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新潮》之回忆与前瞻》

自从《新潮》出世到现在，已经八个整月了。

这八个月中，我们觉得很满意，因而发生无穷的希望;然而也颇遇着几层困难，使我们感受些苦痛。苦痛原是该有的，如此些小的苦痛更没有说他的价值;将来希望也没有说出的必要。不过爱读《新潮》的人，不免想要知道我们杂志的起源、经过，和将来;所以现在略说一会，作为和读者诸君闲谈罢了。

我先有一句话提醒诸君：我们杂志纯是由觉悟而结合的;至于将来，若不死于非命，我敢保必定放光彩——大小未可知——决不会“寿终正寝”，更不会寂寞老成下去。

民国六年的秋天，我和顾颉刚君住在同一宿舍同一号里，徐彦之君是我们的近邻，我们几个人每天必要闲谈的。

有时说到北京大学的将来，我们抱很多的希望，觉得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因为学生必须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然后所学所想，不至枉费了;而且杂志是最有趣味、最于学业有补助的事，最有益的自动生活。再就我们自己的脾气上着想，我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那麽，我们何不在当学生的时候，练习一回呢。所以我们当时颇以这事做谈话的资料。颉刚的朋友潘介泉君，我的朋友罗志希君，常加入我们这闲谈。不过当时仅仅是一种希望的意思;觉得赤手空拳，何从做起，简直和戏论差不多。中国的读书人有一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习惯;这个希望也是我们群居的一种消遣品。

七年的秋天，子俊和我又谈起这层事，子俊说：“何如竟自尝试一回呢?不成功也没什麽不可以。”于是乎作了个预算：最难的是经济方面;社员分配担任外，不够还多;至于文稿，或者不至于很拮据。我们想，我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学校或者可以帮我们成功。子俊就和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商量了一次。陈先生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这是我们初料所不及的，就约集同人，商量组织法了。最先和罗志希、康白情两位研究办法，其后有十多位同学加入，对这事都很有兴味。胡适之先生做我们的顾问，我们很受他些指点。十一月十三日，开第一次预备会，决定我们要办什麽样的杂志，不使他杂乱无章，不使他有课艺性质，一定他的原素是——

(1)批评的精神;(2)科学的主义;(3)革新的文词。

子俊要把英文的名字定做The Renaissance，同时，志希要定他的中文名字做“新潮”。两个名词恰好可以互译。十一月十九日，开第二次会，把职员举妥，着手预备稿件。李守常先生把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拨给了新潮社用。李辛白先生帮助我们把印刷发行等事布置妥帖。本年一月一日，第一号出世了。

从一月一日到五月四日，几个月里，我们经过了许多次困难，较大的有三层。第一层是经济方面的波折。在第一号未出世以前，已经摇了一摇。出世以后，不免有和我们不表同情的，常以学校补助《新潮》为题目，责备校长。加以北大的杂志团体一时出了几个，更有许多在酝酿中的，学校方面既没有一一补助的力量，又不能有重有轻，于是乎评议会议决了一个议案，一律改为垫款前三期。《新潮》当时已出了二期，第三期在印刷中。卖出的一时收不回书价来，照此议案，第四期便生危险。第一期一经出版，就很受社会的欢迎，转眼再版;所以我们当时若托一家书店包办发行，赔赚不管，若《新青年》托群益的办法，一定可成，不过我们终不愿和这可爱的北京大学脱离关系，总想维持学校原来答应我们的办法。当时就有外人要来资助我们，自然是简截拒绝。我们在创办之先，有一种决心，除北京大学的资助外，决不受私人一文钱的帮助。后来我们把我们的情形写信给评议会，评议会了解《新潮》的情形，又知道议案在后，学校答应我们的在先，就把原定办法维持住了。从现在看来，这简直没有丝毫关系;因为照第一卷的销路，学校并不赔钱，到第二卷里，敢保销路必然更广，必有盈余。但是当时没有十分把握，觉得万一印刷费不继了，出版停滞了，大家没精神了，岂不可惜。所以才有这一番——从现在看起来，可以叫做过虑。

第二层是发生了许多反动，有几家报纸天天骂我们，几几乎像他们的职业。甚而至于我们学校的某某几个教员休息室内，也从此多事。我们不免有受气负苦的地方，甚而至于树若干敌，结许多怨，前两月志希和我的被诬，也未尝不以此为根源。

