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谈陈寅恪先生》

(一)

今天，承我的哈佛老同学李济之先生，邀请本人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各位同仁约略叙述陈寅恪先生一生研究学问的方法和经过。
本人与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寅恪先生的母亲是本人唯一嫡亲的姑母;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内人。他的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是晚清有名的诗人;他的祖父陈宝箴(右铭)先生是戊戌湖南维新时期的巡抚。右铭先生有才气，有文名，在江西修水佐其父办团练时，即为曾国藩先生所器重，数次邀请加入他的幕府，并送右铭先生一副对联，以表仰慕。上联寅恪先生不复记忆，下联为：“半杯旨酒待君温”，其推重右铭先生如此。曾文正公又有《与陈右铭(宝箴)太守论文书》，此文收入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中。本人的母亲是文正公的孙女，本人的伯父俞明震(恪士)先生、舅父曾广钧(重伯)先生(均是前清翰林)，与三位先生皆是好友。本人与寅恪先生可说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学了。

(二)

现在我略谈寅恪先生治学的方法和经过。寅恪先生由他念书起，到他第一次由德、法留学回国止;在这段时间内，他除研究一般欧洲文字以外，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工。到了中晚年，对他早年的观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两位大学者的影响。①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先生(B.Karlgren)。高氏对古人入声字的说法，与假借字的用法，给他极大的影响。②海宁王国维先生。王氏对寅恪先生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对于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响;对梵文及西域文字，则王氏也受他的影响。

(三)

在讲寅恪先生治国学以前，我们先要了解他研究国学的重点及目的。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因是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他研究的题目。此外，对于所谓玄学，寅恪先生的兴趣则甚为淡薄。

(四)

我们对传统的典籍，大致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我们先讲他对《经》的看法。他说：无论你的爱憎好恶如何，《诗经》、《尚书》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乃人人必读之书。关于《尚书》今古文之辨，他认为古文《尚书》，绝非一人可杜撰，大致是根据秦火之后，所传零星断简的典籍，采取有关《尚书》部分所编纂而成，所以我们要探索伪书的来源，研究其所用资料的可靠性，方能慎下结论;不可武断的说，它是全部杜撰的。由此我们可以得见寅恪先生，虽是谨严的学者，却不是偏狭的汉学家。
寅恪先生对于玄学，兴趣极淡薄，上面已经说过。他甚恶抽象空洞的理论，本人从未听见他提及《易经》中的玄学。
再讲《春秋》，寅恪先生虽不如王荆公之讥讽《春秋》为“断烂朝报”，但他除认为《左传》为优美的文学外，对《公羊》三科九旨之说很少兴趣。对《谷梁》除《范序》外，我也未尝听他提起过。
关于《尔雅》，他归于《说文》一类。对《孝经》，他认为是一部好书，但篇幅太小，至多只抵得过《礼记》中的一篇而已。
他很注意《三礼》，对于《周礼》，他虽同意一般人的看法，认为不是周公所作，然亦不可能为一人所杜撰。而《周礼》中用了许多古字，要说刘歆伪撰碑文，到处埋藏，则甚为可笑。
他说，《周礼》是一部记载法令典章最完备的书，不论其真伪，则不可不研读。他尤其佩服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书。
关于《仪礼》，寅恪先生认为“礼”与“法”为稳定社会的因素。礼法虽随时俗而变更，至于礼之根本，则终不可废。他常提起“礼教”思想在《唐律疏议》中的地位;他说这些是人人应该重视的。
寅恪先生对于《礼记》的看法：他说《礼记》是儒家杂凑之书，但包含儒家最精辟的理论。除了解释《仪礼》及杂论部分以外，其他所谓通论者，如：《大学》、《中庸》、《礼运》、《经解》、《乐记》、《坊记》等等，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精采的作品。我们不但须看读，且须要背诵。
次讲《四书》。《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不再重述。他说，《论语》的重要性在论“仁”，此书为儒门弟子所编纂，而非孔子亲撰有系统的一部哲学论文。故大哲学家黑格尔看了《论语》的拉丁文译本后，误认是一部很普通的书，尚不如 Cicero 的 de Officiis。至于《孟子》一书，寅恪先生喜欢他的文章。但孟子提到典章制度的部分，及有关历史的议论，他认为多不可靠。《孟子》云：“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即其一例。
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

(五)

“国史”乃寅恪先生一生治学研究的重心。对于史，他无书不读，与一般人看法不同处，是他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如《史记》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天文志》、《晋书刑法志》、《隋书天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地理志》等等。关于各种会要，他也甚为重视，尤其重视《五代会要》等。他也重视《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看得很多。这里恕不一一叙述了。寅恪先生特别注重史识，前已说过，因此他很钦佩刘知几与章实斋。他尤其推崇司马温公《通鉴》的见解，读过他《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者，都能看到这一点。本人认为寅恪先生的史识，超过前人，此所谓“后来居上”者是也。

(六)

因寅恪先生不喜欢玄学，在子书方面除有关典章制度者外，他很少提及。但他很喜欢庄子的文章，也很重视荀子，认为荀子是儒门的正统。这可能是他受了汪中的影响。他偶然也提到子书中较“僻”的几章，例如：《抱朴子》的《诘鲍篇》，《列子》(可视为一部伪书)的《汤问篇》等等。至于其他中国一般学者所推崇的书，如《论衡》之类，他似乎并不很重视。

(七)

