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女作家,个人信息资料简介,人物评价)

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如在长江上行船，从四川到上海，中间要碰到多少礁石险滩……我的一生是充满坎坷的。——丁玲
 1978年2月，漫天飞雪……
 我们来到文化部招待所，拜访使我们悬念的丁玲。踩着厚厚的积雪，令人想起唐代诗人踏雪寻梅的故事。诗人寻梅是一种诗意的享受和理想的追求，我们不是诗人，但也在寻梅。丁玲不正是经过几多风雨，几多寒暑，傲雪斗艳的红梅吗?
 想起她的功绩，她的磨难，她的作品，心中仿佛翻腾着一个世纪的酸甜苦辣。
 当她迈着蹒跚的步履，带着慈祥的笑容，闪着和蔼可亲的目光走来的时候，当握着她那温暖的手，当谈话自然而轻松地展开，当听到她开怀的笑声时，那令人迷惑的神秘感跑得无影无踪。眼前的丁玲是一位实实在在，可亲可近的人。
 从那以后，我们多次去看她。尽管她无比繁忙，仍然乐于接待一批又一批朋友、同事、外国友人，以及像我们这样一些普通人。她——革命者、作家、妇女中的佼佼者，深刻地烙印在我们的心中。
 

叛逆者渴望高飞

 秋阳落在黄熟的稻田上，清浅的小溪碰着乱石在低唱。这一天，1904年10月12日，湖南临澧农村里一家名门望族诞生了一位千金小姐。她，二十三年后叫丁玲，出世的时候，家庭正走下坡路。祖父做过大官，留下值得炫耀的财产和威风：拥有二百多间屋子的庭院，带着窗子的大床……但在这个处在衰败的大家庭里，几乎没有一个人有精神，差不多都沉沦在酒色中。伯父上山当了和尚，一个叔叔做了土匪。父亲蒋浴岚，聪明、慷慨、洒脱，却染上抽大烟，拿银子当铜钱花的恶习。他十几岁中秀才，又留日学法政，因身体多病，意志消沉，退学回国，在家无所事事，翻翻医书，看看病，摆弄古董，请客吃饭，刚刚三十岁出头就病逝了。父亲的容貌，在三岁多的女儿的记忆中是模糊的，但他遗留的华丽的衣服、饰物以及家业，给女儿烙下抹不掉的贵公子放荡挥霍的印象。母亲姓余，闺名曼贞，生在常德书香人家，幼年读私塾，学会了写诗作画。嫁到蒋家，从不爱管闲事，不过问家中的经济情况，对丈夫的放纵挥霍也不多说一句。她过着少奶奶悠闲而寂寞的生活，不是在房里绣花、下棋、看书，就是到花园荡秋千，消磨无聊的时光。她羡慕唐朝武则天的时代，女人能做事能考官，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蒋胜眉，字慕唐。但她生活和思想的变迁还是在死了丈夫以后。丈夫死时，她才三十岁，家庭已经破产，那些上门来吊丧的差不多都是同时来讨钱的债主。正像丁玲在小说《母亲》中描写的那样：“在女人中，她是一个不爱说话的。生得并不怎么好看，却是端庄得很，又沉着，又大方，又和气，使人可亲，也使人可敬。她满肚子都是苦，一半为死去的丈夫，大半还是为怎样生活;有两个小孩子，拖着她，家产完了，伯伯叔叔都像狼一样的凶狠，爷爷们不做主，大家都在冷眼看她……靠人总不能。世界呢，又是一个势力的世界，过惯了好日子，一天坍下来，真受苦……”
 母亲走投无路的当儿，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封建势力动摇不稳，大家族更加衰落，家庭成员分崩离析。1910年湖南常德县城吹来了变革的风，几个留日学法政回国的青年，沟通了小城与外界的联系，他们兴学办报，十分活跃。母亲受新鲜事物的感染，心动了。她从小就羡慕弟兄，不愿只躲在屋里过一生。社会在变，母亲也在变，思想的冲突，经济的矛盾，变革的要求，把母亲从将要崩溃的基石下挤了出来。她卖掉家产，到娘家寄住，决心走平等自立的路。她把女儿的名字蒋冰之改成蒋伟，称其子名为“大”;母女同入常德女子师范求学。
 “那时我随着守寡的母亲在这里肄业。三十岁的母亲在师范班，六岁的我在幼稚班。这事现在看来很平常，但那时却轰动了县城。开学那天，学生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我母亲穿得很素净，一件出了风的宝蓝色的薄羊皮袄和黑色百褶绸裙。她落落大方的姿态，很使我感到骄傲呢……有些亲戚族人就在背后叽叽喳喳，哪里见过，一个名门的年轻寡妇这样抛头露面! 但我母亲不理这些，在家里灯下攻读，在校里广结女友。”(丁玲：《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刊《收获》1980年1期)丁玲的母亲挣扎着，从封建思想、封建势力的重围中闯出来，走的是一条崭新的路，不但给女儿做出了榜样，而且使丁玲免受大家庭的熏染。
 刚毅、自强的母亲对女儿从不娇宠溺爱。她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亲自教女儿读《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在母亲的影响下，丁玲很小就能背诵唐诗。
 寡母孤儿的处境极其艰辛。在家规森严的舅父家，丁玲常与奶妈、丫头和长工在一起。寄人篱下的生活地位，来自舅父舅母的压迫，使幼小的丁玲多了一层感伤，培育了自尊、自重的性格。
 在学校，母亲与后来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结为至交，她们在一起发誓：“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丁玲称向警予作九姨。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传来的时候，母亲、九姨、丁玲一同经受了风暴中的紧张、担心、兴奋和喜悦。母亲还和女儿一起为一个在起义中牺牲的亲戚举哀。
 一年后，母亲和向警予来到长沙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丁玲也跟去上了学。因没钱继续求学，只念了一年，母亲便在桃源县当了小学教员，丁玲一个人留在长沙。这个年龄最小的寄宿生，聪明、伶俐又好学，经常考头名。只有寒暑假才能和家人团聚。九姨常去看她，带两块糕，一包花生，更好的是带一两个故事来温暖她寂寞的童心。
 1916年前后，母亲担任了常德女子小学的学监，又创办俭德女子小学，还为贫苦的女孩开办“工读互助团”，学生不交学费学文化学手艺，还得点工资补助家庭。丁玲也从桃源回到常德，小姑娘长高、长大了，不再依附在妈妈的身边听诗听故事。她喜欢一个人坐在后园或躲进舅舅的书房阅读草本小说和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连《小说月报》和《小说大观》也能看。每到寒暑假，九姨来常德小住，带来不少新闻、新事、新道理，以后她去法国勤工俭学，仍然常常来信，介绍外面世界的新思潮，为丁玲打开了天窗。
 1918年春天，丁玲多病的弟弟死去，母亲只剩下相依为命的女儿。但为支持孩子向上向前，这年暑假，她还是亲自送女儿赴九十里外的桃源县，丁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县第二女子师范预科。那时，丁玲的功课全面发展，经常是门门满分，获得年级第一名。她喜欢画画、唱歌、体育，特别是算术，成绩最佳。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之时，丁玲这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已成了活动分子，出风头的人物。她那双又大又亮，灵活而清澈的眼睛，已经脱去天真的稚气，闪耀着坚毅、追索的目光。她和大同学、好朋友王剑虹、王一知，不顾社会冷眼，剪去长辫，上街游行、讲演、辩论。丁玲还在学校的平民夜校教课，她是最小又最热情的教师，学生们叫她“崽崽先生”。这年暑假后，丁玲转到当时比较进步的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受到国文教员、新民学会会员陈启民的影响。他给学生讲都德的《最后一课》、秋瑾的诗、《今古奇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在陈老师的启发下，丁玲阅读了《新青年》、胡适的《尝试集》和郭沫若的《女神》等进步书刊。陈先生发现丁玲写作的才能，着意培养她，鼓励她多写多看。丁玲第一学期就写了三本作文、五薄本日记，有两首白话诗还在当时长沙的报纸上发表出来。这时丁玲对功课有了偏爱，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不久，周南女子中学把学生们爱戴的陈启民等先生解聘了，丁玲愤然离开此校，转到长沙岳云中学，成为该校最早的女学生之一。
 “大约是1921年吧，上海出现了一个平民女学，以半工半读为号召。那时候，正当‘五四’运动把青年们从封建思想的麻醉中唤醒了来，‘父与子’的斗争在全中国各处的古老家庭里爆发，一切反抗的青年女子从‘大家庭’里跑出来，抛弃了深闺小姐的生活，到‘新思想发源地’的大都市内找求她们的理想的生活来了，上海平民女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这样叛逆的青年女性。我们的作家丁玲女士就是那平民女学的学生。”这是茅盾在1933年写的《女作家丁玲》开头的一段话。1922年春节，丁玲应王剑虹之约准备去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上海平民女学学习，舅舅出面粗暴干涉，他要求丁玲再过半年毕业后与表哥结婚。母亲却支持女儿，她认为孩子求知识，找出路，要学最切实用的学问，是正确的。家庭内闹了一场纠纷，丁玲终于摆脱了包办婚约和其他纠缠，放弃即将拿到手的毕业文凭，于1922年春天来到上海。她把名字改为冰之，废姓以蔑视传统意识。后来平民女学遇到困难，不能按早期共产党人的理想办学，丁玲也感到失望，半年后便离开了学校，和王剑虹到南京。她们住在一起，勤奋自学。第二年，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瞿秋白闯进了她们的小天地，和王剑虹恋爱，是她们宿舍的常客。大家谈文学，谈社会，谈人生。共产党人瞿秋白给不满二十岁的丁玲留下深刻印象。
 1923年夏天，丁玲和王剑虹又回到上海，进入共产党主办的上海大学，在文学系旁听，邓中夏任学校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科学系主任，陈望道任教务长，茅盾教小说研究。这所学校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培养过不少革命人才。
 丁玲在一群革命知识分子中受着感染和影响。其中向警予仍然是她崇尚敬佩的楷模。她常常帮助丁玲，指引她前进。
 1924年上半年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后，丁玲与他们同住在上海慕尔鸣路，瞿秋白在思想与文学上都影响过她。丁玲一直钦佩他的才华，尊重他对革命的贡献。
 她尽管进入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圈子中，但早期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还没有吸引住这位不到二十岁的少女，看不惯个别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浮夸言行，还不愿意加入共产党。她对社会、对人生充满着矛盾和苦痛，特别是两年多不曾离开的挚友王剑虹不幸得肺病死去了，这使她更加孤独和寂寞。她那时渴望着飞向自由天地，但没有探索到一条真正的出路。“后来经过了许多波折碰了一些壁，一个青年人，有着一些糊涂的梦想，像瞎子摸鱼似的，找出路，却没有得到结果，不能说是灰心，也实在是消沉的住在北京了。”(丁玲：《我的创作生活》，《丁玲选集》万象书店，1940年)
 

