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在十年动乱以前，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提出了一个办北京大学的方针：继承太学，学习苏联，参考英美。大动乱开始以后，他的这项方针受到批判，成为他的罪状之一。当时我也说过，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我不知道陆平的方针是不是受我的影响，也很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创见，不过，当时的批判，并没有涉及到我。

我所以认为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现在讲北京大学历史一般是从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算起，它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清朝的慈禧太后篡夺了政权以后，把光绪皇帝在变法的时候所行的新法都作废了，只有京师大学堂继续存在下来。这也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留下来的纪念品吧。我跟着父亲在崇阳的时候，在他的签押房里看见过当时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用木板红字印的，有好几大本。当时我什么也不懂，只记得在分科之中有一科叫“经科”。每一种经都有一个学门，例如“尚书门”、“毛诗门”等。在本科之外，还设有通儒院，大概相当于西方大学的研究院吧。清朝的京师大学堂地位很高，由朝廷特派的管学大臣管理。管学大臣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当时的管学大臣换了几次人，当我进北京大学的时候，学生们传说中的管学大臣是张百熙。他可以说是在蔡元培以前的对于北京大学有贡献的一位校长。据说，他当了管学大臣以后，就请吴汝纶为总教习。当时新式学校的教师都称为教习，总教习就是教习的领导。我不知道总教习的职务有什么明文规定，据我推测，他并不相当于后来大学中的教务长，因为教务长主要是管教务行政，而总教习是管学术方面的事，约略等于现在大学里管业务的副校长。

吴汝纶是着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是当时所谓旧学的一位权威。他也懂得一点当时所谓新学：严复翻译的书，有几部都有他作的序。他是一位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他在直隶(今河北)作官，在地方上办了些新式的学校。张百熙请他当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表明了张的办学方针。据说张百熙当了管学大臣以后，曾亲自到吴汝纶家里去请他出来，吴汝纶不见。后来一天，张百熙大清早穿着官服，站在吴汝纶的门外(一说是跪在卧房门外)等候相见，吴汝纶只好答应了他的邀请。但是吴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他要先到日本去考察几个月，回来后才能到任。张百熙答应了。不料吴汝纶从日本回来以后，不久就死了，竟没有来得及到京师大学堂就任。吴虽然没有到任，但是这个经过当时却传为美谈，我们学生听了，都很感于张百熙礼贤下士、为学校聘请名师的精神，和吴汝纶认真负责、虚心学习的精神。

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以严复为第一任校长，不过为时不久，后来又换过些别人。我于1915年进北大的时候，没有校长，由工科学长胡仁源兼代校长。文科学长是夏锡祺。当时的学系称为“门”。各系没有设系主任，系务由学长直接主持。原来京师大学堂的经科已废，经科的课程，有些废止了，有些分配到文科各门中。文科有四个门，即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英文四个学门。我入的是中国哲学门。在我们这个年级以前，还有一个年级。

1915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学典礼。胡仁源主持会场，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以后，英文门教授辜鸿铭(汤生)从主席台上站起来发言。我不知道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还是出于辜本人的临时冲动。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大意是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跟咱们的饭碗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作文章都不通，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的，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他大概讲了一个钟头，都是这一类的漫骂之辞。他讲了以后，也没有别人发言，就散会了。当时民国已经成立四年了，辜鸿铭还拖着辫子来讲课。我没有去旁听过他的课，只听到英文门的同学说，他在讲堂上有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竟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又曾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总之，凡是封建的东西，他认为都是好的。我还听人说，辜鸿铭在一个地方辩论婚姻制度问题，赞成一夫多妻制，曾说，现在我们这个桌子上一个茶壶带四个茶杯，用着很方便;要是用一个茶杯带四个茶壶，那就不像话了。

