮起来的都市“沉渣”，从南京逃往后方的种种丑态。因为剧本刺痛了那些“沉渣”，曾引起国统区某些“文人”的反对，他们指责作者是散布对抗战的“悲观主义”。但是它却赢得了广大人民的热烈赞扬。
 《乱世男女》艺术成就较高。作者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利用剧中人物的自我表白和互相揭露来达到讽刺的目的，还塑造了秦凡这个正面形象， 以他来对比“沉渣”们的醉生梦死、纸上谈兵。泼辣的笔锋，透露出作者的艺术才华。但由于当时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限制作家的创作自由，剧作对秦凡的描写无法展开，而对“乱世男女”也只停留在一般性的揭露和嘲笑上，不能明确地引导人们去思索“沉渣”产生的社会根源，有些人物形象也不够鲜明，影响了作品的深度和客观效果。
 抗战中后期，国民党统治日益黑暗腐朽，陈白尘怀着一颗渴求光明的心，以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制度为基本主题，创作了《禁止小便》、《结婚进行曲》、《大地回春》、《大渡河》等重要作品。
 《禁止小便》(后曾改名《等因奉此》)是个独幕剧，以一个平凡的小机关迎接委员视察这件小事为中心题材，揭露国民党政府机关的昏乱与腐朽。剧本短小精悍，喜剧性强。
 《结婚进行曲》通过女青年黄瑛谋求职业四处碰壁的不幸遭遇，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对青年理想的窒息与摧残，较成功地表现出现实的黑暗和城市人民对黑暗现实的反对，对光明幸福的追求。作者选取的是知识妇女就业中带普遍性又极具典型性的素材，然后又将这素材本身的戏剧性、思想性发掘出来，在艺术上加以夸张，使戏剧冲突曲折回环、波澜起伏、充满情趣。剧中的黄瑛、刘元野、杨主任、胡经理等人物都具有喜剧性格，其他人物也是生动而富有个性的。有的评论曾称它为基调是悲剧性的高级的喜剧(乐少文《论〈结婚进行曲〉》)。
 1943年春，陈白尘改写《石达开的末路》为《大渡河》，剧本以石达开一生的主要事迹为线索，展示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崛起、发展以至失败的整个历程，指出了它失败的根本原因。剧作沉郁苍凉、悲壮动人，充满一种深沉的内在的激情，尤其是李以文(即李秀成)两次出场的戏及最后一幕，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它出现在皖南事变后的国统区，对于反对分裂、争取民主、坚持抗战的斗争，起了极好的配合宣传作用。
 《大渡河》的重要成就还在于作者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成功地塑造了石达开这一人物形象，他有才华、有气魄，有理想，慷慨好义、蔑视功名富贵、正直不苟，但又冲动、任性、固执。对石达开这一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标志着作者思想与艺术风格的成熟。
 抗战时期，既是陈白尘戏剧创作的丰收期，也是他创作的成熟期。他先后写了十多个多幕剧和一些独幕剧。历史剧，虽说是着重在“历史的讽刺”，但并未削弱作品的现实战斗性;讽刺喜剧更是尖锐地抨击了当时社会黑暗的罪恶根源——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表现了时代，表现了自己，使人民在艺术的满足中解颐解恨。
 如果说，没有“左联”就没有他前期的奠基之作，同样的，不是投身到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的滚滚洪流之中，陈白尘就不可能获得这么丰硕的戏剧成果。这些硕果是一个在镰刀斧头旗帜指引下，随着时代脚步不断前进的爱国战士，用热血浇灌出来的。

《岁寒图》与《升官图》

 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已达到了腐败的极点，四大家族对人民所进行的掠夺与压榨也达到了顶点，这正是一个特务横行、民怨鼎沸的年代。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陈白尘于1944年春出版了《岁寒图》。
 剧本通过主人公黎竹荪大夫防痨计划的失败来表现当时如磐夜气的年代，并歌颂黑夜中的寒星。剧名“岁寒图”取意于“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句古语。黎大夫便是一位如同松柏一样忠贞自守的人物。他是医学院教授、附属医院肺病科主任。他忠于医生的神圣职责，医术高明，富有理想，对人民高度热忱。他起草了一个防痨计划，要让结核病在我国绝迹。可是，计划两次提了上去，两次被批驳下来。他的合作者，包括最崇拜他的人，也都为贫困所迫不得不离开了他。他穷得靠典当度日，最后连唯一的爱女也因营养不良染上了肺结核。黎医生饱受风霜摧残，仍然守志不移。风雪严寒擦亮了他的眼睛，坚定了他的意志，他从过去的梦想中开始醒过来了。作者在《岁寒絮语》中说： “天涯何处无芳草?”《岁寒图》就是唱给这天涯芳草、岁寒松柏的一曲颂歌。