“莎菲女士”的诞生

 1924年，北洋军阀之争愈演愈烈，白色恐怖像潮水一样冲击着刚刚醒来不久的国家，许多文化人纷纷南下，而这年夏天，丁玲却踏上了北去的火车。来到北京，她渴望到知识青年心目中的圣地北京大学学习，听鲁迅先生讲课。但愿望得不到实现，只好住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的宿舍自学，同时在一家私立图画学校学习绘画。她常常在窗纸上、墙上、书本上用粉墨勾画朋友们的脸谱。缺乏经济来源的丁玲，生活十分窘迫。
 一个偶然的机会，丁玲遇见了比她更贫穷的青年诗人，首饰铺学徒出身的胡也频。两颗文坛上未来的新星相识，相爱了，这是他们在人生路上的一个转折。“由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经历，看得出我们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样，但他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却是少有的‘心’，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因此我们一下也就有了很深的友谊。”(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跨到新的时代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他们住在北京汉花园一所与北大红楼隔河、并排、又极不相称的小楼上，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像许多穷学生一样，他们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讨论歌德、海涅、托尔斯泰、莎士比亚、鲁迅……丁玲对《茶花女》、《包法利夫人》等名著十分欣赏。尽管大革命运动在南方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但丁玲这时的思想还是非常混乱的，“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盲目地倾向于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直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埋葬在血雨腥风之中，丁玲被打醒了。“我每天听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许多我敬重的人牺牲了，也有朋友正在艰苦中坚持，也有朋友动摇了，我这时极想到南方去，可是迟了，我找不到什么人了。不容易找人了。我恨北京!我恨死了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 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经过二十三年的风风雨雨，丁玲展翅高飞过，被撞到地下过，她打过多少圈子，绕过多少弯路，但尽力追求。社会、家庭、学校、友人、敌人不断地塑造着丁玲的性格和气质，到这时，她不满现实，大胆追索的个性已经形成。生活、思想、文学修养也在自觉不自觉中作好了准备! 这就注定了她一旦拿起笔，就来得异常猛烈、泼辣。
 1927年秋天，她开始用丁玲这个笔名创作，第一篇是《梦珂》，冬天，紧接着写下《莎菲女士的日记》。这两个短篇小说被当时《小说月报》的编辑叶圣陶从一大堆来稿中识出，登在两期《小说月报》的头条位置上。小说的发表，特别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问世，“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小说家》，《当代中国女作家论》光华书店，1933年)
 第一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梦珂，是个富于正义感的少女，她因不满教员对模特儿的侮辱离开了学校，住在亲戚家，不幸落入爱的陷阱，受到表兄等人感情上的侮辱，不得不再次出走，当演员，遭到的却是肉体与精神上更大的凌辱。《莎菲女士的日记》是日记体裁的小说，描写“五四”运动后几年北京城里的几个青年的生活。女主角莎菲是梦珂性格的发展，她从小离家孤身在外，身患肺病，严重失眠，在公寓生活穷困潦倒。她看不起因怕生孩子而不敢结婚的女孩子，更不睬虚情假意的同乡小姐。她的好友苇弟，忠厚善良而笨拙，对莎菲体贴入微，但不了解她的心，只会哭哭啼啼的哀求.莎菲对他同情、感激，但讨厌他的怯懦，没有真正的爱情。来自新加坡的美男子凌吉士，面孔漂亮，态度沉静，举止大方，他的长相、风度使莎菲倾倒，但不久莎菲看透了他，这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他的志趣离不开升官发财，吃喝玩乐。这个人给莎菲带来极度悔恨，在对他形体的爱和灵魂的恨的几度周折之后，莎菲终于冲破了他外在美的吸引力，一脚踢开了他。多愁善感的莎菲更加陷入痛苦和绝望。她决计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自己的生命。小说结尾莎菲狂笑地怜惜自己：“悄悄的活下去，悄悄的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情节就是这样简单，但写得相当生动。丁玲用大胆的毫不遮掩的笔触，细腻真实地刻划出莎菲倔强的个性和反叛精神，同时明确地表露出脱离社会的个人主义者的反抗带来的悲剧结果。莎菲这种女性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她追求真正的爱情，追求自己，希望人们真正地了解她，她要同旧势力决裂，但新东西又找不到。她的不满是对着当时的社会的。
 丁玲和她的作品受到鲁迅、茅盾、叶圣陶等著名作家的重视，同时也有截然不同的反对意见。丁玲对我们说：“一篇文章拿出来，没有意见，听不到好，也听不到坏，最怕这个。石头抛到水里还起波纹，何况文学作品。有赞同有反对是正常的。”
 谈到《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爽朗地笑了，但笑声里却夹着一层淡淡的苦味。她说：“有人讲‘莎菲就是丁玲，她玩弄男性，追求性爱……’这些人不懂。莎菲怎么能是我呢? 我那时与胡也频住在一起，还是比较幸福的，不像莎菲那样，整天关在屋子里很难受。但有没有作家的东西，我认为任何作品都不能超出作家的思想，一定会有，没有不可能。这个作品里，有没有我的东西，有，但不是什么性爱，玩弄男性，主要是一种苦闷的东西，寂寞的东西，我都厌倦了的东西。到底追求什么，自己也不明白，莎菲追求、向往的是她还没有把握的……”茅盾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说过：丁玲是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显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作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茅盾：《女作家丁玲》，《丁玲选集》万象书店，1940年)莎菲的反叛精神是可歌可颂的，她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反叛行为是值得当时的青年引以为戒的。
 

在黑暗中寻找“新人”