其次讲到集部，集部浩如烟海，博览实难。但是凡集部之书，包含典章制度者，他都特别加以注意。
关于文学和诗词。寅恪先生对文，最推崇欧阳文忠公、韩文公、王荆公、归震川、姚姬传、曾文正公诸大家。他推崇曾文而认为姚文为叙事条理有余，而气魄不够。本人当时亦有同感。袁子才早年评方苞文与王渔洋诗，有“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之句。如曾文正撰《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有“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如此类雄奇瑰玮之句，实非所谓一般桐城派文章中可得常见也。
诗，寅恪先生佩服陶杜，他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如果寅恪先生重写《诗品》，太白与义山诗，恐怕将被列为二等了。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香山。所以在他《论再生缘》中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关于词，除几首宋人词外，清代词人中，他常提到龚自珍(定庵)、朱祖谋(古微)及王国维三先生。我们可以说，词不是他特别的嗜好。他所作的诗不多，但都很精美。他吊王国维的一首长诗，流传海内，为一般雅人达士所爱好，也是我们这一代最好的诗篇之一。

(八)

现在，我们讲寅恪先生在国学范围以外的学问，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随 Lanman 学习梵文与巴利文2年，在德国柏林大学随 Lueders 学习梵文及巴利文近5年。回国后，在北平，他又与钢和泰 (Baron A.von Stael-Holstein) 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后共十余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但他的兴趣是研究佛教对我国一般社会和思想的一般影响。至于印度的因明学及辩证学，他的兴趣就比较淡薄了。本人还记得在抗战胜利后他回清华，路过南京，曾在我家小住。我曾将 Stcher batsky 所着书内关于法称 Dharmakirti 的因明学之部及 Tucci 由藏文所译《龙树回诤论》(梵文本现已发现)念给他听，他都不特别感觉兴趣。
寅恪先生又常说，他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于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的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例如法国的 P.Pelliot (伯希和)、德国的 F.W.K.Mueller、俄国的 W.Barthold及其他国学者。然他究因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知择善而从，故其见解，每为一般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九)

其他边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国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学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兹以元史为例，略作说明。大家都知道我国旧有《元史》是仓促修成，不实不尽的地方很多，为后来学者所诟病。因此有志重修《元史》的学者，先后辈出，约而论之，可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代，是《元秘史》与《圣武亲征录》的发现。《圣武亲征录》的佳本，见于《说郛》，只有汉文本。《元秘史》有汉文本与蒙文译音本。可是这一代的元史学者，功力虽勤，都不能直接读蒙古文。代表此时期的名家，为：钱大昕、何秋涛、李文田、张穆、魏源等。李文田曾把“纽察·脱察安”(即是“机密的历史”)误认是两位作者，即因不通蒙文的缘故。
第二代，利用欧洲译文，补正元代史实。洪钧所着《元史译文证补》，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陆润庠在序文中说：“证者，证史所误;补者，补史所缺。”立论精当，耳目一新。但是洪文卿氏仍不懂西域的文字，所用的材料，仍仅是间接的翻译，而非直接采自各家的原文。屠敬山的《蒙兀儿史记》与柯凤荪的《新元史》也都属于此时期的作品。王国维先生为我们这一代的第一流学者，其考据之精，可与乾嘉大师并美，即关于蒙古史着作亦极精确。惟王氏只通日文，故其关于元代着作，或是利用我国原有资料互校，或利用日人转译欧洲学者着述，未能用直接史料也。惟王氏启后承先，厥功甚伟。第三期学者之来临，未始不受王氏启示的影响。
第三代，在此时期，我国学者开始研治西北及中亚文字，期可阅读关于蒙古史的直接资料;然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写成一部新的蒙古史。代表此时期者即为陈寅恪先生。有关系的文字他都懂，工具完备;可惜他生于“齐州之乱何时歇，吾侪今朝皆苟活”的时候。他既无安定的生活，又无足够的时间，未能完成他的心愿，留给我们一部他的《新蒙古史》，只仓促写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他看来不过是整个国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已。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如上所说，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按：姚从吾先生与札奇斯钦先生共同译注《蒙古秘史》亦属此期。)蒙古史原始资料以 Rashid a—din着述为最重要，惜今尚无中文译本，盼我国学者早日将其译出，以供我国治元史者参考。

(十)

寅恪夫人名唐莹，是甲午年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寅恪先生有3女，长女、次女，在金陵中学念书时，住在我家，由她们的姑母抚养，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现陈夫人及3个女儿究在何处，无从探悉，即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在香港曾传过数次，前几次均为误传，此次亦尚未证实。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共此时”。惟寅恪先生现已年逾80，以久病之身，处今日之世，溘然长逝，自属可能。惟今后“汉世之事，谁与正之乎?”本人在美时，即有写下与寅恪先生谈话的志愿，并拟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例，加以注释。现时历四纪，本人又已年逾70，这点心愿亦恐不能实现矣!本人与寅恪先生情属至亲，谊兼师友，缅怀此一代大儒，不禁泪泗滂沱也。
寅恪先生，生于前清庚寅年六月，本人生于丁酉年十二月，相差7岁有余。除在美、德同学7年朝夕相处外，上边所述他一生的经过，自不免尚有遗漏，或有不实不尽之处。深盼他的友人与在清华研究所、香港大学、岭南大学的学生有所补正。唯追述他当年治学一般的观念，想大致不差也。

(1970年)

俞大维(1897年—)，浙江绍兴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赴美国留学，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又赴德国深造研究数理逻辑，后从事导弹研究。返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29年8月，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参事。1933年1月，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1944年12月，任军政部常务次长。1948年5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交通部部长。1949年11月，在台湾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后任“国防部”部长、“总统府”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