 另一方面，《岁寒图》对那个豺狼当道、狐虎横行的黑暗世界的揭露与控诉也是深刻有力的。何其芳同志说得好， “好人得不到好报——这正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里的活生生的现实!”“这是一种奇冤，一种控诉，一种象火一样可以燃烧起来的公愤。凡是旧社会里的被压迫者，被虐待者，他都可以从这个黎竹荪身上感到他的命运，感到他的悲苦、挣扎和愤怒。这个矛盾(好人得不到好报)越扩大，越加深，旧社会的可憎的面目就越清楚，打到观众心上的艺术力量就越沉重。这个戏就是这样获取了它的观众的共鸣的。”(何其芳《评〈岁寒图〉》)虽然作者没有象诗人涅克拉索夫一样，把“严寒” 也作为一个人物出现，但是，我们从傲风霜的松柏身上，从抵不住风寒而凋残的花草身上，依然感到了阴森森的严冬的存在，这必然会燃起观众驱逐严寒、焚烧冤狱的愤怒火焰。
 不足的是，作者的原意只是在严寒岁月里许多人都抵不住寒流袭击时，借歌颂岁寒松柏来鼓舞人们的斗争勇气，并没有把问题想得更深更远。他把坚贞自守视为一种抗毒素。其实，坚贞自守是不能承担这个重任的。整个社会都在腐烂，孤立无援的黎大夫的出路和前途又在哪里呢?作品的回答是比较摸糊与无力的。尽管有些不足，《岁寒图》仍不失为一部优秀剧作。它的上演不知感动了多少人，激动过多少人的心。
 《岁寒图》是陈白尘高尚人格的产物，同时，它的成功也是周恩来同志关怀、激励的结果。那时在重庆，陈白尘常见到周恩来同志。有一次，他向周恩来同志反映有些知识分子不能自守的情况，说想写戏揭露他们。周恩来同志亲切地说，腐败的是国民党那些发国难财的军政委员、投机奸商，对广大知识分子要作正面教育，还说到人民中间是有很多坚贞自守的人的。一席话说得他心悦诚服，于是以周围坚贞自守的人为模特儿，并且融进了自己的感受和思想，塑造了黎竹荪这一形象。接着又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写出了《升官图》。
 《升官图》完稿于1945年10月，它是陈白尘的一部扛鼎之作，也是新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一部讽刺喜剧。
 剧本假托两个强盗的一场升官发财的美梦，尖锐揭露并讽刺了国民党官僚集团贪脏枉法、巧取豪夺、狼狈为奸又互相争夺的反动本质和种种丑态，反映了被压迫人民的觉醒，预示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
 全剧除序幕、尾声外，共分三幕七场，层层深入，回环起伏，结构完整巧妙。
 在一个凄风苦雨之夜，呼号声、惨叫声、怒吼声，呻呤声，枪声混成一片，两个强盗为了躲避追捕闯进了一所古老而空旷的住宅，疲乏使他们沉入了梦乡，这便是喜剧的序幕。序幕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昏暗、混乱、陈腐的社会，为情节的展开作了有力的铺垫。
 第一、二、三幕写两个强盗的奢望如何在梦中实现，是全剧的主体部分。
 第一幕剧作者利用序幕中追捕者的呼叫声把两个强盗引入老百姓痛打知县和秘书长的梦境，使他们有机可乘，冒充知县和秘书长，接着又把持了策划征敛的县务会议。两个强盗当了官便向发财的路上迈进，情节由开端而发展了。
 第二幕写县衙内准备迎接省长视察一片忙乱。官员们为保官运亨通、财路畅达，弄虚作假，大讲排场，极尽趋奉之能事，并乘机搜刮勒索。省长到来后收足了金条，免费得到一位太太，枪毙了真知县和不送金条的卫生局长，其贪赃枉法的本领比他的下属官吏们确实高出数筹，省长终不愧为省长。剧情在深入发展。
 第三幕写省长结党营私、网罗亲信，升假知县为道尹，财政局长为知县，省长与道尹合并举行婚礼，喜剧达到高潮。正当这群丑类弹冠相庆之际，觉醒了的人民奋起斗争，抓住了这伙混蛋。
 尾声中两个强盗梦醒被擒，作者借守门老人的嘴意味深长地说： “鸡叫了，天快亮了!”预示国民党反动派的末日即将来临了。社会越黑暗，也就越接近光明， 《升官图》的结尾给予了我们这样的启示，也道出了国统区千百万人民的心声，升华了作品主题。
 《升官图》的突出成就之一是它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富有鲜明特点的大小官吏的典型形象。这些官吏都带有国民党官僚共性，这就是营私舞弊、腐化堕落、争权夺利、鱼肉人民;但几乎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省长是个老奸巨滑的高级官僚，外表官冕堂皇，实质上是个十足的大财迷加大色鬼。他把官职作为追求金钱和女人的资本，金钱和女人则是他的法律和是非标准。
