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1931年初，尚在南京求学的一位不到二十岁的青年陈梦家，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诗集中所焕发出来的早熟的艺术才华受到当时诗坛的注目。他被目为“少年能诗者”(孙作云： 《论“〈现代〉派”诗》)，被誉如“唐初四杰的王勃”(俞大纲： 《〈铁马集〉序》)。陈梦家这个名字在文坛上不胫而走。
 由于个人与社会的因素，陈梦家在诗坛活动的时间是暂短的;他的诗名，他在新诗史上的地位，自然是不能与郭沫若、闻一多、艾青一类的大诗人同列的。然而，我们不妨借用唐人的两句诗来称道他：“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这个“标格”，就是诗人虔诚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正直而有作为的一部分上层知识分子的代表，这种在屈原与杜甫的时代就已深深扎根于知识分子群中的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他所接受的文化教养融在一起，深铸于他的内心，并在他艰苦探索的人生道路上时时强烈地表现出来，而终于成为他从诗人到学者一生的精神支柱。这个“标格”，也就是诗人对艺术事业执著追求的精神。他曾奉新诗艺术为圭臬，在新诗需要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从新诗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各方面努力探寻新诗艺术发展的途径。他的诗恬淡飘逸，独具一格，丰富了新诗的表现艺术。他的创作成就，已成为新诗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一

 诗人陈梦家，笔名漫哉，1911年4月16日出生于南京西城的一所神学院中。他的祖籍是浙江上虞县。父亲陈金镛曾长期任上海广学会编辑，时年已四十。他曾亲自创办了南京的这所神学院，并任“提调”(院长)之职，是一位忠厚纯朴的长者。
 陈梦家的童年是在非常浓厚的宗教气氛中度过的。当他后来忆及孩提时，父亲抱着他倚在神学院的栏杆上，在教堂悠扬的钟声中唱着赞美诗的情景，犹带着神往与依恋之情(见《铁马集·叮��歌》)，这在他的世界观与艺术个性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对“小羊与猛狮携手”(《<白雷克诗选译>序》)的博爱精神的向往，以及诗歌创作中对“哲学意味”与恬淡悠远意境的追求，都影影绰绰地闪现着宗教的“灵光”。
 陈梦家自幼在那种多子女的家庭氛围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长大。他有八个姊姊、两个哥哥、两个弟弟，都是一母所生。陈梦家系由他在南京汇文女中任教的三姊陈郇磐抚养成人。他出生不到半年，辛亥革命爆发，因避战乱，陈梦家在襁褓中就随全家逃难到上海，直至次年战局已定，才返回南京。他自幼喜读古诗，尤其是唐诗，并长期在教会学校学习。四岁时，入家庭附近某女校的幼儿院。次年，到南京四根杆子礼拜堂附设的小学读书。八岁那年，父亲遭仇敌诬陷，被赶离了神学院，举家迁居上海，他改进圣保罗小学。1920年春，他随其三姊回南京，第二年升入中学。颠簸在社会风浪中的上层知识分子小康家庭的生活环境、传统文化的影响与教会学校中欧美文化的教育，造就了陈梦家充满矛盾的思想、气质与个性。他用惶惑的眼注视着这充满动乱、贫穷与不平的破碎的山河，憧憬着欧美文化所教给他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他富有天分，正直而又善良，从内心深处热爱这个有着四、五千年优秀文明的古国，却又感情纤细而怯弱，眷恋着自幼就生活着的社会圈。当他结束自己的童年生活而踏入社会人生的时候，在他面前伸展着的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
 1927年夏，他高中尚未毕业，就考入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后改名“中央大学”)法律系。这时他正做着一个十六岁少年的天真的梦。他是这样描绘他当时的生活的：
 　我住在一个偌大的城里——一个都会，近傍一块九十九里周围的营地，在平时，晚上躺在三层楼的床上，从窗口看出蓝天里的星子，抽一支烟，在冥想一些空幻的事。 (《五月》)
