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十九年　青史千秋名——民族英雄张苍水

有一种人注定是为一项事业而生，如果说汉代的霍去病为打败匈奴而生，唐代的玄奘为佛教东传而生，宋代岳飞为抗金而生，明初的郑和为航海而生，那么，明末的鄞县人张苍水则是为了抗清而生！

张煌言（1620-1664），字玄箸，号苍水，鄞县人。为南明兵部尚书，清乾隆时谥“忠烈”。

一、青年才俊乾坤一剑

张家是鄞县的望族，也是一个以忠义传家的家族，始祖为宋丞相张知白。张氏在元初时为不做异族之臣民，保持民族气节，举家迁入高丽，至明初始归鄞县，故称高丽张氏。张煌言的父亲张圭章为明天启甲子科进士，累官至刑部员外郎。其母赵氏在中年才生下他，为此疼爱有加，悉心培养。张煌言自幼聪起，6岁时人私塾读书，9岁时便能写诗。家人怕他沉溺诗赋之中而荒废经史学问，常加海诫，但他仍私下读之不倦，这为他以后的诗文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他又兼习武艺，以图报国。16岁补县诸生。时天下多事，朝议重武略，诸生于经史之外，须试骑射。一般文人多不熟弓马，闻之胆怯，而张煌言慨然“以舍生取义，身首异处，宁非正命耶”的志向学习骑射，习武学道。测试时，张煌言手挽强弓，三矢中的，监考的学政引为大奇，而年轻气盛的张煌言于此矫枉过正，习拳弄棒，一度迷失其中。他于21岁时嗜好黄白之学，决气绝粒，几乎为此丧生；俄而混迹于推埋拳勇之徒，扛鼎击剑，日夜不息；而后更不堪说，乃至呼卢纵博，千金散尽。其父劝之不听，竟将田产变卖作为赌本。一时乡里视为不肖，耻与为伍，唯独全美樟（全祖望祖上）视之为奇才，为之扬名“斯异人也”，又将城郊的田地全部卖掉为张煌言还清赌债，并激励他读书上进。迷途知返的张煌言为此大悔前过，并从此潜心经史，钻研学问。两年后，在乡试中考中举人，是年他23岁。中举后，他仍认真研读，以参加会试考中进士，为国效力。

正当此时，天下大变。先是明王朝于1644年3月被李自成农民军推翻，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接着吴三桂引清兵入山海关，将农民军逐出京城，穷追不舍。5月，史可法等人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秋建立弘光王朝，但随之被南下的清军击溃。当25岁的青年书生张煌言想以所学之术报国时，却已无国可报了。1645年的夏天，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解的时刻。在农民军、明王朝和清军三种力量的鼎立结束后，历史的天平就向清王朝倾斜了。此后，清军挟立国之威，乘胜南下，于“扬州十日”“江阴血战”“嘉定三屠”后兵临浙江。乙酉年（1645）六月，清将博洛率兵直指杭州，明监国潞王朱常淓献城投降，闰六月初，博洛传檄两浙官绅，令他们薙发纳降。宁波乡绅谢三宾、定海总兵王之仁、宁波府同知朱之葵等遵令献降，博洛便令朱之葵摄宁波知府，宁波危在旦夕！

与此同时，鄞县诸生董志宁、王家勤、张梦锡、华夏、陆宇、毛聚奎推明刑部员外郎钱肃乐为首在宁波府城隍庙举义抗清，25岁的张煌言开始投身于他一生为之奋斗却难有成果的抗清事业之中。

六月十五日那天，钱肃乐、张煌言最先来东演武场，各乡绅次第到场。悔悟的王之仁率兵后到。浙东的抗清义军由此揭开序幕。十八日，郑遵谦派兵三千到台州迎鲁王朱以海，张煌言受钱前乐之令也奉表相迎，鲁王遂至绍兴监国。于是传令浙江的各路义军会师西兴，划江布阵。“划江之役”虽经浙东义军奋斗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对峙局面，其间也有鄞县义军徐启睿百名死士血战江头全部殉难之壮举，也有王之仁、郑遵谦破清船数百、获铁甲八百之胜绩，但这都无法阻止清军的凌厉攻势。丙戌（1646）六月初一，大队清军在探清涉江之路后涉沙过江。绍兴、宁波相继陷落，此时，张煌言拜别父亲，说：“儿将随主航海。”毅然选择了献身抗清斗争的道路，从此再未回家。煌言随鲁王渡海到了瀚洲（今舟山），投在富平将军张名振帐下，不久升为右佥都御史。

1647年5月，从清军中反正的苏松总督吴胜兆约鲁王所部北上反击清兵，张名振奉命出师，张煌言作为监军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船至崇明，适遇大风，楼船全军覆没，张名振和张煌言均被清军所捕。幸亏清兵中有一百夫长激于民族气节，使张名振和张煌言得以脱身逃回滃洲，可这时，鲁王及军队已拔营远去福建琅江。于是张名振去石浦，张煌言则到上虞平岗，招兵立寨，开始独立的军事行动。此时，浙东山寨林立，李长祥军于上虞东山，章钦臣军于会稽山，张梦锡军于鄞县大皎，王翊军于四明大岚，张煌言军于上虞平岗，黄宗羲军于鄞县杖锡，其余中小山寨义军则以百计。然各寨所募兵中时有无赖之徒抄掠百姓，甚者酿成事端。如黄宗羲在杖锡的义军世忠营因其外出，部属茅翰、汪涵未能约制其军，骚扰山民。山民不满，夜袭杖锡寺，纵火焚之，茅翰、汪涵及众义军均死之，黄宗羲为此而黯然回乡。而这些义军中，唯独李长祥、张煌言与王翊的军寨从不扰民，因而得到民众支持。平岗义军自此成为张煌言的队伍基础。1648年，鲁王再至瀚洲，召张煌言的平岗寨义军人卫舟山，并升张煌言为兵部左侍郎。张煌言从一介书生而开始参与鲁王政权的高层军事决策，成长为浙东抗清义军的重要将领。

二、扬帆北征威震两江

在激烈的抗清斗争中，满怀韬略、深藏计策的张煌言脱颖而出，崭露头角，逐渐成为雄镇一方的义军统帅、鲁王政权的军事重臣，其高擎的义帜成为东南百姓最后的希望。

1650年，鲁王让张名振主持朝政，张煌言为兵部右侍郎，驻鹿颈头练兵。同年9月，清军攻陷舟山，鲁王入海漂亡，张煌言以鹿颈头之兵与张名振一起回师扈卫鲁王至福建中左所（今厦门）与郑成功会师。

这次失地的教训却成为义军反击的契机，当清军乘胜进攻福建时，1652年张名振向郑成功借得战舰百艘，水兵两万，与张煌言一起乘虚直入长江，郑成功也派陈辉率部配合作战。浙闽义军先克舟山，再入长江。张煌言在长江要塞镇江时，与张名振登上金山，遥祭明孝陵。此战大败清军水师，缴获战舰百艘。江浙为之振奋，重见汉官威仪的汉族人民涕泪滂沱，蛰伏的义军旧部闻风响应。义军一举攻取丹阳、丹徒而直抵江宁（南京）。由于上游盟军未能如期前来，孤军北上的义军只得回军崇明，并挥师渡江，全歼守军。张煌言的军事谋略在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战斗中迅速成熟，其指挥才能、民族气节和道德情操也随之增强。

1654年正月，张煌言与张名振再入长江，在崇明击败清军水师，入京口，克瓜洲，下仪真，直抵燕子矶，兵锋直指南京，但所约之军未至，留四日后无奈撤回。五月，清松江提督张天禄夺义军裨河老营，张名振反攻吴淞，夺得战舰290艘，歼清水师300人，张名振率900艘沙船由海道入山东登莱，直抵高丽而还。1655年12月28日，张名振在舟山中毒身亡，临终时将军务全部托付张煌言，37岁的张煌言临危受命，成为鲁王军队的最高军事统帅。

1656年8月，清军第三次攻陷舟山，次年正月，清政权为困绝南明军队，强令舟山400多个岛屿的居民迁入大陆，并封锁海岸线以断其给养。鲁王也于期间取消“监国”称号。张煌言通表桂王朱由榔，接受节制。

