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傅斯年的故事》

潘贯笔下的傅先生

傅斯年先生一生廉洁自守，毫无积蓄，尤其是到台湾就任台大校长以后，立刻辞去了“立法委员”，只靠台大的薪津过活，而当时寄居他家里的人不少，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但他从不向旁人诉苦或抱怨，有人建议他应该向“省府”(当时台大的预算列在“省政府”)申请列支校长职务的“特支费”，也被他谢掉了。所以他去世之前大约两三天，很想到萤桥去吃一顿烤肉，曾向他的夫人提起，结果却由于口袋羞涩，未能如愿，傅夫人对此，始终引为憾事!

傅先生去世之后，不少人用挽联、挽诗或挽辞称颂他的品德和学问。记得当时台大的化学系主任潘贯教授(也已去世)，曾撰了一副挽联，文字方面，虽然稍欠工整，但下联最后用了“两袖风”三个字，可以说是傅先生一生清苦的证词或写照，因为他一身之外，所留下来的只不过是一堆书籍而已。至于他治学的渊博，我在这里毋庸多谈，只记得当时台大的代理校长沈刚伯教授曾经写了一首挽诗，诗中有：“亦庄亦墨亦申韩”之句，不意竟有人说这句诗含有讥讽傅先生是“三教九流”的成分，事实却有不然，因为这七个字正足以描述他的学问的渊博，综合了诸子百家，也做到了他一向所崇拜的胡适之先生所说的“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的治学精神，绝不专钻牛角尖。这是题外的话，屏开不谈，下面还是就我所记忆的谈谈他的故事吧!

摊上食客路边下棋

首先要谈到傅先生是一个不拘形迹的人，和他严肃的外型，恰恰相反。1949年1月他接任台大校长以后，住在福州街校长宿舍，晚饭过后，常常到南昌街一带散步，许多商店的老板和店员们都认得这位魁梧胖人是大学“总长”(校长)，对他非常尊敬。提起他们对台大校长的尊敬，却有其传统性，因为日据时代，台大的前身“台北帝国大学”的“总长”和当时的“台湾总督”的身价是相等的，所以他们尊敬“台湾总督”，当然也就尊敬大学的“总长”。听说日据时代，人们走经“总督府”的门前都要行礼，我没有亲眼看到，不敢确信，但我在1949年1月到台湾大学以后，却发现有人走经校长室门前，尽管屋里面没有人，也要双手抚膝，向大门鞠了九十度的一躬，这样隆重的敬礼，当时我每天可以看到很多次数，但很快地便又消失了这种尊敬的表示。

大家对这位胖校长如此的尊敬，可是傅先生从来不摆架子，乐于和他们接近，所以南昌街两家书店的老板成了他的朋友，同时他也就是这两家书店的好主顾。宁波西街夜市的馄饨摊子，他常常去光顾，路旁摆棋的地摊，由于傅先生一向喜欢下象棋，常常蹲在地上和他们走上几盘，我常劝傅先生何必和他们争胜负，他总是表示：“明知我无法赢他，但我总要明了明了他们的棋谱究竟是怎样的变化。”

关于病与食的小事

由于抗战胜利后，傅先生在美国养病(高血压)时，医师对他曾有少吃甚至于完全不吃盐类的告诫，所以他回国之后，从南京到台湾，每餐只是一碗白饭，配上一片西瓜或木瓜，可是日子久了，难免叫人无法自己控制自己，自己虐待自己，所以常常自己谋求解决之策。例如他每次出去开会或接洽公务回来，常绕道馆前街或公园路口买一大堆山东煎饼或肉包，拿回学校，请同事们吃，当然他自己也要暂时开禁。当时台大尚没有较大规模的餐厅，我中午总是买面包充饥，另外有一位李绪先秘书则带便当。有一次下班之后，我和李秘书在秘书室午餐，这时傅先生正准备回家，从校长室出来，看到我们在吃，于是走了过来，右手拿了我的一个面包，左手取了李秘书便当盒里的一块卤肉，“面包夹肉，正是很好的三明治。”边吃边说，笑着走了。