当时中国文学门的名教授是黄侃(季刚)。那时桐城派古文已经不行时了，代之而起的是章太炎一派的魏晋文(也可以称为“文选派”，不过和真正的“文选派”还是不同，因为他们不作四六骈体)。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在当时及后来的北大学生中传说他的轶闻轶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比如说，他在北京，住在吴承仕(简斋)的一所房子中，他俩本来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吴承仕叫他搬家，黄侃在搬家的时候，爬到房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又比如说，他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又比方说，黄侃有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他听见黄侃在隔壁一个房间说话(原来黄侃也在请客)就赶紧过去问好，不料黄侃对他批评起来，这个学生所请的客已经到齐了，黄侃还不让这个学生走，这个学生心生一计，就把饭馆的人叫来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上在我的帐上，黄侃一听，就对那个学生说，好了，你走吧。

在中国哲学门里，有一位受同学尊敬的教授，叫陈介石(黼宸)，他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还在中国历史门讲中国通史。据说，他是继承浙江永嘉学派的人，讲历史为韩侂胄翻案，说南宋末年一般人都忘了君父之仇，只有韩侂胄还想到北伐，恢复失地。他讲的是温州那一带的土话，一般人都听不懂，连好多浙江人也听不懂。他就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印发出来，上课的时候，登上讲台，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得非常之快，学生们抄都来不及。下堂铃一响，他把粉笔一扔就走了。好在他写的跟讲义虽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相重复，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恰好写到一个段落。最难得的，是他虽不说话，但却是诚心诚意地为学生讲课，真有点像庄子所说的“目击而道存”，说话成为多余的了。他的课我们上了一年，到1916年暑假后我再回到北大的时候，听说他已经病死了，同学们都很悲伤。

马夷初(叙伦)给我们开了一门课，叫“宋学”。上了一个学期，他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辞职回南方去了。学长夏锡祺不知从什么地方请了一位先生来接替马夷初。那时候，对于教师的考验，是看他能不能发讲义，以及讲义有什么内容。这位先生名不见经传，上课前又没发讲义，我们对他就有点怀疑。去了好几天，才发出三页讲义。其中有一个命题是“水为万物之源”。我们一看，都说这不像一个现代人所说的话。那时候我当班长，同学们叫我去找学长，说这位先生不行，请换人。学长说，你们说他不行，总得有个证据呀。我说他的讲义就是证据。学长说，讲义怎样讲错了，也得有个理由。我回到班里一说，同学们说，我们每个人都写出几条理由。这位先生的讲义只有油印的三页，我们一下子就写了十几条理由，可以说把它批得体无完肤。我送给学长。学长一看，也无话可说，只问：这都是你们自己写的吗?我说是我们自己写的。学长说，等我再看看，不过有一条：你们不许跟这位先生直接说什么话或有什么表示，事情由学校解决。过了一两个星期，没有下文，只有当时的一个学监把我找去说，某某先生讲义上的错误，你们可以当堂同他辩论。我说，学长讲过，不许我们对他直接有所表示。学监说，彼一时此一时也。我了解他的意思，大概是学校讽令他辞职，他不肯，所以就让学生直接对付他。等他下一次来上课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带了几本《宋元学案》，在堂上质问，原来他连《宋元学案》都没有见过。同学们哈哈大笑，他也狼狈而去。

1916年春天，蔡元培来北大担任校长。他是清朝的翰林，后来弃官不做，到德国去留学，通德文，翻译了一些书。用“兼通新旧，融合中西”这个标准说，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吴汝纶所不能比拟的。辛亥前后，他也奔走革命。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孙中山让位后，蔡元培又担任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代表，来北京催促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社会上无论哪个方面，都认为是最适合的人选。他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来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通告说：兹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

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立了三个原则，以约束自己。这三个原则是：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北京大学校长也是由政府任命，但他认为这是办教育，不是做官。其余两条，也是针对着当时社会上的腐化现象而发的。参看上面所说的辜鸿铭的言论，就可知了。