在这艰苦的条件下，张煌言与郑成功相互呼应，坚持在闽浙沿海抗清，1657年3月，郑成功率师北征，8月攻占黄岩、台州，因清军乘机攻陷闽安而返。1658年正月，桂王遣使至郑成功营，授张煌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郑张再次联军准备北征。1658年5月，郑成功亲率17万大军出师，其中水师5万，骑兵5万，“铁人”八千，乘战船8000艘扬帆北上。7月到达舟山，与张煌言军队会合，8月联军继续北上，初九日停泊于羊山，不幸第二天飓风骤起，巨浪滔天，郑军船队被冲散，将士死亡8000余人，100多艘兵船遭损，于是回师舟山休整。

1659年6月，郑张联军再次北伐，进入长江。清兵在京口设置拦江铁链（渡江龙），两岸密密麻麻架着西洋大炮。张煌言率六千精兵冒着炮火突破封锁，攻克瓜洲。张煌言在《北征录》中记叙了这场战斗：“余念国事，敢爱躯命？遂扬帆逆流而上。次炮口，风急流迅，舟不得前。诸艘鳞次，且进且却。两岸炮声如雷，弹如雨诸艘或折樯，或裂帆，水军之伤矢石者，且骨飞而肉舞也。余叱舟人鼓棹，逆入金山。同朦数百，得人者仅十七舟，而本辖则十三。嘻！危哉！次早，藩（郑成功）师始薄瓜城，一鼓而歼满、汉诸虏殆尽，乘胜克其城。”此时郑成功也率陆军赶到。于是决定由郑成功攻镇江，张煌言则率部奔袭南京观音门，破门后，郑军作为后续部队赶来，共同占领南京。张煌言的进攻遭到顽强抵抗，激战多时总未见郑军到来，于是被迫放弃攻城，分兵攻取芜湖，沿途各城，闻风而归。其中一船仅有7名士兵，却兵不血刃光复江浦。七月初五，张部攻克芜湖。此时张煌言尚在七里洲与郑成功商议下步行动。闻讯后赶赴芜湖，七月初七张煌言到达芜湖。传檄大江南北，分兵攻占各地，一军出溧阳以窥广德，一军镇池郡以截上流，一军拔和阳以固采石，一军人宁国以逼新安。大军所到之处，便与民约法三章。沿江人民在异族统治十余年后重见明军北上，再见汉官威仪，欣喜非常。但此时一件小事，却险误大业，有一士兵在买面时应付四分银子却只付十文钱，为店主所告。此时军纪如何事关民心向背，为严肃军纪，张煌言查实后忍泪斩卒示众。百姓为之动容，商铺照常营业。沿江人民争传此事，设案焚香，持酒犒军。张煌言派军收复江南诸城，旬日之间，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四府，广德、无为、和阳三州，当涂、芜湖等24县闻檄归附。湖广、江西、山东、河南等地区反清志士纷纷前来联络。于是江淮震动，清廷震恐，光复大业指日可待，却可惜功败垂成。由于郑军在南京围城半月，不发一矢，使得清军能从容调兵，回救江淮。郑成功又日日宴席，疏于防守，以致清军乘机劫营。而17万郑军竟不战而全师退出长江，只剩下张煌言的孤军还在江淮。对此，美国历史学家司徒琳有过精辟的分析：“张煌言深信，当地士绅的同心同德，可使诸事改观；然而使他大感困惑的是，郑成功对武人的私利不予置疑，并相信要影响历史，主要得靠赢得战争。因此，当南京局势恶化之时，郑成功环顾周围地区，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支援可资依赖，在这陌生的环境内未免感到孤立，于是就匆忙班师了。郑成功的等待策略，不仅使手下将士因无所事事而气衰，也使进攻的主动权落入清朝之手。”（《南明史：1644-1662》第17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可见郑张两人在对待民心方面的根本对立，北征失败的原因在于郑成功的战略战术的失误和对东南民心的漠视与轻慢。

张煌言不甘心如此退兵，就率师西向拟取江西，八月七日在铜陵江面与清交战，先胜后败，又率三千义军入英山、霍山。八月十七日，入霍山，有阳山寨可容万人，但山寨的义军已接受清廷招抚，拒绝张煌言入寨。无奈之下转英山将军寨，复为清军追及，士卒惊散，张煌言左右只剩一童一卒。正当走投无路时，有一故人之友认识张煌言，激于忠义，做向导带路，才得脱险。关于张煌言在铜陵败后入英、霍山之事，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是张煌言人英、循山是浙东慈溪人魏耕的建议，此说流传甚广，全祖望、李聿求都持此说，当代明史专家谢国桢先生也持此说。其最初说法出自魏耕从弟魏霞。魏霞在《明处士雪窦先生传》中说：“江宁之败，先生遮道说张忠烈（张煌言），焦湖人冬水涸，不可驻军。英霍山寨，耕皆识其魁，请人说以迎公！乃焚舟登陆，士卒愿从者尚数百人。”全祖望的说法也相类似。但张煌言的《北征录》却未言魏耕献策，而说：“余进退维谷，遂沉巨舰于江，易沙船，由小港至无为州，拟走焦湖，聚散亡，为再举计。适英、霍山义士来，遮说：‘焦湖入冬水涸，未可停舟，不若人英、霍山寨，可持久。余然之。’”张煌言在此已明言遮道者为英、霍山义士。郑达辑的《野史无文》并加改题的《北征录》则指明为“英、霍山中义士王君重、朱正公等”（何龄修《五库斋清史丛稿》）。比较两种史料，可以确定为向张煌言遮道献策的应是王君重等人。此后张煌言等人绕城避哨，风餐露宿，跋涉2000余里，渡黄湓，过长江；经建德，行祁门；走休宁，过金华，终于重返浙东海滨，此时仅有携印童仆杨冠玉随身相伴了。

此后张煌言在宁海、象山一带重招义军，再整旗鼓，在海上开展更为艰苦的斗争。但由于精兵尽失，元气大伤，已无力再北上征战了，张煌言就把精力放在地方建设上，招募农民筑塘围田，耕战结合，以积蓄力量待机再起。永历帝又于1659年冬授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命仍奉鲁王。但此时，张煌言在宁波之家已被籍没，妻子董氏和儿子万祺被捕送往镇江关押。此时的张苍水已是妻离子散、家破父亡，但这更坚定了张煌言抗清的信念。

两年后，流亡云南的永历帝（即桂王）被吴三桂追击到处逃亡，次年逃亡至缅甸，迫于清政府威逼，缅人将永历帝缚献于清军，吴三桂随即将永历帝杀害，南明政权覆灭，时为1662年即清康熙熙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同年五月，郑成功逝世于台湾，九月，鲁王朱以海卒于金门。南明政权再无象征性人物了，抗清复明也已成为不可实现的梦想了。清政府为彻底清除威胁，巩固统治，加强了对张煌言的招降，但被张煌言断然拒绝。两年后，鉴于兵火连年，连累人民，又无复明之望，张煌言决定只让自己承担历史责任，而让士兵回乡安家，重过和平生活，遂于1664年6月遣散部众，隐居于东海普陀山旁的悬山岛，悬山岛时称悬岙，在海中，荒瘠无居人，山南多汉港通舟，其阴幌岩峭壁。张煌言在这个荒岛中隐居后，就修身养性，读书赋诗，有时也乘夜色乘小舟去普陀山登临述怀。为防不测，他于“帐下积书充栋，旁置一棺，棺中贮米数斗，床头利剑一柄”（高允权《奇零草跋》），誓为大明孤臣而不作清朝新贵。

三、忠惊日月魂依湖山

散兵隐居后的张煌言仍是大清国的劲敌、心腹之患，清朝廷于是千方百计追捕张煌言。重赏之下就有奸徒，张煌言的部下孙维发原是一名小校，在长江之役中为清军俘获，此时为了邀功乞赏，就混迹于普陀山僧舍侦探张煌言的行踪。不久他便探知张煌言派人去普陀买米的事实。七月二十日，清军捕获张煌言派去买米的小船，从船夫的口中探知张煌言的住处，于是连夜从悬山岛的山后石壁攀藤而上，捕获了猝不及防的张煌言和随从罗子木、杨冠玉。七月二十三日，依然明代衣冠的张煌言来到故乡宁波。这“方巾葛衣”顿时让故乡人百感交集，热泪盈眶。自皇朝交替，清人南来，剃发变服已近二十年，如今猛见忆想中的英雄“故国衣冠”从容而来，悲怆之情难以抑止，故老乡亲奔走相告，争睹风姿。

