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绝代的学者》

我知道槟城这个名字，还是因为辜鸿铭曾经告诉我他生在南洋的槟城，这可是多年前的事了。以后听人讲到槟城，我就想起那个二十世纪初期的奇才兼学者，他不但精通六七国语言文字(中、英、德、法、日、梵、马来)，能说能写一样的流利，对于东西文学哲学政治研究的渊博透彻，也是前无古人可与颉颃的。远在三十多年前，他住在北京东城一座寒素的四合院房子，每日不知有多少国际名流学者亲造他的“寒舍”(辜说这是炉火不温之谓)，听他讽刺讥笑，若不服气，与他辩论，大都逼得面红耳赤，还得赔笑拉手，尽礼而逃。否则那拖着小辫子的老书生绝不肯饶，尤其是对客从西方来的。他的雄辩，势如雨后江河，滔滔流不绝的;若无法截住，它会毫不留情地决堤溃岸，当之者不遭灭顶不得解脱。英国大文豪毛根^①、日本的芥川龙之介都曾尝过此味。

“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了，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还多几册吧?”我曾听一个父执说他听见几个西方学者说过类乎这样的话。难怪那时北京有人说：“庚子赔款以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

辜鸿铭是我父亲一个老朋友^①。他那时住在我们家对面一条小街叫椿树胡同的。每隔一两天他就同庆宽伯(即收藏七百丁敬身石印的松月居士)，或梁崧生伯来我们家聊天吃饭，常到夜深才走。他们谈的话真是广泛，上下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没个完。庆宽伯曾任前清内务府总管三四十年，无论讲到什么，他都可以原原本本、头头是道地讲一大篇。他的收藏也是无所不有，我最喜欢他养的白孔雀及北京小狗，常央求父亲带我去他家。梁崧生伯曾经驻节海外多年，他住过的国家，最冷的是俄国，最热的是印度。他口才不若辜伯流利，但是大家争论起来，只须梁伯冷冷的说一句话，辜伯就偃旗息鼓地静下来了。

有一回辜伯不知因为梁伯说了他什么话，他与梁伯同来，未等坐下，即把手中的一本英文书递与我的堂兄，他说，“我要你听听我背得出《失乐园》背不出。梁伯说我吹牛。孔夫子说过‘当仁不让’，讲到学问，我是主张一分一厘都不该让的。”

说完，他就滔滔不绝地背，我挨着堂兄指着的行看(我的英文那时只认得字母)，他真的把上千行的弥尔顿的《失乐园》完全背诵出来，一字没有错。这时他的眼像猫儿眼宝石那样闪耀光彩，望着他，使人佩服得要给他磕一个头。后来似乎他还要背别的书，去堵崧生伯的嘴，父亲连忙说好说歹，把话题转移他的阵线方罢。

那时我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亚洲，什么是欧洲，更不知道还有中东远东了。我有一本《天方夜谭》译本，很喜欢那里的故事，就拉着辜伯问他讲些那地方的故事，我想他一定去过的。辜说没有去过，我就说：

“辜伯伯，我知道你什么国都去过，你想瞒我可不成。”

“我若生在《天方夜谭》那个世界就好了!”辜伯叹口长气，“我可以给他们讲上三千个中国故事呢。”他转头向父亲说：“我正想刻一个图章，同康长素(即康有为)的周游三十六国比一比，看谁的棒(了不得之意)!我要印上我一生的履历，像：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你看好不好?”

他一面说一面拿桌上的笔写下来。(注：康有为曾将他的曾游三十国的图章，常印在他的字幅上。辜之原配是日本人。)

我问他哪里是南洋，他告诉我，他是生在南洋的槟榔屿，“那是出产槟榔的小岛，可是有高山，有大海，风景好得很呢。”

过了些时，我读了英文，他对父亲说：“学英文最好像英国人教孩子一样地学，他们从小都学会背诵儿歌，稍大一点就教背诗背圣经，像中国人教孩子背《四书》、《五经》一样。”

他叫我次日到他家，他要找书教我背。我没有书，他就从他尘封的书架中掏出几本诗集来，第一天就教我背两首。我对背书，向来很快，也许是我们家塾先生训练过我，得了一点背书经验，不一会我就会背那两首诗了。辜伯很高兴，叫我把书拿回家，又教我读了三首，要我下次来背。可惜他那里天天有客来访，来的客又常不肯走，我只好耐烦等候。那短短的一年，对我学英文的基础确放了几块扎实的石头;学诗，也多少给我一点健康的启蒙。

也是那时候，梁伯告诉我们辜伯早年曾与世界文豪托尔斯泰通信讨论东西文化，托氏回过他好几封长信，那是很难得的;可惜我那时的英文太浅，年纪太幼，信是看见了，一点不懂!

辜伯因我的请求也给我看那个俄国沙皇因他做通译员做得好，格外把一个自用的镶宝石的金表赏赐他。这两件事都是不世的遭遇，都聚集在辜伯一人，在中国那时，只有他一人，有此光荣吧。我是多么后悔当初懂不得读那些信，似乎他的家人也不会珍视这些名贵的遗产，听说他归道山后，家中书物也随子女妻妾四散了!

我到槟城前后，曾打听过一些朋友辜鸿铭出生的地方，想去吊望一下，只是没有人能告诉我。这时我方知道他在槟城的声望，远不如北京;在中国人方面，远不如在西方人方面的隆重。

想到这绝代的学者，(虽留下几本着作)竟尔无声无臭与草木同腐了，心下未免怆然，但想起他说的“槟城，有高山，有大海，风景好得很呢”。清清楚楚的一如昨日，我忽然渴望一游槟城。

(1960年)

(节选自《记我所知道的槟城》，题目为选编者所加)

凌叔华(1900—1990年)，广东番禺人。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27年与陈源(西滢)结婚，旋赴日本留学。后随陈源在武汉大学任教，抗战时期在四川任燕京大学教授。1946年，陈源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代表，遂同赴巴黎，后定居伦敦。在欧美东南亚多次举行个人画展及藏画展，被称为“中国传统古画的真正代表”。着有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孩》，散文集《爱山庐梦影》等，儿童文学《哥俩儿》，自传《古韵》，被称为三十年代的“新闺秀派”。短篇小说《绣枕》曾为鲁迅收入《新文学大系》。1989年结束43年海外生活返京，1990年病逝于北京石景山医院。