 1928年2月，北国还是隆冬季节，风雪用残酷的本性妄图扑灭腊梅的光彩，而此时的江南，春风已经开始在阡陌间徜徉，挑逗溪流歌唱了。
 丁玲和胡也频带着希望从北国来到革命文化中心的上海，跨入生活和创作的新阶段。
 在萨坡赛路二○四号设备陈旧而雅致的新居里，丁玲、胡也频又开始摸索探求。胡也频阅读马克思的文艺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并写作诗、小说和剧本。丁玲埋头创作，写了短篇小说《暑假中》和《阿毛姑娘》等，同样由叶圣陶发表在《小说月报》的头条上。不久叶圣陶来信，表示可以出一本集子了，他亲自去交涉推荐，终于在十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了丁玲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丁玲解释说：“我这本集子里的主人公，都是在黑暗中追求着光明的女性，所以书名定为《在黑暗中》。”
 在创作的同时，胡也频、丁玲和沈从文组成红黑出版社，“带着横竖要搞下去”的决心出版了《红黑》月刊，但是出过八期后还是不得不停刊;与此同时他们还编辑《人间》月刊，由人间书店出版。
 1929年春天，丁玲的母亲来到上海，她头发白了，皱纹多了，但仍然是那么可亲、沉静。两个年轻人生活尽管十分拮据，在母亲面前还得装得富足安逸。他们借钱借债，带母亲逛上海，游杭州，希望历尽艰辛的母亲得到安慰。
 以后不到两年，丁玲的创作获得丰收，写下《潜来客的月夜》、《自杀日记》、《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过年》、《岁暮》、《小火轮上》、《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走后》、《在一个晚上》、《野草》和中篇小说《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之 二)等十多篇小说。
 在她前期的短篇小说中，主要描写不幸的妇女形象。有穷学生、小教员、作家、乡下姑娘、热恋中的少女以及任人践踏的娼妓。她们有的已被时代唤醒，有的冲出了家庭，有的正在挣扎追求，但黑暗的社会使这群女性找不到出路，最终成了生活、命运、感情的俘虏。她们仍然是一群在黑暗中追求光明，又不知光明是什么样子的女性。丁玲透过她们的生活遭遇突出了大革命失败后人们的精神苦闷和病态心理。作品多为凄楚、痛苦和愤懑挣扎交揉在一起的感情。其中有些带有虚无主义的色彩，但同时潜伏着不满现实、追求光明的力量。
 胡也频、丁玲身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漩涡中，“革命文学”的论争也不断影响着他们。到了1930年，上海又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潮，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胡也频、丁玲积极加入这一阵营，并投身革命实践。形势要求他们创作更深刻更有意义的作品，胡也频于1920年写下《到莫斯科去》，这年又创作《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完成了他由小资产阶级作家向无产阶级作家转变的过程。丁玲这时也逐渐意识到生活天地的狭窄以及立场感情上的限制给她创作带来的局限性——“染上一层感伤”，“看不到应有的出路”，“有着很坏的倾向”。(丁玲：《我的创作生活》)她积极参加革命实践，在时代潮流的冲击和革命思想的启迪下，她的小说有了新的起色、新的突破。从对旧势力不满、愤懑到走向革命的新一步，代表作应当是《韦护》和《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之二)。
 《韦护》是以瞿秋白和王剑虹为模特儿。描写一个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青年韦护，爱上了少女丽嘉，热恋中两人都感到不快，丽嘉因为爱人忙于工作，没时间对她温存，而韦护则由于恋爱妨碍了自己的革命活动。矛盾中，韦护忍受痛苦，割爱出走，丽嘉也在痛苦中决心振作起来，投身革命。男主角是丁玲创作中所塑造的第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女主角则是从追求个人幸福中逐渐醒悟过来的新女性。新人、新事、光明，从感人的故事中透过来。丁玲说：我“曾以他(指瞿秋白)为模特儿写过一篇恋爱与革命的中篇小说。虽然我并不满意，我没把主人公的革命的一面表现充分，那是我当时不易做到的。”(丁玲：《我对(多余的话)的理解》《光明日报》，1980年3月21日)对革命者的形象写得比较模糊，对革命实际描述得不够具体真实，确是这部作品的局限，但是丁玲探索寻求出路，对革命热切地向往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写于这一年的夏秋，以上海群众运动为题材，描写的同样是革命与恋爱的故事。前篇女主人公美琳，天真善良，有理想，不满现实，她与作家子彬爱慕并同居，子彬却是个不求进步、关门写作、嘲笑攻击普罗文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革命潮流冲来时，美琳觉醒了，她不满足悠闲、高雅的安乐窝，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抛弃了新式太太的生活，投入工人运动。后一篇的女主人公与美琳恰恰相反，她的名字叫玛丽，是个自私的爱情至上主义者。她不顾一切地追求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与革命青年望微结合。两人之结合，也是真正互相了解的开始，根本道路的不同使他们之间发生严重分歧，终于互相抛弃。
 三部小说都是以革命的或不革命的知识分子为典型，描写他们在大潮流的冲刷下，政治态度、思想感情的变化与对立。丁玲热情地塑造了早期共产党人的形象韦护和望微，尽管他们身上仍然带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和气质，这也是真实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表现出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革命的忠诚，这是十分可贵的。
 丁玲、胡也频夫妇在创作上很有成就，名声一天天大起来，但生活始终清贫如洗。他们办刊物欠下不少债，为此不得不变卖家具、典当衣物，改换低一等的住房。1930年春天，胡也频为了还债，曾一度去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在那里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普罗文学，一个多月以后丁玲也赶来。可是不久，山东省当局通缉胡也频，他们又被迫于五月离开山东绕道青岛回上海。
 

“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黄浦江穿过历史的峡谷，无声地流着。它在白色恐怖中，从黑夜走向黎明。回到上海后的沸腾生活是令人难忘的。丁玲后来回忆道：“我们都参加了左联，也频并且在由王学文与冯雪峰负责的另一个暑期补习学校教书。他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变了，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这一时期我们生活过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艰苦都严肃……十月革命节的那天，我进了医院。八号那天，雷雨很大，九、十点钟的时候，也频到医院来看我，我看见他两个眼睛红肿，知道他一夜没有睡，但他很兴奋地告诉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完成了’。他说‘光明不是在我们的前面吗?’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他是为同情我而哭呢，还是为幸福而哭呢?我没有问他。总之，他很激动的哭了。可是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晚上他没有告诉我什么，第二天他才告诉我，他在左联的全体会上，被选为出席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他在请求入党。这时我也哭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光明已经在我们脚下，光明来到了。”(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胡也频的政治活动日益频繁，党组会有时就在他们家里召开。也频交了许多工人朋友，丁玲记得一个工人来过他们家，像熟人一样，他教她唱《国际歌》。丁玲感到从未有过的新鲜。
 此时，这两个年轻的革命作家，在黑暗中经过一段大胆的探索之后，思想前进了，感情升华了，他们彻底摆脱掉痛苦彷徨的重围，看到人生的曙光，信仰化为明丽的朝霞，照耀着前进的路。
 胡也频要去江西苏区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他们本打算把婴儿送回湖南，一同前行，但时间来不及，决定也频一人先走。
 1931年1月17日，早晨，胡也频告诉丁玲，他要去开左联执委会。他穿着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地走了。中午，他没有回来，天黑后，外面刮起风来，他还没有回来。一天，两天过去……丁玲十分清楚眼前发生的一切。她内心痛苦地呼喊着：“我要救他，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我实在不能没有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
 她四处奔波，组织、同志、朋友也在多方营救，但毫无结果。
 这一天，2月7日，在龙华牢狱。白天，胡也频给妻子写好了一封信，告诉“年轻的妈妈”，他在牢狱里的生活情况，并表示不会让青春在狱中白白度过，他要写出更好的作品来。他希望丁玲把孩子送回湖南，坚持写作，要她不要脱离左联，鼓起勇气，担当一时的困难……署名是“年轻的爸爸”。可是到了夜晚，胡也频没有料到，被捕的人们都没有料到，事情来得这么快，黑幕把他们二十三颗充满希望，充满理想的生命裹走了。
 2月7日——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优秀的左联革命作家胡也频、李伟森、柔石、冯铿、殷夫及其他革命者共二十三人，饮弹倒在龙华的荒野上……
 不幸的消息传来，丁玲不能自已地痛哭，疯狂地痛哭起来。她“想到他的勇猛，他的坚强，他的热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满了力量的人呵! 他找了一生，冲撞了一生，他受过多少艰难，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他走上了光明大道。可是从暗处伸来了压迫，他们不准他走下去，他们不准他活……”悲痛之中，丁玲渐渐意识到，要挺起腰杆，要坚强地生活下去。她说：“悲痛有什么用! 我要复仇! ……问题横竖是一样的。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在危难时刻，丁玲的意志没有被瓦解，而是变得更加倔强坚定。她把刚满三个月的婴儿送回湖南老家，又奋不顾身地投入更残酷的斗争。
 她曾找过党中央领导张闻天，要求到苏区去，但组织上考虑，丁玲负责左翼机关刊物《北斗》的工作更合适。此时的上海，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进步刊物屡遭查禁，左联书店被封闭，丁玲毅然挑起了创办《北斗》的重担。
 丁玲的工作受到鲁迅、瞿秋白等人的支持，鲁迅借回答《北斗》杂志的询问，发表了《答〈北斗〉杂志社问》，并为《北斗》翻译和撰写过许多文章。瞿秋白写杂文是从给《北斗》写稿开始，并以此为阵地，发表了大量论文与翻译作品。冯雪峰、阿英、周扬、夏衍以及谢冰心、陈衡哲、凌叔华、沈从文等著名作家，都在《北斗》上发表作品。著名诗人艾青的第一首诗也是在《北斗》上发表的。《北斗》还积极参加文艺大众化的讨论，经常召开读者座谈会，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从中发现培养了不少文学新人和工农作者。
 斗争把丁玲锤炼得更坚强、成熟。她不仅写文章，办刊物，还参加广泛的社会活动。
 1931年5月，她到光华大学讲演，题目是《我的自白》，6月又去中国公学青白文艺社讲演《死人的意志不在大家身上吗?》。
 “九·一八”事变后，她参加了上海反日大同盟的游行示威，还化了装，穿起皮大衣、高跟鞋，为贴标语的同志放哨。她曾一度上前线参加救护慰劳工作。
 12月9日，丁玲与文化界夏尊、周建人、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二十多人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
 1932年1月，她与楼适夷等人参加中国著作者协会。
 2月3日又同鲁迅、茅盾等四十三人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一·二八”事件。
 这年春天，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饭店，瞿秋白参加了丁玲及田汉、叶以群、刘风斯等人的入党仪式。丁玲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只是一个同路人的作家是不满足的。我要当一颗革命的螺丝钉”。瞿秋白曾说丁玲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赞颂了她对革命的赤诚和追求。
 下半年，丁玲接替钱杏邨的工作，担任了左联的党团书记。
 在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丁玲穿起布旗袍，平底鞋，到工人中开展工人通讯运动，她还到“大世界”旧书摊做社会调查。
 