八月初，张煌言（苍水）离甬北上之际，姚江边上，人群如潮，立在船上的张苍水此刻激情澎湃，悲愤填膺，感叹、自责、追悔、疑问、信念、向往……千言万语、千情百绪化为时代的绝唱，身为囚徒的张苍水以自由之声唱出了人性的最强音，这就是以孤篇压全清的《甲辰八月辞故里》：

义帜纵横二十年，岂知闰位在于阅。

桐江空系严光钓，震泽难回范蠡船。

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

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信史传？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这些出自肺腑的倾诉向故乡人民表达了张苍水的决心和意志：他将效岳飞、于谦为国尽忠，与祖国的河山为伴；像伍子胥一样，国虽破而志不灭，以魂魄扬波钱塘江上，表达自己宁死不屈的意志！全诗无一委语而意气张扬，以浩然正气直面临刑而死的结局，寓平生抱负于激昂慷慨之中，显示了作者置生死于度外、视先烈为楷模的真实心曲。只有对故国河山的至情至爱，才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得如此从容镇定，视死如归。这首脍炙人口的言志诗也因此成为与文天祥《过零丁洋》齐名的民族英雄表明心迹的咏志双璧。

张苍水在杭州待了一个多月，这个最后的明臣备受关注，清浙江总督赵廷臣，待以礼节，许以官禄，其存恤之心、怀柔之意十分迫切。但这一切于生死置之度外的张苍水已毫无作用了。为抗清他已破家，父亲早死他未能赴丧，妻子儿子均被清军关押在镇江生死未卜。他只想以死报国，与岳飞、于谦为邻，但如何去死却是一个问题。在这段无望的日子里，他曾想过自杀以了却众人的疑虑，这固然轰轰烈烈但却会连累敬仰他的狱中守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抗清是他的生存状态却不是守卒的选择。他不忍也不能以自己的信仰意识威迫别人。张苍水生怕因此连累守卒巡官，于是静心待死。然而毕竟是生死大限，毕竟正在45岁的英雄壮年。十九年的征战，三千里的征程，五千年的文明，无数个先贤烈士，无数个孤臣羁客纷至沓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时穷，然后知忠臣之贞节也。在孤寂的牢狱中，他想起了报国无望的屈原，想到了持节瀚海的苏武，想到了精忠报国的岳飞，更想到了丹心留汗青的文天祥，想到了气贯长虹、流芳百世的《正气歌》，一股浩然正气从他的胸中喷薄而出，一股抑制不住的激情化为心声、化为诗句奔涌而出，盘旋在他的心中，于是他拿起毛笔，饱蘸墨汁，在狱壁上挥笔写下了抒情明志的长诗一《放歌》：

吁嗟乎！沧海扬尘兮日月盲，神州陆沉兮陵谷崩！

藐孤军之屹立兮，呼癸呼庚。

余悯此孑遗兮，遂息机而寝兵。

方壶圆矫兮，聊税驾以埋名。

神龙鱼服兮，罹此豫且之罾！

余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

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

维彼文山兮，亦羁绁于燕京；

黄冠故乡兮，非余心之所馨！

欲慷慨以自裁兮，既束缚而严更。

学谢公以绝粒兮，奈群喙之相并。

等鸿毛于一掷兮，何难谈笑而委形。

忆唐臣之啮齿兮，视鼎镀其犹冰。

念先人之践土兮，愧忠孝之无成。

翳嗣子于牢笼兮，痛宗祀之云倾。

已矣夫！荀琼谢玉兮，亦有时而凋零。

余之浩气兮，变为雷霆；

余之精魂兮，化为日星。

尚是留纲常于万祀兮，垂节义于千龄。

夫何分孰为国祚兮，孰为家声。

歌以言志兮，肯浮慕乎箕子之贞。

若以拟夫正气兮，或无愧乎先生！

这题于狱壁的《放歌》直抒胸臆，直追先贤。思飞千载，神游八极。用词雄健，声节瞭亮。全诗充盈着浩然之气、悚慨之志，是抗清时节的《正气歌》。面对死亡，张煌言毫不畏惧，喊出了“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的铿锵之声。以其光明磊落之胸怀，惊天动地之壮语，视死如归之泰然，完成了精神上的涅槃。从此，功名成败、生死存亡都于他毫无关系，他于世上已无任何牵挂，一切的一切都已无碍于他自由的心灵。那一天，是八月七日，离他牺牲的日子正好一月。

康熙三年，也是1664年的九月初七，张煌言被押赴刑场，从牢狱到官巷口刑场的路上，成千上万的杭城百姓焚香举烛，以酒肉祭之。一个国家的“钦犯”受刑，却被无数百姓遥祭，这民心在沉默中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令统治者也无可奈何。竹轿上的张煌言在众人的泪眼中徐徐而去。临刑时，他遥望南屏山，大声赞道：“好山色！”随及向旁人索要纸笔，但清兵怕他临死前还要诋毁朝廷，不肯给他。他就口占绝命诗一首：“我年适五九，乃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这是张苍水留在天地间最后的声音。如此简洁，又如此决绝！唯真诗人最风流，是大英雄真本色！如今读之，仍令人热血狂涌、豪气顿长。四百多年前的那一阵声音终于凝固成遥远的绝响。随即张煌言挺立受刑，坦然就义，刽子手的屠刀竟一折而断！他的童仆杨冠玉才15岁，监斩官见杨冠玉长得眉清目秀，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有心为他开脱。杨冠玉却断然拒绝说：“张公为国，死于忠，我愿为张公，死于义。要杀便杀，不必多言。”言罢跪在张煌言面前引颈受刑。随从罗子木亦同时赴义。这一天，杭州“骤雨尽晦，杭人知不知，皆恸哭”（邵廷采《东南纪事》）。45岁的张煌言以自己的生命诠解了信念、事业、忠诚的内涵，悲壮激烈的抗清斗争也随着他的牺牲而落下最后的帷幕。

张煌言被杀后，尸体抛于荒野。因他的儿子张万祺已于三天前在镇江遇害，妻子董氏出家为尼，竟无家属可来收殓。宁波和杭州的义士纪五昌、张文嘉、沈璜等仗义收尸，又叫张煌言的外甥朱相玉到总督府买回首级，至此尸首才得完整。尔后，鄞县人万斯大、李邺嗣及朱锡九兄弟、杭人张文若等将张煌言的遗体葬于杭州南屏山麓荔枝峰下，与岳飞、于谦三分湖山而遂其平生之愿。临刑前的秋夜，张煌言曾梦遇岳于双忠，梦后写下了《忆西湖》：“梦里相逢西子湖，谁知梦醒却模糊。高坟武穆连忠肃，添得新祠一座无？”精诚所至，梦魂再现，如今梦境竟成为现实！岳坟在西湖栖霞岭下，原为唐代时智果寺，宋代勘定为功德院，后为岳王庙。岳飞坟为拱形墓，墓上青草姜萋，墓前有碑刻“宋岳鄞王墓”。墓前跪着秦桧等四人铁像。岳飞墓左侧是他儿子岳云墓。岳坟即岳王庙，庙中多联语，但最有名的却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和“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之句。其他的如清王崇所撰的“天下太平，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乾坤正气，在下为河岳，在上为日星”。于墓在西湖三台山，山麓处有祠祀明少保于忠肃公谦，故名忠肃庙或旌功祠。于谦被害后，遗体由其婿从北京运回，葬于三台山麓，至弘治元年追赠光禄大夫，谥忠愍，万历间改谥忠肃，并立祠于墓所。墓作圆拱式，中立一碑，上书“明太傅兵部尚书忠肃于公墓”。墓前有忠孝大节坊，坊有联曰：“一力奠金瓯，以社稷为重；三台埋碧血，于湖山有光。”其祠正殿楹联为：“千古耀钱塘，开楚国孤臣，白马江边，怒卷千堆夜雪；两朝冤少保，同岳家父子，夕阳亭里，心伤两地风波。”