 作为这些梦之花的结果的，则是一些自由体的小诗。目前所见陈梦家最早的诗作《一朵野花》中，还留有当时天真与稚嫩的痕迹：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不想到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他看见青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
 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在中央大学任教的闻一多与徐志摩。从此，他的生活道路已注定与这两位老师的影响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闻一多1927年秋到中央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文学，陈梦家常去听课。闻先生讲授的英美浪漫主义诗歌与诗歌格律化理论深深打动了这位少年诗人的心。闻一多对这位天资聪颖的学生尤为器重，曾屡次对朋友称道：“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者，陈梦家要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梁实秋： 《谈闻一多》)师生结下了终生之谊。1928年起，陈梦家在创作中“开始以格律束缚自己”，这些诗“有个相似的外貌：它们都属于一个节奏，它们都切划得一般整齐。”(《<梦家存诗>自序》)
 1928年秋，闻一多离开中央大学。次年，徐志摩应中央大学校长张君谋之聘，任外文系教授，讲授欧美诗歌。陈梦家的才华得到徐志摩的赏识，诗作《那一晚》由徐志摩推荐，以“陈漫哉”的笔名揭载于《新月》月刊2卷8号上，这是他首次公开发表作品。陈梦家当时的创作，受徐志摩那种用“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茅盾： 《徐志摩论》)的诗风影响甚深，也有一些诗是模仿闻一多的(如《葬歌》模仿《也许》)。他的诗虽兼具闻诗格律谨严与徐诗轻俏流丽之长，但当时他艺术修养上没有徐志摩那样精深的西方文学的造诣，思想意识上一时也缺乏闻一多那种对祖国的强烈政治责任感，“所作却都似微弱的幽幽的恍如海上的声音”(《<玮德诗文集>跋》)，给人以轻渺、空疏之感。
 1929年夏，安徽桐城人、方苞后裔方玮德进中央大学外文系学习英国文学，与陈梦家结为诗友。1930年前后，以他们为核心，集合了一批青年诗人。正如陈梦家所自述：“其时志摩先生每礼拜来中大讲两次课，常可见到;玮德的九姑令孺女士和表兄宗白华先生也在南京，还有亡友六合田津生兄，我们几个算是个小文会，各人写诗兴致正浓，写了不少诗。”(《<玮德诗文集>跋》)同时，陈梦家的同学梁镇、沈祖牟、俞大纲、孙洵侯等人也由徐志摩推荐，常在《新月》月刊等杂志上发表诗歌。南京诗人群的形成，成为后期新月诗派的先声。
 受闻一多、徐志摩诗歌理论的影响，1930年1月，年仅十九岁的陈梦家在《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卷7期上发表诗论《诗的装饰和灵魂》，宣告了指导他诗歌创作的完整的艺术主张。
 首先，他认为诗就其本质来说，“是美的文学”，即“诗应当是可以观赏的歌咏的思味的文学”，因此，“诗必须具有其独具之形象与灵魂。”
 其次，他将诗的成分，“简要的可从其性质分为两种：一是外在的形式，就是韵律，”“一是内在的精神，就是诗感。”在诗的形式上，他主张“用美术和音乐的调配，便因美观的格式与和谐的音韵所生出的美感，衬托‘诗的灵魂’。”同时他又指出：“诗的灵魂——就是诗的精神——应当较之外形的修饰更其切要。”诗在内容上“不仅是一些平凡的描摹与感慨，更其要有哲学意味。”
 最后，在风格上，突出地强调“诗：要其有自然的格式，自然的音韵，自然的感情”，要“哲学意味溶化在诗里。”
 陈梦家的新诗理论，纠正了前期新月诗派偏于强调形式因素的倾向;承认“诗感的来临是因于内心接受外物印象的击应”;在诗美学与新诗艺术规律上，继承了前期新月诗派“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于赓虞： 《志摩的诗》)的主张，并作了更为深入有益的探讨。但他在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即创作目的与创作动力问题上，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正如他自己在与《诗的装饰和灵魂》同时发表的《文艺与演艺》一文中所说：“真正的文艺，要其为感情的自然表现，不含有任何的目的或作用。从无关心中产生出来，不怀着功利观念，一种无所为的高尚精神。”这较之前期新月诗派用诗歌艺术表现“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徐志摩：《<诗刊>弁言》)的认识大大后退了一步。