为工农代言

 广泛的社会活动，与工农大众的接触，开阔了丁玲的眼界。她不再只关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运，表达他们的苦闷和追求，她的渴望又产生了新的飞跃，那些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成为她更为关注的对象，她描写他们的苦难和斗争，表现他们在斗争中的团结和成长。那些故事也不再只是发生在学校、家庭、书斋，表现个人之间感情上的纠纷和矛盾，而是推向更广阔的天地。此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丁玲，用她成批的优秀作品自觉地参加到人民斗争的行列，为文坛带来新的气息。这时期的作品有《田家冲》、《水》、《法网》、《某夜》、《消息》、《夜会》、《诗人亚洛夫》、《奔》等十几个短篇小说和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
 中篇小说《水》是丁玲创作转换方向和内容的重要标志，她的发表正如茅盾所说：“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茅盾：《女作家丁玲》)这在整个文坛都有重要意义。
 丁玲本打算写一部三十万字的传记体长篇小说《母亲》，描写湖南小城市和村镇从辛亥革命，到1927年大革命直到农村土地运动几十年中几家豪绅地主的没落变迁和多种人物的发展变化。1932年丁玲写完小说的一部分，发表在6至7月份的《大陆新闻》上，但不到十天，刊物被迫停刊。这年9月，丁玲又应约继续写作，她改变原订计划，准备写成三部曲，分三部出版，但没能完成计划，她就被捕了。已经发表的八九万字的《母亲》描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年轻的寡妇遭遇的层层苦痛和压迫以及她冲出封建大家庭，走向自立的觉醒与反抗的过程。
 丁玲在创作上实践着革命文艺的方向，这和她的文艺观是密切相关的。
 1932年1月20日她写了《关于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论文，发表在这一年的《北斗》二卷一期上(后收入《丁玲选集》改题为《关于创作上的几条具体意见》)。论文明确表示了她的十点意见，即“不要太欢喜写一个动摇中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又追求又幻灭的无用的人，我们可以跨过前去，而不必关心他们，因为这是值不得在他们身上卖力的;不要凭空想写一个英雄似的工人或农人，因为不合社会的事实;用大众作主人，不要把自己脱离大众，不要把自己当一个作家，记着自己就是大众中的一个，是在替大众说话，替自己说话，从行动上具体的表现出来;不要用已经用泛了的形容词，不要摹仿上海流行的新小说;不要好名，虚荣是有损前进的……”
 丁玲经过艰苦的跋涉，爬过了一个高度又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丁玲在变，她所理解的人，体会的人，她所写的人也在变，现在的“丁玲”离过去的“丁玲”越来越远了。她现在作品中的工农大众与过去作品中苦闷的知识分子不是也离得越来越远了吗? 丁玲终于创作出了新小说，成为新作家。
 关于这段创作，丁玲说：“我生在农村，长在小城镇，对下层工人、农民并不十分熟悉，我写他们，拿他们作主人公，但却是想象出来的。《水》里的农民，没有血也没有肉，它之所以有影响，不是因为写得好得很，而是题材的问题。《水》突破了一般作家喜欢写的个人苦闷等等，我真正写得有血有肉，是在到延安以后……”丁玲分析她这段创作的局限是客观的、正确的。那时期，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丁玲无法彻底地深入到工农生活与斗争之中，尽管她的心灵承担着千千万万工农的苦乐，有强烈表现他们的愿望，但缺乏工农生活与斗争的真情实感，因而作品中有的人物存在着概念化的现象。可贵的是丁玲仍然在继续前行，在困难、动乱和惊险中，她像一团火一样充满了热情。
 丁玲多次躲过特务的盯梢抓捕，有一次她到湖风书店，还未走进，里面已坐满特务，在浇板工人的保护下，她才得以脱身。
 在丁玲的社会活动和创作再要向前突进的时候，反动派对丁玲的存在不能容忍了，他们又一次向她恶狠狠地扑来。
 1933年5月14日，丁玲离开正风学院，一路上满脑子装着文学座谈会上热烈的发言，而一群国民党特务正在她家等着她。
 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丁玲，押往南京，封禁了她的全部著作，激起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强烈愤慨。左联与民权保障同盟组织营救委员会，发出宣言。左联的宣言中说：“丁玲是中国特出的女作家，是新中国文艺最优美的代表者。为知识和文艺光明的斗争在她的作品中反映得很明白。她的作品最近已达到一个有计划的成熟时期，但不幸又受了这样的毒辣的打击。”
 鲁迅得知丁玲被捕，在6月25日、26日致增田涉、王志之的书信和一些谈话中，对国民党迫害丁玲的行为表示极大的气愤，当传来丁玲遇害的消息时，他奋笔书写《悼丁君》一诗，感叹“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鲁迅建议马上出版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要在各大报上登广告，大事宣传。《母亲》出版后，鲁迅还亲自安排稿酬寄到丁玲母亲手里。
 丁玲的被捕，震动了文化界，一些左翼报刊和出版社先后刊登和出版丁玲的文章和作品，不少人写了悼念她的文章。
 1933年至1936年，丁玲被监禁在南京，失去了人身自由。但她的心始终向着党，向着人民，她没放下笔，仍然坚持写作。1936年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丁玲的《意外集》，其中《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陈伯祥》、《八月的生活》、《团聚》等短篇小说就是这个时期写成的。这些作品都是描写底层人民的苦难。作品既能被国民党检查机关通过，又有社会意义，是不容易做到的。
 丁玲在自序中写道：“有些熟人知道了我幸而还活在 一个角落，又不十分明了我的心情，总是设法传递了一些好的督促来，说，你要写呀，或是你莫让人疑心你是完结了，你要起来，要提起你那支笔!这些都只有使我难受，然而结局我也就勉强的在极不安和极焦躁的里面写下了一些，就是收在这集子里的几篇。又特别审慎着‘技术’。我要告诉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一个集子，我简直不愿看第二次。你看，《松子》是那么充满着一片阴暗的气氛;而《一月二十三日》呢，算是一个摄影镜头了，东照照，西照照，中心点呢，没有;还有《团聚》，更是……我实在不希望读者花钱来买我这本书，我汇集起来不过是作为我自己的一个纪念。”
 敌人企图扼杀丁玲和她的创作，但是她还在顽强地写，尽管作品充满了忧愁和哀伤。
 