由此可知，人们已将岳、于两人的功绩和遭遇相提并论，而且，历史上对岳飞于谦的功过评价虽时有分歧，但两人以忠事国、忠感天地却是人所共识。如今张煌言步其后尘，以同样的生死最终永栖西湖，其墓也得在南屏山麓安置。于此，岳坟、于墓和张苍水的新坟冢正好成为一个等边三角。犹如这三人的经历、境界和对中华民族的贡献鼎立一样，这三人的人格魅力也同样超然拔群。于是这三角也象征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赤诚报国的精神脊梁。张苍水的战友高斗枢在张苍水殉难后，曾作《哭苍水》、《再哭苍水》、《三哭苍水》等诗，在《三哭苍水》的最后一首中写到：“西子湖边夙愿留，忠魂今适此间休。鼎撑于岳真无愧，更向胥江白马游。”就表示了张苍水可与岳飞、于谦鼎立西湖的理由。清代的诗人吴鼎元作《南屏山谒张忠烈公墓》道出了世人对这三人构成的中华脊梁的赞叹：“君不见西泠桥边岳武穆，八盘岭下于忠肃，一片孤忠两地同，与公鼎峙成三足。”形象地道出了这西湖边三忠烈的精神给予中华民族亘古不灭的昭示和感动！

四、丹心铁笔社稷帆影

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千年一遇的变局，在这一变局中，文人士子所经历的心灵磨砺和精神苦闷是前朝各代所无法比拟的，他们一方面要经受阶级斗争的洗礼，在政治立场上作出选择，另一方面又要直面民族斗争的浪涛，在人格气节上作出取舍。正因为如此，才使明清之际的文人士子成了一个备受后代关注的研究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以真情写至性至情的浙东遗民诗歌无疑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因为在明代的抗清斗争中，就知识分子参与的人数之众、作用之大、时间之长、程度之烈，举凡全国，无出其右者。而张煌言不仅在行动上是浙东抗清斗争最杰出的代表，而且在诗歌创作上，也同样是浙东遗民诗人中最伟大的作家。犹如周时奋先生指出的那样：“张煌言同时又是一位思想和艺术成就都堪称全国一流的诗人，如果不是那特殊年代，无情的战火不断吞噬着他的一批又一批辉煌的诗作，中国文学史将又拥有一座诗的宝库。即便如此，就凭张煌言已存的诗作，他也完全有资格进入中国文学的大家之列。”（《雕弓铁笔赋乾坤——明末伟大的军旅诗人张煌言》）由此可知，张煌言不但是浙东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也是当时最杰出的诗人。

张煌言在其诗集《奇零草》序中写了他诗作散失的情况和诗歌于他的生存意义。其文中怆然写道：“会国难……散亡几尽矣，于时出筹军旅，人典制诰，尚得余间吟咏性情。及胡马渡江……皆付之兵燹中……余于丙戌始浮海，经今十有七年矣，其间忧国思家，悲穷悯乱，无时无事，不足以响动心脾。或提师北伐，悚慨长歌；或避虏南征，寂寞短唱。即当风雨飘摇，波涛震荡，愈能令孤臣恋主，游子怀亲……乃丁亥春，余舟覆于江，而丙戌所作亡矣……庚寅夏，率旅复入于海，而戊子、己丑所作又亡矣。然残编断简，什存三四，迫辛卯昌国陷，而笥中草竟靡有孑遗。何笔墨之不幸，一至于此哉。”从中可知，诗人张煌言的诗作是何其丰富，然所存又何其稀少！然而即使以其幸存的劫后遗作仍被他编为三本集子，其中《冰槎集》为文集，《奇零草》《采薇吟》为诗集。这些集子在清康熙年间被列为禁书，难以传布。然而天道有恒，民心可恃，志士之文终得传世，后人将其著作编为一书，为《张苍水集》。如今我们仅从这全鼎一脔的遗作中，既可感受他博大恢弘的爱国爱民之心和成仁取义的慎独慎微之行，又可领略他充沛激昂的壮士情怀和丰富卓绝的艺术造诣。纵观他的诗文，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反映了抗清志士的心路历程

犹如张煌言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的诗是响动心脾后的吟咏性情，是忧国思家时的寂寞短唱，因而他只是对自己心灵悸动的记录，是瞬间感悟的写照。于是这些纯粹的私人写作也真正成为一个抗清志士的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在起兵之初，作为未入仕的一介书生，张煌言只是激于民族的义愤而自觉地献身于一个充满危险的事业，并对献身于抗清斗争的志士们充满敬佩。“埋肝尚似扶宗社，洒血何辞溅庙门。”（《挽跻仲侍卿》）“黍离社稷无薪胆，草昧朝廷有节旄；自许孤忠遗海岸，人悲启事失山涛。”（《挽朱闻玄少宰》）“星沉汉垒贪狼耀，风竞胡营战马哀。伏剑犹闻歌正气，心悬陵母亦悲哉！”（《挽王完勋侍御》）尽管这些先行者离他而去，但他仍以后继者的勇气对先烈的精神和行动表示高度的评价。然而二十年的征程是一个漫长得难以想象的岁月，在这种敌我力量悬殊的斗争中，他所代表的抗清力量是那么的弱小，而所对的清廷又是那样的强大，必败的结局和不屈的斗志造就了他特殊的性格。1659年，在兵败突破敌军重围后，他千里奔波，终回故乡。九死一生后的他仍豪情万丈，写下组诗《生还》。其中一首：“落魄须眉在，招魂部曲稀。生还非众望，死战有谁归。蹈险身谋拙，包羞心事违。江东父老见，一一问重围。”这首兵败后的诗作却毫无失志之辞，而是充满了兵虽败而豪气犹在，身未死而战斗不息的激情。直抒胸臆，真情洋溢，表达了一个以抗清为事业的斗士心迹。在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他“宁进尺，毋退尺，宁玉碎，毋瓦全，其索志然也”。但他可以不惜牺牲，却不忍他的家人因他而牺牲又不能不让他们牺牲，这种矛盾的心理流泻在笔端尤为悲恸。自1646年他辞别父亲跟随鲁王后，他就再未回家。1659年北征长江后，清廷对他家抄籍，并将他的妻子董氏和儿子张万祺关入狱中。他的妻子是宁波抗清志士董志宁的女儿，她未必理解丈夫的事业，但她深知她父亲和丈夫甘愿为之献身的斗争必定也是值得她为之献身的事业，为此她义无反顾地走向苦难。而张煌言深切体悟到妻子的心情，在闻知妻儿入狱作为人质后，以一腔悲楚拟写出百言长诗《代内人狱中有寄》：“国破已饮泣，家破复间关……知君驱汗马，岂敢怨红颜……非不轻微生，将雏实且孱……难将妾巾帼，来佐君羽纶……”这不仅是他对妻子的理解和期盼的流露，也是他在家国两难中，舍家为国、舍己为众的选择后一片真情的坦露。

而当生命的最后关头，他的诗更表达了他成仁取义、魂留湖山的愿望，《甲辰八月辞故里》和《梦西湖》便是诗人以死为荣、视死如归心情的艺术体现。“梦里相逢西子湖，谁知梦醒却模糊。高坟武穆连忠肃，添得新祠一座无。”这首在生命尽头吟就的绝唱没有任何一丝怯懦和贪恋，而是充盈着笑对死亡的旷达和自豪，这样的高尚情操，不仅使故乡的人民和倾慕者为之欣慰，也同样获得了敌人的尊敬。人格之美、心灵之美在这发自内心的诗歌中获得了充分的体现。