 财政局长是一个谙于权术，阴险狡诈而又极端残忍的家伙。警察局马局长对老百姓嗜杀成性，对于上司则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是阿谀谄媚者的典型……
 强盗甲集流氓强盗本性之大成，是个狡猾的市侩。他的谋略并不高明，但老于世故，善于应变，深知官僚集团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因此便利用金钱和女色调和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强盗乙是个十足的笨蛋，他粗俗鄙陋，贪财好色，丑态百出，下流行径时时显露。象这样利欲熏心又愚蠢到了极点的坏蛋，竟当了知县且青云直上成了道尹。作者正是通过这两个强盗开初的惶恐，做官梦想的荒唐可笑，到后来的飞黄腾达，步步高升，有力地嘲讽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
 这些形象都刻画得形神毕肖、入木三分。 “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作者刻画人物形象重在运用讽刺手法无情地“撕破”这些丑类的画皮，而大胆合理的夸张与漫画化是陈白尘讽刺手法的特色之一。有时他抓住笔下人物表里不一的内在矛盾，通过漫画化的自我表演，把他们的性格特征暴露出来;有时通过剧中人物的冲突，让一群丑类互相画相来加强讽刺效果;有时捕捉人物体态方面的瑕疵之处和喜剧性的动作，极大地激发了读者的憎恶感情。然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夸张。剧中省长的头痛怪病需要黄金熏烟医治，夸张可谓达到了荒诞的程度，可是依然能让人从假中见真，虚中见实。这样的夸张，把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起来了，把微小的加以扩大，平常的加以突出，把假、丑、恶在显微镜下放大给人看，收到了极好的讽刺效果。鲁迅说： “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陈白尘是讽刺的能手，就在于他能使人于假中见真。
 《升官图》的构思是很新颖巧妙的。首先，作者把他的故事安置在民国初年，让反动官吏们的发迹起家和一切卑鄙勾当，都在两个强盗的一枕黄粱中演绎出来。这样，陈白尘便找到了一个很巧妙的掩蔽体，他可以自由地采用夸张手法，把剧作的主旨充分地表现出来;而且暗示国民党官即匪、匪即官、官匪一家，寓意含蓄深刻而又鲜明。其次，故事情节曲折复杂，人物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的冲突之中，戏剧性很强。《升官图》让两个强盗与县财政局长等官吏、省长与县官吏之间的冲突，环绕着假知县真身分的暴露与掩藏而展开。作者运用突然转折、意外变局等手法，让这两个冒牌货露馅之虞层出不穷，使得人物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而又复杂的状态。结尾又运用喜剧的嘲弄手法，让那些忘乎所以的大人先生们受到人民的严正审判，在抑扬反正之间，产生了极强的喜剧效果，显现出陈白尘组织和表现戏剧冲突的卓越才能。
 《升官图》的演出也是盛况空前的。当时演出的地区之广，剧团之众、观众之多、效果之好，为以前剧坛所鲜见，它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使人民群众受到极大的鼓舞与教育，被誉为暴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新官场现形记”、描绘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群丑图”。

转 战 影 坛

 1946年5月，陈白尘从重庆动身，沿江东下， 8月回到上海。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一手扼杀上海剧运，一手垄断电影事业。为了与他们争夺电影阵地，阳翰笙等同志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筹建由我党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陈白尘转战电影创作岗位，担任了“昆仑”的编导委员会副主任。
 1946年，陈白尘写了电影剧本《天官赐福》，尖锐讽刺国民党的“劫收”丑剧。剧本写话剧演员钱克明被人误会为“秘书长”，于是接风、洗尘、金条、美钞、汽车、洋房、女人，一下子都莫名其妙地向他涌来。后来事情被揭穿，他又不得不破衣烂衫，提着旧皮箱溜之大吉。作者通过主人公的滑稽遭遇，有力地嘲讽了抗战胜利后从重庆飞到上海的天官——国民党大员， “五子登科” (即女子、房子、车子、条子、票子)的真实情况。风格辛辣锐利，是一出非常出色的讽刺喜剧，与《升官图》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一部剧本当然会引起国民党的恐怖与仇恨，因此被禁止拍摄，剧本也没有出版。
