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先伯孟真先生的日常生活》

我的伯父孟真先生不幸于本月二十日去世，知与不知，皆为痛悼。现在我谨将先伯近两年来的生活情形，作个简略叙述。虽然所说的是些生活的细枝末节，但可使关心他的人更能明了他的为人;同时也藉以表示我对他老人家的一点哀思。

抗战以前，在北平及南京，我和伯父同住在一起有两三年之久。那时服务于教育界的人，还能称得起为“小资产阶级”，生活相当舒适。不过抗战以后，便转了个大弯。在重庆时，穷到每餐只吃一盘“藤藤菜”，有时还喝稀饭。那时正是对日作战局势艰危的时候，他还须为国事忧愁忙碌。那种穷、愁、忙的生活环境，使他的黑发突然变成全白，而“血压高”的病，也在那时发生。这病紧紧追随着他，至今已十年了。他慨叹地对友人说：“我是从少年突然进入老年的。”

自去年一月他来台湾后，生活的刻苦，一如往昔。除了宿舍与交通工具由学校供给外，他和伯母的每月收入，都用在吃饭上。碰到急用，就得借钱。有时得点稿费，便大逛书店，买一堆书回来。总之，他经常是囊空如洗的。某个月底的一天早晨，我正在房中看报，听见伯父在卧室中对伯母说：“有钱吗?拿拾块来。”伯母说：“我只剩几块钱了，还得买菜。”伯父说：“那就算了。”过了一会，又听到伯母问他：“到底要不要?我好去想办法。”我在校中偶对同事提起此事，同事皆为之叹息。谁能想到他们会为拾块钱去“想办法”呢?前些时他为《大陆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得稿费七百元，预备请我们吃顿烤牛肉，剩下的钱做条棉裤。可怜棉裤还未做成，他已撒手而去。然而又谁能想到他会卖文章来做棉裤呢?他对这种清苦的生活，总是安之如素，我从未见他向人哭穷过。记得在南京将要动身来台之时，他曾对我说：“今后不要再想以往的生活，我们到台湾后，要准备过苦工甚至奴隶的生活!”伯父是怀着作苦工作奴隶的决心来台湾的，所以他对自己的生活，并未感到不满。相反的，却时常为别人的生活而着急。他竭力设法帮助清寒的员生，不断替人家找工作。常听他说，某某人家口太多，如何得了。又常常在吃饭时说：“学生们的菜，是一碗清水煮萝卜，怎么够营养!”有次他到学生食堂去参观，看到有位学生在吃牛油，便连忙劝那位学生分给大家吃。他屡次要把家中每月剩余的米和煤送给学生食堂，总因为数过少，没有好意思送去。一次有人告诉他某人有西装数十套。他说：“一个人有五套衣服，就足够了，我真不明白要这么多的衣服作什么用?”又有人告诉他某人极有钱，他说：“既然这么有钱，为什么不捐出来?”诸如此类的话，有时会令闻者失笑。我的伯父极端痛恨世界上贫富不均的现象，这一点是大家知道的。

他经常每日在校办公六个小时以上，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分钟的休息，有时还须参加校外的集会。他对校务，几乎是无事不做。校长办公室的秘书那先生，住在我家中，时常被半夜里叫起来处理校务。这种办法，平时即连家中人都不大赞成。他那希望台大赶快办好的意念，竟使他坐卧不安。他在家中，一有闲暇，多半是看书或写文章。有时用怪腔调哼诗词，声震全室，我的伯母常常学他以为乐。有时在吃饭时独自微笑，用手在桌上写字，家中人看见了却不以为奇。有时高兴，便把我叫去问些问题，如答不出，先责备一番，如“胡涂”之类之话，再继之以讲解。有天晚上，伯父把我和那秘书叫去，首先问我：“你懂得相对论吗?”我胡乱答了几句，他连连摇头，大笑不止。又问那，那说：“我从未想过这种问题。”他于是乎便对我们大讲起相对论来，讲了数十分钟，问我们懂了没有，我们齐声说懂了。其实恰恰相反，心中不禁暗笑，但伯父脸上已露出满意的神色。如今已无人再来经常的问我问题，而我恐怕从此真要“胡涂”下去了。