其二：反映时代变局的壮丽史诗

清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最沉痛的一页，在天崩地裂的社会巨变前，每个士子都面临着人生的选择。作为选择抗争的张煌言，以他深厚的生活体验和深刻的人生理解在“戎马仓皇”中写下了大量的诗歌，记录了天翻地覆时人生的真实景象，尽管绝大多数诗作毁于战火之中，但仅以他自己所编定的《奇零草》来说，也堪称诗史，因为它几乎全景式地反映了张煌言起兵抗战，终至被俘的壮烈人生，而张煌言又是抗清斗争中历时最久、意志最坚的代表人物，因而他的那些在戎马倥偬的战斗中所吟就的诗篇，也就有了“史诗”的性质。这些诗在张煌言的作品中占有很大的部分，如《长至舟次祝圣》、《元夕金乡道中》、《登湄洲天妃宫》、《入吴》、《立春日大雨雪时驻师吴淞》、《师次圌山》、《同定西侯登金山以上游师未至遂左次崇明》、《端阳客鹭门》、《壶江即事》、《登湄州》、《师次湄岛》、《再人长江》、《元旦驻师秦川》、《师次燕子矶》、《师入太平府》、《元旦驻师林门》等等，其所写的景象、气氛和表现的内容，都与他波澜壮阔的战斗生活有关，与那一段兵火连年、生灵涂炭的岁月有关，并用形象的语言，通过特定时期的特定景象以及这些景象的不同变幻，确切真实地映现了诗人曲折艰险、充满传奇色彩的战斗生活。清兵铁蹄如暴风横扫大江南北，明王朝的孤臣孽子那种以卵击石的反抗所引起的那种焦灼和忧虑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这些诗里。“江声万古似闻颦，天险依然渡水犀。”（《再人长江》）“夹岸火龙排叠阵，中流铁锁斗重围。战余落日鲛人窟，春到长风燕子矶。”（《师次燕子矶》）“楚歌声里霸图空，匹马归来势自雄。四百年余炎火断，谁知隆准一重瞳。”（《经乌江》）“一寸丹心三尺剑，更无余物答君亲。”（《北还入浙偶成》）“江山百战浑非旧，留得璃溪把钩竿。”（《壬辰除夕寓湄州禅院》）“莫怨胡尘连瘴雨，王师传说下荆湖。”（《送万静斋复命行在》）“社稷千帆影，乾坤一剑芒。微臣无限恨，稽首俨天王。”（《长至舟次祝圣》）“闽国旌旗越国船，春风奚悻至江天……夜来见说旌头閪，拂拭吴钩竞祖鞭。”（《元旦驻师秦川》）这些诗句岂是文人骚客的风雅吟咏？这些英气勃发、金鼓雷鸣的战斗之音表达了一个气势慷慨誓死报国的壮士心声，是清初浙东抗清史的真实记录，尤其是1654年张煌言与张名振北上长江、攻占镇江时的诗作更为突出。这一时期所作的《师次圌山》《同定西侯登金山以上游师未至遂左次崇明》《再入长江》《师次燕子矶》等诗无不洋溢着战斗的豪情和雄阔的境界。

以《师次观音门》为例，诗云：“楼船十万石头城，钟阜依然拱旧京。弓剑秋藏云五色，旌旗夜渡月三更。中原父老还扶杖，绝塞山河自寝兵。不信封侯皆上将，前茅独让弃缔生。”诗的前半首写军容的强盛，“楼船十万”“弓剑如云”“旌旗夜渡”大有兵戎所向，无敌不摧之之势。下半首大写民心之所向，“父老扶杖”“山河寝兵”，以及以戎衣而定中原的抱负，表达了诗人气吞强虏、志复中原的雄心壮志，读之令人感奋不已。

而在顺治十六年（1659）七月，郑张联军北征，张军以偏师进入江淮并节节胜利之时，张煌言更以诗为记，以诗抒怀，写下了壮怀激烈、昂首前行的诗篇，如《师次芜湖时余所遣前军已受降》：“元戎小队压江关，面缚长鲸敢逆颜。吴楚衣冠左衽后，萧梁城郭暮笳间。王师未必皆无战，胡马相传已不还。寄语壶浆休怨望，悬军端欲慰民艰。”又如《姑熟既下，和州、无为州及高淳、深水、深阳、建平、庐江、舒城、含山、巢县诸邑相继来归》：“干将一试已芒寒，赤县神州次第安。建业山川吴帝阙，院城戈甲魏军坛。东来玉帛空胡虏，北望铜符尽汉官。犹忆高皇初定鼎，和阳草昧正艰难。”再如《师入宁国，时徽郡来降，留都尚未克复》则高声唱道：“千骑东方出上游，天声今喜到宣州。威仪此日惊司隶，勋业何人愧彻侯。旧阙烽烟须早靖，新都版籍已全收。遗民莫道来苏好，犹恐疮痍未可廖。”这几首诗形象地再现了那一段烽火连天、捷报频传、山河震动、百姓欢欣的岁月，可谓一段以诗记事的历史。如今读来，仍可想见张公当年意气风发、光复在望的踌躇满志的情怀。

这些诗写景壮阔，气象恢弘，指点江山、壮怀激烈，或抒写战斗胜利后的喜悦，或感慨江南父老的期盼，或大笔渲染战场的激荡，或浓墨刻画江山的壮丽。而这些深刻映射诗人特定时空中激烈壮怀的诗歌在数百年之后仍是那样激动人心，那样地发人深省。这样的诗歌自然在抒发诗人情感之外，而有了诗史的意义。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张煌言的诗歌中充盈着一种浩然之气、澎湃之情，犹如全祖望所说的那样：“古来亡国之大夫，其音必凄楚郁结，独尚书之著述，肱噌博大，含钟应吕，俨然承平庙堂巨手，一洗亡国之音。岂天地间伟人，固不容以常例论耶？”（《鲒埼亭文集》）这也使张煌言的诗与同时代的明遗民诗有了一种明显的区别。这就是他始终在自己的家国中用自己的声音，尽情地宜抒胸臆地表达自己的真情！因为他始终是以明朝孤臣的身份战斗着！以一种毫无羁绊的视死如归的豪情倾诉自己的心声。这样的诗歌必然是强者之音，尽管这强者面临死亡，但这死之绝唱依然豪放！

其三：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

与一般军旅诗人不同的是，张煌言对大自然有着特殊的感受。这使他不仅善于抒发豪情壮志，长于刻画世事变迁的史诗类作品，而且善于捕捉大自然中所蕴藏的种种细微的变化，善于摹写人生遭际中所常有的世态炎凉的状态，也更善于抒发在天翻地覆中孤臣孽子所独有的孤独苍凉的心境，因而在读张煌言的诗时，犹见诗人莽原孤影徘徊低吟，使人体会到一种难与人说的孤独。“沧江一卧已心灰，避地何人赋七哀。”（《感怀》）“越裳行阙复为烽，痛哭敷天左袒空。”（《悲愤》）“五载真如梦，秦川恨旧游。”（《三过沙关》）这些充满诗人悲情的如梦如幻的感叹表现了一种天荒地老般的情怀，这种情怀来自于诗人在残酷的军事斗争和民族矛盾中所形成的广哀的心理时间和心理空间，因而他的这些充满悲情的诗句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悲哀，还有阅尽人间苦痛的超然。

浙东之地山水相依，云蒸霞蔚。作为这方山水养育的诗人，心底总充盈着一种天人合一的情愫，这使张煌言的诗在金戈铁马、西风霜月的凌厉、冷峻之外，又呈现出对春雨江南、柳荫草柔的悠然自得的超然，这在他兵败之后散兵独居时的诗作尤为突出。张苍水的著名山水诗如《山居即景》、《溪行》、《岛居》、《游小岙山庵》、《经乌江》、《极阳谣》、《黄湓谣》、《重过桃渚》、《人山》、《八月夜登普陀山》、《清音》、《林中漫兴》、《新安溪行》等诗就是其中的代表。《林中漫兴》云：“幽栖得名理，双屐转从容。渴涧扪龙乳，荒蹊采鹿茸。振衣空翠袭，拥树蔚蓝封。不识鸿濛外，苍岚更几重。”“选胜非吾意，长林一送穷。天供青玉案，人坐碧纱笼。道貌癯人似，机心海鹤空。独嫌遗世晚，所以逊庞公。”这首诗为张苍水散兵后居悬岙时所作。在兵败后的日子里，张苍水却无一丝颓废之气，而是阅读山水、享受山水，并从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再如《溪行二首》：“扶筇到处见山晴，峰色溪光次第迎。满径莓苔人语静，画眉宛转两三声。”“小立寒林意独醒，清泉石窦自泠泠。拨云更望前溪去，树底飞来一片青。”全诗清新明快，人意山光两相宜，水清影动缘人行。根本没有战火弥漫，生死须臾所导致的焦灼和烦躁。-颗物我相忘、浑然天成的赤子之心就这样在天地之间吟唱出天籁。综观张苍水的山水诗，可以发现：这些诗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全面而细腻地传达了一代英烈热爱河山、钟情自然的丰富感情，它们或以短章吟唱出诗人纵情山水的高旷情怀：“平楚殊苍莽，众峰并窈窕。清风来扑人，引我发长啸。”（《山居》）或以民歌描绘自然山水的清丽景色：“曲曲溪流面面山，青峰千折水千湾。”（《新安溪引》）或以俗语叙述民间生活的生动细节：“妾家生小住黄溢，乱挽乌云铲着裈，九月鱼腥湖上熟，自摇兰桨过前村。”（《黄湓谣》）或以放歌诉说诗人与山水相通相合的豪放之情：“苍茫远水横空碧，历乱群峰侧蔚蓝。”（《登菩萨顶》）……吟咏体味这些清新朴实、悦恍迷离、意境幽远的诗句，使我们很难把这些诗句与诗人艰难征程及严酷时局相联系，但也正是这些充满天籁的诗句让我们从本质上认识了张煌言的诗人之心。