陈梦家的这种反功利主义的艺术观显然是与他的老师徐志摩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的。大革命失败后，身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诗人的徐志摩，他所梦想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婴儿”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出世。在思想与创作上，徐志摩由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单纯信仰”的追求而“流入怀疑的颓废。”(徐志摩：《<猛虎集>自序》)他自称“我的信仰……我自认永远在虚无缥缈间”(徐志摩： 《陶孟和<再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附言》)，感叹“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虽然他对国民党新军阀的独裁统治有所不满，却同时又借口“不崇拜任何的偏激”，“不能归附功利”(徐志摩： 《<新月>的态度》)，写下如《西窗》这样的攻击革命文学运动的诗歌。他曾表白：“我个人怀疑共产主义，……也就为顾恋一点点的私人自由”(徐志摩： 《关于党化教育的讨论》)，这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十年内战时期政治立场的反映。陈梦家当时身为徐志摩的入室弟子，与徐氏时相过从，头脑中不免打下徐志摩思想的印记，所以他跟在徐志摩后面亦步亦趋地宣传反功利主义的艺术观，攻击“所谓革命的新诗是变为无次序的无音韵的杂乱的烦嚣的呼声” (陈梦家： 《诗的装饰和灵魂》)，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因素的。
 然而，三十年代初，国民党新军阀的军事统治已带来深刻的政治危机，灾荒、饥馑和战乱正把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进一步推向痛苦的深渊。激烈动荡的社会环境使身居于深墙大院高等学府内的陈梦家面前，也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0年初，陈梦家写下《秦淮河的鬼哭》一诗，描绘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城的恐怖阴森的画面：
 　这里人也没有，灯也没有，/只有一团鬼火，一串骷髅——/在天河的絃子上，有鬼歌/飞过一条荒街，一湾小河。
 诗人蛰伏在内心深处的爱国心驱使他怀着“一束隐忧”从“年青人的颓废病”中回眸顾视悲惨的现实人生。他亲眼目睹风雪夜冻死在土地庙里的乞丐，身上仅盖一只破麻袋和“一层破旧的积纸”，止不住悲痛地呼唤：“你走完穷困的世界里每一条路”，“在穷困里，穷困里，做了一世穷人。”(《丧歌》)他在深夜里为新军阀内战的马号和炮车声所惊扰，“睁开了”一双“睡不着的困眼”，愤愤地写道：
 　这是英雄，英雄的事业，/杀的是弟兄，不是仇敌。/这一阵阵的混战，我看见/野鬼的惨笑里苍白的脸。 (《马号》)
 然而，他的教养、他所生活着的社会圈又常常使他没有勇气去进一步正视这个丑恶的、凄凉的社会。他在1930年夏写给方令孺的信中说：
 　我只爱一点清静，少和一些世事发生关系。我不能再存着妄想：这国家是只会糟下去的。
 就在这种矛盾痛苦的心境中，为了“不要常常伤害自己”他不得不“再去做梦”，在诗苑里“幻想”和“徘徊”(见《五月》)。陈梦家这种精神状态，是后期新月诗派中一大批中上层小资产阶级诗人思想倾向的代表。其挚友方玮德曾在一篇论文中说歌德“具有一种‘逃走’的精神，以此逃走解决一切的矛盾，一切的烦苦。”(《诗人歌德之全人生的意义》)其实，方玮德所说的这种“逃走的精神”，正是后期新月诗派中象陈梦家一类诗人当时思想状况的绝妙写照。陈梦家曾在当时所作的一篇散文中袒示他的思想说：
 　我看见这混沌的人生，使我厌倦。每一个人昧着良心用谎话去骗取幸福，人与人之间永远是存了这虚假的事。我是那样的厌恶世界，感伤我自己的飘零。 (《一夜之梦》)
 陈梦家到底为什么要“逃走”?他这种“逃走的精神”究竟是什么?从他的这段自白中是可以知其端倪的。