飞向自由天地

 1936年春夏之交，大地昏暗、沉寂，一片肃杀景象。丁玲犹如一只离群的孤雁，在风雨中寻找北去的雁群。她不徘徊，不困惑，一心向往着红星照耀的地方。
 丁玲躲过特务的监视，先后从南京到上海、北京等地，通过鲁迅、曹靖华、冯雪峰、张天翼等人的帮助，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为了轻装，她毅然把六岁的祖林和二岁的祖慧送回湖南老家，交给饱经沧桑的寡母抚养。为了筹置路费，她赶写文章，交给出版社印行。
 丁玲到达西安时，正值秋天。她的心中充满了秋收般的喜悦。她暂住在一个名叫冯海伯的外国牙科医生家里，无法公开露面。在冯海伯家里，丁玲见到了斯诺和史沫特莱，他们痛快地畅谈了一个晚上。
 在西安，丁玲得知鲁迅病逝的消息，万分悲痛。当即以“耀高邱”的署名给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发去了唁函：
 “无限的难过汹涌在我的心头”，“我两次到上海，万分想同他见一次，但为了环境的不许可，只能让我悬想他的病躯，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现在却传来如此的噩耗，我简直不能述说我的无救的缺憾了……这哀恸真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我们只有拼命努力来纪念着世界上一颗殒落了的巨星，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
 11月1日，丁玲离开西安，奔向红色根据地——保安。这一长途奔波，完成了她生命里程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为她一生的追求和向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找到了心安理得的归宿。从此，她在新的土地上扎根，在新人中成长。
 一踏上自由的土地，丁玲这颗饱经忧患的心，感到极大的欣慰。她伸出双臂热情地拥抱新的生活和与她的前半生所熟悉的面孔极不相同的陌生人。这里有从南方来的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也有怀着崇高理想从祖国各地聚集来的知识青年;还有饱经苦难，刚刚摆脱封建压迫的劳苦大众。她对自己，对不幸女性的爱，对死去的烈士和无辜孩童的爱，对祖国——母亲的爱都凝集在这些人身上。
 丁玲到达保安后，人们用简单、也是隆重的礼节欢迎这位远方归来的赤子，在一间大窑洞里，为她举行了欢迎会，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都出席了晚会。今天，丁玲回忆这段生活时，仍然是那么情意绵绵：“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么无所顾虑，欢乐满怀的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领导同志面前讲话。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丁玲：《写在〈到前线去〉的前边》，《汾水》1979年11期)后来丁玲又一一走进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等领导人的窑洞拜访作客。当时毛泽东曾问她：“丁玲，你打算作什么啊?”丁玲不加思索地回答说：“当红军。”毛泽东告诉她：“好呀! 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一仗，跟着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方去吧!”丁玲听到后，心都飞了。不久她便随红军去了陇东前线。
 临起程的那天早晨，参谋部为丁玲送来了一匹马。这匹马，有一只脚是跛的。到了前方，任弼时又送给丁玲一匹枣红色的草地马，这时丁玲第一次尝到骑马的滋味。当时她并不懂得有马的好处，所以没有随身带着马，很快就将这匹马留在前方了。丁玲经常随着部队昼夜兼程行军，她欢欢喜喜地跟着红军队伍，一天走六七十里。脚打泡了，就学老红军的样子用根线沾点油穿过去，第二天照样走。丁玲和另 一位从白区刚来的小汪，常常被管理员误解，说他们是没有建制的兵。部队宿营时，不给他们号房子，他们只好住在伙房和马号里。开饭的时候，也常常忘了给他们发干粮。对这些丁玲并不在意。在红军队伍中，她自得其乐，还经常四处串门，和陌生人谈话，十分惬意。
 到了庆阳以后，丁玲便跟随红一方面军一军团，聂荣臻是政委，左权是代理军长。在这些优秀的指挥员中间，丁玲得到了倾听他们讲述红军战斗故事的机会，红军将士那种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她。《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就是根据左权的口述，丁玲写作的一篇记述红军战斗的散文。
 在庆阳，丁玲收到了毛泽东主席用电报发来的欢迎词，词名为《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这首热情洋溢的词，赞颂了这位颇有名气的女作家。电报是由红一方面军转交给丁玲的。1937年初，丁玲回延安时，毛泽东又亲自写录了全文，送给她。今天我们有幸能看到这份珍贵的资料，还得感谢胡风。1939年陕甘宁边区一度紧张，为了珍藏这份史料，丁玲当时便把这首词及其它一些稿件，一并寄到重庆，委托胡风保存。
 这是历史的见证。“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记录了丁玲所跨越的时代，说明了人民欢迎她，革命需要她。
 在解放区，丁玲像一只雄鹰展翅翱翔，深沉的思索，坎坷生活的磨练，培育了这位勇敢女性的生活观。“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顿下来。”(了玲：《三八节有感》，延安《解放日报》副刊《文艺》，1942年3月9日)
 1937年春天，丁玲陪同史沫特莱从前线回到了延安。毛泽东又问她：你还打算作什么?丁玲仍然回答：还是当红军。毛泽东当即同意了，并亲自写了一封信给后方总政治部罗荣桓，指定丁玲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这段时间虽短，却对她以后的工作有着极大的意义。她学做群众工作，从这里开步走，毛泽东曾告诉她，首先要认识人，要一个一个地去认识。
 从此，她便在新的战场上，开始了看不见硝烟的战斗。她和成仿吾一起在苏区成立中国文艺协会，丁玲任主任。她在《红色中华》副刊创刊号的刊尾随笔中说：“战斗的时候要枪，要子弹……去打毁敌人”，“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使用另一种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救亡运动掀起高潮。为扩大宣传，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按照党的指示，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任主任，吴奚如任副主任。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工作，九月底，丁玲、吴奚如带领全体成员徒步经延安渡黄河到山西，在山西逗留六个月，途经十六个市县及六十多个村庄，辗转三千余里。1938年她又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国统区陕西潼关、西安等地进行宣传演出，共活动了四个半月。
 西战团走到哪里，抗日火种就撒到哪里。他们每到一地，就在那里搭起舞台进行演出。当时有一位作家，曾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住过几天，他十分感慨地对丁玲说：“你就这么天天行军，搭舞台，拆舞台吗?”丁玲就是那么单纯地、神圣地、愉快地同一群年轻人，天天行军，搭舞台、开会、讲话、演戏、唱歌、访问、写剧本……这是丁玲过去从不曾想也从未做过的事。
 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还团结和带动了一大批颇有才干的文化人，如塞克等。在工作中，丁玲非常注意发挥这些人的特长，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有时也会对他们提出诚恳的劝告。他们常是愉快地说：“说得好! 说得痛快!”
 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西安时，她主编了一套《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由西安生活书店出版，全书约十来册。团里的通讯组还以战地社名义，编印了《西北文艺》若干期。
 丁玲在西战团的团员中享有相当高的威望，人们尊重她，不仅因为她是一位早已在文坛上负有盛名的女作家，主要是因为她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是一位不畏艰险的勇敢的斗士。书店向读者介绍《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一文中写道：“丁玲女士是现代中国最勇敢的女战士之一。自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她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辗转在山西等前线，作艰苦的斗争。她们这种为国效劳的精神实使我们感奋。本书的内容，就是他们在战地的各种工作各种生活的反映。这里面有血有肉，可歌可颂。”
 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结识了陈明。这位“一·二九”运动锻造出来的共产党员，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具有出色的群众工作才干。他当时是宣传股股长，协助丁玲做了不少工作。共同的事业，亲密的合作，使他们灵犀相通，结为伴侣，相扶相搀，直到丁玲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新闻记者，编《解放日报》副刊，进马列学校，在中央党校学习。这仅是她在延安生活近十年的部分记录。更大量的时间，她生活在群众中，心与战士、农民相交融，她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双脚完全移向了工农大众。这是丁玲一生中很可贵的、很幸福的时代，也是她创作实践的一段黄金时代。丰收的硕果，来自辛勤的耕耘。这期间，她写了《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入伍》等小说。这些作品血淋淋地揭露了侵略者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表达出人民的抗日要求;细腻地描绘了知识分子在新天地里的生活和思想变化。丁玲以对工农群众的现实主义描写，代替了她三十年代对于人民大众生活的偏于意念的表达。
 这些作品后来也像丁玲本人一样，在褒贬毁誉之间升沉。小说中的主人公——乡指导员、贞贞、陈老太婆、陆萍等人，也跟丁玲本人一样被人批判和践踏过，今天，他们又像山土的文物一样，仍然清晰地刻着时代的印记，深深地留下了丁玲在铺满荆棘的路上走过的带血的脚印。
 丁玲从上海亭子间来到艰苦的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时代”，这一段漫长的路是“用两条腿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它记载着作者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方面来的痛苦磨练过程。丁玲回忆道：“在陕北我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这里又曾获得了许多愉快。我觉得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感情冲动到沉静，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丁玲：《〈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延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正如冯雪峰在《〈丁玲文集〉后记》中所说：“这些作品可以作为作者对于人民大众的斗争和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
 杂文《三八节有感》也是同期作品。她从关心妇女社会地位出发，就恋爱、婚姻、家庭等问题，列举妇女所遇到的各种思想障碍，并提出，妇女要获得解放“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要有健康的身体，进取的精神，思索的习惯和坚持到底的决心。她从自己半生的经历中领悟到并告诫妇女们：“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韧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真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丁玲：《三八节有感》)
 这篇杂文反映了在延安妇女问题上存在着的某些真实情况，作者的态度是积极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却忽略了延安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人们的思想实际。
 在解放区，丁玲创作的另一重要成就是写了大量的歌颂新人新事的通讯报导。如《到前线去》、《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彭德怀速写》等。
 1942年，丁玲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后，她思忖着如何写好工农兵的问题。胡乔木对她说：“你到工农兵中去吧! 可以多写些通讯报导，多写些短文章。”同年7月，为纪念抗战五周年，朱德约了几位在延安的作家到总司令部所在地桃林去看电报，朱德说：“这里不知有多少好材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请你们看吧，看了好写。”丁玲本不赞成作家没有生活，仅从文字中摄取材料来写小说的，但在那里读了两天后，前方的英雄事迹，确实是感动了她，她连续写了《十八个》、《万队长》、《二十把板斧》(已散佚)等作品。
 1944年以后，丁玲到边区文协从事报导写作，写了《三日杂记》。后来延安召开边区合作会议，会上，丁玲被丰富的素材所感动。不久，又写了报告文学《田保霖》。《田保霖》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专门派人送来了一封信，请丁玲和欧阳山去吃晚饭。在晚餐桌上，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不久以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又向大家说：“丁玲写了《田保霖》很好嘛!作家要去写工农兵。”
 鼓舞和鞭策使丁玲迈开了新的脚步，她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紧张的采访活动。在杨家岭，她访问了从前线归来的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刘伯承给了她明确的指示和具体的帮助。丁玲说：“他表现出来的才智、细致，对于干部的爱护，对人民的负责，更给了我清晰的印象和深刻的教育。”(丁玲：《写在〈到前线去〉的前边》)
 她还访问了蔡树藩、杨秀峰、陈再道、陈赓、陈锡联等人。他们都很健谈，提供了丰富、动人的材料。丁玲坐在窑洞的黑角里，一手扇着扇子，一手写成了《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她高兴得一边写一边笑。
 这些朴实无华的作品，表现了丁玲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她犹如一个高超的画家，或轻描淡写，或酣畅淋漓，绘制了时代的画卷。
 