值得一提的是，张煌言的一首回文诗，这首《晚泊漫成回文》不但情景交融，而且正反成趣，体现了作者娴熟的艺术技巧和强烈的人生情感。

寒潮晚落半江空，烧带群山乱映红。

残角霜声愁雁断，难将送挂一帆风。

倒过来读，依然是深邃旷远、苍凉悲悯的意境。

风帆一挂送将难，断雁愁声霜角残。

红映乱山群带烧，空江半落晚潮寒。

张煌言作为一代诗家，不仅精于律诗、绝句和古风，而且善于赋词抒情，虽然他传世的词仅有《满江红》、《柳梢青》、《长相思》等6首，但已显示了他特有的豪迈与壮丽。今引其《满江红·怀岳武穆》为例，试看其思想志向和艺术魅力：

屈指兴亡，恨南北、黄图消歇。

更几个、孤忠大义，冰清玉烈。

赵信城边羌笛雨，李陵台畔胡笳月。

惨模糊、吹出玉关情，声凄切。

汉苑露、梁园雪。双龙逝，一鸿灭。剩逋臣怒击，唾壶皆缺。

豪气欲吞白凤髓，高怀肯饮黄羊血。

试排云，待把捧日心，诉金阙。

这首《满江红》与岳飞的名作同牌同韵，同样慷慨激昂、悲壮沉郁，在不同的时代里表达着同一个信念，那就是大汉民族可败不可辱的民族精神。

这首词上阕宣泄国破家亡之痛。头两句纵历三百余年，横截大江南北，概括大明王朝自太祖朱元璋兴国，至崇祯帝朱由检殉国以至南明永历帝被杀这一段史实。以一“恨”字统领以下三句，一恨奸党误国；二恨清兵亡明；三恨自己回天无力。于是叹息忠节之士太少！一个“便”字何其沉痛！再以汉代时的两个降臣赵信、李陵为例，逗引明降将们的归思。最后以“吹出玉关情，声凄切”来代归心未泯的降将宣泄愁怀。

下阕则抒发矢志回天之愿。首句以汉喻明，寓国破之状，又写唐王朱聿键和桂王朱由榔的死难（双龙逝），鲁王朱以海的病逝（一鸿灭），再以逋臣指代像他那样矢志不降流亡而生的臣子，即便如此，其豪情壮志仍在！仍要“欲吞白凤髓”，“肯饮黄羊血”。此词中的“白凤”“黄羊”皆指清军。而最终仍表达“捧日心，诉金阙”的期望。其词风慷慨激昂使人无法想象这是张煌言在被捕之后，以俘虏之身所作的词！为此，清代词评家陈廷焯在其《白雨斋同话》中评论说：“千载后读之，凛凛有生气焉。”由此可见，张煌言虽然所留的词作不多，但这寥寥的几首词已尽显诗人的意志之坚、人格之美和艺术之妙，在明清之际的词坛上占有重要一席。

综上所述，从张煌言的诗词里，我们既深刻体味了诗人转战四方的艰难、坚持信念的毅力，又真切看到了他人格的折光和心路历史的痕迹。而他的这种融英雄末路之悲和家国沦亡之痛的史诗壮声，家国山水之美和世俗人情之真的俗曲雅词，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无可比拟的认识价值。这也使张苍水无可置疑地成为明末清初时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

五、忠肝义胆炳彰千秋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朝廷为明季殉难志士谥号，据史载：“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奉旨：明季殉节诸臣及流寇偏殉者，俱得分别予谥。又建文殉节诸臣，亦一体核办。或予专谥，或予通谥。士民殉节者亦列人礼典。除靖难死事百余人外，明季共得三千六百五十余人。”乾隆帝特为《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作诗，前有序云：“夫以明季死事诸臣，多至如许，非汉、唐、宋可及，录而旌之，亦累朝所未举，行似足以褒显忠贞、风励臣节。”（顾公燮《丹午笔记》）在这次谥号中，张煌言被谥为“忠烈”。为此，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张煌言墓碑在乾隆五十七年重立，碑面大书“皇清赐谥忠烈明兵部尚书张公之墓”。而在明末清初的抗清斗争中，张苍水无疑是一个最杰出的代表，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当时的江浙是中国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江浙士民的抗清不仅是为了维护一个日落西山的王朝，更是为了保卫先进的文化不受野蛮文化的侵犯和蹂躏。张苍水正是怀着这样一个信念才投入几乎胜利无望的抗清斗争，这也使以他为代表的以宁波为核心的浙东抗清斗争超越狭隘的忠君之情而融入更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中。张苍水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于明亡之后，在大批公卿降清之后，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毅然投身于抗清斗争，终19年苦战终无悔意，父死未葬不改其行，家破妻囚更坚其志，有女投怀不乱其性，有子人监益执其信。直至大厦既倾、独木不支之时，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浩然之气坦然承受命运的磨难，其凛然之气、视死如归的从容让敌手肃然起敬，是足可与岳飞、文天祥鼎足而立的民族英雄。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浙东学派领袖黄宗羲在他撰写的张苍水《墓志铭》中这样写道：“宋明之亡，古今一大厄会也，其传之忠义与不得而传者，非他代可比。就中险阻艰难，百挫千折，有进而无退者，则文文山、张苍水两公为最烈。”接着又言：“间尝以公与文山（指文天祥）并提而论，皆吹冷焰于灰烬之中，无尺地一民可据，止凭此一线未死之人心，以为鼓荡。然而，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惟两公之心匪石不可转！故百死之余，愈见光彩。文山之《指南录》，公之《北征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黄宗羲《黄梨洲文集·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第205页）近年出版的关于南明史最详细全面的著作《南明史》也认可了这个说法。作者顾诚评价说：“在南明为数众多的人物中，张煌言的地位并不显赫，然而在长达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他历尽了艰难险阻，处处以大局为重，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完人。”黄宗羲在张苍水的《墓志铭》中说：“今公已为千载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这个结论可为定评，千秋之下，张苍水得此定评，可慰平生矣。

张苍水之所以成为抗清人物中最杰出的代表，理由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张苍水是自觉地投身于抗清斗争，并从此把它作为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与史可法、钱肃乐等人不同，他不是明代的命官，对这一王朝的倾覆并无道义上的自责和责任。但他却在大批公卿觎然事故之际，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毅然诀别父亲，追随令王，自此从无悔意，终19年艰难困阻，虽家破人亡，虽屡濒绝境却从不改其志。而他所秉承信念则是根植于中华文化中最核心的“正气”和“纲常”，这在他的诗文中屡屡谈及，犹如他在《复伪总督郎廷佐书》中所言：“而忠贞之士，则不然……其所期待者豪杰事功，圣贤学问。故每毡雪自甘，胆薪弥励……故尔凭陵风涛之中，纵横锋镐之下，迄今逾一纪矣。同仇渐广，晚节弥坚。”所以他所捍卫的就是这样的华夏文化。为此，他才能在《复伪提督田雄、镇张杰、道王尔禄书》中凛然而言：“两间自有正气，万古自有纲常，忠臣义士，惟独行其是而已。”好一个“独行其是”，正是有着这样的勇气和坚守，才使他在任何威胁利诱之间，巍然而立，也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才使他的抗清之举超越了狭隘的忠君之情而融入更广阔、更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中。犹如章炳麟所言：“皆吴越遗老知保种者为之，所以存礼乐，绝腥膻，非独明氏之宗稷而已也。”（章炳麟《张苍水集后序》）为中华文化传统而非独为朱明宗稷的战斗才是浙东知识分子在清初奋然抗争的深层原因和持久动力。而张苍水也正以这种执著于捍卫一种文化、一种人生价值的姿态征服了千万民众乃至他的敌手而赢得当时朝野一致的推崇，成为抗清人物中最杰出的代表。