 陈白尘坚持韧性斗争，于1947年11月又写了一部电影剧本《幸福狂想曲》。剧本描绘了一幅下层市民社会的生活图画。几个小市民的不幸遭遇，使人清楚地看到蒋管区是一个不公平、不道德的大吃小的黑暗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正当的生意无法做，投机贩毒却在禁令之下畅行;不法之徒可以横行天下，善良的老百姓无路可走。由于作者对市民生活的深入观察，剧中所描绘的吴志海、王金富、张月华等几个主要人物既有鲜明的社会和阶级的烙印，又有独特的个性。作者赞美他们性格中美好的一面，也指出其弱点，观点鲜明，表现艺术也是成熟的。作者善于以喜剧形式处理悲剧内容，这是继《结婚进行曲》之后创作的又一部成功的悲喜剧，也是他第一部拍摄成功的电影剧本。但因为无法逃脱国民党当局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审查，作者不得不以流氓作为反动势力的代表，让人们从他们与国民党当权人物的勾结上去认识社会本质。
 1948年，按照党的指示，陈白尘留在上海与熊佛西、黄佐临等组织地下的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进行护厂和迎接解放的工作。年底，陈白尘、沈浮、郑君里、赵丹等人集体讨论，陈白尘执笔写了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陈白尘进一步发挥了辛辣的讽刺才能，写美货摊贩肖老板、中学教员华洁之、报馆校对孔有文等一群小人物，在以侯义伯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压榨下由呻吟、幻想到觉悟、反抗的斗争过程。剧本异常真实地暴露了解放前夕国统区一片黑暗、混乱的景象和反动派的分崩离析及垂死挣扎，记下了蒋家王朝的最后一页。同时，又以无法掩饰的激情，让孔有文等人在欢度1948年腊月三十的除夕之夜时，把一副“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象更新”的春联贴在大门上， 以此展示光明的即将来临。
 剧本富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情节生动，构思巧妙，风格明朗活泼，讽刺辛辣，是陈白尘讽刺剧风格特色体现得相当充分的一个剧本。
 如果把《乌鸦与麻雀》同《天官赐福》联系起来考察，更可以看出作者艺术构思的精湛。在《天官赐福》里，显赫一时的国民党接收大员，俨然是“天之骄子”;而到了《乌鸦与麻雀》里， “天官”便变成了夹着尾巴逃窜的丧家之犬。作者紧紧抓住了战后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来一去，勾画出蒋家王朝最后阶段相当完整的一部丑恶历史。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的陈白尘艺术创作的强烈战斗性和对社会生活的敏锐观察力。
 《乌鸦与麻雀》中途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勒令禁拍，但陈白尘和其他同志都以大无畏的精神继续坚持工作。为了让这部影片迎接解放，他们一方面保留搭好的三堂布景，另一方面，则由陈白尘偷偷地修改剧本。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 《乌鸦与麻雀》才拍摄成功。上映后很受观众欢迎，并在1950年电影评奖中获一等奖，为民主革命时期的电影斗争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在黎明的土地上稳步前进

 金鸡破晓，人间巨变。陈白尘带着献给新中国的第一件礼物《乌鸦与麻雀》跨越到了新时代。他满怀激动与喜悦之情，朝气蓬勃地投身到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工作之中。
 1949年，上海一解放，他便参加了军管会文艺处工作。接着又担任上海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7月，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1950年，他实现了政治上长期追求的愿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历任中华全国文协委员和常委，历届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理事，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协秘书长，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职。开始住在上海，后迁北京，又调南京，他象一块朴实厚重的砖，党把他放在哪儿，他就在那儿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奠基铺路。