 1931年是陈梦家文学活动最为繁忙的一年。早在1930年初夏，他就与方令孺、方玮德商议，拟继当年《晨报副刊》的《诗刊》后，再办一个《诗刊》。是年的7、8月间，因父亲患病，陈梦家来到上海，把南京诗人的建议告诉了徐志摩，得到赞同。徐志摩立即发信征稿，与陈梦家筹备《诗刊》。1930年冬《新月》3卷2号刊出《诗刊》广告，宣布“我们几个《诗刊》的旧友想多约几个对诗有兴味的新友再来一次集合的工作。”1931年1月20日，由徐志摩主编、陈梦家担负实际编辑工作的《诗刊》季刊在上海以“诗社”名义出版，撰稿人除闻一多、徐志摩、饶孟侃等前期新月诗人和南京诗人群成员外，还有林徽音、卞之琳、孙毓棠、曹葆华等新加入的北京青年诗人，标志后期新月诗派的正式形成。而在这一过程中，年龄还不到二十岁的陈梦家已成为新月诗派的一员主将。
 同月，陈梦家的第一部诗集《梦家诗集》由新月书店出版，书很快销售一空。不少杂志发表了书评，连广东汕头一家不太知名的刊物《滨海文艺》都发表了专论，使陈梦家的诗名大噪。1931年7月， 《梦家诗集》增选后再版发行，陈梦家在《再版序言》中说：“我想打这时候起不该再容许我自己在没有着落的虚幻中推敲了，我要开始从事于在沉默里仔细观看这世界，不再无益的表现我的穷乏。”
 这一时期，陈梦家还曾创作过一些散文与小说。他所作的中篇小说《不开花的春天》，1931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小说用书信的形式叙述一对青年的爱情故事，曲折地反映了陈梦家苦闷的内心世界。
 1931年夏，陈梦家毕业于中央大学，获得律师执照，从南京小营移住市郊兰家庄。 7月，应徐志摩之邀赴上海，住天通庵，负责编选新月诗派的主要代表作——《新月诗选》。陈梦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选出前、后期新月诗派主要诗人的代表作共十八家八十首，把这些处于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社会地位与政治思想倾向的诗人在艺术流派的体系上联系起来。他在这部诗选集的《序言》中，从新诗发展史的角度，总结了新月诗派的艺术理论，指出新诗十多年来的成绩犹如长江的涓涓的水源，尚“在山涧里悄悄走着生命无穷的路”，而新月诗派“自己相信只是山涧中一支小小的水”，在“忍耐的开辟新的路子。”并表示“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差不多是我们一致的方向”，“态度的严正又是我们共同的信心。”他的这些理论主张未出徐志摩艺术思想的巢臼。
 1931年9月，徐志摩将《诗刊》交予陈梦家主编。11月19日，这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诗哲”在济南附近的党家庄触山坠机身亡，临终前一天，曾向陈梦家、方玮德两个高足弟子表示了对自己颓废的精神状态的不满：“这样的生活，什么生活，这一回一定要下决心彻底改变一下。”(陈梦家： 《谈谈徐志摩的诗》)导师的临终遗言与悲剧性的命运引起陈梦家内心的震动和深沉的思索。他在徐志摩逝世后的第四天，创作了新诗《致一伤感者》，批判了感伤主义的思想情绪：
 　伤感在穷人是一件奢侈的事，/快乐在人手上，也在人心上。/——世界不全是坏的。
 不久，陈梦家在其主编的《诗刊》第4期《叙语》中对后期新月诗派创作的“题材走到今天太狭隘了”的现象深为不满，表示“很想把新诗的内容更要扩大”。这一些，预示了他创作思想转变的信息。
 

二

 1932年1月，陈梦家编完了老师徐志摩的遗稿《云游》集，整理了自己1931年夏季后的诗稿，结集为《铁马集》，便毅然停办了后期新月诗派的刊物《诗刊》，结束了交织着迷惘与痛苦的学生时代。
 正当陈梦家规划自己未来生活的时候，“一·二八”战争爆发了!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寇的隆隆炮声震醒了深埋在诗人心底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战争的第二天，他即与同学刘启华、蒋方夜、卢寿枬从南京赴南翔前线，投入十九路军的61师122旅旅部，参加抗日宣传工作。临行前，诗友方玮德赠诗给陈梦家壮行，并附信说：“区区微命于必要时，亦愿能手格一二日人。”以示同仇敌忾之情。陈梦家等人随122旅旅部自南翔经刘行、嘉定、杨行、顾家宅、真如、大场一线向蕴藻浜前线挺进。 2月1日军队进驻南翔镇时，陈梦家在车站伫立三天三夜，目睹无家可归的妇孺老幼在雨雪中踉跄行走，沪宁线上的难民行列蜿蜒长达数十里。他心如刀绞，写下《哀息》一诗，发出“谁教我们这样的?”的责问。2月13日，部队在季家桥与日寇雪中大战。122旅第5、 6团任前锋，与敌寇肉搏终日。陈梦家等亲临火线，抢救伤员。他看到勇敢的中国士兵们在弹雨中无畏地冲杀，挂彩的伤员染成了血人，有的战士牺牲时仍保持着托枪瞄准的姿势。田野上到处是抗日志士的新坟。在战士墓前，陈梦家写下了动人肺腑的悲壮诗篇——《在蕴藻浜的战场上》：
 　在蕴藻浜的战场上，血花一行行/间着新鬼的坟墓开开在雪泥上：/那儿歇着我们的英雄——静悄悄/伸展着参差的队伍——纸幡儿飘。/苍鹰，红点的翅尾，在半天上吊丧。
 