二是他始终以民为本，以黎民百姓的利益作为其行动的最根本准则。当浙东义军纷纷据寨抗战之时，他是其中重要的成员，并在这种残酷的民族斗争中迅速成长为雄镇一方的统帅。长期的斗争使人民久困于灾难之中，清军为消灭浙东义军，迁舟山群岛的居民于大陆，大批岛民被迫背井离乡。清廷规定“尺板不准入海”，沿海人民更为饥寒交迫。张苍水之所以抗清复明，原在于“拯黎民于水火”。但战火所及，烽烟过处却民不聊生。像顺治九年李定国军进攻新会，城内缺粮，以至以人为食。郑成功军北征时路过浙东，在鄞县等地大肆抢掠，许多百姓盼望明军再来，来之却受此屠戮。这让抗清义士悲怨难泯。而且战乱之时，便日夜不宁，居民为之夜不解衣，闻柝而惊，兵燹所向，玉石俱毁。而浙东作为全国抗清最烈的地区，四明山义军坚持甚久，鲁王政权久在瀚洲（舟山），以士人为主体的反抗此伏彼起，因而清廷的镇压大为严酷，而其间民众遭受的苦难，浙东遗民的处境危难也远过于他处。这种不幸时代中尤为不幸的地区，正是张煌言的父母之邦。为了张苍水的抗清，这个父母之邦已遭受深重的灾难。这也是张苍水所深为愧疚的。张苍水在郑成功去台湾、鲁王已死的情况下，知道如再坚持斗争也难挽落日，只是徒劳百姓，“重困一方之民”，于是为了“与民休息”，让久困战争的故乡人民能休养生息，就主动解散军队，隐居待变，只让自己及随从几人在海外孤岛生活。当他被捕后路过宁波，他在城门拜曰：“某不肖，徒苦故乡父老，有幸属望。”遂使道旁数千观者泪下如雨。这种为自己的理想矢志不渝却不连累百姓及部下，其胸襟又何其宽广，何等磊落。

三是张苍水是从抗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英雄。他原未学过军事，更非行伍出身，然而在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中，却成了一个富有韬略、指挥若定的将军。19年间转战于浙、皖、苏、闽之间，出生入死，屡败屡起，三渡闽海，四人长江，曾在半月之中连克徽州、池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威震东南各省。当其时，清廷大惊，清顺治帝福临，在北京接到军报，先是准备退走关外，经他母亲斥责，又恼羞成怒，用剑砍碎御案，大喊要亲征。（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可见其影响之大。在屡次北征中，他所提出的战略眼光远大、方针正确，其见识高于郑成功。如郑张联军北征时，张苍水主张积极扩大战果，溯长江而立足中原反击清兵。当时江淮震动，各地民众翘首以望。以联军20万之众，完全可以如岳飞之征河洛直下黄龙府那样乘胜追击。无奈郑成功意不在此，夜夜笙歌，置部将甘辉和张苍水的劝谏而不听，围而不击，坐失良机；又置张苍水的孤军于不顾，仓皇退军，遂使这一历史的机遇一去不返。然张苍水在这次北征中，“提孤军，虚喝中原而下之”的气势已永远定格在历史的天空之中。其“义帜纵横十九年，楼船浮沉三千里”的存在使他成为中国抗清斗争中最后的旗帜，他也因之成为清政府的心头大患，必欲除之而心安，去之而后快。其历史地位和功绩由此不是昭然在目吗？而且，就抗清人物中最有影响的史可法、郑成功和张苍水而言，也只有张苍水堪为抗清人物的代表。史可法身为阁臣驻守扬州，以其忠贞报国的信念和实践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然而以他的地位和职责来说，他实在是不合格的。“综观史可法的一生，在整个崇祯年间并没有多少值得称赞的业绩，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时期。作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份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军征服南明的劲旅，史可法驭将无能由此可见……多铎下令攻（扬州）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二十四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史可法作为南明江淮重兵的统帅，其见识和才华实在平凡得很。”（顾诚《南明史》第185页）而且，史可法的抗清还是他在阁部职位上的责任，为此，他在给儿子信中就明言他死以殉国，而其子要活以养家。而张苍水起事前没有一官半职，却为抗清连妻子、儿子都身系牢狱死于非命。其境界高下，明眼人一看便知。而郑成功呢？郑成功曾以钱谦益为师，便有了儒家倡导的忠孝观念，为此，在其父郑芝龙投降清军后，他大义灭亲，奋起抗清，最后以大军压境之势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但就抗清斗争来说，他实在不能与张苍水相提并论，其原因一是他虽抗清，却时刻以个人利益为核心，并以此决定进止，因此在清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二十日，郑成功设香案，“三跪九叩头”拜受清廷所封海澄公敕印，只是因不愿剃发才未从清。所以郑成功的决策的出发点，还是以郑氏集团利益考虑。（参见《博大之宗——朱彝尊传》第75页）他虽拥数十万大军，也曾多次北征，但因私心太重，海寇习气太重，可以说他的北征于人民仅有未来时的盼望，而无来临时的喜悦，他在北征时路过浙东的烧抢洗劫已说明他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只因他审时度势，在确知不能与清廷为敌后果断转向攻占台湾，才成就了他的千秋伟业和万古英名。因此，就身后身价与历史贡献而言，不能不推郑成功为对国家贡献最大的民族英雄。但这已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民族英雄，是就抗击西方列强侵略而言的民族英雄。对此，只能说“时势造英雄也”！但就抗清斗争中的民族英雄而言，不能不首推张苍水。为何要推张苍水呢？张苍水以举人出身投身军旅，为抗清毁家纾难，十九年间不近女色，父丧不奔，妻子不顾，虽万难不辞、千厄无畏，最后以从容之心慷慨就义，其所求何也？抗清不是他无可推辞的责任，然而，张苍水自抗清以来，便义无反顾，千折不回，能为时便尽全力，谋略尽现；失败时便积蓄力量，以图再起。当时势明确清廷统治确立，再无希望时，便矢志守节，以尽忠义。所以当清军捕获他时，也无丝毫懦怯。在抗清斗争中，他既非像史可法身为宰辅，职责所在而无可推卸，又不是郑成功唯家族利益而定，从而进退由我，唯势所在的选择。而是以其光明磊落之心，舒张自如之行直使一切与之接触的清官叹为天人！以其如此之经历，达此之境界，在明末清初的抗清英雄中，舍之其谁？