在桑干河上

 “这些人真使我感动，我不能不深情地望着他们，心里拥抱着他们，而把眼泪洒在这难走的乱石涧上，洒在这片土地上。”(丁玲：《〈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自序》，《延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
 1945年初秋，丁玲组织延安文艺通讯团，于9月离开延安，徒步经晋绥解放区，年底抵张家口。她本来要去东北，因内战中断交通，只好在张家口停脚。人走进阔别多年的城市，情感却仍停留在老解放区的农村，连做梦，她都想再返回那些“土包子”中去。1946年夏天，党中央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了。丁玲的眷恋之情有了新的寄托，她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她吃派饭，和身上长着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个炕头，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兴致勃勃地和农民交融在一起。逢到老乡分浮财时，有的老太太们挑这挑那，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样好，丁玲总是去帮忙挑选。村里分房子，往往一下子分不合适，她在旁边马上就能说出来，某处还有几间什么样的房子，分给什么人住合适。村里的干部都为她如此熟悉情况感到惊奇。丁玲在土改工作中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熟悉人。当她从张家口撤退时，一幅土地革命的壮丽图景，已在她的头脑中描绘出来了。她说：“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间的碎石路上，脑子里却全是怀来、涿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土改中活动着的人们。”“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丁玲《〈太阳照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当她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长篇小说的构思已经完成了。“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11月初，便全力投入了写作。在写作过程中，丁玲腰疼得非常厉害，只好把火炉砌得高一些，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夜晚把暖水袋敷在腰间，才能入睡。每当她腰疼支持不住的时候，就像火线上的战士冲锋陷阵那样，坚持着写下去。1948年6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终于完稿了。
 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作品描写的是从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改的“五四指示”到1947年全国土改会议以前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以及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翻身过程。小说通过华北地区一个村子土改运动的真实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斗争，显示了农村阶级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丁玲在创作小说中的人物时，立足于现实，但又不是照相式的影印生活中的某一真人。黑妮这个形象即如此。丁玲说，她开始在怀来搞土改时，一个地主的侄女长得很俊俏，曾在她住的院子里闪过一下，她向周围的人打听，才知道这个女孩子在地主家受苦受难，却被村里一些人视为异己。丁玲虽然再也没有见过她，但她的影子却长久地留在记忆中。丁玲以最大的同情塑造这个孱弱的女性——黑妮。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开拓了社会主义文艺前进的广阔道路。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使丁玲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坛上得到了较高的赞誉。1957年以后，这本书跟着丁玲同样遭到了不公正的贬抑。
 

欢欣、忙碌，忘不了歌唱

 1949年，丁玲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北京。二十多个春秋，在风浪的冲击下，她更加坚定、纯真，赢得了很高的声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联常委、《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等职务，倾尽全力完成党交给她的工作任务。
 她曾作为中国作家和中国妇女的一名代表，为保卫世界和平，发展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积极奔走。散文《旅欧散记》等作品，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她这一时期的活动和见闻。
 新中国的明媚春光，热情、开朗、忘我劳动的人们呼唤着她，她决心用深情的笔墨描绘和歌唱她多年来梦寐以求，为之斗争的新生活。虽然事务缠身，她仍然写下相当数量的评论、杂文，大多收在《跨到新的时代中来》和《到群众中去落户》两个集子中。其中有宣传阐述党的文艺政策的演说和论文，有关怀作家成长的书信和报告，有缅怀革命烈士，歌颂英烈们丰功伟绩的纪念文章，也有歌颂中苏、中朝人民友谊的篇章。
 丁玲身居高位，重任压肩，仍尽量找时间到农村生活一段时间，或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写下了一些优美的散文《粮秣主任》(1953年)、《记游桃花坪》(1954年)等。这些作品同样注重写人、写人的命运和人的内心，感情炽热，艺术手法精巧细腻。
 

在逆境中——不忘人民

 丁玲之所以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除她优秀的作品，为祖国解放而战的奋斗精神外，还有一点，即她遭受到罕见的不公正的待遇后，在逆境中仍然保持着不忘人民，执著信仰、不懈奋进的可贵精神。
 1955年，她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头目。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时，又把她定为大右派。她的成名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连同在延安写的《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写的《粮秣主任》、《记游桃花坪》，一并成为反党大毒草，她本人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并成了中国文坛上昭著的“罪人”。
 消失了的丁玲，到哪儿去了?
 她在人民中间生活，在北大荒劳动。
 “对于一个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荒凉偏僻的。在任何逆境中，她都能充实和丰富自己”。(《庐山访丁玲》、《解放日报》1980年8月7日)和一般常人的想法相反，丁玲认为到北大荒不是充军、劳改。她拒绝留在北京，要求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她说：“我是个作家，不能离开社会，不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孤独地写作，否则，我一定会苦闷。不是说要重新做人嘛，我就在新的环境中做一个更扎扎实实的共产党员!”行前曾有人劝她，改个名字吧! 免得不方便。”丁玲说：“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再大的风浪也顶得住，没有什么了不起。”语言铿锵，铁骨铮铮，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
 从1958年到1970年，丁玲夫妇带着“右派”帽子在北大荒生活了十二年，先后在汤原和宝泉岭农场养鸡、养猪、种菜、锄草、扫盲，搞家属工作。她干什么都干得很出色。
 丁玲到汤原农场后，遇上农垦部长王震视察工作。王震关心地让她当文化教员。在畜牧队，丁玲的扫盲成绩名列前茅。“还是老丁的队扫得最好。”——扫盲对象争相传颂她的先进事迹。她在生产队出墙报，一点也不马虎。为了画好墙报插图，她托人从外地买来不少绘画参考书，这些书放在一起，足有一尺多高。在农场，她还是个有名气的养鸡能手。
 十多年来，她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老共产党。她实心实意地接受基层干部的领导，也开诚布公地提出对工作的意见，认真细致地帮助干部做群众工作，她成了基层干部的助手和参谋。
 在农场，她结交了很多新朋友。《杜晚香》中的主人公，就是丁玲最知心的朋友之一。丁玲将对她的了解和感情写成一篇散文，小心地珍藏在帆布箱子里，坚信在自己在世，或女儿、儿子、孙女、孙子时代总有与读者见面的机会。
 丁玲、陈明夫妇，用自己的言行，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和热爱，他们不再受人歧视，与人们平等友爱的相处。她充分利用各种条件了解和熟悉各种各样的人，一个个活生生的典型，一条条新的生命，在作家的脑海里跳动，涌向笔尖，落在纸上。她废寝忘食，起早睡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积累着创作素材。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已写了十万字的生活记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及若干短篇共十几万字也写就了。可惜在浩劫中，它们都已荡然无存。
 1966年，空前的灾难席卷了全国，一个普通人尚难幸免，更何况丁玲。对她的批斗和折磨步步升级，陪斗、单独斗、住牛棚、数不清次数的抄家……她默默地忍受着。精神上的摧残，经济生活的困顿，没能把她压倒，她像一株独立支撑的大树，迎风傲雪。
 