 　现在躺下了，他们曾经挺起胸膛/向前冲锋，他们喊杀，他们中伤，/杀了人给人杀了，现在都睡倒/在蕴藻浜的战场上。
 
 　“交给你，象火把接着火，我们盼望，/盼望你收回来我们生命的死亡!”/拳曲的手握紧炸弹向我们叫：/“那儿去!那儿去!听我们的警号!”/拳曲的手煊亮着一把一把火光/在蕴藻浜的战场上。
 他还在季家桥前线用民歌的风格写下《老人》一诗，描绘农民对故土的热爱。这些在抗战前线写下的史诗般的作品，是“一·二八”事变珍贵的实录。诗人在构思时“有意摆脱所有形式的羁绊”(《<梦家存诗>自序》)，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标志陈梦家新的创作阶段的开始。
 2月下旬，陈梦家从淞沪前线返回上海。3月，应闻一多先生之邀到青岛大学任闻先生的助教，并在闻先生的指导下，开始研究甲骨文。 4月，陈梦家修改他在淞沪前线所写的诗，结集为《陈梦家作诗在前线》。他在《序》中表示：
 　我十分羞愧在这里安闲度日子，这里人家的旗杆上挂着恶毒的标帜，每天使我愤懑。我相信一种日子会来到，那些日子将不是我们所可想象的，也不是我们甘愿的，但是我们热烈盼望它来。
 他在青岛写下的诗，如《海》、 《小诗》，已完全脱开格律化的巢臼，另辟蹊径。他后来谈到其创作前期的格律化新诗时说：“有人认为这就是我的好处，是错了。”“这把锁压坏了我好多的灵性，但从这些不自由中，我只挣得一些个造字造句的小巧。”(《<梦家存诗>自序》)在创作实践上，前期新月诗人大多初期作品形式自由，后来慢慢走上格律化的路;后期新月诗人如陈梦家、方玮德则大半是初期作品格律谨严，后来迈向形式自由的路，这个文学现象表明新月诗派形成和解体的过程。年青一代新月诗人纷纷感受到脱离社会现实尝试形式上的实验是条绝路，各自努力探索新诗发展的新途径。
 1932年夏天，闻一多与陈梦家相继离开青岛去北平。临行前师生登上泰山，敞襟临风，饱览祖国山川的秀色，这在陈梦家的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9月，闻一多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陈梦家也由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刘廷芳推荐，到该院学习。后为院长赵紫宸所望重，并与其爱女赵萝蕤女士缔结良姻，成为终生的知友与伴侣。
 1932年10月， 日寇的侵略魔爪已伸向关内，整个华北处于危急之中。是月22日，陈梦家应邀在北平青年会南厅发表题为《秋天谈诗》的讲演。在讲演时陈梦家大声呼吁：“让我们个人的感情渐渐溶化为整个民族的感情，我们的声音化作这大群人哀泣的声音，不只是哀泣，还有那种在哀泣中一声复兴的愿望。”
 1933年初，日寇的铁蹄终于践踏在热河的土地上，陈梦家义愤填膺，决心自行出榆关到前线为保卫祖国效力。1月13日，方玮德、瞿冰森等同学在北平东城灯市口燕京校友会召开欢送会。次日凌晨，陈梦家离北平经古北口奔赴塞外。途中目睹奇丽峻伟的塞北风光，爱国的赤子之情油然而生。他根据那时的观感所作的《古北口道中》、 《承德道中》等诗篇，诗风雄阔奔放，别是一番气象：
 　短笛山谣，送牛羊下山，/平林后有几家炊火;/暮色披下山，看峦头/又似昂首奔腾的瘦马，/跨着山脚下一带云气，/蹴开了满天的黄沙。 (《承德道中》)
 1933年3月初，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热河不战而失，整个华北处于危急之中。陈梦家满腔的报国热忱付诸东流，他悲愤地从前线返回北平。是年9月，他到安徽芜湖任广益中学的国文教员，住在狮子山青阳庐。在芜湖陈梦家创作了两部气势磅礴、构筑宏伟的抒情长诗《往日》与《泰山与塞外的浩歌》，达到了他诗歌创作的顶峰。《往日》是用长诗形式回顾自己经历的作品，分《鸿濛》、 《昧爽》、《陆离》三章，风格奇幻瑰丽，多姿多彩，是一部浪漫主义的力作，显示了诗人过人的才气。八百行的长诗《泰山与塞外的浩歌》更是新诗苑中的一朵奇葩。火焰般迸喷的爱国主义激情如崩云裂岸的浩荡大江奔泻于一气呵成的湍急的诗行间，令人目不暇接：
 　万里长城!告诉我你龙钟的腰身里/收藏多少锋镝;告诉我那些射箭的/英雄他们英雄的故事;告诉我巍然/无恙的碉楼如今更望得见多远/——有我汉家的大旗在苍茫间飞扬，/………
 　壮伟的河山，我想起曾经仰望/惊讶你被遗忘的雄丽，如今是什么/马蹄践踏你迭浪的白龙堆?/我记起春风三月中峭塞里/小月下度过残缺的冷口，皑皑/高耸的数峰背负了一道长城，/那山岰洞穴中数点灯火的哨声;/那峪中穿沙去的流水，我听见/单匹战马昂然立在独木桥上/垂鬃饮水时那静悄悄的水声;/我记得那悲壮与冷淡风晕的/关山月照过的关山，如今在江南/望见九月初的小月，它正在冷沏/冷口外听流水无家归的白骨!