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只到蔡元培的校长室去过两次。那时我的兄弟景兰在北京大学预科上学。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学生，他要往开封去应考，需要一张北京大学的肄业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普通的手续，已经来不及了。我写了一封信，直接跑到校长室。校长室是单独一所房子，设在景山东街校舍的一个旧式院子里。门口也没有传达的人，我就推门进去，屋里挂了一个大幔子，我掀开幔子，看见蔡元培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我走上去，他欠了一欠身，问有什么事。我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我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他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我拿着他的批示到文书科，看着他们办好证明书，我拿着证明书就走了。那时候，章士钊(行严)在北大，给一年级讲逻辑，我去旁听过两次。他原来讲的并不是逻辑，而是中国哲学史——墨经。我有几个问题，写信给章士钊，请他解答。他回我一封信，叫我在某一天晚上到校长办公室等他。我按时到了校长室，他还没有到。我坐在幔子外边等他。又陆陆续续来了些人，像是要开什么会的样子。最后，章士钊到了，他那时候年纪还比较轻，穿的也很讲究，风姿潇洒。他看见我，同我说了几句话，也没有解答问题。我看要开会，就退出来了。

以后我一直没有看见过蔡元培，因为他也不经常露面。一直到1923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北大的旧学生组织了一个随从班子，轮流着陪同他到各地方去。有几天，我们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馆里，我们每人都拿出来一张纸，请他写字。我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有一个久在北京教育界作事的留学生说，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的恭敬，说明大家真是佩服蔡先生。

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我有一个北大同学，在开封当了几十年中学校长。他对我说：“别人都说中学难办，学生不讲理，最难对付，我说这话不对。其实学生是最通情达理的。当校长的只要能请来好教师，能够满足学生求知识的欲望，他们就满意了。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他的这番话，确实是经验之谈。学校的任务，基本上是传授知识，大学尤其是如此。一个大学应该是各种学术权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学问，不管它什么科，一个大学里面都应该有些权威学者，能够解答这种学科的问题。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一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礼记·学记》说“师严然后道尊”，所尊的是他讲的那个道，并不是那某一个人。在现在的大学里，道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科学，就是技术，这都是应该尊重的。谁讲的好，谁就应该受尊重。再重复一句，所尊的是道，并不是人。在大动乱时期，人们把这句话误说为“师道尊严”，其实应该是说“师严道尊”。

张百熙、蔡元培深懂得办教育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接受了校长职务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学生选择名师。他们知道当时的学术界中，谁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先把这些人物请来，他们会把别的人物都合集起来。张百熙选中了吴汝纶。蔡元培选中了陈独秀。吴汝纶死得早了，没有表现出来他可能有的成绩。而陈独秀则是充分表现了的。

陈独秀到北大，专当学长，没有开课，也没有开过什么会，发表过什么演说，可以说没有同学生们正式见过面。只有一个故事，算是我们这一班同学同他有过接触。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师生在一起照了一个相，老师们坐在前一排，学生们站在后边，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随便，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我们的班长孙本文给他送去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孙本文说：“这是你的脚。”这可以说明陈独秀的“气象”是豪放的。

附带再说两点。陈独秀的旧诗作得不错，邓以蛰(叔存)跟他是世交，曾经对我说，陈独秀作过几首游仙诗，其中有一联是：

九天珠玉盈怀袖，

万里仙音响佩环。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碰见沈尹默，谈起书法。沈尹默说，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看见沈尹默写的字，批评说：“这个人的字，其俗在骨，是无可救药的了。”沈尹默说，他听了这个批评以后，就更加发愤写字。从“其俗在骨”这四个字，可以看出陈独秀对于书法评论的标准，不在于用笔、用墨、布局等技术问题，而在于气韵的雅俗。如果气韵雅，虽然技术方面还有些问题，那是可以救药的;如果气韵俗，即使在技术方面没有问题，也不是好书法，而且这种弊病是不可救药的。陈独秀评论书法，不注重书法的形态，而注重形态所表现的气韵，这不仅是他对于书法理论的根本思想，也是他对于一切文艺理论的根本思想，是他的美学思想。

(选入本书时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