永不熄灭的爱情之火

 “如果没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没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继续写出作品来的。”丁玲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
 陈明和丁玲手攥着手，肩靠着肩，在生活的深渊中经受了委屈和苦难，走过了极其艰难的里程。
 到北大荒后，丁玲远离儿女，身边唯一的亲人就是陈明。他们共欢乐，共苦痛，再苦再累，只要两人在一起总是甜蜜的。到汤原农场后有段时间，陈明到百十里地以外去修铁路，丁玲一个人留在家里。每到星期六陈明要扒上拉煤的火车回来看望丁玲，下车后还要走几里路，待他到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丁玲为他做好了晚饭，两个人围着小桌边谈边吃，直到深夜。第二天早晨，陈明跑到几里地以外为丁玲挑上足够吃一个星期的清水。丁玲坐在那里不是写上几段发自内心的文字，就是画上一幅流露出无限爱慕和喜悦之情的画像，再取上一个名字“农工回来了!”然后两人一起动手做午饭，饭后，陈明带着幸福和辛酸，又回到了工地。多少次这样的分离，多少次分离后的团聚，无论分离还是团聚，两颗赤诚的心永远在一起跳动。只有在逆境中，才能领会到这种生活的甜美。
 1961年，陈明被摘去了“右派”帽子，1963年有关领导让他回北京安排工作，丁玲也可以一同回京，但他们拒绝了，与其到北京受监督，不如留在农场“改造”。
 “文化大革命”中，丁玲、陈明都进了牛棚，两人连互相凝视一眼的短暂机会都没有了。为了给丁玲送去力量，陈明常乘看守人不注意的空隙，给丁玲扔去揉得皱巴巴的纸团，或是一个破火柴盒，一张枯干的苞米叶子，上面写满了只有丁玲才能认得出的密密麻麻的小字。这些用特殊材料写成的“情书”，是丁玲生命的甘泉。她常常偷偷地拿出来抚摸，低低吟诵，陈明那些深情、希望和有力的话语，在她寒冷的心中点起了生之火把。
 “永远不祈求怜悯，是你的孤傲;但总有许多人要关怀你的遭遇，你坎坷的一生，不会只有我独自沉吟，你是属于人民的，千万珍重。”
 这些奇特的书简，可集以成册、成书，可惜当丁玲被戴上手铐那天，当丁玲被脱光衣服搜身那天，这珍贵的财产被当做废纸毁弃了，她的苦苦恳求，怎么也感动不了那些铁心人。但，这些书简是属于丁玲的，它永远不会消失，它已刻在丁玲心中，伴随着丁玲走完了人生的历程。
 

孤寂中的梦幻

 1971年4月，丁玲开始了孤寂的铁窗生活。她和陈明被分别关进一所北京附近的监狱。完全与世隔绝，一个月放一次风，没有笔也没有纸，什么东西也写不成。她痛苦极了：“孤寂，无穷无尽的孤寂，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尝过这种孤寂的滋味。”她隐约感到，这是她一生面临的最大考验。她暗暗告诫自己，不管怎样，都不能让自己的精神垮下来，不能对未来失去希望。她害怕自己将来变成哑巴，常自己和自己说话，一首一首地背诵唐诗。为了不使自己瘫痪，她利用斗室，想法增加活动量，顽强地锻炼身体。她把看完的《人民日报》团成一个大大的纸团，称之谓自制“篮球”，一个人往墙上扔，每天反复数百次。看守员用十分惊疑的目光揣测着丁玲奇怪的行动。在狱中，她有过不知多少次天真的梦幻，盼望有一天，会有好心的看守员对她表示同情，替她送来一张陈明的条子。她一天天等待着，盼了一千七百个日夜，在闪动着希望的火花中，熬过了漫长的五年。
 1975年5月，丁玲夫妇获释了，被秘密送往山西长治滴谷寺下的嶂头村“安家落户”。这是个偏僻的山村，她的心在这里得到了暂时的安慰。每当黄昏时分，夫妻俩漫步在山村小道上，生活得倒也悠闲。她生活在嶂头村，好像又回到了暖水屯，回到了张裕民、刘满、董桂花的身边。那颗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心，那支为人民代言的笔，又催她重新上阵。她克服了衰老、多病带给她的困难，从头开始《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写作。她时而伏在桌子上，时而倚在墙边;人们还时常见她胸前平端着一块二尺见方的木板，木板上有四个洞眼，系上两条带子，套在她的双肩上。这是陈明为她写作而专门设计的，她常常在腰疼得不能伏在桌子上写字时，用上这块写作板。
 在嶂头村，丁玲仍然戴着“右派”的帽子，而且又是陌生的地方，但她的朋友之多却不减当年。陈明经常教邻家的儿童唱歌，说快板。每逢春节，他们给各家各户送去大红纸对联。有的人晚上还常常集在他们的屋子里说真心话。
 从监狱出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丁玲的右臂抬不起来，好几位医生看了，都说没办法。一位搞农业技术的大学毕业生，业余钻研针灸，经常给老乡治病，从朋友那里知道了丁玲的病情，每次回家，都为丁玲扎针。他家离丁玲住的村子十余里，来回三十多里，走得满头大汗，仍不顾风险，坚持为丁玲治病。他说：“你们说她是右派，我不相信。我自己有眼睛，有思想，我读过她的作品，我认为她不是右派。现在她的右手有病，不能写作，别人不管，我来试试。”丁玲又回到人民中间来了，她那颗沉寂的心渐渐地恢复了生气。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了，丁玲陷入极度痛苦中，但伟大的“四五”运动像春雷一样惊醒了她，她要奋起在自己的余年为人民谱写新的篇章。
 

博大的胸怀——永远朝前看

 几十年的曲折而坎坷的生活道路，使丁玲成为一个经得起苦难，又经得起委屈的坚强的人。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像丁玲这样仅仅因为写了一些文章，竟遭到如此厄运，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是少见的。1979年以后当丁玲的错误结论全部推倒，她又以一个老革命、老党员、名作家的真实面貌出现在人民面前时，丁玲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呢?她对亲人——没有眼泪和悲伤;对党——没有抱怨。她只反复地说一句话：“我现在要是六十五岁就好了!”她刚到北京不久，住处还没着落，家还未安定时，就和陈明一道跑到桑干河畔的温泉屯，看望当年的老朋友。
 当丁玲又活着再现在人们面前时，许多人惊讶，但更多的是庆幸。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像雪片一样飞来;一张张熟悉的、陌生的面孔，登门拜访。这些人中有丁玲当年的老战友、老朋友，有在苦难中保护过丁玲的老农工、小姐妹，有老老少少丁玲的崇拜者，还有远涉重洋的国际朋友，海外作家。不管是谁，丁玲总是热情接待，用她那不多了的剩余时间和人们谈心、交心。她总是袒露胸怀，充满信心地对人说：“过去的老帐不要计较了，不要去追究哪一个人的责任……”
 一个读者在来信中写道：“您离开历史二十三年，但历史没有离开您;您离开读者二十三年，但读者没有离开您。”
 丁玲从大家安慰的话语中，从人们敬慕的眼神中，看到了人民对她的期望。她说：“严肃的责任感使我顽强地活了下来，严肃的责任感，又催我向前，去反映生活，反映时代。”
 丁玲是一个永远想着人民，永远朝前看的人。当她告别沉痛的过去的时候，她不愿意再回头去写自己的哀伤。她的《牛棚小品》发表后，有人劝她，还是多写一写你自己吧! 你的一生就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小说。她爽快地回答：“写自己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我自己毕竟不重要，还是写活在我脑子里的那些老百姓，那些给我以力量，给我以光明的普通的人!”
 丁玲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深知自己剩余的时间不多了，她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日夜不停地写作。为了怕被别人打搅，常常在早晨二三点钟起床，一直写到清晨八九点钟。她刚刚做完癌症手术，肿胀的手还没有复原，就又执笔写作了。
 丁玲在报刊上发表了近二十多万字的文章，其中有散文《杜晚香》、《牛棚小品》(三章)、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部分章节等。
 丁玲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在北大荒、山西长治，只要稍一安定，她就继续写。但多灾多难的丁玲在她身强力壮的时候，竟没有完成这部长篇巨作，只好在白发满鬓，身衰力竭的晚年，拼力实现这一夙愿了。
 这部小说写的是1946年秋天华北农村土改以后的故事。在八路军主动撤走后，敌人重新还乡，村上只留下几个新党员坚持斗争，直至胜利。全书原订写八十章，因担心健康状况，拟压缩成五十章，约五六十万字。
 1979年11月，丁玲抱病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作了题为《讲一点心里话》的发言，并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
 丁玲在五十多年坎坷写作生涯中，和人民的心贴得更紧，更紧;和人民的结合也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她深感幸福和欣慰。
 