 此诗苍凉悲壮，论者以为兼有“李白诗中的涵养”和“岑参边塞诗的气魄”。它是作者回顾当年在山东登临泰山与出塞抗敌时的观感而作。它与同时所作的《西山野火》、 《黄河谣》等爱国主义诗篇不愧为我国新诗史上的佳作!
 1934年1月，陈梦家的诗集《铁马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同月，陈梦家赴北平为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专攻古文字学。这时他的主要精力已移向学术研究，但课余常在津、沪《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及《文艺月刊》、 《新诗》月刊等报刊上发表诗作。他后期的诗作，诗风老成，技巧纯熟，但已失却了前一阶段的激情，表现一种“想在百衲衣上捉虱子，晒太阳”(《小庙春景》)的闲适自如的意趣。1935年8月，陈梦家从他历年所作的100余首诗中精选出23首，结集为《梦家存诗》，以作为其“七年写诗的结账”。他在诗集的《自序》中总结了自己创作道路的成败得失，倾诉了自己心目中的审美理想：
 　现在，我心中盘旋着一个大爱，这美几乎是万仞的石级，需要一层一层爬，仍旧是一种类乎理想的真理能安居。我脱离了小小一簇花，一窪浅陋的塘水，登山望海……
 然而，诗人不久即放下了他的诗笔，使我们无以领略他心中所盘旋的诗美的极致了。
 

三

 陈梦家在艺术上的成就，一直为文学史家们所称道。早在三十年代，孙作云先生就赞扬陈梦家的诗“意境与形式并茂，且不为人藩篱”。 (《论“〈现代〉派”诗》)王瑶先生在最近新版的《新文学史稿》中也认为陈梦家“就‘认真’与形式的完成说，他是可以作为后期诗人的代表的。”
 陈梦家自称最欢喜抒情诗，他的主要艺术成就确在抒情诗上。他认为“一首‘诗’，它本身是个可统系的错综的完全”，“是个有它自己特性的形象”(《〈梦家存诗〉自序》)。在创作中，他首先着力的是塑造特具个性的抒情形象。抒情主人公的性格特征，通过“理性滤清洗练后”的情感的抒发，集中地加以表现。在《夜》这首抒情诗中，诗人用约会时向心爱的姑娘倾诉爱情的口吻，刻画了一个伶俐可爱、勇敢决绝地追求自己爱情幸福的少年形象，他大胆地鼓励心上人：
 　挂着你流的眼泪不许揩干，/透过那一层小青天朝我看;/姑娘，你胆小，这时候你该敢/说出那一句话，从你的心坎上——/没有人听见，也没有人偷看。
 《露之晨》这首诗中的少年在争取爱情幸福时则是怯懦畏惧、逡巡不前的，诗人通过其内心独白来表现这一性格特征：
 　我暗暗地藏起那串心跳，/不敢放出一只希望的鸟;/是一阵温柔的风吹过，/不是我，不是我!