两年以来，他大概看过电影和京剧各一二次。他经常的娱乐，便是下象棋。技术虽不精，却是个棋迷，台大的杨司机便是他的惟一棋友。二人下得起劲时，“跳马”“出车”与棋盘砰砰之声，不绝于耳。有时他还在住宅附近的街上，与“摆棋式”的对垒，自然是损兵折将而还。此外他颇喜欢逛旧书店，台北的旧书店老板，多半与他熟识。他每“逛”必“买”，甚至于“赊”，总不空手而回。我伯母养的几只猫也是他解闷的对象，时常抱着它们向它们讲话。有一天他指着怀中的黄花肥猫对我们说：“在我们家中，它是第一胖，我只能算第二。”引得大家发笑。除了这三件事是他闲暇中的娱乐外，所有的时间，是紧张而严肃的。他从未在晚十二点以前休息，一两点就寝是常事，第二天早晨不到八点钟便起来。午觉并不常睡，偶隔三两天，在饭后听到他在房中鼾声大作，便知他是疲倦已极，正在寻觅片刻的休息了。

晚饭以后，正是他与我们谈论天下大事的时候。每值局势不利，他木然而坐，问半天才答一句话。近来局面开朗便笑口常开，有时会自动说出些好消息来。他不肯在“国家”危难之时，离开台湾跑到安全的地方去。去年，他到机场送一位亲戚赴美，临别时那位亲戚随便的对他说：“希望不久能在美国相见。”他立刻正色答道：“我要留在台湾，我是绝对不到美国去的。”弄得这位亲戚很难为情。今年“韩战”爆发不久，他对那秘书说：“前些时局势非常可虑，不过我还镇定，我准备必要时一瓶安眠药作个结束。所幸至今已经有了转机。

关于他的病，三十年在重庆时曾一度危殆，此后病魔一直缠绕着他。他平常只以不吃盐和肉来作抵制，他每餐只吃点不放盐的青菜和米饭，有时还吃些凤梨或柿子。可是这办法不能彻底实行，一来因为校内及校外的集会太多，二来这种淡而无味的食品也实在难以下咽。因此在家中吃饭时，筷子常会伸到我们的菜碗里来，有时还背了伯母去到街上吃馄饨或包子。他平常向不量血压，因怕得知病情后而妨碍工作，他为工作把病撇在脑后。今年春天，血压突然增高，医生亲友无不劝他作长期的休养，但他不听。夏天他又患胆石症，稍见痊愈，便又办起公来。最近因钱教务长赴法，使他更为忙碌。在他去世的前几天的一个晚上，他与杨司机下棋，对杨说：“我作校长将近两年，也该休息了。”谁知竟成谶语。我们也料想到他会因忙碌而有这么一天的，但没有想到竟是这么的快。

穷、忙、愁、病四字，可作伯父近两年也是近十年来的生活写照，但我相信他不会感到丝毫委屈，因为他从来是为国家而忘掉自己的。所遗憾者，恐怕只是与他辛营的学校以及数千亲爱的同事同学分别得太仓促了吧!至于他对子侄辈的慈祥爱护，思之令人心痛。十年飘零，每逢绝境，都是伯父拯救了我。如今也不必说什么感恩报德的话，我只希望今后能遵照他的意志效法他的为人而活下去。我的伯母，是一位方正睿智而有能力的人，我相信，任何艰险我们都能克服的。伯父!您放心的休息吧!

(1950年)

傅乐成(1922—1984年)，山东聊城人。字秀实。傅斯年胞弟斯之子。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9年初赴台湾，在台湾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国通史》、《秦汉史》、《隋唐五代史》等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