最后的岁月

 “生命的白天已经过去了，黄昏已经到来”，丁玲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弥补逝去岁月的损失，也为了珍惜未来有限的时光，她忍受着多种疾病的折磨，超出了一位老人所能承受的负荷，国内、国外，大江南北，“马不停蹄”，用生命的余辉编织着多采的人生画卷。
 1980年，中共中央批准关于丁玲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恢复其党籍、政治名誉和工资级别。陈明的奔走，丁玲的呼号，终于有了结果，她卸下了大山一样的沉重包袱，但丁玲没有就此停步，安度晚年。1981年7月，获得自由后的第一站是北大荒，她要重新踏上那块黑土地，去看望在绝境中给她以生的希望的农工朋友。她先后访问了曾经生活过的普阳农场、宝泉岭农场以及周围的几个农场。见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片片紧张收割的麦田，丁玲开怀大笑，终于圆了晚年的梦。北大荒是她流放、充军的地方，这里给她留下了许多难以抹掉的痛苦的回忆，但丁玲还是想念北大荒，这里同时也给了她生的勇气及人世间最美的感情。丁玲离开北大荒时，曾深情地对北大荒人说：争取时间，把手里的两本书写完，再回北大荒来看看你们……
 8月29日丁玲应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邀请，赴美访问。她身上残留着北大荒的麦香，心里装着北大荒人的亲情，又踏上了陌生的异国土地。丁玲与世隔绝二十多年，大洋彼岸是个什么样的世界?那里的人将如何看待自己? 他们会问自己什么样的问题?她在心里暗暗地揣摩着，也微微地躁动着不安。
 爱荷华的生活是轻松愉快的，她喜欢这里环境的安宁、和谐，但更喜欢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大家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交谈，可以“用共同的语言谈不同的思想”。丁玲在美国期间，主动地接受别人对自己的了解，访美期间，一些美国人很想听一听这个受过冤枉，坐过共产党监狱的人是怎样想? 怎样说的?也有些人想从丁玲口中得到一些爆炸性新闻，以收到轰动效果。丁玲面对一些陌生的听众，不论是政治见解相同者，还是不同者;不论是私下交谈，还是在公开场合，她总是侃侃而谈：
 “我是一个中国作家，是中国人民的女儿。中国人民的艰难生活哺养着我，使我一生都跟着人民的足迹生活、工作、写作，六十多年来，可以说是见过一点世面，经过一点风雨。现在我已七十七岁，我只存一点希望：为人民战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隔绝了半个世纪的另一半球上的人要了解丁玲，丁玲也要了解他们。在美国期间，她会见了三十年代相识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前妻——尼姆·威尔士女士，还有三十年代曾在上海主编英文版《中国论坛》的伊罗生。丁玲也结识了不少的新朋友，接触了美国社会各种各样的人。她以作家的敏感，特别关注人的命运，当她无意间看到了曼哈顿街头的佝偻老人时，丁玲百感交集，纷纭复杂的美国社会在她心里投下的影子实在难以抹掉。
 丁玲在爱荷华停留不到三个月，11月23日她又飞往加拿大，进行短暂的访问。丁玲是第一位由中国正式派往加拿大的作家。短短的十天，她奔赴蒙特利尔、渥太华、多伦多、威尔匹克等四大城市。1981年岁末，丁玲取道旧金山、洛杉矶、香港，回到北京。
 西方世界在她心里的人和事催促她迅速地拿起笔来，散文《访美散记》一篇又一篇地连续在报刊上发表。另外，她还写了《我认识的瞿秋白》、《胡也频》等振撼人心的作品，发表了《我希望的文艺批评》、《我也在望截流》、《五代同堂，振兴中华》等论文多篇。
 丁玲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曾停止写作。但她又不是一个埋头于自我天地的作家，她始终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她的创作与社会取同一步调。从美国回来后，她的脚步遍及祖国的东西南北中，从她匆匆的行程上看，好像忘记了自己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但分明又没有忘记，常常挂在她嘴边的一句话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1982年，丁玲先后赴天津、沈阳、大连、长沙及故乡常德、临澧讲演、参观、探亲访友。年底，又应云南人民出版社之约，到昆明、个旧，景洪等地访问。1983年4月丁玲应法国总统密特朗之邀，与作家刘宾雁一起赴法国访问。5月底，又赶往上海，浙江等地访问巴金，参加冯雪峰学术讨论会。1984年6月去厦门、泉州、福州等地参加丁玲创作讨论会，凭吊胡也频故居。10月去湖北武汉、葛洲坝等地。11月，已是北方的初冬季节，丁玲为了完成《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创作，又到了桑干河地区的蔚县，看望并访问了土改时的战友，老县委书记王纯。来到桑干河，好像又回到了解放战争年代，她打算着：这回可以找回一些感觉，明年无论如何也要把这部书写完，以完成她后半生的心愿。1985年初春，丁玲又去了广西，接着从西安直奔延安，在西安、延安，她参观访问了那里的工厂、农村、学校，带着对延安的无限眷恋之情，回到北京，5月又去澳大利亚访问。
 这一段时间，是丁玲创作的丰收季节，也是她生命里程上最后一个创作高峰，她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毛主席给我的一封信》、《我与戏剧》、《易俗社与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忆潘汉年同志》、《回忆宣侠父烈士》等。除构思《在严寒的日子里》的部分章节外，还创作了饱含辛酸，给她带来巨大灾难的两本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丁玲曾对我们说：“这两本书无论如何我都要写完，我写这两本书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南京和北大荒虽然都是失去自由的生活，但南京是鬼蜮的世界，而北大荒虽然有风雪，却是人间。”
 1985年7月13日，丁玲终于不堪重负，因病住进了医院。这次病倒与其说是因为频繁的社会活动和艰苦创作的劳累，不如说创办《中国》文学双月刊的无限烦恼，使她难以承受。《中国》文学双月刊的诞生是丁玲文学生涯的又一辉煌，也是她生命的归宿。丁玲从1984年开始筹办《中国》文学双月刊，同年11月28日《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招待会召开，直至1985年春天，《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号问世，花费了多少心血，有谁能算得清呢?申请刊号、编辑部的人事安排、找经费、找房子，到刊物组稿、印刷发行无一不渗透着她的苦心。创刊号上刊载了她亲笔写的报告文学《一代天骄》，她不顾疾病缠身，亲自去采访一位普通的青年改革者，不正是体现了她自己对改革的献身精神吗?一位八旬高龄的老人去创刊并主编这样一本大型文学刊物，实属罕见。她为什么要执拗地这样做呢?回答自然很简单：丁玲就是丁玲。其他的解释都显得多余和累赘。丁玲和《中国》共存亡，1985年8月出院，9月又住进了协和医院。住院期间，她一直关心《中国》文学双月刊的工作，在医院多次召集、接待编辑部的工作人员，研究安排工作，直至1986年3月4日，九死一生的丁玲，终于未能闯过这一关，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遗憾，离开了我们。
 

丁玲不死

 3月15日，庄严、肃穆的灵堂里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送的挽联、花圈;一批又一批的人流向她作最后的告别……最引起我们注目的是：丁玲身上覆盖的那面红旗。这是农工代表们从遥远的北大荒带来的，上面绣着“丁玲不死”四个耀眼的大字。“丁玲不死”既表达了北大荒人对丁玲的高度评价，也说明了丁玲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同时也代表了许许多多与丁玲相识不相识的人对她的“盖棺定论”。多么真诚、简炼、朴素的语言! 丁玲逝世后，党和国家给她很高的评价，新华社3月15日在介绍《丁玲的生平》中写道：
 丁玲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好女儿，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这位为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文化事业艰苦奋斗了一生的、久经考验的革命文学家!
 丁玲的逝世，许多国外知名人士也极为关注，前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驻华使馆及作家协会，还有许多外国友人，都发来了唁函，对她的逝世表示哀悼。法国作家苏珊娜·贝尔娜的唁函是：“她永远在那里!”是的，丁玲不会死，她永远在人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