第三层是惹出了一个大波浪。有位“交通先生”，惯和北大过不去，非一次了;有一天拿着两本《新潮》几本《新青年》送把地位最高的一个人看，加了许多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的评语，怂恿这位地位最高的来处治北大和我们。这位地位最高的交给教育总长傅沅叔斟酌办理。接着就是所谓新参议院的张某要提查办蔡校长，弹劾傅总长的议案。接着就是林四娘运动他的伟丈夫。接着就是老头们啰唣当局，当局啰唣蔡先生。接着就是谣言大起。校内校外，各地报纸上，甚至辽远若广州若成都也成了报界批评的问题。谁晓得他们只会暗地里投人几个石子，骂上几声，啰唣几回，再不来了。“这原不算大侮蔑，大侮蔑也须有胆力。”酿成这段事故，虽由于《新青年》的记者，我们不过占一小小部分，但是我们既也投入这个漩涡，不由得使我们气壮十倍，觉着此后的希望，随着艰难的无穷而无穷。

读者诸位批评《新潮》，有许多精透的话，我们感谢的很。我也想自反一回。我想，我们所表现出的有三种长处，同时和这三种长处相伴有三种对待的短处。第一、我们敢自信有点勇猛的精神。贸贸然就出版，毅然决然的定了这样一个宗旨，不曾丝毫犹疑。诸位当知道，在我们筹备第一号出版的时候，只有有五卷寿命的《新青年》，和方出世的《每周评论》，是我们的同道，此外若《国民公报》常有和我们的思想同流的文章。我们这一类的思想，文词，态度，很受一般社会的嘲笑怒骂，——自然也有很欢迎我们的——我们却是把方针定准了，守着了。到了现在，虽然不过八个月，社会的空气却是大改了，有几十家同志。回想八个月前，另是一副面目，我们所受社会的待遇，自然和以前不同。至于我们的议论，总是有甚麽说甚麽，不懂得甚麽叫客气，甚麽顾忌——总而言之，甚麽叫不可说。要说就说，说还要说尽。第二、我们是由于觉悟而结合的。每人觉得以前的生活上，思想上，有些不是，决计以后不如此了;因为彼此都在同一时代，受同样教育，所以以前的错误大致同类，所觉悟的差不多一样。这可谓知识上的同一趋向。用这知识上的接触做根本，造成这个团体。我以为最纯粹，最精密，最能长久的感情，是在知识上建设的感情，比着宗教或戚属的感情纯粹得多。恩怨造成的感情是不可靠的，因为恩怨容易变化，容易掺杂;独有知识造成的感情，随着知识进化。我们同人结合之先，多没有甚麽交情，若颉刚、子俊和我的关系，原是例外。我们当时集合同志的时候，只凭知识上的一致;虽是我们极好的朋友，在觉悟上有不同时，我们并不为感情而请他。一旦结合之后，大家相敬相谅，团结的很牢，做起事来很有勇气。志希和我，因为彼此都有好吵的脾气，几乎每天打嘴仗，甚而至于气忿忿的，不谈话了。然而过五六分钟，仍然一切如常。任凭吵上多少次，我们总是最好不过的朋友。或者因为吵闹多了，友道上更觉趣些。所以我敢大胆着说，新潮社是最纯洁的结合;因为感情基于知识，同道由于觉悟;既不以私交为第一层，更没有相共同的个身利害关系。第三层，我们很有些孩子气。文词上有些很不磨练的话，同时觉着他是些最有真趣的话，思想上很有些不磨练的思想，同时觉着他是些最单纯可信的直觉。我们既是一群孩子，所以彼此相待，也和孩子的喜怒哀乐差不多，至于对于殊样社会的态度，用个不好的典故，便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用个好典故，便是，“见善若惊，疾恶如仇。”

至于我们的短处，据我看来，恰恰和这三项在一起。我们有点勇猛的精神，同时有个武断的毛病。要说便说，说得太快了，于是乎容易错。观察研究不能仔细，判断不能平心静气，一我不敢为我自己讳。我不是说我们要“战战兢兢”的发议论，“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已经是乡愿了：“战战兢兢，”便不成人形。我是说，天地间的事物，情形复杂的很，简直和乱麻一样;我们若不一条一条的搂开，而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那里能够得“事理之平”?我们的结合是纯由知识的，所以我们的结合算是极自由的。所以我们所发的言论是极自由因而极不一致的;虽有统一的精神，而无一体的主张。我们看别人的杂志很杂，焉知后人看我们的杂志不说很杂呢?我们有孩子气，能以匠心经营的文艺品，繁复的错综的长篇研究，比较得不如自然成就的文艺品，简括有力的短篇批评，占胜些。我们要说便说，要止便止，虽则是自然些，有时也太觉随便。况且我们是学生，时间有限，所以经营不专，因而不深。

缺憾没有不可弥补的，我们不知道则已，既经知道，自然有弥补的必然。若是别人肯责备我们，发觉我们所不自觉的，我们尤其感激。有我们这一群最可爱的同社，必成一件最可爱的事业。