 1956年他被派往波兰参加波兰作家代表大会，1962年又赴日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苏联访问，考察了这四个国家的戏剧事业，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从1950年到1961年十年间，陈白尘主要负责文艺行政工作，也忙中偷闲创作了政治讽刺剧《哎呀呀，美国小月亮》、《纸老虎现形记》、独幕剧《美国奇潭》、电影文学剧本《宋景诗》(与贾霁合作)、《鲁迅传》(上集，集体讨论，陈白尘执笔)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备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摧残和诬陷，是在巨大忧愤中熬过的。到了严冬遁去、万物复苏的新时期，历尽沧桑的陈白尘，虽说年近古稀，仍以一个革命作家对党的全部忠诚，以劫后余生激起的巨大热情，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写下了建国三十年来文学生涯中最光辉的一页。
 1977年，他在南京挥汗如雨的酷暑中，胸中回荡着强烈的悲愤，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大风歌》的初稿。这是他献给敬爱的周总理灵前的“一朵小小的白花!”(陈白尘《为〈大风歌〉演出致首都观众》)同时也是讨伐“四人帮”的檄文。
 《大风歌》较他过去的历史剧开掘都要深，所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都要丰富，而且体现出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剧作写的是汉皇室自高祖驾崩到吕雉病故历经十五个年头的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斗争错综复杂、波澜起伏、惊心动魄，写得气势磅礴，而又脉络分明、丝丝入扣。剧本描绘了二三十个上层人物的风貌，塑造了众多的性格丰富鲜明、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历史人物形象。这是作家政治思想上的磨炼成熟、创作经验的丰富积累和艺术修养不断深化熔铸成的艺术精品。
 1980年，他又改编鲁迅小说《阿Q正传》为电影剧本，1981年将电影剧本改为舞台剧本。《阿Q正传》追求忠于原著、独特发挥和时代精神的统一。在准确地把握了《阿Q正传》的主题之后，陈白尘别出心裁地采用把故事和话外音分开的方法，把《阿Q正传》这块“和氏璧”打碎了，又另造一块美玉来“归赵”，使鲁迅小说中阿Q的故事不走样，阿Q的形象不走样，而且完美地体现了鲁迅小说的语言和行文风格。陈白尘的《阿Q正传》既忠实于原著，又不拘泥于原著，富于创新， 流动着一股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酣畅恣肆之气，表现了作者精巧的笔法和深厚的文学修养。陈白尘是改编《阿Q正传》的第九人，也是最成功的一人。《阿Q正传》获得了1980—1981年全国优秀话剧戏曲歌剧剧本创作奖。
 《大风歌》和《阿Q正传》是继《升官图》、《岁寒图》之后，作者创作道路上的又一高峰，是引人瞩目的新的里程碑。
 从1977年至1982年的5年间，陈白尘还发表了四十余篇涉猎颇广、内容丰富又别具一格的散文作品，其中颇多发自肺腑的真切之见、甘苦之言。表现了一位思想解放、头脑清晰的老党员作家特有的风貌，也记录下他在新时期稳步前进的足迹。
 1978年，陈白尘被南京大学聘为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次年暑假，他招收了第一届话剧创作研究生，并主持建立了戏剧研究室。这是一件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陈白尘效法他所崇敬的鲁迅先生， “明知蜡烛将尽，干脆将它两头点燃!”以他暮年的烛光去照亮后继者的创作道路，培养与时代、与现实血肉相连的思想健全的人民剧作家。
 象一棵经冬历霜的梅树，在和煦的春风吹拂下又生发出鲜嫩的新枝，焕发出旺盛的创作生命力的陈白尘，老当益壮，精神矍铄正在继续为祖国为人民写作。人民期待他创作更多的优秀剧本，他是不会辜负人民的期望的。