 陈梦家曾说： “一个匠人最大的希望最高的成功是在作品上发现他自己的精神的反映。”(《<新月诗选>序言》)他的诗友方玮德也认为陈梦家艺术上一个根本特征在于他的诗“寓有他自己的人格。”(《铁马集·玮德旧跋》)综览陈梦家的诗作，可以体味到一个飘逸的虔诚的青年诗人的总体形象。他如古庙的一个小风铃，“轻的象浮云，隐逸在山林”(《铁马的歌》);又似翱翔在诗苑上空的秋雁：
 　从来不问她的歌/留在那片云上?/只管唱过，只管飞扬/黑的天，轻的翅膀。(《雁子》)
 除了诗人人格的自我写照，在《供》这首诗中还直接描绘了他的诗生活：望着一株小秋枫，在一支烛光下，吸着烟卷，吟哦诗作，回味着落日的沉默和一夜来细碎的烦恼，向往有着翠鸟与白鸽子的春天。这种用抒情诗的形式塑造的“完全在幻想和梦的交界上徘徊”(《信》)的“零余者”的形象，正是三十年代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肖像，是具有社会的典型意义的。
 每个作家都在他的创作中实践他的美学追求，诗歌这种精致的文学形式尤为集中地体现了作家的审美理想。穆木天说陈梦家的诗“好如一片秋空，具有着静闲的优然的美。”(《<梦家诗集>及<铁马集>》)确实道出了它的审美特征。陈梦家集中的诗，其意象多是流星、飞萤、浮云、银河、闪亮的燐火、掠水的燕尾、星月下的松林、残照里的墓道……织成庄严、静穆的情绪的氛围，以显示诗人恬淡的心境。被作者自选入《新月诗选》的《摇船夜歌》，宁谧的意境与悠然的心情、物象与心相已融成一片，幻为朦胧的静幽的美：
 　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小星点亮我的桅杆，/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让我合上了我的眼睛，/听，我摇起两支轻桨——/那水声，分明是我的心，/在黑暗里轻轻的响;
 阅陈梦家的诗，处处感受到一种纯炼而质朴的美，犹如雍容端庄的淡妆少妇，洗尽铅华，天姿绝俗。被选入《梦家存诗》的《太平门外》一诗，化用李白的五绝《敬亭山》的诗意，通过玄武湖畔流动的日影、轻涌的群草来衬托内心的凝滞的情绪，刻画深埋着的淡淡的哀愁。全诗的意境、格律与语言都是极其圆熟的。孙毓棠曾说方玮德的诗“有几首初看起来是完全不用格律的;但是细分析去，则词句之间显然是久经格律训练的诗家才能具有那种紧严，均整，以及因紧严均整而生出的一种特异的美。”(《玮德的诗》)陈梦家的诗也是如此。试读陈梦家的名作《白马湖》：
 　白马湖告诉我：/老人星的忧伤，/飞过的水活鴒，/月亮的圆光。
 
 　我悄悄的走了;/沿着湖边的路，/留下一个心愿;/再来，白马湖!
 这首诗格律谨严，上下两节诗行对称，于参差中见整齐;每行三音节(每节末句两音节)，双句押韵;但整齐的音节与韵律已完全融入自然纯熟的诗句中，不着丝毫痕迹。闻一多先生曾盛赞孟浩然的诗艺术上达到“淡到看不见诗了”的化境(《唐诗杂论·孟浩然》)，新诗人中陈梦家的诗庶几近之。
 陈梦家的诗意境和风格虽淡如轻烟，“却不陷于一看兴尽的境地”(希隽： 《论<梦家诗集>》)，给人无穷的回味。他的诗“入不嫌深，而出不嫌浅”，具有丰富的哲学意味与深沉的内蕴。揭载于《诗刊》第3期的《嘤嘤两节》，诗中将现实里的风吹露珠与想象中的人生遭际交融在一起，启发读者进行无穷的想象与思索，并揭示“风里面停不住永远的梦”的哲理。 《夜渔》一诗，将自然界的夜空与人工织成的渔网错综地描绘，字里行间透发出一种对变幻无常的命运倔强探索的人生态度。陈梦家诗中这种深刻的内涵是通过多种多样的创作技巧表现出来的。在《雨》这首诗中，诗人运用“意象交迭”的手法将眼前的黄昏细雨与想象中的爱人情泪交相描写，表现了失意的游子在人生途中的苦闷与惆怅。 《雨中过二十里铺》、 《过当涂河》等诗，作者用冷暖颜色的调配、空间位置的变易来显示恬静清新的生活情趣。在新诗的表现艺术上，陈梦家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陈梦家的诗歌创作，无论在艺术思想还是表现手法上都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甚深。1932年春他在青岛任教时，曾和闻一多先生同译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前驱布莱克的诗作《小羊》。后又与其夫人赵萝蕤女士合译过十余首布莱克的诗，并集为一束，揭载于南京《文艺月刊》上。他尤为推崇布莱克那种“在简易的外表后面隐藏着深刻的人生见解”的诗风(见阿尼克斯特： 《英国文学史纲》)。他“相信这简单纯朴的诗句，它完全是一切感情最纯熟最真实的流泻。”(陈梦家： 《<白雷克诗选译>序》)对于布莱克诗中所弥满的那种略带神秘感的哲理情趣，陈梦家也深得其中三昧。他曾精心翻译布莱克的诗《一朵野花的歌》：
 　我在野林中，/在青树间踟躅，/听见一朵野花，/唱着一只歌。
 
 　“我睡在地里，/在静夜中安息;/细吟我的思虑，/我感着喜悦。
 
 　天亮我出去，/煊红就如清早，/我去寻找欢欣，/遇见了冷笑。”
 试读陈梦家的诗作《一朵野花》，我们仿佛再次领悟到布莱克诗中那种在天真直率的笔调下流露出来的物我交融、情景合一的意趣，从意象到语言，它们间的师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在《文艺月刊》上，陈梦家还曾发表过英国诗人哈代的译诗。哈代所特有的借描状小草微虫、平民百姓来抒发对社会人生“倔强的疑问”(徐志摩： 《厌世的哈提》)的创作精神，在陈梦家中、后期诗歌创作中也时有体现：