又一次傅先生从体育场看运动会回来向我说：“糟了，刚才我在体育场鱿鱼摊子吃了一碗鱿鱼羹，把烟斗丢在那里了!”我说：“这好办，我去取。”但傅先生一面阻止我前去，一面说：“还是我自己来。”结果真的他又去了一趟体育场，把烟斗取了回来。自然从校长室走到体育场，也有一段不算近的路程。后来有一个女同学告诉我，当傅校长去取烟斗的时候，却又再补充了一碗鱿鱼羹。

以上所举的几件有趣的事，无非是说明傅先生的不拘形迹，未把校长的职务看成政务官。

体胖的几件趣闻

由于傅先生体胖，也常发生有趣的事情。记得抗战期间，一位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传说业已去世)说笑话，他说：“傅孟真若是唱平剧，扮曹阿瞒，不必穿厚底靴子，也不需要穿棉坎肩，更不必在脸上搽白粉。”另外还有一件笑话，也是在抗战期间，傅先生和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当时任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同船由四川宜宾到重庆，当时的小火轮，没有房舱，更谈不上官舱和大餐间，临时情商两个船员把他们自己的铺位暂时价让给他们，但房间很小，两个铺位距离又很近，而同房间尚有五六个铺位由其他不值勤的船员们睡用。一夜过去，第二天清晨，这两位胖人互相埋怨，他说他打鼾打得太大，他说他的鼾声更响，后来其他船员告诉他们，两位先生的鼾声都不小，吵得我们一夜未能睡好。

傅先生、李济先生和另外一位裘善元先生，有一次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后，主人特别替他们雇好了三乘“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先生，工人们看见是一个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个走出来的是李济先生，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先生最后走了出来，所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跳，比第二个胖得更厉害，两人扛起“滑竿”拔腿跑掉，弄得请客的主人很尴尬。

还有一次，傅先生在昆明乘坐人力车，大概是从拓东路到靛花巷的住所。昆明的人力车夫，拉起车来，总是飞快地跑，和长沙人力车夫的斯文慢步，正好相反，如遇到下坡路，总是把“车把”用胳膊一抱，两脚悬空，直冲而下。这一次由于傅先生又胖又重，走经逼死坡(南明时代的一个遗迹)，那是极大的斜坡，车子急速滑下，滑得过猛，于是车子翻覆了，车上人掉下来，车子也摔坏了。可笑的是车夫不但不表示歉意，反怪乘客身体过胖过重，要他赔车子。

大炮与吸烟的幽默

傅先生有时候也很幽默，记得他刚到台大的时候，第一次举行行政会议，有一个学院的院长谈到“我们日本时代”如何如何，傅先生立刻幽他一默，向他重复了一句：“我们日本时代!”这时在座的人全都笑了，只有那位院长却始终没有醒悟过来。又一次举行九十几个出席人的校务会议，法学院的教授们向这位曾经被选为参政员而又是有名的大炮手开起连珠炮来，自然他应付得裕如。等到下午继续开会的时候，这些炮手却被另外的一批炮手轰得不亦乐乎，这时候傅先生笑了，他说：“剃人头者，人恒剃其头，此之谓欤?”

傅先生不但幽默而且非常讲理。记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抗战胜利迁回南京的时候，曾以高价买到傅增湘氏所藏的一部北宋刊南宋补刊的《史记》，特别买了一个大号保险箱珍藏这部《史记》和其他珍籍，如《敦煌卷子》和蝴蝶装的《文苑英华》等等。有一次傅先生把这部《史记》借到办公室翻阅，准备写一篇跋语，那时候南京正是溽暑的天气，其时尚无所谓“冷气”设备，只靠吊在屋顶上的大电扇来调剂空气，可是这部史记已是老古董，书叶既薄且脆，很容易被风吹破，那时候我职司图书，责任所在，看了这样危险的镜头，立刻把电扇关掉，傅先生汗流浃背，但也无可奈何，只向我作了一个非常天真的表情，连说：“好，好!”还有，傅先生喜欢自己走进书库找书，书库规定不准吸烟，有时候傅先生忘了，忘记把嘴上的雪茄拿下来，只要我向他的雪茄烟一指，他便会作出一个天真的姿势，连说：“糟糕，糟糕!”满讲道理的。