四是在中国民族英雄之死中，唯宋末的文天祥与明末的张苍水之死最为相似也最为悲壮。他们都是在所效忠的王朝灭亡以后毅然迎接死亡，在高官厚禄与以死殉道的选择中选择道义，而就义前都有绝命词言志，其志向都指向仁义。文天祥的绝命辞是《衣带赞》，其辞曰：“孔日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张苍水的绝命词是：“我年适五九，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文天祥有名句言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苍水则是：“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两人在死亡之前的一刻都以大德大义震撼人心，赢得敌人的尊敬和民众的崇拜，其间的高风亮德、真情崇义千秋之下仍熠熠闪光。他们殉难的那一瞬间也在人类道德史上闪耀着永恒的光芒。当文天祥被押往燕京城北的柴市处斩时，观者皆泪如雨倾，天祥坦然以对，监斩官告诉文天祥此时反悔还可以当丞相，文天祥回答，我耍做的事都已做完了。遂被斩，无人收尸。数日后，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前来收尸，在文天祥的衣带中发现了绝命词。而文天祥的儿子已在战乱中死去。文天祥死时年47岁，宋已亡三年。康熙三年九月初七早晨，杭州的官巷口，一片白帽素缩的杭州百姓携香烛黄纸、糕点水酒，专程送张苍水就义。行刑之前，他拱手拜别父老乡亲，高声朗诵他的绝命词，然后喝下诀别酒，面向北方挺立，最后望了一眼山河，高声赞道：“好山色！”他死时，杭人知与不知，皆悲恸。其子三天前被杀害。他死后无人收尸，首级悬挂城楼，时年45岁，明亡已二十年，南明也已亡两年。文天祥在大都狱中，已成南宋政统的最后象征。各地民众莫不以其为精神领袖，其言行已取代南宋末帝赵是而为大宋臣民共仰，他牺牲后，再无一人能有他的影响和号召力了。张苍水在永历帝、鲁王已死，抗清将士皆死皆叛情况下，始终把清廷当做不共戴天的仇敌，以凛然之气、傲然之骨面对清廷的诱降和安抚，成为明代最后的孤臣，最终以一死谢国人，为抗清斗争画上一个凄然而又壮烈的句号。自此，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也终于曲终人散。犹如史学家夏燮在《明通鉴》中所言：“残明自福王以后，遗臣死事……而煌言殿其后，遂以收有明二百七十年剩水残山之局，其所系岂浅鲜哉！”他的死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煌言死而明亡。”（佚名《兵部左侍郎张公传》）文天祥与张苍水的相似处，当时人已经察觉，其时的史学家、抗清志士黄宗羲还认为张苍水的处境和抗争较之文天祥更为艰难，因而所付出的牺牲也更大。他在张苍水的墓志铭中这样写道：“文山镇江遁后，驰驱不过三载；公丙戌航海，甲辰就执，三度闽关，四人长江，两遭覆灭。昔文山经营者，不过闽广一隅；公提孤军，虚喝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处为益难矣！”（黄宗羲《黄梨洲文集·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第205页）清末民初的革命家、国学大师章炳麟对张苍水更是推崇备至，称之为“非独超越史（可法）何（腾蛟）诸将相，虽宋之文（天祥）李（庭芝）犹愧之矣。”（章炳麟《张苍水集后序》）然而可惜的是这个在节操、品德、功业与文天祥相似而处境更难、斗争更久的张苍水，却未能享有文天祥那样的光荣，甚至还不能享有其他抗清英雄那样的光荣。这是令人深惜和深思的。

六、姚江西湖永忆英魂

故乡人民始终以张苍水为自己的骄傲。当甲辰八月张苍水拜别故里时，宁波父老置香案跪地送行，“道旁数千人，无不流涕”。士民皆以一睹张公为荣。有清兵甚至为他吟唱《苏武牧羊》，张苍水扣船舷和之。他遇害后，县人万斯大、李邺嗣与杭人张文若等将张煌言遗体葬于杭州南屏山荔枝峰下。初葬时，由于清政府的严酷统治，墓碑只书“王先生之墓”。由胡浈以端溪石砚背“刻公（张煌言）姓名，旁及罗（子木）、杨（冠玉）姓名、纳圹以志”，以遂其“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之愿。尔后，宁波人民又在县城宁波建钱张二公祠。1936年，鄞县文献馆报请张煌言故居旁的街巷为“苍水街”。在苍水街西首，改建后的中山广场内，原地保留了一座三合院式的明代古宅，即张苍水故居，现已辟为“张苍水史迹陈列馆”。这座历四百年风雨沧桑的明代古宅得以留存至今，是有着许多动人故事的。张苍水投身抗清后，家产便被籍没，其妻儿被清军捕获监禁，可谓是国亡家破。然而当年显赫一时的巨富达官的府邸在无情岁月的消磨中纷纷毁弃无觅之时，张苍水故居却依然屹立于城中。天道循还，不亦奇乎？天道之公又不亦严乎？

坐北朝南的院落，因毗邻宁波府孔庙，砖砌台门上方犹存有砖雕“近圣人居”四个大字，走进大院，有两副对联特别引人注目。其中正厅门前的对联为甬上文史名家周冠明先生所撰，其联云：“继岳飞文天祥发天地之正气，步陆游辛弃疾扬古今之雄风。”南厢房门柱上的对联为宁波市民革主委毛翼虎先生所撰，其联为“立寨平岗传檄芜湖冰槎鲸波耀日月，蒙难悬岙埋骨南屏黄苍碧血谱春秋”。此外，北厢房的门柱对联引用张苍水的诗句，这些对联虽简朴平实，却给人以深刻印象，因为它们准确、扼要地反映了张苍水一生的战斗历程和牺牲场景，高度科学地评价了张苍水的爱国精神在中华民族史上的地位和深远影响。正厅及东西两侧为重楼厢房，西首另有一座小院落，是张苍水年轻时读书时的书房，五开间硬山式木结构平房，房前廊沿宽阔，梁柱粗大，门窗石板一仍原来的式样，天井花坛，古朴清雅，成为甬上一处重要的名人故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在杭州西湖，张苍水的陵墓始终是市民关注的所在。清乾隆初年，道士吴乾阳为张苍水修复墓道，鄞州史学家全祖望为之撰神道碑铭。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政府赐谥张苍水为“忠烈”。于是，杭人陈鳣、鄞人万福（万斯大之孙）立石墓门，书“皇清赐谥忠烈明兵部尚书苍水张公之墓”为碑。至此，张苍水得到了官方和民间一致的推崇，他的墓也不断地得到修缮。

清嘉庆中叶，浙江按察使秦瀛修墓，并于墓前立亭及墓道，牌坊。

清道光中叶，浙江慈溪人张君梅再修。

清咸丰中，浙江慈溪人冯君珪又修。

清同治中叶，浙江鄞县人陈政钥复修。

清光绪初年，时人在杭州众安桥侧建立了张苍水祠，复在南屏山张苍水墓旁建祠堂。

民国建立后，张氏后裔张寿镛等人在张苍水墓前修建新的张苍水祠，为三层大楼，从此张苍水祠墓合一的格局亦与岳庙岳坟，于祠于墓一样，真正实现了鼎立而三的格局。

新祠落成后，有许多楹联。其中最有特色、用词确切的是盛在镐所撰的一联。

作万古忠义心，不愧文山随北虏；

争一片干净土，愿从武穆峙南屏。

1949年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张苍水的墓与祠经历了曲折变化。先是马一浮、应梦卿等发起对张苍水墓修缮。1956年I1月，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了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名录。1960年，有关部门对张墓及周边进行修缮，重修了回龙墙。1961年4月，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将张苍水墓定为省首批重点文保单位。然而1962年以后，张苍水及墓祠命运却又遭变迁。先是1962年后，有关部门对各界人士如朱少滨、叶熙春、汤国梨等提出的张苍水殉难300周年纪念活动等建议不仅予以反对，而且认为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张苍水墓和其他许多西湖名人墓葬一样，遭受了被彻底平毁的命运，地上建筑、地下墓穴全被破坏，荒草丛中仅留墓坑一方……

浩劫之后，英雄重见天日。

1981年5月，张苍水墓被重新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

1983年，由浙江省、杭州市文管会主持，对张苍水墓按1920年墓貌进行修复，墓前的青石牌坊也于1989年重建。修复后的张苍水墓坐南朝北，张墓居中，参军罗子木墓在西，侍童杨冠玉及舟子墓在东，三墓成品字状，皆圆形拱顶，墓壁为清水砖砌，上封土植草。正修的墓道长约5米，两侧分立7组石像生，自南而北排列，分别为立石马、卧石马、卧石兽、卧石羊、蹲石兽、卧石兽，均系明代墓前石刻。周边绿树环抱，松柏成行，一片古朴庄重的氛围。

1991年，在墓道左前方重建张苍水祠。这座白墙黑瓦的仿明建筑犹如历史的纪念碑长留天地，供人瞻仰追忆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的崇高品德和不朽精神。民族英雄张苍水以其热血和生命铸就人生之歌与西湖同在，与杭州山水同在，也与故乡宁波的山河同在。

张苍水，这位抗清事业中最卓绝、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是可与岳飞、文天祥这样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鼎足而立的人物。从他所从事事业的广度和深度来看，甚至比前两位英雄更为艰难困苦。然而这样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长期以来却少为人知，甚至远不如同时期的抗清英雄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等人，这是一个令人深思又深惜的事实。作为张苍水故乡的人们，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探寻和挖掘这位先烈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坚定的抗清精神，以继续弘扬先烈们爱国爱乡的精神。这是历史赋予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张苍水的业绩和精神是我们宁波和浙江的光荣，而使这种光荣得以实现和弘扬，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光荣。我们没有理由远离这个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