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记陈寅恪先生》

寅恪先生的去世，是去年11月初的事情。从俞大维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讲述过寅恪先生的生平以后，我就想把我对于寅恪的记忆值得留存的写下来。但一直没有能够提起精神执笔。现在刘绍唐先生汇印纪念寅恪先生的文字，大维先生嘱我也附一文，因草了这篇。

我于民国十二年二月到德国柏林。那年的夏天，傅孟真先生也从英国来柏林。我见到他时，他便告诉我：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后来我的认识这两位，大概也是由孟真介绍的。

就我现在所记到的而言，当时在柏林朋友聚会谈论的快乐，可以说是我这一生中一件最值得回忆的事情。我虽然有习惯的懒性，不能自勤奋，但颇有从善服义的诚心，所以平日得益于这班直、谅、多闻的朋友不少。(赵元任夫妇游柏林时，寅恪也还在柏林。寅恪、元任、大维、孟真，都是我生平在学问上最心服的朋友;在国外能晤言一室，自是至乐!)

我小时于学术门径的知识，多半是得自先君书架上一部《经解入门》中的。寅恪先生似不以为错。而我许多关于西方语学(Philology)的见解，则有从寅恪得来的。我这里举一小例：在柏林时，有一天，我到他的住处看他，他正伏案读 Kaluza 的《古英语文法》。我以当时在德国已有较好的书，因问他为什么费工夫读这样一部老书。他说，正因为它老的缘故。我过后一想，这并不是戏言。无论那一种学问，都有几部好的老书。在许多地方后来的人自然有说得更好的，但有许多地方，老书因为出自大家手笔，虽然过了好多年，想法和说法，都有可以发人深思处。我记得在一九二四、五年的时候，von Laue曾告诉我，Helmholtz的《理论物理学》，是一部很好的入门书。这和寅恪的话大概有一样的意思。

寅恪先生于民国十五年由德返国，就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我从德回国，于十九年三月到北平时，他住在北平西四姚家胡同。那年夏秋间有几个月，我从东城搬至西城一老同学家住，所以常在寅恪家吃饭;饭后有时同到中央公园吃茶散步。他那时除在清华上课外，每周必和钢和泰作一、两次学术的讨论;工作相当的繁重。这个公园吃茶散步的调节，大概是他夫人的安排。后来我搬回东城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便不常相见了。

民国二十六年中日战事起，寅恪先生处理散原先生丧事完毕后，即约我同离北平。他那时第三个小孩已出世了，所以带了一女工同行。我们在天津住了几天，即由海道赴青岛;由青岛坐火车至济南，再由济南转郑州、汉口、长沙。到长沙那一天，我亦偕他们住他们的亲戚家中。这一路的行程，因为小孩的关系，都由陈夫人安排的。

寅恪在长沙不久，即到香港大学教书;我于二十七年春天由长沙赴昆明，过香港时曾得和他一晤。战事已停，寅恪由成都赴港转英就医，过昆明时，我又得和他一晤。这次晤谈，他向我和姚从吾先生谈到北大复校后的事情颇多。但从这次晤谈后，我便没有再见他了。

(1970年)

毛子水(1893—1988年)，浙江江山人。名准，1913年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学习。1920年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研究史学和地理学。1930年回国。历任广州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天津《益世报》副刊主编，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及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1949年赴台湾，任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自由中国》杂志总编辑及《新时代》杂志主编。着有《汤誓新说》、《十三经集注》、《师友记》，及《毛子水文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