红烧肉炸丸子文章

傅先生作事，向来是一丝不苟，而且知人甚深。一个名贤的后裔，总想到台大任教，但他硬是不聘!接任校长之初，发现他的好友又是老友的弟弟教书不理想，绝不顾虑地劝他自动辞职!又发现一位教授，绝无教书的能力，只好叫他做些行政工作。可惜的是傅先生在去世之前，因为生病的关系，脾气有些改变，因之大家都有预感而为他担心。傅先生的喜欢发脾气，大家都知道，其实脾气发完，便算过去了，可是后来有些不同，首当其冲的是当时的余又荪总务长(已因车祸去世)。自然，这是疾病所缠，我们不应该对傅先生有所批评，但可惜的是他整顿台大的计划，却刚刚做完了开宗明义第一章。

傅先生到台大以后所写的文章，由于他的眼疾(血管破裂)，不能长时间执笔，大半是他口述而由我草草记下大意，然后加以整理，有时候掺入我个人的一些小意见，他看了之后，认为有道理，并不认为我在自作聪明。那时候我也住在福州街校长宿舍，常常在晚饭过后，他叫他家里的佣人龙嫂泡上一杯香片茶，然后向我用商量的口气：“咱们dictate一点儿东西好不好?”于是他一面用口来说，一面用手里的烟斗作指挥，我伏在案上好像是在作两人会议席上的记录。但这样一写，有时候连续到两三个小时，直至深夜。记得我最后替他记录的一篇东西，是他为台大“大一”国文课本所写的一篇短序，这篇序言很别致，全是用菜肴作比喻，所以“红烧肉”，“炸丸子”……一类的菜名都包括在内，乍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菜馆的MENU，可惜这篇文章，并未完成，而且底稿现在也不知去向了。

关山千里的大箱子

回想对日抗战开始后大概半年多，我从长沙到广州，由广州到香港，准备从香港取道越南海防，进入云南昆明。那时候傅先生也在香港。我抵港后第二天，到九龙弥敦酒店看他，他非常高兴地对我说：“你来得正好，这里有一只大箱子，请你替我带到昆明去。”同时又叮嘱我：“箱子里面是很重要的东西，可以说是我的生命，务心妥为保管，不要遗失。”我小心翼翼的携带这只箱子过海存到我所住的美洲酒店。一个星期过后，当我启程去昆明的时候，就开始为这只大箱子服起务来。

当时从香港到海防的轮船票很难买到，我加入了西南联大的教授团体，由叶公超先生率领，才得到了一张“小广东”轮的统舱票。上船的时候，又因为找不到电船，捱到很晚才登上“小广东”。一夜一天到了海防，我把这只箱子连同我的不少行李送到天然旅馆。在海防住了两天，第三天清晨搭上滇越火车北上。滇越火车全程要走三天，白天走晚上停。第一天停在老街(丛山峻岭的中越交界处)，第二天停在开远。在老街和开远停下来的时候，不但乘客要下来，连乘客们所带的行李也要搬下火车，第二天黎明再搬运上去。可是这两个小地方的旅馆太少，经常客满。我那一次到了开远，雇人替我担行李找旅馆，东找西找，家家没有房间，幸亏替我担行李的那个越南小伙子，灵机一动，领我住进一所规模很大但空若无人的法国医院，才解决了当天住的问题。

等到在昆明住定下来，这时傅先生也到了昆明。在我们从昆明城内迁到北郊龙头村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傅先生正在清理那只大箱子，于是我隐藏很久很久的疑问，也就是这只大箱里面究竟保存着什么东西的谜底，这时候终于揭开了，原来里面所放的只不过是傅先生自己的一些文稿和许多纸片资料而已!

(1977年)

那廉君，字简叔。1934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39年任所长秘书。1949年去台湾，曾任台湾大学校长室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