 　我看见她交叉的双手/在胸前，象灰色十字架;/她低着头向黑中走，/黄昏跌落在她的背后。
 
 　若不是背上风尘/说她远从荒村里逃来，我会错认她就是神，/在黑暗里饮没了悲哀。 (《十字架》)
 这里，诗人用隽永的笔致略带忧伤地状写的，不止是对颠沛流离的村妇虔敬的悲悯，也透发出对不公平的人世“倔强的疑问”。它如《白俄老人》、 《沙漠的歌》等诗作都颇具哈代诗的风致。英国诗人霍思曼好在结尾处出奇制胜、造成余味无穷的艺术效果的所谓“戏剧的拂拭”的技巧，以及布莱克用重迭复沓的诗句表现情感的手法，都被陈梦家巧妙地运用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显示了他的艺术造诣。
 陈梦家在三十年代的诗名很大，曾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一起被目为新月诗派的四大诗人。1936年在伦敦出版的第一部英语版的中国新诗选本——《中国现代诗选》中曾选入他的诗。陈梦家评论徐志摩在新诗史上的历史贡献时说：
 　在这小小十年中，志摩先生尽了他的力在创造新诗的风格，并介绍西洋的诗歌……不光是诗的形式，就在内容上他主张溶合一切，让诗代表时代或民族不可错误的声音，也成为一个人灵魂真实的歌唱。(《<诗刊>叙语》)
 陈梦家对新诗的贡献也是在这些方面。但正如臧克家所评价陈梦家的：“他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年轻，高才，缺乏的是实生活，是人生艰苦的磨炼。”(《我的诗生活》)因而他的歌喉始终没有融入大时代的群众的合唱中。
 1936年9月，陈梦家获硕士学位，留燕京大学中文系任助教，从此全力专注于中国古文字学、古史学的研究。在闻一多先生的指导下，不少后期新月诗人如孙毓棠、俞大纲、孙洵侯都由诗人成为学者，走上同一条路，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或兴趣的转移，而是出自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诚如闻一多先生所自述的：要当“杀蠹的芸香”，“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给臧克家先生》)这也是陈梦家所孜孜以求的。
 1937年7月，抗战爆发，陈梦家由闻一多先生推荐，到长沙清华大学教授国文。是年秋，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秋，经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和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介绍，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1947年夏，曾历游英、法、瑞典、丹麦、荷兰等国。他在国外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与惊人的毅力，备尝艰辛，致力于收集流散于欧美的我国铜器资料。1947年秋，他拒绝别人劝他留住美国的要求，毅然启程回归祖国，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转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并兼任考古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考古学报》编委、 《考古通讯》副主编。解放后陈梦家先生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身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古文字学、年代学和古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在国内外赢得很大的声望。他业余与诗人郭小川、艾青等时相过从，并写过文艺短评与咏物写景的小诗，很受读者欢迎。
 1957年，陈梦家先生被错划成右派，但政治上的打击并未使他治学的毅力稍减。就在那些最严峻的日子里，陈梦家仍在工作室里埋头工作。他用了十年时间，将故宫的九百张铜器拓片与夏商周“三代”的著录一一核对。然而，这位为新诗发展与学术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的诗人与学者，竟于1966年9月3日在林彪、“四人帮”的政治迫害下含冤逝世，年仅五十五岁。
 1978年1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京举行了陈梦家先生追悼会，对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榨出自己的血甘心酿别人的酒”(《自己的歌》)，陈梦家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人民将永远不会忘怀这位赤诚的诗人与学者。
 

1984年4月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