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记辜鸿铭》

民国十年十月十三日夜，我的老同学王彦祖先生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先生(Men.Demieville)在他家中吃饭;陪客的有辜鸿铭先生、法国的某先生、徐墀先生和我;还有几位，我记不得了。这一晚的谈话，我的日记里留有一个简单的记载，今天我翻看旧日记，想起辜鸿铭的死，想起那晚上的主人王彦祖也死了，想起十三年之中人事变迁的迅速，我心里颇有不少的感触。所以我根据我的旧日记，用记忆来补充他，写成这篇辜鸿铭的回忆。
辜鸿铭向来是反对我的主张的，曾经用英文在杂志上驳我;有一次为了我在《每周评论》上写的一段短文，他竟对我说，要在法庭控告我。然而在见面时，他对我总很客气。
这一晚他先到了王家，两位法国客人也到了;我进来和他握手时，他对那两位外国客说：Here comes my learned enemy! (我的论敌来了!)大家都笑了。
入座之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弥微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坐在辜疯子和徐癫子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Crazy ku”和“Cranky Hsu”的两个绰号。
一会儿，他对我说：“去年张少轩(张勋)过生日，我送了他一副对子，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盔，’——下联是什么?”我当他是集句的对联，一时想不起好对句，只好问他，“想不出好对句;你对的是什么?”他说：“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我也笑了。
他又问：“你晓得这副对子的意思吗?”我说：“‘菊残犹有傲霜枝’当然是张大帅和您老先生的辫子了。‘擎雨盔’是什么呢?”他说：“是清朝的大帽。”我们又大笑。
他在席上大讲他最得意的安福国会选举时他卖票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听他亲口讲过好几次了，每回他总添上一点新花样，这也是老年人说往事的普通毛病。
安福部当权时，颁布了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本人不必到场，自有人拿文凭去登记投票。据说当时的市价是每张文凭可卖二百元。兜买的人拿了文凭去，还可以变化发财。譬如一张文凭上的姓名是Wu Ting，第一次可报“武定”，第二次可报“丁武”，第三次可报“吴廷”，第四次可说是浙江方言的“丁和”。这样办法，原价二百元的，就可以卖八百元了。
辜鸿铭卖票的故事确是很有风趣的。他说：“某人来运动我投他一票，我说，我的文凭早就丢了。他说：‘谁不认得你老人家?只要你亲自来投票，用不着文凭。’我说：‘人家卖两百块钱一票，我老辜至少要卖五百块。’他说：‘别人两百，你老人家三百。’我说：‘四百块，少一毛钱不来，还得先付现款，不要支票。’他要还价，我叫他滚出去。他只好说：‘四百块钱依您老人家。可是投票时务必请你到场。’
“选举的前一天，他果然把四百块钞票和选举入场券都带来了，还再三叮嘱我明天务必到场。等他走了，我立刻出门，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块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你们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了。两天工夫，钱花光了，我才回北京来。
“他听说我回来了，赶到我家，大骂我无信义。我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个留学生小政客，说：‘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那小子看见我的棍子，真个乖乖地逃出去了。”
说完了这个故事，他回过头来对我说：“你知道，有句俗话：‘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上回听说孔教会要去祭孔子，我编了一首白话诗：

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
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胡先生，我的白话诗好不好?”
一会儿，辜鸿铭指着那两位法国客人大发议论了。他说：“先生们，不要见怪，我要说你们法国人真有点不害羞!怎么把一个文学博士的名誉学位送给某人呢!某先生，你的报上还登出某人的照片来，坐在一张书桌边，桌上堆着一大堆书，题做‘某大总统着书之图’!呃，呃，真羞煞人!我老辜向来佩服你们贵国，——La bellePrance!现在真丢尽了你们的La belle Prance的脸了!你们要是送我老辜一个文学博士，也还不怎样丢人!可怜的班乐卫先生，他把博士学位送给某人，呃!”
那两位法国客人听了老辜的话，都很感觉不安，那位什么报的主笔尤其脸红耳赤，他不好不替他的政府辩护一两句。辜鸿铭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
“你别说了。有一个时候，我老辜得意的时候，你每天来看我，我开口说一句话，你就说：‘辜先生，您等一等。’你就连忙摸出铅笔和笔记本子来，我说一句，你记一句，一个字也不肯放过。现在我老辜倒楣了，你的影子也不上我门上来了。”
那位法国记者，脸上更红了。我们的主人，便觉得空气太紧张了，只好提议，大家散坐。
上文说起辜鸿铭有一次要上法庭控告我，这件事我也应该补叙一笔。
在民国八年八月间，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三期登出了一段随感录：
[辜鸿铭]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当初辜鸿铭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戴着假发结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这段话是高尔谦先生告诉我的，我深信高尔谦先生不说谎话，所以我登在报上。那一期出版的一天，是一个星期日，我在北京西车站同一个朋友吃晚饭。我忽然看见辜鸿铭先生同七八个人也在那里吃饭，我身边恰好带了一张《每周评论》，我就走过去，把报送给辜先生看。他看了一遍，对我说：“这段记事不很确实。我告诉你我剪辫子的故事。我的父亲送我出洋时，把我托给一位苏格兰教士，请他照顾我。但他对我说：‘现在我完全托了某先生，你什么事都应该听他的话。只有两件事我要叮嘱你：第一，你不可进耶稣教;第二，你不可剪辫子。’我到了苏格兰，跟着我的保护人，过了许多时。每天出门，街上小孩子总跟着我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我想着父亲的教训，忍着侮辱，终不敢剪辫。那个冬天，我的保护人往伦敦去了，有一天晚上我去拜望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很顽皮，拿起我的辫子来赏玩，说中国人的头发真黑得可爱。我说：‘我就把辫子剪下来送给你。’她笑了;我就借了一把剪刀，把我的辫子剪下来送了给她。
“这是我最初剪辫子的故事。可是拜万寿，我从来没有不拜的。”他说时指着同座的几个老头子，“这几位都是我的老同事。你问他们，我可曾不拜万寿牌位?”
我向他道歉，仍回到我们的桌上。我远远的望见他把我的报纸传给同座客人看。我们吃完了饭，我因为身边只带了这一份报，就走过去向他讨回那张报纸。大概那班人说了一些挑拨的话，辜鸿铭站起来，把那张《每周评论》折成几叠，向衣袋里一插，正色对我说：“密斯忒胡，你在报上毁谤了我，你要在报上正式向我道歉。你若不道歉，我要向法庭控告你。”
我忍不住笑了。我说：“辜先生，你说的话是开我玩笑，还是恐吓我?你要是恐吓我，请你先去告状;我要等法庭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我说了，点点头，就走了。
后来他并没有实行他的恐吓。大半年后，有一次他见着我，我说：“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他正色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