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杂志停顿了;因为北京大学几个月里事故很多，同社诸君多在学校里服务，也有往上海的，就无暇及此了。现在大学恢复旧状，我们社员又集在一起，把几个月的苦斗生涯放下，再弄这笔杆下的苦斗。从今以后，我们得个新生命。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北大的精神大发作。社会上对于北大的空气大改变。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候，处这个地方，自然造成一种新生命。况且现在同学入社的多了，力量自然比先厚些。又有《新青年》记者诸位先生，答应给我们投稿，更是可以欢喜的。同社毕业的有几位在京，有几位在外，加上一番社会上的实地考练，再做出的文章，当然更要成熟些。杨振声君往美国去，俞平伯君和我往英国去。虽有在外的，在内的，然而精神上一气，所以第二号第一期，不是泛泛的一面换卷数，是我们的一个新扩张。

近两年里，为着昏乱政治的反响，种下了一个根本大改造的萌芽。现在彷佛像前清末年，革命运动立宪运动的时代一个样，酝酿些时，中国或又有一种的平民运动。所以我们虽当现在的如此如此的南北两政府之下，我们的希望并不减杀。不过就最近两三个月内的情形而论，我们又生一种忧虑。这忧虑或者是一种过虑，但是如果人人有这过虑，或者于事业的将来上有益些。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照现在中国社会的麻木，无知觉而论，固然应该有许多提醒的器具。然而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精深细密的刊物尤其要紧。就现在的出版物中，能仔细研究一个问题而按部就班的解决他，不落在隋便发议论的一种毛病里，只有一个“建设”。以多年研究所得的文艺思想，人道主义精切勇猛的发表出来，只有一个《新青年》。此外以《星期评论》《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和短命的《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算最有价值。然而第一流的虽有多种，我总觉着为应现时所要求，为谋方来的扩展，还嫌实力薄些。我们原是学生，所以正是厚蓄实力的时候。我不愿《新潮》在现在铮铮有声，我只愿《新潮》在十年之后，收个切切实实的效果。我们的知识越进，人数越多，而《新潮》的页数越减，才见我们的真实改善。

至于新潮社的结合，是个学会的雏形。这学会是个读书会，将来进步，有些设备了，可以合夥讲究几件事务。最后的目的，是宣传一种主义。到这一层，算止境了，我们决不使他成偌大的一个结合，去处治社会上的一切事件。发布些小册子，编辑一种人事学科的丛书，一种思想潮流的丛书，一种文艺丛书，和其他刊物，是我们的事业，此外也没有我们的事业。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糟糕的。两千年专制的结果，把国民的责任心几乎消磨净了。所以中国人单独的行动什九卑鄙龌龊，团体的行动什九过度逾量——这都由于除自己之外，无论对于什麽都不负责任。我常想，专制之后，必然产成无治：中国既不是从贵族政治转来的，自然不能到贤人政治一个阶级。至于贤人政治之好不好，另是一个问题。所以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对于政治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我们同社中有这见解的人很多。我虽心量褊狭，不过尚不至于对于一切政治上的事件，深恶痛绝!然而以个人的脾胃和见解的缘故，不特自己要以教书匠终其身，就是看见别人作良善的政治活动的，也屡起反感。同社中和我抱同样心思的正多。常有一种极纯洁的结合，而一转再转便成政党的小体。如此一般人的结合，自然没有一转再转的危险。那麽，我们是“专心致志”，办“终身以之”的读书会了。

我希望新潮社员从今以后，时时刻刻不忘《新潮》的改善。知道他的缺陷极透澈了，然后可以“日新月异而岁不同”。一团体和一个人一样，进步全靠着觉悟，——觉悟以前如何如何的不好，以后该当如何如何，然后渐渐的到好的地界去，天地间没有没有缺陷的人，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应该严格的自反，对于我们的缺陷，不特不必回护，而且无所用其恨惋。如此固是很好，不过仍不到理性的境界，——应该从从容容的补上，改好。

《新潮》的将来大约也是宣传文艺思想，人道主义的，不是个专研究现日中国社会问题的;也是各人发挥个人的主张的，不是有一致的主张壁垒整严的。这可从我们同社的性情、品质、知识、兴趣上断出。我觉得我们同社很多个性主义和智慧主义的人。这样性情，自然也不免有很大的流弊，但是我总相信天地间没有一件好物事没有坏效果的，没有一件坏物事没有好效果的。凭我们性情的自然，切实发挥去，就是了。

我不久要往英国去了。我在新潮杂志里多半年，跟着三十几位最坚决、最透澈、最可敬爱、最有希望的同学，办些事件，满不了同人和自己的希望，很是抱歉。我只盼我去中国以后，新潮社日日发展。我的身子虽然在外国，而我的精神留在北大里;因为我觉得我一生最有趣味的际会是在北大的几年，最可爱的是新潮社，最有希望的是北大的文化运动。我对于读者诸君所要求的，是给我们个严格的批评。我希望同社诸君的是，(1)切实的求学;(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

(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