 陈白尘从1925年发表第一篇作品到1980年完成《阿Q正传》的改编为止，已经度过了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共创作了近四十篇(部)小说，四十个话剧剧本，七个电影文学剧本，此外还写了几十篇散文。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戏剧方面尤有卓越的贡献，特别以讽刺喜剧作家蜚声文坛。
 陈白尘对讽刺喜剧的创作，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
 陈白尘以时代先进思想和人类崇高理想作指导进行创作。他认为讽刺剧在对敌斗争中光暴露敌人是不够的，还应该去激励人民。因此，他的讽刺喜剧，从现实出发，锋芒所向，处处触及重大的社会问题，洋溢着时代气氛，把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交融在一起，紧密配合了党领导的政治斗争。这是革命剧作家陈白尘讽刺喜剧的一个重要特色。
 其次，他成功地运用了典型化原则，塑造出丰富多彩的反面喜剧形象，填补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这项空白。如果说他的处女作《恭喜发财》主要是着眼于喜剧性事件的挖掘和表现，那么到了《魔窟》作者就把构思重点从“事”转到“人”上，《乱世男女》进一步显露了作者刻画人物的才华。作为新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一部讽刺喜剧《升官图》，在我国讽刺喜剧史上无疑是一座璀灿的丰碑。它所塑造的群丑为我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异彩。
 陈白尘讽刺喜剧的第三个特色是批判地吸取了亚里斯托芬、莫里哀、果戈理等外国喜剧作家和我国古典滑稽戏的艺术营养，创造具有我们民族风格的喜剧艺术。《升官图》明显受到果戈理《钦差大臣》的影响，但剧中所写的官场生活，剧中人物的思想及其表达方式，人物语言动作，无一不是中国式的，而且体现了作者讽刺喜剧尖锐泼辣、朴实明朗的特有风格。
 陈白尘把“五四”以来的讽刺喜剧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提高了话剧在广大观众中的威望。
 陈白尘的历史剧创作也是独具一格、卓有成就的。
 这首先体现在他对历史真实、艺术真实和现实倾向相统一的史剧美学的追求上。陈白尘的史剧创作如果从《汾河湾》算起，开头是走过一段弯路的。《金田村》的诞生标志着一次大转折，从此便开始了对历史真实、艺术真实和现实倾向性相统一的追求。1943年，他亲自聆听到周恩来关于历史剧创作的讲话： “历史剧不应歪曲历史，牵强附会地硬搞影射。……写出历史的真实才能获得艺术的真实，通过艺术的真实，才能获得以古鉴今的目的。”(程在华、胡宗钰《大风起兮志飞扬——访老剧作家陈白尘》)总理的话成了他终身服膺的史剧创作原则，使他的追求更自觉。因此，他写历史剧总是立足于真，在真的基础上去表现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对立。他不搞影射，不搞庸俗的类比和异想天开的虚构。他认为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只要写出这相似之处，以古鉴今，就能起到古为今用的作用。从1943年的《大渡河》到1953年的《宋景诗》便是沿着这条路向前发展的，而《大风歌》则是这种史剧美学追求的完美体现。《大风歌》演的是公元前二世纪长安未央宫前的政治斗争，而人们却从吕雉身上看到了二十世纪野心家、阴谋家的丑恶灵魂与阴险嘴脸。《大风歌》古为今用是那么和谐、自然，毫无牵强雕琢的痕迹。正是这种和谐自然的古为今用才产生了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一种充满艺术魅力的政治感染力。
 其次，陈白尘在历史剧的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从《金田村》到《大风歌》，作者的艺术风格不断在发展变化，日趋成熟。《金田村》粗犷有力，《大渡河》沉郁、苍凉、悲壮，《宋景诗》刚毅豪迈，《大风歌》就象生活本身一样严峻、深沉、坚实、壮阔。总的看来，陈白尘的历史剧具有一种雄健刚劲、朴实无华、深沉含蓄的风格。
 第三，陈白尘的历史剧结构庞大、时间跨度大，气魄大，场次繁复、人物众多，却写得有条不紊。如《金田村》全剧六十余人，还不包括农民、炭夫、士兵若干人;《大渡河》五幕十七场;《大风歌》七幕二十三场，时间跨度十五年。这些都显示出了作者的笔力。
 革命导师恩格斯在一百二十年前曾指出： “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陈白尘正是沿着实现这种“融合”的道路，不断地进行辛勤而有成效的探索。陈白尘在现代戏剧史上留下了扎实而又具有独特风格的鲜明脚迹。他象一颗明星，将永远在我国现代戏剧史上熠熠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